神马文学网媒介教育在符号学意义下的读解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04:16:40
2006-8-25 7:43:06
王永亮 常昕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众传播学与符号学联姻的实现，使媒介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范式――“表征范式”。表征范式强调大众所接触到的媒介内容是原始概念和经验符号化的过程中构建出来的某种东西，是一种媒介符号表征，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媒介表征来认知这个世界的。于是，这种新范式对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多向度的规定性：媒介教育需要引导大众建立对信息批判的反应模式，成为大众斩获媒介思想的主渠道；在尊重每位受众的同时注意加强受众的媒介道德教育，提高其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另外，在媒介帝国主义的冲击下，我国媒介教育结合自身语境从事本土化经营日益呈现出必行之势。
【关键词】：媒介教育、符号学、符号、表征范式、多向度的规定性
媒介教育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在英国被称为”media education”，在美国被称为”media literacy education”。媒介教育将媒体素养视为每位公民都应具备的能力，包括了对媒介信息的近用(access)，分析(analyze)及制作(produce)的能力，且强调公民的媒体素养能力不仅涵盖了传统的印刷媒体(print media)，同时也包括了各类新兴的电子媒体(electronic media)。1970年后，受符号学(Semiotics)及文化霸权论(Cultural Hegemony)观点的影响，媒体被视作符号的制造者(symbolic system)以及文化的再现者(representational system)，少数人的思想，借助媒体的传递悄然演化为整体社会的意识形态(ideology)。[1]
符号学之于媒介教育――一种范式的转变
现代符号学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四个方面：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美国哲学家皮尔士的符号论思想、现代逻辑学、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符号学的研究融进了语言学、逻辑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并应用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符号学既是一种批判研究的洞察力，又是一种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学完全可以作为检验我们的宇宙以及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方式的一种架构。”[2]
符号学的中心概念是符号（symbol、sign），符号是可以指代其他东西的事物，即我们能够用以进行抽象的某种方法。而作为媒介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表征”是符号以下三方面功能的体现和外化：其一，符号具有表现概念的功能。符号表现概念的活动能够表达出一定的意义，使人产生联想，是人类智力的开端。其二，符号的标示功能使其传达出一种概念并进一步延及到任何一种与这个概念相符合的具体事物。如“男人”这个符号，它传达的是某种关于男人的概念，但又可以进而标示出任何一个符合“男人”概念的具体存在物，即任何一个具体的男人符号。其三，符号又具备将经验构造成某种形象性东西的功能，即通过符号化（symbolization）的过程，赋予经验以形式的功能。[3]
正基于此，大众传播学与符号学联姻的实现，使媒介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范式――表征范式。在媒介上出现的任何内容都是符号的一种建构，是原始概念和经验符号化的过程，而不是事物本身。比如，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关于美伊战争的报道，无论是平面文字、有声语言还是画面、图片，我们所能看到的都只是一些符号，而不是事件本身。它是人们主动地摄取外来刺激，并通过思维赋之以形式，将之符号化了的。进一步讲，我们视听到的这些事件又是一种媒介化了的（mediated）事件。媒介化（mediation）这一概念告诉我们，我们通常所接触到的媒介内容都只是一种表征，它们是加工过的、用符号构建的某种东西，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媒介表征来认知这个世界。这也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媒介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它所处理的任何事物。”[4]媒介是象征或符号的体系，不承认这一原则，所有的媒介教育问题都无从谈起。
表征范式对媒介素养教育多向度的规定性
1、 引导大众自主介入媒介生活，建立对信息批判的反应模式。
