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殉道者：宋教仁辉煌而悲壮的政治之舞

　　谁说中国人不能、不会玩民主，请看宋教仁

　　           ——需要永远谨记这位民主主义的杰出先驱

　　民主型政治家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权柄的获得不是通过革命、武力或杀人，而是通过民xuan，而且这民选具有自you的衡量尺度，不是控制下的选ju。回溯中国，到目前为止近170年的近现代历史中，尽管朝代更替频乃，豪杰轮番登场，唯一够格荣获“民主型”政治家称号的就是民国初年的宋教仁。湖南人宋教仁，在1912-1913年初那场昙花一现的唯一一次中华大地上够得上自you选ju的有限的民主舞台上，凭借自己非凡卓尔的政治才干——不是那种打仗、杀人、政bian的专zhi政治的才干，而是实实在在的民主政治的才干，以政党政治为基础硬是将那时人人都不知道咋回事的民主玩得风生水起、令人咂舌，最后获得了民yi的认可成为了完全靠选min赋予国家权力的第一人。可惜，在那个政治风云变幻的“乱世”， 这位宋教仁先生尚未完成民主程序的最后手续，国家权力的履职尚未开始最多算个“准”民主型政治家的当口，一枪毙命了，一颗专zhi的子弹结果了这位“前途无量”的年轻人的生命，以31岁的而立之年告别了人类，也告别了多难的中国。

　　随即，初露曙光的民主政治还未上演就被强大无比的专zhi扼杀于预演之中，至于那位被掐死在摇篮的民主“婴儿”宋教仁，也就成了中华民族民主的绝响，他的悲壮赴死并未阻止完全靠拳头攫取悬挂在紫荆城金銮宝殿上最高权力的历史进程，近100年来谁都不再玩那“天真幼稚”的民主了，玩得都是穿着民主外衣的铁血政治，他们岂敢相信民主还能在中国重生——最多是从心里敬佩还有这么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儿，竟然在专制2000年立国的炎黄子孙群里演起了民主的儿戏。问题是，何以他宋教仁能够导演一出有声有色的民主大戏，为中国的政治史平添一幕偶露峥嵘的靓丽风景？这也许就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宋教仁未必悟透了，以至于成了刀下之鬼先生还在天真地坚信，民主的大旗定会有人擎起继续高高飘扬，素不知自己所以碰上这千载难逢的政治良机，岂是自身才干所致、信念所赐，实在是那清朝垮台之后，依然是要刺刀说话的中国政治舞台上，那一把把林立的刀锋尚未缓过神来，这民主究竟何方神圣，不要枪炮也能玩，给了宋先生一个机会。一旦发现这只靠民yi说话的“活儿”原来如此之后，那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纷纷出鞘，刀落命丧，这民主连同民主的儿子宋教仁也就飘然绞杀了——原来，宋教仁不过是在刺刀林立的政治舞台上跳舞，握刀人一旦发现民主不过尔尔地黔驴技穷后，死期就到了。然而，即使如此又如何？这就是宋教仁的价值，中华民族民主的早期排练，宋教仁的死宣告的不是民主的亡，仅仅是民主的早产，一旦发育成熟，再次擎起民主大旗的后来人定能永远守卫在它的辉煌之下。同时，它还宣告了，偌大的中国孕育民主的过程必然更为漫长，也更为痛苦，但绝不是孕育不了。

　　一、革命家宋教仁

　　1882年4月5日，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出生在湖南桃源一个逐渐衰败的地主之家。6岁（一说4岁）进入私塾接受传统儒学的正规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儒学功底，1899年17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学习，深受县教谕黄寿彝和书院山长瞿方梅等人的影响，反清的政治志向开始形成，而国破山河碎的残酷现实亦刺激着年少的宋教仁。1901年，宋教仁奉母命参加县试考中秀才，但他没有继续博取科举功名，而是在1903到武昌投考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文普通学堂。主考武昌知府梁鼎芬出的题目是《汉武帝论》，宋教仁的论证大为梁鼎芬赞赏，被取为第一名。

