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猪栏政治”

民主与“猪栏政治”

政治无处不在，只要涉及到公众的利益，那就涉及政治。当然公众的利益不是指某单位的利益团体的利益，公众是指公民众。比如，学校，学生的利益就是政治；垄断国企，应该指向国民的利益。如果关起门来谈政治，那就猪栏政治，因为他把自己圈起来了，仅站在猪的立场。依照这个逻辑，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也是猪栏政治的产物。真正的知识分子谈政治必然是跳出猪栏然后说话，就是身处猪栏，也得是“一头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

    2004年闹SARS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王志面对面钟南山院士，问他会不会担心有关部门领导说他政治上不成熟？钟南山说，“我作为一名科学家，说真话就是最大的政治！”这话说得有水平，比很多所谓“著名学者”高明。2007年，在一群国内“著名学者”出席的讨论会上，有一个“著名学者”说，国内知识分子动不动喜欢谈政治，这样不好。我不知道他说的“政治”是什么意思，他研究文化与教育，按我估计，他的研究也深入不到哪儿去。

    上世纪，意大利有个共产党书记葛兰西，算是共产国际的领袖人物，坐了半辈子牢并死于牢狱。他在牢里研究社会问题，临死的时候，得出两个意义重大的结论，一是所有的社会学术问题，只要深入，最终会导向政治问题；二是怎样培养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争取属于群众（用现在的观念说应该是公民）的话语权，是未来的首要问题。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看看他的《狱中札记》。今天，文化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都绕不开他。

     至于刚才我提到的那个“著名学者”，去年，袁伟时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直言批评他。我看，袁伟时教授是敏锐的。

                                     二

    什么是“猪栏政治”？这是我自己前些年观察思考，总结出来的。

    三头猪，两匹马，五个家伙出席，召开“民主生活会”，讨论生活方式的问题。生活方式涉及到健康、文明，甚至生命的意义，这当然是有科学价值的。问题在于，是马生活方式健康文明，还是猪的生活方式健康文明？如果展开讨论，猪必然有猪的思想，马必然有马的理论，讨论必然也是无休无止。在这里，我还真不屑于就猪或者马的观念展开讨论，因为我不想自己沦为猪或者马。但可以想见，此“民主生活会”之结束，必然以投票为工具，“民主”之实质是猪比马的数量优势。结果猪是永远的胜利者，猪的生活方式是伟大光荣正确的生活方式。

    去年有人在公开场合宣称，没有什么普世价值。按他们的逻辑，猪和马不存在讨论的前提，因为他们生活方式没有健康文明的普世的标准。但它们还是要召开“民主生活会”的，其“民主”的结果自然会导致上面相同的政治。

    这里的政治就是“猪栏政治”。

                                      三

    为什么关注“猪栏政治”？

    要从“民主”说起。我就很少谈民主，因为它太复杂，不敢论及。罗曼罗兰有一句话谈自由，说“多少恶行假汝之名”，我看这话可以套用在“民主”一词。一个没有民主“惯习”的集权政治社会中的“民主”，我把它比如为黛安娜（希腊神话里的千面女神）的面孔。人人皆谈民主，极易蛊惑人心。但我有一条标准来作判断，那就是主张在教育领域里推行官僚科层化、集权体制和意识形态教条主义教育的人谈民主，那怕他们谈得唾沫横飞，那也是假民主。

    当年，“五四”先贤引入“德先生”和“赛先生”救亡图存，我认为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层面，“德先生”的背后仍然是“赛先生”，也就是说，政治体制如果是科学的，它必定就是民主的。教育是一门科学，而且它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前途，一个民族国家连教育都不能按教育科学规律办事，那它必定不是现代民主国家。

    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具体的民主体制，但每个真正的民主体制的背后有其共同的科学规律与科学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一种科学价值观，一种政治生活方式，一种现代国家的公民素养。这些素养包括一些简单的道理，譬如：无代表权不纳税，国家的税收支出要透明，政府为纳税人服务，公民享有追求精神生活与灵魂自由的权利等等。你若连《公民政治》课都不允许开，连真正的哲学教育都不提倡，你还谈民主，那不是掩耳盗铃么？

                                       四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一个集权官僚体制，它的金子塔式的权力与话语运作模式决定了它的每一块砖必定是稳固的，整齐的，甚至功能划一的，它不承认社会生态与真理之表征的多样性复杂性，更不认同单位主体与个人主体的自由创造与独立的特性。它的存在惯性是猪或者马的数量优势决定合理性。民主必然沦为假象。

    有些人是智者，他们知道，要教人认识自我，要教人学会学习，学会思考，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才有可能。而且，在很多人类文明复杂的问题领域里（或者某些专业领域），民主手段的介入，反而会使问题的真相或者说真理的面目变得模糊不清。所以，李泽厚先生，早年谈民主，一生积极求索，甚至不容于时局，八十多岁了，去年接受腾讯专访时表示，当今中国最忧心，乃教育问题。

    新加坡的郑永年先生在《中国的政策执行力为什么被弱化？》一文中谈及民主问题：

    “很多年来，为了给人们一个民主的印象，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做了不少假民主。即使在西方民主国家，民主的适用范围也是有限度的，基本上限于政治官员的产生。很多地方不仅不需要民主的，引入民主反而有害。例如，司法、军队和学术研究单位等等，专业和职业精神而非民主选举应当是占主导地位的。就是说，这些组织应当是用绩效来选拔人才的。中国很多这样的组织引入了民主，大大损害了专业精神的提高。专业、职业精神低下是中国行政效率低下的又一个重要根源。” 

     这话虽说得有点笼统，但这仍不失为值得思考的、有政治智慧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