从教育实践看，媒介教育对提高个体公民的媒介素养是极为有效的。它帮助人们在五花八门的信息社会里，拥有自主处理信息的能力。所谓自主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指各类公民在积极介入媒介、参予社会生活的自主意识下，“有能力去分辨、选择、评估媒介及其内容，进而透过理性的思考与对话，去影响、促进媒体维护信息透明与公正，不断提高和改善媒体对信息内容的表达方式，共同促进传媒及其环境的良性发展与进步。”[5]
“一个具媒体素养的个人，不是被动地接收媒介讯息，而是能自生活文化(culture)、政治、经济等因素，以及媒介讯息背后隐藏的意识型态、掌控权、广告等等因素间，发展出自主性的解读。”[6]而在“表征范式”统领下的媒介教育，其主旨正是“试图解构这些隐藏在媒介信息背后的机制”，[7]培养大众对各种信息符号和媒介表征（media representations）的分析能力与批判能力；让媒介教育对象认识到耳闻目睹的媒介内容并不全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是由许多因素相互渗透、碰撞的结果，是通过符号建构出来的“真实”，是一种媒介表征。只不过由于我们通常通过媒介来认识和了解周围世界，根据各种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构建出关于这个世界的图像，故而各种各样的媒介表征向我们提供信息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我们对事实的判断，塑造着我们对世界的态度与看法。
2、成为大众斩获媒介思想的主渠道。
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帮助大众形成对媒介性质和功能的正确认识。在信息社会里，认识媒介将会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所谓“正确”，意味着较完整和较客观地评价媒介的性质、功能和局限。媒介提供的所有信息是一定的媒介传播体制运转的结果，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不是为某一个个体特别设置的。因此，当我们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时，首先要在对媒介认识的基础上，发现信息对自己或对社会的意义。一个成熟的受众总能从容地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因为他有一种思想的过滤能力，运用这种能力可以有效地处理信息，从信息中获得真正的益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思想就没有信息。
首先，是把大众媒介中常用的编码与解码的规则教授给媒介的参与者和使用者，并进一步告诉大众“在信息生产意义与读解意义中所采用的那些规则都会受到文化的制约，这样一来，媒介产品的意义就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来孤立地理解。”[8]
在符号学看来，几乎所有的传播都包含了符号和符码两种要素。符号作为一种表现概念和情感的表象，是表达信息含蕴的基本元素。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看到的不是单个的符号，而是一套套有组织的符号系统――符码（codes），比如我们在书上所看到的一句话便是由许多单个的词语符号按一定的语法规则组织起来的。所以，在媒介信息的意义流通之前，先要将原始事件编码成具体符号。这些符合既包括一种明确的意义层次——信息发源地的事实、音响、影像的再现，同时，由于媒介表征是意识的载体，意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阶级和阶层的烙印，这就使得信息符号又包含了一种隐在的意义层次——媒体的立场以及传播的目的。“隐在的意义层次往往是意识形态话语介入最活跃的层次。”[9]一方面，大众媒介在政治及社会文化层面上利用编码和解码的规则制造着各种各样的神话，宣扬符合本阶层利益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大多数媒介都难逃商品大潮的充斥而成为商业产品，媒介信息也因此承载着强烈的商业动机。这样，经过编码的媒介信息文本就是一个多义而开放的系统，面向受众的读解，即受众对其中的意义进行解码的过程。“我们藉以了解社会形貌的信息往往掺杂了许多的政治与商业的力量。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要让学习者知道节目时段、内容安排、收视率、广告对象、市场利益是如何运作的。媒介素养教育也包含所有权、控制以及相关议题的探讨。”[10]
其次，应使媒介教育的享受者对不同媒介所使用的符号特质与形式特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媒介信息的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传达同一种内容，每种媒介都有独特的美学形式与表现逻辑：音乐通过乐音符号的运动形式；电影以梦的方式创造出一种虚幻的现在；而新闻作品通过文字符号、声音符码或线条色彩符号组成的画面符码表征某种意义和实在。掌握不同媒介和艺术形式的不同符合表征或经验形象，能让我们更深入地读解媒介信息的意义，并方便我们运用这些信息。
媒介素养教育不单要让大众了解媒介文本，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欣赏每种媒体独特的美学形式。一般受众需要加强这种审美教育以争取更深广意义上的解码获得，媒介信息的发布者同样应该磨炼自己对媒介符合特质的敏感性和应用的灵活性，从而在编码过程中体现出本媒体的传播特点和表征优势。