　　1、革命起步。1903年6月，黄兴从日本回到武汉，在文普通学堂发表演说，痛斥清廷，提倡政治改ge，宋教仁深受鼓舞，遂与黄兴结为挚友，正式开始了反清的革命生涯。鉴于宋教仁的反清言行，学堂监督纪巨维担心其受到拘押，建议他悄悄离开了。同年11月4日，宋教仁在长沙参加了黄兴召集的华兴会筹备会，1904年2月15日参加了华兴会的正式成立大会，被推为副会长，他们共同的目标推翻满清。华兴会的斗争方略为：湖南先发动，各省继起，然后直捣幽燕。宋教仁和胡瑛奉命到湖北开展活动，这年7月3日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等联合组织科学补习所，吕大森被推为所长，宋教仁担任文书。在进行了充分准备后，华兴会决定在同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70岁寿诞于长沙发动起义，并将湖南多路起义进行了分工。宋教仁除负责与科学补习所进行联系外，具体主持常德一路的组织与发动工作。期间，宋教仁回乡变卖家产筹措经费，后经常德到长沙时才知道起义事宜已经泄露。随即，宋教仁经曹亚伯等人的劝说，前往武汉，追寻黄兴。11月16日到汉后，宋教仁了解到科学补习所已关闭，风声正紧，难以安生。在汉得知黄兴等人已在上海创办了启华译书局作为革命机关，准备举事，宋教仁第二天搭乘日本“瑞和”号轮船顺长江到达上海。

　　2、日本战斗。到达上海后，受万福华刺杀王之春案的牵连，启华译书局遭到破坏，黄兴等人已被捕入狱，宋教仁无法立足，经朋友们帮助，于1904年12月5日被迫东渡日本，开始了流亡的革命。这时，日本已经成为了反清的大本营。从长沙起义失败中认识到宣传教育的重要，宋教仁到东京不久争取创办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杂志。1905年1月，宋教仁与陈天华等人联合组成“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杂志的名称亦为《二十世纪之支那》。在日本，宋教仁的主要工作如下：

　　1）办报。宋教仁被推为“二十世纪之支那”总庶务，负责组织与联络工作，在《二十世纪之支那》（1905年6月24日出版的第一期上宋一个人所写的文章几乎占了四分之一的篇幅）写稿，在中国留日学生中赢得了声誉；

　　2）组党。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日本，通过宫崎寅藏的介绍，结识了黄兴等人，计议建立一个全国性革命团体。经过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华兴会骨干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社充分讨论，大家消弭分歧，决定成立包括各革命团体的全国性政党，并准备于同年8月20日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本国会议员阪本金弥的住宅内正式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大会参加者100余人，通过了宋教仁起草的会章，孙中山推选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相当于协理），宋教仁则当选为司法部检事长，随后又被推为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成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机关报，因被迫停刊，决定以《民报》发行，仍由宋教仁担任庶务，兼撰述员，主持社内日常事务。

　　3）学习。留学生在日的反清活动激起清国不满，日本政府在清廷要求下于11月2日颁布《取缔清朝留日学生规则》，规定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政治活dong，取缔言论自you，禁止集会和结she，检查书信来往，强迫学生们（因他们不少是官费留学的）遵守清朝法令，激起学chao。宋教仁、胡瑛等发起抗议（此时孙、黄都不在日本），最后因意见不一分化了，不少学生回国了，而陈天华则投海自杀了，抗议宣告失败。有感于知识的重要，宋教仁则于年1905年6月进入日本政法大学学习，1906年2月1日进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预科，也辞去了《民报》的职务，改名宋炼，选择了一条最积极的革命方式。上学之余，宋教仁仍然坚持翻译和写作，先后翻译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国的官制和政治制度，还翻译了日本宪法和各国的警察制度，为后来的宪政运动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原本打算升入本科，因病宋教仁不得不辍学。

