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备战：2010年《瞭望时评》第42期

节能减排，攻坚莫忘长效

 　　距离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任务相当艰巨。这一国家目标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指标，是检验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的重要标志，需要花大力气才能打赢的“攻坚战”。

　　“十一五”规划规定，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指标要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为实现这一目标，大多数地方不断加大节能减排工作力度，行动迅速，措施得力，坚决卡住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下大力淘汰落后产能。

　　但也有的地方存在认识不到位、职责不清晰、措施不得力的问题。一些地方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增长的过程中，放松了节能减排工作。有的地方机构改革后，节能减排的管理职能正在理顺中，存在协调不畅、推诿扯皮等现象，影响了工作效率和质量。

　　特别是随着“十一五”目标“收官”期越来越近，有的地方为了完成目标，采取了停限居民和公共服务单位用电等错误做法，影响了人民群众正常生活；个别地方采取“一刀切”的简单做法，对生产企业轮流停电，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国家主管部门指出这些做法违背了节能减排的初衷，必须坚决纠正。

　　综观之，节能减排已经到了攻坚的重要阶段、决战的关键时期、冲刺的最后时刻，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当前，各地各级决策者应下定决心打硬仗，抓住关键出硬招，采取断然措施，以背水一战的姿态做好“十一五”节能减排扫尾工作，不折不扣地完成总体目标。

　　在集中时间和力量进行阶段性攻坚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建立健全节能减排长效机制。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仅西方发达国家走过的高消费、高消耗的路子走不通，我们自己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道路也走不通。如果再不通过转变发展方式来节约集约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将会出现资源承受不起、环境容纳不下、社会接受不了、发展难以持续的局面。节能减排是一项长期工作，早抓早主动，抓晚了，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为此，要按照中央部署，强化节能减排协调管理，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完善节能减排法律法规，夯实节能减排工作基础。特别是在制定“十二五”节能减排目标中，应体现“政府调控”和“市场引导”兼顾原则，增强节能减排决策数据的客观性，明确地区指标的差异性，注重污染物减排的多样性，努力构建节能减排长效机制。

创业板已临“补牢”时

　　创业板问世一周年前夕，即将到来的解禁高潮，让刚有起色的A股市场如蒙阴云。10月30日，首批上市的27家创业板公司将在上市一年后，迎来巨量限售股的解禁。据统计，其解禁市值将超过300亿元。这一数字，尽管无法和主板市场庞大的市场规模相比，其对投资者心理上的影响却不容低估。

　　其实，早在数月之前，创业板公司出现的高管辞职潮，就已让投资者忐忑不安。截至目前，在约百家创业板公司中，有30余家出现董监事或高管辞职。在其理由中，或为“异地分居不便”，或为“健康堪忧”，其解禁套利的真实目的却讳莫如深。

　　根据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一般在公司上市36个月后才能出售股份，而其他股东的限售期则多为12个月。与此同时，《公司法》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于是，为了及时套现，实现数十万元年薪高管到亿万富翁的华丽转身，不少高管干脆辞职。这也正是不少投资者称创业板上市为“圈钱阴谋”的原因所在。

　　然而，从法理层面来看，高管们的做法和当前的制度设计并不违背。回到创业板的起点，其在培育成长性和创新性企业的同时，就自然地成为风投资金的退出场所。因此，二级市场投资者所能做的，只有道义上的指责，或者敬而远之的“用脚投票”。

　　其实，监管部门在创业板设计之初，就应预想到今日状况。所谓解禁潮，在主板市场早已出现过，且凶猛程度更甚于创业板。究其根源，还在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先天痼疾。和发达国家的资本市场相比，中国主板市场在设计上更多地偏向于企业的融资功能，分红远远不足。受此影响，大量的中小投资者只能靠股票差价盈利，从而大肆炒作，并进一步放大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价差。

　　由此角度来看，设于深圳的创业板，应如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深圳一样，在诸多方面先行先试，作改革的领头羊。创业板从零开始，且因盘子较小，其改革阻力较小。万不应让创业板走主板老路，忽视或者相对弱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周年反思，创业板已到亡羊补牢的时刻。比如，在发行审核上，创业板公司的成长性和创新性标准，是否经过了严格把关？从监管部门到中介机构，是否本着职业操守履行应有的公众责任？再者，和纳斯达克的高淘汰率相比，中国创业板的退市门槛是否过高？退市标准是否不够明晰？

　　笔者相信，只要在入口和出口上严格把关，有关部门认真作为，并将“公开、公平、公正”落到实处，建设一个真正有益于培育创新型国家的创业板市场并不难。

谁阻碍了多元化办医

　　国家发改委日前透露，“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医疗事业”的有关政策措施，将力争在本月底前公布。笔者浸淫医疗报道已久，见多了标语口号，据说这一次要出台的是“细则”，希望能动真格。

