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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趋势正在发生

  根据课题组报告，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正在出现“一种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重建总体性权力”的趋势。

  在我国经济领域中，资源正在向国有垄断企业集中。垄断企业被给予更多的资源，被赋予越来越多的特权。

  在社会生活领域，以权代法、以压制社会为代价强化权力的迹象“清晰可见”。

  研究报告还对“举国体制”的逐渐常规化，表达出了忧虑。“在我们用‘举国体制’的办法成功办了一些大事后，‘举国体制’不仅成为应急的策略和手段，还被当作最有效率的治理方式，进一步常规化了。而各种社会矛盾却被压制或掩盖，从而酝酿着更大的社会危机。”“对于金融危机的错误反思，似也在为强化权力提供新的论证。一些人看到危机中显现出来的市场局限性以及资本过度膨胀的弊端，再度希望仰仗于计划经济时代包揽一切的总体性权力来化解危机。”课题组说。

  报告指出，当今社会矛盾中的“权力之恶”和“资本之恶”，根源是由于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失衡。更危险的是，“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目前已经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权力市场经济”。权力和资本结合而形成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影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造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正。

  转型中国面临新抉择：重建权力还是重建社会

  由此，课题组提出，中国当下面临的一个新的历史性抉择是：是通过社会的重建，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相互配合的治理结构，还是造就一种更强大的权力来包打天下？

  报告指出，我国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重建包办一切的“总体性权力”不是出路。

  研究报告表明，在中国经历了30余年的市场转型后，公民社会建设越来越具有现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实情况是，目前中国民间组织“发育程度低，发展不均衡”。

  报告认为，目前，我们既需要慈善组织、社区组织等“公民社会”组织来制约权力，也需要工会、合作社等“能动社会”组织来驾驭资本。

  解决我国利益关系失衡的突破口

  近年来，解决我国日渐加剧的利益关系失衡，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报告认为：“解决这一问题，远不是提高一点工资和收入这么简单。”

  “这些年来的利益关系严重失衡，背后有深刻的体制原因。其中最致命的，就是我们到了市场经济时代，却没有一套处理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关系的完善机制，甚至还压制这种机制的建立。这些体制问题不解决，仅仅依靠政策增加收入，能起的作用是有限的。”

  课题组为社会建设提出了两个具体突破口：“劳资关系”和“官民关系”。第一，建立劳资博弈机制，推动“能动社会”建设。第二，建立公民参与机制，推动“公民社会”建设。

  课题组认为，最重要的是在人民代表大会框架内落实三个机制：其一是信息披露制度，其次是财政监督制度，其三，则是重大立法和决策的听证、辩论制度。

  “我国权力、市场和社会有失衡之处”，清华大学的报告无疑引人注目。如何制约“权力市场经济”？又如何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学者刘青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刘青：

  走全能政府的老路易侵犯私权

  权力忘记了定位在何处

  现代快报：“改革过程中权力、市场和社会三种力量有失衡之处”，对这个问题，请进一步解读。

  刘青：在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的做法不是按照法治政府、诚信政府的原则来做的，比如说片面追求GDP，有意无意地滥用、超越了职权，忘记了本身权力定位在何处。

  在一些做法上，政府是重新走上了计划经济中全能政府的老路，而走这条路是驾轻就熟的。在这一过程中，公权力有可能超越权力的边界，迈入私权的界限内，损害了公民的公共利益，又没有给予适当的补偿，老百姓就会有抱怨。

  现代快报：报告提醒，“权力之恶”与“资本之恶”目前已经叠加在一起，形成了“权力市场经济”。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刘青：在经济学界和法学界，最担心的是走向权贵市场经济：政府将权力交给大资本，同时给其很大的优惠，因为大资本能给一个地方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些资本也就取得了超国民的待遇和利润，但是这样一来就侵犯了同类市场主体的地位和利益。

  现代快报：对这样的“权力市场经济”，应如何制约呢？

  刘青：还是要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和民主制度建设，比如说，更加推动干部的公推公选，让干部的晋升和民意结合起来。同时，要更好地保障公民的表达权，这也包括了对于媒体的宽容。

  公民社会发展需要从制度上改革

  现代快报：报告提出，要建立公民参与机制，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对这个问题你怎么看？

  刘青：引进“公民社会”这个概念非常有必要，只不过公民社会的发展速度缓慢。公民组织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不少限制。当然，如果不加以控制和限制，也会产生一些问题。那么怎么控制，也考验着我们的勇气和智慧。

  现代快报：要使得民间组织取得大发展，应该怎么做？

  刘青：还需要在制度层面上加以改革。比如说，现在规定，成立民间组织需要挂靠主管单位，这些主管单位一般是政府机关，他们本身对民间组织也有顾虑，担心这些组织如果做出了什么不好的行为，那不就成了挂靠单位的责任了吗？所以一般情况下他们不愿意接受民间组织的挂靠。

  现代快报：李连杰坦言，壹基金是一个已经生了的孩子，但是没有身份证，身份和法律结构模糊，这在和他人的合作中会带来很多问题。

  刘青：由于政府部门的这种意识，使得一些民间组织成为黑户。我认为，这就要在制度层面上做出修改。比如说，现在规定，社会团体必须引进人才，必须有一定的资金和场地，但是刚开始，这些社会团体并没有能力办到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