3、抬升受众的媒介道德水平，提高其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大众传媒中经常存在着负面信息，即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的非法信息、有害信息、无用信息或计算机病毒信息等。媒介素养教育要不断地列举并评论这些负面信息，以提高受众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
2000年，上海团市委在《2000上海青年发展报告——传媒力量与当代青年》的报告中专门研究了青年的媒介素养问题，并且采用了定量方法得出结论：青年“对媒体的理性认识有所欠缺；对媒介道德的认识不足”。在测试受访者媒介素养的量表中，态度和标准差别最大的四个问题中有两个同媒介道德直接相关，一是对“访问色情网站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37.2%表示“很同意”或“基本同意”，31.0%表示“不太同意”或“不同意”，表示“说不清楚”的有30.0%，另有1.8%未明确表态。二是对“网络黑客是否值得羡慕”，有53.3%的青年持否定态度，有16.3%的青年赞成这一观点，30.4%的青年未明确表态或是回避问题。[11] 这个调查结果一方面体现出青年思想观念呈多元化态势，另一方面又说明青年群体在对待色情信息和网络黑客的问题上，没有比较统一的价值标准和态度取向。许多人对网络黑客不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加以审视，而是从纯技术的角度予以默许。媒介道德问题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道德问题，是媒介技术高度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传统媒介的主动传播性使它有能力将主流的、集体认同的道德内容和形态通过媒介传递给处于被动地位的受众，受众依赖于这种道德环境方能获取有效信息；而网络的交互主体性则为受众解除了这层“依赖”，它推动了“依赖性道德向自主型道德的转变”。[12]受众在网络世界的道德取向完全是自主自觉的。有的人能够做到“慎独”，能够在自由的境地中锁闭本质力量中丑恶的一面，向善向美而为；但有的人却“自觉”地开启“潘多拉的盒子”，尽将心灵的丑恶展现于网络。后一种人所携带的败坏的网络道德即与前一种人苦苦经营的良心与崇高对立存在，成为人类媒介审美理想追求道路上需要荡涤的尘埃。
“如果没有道德观念的发展，对于有修养准备的人是崇高的东西，对无这样的人却是可怕的。”[13]有道德的破坏者就必然会有不辱使命的道德捍卫者与之为逆，维护大众追求理想的权力。当下的媒介教育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就是如何规范教育对象道德判断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规定性。这同时也涉及到媒介参与者在媒介的表征符号之下作出何种利益取舍的问题：有些媒介呈现出来的“真实”是基于本国、本民族甚至是本阶层、本集团利益的，有可能是与现实真实，与他国、他民族绝大多数“非我”的利益相冲突的，甚至是与媒介传播规律和人类道德有悖的。此时，媒介行为的操作者何去何从将会引发他在良心上的拷问甚至是命运的权衡。
4、尊重每位受众，使其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帮助自己成长与进步。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
受众诠释和接受媒介信息意义的能力与程度不一，也即在解码的程度上因人而异。这是由于“人们在接受任何事物时总是以自己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为基础，这种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我们将其定义为意识的‘先结构’”。[14]人类意识的这种“先结构”由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文化艺术修养、审美能力、生活经验、思想感情等诸多内在因素构成。由于这些内在因素的不一致，“先结构”也从属于这些不一致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这一事实导致的一个直接文化信息的接受现象，就是对文化信息的接受效果有明显的差异。受众在对媒介所释放的信息进行解码、评价和接受时，要在自己的“先结构”的引领下对信息进行一种价值观上的审美观照，以一种审视的态度去追问信息是站在何种立场，代表了哪一种导向，维护了哪个阶层的利益，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它更多是一种主观的评判，其核心是对于对与错的认定及对信息的公正性及客观性的判断，并可以进一步上升为对信息所隐含的世界观的透视。”[15]正是因为不同的受众对所获媒介事实进行着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解码和审美接受，媒介信息才会呈现出张力，媒介自身也因此获得深度、广度和厚度上的不断开探。
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尊重每位受众的观点。一来媒体可以在与广大受众的交互作用中获得生命力的源泉；二来受众在此过程中了解到自己的需求，并学会利用媒介满足自己的需求，帮助和促进自己向上向前的发展。
5、我国媒介教育本土化势在必行。
