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备战：2010年《瞭望时评》第43期

为网络“找茬”一辩

　　近年，从“史上最牛房管局长”，到“香艳日记”、“咆哮哥”等事件，都显示出网络监督的力量。有的领导者出言不慎，即能引发公共舆论的谴责高潮。如何对待网络舆论监督，绝非简单的应对媒体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领导者的人权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工作能力的全面考验。

　　网络监督以其不受时空限制、举报者隐蔽性的特点，弥补了现行体制内监督体系的体制性弱点。这种监督尽管也会造成不实举报，但是，相对于政治冷漠而导致腐败蔓延来说，公民参与使得专职机构监督同级主要领导难、下级监督上级更难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

　　更为重要的是，监督本来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与权力，网络监督不过是人民用自己的眼睛来盯住原本属于人民的权力而已。某些地方出现对政绩工程的批评、对领导者个人廉政方面的质疑，往往被当作“诽谤罪”，暴露出某些领导者现代人权意识、法制意识的缺失。

　　有部分党政干部对互联网有深深的抵触情绪，或认为网上的言论有真有假，还有很多情绪化的偏颇言论；或认为动辄披露本地“负面信息”，影响本地形象，对于招商引资不利；或认为网络监督是“找茬”、“挑毛病”，影响稳定大局，等等。对此需要客观分析，予以澄清。

　　据调查，中国部分网民确有较大的逆向思维特点，更愿意分享负面的评论。这种批判性思维恰恰有助于反思问题，提升危机意识、忧患意识。甚至可以说，缺乏批判性思维，创新性就不足。而且，即使尖刻的意见也值得领导干部反思：何以会产生那么多意见？

　　监督的本来意义就是防错纠错，由此决定了监督的特点是以发现“问题”、披露“问题”为主，出现所谓的“负面信息”在所难免。从笔者所参与的一项课题调研来看，越是不怕披露问题，越是党务、政务公开的地方，越有利于社会稳定。

　　在网络监督中，既有信息属实的监督，亦有不确切甚至扭曲的报道。但是，核实信息是有关部门的责任。对公权力的批评，只要不违背宪法，人民就享有这一权利。只要不以推翻现行政权、不以对个人的人身攻击为目的，即使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是“找茬”、“挑毛病”也是合理合法的。

　　说到底，网络监督不是虚拟的问题，反映的是现实问题。只有在健全的民主监督制度中，网络监督的作用才能最大限度地扬利去弊。□(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难以预见的外部风险

　　在中国“十一五”收尾与“十二五”布局之际，世界经济正在步入后危机时期。中国的发展既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存在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

　　来自专家层面的判断：可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是西方国家仍将对中国发展进行遏制和打压，而难以预见的外部风险大致有三。首先，在经济方面，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的复苏前景难以预料。当前，世界经济虽已踏上复苏征程，但动力不足，速度缓慢，且发展很不平衡，经济运行条件并无明显改善，经济下行风险依然不小。因此，其未来走向如何，何时才能真正恢复元气，目前难有定论。

　　而危机后，包括中国、美国等大国在内的诸多国家都在进行结构调整，但这种调整究竟会不会成功，会调整到什么程度，调整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目前也难有答案。

　　其次，在国际关系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迅速提升。各个国家都将如何同中国交往、如何给中国定位作为一个重大课题。而出于不同的考虑，围绕这一课题，它们展开怎样的合纵连横，值得关注。

　　会不会有国家在中国周边制造摩擦牵制中国、周边国家会不会有安全变局、西方的舆论导向会否激化一些小冲突，等等，都难以预料。尤其是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左右逢源的国家，在中国逐渐强大和遭受西方遏制的双重背景下，对待中国的态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难以预料。

　　再有，在全球治理结构方面，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国际体系和规制改革步履维艰。无论是全球金融体系改革、国际贸易体制改革，还是安理会改革，都是命途多舛，处于僵局之中。危机后，对国际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已成为各方共识，并取得了部分进展。但是，彼此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这其中，欧盟高举全球治理大旗，秉持西方中心主义，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国千年目标等问题上，着力抢占高地，发挥引领作用，冲淡和谐世界的国际影响。

　　而一批发达和发展中的中小国家，不甘由大国主导全球治理的改革进程，联合组成全球治理集团，捍卫自身利益。因此，未来全球治理结构改革的困局会不会打破，何时被打破，各方的利益博弈会对全球治理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都仍不明朗。

　　我们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提升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能力，完善更加适应发展开放型经济要求的体制机制，沉着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风险挑战。□

控制外资在华加工贸易

　　施压人民币升值的舆论，没有因为10月15日美国财政部推迟决定是否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而稍作收敛。