　　4）起义。1907年初，黄兴离日归国，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委托宋教仁代理庶务总干事，协助孙中山处理同盟会东京本部的日常工作。1907年2月，黄兴返回东京，同宋教仁协商力争东北的“马侠”（东北一股反清的民间武装）参与到反清洪流中（此时，黄兴、宋教仁、章炳麟因政见均与孙中山发生了冲突）。3月，宋教仁亲赴东北，完成了这一使命，并成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最后，因泄密起义失败。

　　5）护权。在东北期间，宋教仁得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成立长白山会，制造所谓“间岛问题”，妄图侵占我国延吉地区。在日本友人帮助下，宋教仁打扮成日本人，化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内部，获得第一手资料。回到日本后，又通过查阅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及其它图书馆的大量相关资料，写了《间岛问题》一书，用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证明，延吉地区从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间岛问题》成书后，日本政府曾经用重金收买，遭到坚决拒绝。清廷则派外务部尚书袁世凯出面，通过驻日公使杨枢索去书稿，并且赠款千元，授予四品京堂官职，要宋归国任职。宋教仁征得孙中山、黄兴的同意，本想利用这个机会深入清廷内部从事革命活动，为部分同盟会员反对没有成行。但是，虽然宋教仁把清廷的千元赠款大部分资助了贫寒的中国留日学生，还是引起了同仁不少人的猜疑，有人甚至认为宋教仁勾结清朝，更有人推测他出卖了党。日本政府更是痛恨宋教仁，视其为清廷密探，多方刁难。为证明清白，宋教仁给清廷写了一封公开信，重申在国内事务上同清廷不可调和的政治观点，并要清廷取消自己的留学生资格，撤掉其所享受的生活费。这是宋教仁最为艰难而痛苦的一段时期，同盟会组织逐渐涣散，武装起义接连失败，同志们多不信任。内外的夹击，宋教仁心灰意冷，忧郁消沉，借酒浇愁，欲哭无泪，甚至向日本使女借钱买醉，整个一个颓废堕落的末路英雄。

　　3、回国举事。1908年10月，日本政府以煽动暴乱的罪名将《民报》查封，组织涣散，起义失败，革命一片萧条。鉴于现实，为重整革命，1910年，意志未被摧垮的宋教仁几次与秘密到日的孙中山商都不欢而散后，擅自提出把革命的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成立中部同盟会，作为直接领导机关，得到谭人凤等许多同盟会员的赞成，他们摆脱孙中山自己干了。谭人凤出面召集东京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开会，讨论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宋教仁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上策为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北京，然后号令全国，如葡、土已事，此策之最善者也；就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此策次善者也；就瓯脱地，密布党羽，进居边要，然后徐图进取，其地则东三省或云南、广西，此策之又次者也。”并坚信中策较宜。1911年1月，宋教仁回到上海，应于右任之邀担任《民立报》主笔，宋教仁的一篇篇檄文发挥了巨大的宣传作用。4月中旬，宋教仁奔赴香港参加即将谋划的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代替陈炯明担任编制课课长。27日傍晚，宋教仁与何天炯等人乘轮船离开香港，次日凌晨到达广州时才知起义已经失败。宋教仁等无法上岸，只好原路返港。