一方面，我国的媒介教育需要自己的语境和根本。各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开展的程度及所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因而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格局，这正如马斯特曼所指出：“在每一次媒介教师的国际集会上，每一个人重新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必须树立观念，不是单数的媒介教育，而是复数形式的、多种多样的媒介教育。”[16]
每个媒介教育对象都有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系统，他们对媒介教育的认识应该提升到一种社会文化层面、民族气质层面上来。也就是说，他们在分析媒介教育一般意义上的纯粹文本的同时，也应该将媒介信息生产和接受的特殊性容纳进来，从而使媒介教育印合到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即所在国的国情之中。“象任何其他种类的教育一样，或者象任何社会建制一样，媒介教育无法在孤立的情况下得到充分的研究，比如离开了更宽广的历史、文化、经济、法律、民族、政治及社会背景，它正是在这些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并且还在起着作用。”[17]注意并加强媒介教育的本土化问题是我国的媒介教育能够迈开步伐、笃行向前的重要保证。生搬硬套西方媒介教育的成功思路和既存经验不是良方，抛弃中国特殊国情的媒介教育必将贻误绽放生机的大好春光。
另一方面，与打造特色化的媒介教育相适，我们更应警惕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媒介来建立一种媒介帝国主义或曰文化帝国主义。
今天，世界范围内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和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态势得到了无可比拟的拓展和加强，尤其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麦克卢汉当年所预言的“地球村”正在得以实现。我国的传媒产业在此宏阔背景下得到了征显力量和特色的空间，但与此同时，国外资本向我国新闻传媒业的渗入，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民众的影响以及境外文化向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都带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传媒产业以许多新的压力和挑战。通过媒介来争夺话语领导权的斗争更显得突出，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经常利用媒介来散布不实之辞和攻击性言论，比如，我国学者早已通过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揭示了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过程，并且他们在国际上也通过自己所控制的媒介霸权大力散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因而，传授给教育对象在信息时代获取、分析与传播信息的能力，仅仅是我国的媒介教育一方面的任务，培养其为合格的公民即具有时代忧患意识、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体应该是媒介教育更高层次的一种需要。而且，强化学生对媒介霸权的警惕性，使之意识到媒介帝国主义危害性和我国媒介产业独立发展重要性的教育也是我国媒介教育本土化所要求的一个方面。
参考资料：
[1]、 [6] 陈启英《媒体素养教育—E世代之新公民教育》 载于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04年第1期
[2] J.裴特斯：《符号学：一种批评的研究范式》，转引自J.迪利：《符号学引论》，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2年英文版，第87页
[3] 吴风《艺术符号美学――苏姗.朗格美学思想研究》P.51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4月版）
[4] Graeme Burton,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2nd edn., Arnold, 1997, P.64 转引自蔡骐《论大众文化与媒介教育的范式变迁》 （传媒学术网 2004-03-12）
[5] 戴永明 蒋宏《媒介“封杀”与公民媒介素养》 （《新闻记者》2004年第5期）
[7]、[10]、[14] 张冠文 于 健 《浅论媒介素养教育》 （《中国远程教育月刊》2003年7月）
[8] 蔡骐《论大众文化与媒介教育的范式变迁》 （传媒学术网2004-03-12）
[9] 蔡骐 谢莹《文化研究视野中的传媒研究》 （传媒学术网2004-03-22）
[11]《2000上海青年发展报告》 http：／／www.why. com. cn／zuzhizhuanqu／yanjiu／5. htm
[12] 刘焱、王淑惠、应寅锋《网络传播环境下的道德建设》（《网络传播研究》）
