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士海 王占阳：不丹政治之变：不要王权要民主

■中国人现在最要命的一点，就是理解不了还有比财富更重要的东西，还有比权力更重要的东西。理解不了这一点，就理解不了不丹的民主改革。
孙士海  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王占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
访谈动机
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中国邻邦不丹，3月24日举行议会下院选举，这意味着不丹的政治体制将由延续百年的世袭君主制改为议会民主制。
这个全国面积只有3．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73万的国家，一直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此前，曾因为老国王提出“国民幸福总值”而备受关注，被称为“不丹模式”。此次，由老国王主导并由小国王继承并持续推进的以限制国王权力为主要内容的议会民主制改革，再次引发关注和讨论。
为什么会发生掌权者主动让权的改革？这是不是对“权力要通过斗争得来”观念的颠覆？这场国王主导的改革能否成功？为此，本报展开访谈。
链接
不丹民主历程
1998年6月，旺楚克国王解散内阁，将政府管理权移交给大臣委员会。
2001年9月，旺楚克国王下令筹备起草宪法，以结束世袭君主制，建立议会民主制国家。
2006年12月，旺楚克国王的儿子吉格梅·凯萨尔·旺楚克登基后继续推进不丹的民主政治进程。
2008年3月，不丹举行国民议会（下院）选举，首次通过选举产生议会民主制下的政府。
“国民幸福总值（GNP）”
上世纪70年代末，老国王吉格米提出以“国民幸福总值（GNP）”取代国民生产总值（GDP）这个世界流行的经济指标，强调不以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国民幸福总值”是指平等、良好的政府管理以及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其最终目标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不丹又开始推行“全民幸福计划”，向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等。这些计划的实施不仅使今天的不丹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方面领先南亚，而且国民的幸福感更令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
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各国注意，世界上不少著名的经济学家都把目光投向这个南亚小国，开始认真研究“不丹模式”。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开始了“幸福指数”研究，英国则在创设“国民发展指数”（MDP）。
“不丹国王是华盛顿式的人物”
新京报：国王主动推行限制自己权力的民主化改革，在世界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人们一般理解，民主是通过斗争得来的，有权者都是以权力的最大化为追求。怎么看不丹发生的改革？
王占阳：不丹国王是一位华盛顿式的人物，华盛顿是有当国王的机会而不当，不丹是当了国王后反而要放弃王权，本质上是一样的。
这里最大秘密在于，不丹的新老国王在终极价值观方面实现了彻底的思想解放，拥有了当今世界最先进的终极价值观，这就是幸福主义、普遍幸福主义的终极价值观。这种终极价值观的核心内涵，就是以幸福作为个人的终极价值目标，以公民的普遍幸福作为社会的终极价值目标，并在自身的价值理念中实现了这两种终极价值目标的高度统一。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终极价值观，所以我们看到，不丹虽小，却拥有了一项世界级的伟大发明，这就是“国民幸福总值”。也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终极价值观，不丹国王也在王权问题上实现了彻底的思想解放。王位意味着什么？无非是两样东西，一是财富，二是权力。但站在幸福主义、普遍幸福主义价值观的高度上，这两样东西都贬值了。老国王说，“富有的人并不总是幸福的”，这表明，在财富与幸福之间，他认为幸福高于财富。他又说，“即使是一个好的君主国也会被视为专制政府”，这又表明，在他的民主观念和幸福价值论的共同作用下，他又觉得如果继续做专制国王会就被人鄙视，因而在精神上是痛苦的，所以他又把权力也看得低于幸福。在这种理念之下，他追求什么？他追求民主，因为推行民主政治，既是利他的，可以给国民带来持久的幸福，也是利己的，可以使他自己从中获得精神上的幸福和快乐。利他和利己经得到了高度的统一，这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
新京报：有没有夸大国王个人的道德修行？你的观点，好像颠覆了“权力斗争论”。
王占阳：确实是一种根本性的颠覆。如果一个人以权力和权力背后的财富作为终极目标，那他就会死抓住权力，民众当然就需要通过斗争、博弈来争取权利。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最难的一点，就是拥有权力的人自己不能从“权力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念中解放出来。
孙士海：不能简单说国王道德上多高尚，国王也未必想放弃自己的权力，他有可能是在国际的、地区的影响下做出的改革。
