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占阳等：制度建设、党内民主与中国政治发展

               “中国政治发展与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

      主办单位：清华大学政治学系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会议时间：2010年3月6日

　　主要讲动力和前景问题。上午一开始就讲到了动力问题。我的看法是，从官方角度来看，动力在高度集权体制下是很难产生动力的。动力容易衰减，除非有理想主义的很强势的力量。但是真正而动力应该说还是来自于社会，来自于经济，来自于这些东西带给政府的强大的压力。目前来说是一个转折点，30年改革开放，开始邓的时期是把现有的经济潜力释放，后来进入WTO我们又依靠外需的拉动。这种拉动产生的负面效应就是改革的压力很小，政府可以不改革就实现GDP大幅上升。这次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政府依然把它看做马克思观点中的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认为挺过去就好了。然而接着就发现，不是周期性的，这是一次特例，是一次系统错误，接踵而来的是世界消费结构的重大变化。前几天央视也在说这个事情。外需拉动转变为内需拉动是上面已经意识到的非走不可的路了。这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会有深远的影响。内需拉动最大的障碍是分配制度。分配制度不合理导致购买力严重不足。在这种情况下，不改变分配制度的话，这种百分之八的增长率是不可持续的。要达到稳定的百分之八增长率需要有大幅度的分配制度改革才能做到。二战以后，欧美有个黄金时期，平均年增长是大约百分之六。这个百分之六按照中国的算法就是百分之八。咱们是按照入库计算的，人家是按照销售计算的。我们的八实际上是国际上的六。二战前西方式百分之七十靠国际市场，百分之三十是靠内部市场。二战后倒过来了。百分之七十靠内部市场，百分之三十是靠国际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等于他们二三十年保持了相当于我们百分之八的增长率。二战后西方就是靠大规模的分配制度改革一下把国内市场大幅拉大了。

　　我们现在也进入了相当于二战以后的西方，必须得依靠内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配制度改革是决定命运的。假如没有重大的分配制度改革的话，经济增长率掉到百分之四五十完全是有可能，几乎是必然的。分配制度不合理最大的障碍呢，直接看就是分配制度本身，从根上看恰恰就是政治体制问题。正是因为权力的不平等，才导致了分配的不平等。这就意味着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话，分配制度改革肯定不能达到应有的效果。二战后西方之所以能够有深刻的分配制度改革关键在于普选制和相应的法治都发展起来了。这就是民主的发展导致了分配制度的深刻改革，然后导致了市场的扩大，然后导致了经济相当长时间的高速增长。所以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就是，假如要保证百分之八左右的增长，必须得搞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估计几年以后就会出现经济速度再次严重下滑。我们政权合法性的基础，一个首要的基础就是经济的增长。如果几年以后再次出现经济的下滑，那问题就非常大。对于政府来说是非常大的压力。现在上面已经意识到必须得进行经济改革了，政治改革这次也说了。上午杭州的这位同志也说了，只有百分之三的人主张民主。我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在于有多少人主张民主，而在于有多少人关心关心公共财政。因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解决钱的问题。现在民主政体大部分都是处理钱的问题。所以只要是大家都关心公共财政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就会越来越强。最大的政治就是建立公共财政制度。政治体制改革第一步就是扭转建设财政、吃饭财政，把它变为民生财政，要把民生支出比例扩大。然后为此就需要有阳光财政，再下一步就是推进财政民主。然后再推就是法治财政。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往前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进入一个什么状态呢?我觉得是全民性的开始关注财政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势头。我们如果把财政问题抓住，我前几天发了一篇文章，叫公共财政：民主与民生的最大结合点。我认为只要紧紧抓住财政问题，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就会有很强的力量。那些不知道要搞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他也被卷进来了。还有一个，政治体制改革要不要一个方案设计，摸着石头过河还是有一个蓝图。我的想法是这样，这两种方式都是历史往前走的方式。历史是这两种方式交替进行的。而经济体制改革可以是摸着石头过河为主，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核心词是“放”，只要你放开，经济自然就往市场方向走。摸着石头摸来摸去全都是摸着市场经济的石头。但政治体制改革是反过来的。政治体制改革核心是“收”。就是把权力收过来，塞到一个笼子里去，这个笼子你就得编织。这个时候政治体制改革就更加需要理性的介入。这种理性的介入是非常重要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阶段性的推进。我们理性的力量不是考虑一个最终的方案是什么，最终的一个宪政民主的目标大体上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在一个阶段内能够推行什么东西。特别是选举制的改革能不能有阶段性的推进，基层选举怎么一步步往上推进。在选举制的改革问题上，特别需要一种前瞻性的、阶段性的制度设计在其中。如果在未来十年内，在坚持旧体制不动摇的情况下，中国肯定是要出现改革彻底死掉的一个局面。因为改革的前提是人们还对政权有认可。再有十年不改革的话，这个政权自身会烂的一塌糊涂。老百姓的人心向背发生根本性逆转。到那时候改革也是死，不改革也是死。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了。未来决定命运的是两件事，一个是经济，一个是人心。这两件事如不抓紧来解决，未来肯定是不可收拾。我们做出这种预言有好处，像股市一样，预言和不预言不一样。我们预言的目的就是希望这个预言失败。