[13] 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9节，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第3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 蔡骐《论媒介认知能力的建构与发展》 （传媒学术网2004-03-12）
[16] Len Masterman, “Media Education Worldwide: Objects, Values and Superhighways”, In Media Development, 2/1995, P.6 转引自蔡骐《论媒介认知能力的建构与发展》 传媒学术网2004-03-12）
[17] James D. Halloran, “Medi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Search of a Sound Bas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s”, In Media Development, 2/1995, P.10 转引自蔡骐《论媒介认知能力的建构与发展》 （传媒学术网2004-03-12）
来源：传媒学术网
王永亮 常昕
【内容提要】：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众传播学与符号学联姻的实现，使媒介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范式――“表征范式”。表征范式强调大众所接触到的媒介内容是原始概念和经验符号化的过程中构建出来的某种东西，是一种媒介符号表征，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媒介表征来认知这个世界的。于是，这种新范式对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多向度的规定性：媒介教育需要引导大众建立对信息批判的反应模式，成为大众斩获媒介思想的主渠道；在尊重每位受众的同时注意加强受众的媒介道德教育，提高其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另外，在媒介帝国主义的冲击下，我国媒介教育结合自身语境从事本土化经营日益呈现出必行之势。
【关键词】：媒介教育、符号学、符号、表征范式、多向度的规定性
媒介教育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在英国被称为”media education”，在美国被称为”media literacy education”。媒介教育将媒体素养视为每位公民都应具备的能力，包括了对媒介信息的近用(access)，分析(analyze)及制作(produce)的能力，且强调公民的媒体素养能力不仅涵盖了传统的印刷媒体(print media)，同时也包括了各类新兴的电子媒体(electronic media)。1970年后，受符号学(Semiotics)及文化霸权论(Cultural Hegemony)观点的影响，媒体被视作符号的制造者(symbolic system)以及文化的再现者(representational system)，少数人的思想，借助媒体的传递悄然演化为整体社会的意识形态(ideology)。[1]
符号学之于媒介教育――一种范式的转变
现代符号学的理论来源主要是四个方面：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美国哲学家皮尔士的符号论思想、现代逻辑学、德国哲学家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符号学的研究融进了语言学、逻辑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生物学以及传播学和信息科学的方法和研究成果，并应用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符号学既是一种批判研究的洞察力，又是一种方法论。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学完全可以作为检验我们的宇宙以及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方式的一种架构。”[2]
符号学的中心概念是符号（symbol、sign），符号是可以指代其他东西的事物，即我们能够用以进行抽象的某种方法。而作为媒介分析的一个核心概念，“表征”是符号以下三方面功能的体现和外化：其一，符号具有表现概念的功能。符号表现概念的活动能够表达出一定的意义，使人产生联想，是人类智力的开端。其二，符号的标示功能使其传达出一种概念并进一步延及到任何一种与这个概念相符合的具体事物。如“男人”这个符号，它传达的是某种关于男人的概念，但又可以进而标示出任何一个符合“男人”概念的具体存在物，即任何一个具体的男人符号。其三，符号又具备将经验构造成某种形象性东西的功能，即通过符号化（symbolization）的过程，赋予经验以形式的功能。[3]
正基于此，大众传播学与符号学联姻的实现，使媒介教育获得了一种新的范式――表征范式。在媒介上出现的任何内容都是符号的一种建构，是原始概念和经验符号化的过程，而不是事物本身。比如，我们在电视或报纸上看到关于美伊战争的报道，无论是平面文字、有声语言还是画面、图片，我们所能看到的都只是一些符号，而不是事件本身。它是人们主动地摄取外来刺激，并通过思维赋之以形式，将之符号化了的。进一步讲，我们视听到的这些事件又是一种媒介化了的（mediated）事件。媒介化（mediation）这一概念告诉我们，我们通常所接触到的媒介内容都只是一种表征，它们是加工过的、用符号构建的某种东西，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些媒介表征来认知这个世界。这也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媒介不可避免地改变着它所处理的任何事物。”[4]媒介是象征或符号的体系，不承认这一原则，所有的媒介教育问题都无从谈起。