　　的确，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事实，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也是事实，但“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指责却是“顾左右而言他”的借口。中国的出口结构为一般贸易逆差和加工贸易顺差。上半年我国一般贸易逆差为364亿美元，加工贸易顺差却高达2256亿美元，达到总体贸易顺差的1.9倍。而过去十多年的加工贸易利益，绝大部分被在华外资企业拿走了。

　　比如，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之中，88%是以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为主的外资企业出口的，而且基本上都属于加工贸易。中国虽然表面上有了贸易顺差，获得的经济利益却甚为可怜。据统计，加工贸易中，中国境内工人及政府只能获得3/4的利益，其他利益包括销售利润以及品牌和专利技术收益全部被外资占有。

　　而且，美国GDP的80%是服务业，制造业只占11%，而中国制造业则占到了GDP的60%。美国通过贸易实现的与中国的合作，连25%都不到，还有其他的四分之三是在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美国每年对中国市场服务贸易的出口达到200亿美元；美国的银行、保险、会计师、律师业，有5万家企业在中国投资运营，在中国市场年销售额是2200亿美元。美国在华外商投资企业每年的真实利润也高达近1000亿美元。

　　这意味着，美国、日本、欧盟和韩国等企业利用中国稳定的汇率环境和低廉人力成本，制造出物美价廉的商品供美国人享用，同时在中国市场赚取巨额的利润，却反咬中国的汇率政策损害了其利益。

　　要知道，大多数加工贸易既有大量出口又有大量进口，人民币升值的正负面影响相互抵消。也就是说，无论人民币怎么升值，中国对美贸易顺差都不会明显减少。在达不到减少对华贸易逆差目的的情况下仍然对人民币大力施压，只能证明美国是刻意为之，有其政治目的。

　　对此，在华外资企业心知肚明。10月19日，上海美国商会总裁傅丝德公开表示，人民币升值并不能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状况，美国应该提升自己的出口竞争力，来扩大对华出口。在华美资对人民币升值的此番表白与其自身经济利益直接相关。

　　可见，要平衡中美贸易顺差，就要限制中国的加工贸易；要限制加工贸易，就要控制以美日韩为主的在华外资企业产品向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对中国有大量贸易顺差的日本和韩国，同样存在着需要缩小对华贸易顺差的问题，尤其要在贸易监管上收紧其在华企业对美出。

加息暗留“调结构”空间

　　10月19日晚,央行宣布加息0.25个百分点。此前央行刚刚上调了6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两天后,国家统计局推迟发布了9月份CPI为3.6%,低于市场判断。市场对之既突然又疑惑:CPI刚刚3.6%,未来三个月又可能企稳,为什么又是提高准备金率,又是加息？

　　有一点是明确的,加息的事实告诉市场,货币监管当局不能容忍通胀加速。也就是说,无论是加息还是提高准备金率都源于中国流动性过剩、通胀加速,包括背后隐藏的金融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促成立即加息决策的原因,绝不仅仅是为了抑制通胀,还包括中央急切等待的加大宏观调控力度的时机,以配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结构”为主基调的“十二五”规划。

　　当前的“调结构”包含了几方面的具体内容:一是房地产新政必须得到实实在在的落实,而且要通过经济手段降。怎么降？限购令不能永远执行,房产税不能很快出台,最有效、最快捷的就是提高购买商品房的资金门槛。

　　二是适当降低经济增速,从整体上缓解环境和能源对经济的约束压力。很显然,经济增速一旦回落,要比硬性摊派节能减排指标更有效。而经济主动减速的目的不是低速发展,而是为了优质发展。只有增速平缓稳定,才能更好地调整经济结构。因此说,今后不是要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而是要提高对经济减速的容忍度,未来可能不会再提“保8”了。

　　三是细化管理通胀预期。仔细分析下半年以来通胀加速的原因,既有该涨的,也有不该涨的,未来也是如此。比如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提高资源品销售价,这些举措虽然也会提高CPI,从提高农民收入和节能减排来说完全应该。而当前通胀预期加速中有很多不应该的成分,比如热钱不断地追逐房地产、农产品和资源品,罪魁祸首是流动性泛滥,必须重拳管理流动性。

　　既然央行此次加息隐含了这么多深意,未来会不会连续加息,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加息通道？答案可能是肯定的。本次中国央行二度紧缩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有自己的时间表,不会跟随欧美两大经济体。同时也向中国市场宣布,未来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已经转向,不再是“保增长”或“稳增长”,而是“调结构”和“防通胀”。

　　但是,不保增长并不意味着不增长,适度降低发展速度,与全球各国相比,还是高速度。因此,货币政策的紧缩还是会根据市场具体情况,走一步看一步,一点点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