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备战：2010年《瞭望时评》第38期

退却，还是更好地向前

　　又是一次令人扼腕的“见义勇为”。9月11日，广西玉林，为救一女生，两名高中生在与歹徒的搏斗中被刺身亡，另有两人重伤。

　　案发当日，警方即抓获犯罪嫌疑人，当地政府也拟将救人高中生申报为见义勇为群体。亡者在天之灵略可告慰。然而，旁观者悲思之余，总觉得有些话不吐不快。

　　面对身高力大且已趋疯狂的持刀歹徒时，几个高中男生赤手空拳迎面冲上，勇气不可不嘉尚。古人有云，见义不为非勇也。但这个“勇”，也可分为冲冠一怒和谋定而后动。事后诸葛亮一下，若当时能在路边拾起一把扫帚、一块石头甚至脱下T恤卷成长条，避其利刃，把歹徒围堵起来，是不是会有更好的结果呢？

　　此非无由之论。据媒体报道，在该案现场，有一位卖鸡蛋的老人看见行凶，操起一筐鸡蛋砸向歹徒。联想数月之前的南平恶性杀人案，现场的体育老师、环卫工人也是以扫把、拖把为武器，最终制服歹徒。

　　诚然，仓促临阵，本无暇多想；畏手畏脚，或有伤正气。若人人都先对自己的安全三思，难免出现众人观望独贼撒野的境况。但若平素教之有方，正义与安全便不难兼得。

　　比如，能否让孩子们少背一些教条，哪怕少做一些作业，而教他们一点基本的防身术呢？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素以防身健体、以弱击强为精髓。练家子云，四两可以拨千斤，日常之物信手拈来即可防身。若国人从小能学上一两招，并教以如何处乱应变，想必关键时刻就能派上用场。无奈流风所及，却是花拳绣腿充斥于目，往往表演炫目，队列齐整，临敌却不济事。

　　环顾海外，英美国家历来有童子军传统，教以许多基本实用技能，其中即包括一些防身策略；日韩也力主将体育技击融入儿童培育计划，并以此养成公民之勇气。反观中国，武术号称博大精深，却根基飘摇。倘若连勇气赖以维系的基本能力也多有匮乏，“勇”和“义”恐怕真要渐行渐远了。

　　而今，中国的孩子们越长越高，越长越胖，眼睛越来越近视，脸色越来越苍白，已经令人叹息。而敢于挺身而出的热血小青年，却又令人扼腕。我们从来不缺高蹈的道德教化，也不缺私下的犬儒主义，反倒缺一些关乎生活、生存的“基础教育”。学点防身小技，面对邪恶暴力时便能多一分底气，多一分力量，在紧要关头可能保全宝贵生命。或许，“玄乎”的武德，能让这个民族更为强韧，更有希望一些。□

宝马撞童的时代隐喻

　　唐朝叛将张光晟“反正”归顺朝廷后，不料仍被处死，临死传语后人，“第一莫做，第二莫休。”

　　2007年底，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建议国人：“第一，不要撞伤，最好不要撞上。第二，更不能撞死。”

　　今年9月，江苏新沂发生“宝马四次碾压男童致死”惨剧。“一不做二不休”、“撞伤不如撞死”之说再度盛传。

　　车在人亡，交通肇事自无疑义，但是否属故意杀人还是过失致人死亡，尚需根据具体案情定性。男童家长和大量市民、网友要求严惩“凶手”。亦有笔名为“太子灵魂”的人出来反击，担心“失去理智的暴民和新闻媒体”、“没有开过SUV以上车型及更高档车”的“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以及“仇富心理”错杀了司机。委实，网民和媒体不能审判，此案就此打住。

　　谈谈其他。去年的孙伟铭醉驾致死案，以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一审判了死刑，终审判了无期，成了一个具有标本意义的判例。今年8月，提交最高立法机关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拟将醉驾、飙车行为入罪，引起社会激辩。

　　交通乱象不止，相关立法、司法争论不已。汽车与行人的纠葛，正是这个时代矛盾的隐喻。

　　过去多年，我们为汽车拓宽了马路，翻新了城市。去年，中国的汽车生产与消费量跃升为世界第一。今年，中国的GDP很可能是世界第二。“汽车”，俨然象征着这个时代前行的动力。当下的中国，正如一部疾行在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现代化道路上的汽车，冒险家与试验者不难从中找到乐园，人可以横着走，车可以飙着开，催生着他们的快感，也给许多人带来危险。

　　世故的人们早已打破对道德良心的迷信，在道德守不住的领域，法律不得不出来兜底，用确定的规则限制速度、防范风险。为什么会“仇富”、“仇宝马”？因为规则对开不起好车的群众还不够有利，还做不到让人不敢做、做了不得不休。

　　近年一些城市，如北京，明显加大对交通违规的处罚力度，交通事故频率下降，立竿见影。在其他领域，以疑似“前现代”的“严打”来对付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因切中这个特定阶段的乱局，亦能屡获民心。如果连最起码的生命权都有朝夕不测之虞，人们怎能不希望从严？“严打”之所以也会被质疑，则往往是因为不能全阶段始终如一，或失之随意。