国际背景，就是全球的政治民主化潮流，很多国家都在进行民主化改革；地区背景，首先就是受印度的影响非常大，印度实行的就是议会民主制。这两个国家签有条约，不丹在外交上、安全上要接受印度的指导。在政治、经济、外交上，不丹甚至可以说是受到印度的控制，包括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
还有尼泊尔的影响。尼泊尔也有国王，原来属于绝对君主制。但随着国内民主化浪潮的不断高涨，民众要求民主的呼声形成了运动，对王室的冲击非常大，逼迫国王交出部分权力，最后由绝对君主制演变为立宪君主制。尼泊尔跟不丹是相邻的国家，它对不丹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不丹国王还是比较明智的，它看到了周边国家的情况，与其在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压力下被迫做，不如现在主动去做。
新京报：王教授赞成吗？
王占阳：我不这么认为。印度再怎么对他有影响，他也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应对，比如在王位上能蹭一天算一天，多捞一点是一点，绝对有人会这样想和这样做的。印度从1947年就开始民主改革了，不丹却没有随之进行民主化改革，你不能说都过了50年了，印度的影响才开始起作用，这没办法解释。再说，民主化浪潮在世界上已经好几百年了，为什么有的国家到现在还不搞呢？
这种解释低估了人家的道德境界。我们这个社会有点问题，就是理解不了人家崇高的道德境界，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人。中国人现在最要命的一点，就是理解不了还有比财富更重要的东西，还有比权力更重要的东西。理解不了这一点，就理解不了不丹的民主改革。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的最大难点，实际就是有些当权者理解不了这一点，死死地把着权力和财富，从而成为改革的阻力和障碍。而不丹的新老国王却已理解了这一点。
“派送民主”没什么不可以的
新京报：从报道看，不丹民众对民主并不渴求，很多人不理解国王的改革，甚至为此哭泣。在此情况下，可以强行“派送”民主吗？这种方式有没有问题？
王占阳：民主不可能无条件“派送”，但可能有条件“派送”。现代民主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现代文明的某种程度的发展。如果没有这种条件，譬如是在中古时期的社会环境中，“派送”就是不可能的。但若有了这种条件，“派送民主”就有可能获得成功。譬如，二战胜利后，盟国占领军在日本和西德都在某种程度上以强制的方式“派送”了民主，而且也都取得了成功。不丹人均GDP现已达到1400美元，已是印度的两倍，因而也已拥了有成功“派送”民主政治的基本条件。中共过去在根据地自上而下地推行民主选举（包括选举县长），而且相当成功，也与不丹的“派送民主”有异曲同工之妙。
新京报：有一种说法，民主是有条件的，比如公民要达到一定的文化素质。而不丹，既没有成熟的选民，也没有成熟的政党，媒体也并不完全自由，如此条件下，能推行投票民主吗？
孙士海：不是说老百姓一定要到什么素质的时候，才能搞民主，印度到今天还有很多文盲，照样搞民主，民主意识可以慢慢培养。
王占阳：不同发展水平的民主需要不同素质的民众。高水平的民主当然需要高素质的民众，但初步的民主却并不以此为条件。有初步的民主意识和素质，就可以实行初步的民主选举和民主政治。这种初步的民主条件，既有可能主要是在自发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也有可能主要是在自上而下的民主训政和初步的民主实践的过程中形成的。不丹现在的做法，就属于后一种情况。
新京报：也就是说，不是非等到所有要素都具备后再推行民主，而可以制度先行？
王占阳：“你要学会游泳，就得跳到水里去”。如果不去实践民主制度，那也永远不可能形成完备的民主要素。譬如，如果没有民主选举，那就永远也不可能有成熟的选民。初步的民主要素，应当在民主选举之前就已具备，充分的的民主要素，却只能在建设和实践民主制度的过程中才能具备。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实践民主制度的过程中完备民主要素，这一点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普遍规律。
不丹初级民主可以慢慢走向成熟
新京报：从现实性来说，不丹的“强人民主”能成功吗？有观察者担忧，不丹会不会像南亚一些国家那样，因实行民主而社会动荡，政治腐败。
孙士海：有一些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有利的就是印度比较成功的经验，尼泊尔也提供了正面和反面的一些经验教训。尤其是在印度非常大的影响下，不丹成功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印度肯定会给予它道义上、精神上、物质上的非常多的支持，甚至派专家去不丹指导。另外，国王主动让权，也会获得国际社会的尊重和支持。
新京报：不利因素呢？
孙士海：不利的因素，主要就是社会基础，不丹是一个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差距非常大，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实行了现代的民主制度之后，会产生很多不适应，导致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产生矛盾。
比如，像印度的议会民主制，从1947年开始，已经50多年了，但仍然有很多弊病。种姓制度是印度最落后、最耻辱的制度，但政治集团利用种姓制度来拉选票，结果集团的力量加强了，不是阶级的力量加强了，真正的民主制度，应该是集团的利益得到削弱，政党通过意识形态获得认可。
新京报：不丹连党派都是奉国王之命紧急组建的，党派之间也没有成熟的治国理念差别，会不会更加走形？