　　俗云人命大如天，多一个救人渠道，就多一份保险。民间行医在中国有几千年传统，这些年来却几乎难于上青天。公立医院一统天下，却医不好“看病难、看病贵”的痼疾。

　　看病是大事，也是“小事”，小到随时随地随人都有需求。集中力量办大事不难，办“小事”则没那么容易。近年，来自政府的医疗服务投入确实在加大，但“陷阱”依然难避免，一则无力哺育众多嗷嗷待哺的公立医院，二则随时可能遭遇效率诘问。于是重提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发展医疗事业。

　　其实，发展民营医疗机构的改革条件早已具备，高层亦不乏改革宣示，但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中，只有政府结结实实地把医院办起来，才能让老百姓病有所医，才算尽到政府责任。

　　在此种思维的影响下，“公立”、“国有”等字眼似乎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凡是民营医院，就是要营利的；凡是要营利的，就是打算昧着良心赚钱的——这让一部分民间资本、跨国资本知难而退。

　　更足以为碍的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扯着道德的旗行利益之实。大包大揽，难免上下其手。投入越多，寻租空间越大。曾有卫生部专家称，人越腐败，死得越快。但就在卫生领域，也有多少贪官倒下。

　　从理论上讲，以政府之手配置资源未尝不可做到清正廉明，但除效率诘问外，还需要极大的监督成本。不管“公”家的“猫”还是“私”家的“猫”，只要能看好病就是好“猫”。不管宣称不赚钱还是真赚钱，只要老百姓出得起这个钱。

　　民间资本热情早已高涨，但因“管办合一”(既是出资人又是监管者)及由此带来的医保定点、职称晋升、财政补贴、准入壁垒等一系列不平等，一些已经进入医疗领域的民间资本深觉受伤，部分有意进入的民间资本选择观望。于是，决策层“多元化办医”的设想几乎成为空想。

　　面对紧迫逼人的新形势，有的地方已在先行探索。如成都在卫生体制外，设立独立的成都市医管局，被认为是当前卫生领域最彻底的“管办分开”改革。人们期望，剥离“老板”角色及其利益纠葛的卫生部门，能够真正充当对公立、民营一视同仁的监管者。

　　发改委鼓励民间办医固然值得期待，但仅“鼓励”、仅有部门政策是不够的，要有搬开拦路石的真招，要有真正平等的法定地位，否则，仍将沦为“推而不动”的空想。

营救奇迹的背后力量

　　10月13日，随着最后一名矿工乘坐凤凰号胶囊形救援舱回到地面，智利圣何塞铜矿矿难人员营救工作最终近乎完美地落幕，创造了人类救援史上的一大奇迹。

　　今天，人类已经进入了科技高度发达的新世纪，但高科技却无法完全避免类似智利矿难那样的事故发生。在国内外许多类似事故中，尽管救援者尽了全力，但多以悲剧收官。于是，在感叹智利人改写历史的行动之后，人们自然会反思：是什么因素造就了智利奇迹？

　　尽管智利人还没有召开“经验总结会”，但是纵观这69天的营救行动，不难发现在奇迹的背后有三大因素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信念、制度和人文。

　　信念是意志行为的基础。没有信念，人们就不会有意志，更不会有积极主动性的行为。在这漫长的等待中，地下的矿工坚信，他们并不孤单，没有被抛弃，一定能够重见天日；地上的救援者深信，凭借自身的力量，他们一定能够克服重重困难，胜利完成营救计划；关注矿难的人们确信，智利人的努力不会白费，奇迹与矿工们同在。

　　当然，仅有坚毅的信念还远远不够，营救行动还要靠制度保障。33名受困矿工之所以能够在700米深的地下坚持下来，紧急避难所和井下充足的“战略储备”功不可没。据报道，铜矿井下不仅预先存有如罐头、牛奶等生存物资，还配备了如手推车、靠电池供电的大型清除设备等“工作”设备。矿难发生后第17天，33名矿工才被救援人员发现依然活着，这无疑是井下“诺亚方舟”——紧急避难所的功劳。我们也许并不特别了解智利矿业的规章与制度，但是仅从矿业公司遵规设置避难所并存放足够数量的食品等行为来看，尽管智利的应急机制和设施可能还远不如发达国家那样先进和健全，但是却相当有效。

　　此次矿难救援过程中，从发生到结束，处处都体现着人文主义的关怀。救援者精力集中，核心任务明确，就是如何最快地、用最科学和最安全的办法“捞人”；救援者深知地下生活之苦，所以不仅安排了丰富的食物，还安排了诸如电视直播之类的娱乐节目来充实井下人员的精神生活，并配备专业人员进行心理辅导与干预，甚至还拉来家属大打亲情牌，这些细心的体贴无疑对矿工们的情绪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救援前政府部门会商的过程、救援中矿工出井的顺序以及获救后总统被排在家人之后与矿工的拥抱等等，都充满了“以人为本”的色彩，可圈可点。

　　智利人以独特的方式塑造了其闪闪发光的国家形象，正如智利总统所言，救援体现了国家团结精神，只要保持团结就可以克服国家面临的巨大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