　　在规则的牢笼里培养敬畏之心后，宽容才有可能生效。没有人愿意看到一个只剩下“太子”和“暴民”的撕裂社会，否则，那枉死在轮胎下的灵魂，将不得安息。□

从国家信用高度整肃学术不端

　　如果仅从人才培养的数量上看，中国无疑是人才大国，但中国不是人才强国也是不争的事实。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才培养还面临着水平下降和学术质量滑坡的隐患，究其原由就在于学术不端行为的泛滥。

　　中央领导曾指出，学风浮躁、学术不端行为滋长，正在侵蚀学术的肌体，对科技事业健康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不可低估，已经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应当说，学术和科研领域的不端行为泛滥，不只是学术诚信和学术公信的问题，其可能造成损害国家信用的严重后果。

　　就学术和科研本身而言，造假、作弊和学术剽窃等行为，必然会殃及科研行业的整体信誉。在造假者大量存在的同时，还有着更多的学风严谨，严于律己，在学术上埋头钻研的科研工作者和学术研究者。造假者在自毁信誉的同时，也吞噬了别人的信用。正所谓“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对于学术不端者，其或换了一个“包装”，新瓶装旧酒；或四处取材、东拼西凑；更有甚者，则是以钱权交易换取学术上的荣誉……这类注了水的科研成果，何来创新可言？何谈科技竞争力？更大的危害还在于败坏了学术风气。部分研究者也放弃了自己坚守的阵地，情愿或不情愿地加入到学术不端的群体。

　　进一步说，大量学术不端行为的存在，将会大大降低国家权威信息的可信度。在信息时代，各种信息混杂，信息的权威性、真实性就需要以信用作支撑。如果信用上出了纰漏，存在着瑕疵，信息的可靠性自会遭到质疑。信用受损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大量真实的、重要的信息也就湮没在了可信可不信的“不信”中了。

　　从经济信息的角度看，学术和科研不端行为泛滥，还会影响相关产业的发展，成为中国产品走出去的羁绊。

　　学术不道德非中国独有，但中国多有，原因在于中国同行互审机制薄弱，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奖励机制错位，而对学术行为的监督检查更是缺乏。对待学术不端行为，需要从维护国家信用的高度予以整肃。推动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需要完善相关的体制机制。

　　广大科研工作者需要树立起强烈的自律意识，严格要求自己，坚守学术道德。同时也需要构建起学术信用体系，建立较为规范的信用净化机制，加大对学术不端者的惩处力度。再者需要完善和强化学术监督检查制度，要采取“零容忍”政策，严格要求，严厉约束，发现一起处理一起，不能护短。还应公开曝光，决不让弄虚作假、剽窃抄袭行为有立足之地。□

中国的国家“定位”

　　前不久，法国鞋业协会负责人在一次演讲时说，他第一次去中国是30年前，当时的感觉是中国落后于法国30年；而最近一次他又访问了中国，还是30年的差距，只不过中国和法国调换了位置，而且这种差距还会扩大。

　　9月7日，笔者采访法国抗议退休制度改革的全国大罢工，那天据说全法有200万人上街，反对政府将退休年龄延长到62岁。在巴黎，从共和国广场到巴士底广场挤满了缓慢行进的游行队伍。在街边的咖啡馆小坐时，邻桌的几个人听说是中国来的记者，纷纷过来聊天。一位在中国工作过几年的老者对笔者说，法国正在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早已不是发展中国家，照现在的势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也是必然的。我问，您在中国工作过几年，肯定到过中国不发达的地区，您能不能比较一下中国和法国的小城镇和农村？老者无语，过了会儿说，那是另一回事。

　　说来，外国人到中国，去的都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看到的都是中国闪亮光鲜的一面。法国城市十几年不变，不少建筑老旧，有的甚至由于缺乏资金等原因显得有些破败。但要了解法国，要离开巴黎，到乡下走走。

　　法国各地的小城市几乎都是精雕细刻而成，城镇管理得井井有条。农村更像是一幅幅油画，空气干净、水源清澈、植被优美、乡风淳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仿佛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

　　看一个国家发达与否，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要看工业能不能创造出领先世界的产品，要看文化能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更要看国家的管理水平和发展的可持续性。这一点西方国家有识之士自有判断。第二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法国经济学家兼作家迪亚娜·奥什海什指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产品附加值和技术创新方面仍需要依靠发达国家，中国人均收入在世界范围内还处在落后位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言之过早。

　　世界银行等机构也警告说，如果不培养出一支有文化、有创造力的劳动力队伍，并打造支持创新的体制，那么，中国等新兴国家很容易在达到中等收入时停滞不前。

　　法国执政党人民运动联盟议会党团主席科佩在一次中非关系论坛上谈对中国的印象时说，在中国，我们到处能看到希望：人们普遍认为孩子会比父母生活得更好，这一点从人们的眼神里就能看到。这是笔者在法国听到最中听的赞扬中国的话。中国是不是发达国家不重要，关键是在中国我们还能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