孙士海：印度的情况将来在不丹难免也会出现。在不丹传统的社会结构下搞民主制度，应该说是个进步，但也会产生很多问题，甚至会影响政局的稳定，这些因素都不能完全排除。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好东西是需要付出很多代价的。不过，因为有上层社会的支持，有国外的支持，不丹可以从初级民主慢慢走向成熟。
新京报：这场改革由国王主导，而且国王掌控军队，如果将来民选的政府首脑与国王利益发生冲突，国王会不会成为阻止改革的力量？
孙士海：很多国家都是国王兼军队的最高统帅，但军队在不丹的作用不大，更多是一种象征。将来如果发展到民选政府的力量非常强大了，那就像英国一样，让首相管理着军队，国王只是名义上的国家的象征。政治制度可以不断调整，这都很正常，像巴基斯坦宪法第8条，是总统制还是总理制，会根据现实的权力对比，改来改去；孟加拉国也是这样的问题。权力的背景很重要，会根据权力的博弈，不断调整政治制度。
王占阳：不丹的民主政体实质上是一种“半君主立宪制”，不仅国王最多只能任职到65岁，而且议会还被赋予了弹劾国王的权利，如果议会2/3多数的议员都同意弹劾国王，那么国王就将被迫下台，这也在制度上保障了将来国王不会成为阻止改革的力量。
新京报：改革的阻力可能来自哪里？
孙士海：最主要的阻力，是利益的分配问题，随着不丹的改革，可能触及利益集团利益的问题，那改革可能会出现困难。但不丹还没有很明显的利益集团，主要是王室成员的利益，如果民选的议会不涉及到通过某项法案，把大地主、大庄园主的财产没收了，那改革就不会有大的问题。因为不丹人毕竟信奉佛教，对财产看得比较轻。
民主是世界政制的大势
新京报：关于民主化的必要性问题，很多不丹人不主张进行民主改革，他们说“在一切都很好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老百姓对君主制满意，还有必要搞民主改革吗？
王占阳：民主政治的形成实际有两种途径，一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二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民主改革理应在形势较好的时候主动展开，而不应等到革命形势已经出现时再来被动地展开。不丹老国王说，“我可以努力做个爱民的国王，但我无法保证不丹代代都有好国王，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民主，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不丹国王认为，全球化已经为不丹带来了机遇，不丹走向民主和现代化是必然的趋势。国王的认识是富有远见的。
新京报：但我们对强人政治一直是保持警惕的，自由主义也强调社会应该是“自生自发”的过程，反对大规模的制度建构。
王占阳：历史发展的关键关头，政治强人是必要的，如果没有，改革可能要拖延很久。从世界民主发展史来看，民主政治的建立，都是自发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强人的力量相结合的产物。自发的社会力量体现的是民主发展的历史趋势及其实现，政治强人的力量体现的则是领袖人物在民主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譬如，英国的克伦威尔、美国的华盛顿、法国的拿破仑、土耳其的凯末尔等等，就都是有关各国在其自身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领袖作用的政治强人。
新京报：在你看来，世界政治制度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王占阳：民主无疑是世界政治制度发展的大趋势。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自16、17世纪以后，特别是17世纪以后，现代民主就已经开始在全世界扩展。从16世纪末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建立到17世纪英国君主立宪制确立，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建国到19世纪西欧多数国家陆续建立民主制，从民主主要限于欧美地区的19世纪到民主已经愈益磅礴于全世界的20世纪，民主无疑是一个已经延续了几百年的世界历史进程，是一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这个趋势因为在本质上是符合人性的——也就是人是要自由的，民主制度就是实现和保障人的自由的制度，所以民主化趋势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历史波浪，而是因其内在因素而不可抗拒的世界历史趋势。目前也看不出这个趋势有暂时逆转的可能性。
新京报：不丹可不可以因为国情的不同而拒绝民主化？
王占阳：民主的发展，肯定有国情的因素，所以各国民主制度的发展不是同步的，类型也不尽相同，要承认先后性和具体类型的多样性。但因此就说，有些国家可以搞民主，有些国家可以不搞民主，这是行不通的。你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民主改革还没有起步，或者民主程度低一些，这可能是正常的，但从大的方向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最终都要走上民主的大道。拒绝民主，就会被世界所鄙视，你的领导人和国民脸上就无光。
不丹新老国王都是欧美留学生，国际视野开阔，又都是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所以他们对此都有深切的体认。关于不丹的特殊国情与民主化的关系，年仅28岁的国王讲得好：“一个有力的民主体系将确保我们人民的渴望总能被实现。不丹是个独特的国家，我们的民主过渡也是独特的。但是除非我们做出努力，否则我们不能建立一个有不丹特色的民主体系，而那是我们需要的。”
原载2008年4月13日《新京报》，这里发表的是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