　　余逊达：财政公开我们也做过实证的探讨。从泛泛的视角来看，财政公开确实有利于推动民主。但在经历的几次实证考察里面，总体上说，如果没有一种内生的动力，即使公开也没有人很注意去看，更没有人去钻。我们杭州市也搞财政公开，人大代表里面也公开讨论财政，我们在设计反腐败方案的时候，也把这个作为一条。但是纪委的人根据他们的经验以及根据我们的观察，民众首先是对财政的基本知识是不懂的，因而财政公开以后，第一个问题就是财政必须向他们解释，这种解释花了很多时间。多数人大代表和民众对财政里面的专项并没有兴趣，他主要关心的是自己这个单位财政的状况，但是站在社会公共立场上对财政进行仔细考察显然是没有太强的动力。因为既有知识的匮乏，另外也没有动力做。财政问题在近代民主起源的时候它主要是在税收的征用上，美国革命的口号就是没有代表不征税。在温岭的改革经过三四轮来看，民众直接了解了财政，并且直接进入进去对财政的配置问题进行讨论。但这种讨论对于提升财政的质量并不能够说是必然的有帮助。因为归根到底呢，财政有他的延续性。另外，财政如何行使，特别是对公益事业如何行使，需要很多的专门知识。那么我们温岭所做的改革呢，前面还增加了培训。就是说抽样上来的人，先告诉他们所讨论的这些的含义是什么。一开始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他们讨论，后来发现不行。最后觉得也许有意义的是，地方财政里面用于民生的事让他们讨论也许会有些价值。所以温岭的改革里面，财政开放的部分里面主要是民生开支让给他们讨论。有人说，人民主要应向政府来表达哪些民生项目需要政府来投入，而不直接去表达财政怎么去投入。财政怎么样去投入所需要的知识和哪些民生交给政府去作为财政支出的对象，显然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东西交给政府去讨论，人们的意见具有直接的针对性，而且应该成为依据，政府不可能在信息上多于人民。这个是通过问卷做出来的。人民希望，比如说同样一笔钱，政府说，老百姓是这样想，人民说不一定。做出来的问卷确实是不一定的。政府说可能老百姓是想社会保障，结果老百姓选出来的第一位是环境保护。他在财政子项目的优先上面是有差异的。现在人民直接来讨论哪一个项目放多少钱，我个人认为，对于财政的质量没有显著的成效。当然我们另一方面的困难在于我们的人大代表也不是专职化的。人大代表本身在财政配置上也没有积累，而且讨论财政的时间非常的仓促。所以我觉得在城市里，土地财政现在还比较流行的时候，当土地财政消退以后，当革命红利被消耗掉了，你讲的那个情况出现了。

　　王占阳：我再说说这个财政的问题。昨天下午我们的学员讨论。有个学员是财政局长。现在他不当财政局长了，他就跟我说实话了。他是一个地级市。他说他们财政的实际结构是什么样呢，预算内一块、预算外一块、转移支付一块。预算内外加起来是50个亿，转移支付80个亿。那50个亿中只有一半是人大过手的，另一半是不经过人大的。然后所有的那80个亿的转移支付连财务监督的人都不知道。三分之一进人大，三分之二几乎谁都不知道。假如一个县级市，只有三个人知道财政全貌，一个是县委书记，第二个是分管的财政副县长，第三个是财政局长。市长仅仅知道三分之一的预算内的财政，因为那三分之一在法律上是必须是经过市长手的。剩下三分之二市长也不知道。有个市长后来转当财政局长以后，很吃惊，这么多猫腻，我当市长的时候都不知道!人大参与讨论，预算内的相对好一些。大的猫腻都在后面呢。这个老百姓根本就没介入。连市长都不知道。转移支付是，谁到北京来跑来了，他就有百分之三十的好处。这百分之三十不是直接给你，就是你可以用来报销这个那个。这是一个高度机密。人大交给老百姓的预算报告，培训也难!有个学员叫叶青，湖北财政厅副厅长，统计局的。他说我搞财政专业的人，能看懂，但说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专业的人都搞不清楚。所以蔡定剑老师在闵行区搞的改革就很重要，他按照国际的搞法，一清二楚，老百姓能看懂的预算方式。我们搞的是猫腻一大堆，顶上老大数字，底下细节一点也没有。买小汽车的、吃喝嫖赌的都塞到民生开支里面去了，你看民生开支有多高!财政局长就跟我讲这些。

　　所以是需要经过改革。温家宝提出来要财政统一，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改革的基础。就是要把转移支付和预算外统统都变为预算内。全世界没有像我们这么干的，议会只管三分之一的钱，这哪有这么干的!这个要把他统一。第二就是蔡老师讲的，把统一以后的预算科目弄得让老百姓都能看懂。再就是像瑞典等，全部预算都在网上。现在为什么老百姓不关心?那些抽象的、模模糊糊的东西看完之后谁也不知道是干啥的。还有呢，我们应该是搞搞代议制民主，全部让一些普通老百姓直接谈这些事是不对的。应该是培训人大代表，人大代表应该明白这些事，让他们代表老百姓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