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备战：2010年《瞭望时评》第40-41期 - 山东联创世华|2011年公务员考...

“新五条”加压楼市调控

　　国庆长假之前，房地产市场调控再度加码。

　　首先，各商业银行对贷款购买商品住房，首付款比例由之前的20%调整到30%及以上；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严格执行首付比例不低于5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1.1倍的规定；暂停发放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房贷款。

　　其次，对于呼之欲出的房产税尽管仍然延续了试点的说法，但强化使用了“加快推进”、“并逐步扩大到全国”的字眼。同时，调整了住房交易环节的契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其三，再次强调增加居住用地的供应总量。对于拖延、阻碍形成真正住房供应量的闲置土地、拖延开竣工、捂盘惜售等行为，要求对企业“暂停发行股票、公司债券和新购置土地”。

　　其四，进一步加强市场监管，加大对住房交易市场检查力度，依法查处经纪机构炒买炒卖、哄抬房价、怂恿客户签订“阴阳合同”等行为。

　　其五，对稳定房价和住房保障工作政策落实不到位、工作不得力的省级人民政府，进行约谈，直至追究责任。

　　上述五条，从金融、财税政策到行政手段左右“开弓”，彰显了中央对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决心，而且预留了足够的政策空间，不排除下一步抑制投资需求政策(包括进一步提高杠杆率，房产税的出台等)的强化。

　　连日来，在房地产调控政策强化的背景下，一些地方出现了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杂音”：或者高调宣称“调控已经见效，政策不用再加力”；或者以个别城市、个别楼盘价格的上涨以偏概全、以点代面渲染房价逆市上扬、价量齐升的虚假繁荣局面，营造紧张空气，让不掌握全面情况的老百姓犹如“惊弓之鸟”。此次调控政策再次加码，可以警醒有关各方“试探”的侥幸心理。

　　现在，对房地产相关主管部门来说，则应加快房地产市场和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为群众住房消费和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提供全面、及时、准确的信息。防止一时一地的数据影响市场判断，进而误导市场走势甚至政策走势。

　　对房地产商和房地产投机者来说，一定要看清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和大势，不要只顾眼前利益看错方向；一定要理解决策者的调控重心和决心，切忌以侥幸心理博弈政策。

　　对于广大的中低收入者来是说，应该看到以租赁方式保障其阶段性基本住房需求是世界通行做法，现阶段，量力而行、从租到买、从小到大，才是纷繁楼市中“去伪存真”的合理心态。□

　　近日，来自江西、河北、广东、内蒙古等地的30余名家长，在北京街头拉开自制的百米“寻子墙”海报寻找失踪子女。“寻子墙”中一张张活泼可爱的童稚容颜背后，伫立着一个个心力交瘁的父母，聚焦无数关注目光。

　　尽管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一直是政法机关的打击重点，但受利益驱使，丧心病狂的人贩子近年来沉渣泛起，并呈现犯罪组织职业化、集团化，犯罪手段暴力化、多样化等特点，成为继毒品犯罪和武器走私之后的全球第三大非法贸易、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重大犯罪问题。在强烈谴责犯罪恶行的同时，公众也应反思社会管理漏洞及其深层原因。

　　当前，我国拐卖犯罪成因主要呈现出四个特点。首先，“买方市场”庞大导致拐卖犯罪屡打不绝。有的农村“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一些人不顾法律约束，非法收买儿童，形成巨大的买方市场。

　　其次，社会管理漏洞给了人贩子可乘之机。由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和留守儿童入托难、入学难，家长们忙于生计，无暇看护子女，成为人贩子的主要侵害目标。有的地方劳务中介机构管理不规范，人贩子混迹其中。一些城市街头儿童、残疾人流浪乞讨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整治。一些地方户口管理不严格，致使被拐妇女儿童能够落户、上学。

　　再有，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诱发拐卖，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女青年外出务工，容易被拐骗。

　　同时，群众反拐防拐意识淡薄，法制宣传教育滞后。一些人认为介绍、收买儿童是积德、做善事，认为人贩子是介绍婚姻的“红娘”。更为严重的是，某些基层干部对这种犯罪行为也存在模糊认识。

　　今年9月25日，是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实行使我国少生了4亿人，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子女数量的减少，也令中国家庭对于孩子的期望、重视和敏感度远远超出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人口拐卖对社会人心的杀伤力也由此更显惨烈。

　　各级各部门的决策者、执行者，有责任、有义务站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来看待打拐的重要性，全面开展综合治理，多部门联手依法严打，尽快设立专门打拐机构和专项经费，加大对拐入地的治理力度，坚决处理收买人员，消除买方市场，营造“全民反拐打拐”氛围，让人口拐卖势头现出“拐点”，让离散的亲人重新团聚，骨肉莫再分离！□