表征范式对媒介素养教育多向度的规定性
1、 引导大众自主介入媒介生活，建立对信息批判的反应模式。
从教育实践看，媒介教育对提高个体公民的媒介素养是极为有效的。它帮助人们在五花八门的信息社会里，拥有自主处理信息的能力。所谓自主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指各类公民在积极介入媒介、参予社会生活的自主意识下，“有能力去分辨、选择、评估媒介及其内容，进而透过理性的思考与对话，去影响、促进媒体维护信息透明与公正，不断提高和改善媒体对信息内容的表达方式，共同促进传媒及其环境的良性发展与进步。”[5]
“一个具媒体素养的个人，不是被动地接收媒介讯息，而是能自生活文化(culture)、政治、经济等因素，以及媒介讯息背后隐藏的意识型态、掌控权、广告等等因素间，发展出自主性的解读。”[6]而在“表征范式”统领下的媒介教育，其主旨正是“试图解构这些隐藏在媒介信息背后的机制”，[7]培养大众对各种信息符号和媒介表征（media representations）的分析能力与批判能力；让媒介教育对象认识到耳闻目睹的媒介内容并不全是对客观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是由许多因素相互渗透、碰撞的结果，是通过符号建构出来的“真实”，是一种媒介表征。只不过由于我们通常通过媒介来认识和了解周围世界，根据各种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构建出关于这个世界的图像，故而各种各样的媒介表征向我们提供信息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我们对事实的判断，塑造着我们对世界的态度与看法。
2、成为大众斩获媒介思想的主渠道。
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帮助大众形成对媒介性质和功能的正确认识。在信息社会里，认识媒介将会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之一。所谓“正确”，意味着较完整和较客观地评价媒介的性质、功能和局限。媒介提供的所有信息是一定的媒介传播体制运转的结果，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不是为某一个个体特别设置的。因此，当我们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时，首先要在对媒介认识的基础上，发现信息对自己或对社会的意义。一个成熟的受众总能从容地面对汹涌而来的信息，因为他有一种思想的过滤能力，运用这种能力可以有效地处理信息，从信息中获得真正的益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思想就没有信息。
首先，是把大众媒介中常用的编码与解码的规则教授给媒介的参与者和使用者，并进一步告诉大众“在信息生产意义与读解意义中所采用的那些规则都会受到文化的制约，这样一来，媒介产品的意义就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来孤立地理解。”[8]
在符号学看来，几乎所有的传播都包含了符号和符码两种要素。符号作为一种表现概念和情感的表象，是表达信息含蕴的基本元素。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看到的不是单个的符号，而是一套套有组织的符号系统――符码（codes），比如我们在书上所看到的一句话便是由许多单个的词语符号按一定的语法规则组织起来的。所以，在媒介信息的意义流通之前，先要将原始事件编码成具体符号。这些符合既包括一种明确的意义层次——信息发源地的事实、音响、影像的再现，同时，由于媒介表征是意识的载体，意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国家、阶级和阶层的烙印，这就使得信息符号又包含了一种隐在的意义层次——媒体的立场以及传播的目的。“隐在的意义层次往往是意识形态话语介入最活跃的层次。”[9]一方面，大众媒介在政治及社会文化层面上利用编码和解码的规则制造着各种各样的神话，宣扬符合本阶层利益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和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大多数媒介都难逃商品大潮的充斥而成为商业产品，媒介信息也因此承载着强烈的商业动机。这样，经过编码的媒介信息文本就是一个多义而开放的系统，面向受众的读解，即受众对其中的意义进行解码的过程。“我们藉以了解社会形貌的信息往往掺杂了许多的政治与商业的力量。媒介素养教育就是要让学习者知道节目时段、内容安排、收视率、广告对象、市场利益是如何运作的。媒介素养教育也包含所有权、控制以及相关议题的探讨。”[10]
其次，应使媒介教育的享受者对不同媒介所使用的符号特质与形式特质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媒介信息的形式与内容密不可分，传达同一种内容，每种媒介都有独特的美学形式与表现逻辑：音乐通过乐音符号的运动形式；电影以梦的方式创造出一种虚幻的现在；而新闻作品通过文字符号、声音符码或线条色彩符号组成的画面符码表征某种意义和实在。掌握不同媒介和艺术形式的不同符合表征或经验形象，能让我们更深入地读解媒介信息的意义，并方便我们运用这些信息。