　　4、革命成功。从香港回到上海后，宋教仁仍然担任《民立报》主笔，一面大造舆论，一面准备下一次起义。7月31日，中部同盟会在湖州会馆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宋教仁拟订了总会、总务会和分会的各项章程，并且当选为总务会的干事，成为中部同盟会主要领导人。根据宋教仁的方案，中部同盟会决定在武昌首先举事，然后组织各省响应。为了做好起义，总部派曾杰去湖南与焦达峰组织湖南分会，派范鸿仙、郑赞永去安庆筹建安徽分会。作为重点的湖北，则由谭人凤亲自前往，居正则促使共进会与文学社迅速联合成立湖北分会，归属上海总机关直接领导。上述各分会分别策反当地清军，主持当地起义事宜。同时，总部又让同盟会东京本部的吴玉章和张懋龙回到四川建立四川分会，与长江中下游各地起义遥相呼应。9月25日，联合后的共进会与文学社所派代表居正和杨玉如到上海，向中部同盟会汇报了湖北近况及起义计划，恳请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前往武汉主持大计。此时，因黄兴远在香港近日无法赶到，谭人凤生病住院行动很不方便，宋教仁决定立即准备西行。恰在这时，囚禁于武昌狱中的胡瑛派人送来密信，说湖北形势极为险恶，不能近期发难。宋教仁对居正和杨玉如的报告疑信参半，下定的决心又发生动摇。谭人凤坚信武昌起义在即，再三催促宋教仁赶快前往，并于10月8日抱病先自登程，宋教仁却仍然迟迟未动。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而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均不在场，清朝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被推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共和国”的历史一问世就开起了带泪的“玩笑”。

　　二、活动家宋教仁

　　革命家的任务完成之后，开始活动家的使命了，宋教仁转换了角色，而且这一不仅远远超越了与他一道革命的所有精英，更是非常成功，连纵横捭阖的政治强人袁世凯都十分钦佩，更被夫子到底的革命家章炳麟视为真正的宰相，这就是宋教仁非凡的地方。因为革命成功后，有人坐享其成了（刘揆一），有人开始权斗了（陈其美），有人麻木不仁了（孙中山、黄兴），有人远离政治了（章太炎），更有人心灰意冷了（邹永成写就一首绝命诗后投黄浦江自尽了，诗曰“不谅猿猴筋斗出，共和成梦我归天”），唯宋教仁在自认的民主舞台上进行积极的建设性的政治重组。这里，单表宋教仁作为活动家的政治之举。

　　1、构建宪政蓝图。起义大权的旁落预示着这场革命发展的复杂性，宋教仁非常清醒，一面撰文大赞首义成功，一面敦促黄兴等控制东南各省的主导权。但黄兴主要是应对清军对武昌的围剿，10月24日由香港抵上海就与宋教仁“久别重逢，倾谈竞夕”，并拉宋教仁于28日一道到了武汉。到达后武昌形势吃紧，黄兴被黎元洪的军政府任命为战时总司令，宋教仁只是协理胡瑛处理外交事宜。大材小用的宋教仁发现革命党已经不可能在武昌获得权力，便为湖北军政府制定了《鄂州约法》后，于11月13日乘船东下到达上海，谋求突破。

　　1）协调内部团结。到达上海后，不少省份已经独立，宋教仁以湖南都督府代表身份参加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提出“目下大局安危，不在一时一地之胜负，实在统一机关之成否。”攻克南京前夕，江浙联军内部就矛盾重重，宋教仁奔赴镇江去见林述庆、柏文蔚调和，南京城下后（12月3日），林述庆、徐绍桢、程德全等之间都督问题不能解决，宋教仁又到南京调停。随即，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决定中央临时政府设在南京（此前定在武昌，一些代表也齐聚黎元洪的大都督府作为领导革命的临时机关，并制定了政府组织法），宋教仁则协调各方关系于12月4日与上海都督陈其美等人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方式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黄兴坚辞不就，黎元洪来电要求取消。17日，江浙联军军官聚众闹事，迫使各省代表会选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伟副元帅。但拥护黄兴的人要逮捕闹事军官、惩办改选代表，革命军几乎要火并。此时，宋教仁则是全力斡旋，才避免了武力冲突，而其湖南同乡的龙公馆，一时也成了南京的一个中枢机关。各省都督府代表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后，黎元洪仍驻武昌，黄兴代行大元帅，在南京组织中央临时政府，黎元洪赞同，黄兴也接受。