　　时为多事之秋。城乡群体性事件居高不下，极端恶性事件更有增加之势。纵有千般客观理由，权力运行不尽规范往往不是源头就是推手。法治政府建设路线图虽早已明确，一些地方和部门盲目决策、草率决策乃至逐利驱动下的“恶意决策”问题依然突出，批量生产出政府投资失误、楼脆脆、桥塌塌、征地拆迁血案、随意涨价、环境恶化等易燃易爆点。

　　驯服权力已时不我待。在群体差距步步拉大、利益结构趋于固化的当下，底线不断失守，大量受损者几被逼入退无可退的墙角。又因社会透明度增加，粉饰掩盖不再容易，民众权利意识增长，“老实”不再是众口交赞的美德，社会容忍度已较往昔明显降低。警钟已然长鸣，若不警醒并付诸行动，砸下来的将是达摩克利斯之剑。

　　谁也不愿看到人仰马翻的两败局面。外部制约固然是更有效的方式，权力自律依然值得期待，两者合力，将是一条成本最小、风险最低的化解之途。

　　榜样并不缺乏。比如，近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基于维稳压力，开展行政决策前的风险评估，把涉及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公共利益、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列入风险评估范围，如政府重大投资项目、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等。此举收效明显，大可总结完善，并推而广之。

　　决策是否合法、合理、可行，会否埋下风险种子，不是屁股坐在办公室里拍拍脑袋掐掐手指就能知道，甚至也不是“班子”合计合计便能无忧，需要有一整套的事前评估机制。应引入专家论证、公众参与、专业组织评测等手段，通过舆情反映、问卷调查、重点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收集整理相关信息、意见，并对可能引发的各种风险加以研判，提出风险等级和风险防范建议，确保决策出台后能够平衡顺利实施。

　　社会稳定自然是最显性、最切近，也是各级政府和部门最担心的风险，但综合系统的评估还不限于此。考虑到频频爆发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大量财政风险也应重点防范，成本与效益分析不可或缺。考虑到种种形象工程、腐败工程，道德风险亦当严防死守，程序正义不能显失。此外，许多行政决策涉及发展与保护矛盾，关乎生存质量与发展后劲，环境生态风险也可单列。

　　风险评估，其实是“不可行论证”，凡是风险不可控的，都不应列入决策议程。即便是出台后的决策，也应跟踪其执行情况，一旦发现风险苗头，当及时纠偏或刹车，勿待亡羊补牢。

　　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9月下旬访华，揭开了两国经济合作新的一页。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出席原油进口管道竣工仪式，不仅表明历经14年之久的重大能源项目最终建成，也表明两国精心培育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结下了最重要的经济果实，标志着两国经济互信达到了更高的水平，预示着两国“金融-能源”合作模式将为未来扩大经济合作增添巨大活力。

　　“金融-能源”合作模式是指2008年10月中俄两国共同达成的中方提供250亿美元贷款，而俄方以管道出口原油偿付的合作协议内容。这一模式最有效地结合了两国经济、政治和地缘优势。在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就原油管道项目达成协议并在两年内建成，表明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经受住了考验，并得到巩固和发展。

　　“金融-能源”合作模式为两国新的经济合作发挥着助推作用。梅德韦杰夫总统访华期间签署的包括煤炭合作在内的一系列经济合作文件中，就应用了这一模式。预计，这一模式也将有助于两国能源公司在2011年就向中国出口管道天然气的合作项目达成全面协议。

　　“金融-能源”合作模式所体现的互信、互补和互利精神，可在其他领域发扬光大。这些领域可以是投资、金融、科技和地方合作。今年底，中俄两国外汇交易市场将启动人民币与卢布直接交易，这将为两国全面经济合作提供广阔空间。在广义的“金融-能源”合作模式中实现金融资本资源化和资源资本金融化，最大限度发挥中俄经济互补优势，两国经济合作将会是全面和可持续的。

　　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中俄两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成就最突出。2010年1～7月中俄GDP分别增长11%和3.8%，两国贸易额同比增长高达50%。国际金融危机使中俄经济关系更加相互依赖。金融和投资合作应是中俄经济合作的新亮点。俄罗斯是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近年市场经济法规和秩序在不断完善。资本和投资市场相互开放，可使中俄相互成为可靠的外汇投资和产业投资市场。中俄有着相当牢固的国家关系基础，可以在相互投资时增加参考两国自己的评级机构作出的风险评级。

　　中俄已经建立起国家、地方和企业间的经济合作机制，正在建立和完善经济合作中的产业和金融基础设施。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这次成功访华，标志着中俄经济合作正在驶入宽广的快车道。□

“金融—能源”模式助推中俄发展

风险社会的行政自律

全民打拐盼“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