媒介素养教育不单要让大众了解媒介文本，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欣赏每种媒体独特的美学形式。一般受众需要加强这种审美教育以争取更深广意义上的解码获得，媒介信息的发布者同样应该磨炼自己对媒介符合特质的敏感性和应用的灵活性，从而在编码过程中体现出本媒体的传播特点和表征优势。
3、抬升受众的媒介道德水平，提高其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大众传媒中经常存在着负面信息，即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的非法信息、有害信息、无用信息或计算机病毒信息等。媒介素养教育要不断地列举并评论这些负面信息，以提高受众对负面信息的免疫能力。
2000年，上海团市委在《2000上海青年发展报告——传媒力量与当代青年》的报告中专门研究了青年的媒介素养问题，并且采用了定量方法得出结论：青年“对媒体的理性认识有所欠缺；对媒介道德的认识不足”。在测试受访者媒介素养的量表中，态度和标准差别最大的四个问题中有两个同媒介道德直接相关，一是对“访问色情网站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情”，37.2%表示“很同意”或“基本同意”，31.0%表示“不太同意”或“不同意”，表示“说不清楚”的有30.0%，另有1.8%未明确表态。二是对“网络黑客是否值得羡慕”，有53.3%的青年持否定态度，有16.3%的青年赞成这一观点，30.4%的青年未明确表态或是回避问题。[11] 这个调查结果一方面体现出青年思想观念呈多元化态势，另一方面又说明青年群体在对待色情信息和网络黑客的问题上，没有比较统一的价值标准和态度取向。许多人对网络黑客不是从道德伦理的角度加以审视，而是从纯技术的角度予以默许。媒介道德问题是一种特殊形态的道德问题，是媒介技术高度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传统媒介的主动传播性使它有能力将主流的、集体认同的道德内容和形态通过媒介传递给处于被动地位的受众，受众依赖于这种道德环境方能获取有效信息；而网络的交互主体性则为受众解除了这层“依赖”，它推动了“依赖性道德向自主型道德的转变”。[12]受众在网络世界的道德取向完全是自主自觉的。有的人能够做到“慎独”，能够在自由的境地中锁闭本质力量中丑恶的一面，向善向美而为；但有的人却“自觉”地开启“潘多拉的盒子”，尽将心灵的丑恶展现于网络。后一种人所携带的败坏的网络道德即与前一种人苦苦经营的良心与崇高对立存在，成为人类媒介审美理想追求道路上需要荡涤的尘埃。
“如果没有道德观念的发展，对于有修养准备的人是崇高的东西，对无这样的人却是可怕的。”[13]有道德的破坏者就必然会有不辱使命的道德捍卫者与之为逆，维护大众追求理想的权力。当下的媒介教育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就是如何规范教育对象道德判断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规定性。这同时也涉及到媒介参与者在媒介的表征符号之下作出何种利益取舍的问题：有些媒介呈现出来的“真实”是基于本国、本民族甚至是本阶层、本集团利益的，有可能是与现实真实，与他国、他民族绝大多数“非我”的利益相冲突的，甚至是与媒介传播规律和人类道德有悖的。此时，媒介行为的操作者何去何从将会引发他在良心上的拷问甚至是命运的权衡。
4、尊重每位受众，使其有效地利用大众传媒帮助自己成长与进步。这是媒介素养教育的根本目的所在。
受众诠释和接受媒介信息意义的能力与程度不一，也即在解码的程度上因人而异。这是由于“人们在接受任何事物时总是以自己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为基础，这种先有、先见、先把握的东西，我们将其定义为意识的‘先结构’”。[14]人类意识的这种“先结构”由社会历史文化传统、文化艺术修养、审美能力、生活经验、思想感情等诸多内在因素构成。由于这些内在因素的不一致，“先结构”也从属于这些不一致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而这一事实导致的一个直接文化信息的接受现象，就是对文化信息的接受效果有明显的差异。受众在对媒介所释放的信息进行解码、评价和接受时，要在自己的“先结构”的引领下对信息进行一种价值观上的审美观照，以一种审视的态度去追问信息是站在何种立场，代表了哪一种导向，维护了哪个阶层的利益，体现了一种什么样的价值标准，“它更多是一种主观的评判，其核心是对于对与错的认定及对信息的公正性及客观性的判断，并可以进一步上升为对信息所隐含的世界观的透视。”[15]正是因为不同的受众对所获媒介事实进行着不同方向、不同程度的解码和审美接受，媒介信息才会呈现出张力，媒介自身也因此获得深度、广度和厚度上的不断开探。
媒介素养教育应该尊重每位受众的观点。一来媒体可以在与广大受众的交互作用中获得生命力的源泉；二来受众在此过程中了解到自己的需求，并学会利用媒介满足自己的需求，帮助和促进自己向上向前的发展。
5、我国媒介教育本土化势在必行。
一方面，我国的媒介教育需要自己的语境和根本。各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开展的程度及所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因而形成了多元并存的格局，这正如马斯特曼所指出：“在每一次媒介教师的国际集会上，每一个人重新学习的第一课就是，必须树立观念，不是单数的媒介教育，而是复数形式的、多种多样的媒介教育。”[16]