　　2）就任法制局长。恰在这时，孙中山即将归国的消息传来，黄兴立即放弃就任，继续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到来再作决定。孙中山于12月25日到达上海，宋教仁开始并不欢迎，经张继等人出面劝解才改变态度，从南京赶到上海和孙中山一起筹商建立中央临时政府。面对时局，宋教仁同意孙中山为大总统，但坚持实行法国式责任内阁制，故与主张美国式总统制的孙中山发生严重分歧，黄兴苦劝亦不为所动。最后，黄兴把两种意见提交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讨论，宋教仁的责任内阁制议案被否决。宋教仁并未放弃，而是继续努力，一度在代表会上演讲2个多小时，但响应者寥寥，甚至因章太炎著文公开宣称“总理莫宜于宋教仁”而遭误解，以至于孙就任临时大总统提名宋为内务总长难获通过，最后只好担任了总统府法制局局长。29日，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一省一票表决，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湖南代表的），黎元洪为副总统。任上，宋教仁不负重望，出台了《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各部官制通则》的法规。

　　3）草拟临时约法。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面临的现实困难是巨大的，没有最基本的财政支持（准备从日本借一笔贷款也被参议员否决），国外列强不予承认，最主要的是袁世凯手握雄兵完全可以消灭武昌、南京等革命重镇，而且形成了清朝、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临时政府、黎元洪的武汉大都督四大政治势力，其中袁世凯具有决定各政治力量重组的决定性力量，所以都只能以袁为中心进行新的政治设计。还在临时政府未成立时，黎元洪及其一些张謇等立宪派就祈望袁世凯终结清朝后承接大统，当然是共和国的总统，即中国的华盛顿、拿破仑。也因此，武昌首义后，南北议和已经开始了，南方代表为黎元洪任命的伍廷芳，北方代表为袁世凯指定的唐绍仪，同时黄兴也派代表与袁世凯的代表私下会谈，两类会谈均表示只要袁世凯迫使满清退位，即被共推为未来的大总统。

　　1912年2月12日，在袁世凯的操纵下，满清宣布正式退位结束帝制，根据南北议和的方案，孙中山于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18日，孙中山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宋教仁、汪精卫等为成员，前往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就职，被婉拒，宋教仁也同意（因此，宋教仁回南京后被革命党人马君武以妥协为由打了一巴掌）。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11日颁布了以宋教仁草拟（也有认为不是其草拟，但《鄂州约法》的痕迹是明显的）且反复修改1个多月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主要是将原来的总统制改为内阁制。中国，在短暂地分裂后，和平地统一了，没有流更大的血，也没有死更多的人，国家权柄的更替与专制向共和的替换以软着陆的方式实现了，袁世凯的不世功绩无法否认——假如他非要消灭了南方革命党，再来个回马枪废了清朝将如何？

　　2、出任农林总长。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唐绍仪组成了第一届内阁，其中内务、外交、财政、陆军、海军五个部门为袁世凯亲信担任总长，教育、司法、农林、工商四个部门由同盟会人士担任总长。3月30日，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4月初赴京就职，入住属农林部管辖的农业试验场（今北京动物园前身）的鬯春堂。在这个全新的部门，宋教仁全力以赴履职，不敢懈怠，唐绍仪也是大事小事与其协商，被时人戏称为“唐宋内阁”，袁世凯更称其“天资才调，超越齐辈”。但是，在民主政体几个月的运转中，总统与内阁的矛盾凸显异常，唐绍仪只得辞职，以后则是总理走马灯式地更换。7月，因袁世凯专权日盛，并对政党内阁日益不满，宋教仁、蔡元培（教育总长）等同盟会成员辞职。辞职时，袁极为诚恳地说“我代表四万万人民挽留总长”，蔡元培回敬“元培亦对于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