每个媒介教育对象都有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系统，他们对媒介教育的认识应该提升到一种社会文化层面、民族气质层面上来。也就是说，他们在分析媒介教育一般意义上的纯粹文本的同时，也应该将媒介信息生产和接受的特殊性容纳进来，从而使媒介教育印合到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即所在国的国情之中。“象任何其他种类的教育一样，或者象任何社会建制一样，媒介教育无法在孤立的情况下得到充分的研究，比如离开了更宽广的历史、文化、经济、法律、民族、政治及社会背景，它正是在这些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并且还在起着作用。”[17]注意并加强媒介教育的本土化问题是我国的媒介教育能够迈开步伐、笃行向前的重要保证。生搬硬套西方媒介教育的成功思路和既存经验不是良方，抛弃中国特殊国情的媒介教育必将贻误绽放生机的大好春光。
另一方面，与打造特色化的媒介教育相适，我们更应警惕一些西方国家通过媒介来建立一种媒介帝国主义或曰文化帝国主义。
今天，世界范围内经济一体化、政治多元化和信息传播全球化的态势得到了无可比拟的拓展和加强，尤其是随着网络媒体的发展，麦克卢汉当年所预言的“地球村”正在得以实现。我国的传媒产业在此宏阔背景下得到了征显力量和特色的空间，但与此同时，国外资本向我国新闻传媒业的渗入，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民众的影响以及境外文化向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都带给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传媒产业以许多新的压力和挑战。通过媒介来争夺话语领导权的斗争更显得突出，西方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经常利用媒介来散布不实之辞和攻击性言论，比如，我国学者早已通过大量无可争辩的事实揭示了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过程，并且他们在国际上也通过自己所控制的媒介霸权大力散布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因而，传授给教育对象在信息时代获取、分析与传播信息的能力，仅仅是我国的媒介教育一方面的任务，培养其为合格的公民即具有时代忧患意识、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体应该是媒介教育更高层次的一种需要。而且，强化学生对媒介霸权的警惕性，使之意识到媒介帝国主义危害性和我国媒介产业独立发展重要性的教育也是我国媒介教育本土化所要求的一个方面。
参考资料：
[1]、 [6] 陈启英《媒体素养教育—E世代之新公民教育》 载于香港《中国传媒报告》(China Media Reports) 2004年第1期
[2] J.裴特斯：《符号学：一种批评的研究范式》，转引自J.迪利：《符号学引论》，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1982年英文版，第87页
[3] 吴风《艺术符号美学――苏姗.朗格美学思想研究》P.51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4月版）
[4] Graeme Burton, More Than Meets the Eye, 2nd edn., Arnold, 1997, P.64 转引自蔡骐《论大众文化与媒介教育的范式变迁》 （传媒学术网 2004-03-12）
[5] 戴永明 蒋宏《媒介“封杀”与公民媒介素养》 （《新闻记者》2004年第5期）
[7]、[10]、[14] 张冠文 于 健 《浅论媒介素养教育》 （《中国远程教育月刊》2003年7月）
[8] 蔡骐《论大众文化与媒介教育的范式变迁》 （传媒学术网2004-03-12）
[9] 蔡骐 谢莹《文化研究视野中的传媒研究》 （传媒学术网2004-03-22）
[11]《2000上海青年发展报告》 http：／／www.why. com. cn／zuzhizhuanqu／yanjiu／5. htm
[12] 刘焱、王淑惠、应寅锋《网络传播环境下的道德建设》（《网络传播研究》）
[13] 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9节，转引自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第3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15] 蔡骐《论媒介认知能力的建构与发展》 （传媒学术网2004-03-12）
[16] Len Masterman, “Media Education Worldwide: Objects, Values and Superhighways”, In Media Development, 2/1995, P.6 转引自蔡骐《论媒介认知能力的建构与发展》 传媒学术网2004-03-12）
[17] James D. Halloran, “Medi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Search of a Sound Base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s”, In Media Development, 2/1995, P.10 转引自蔡骐《论媒介认知能力的建构与发展》 （传媒学术网2004-03-12）
来源：传媒学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