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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维世：惨死狱中的“红色公主”

周恩来夫妇和孙维世（中）合影。（资料照片）
她是革命者的遗孤，周恩来总理的养女，著名的戏剧表演艺术家。从珍贵照片上可以看到，用芳华绝代来形容她并不为过。早在延安时期，她就因舞台表演而颇具知名度，林彪曾向她求爱被拒绝。在延安时，她曾与江青同台表演，因为容貌和才情抢走了江青的风头，为她后来的悲惨命运埋下了伏笔。后来，在江青授意下被打成反革命。因为性情太刚烈，在秦城监狱关了不到一年就被殴打至死。
朱德周恩来挚友之女、延安的“大小姐”
周恩来的这位养女就是孙维世。孙维世与其兄孙泱，是朱德挚友孙炳文烈士的儿女。
1922年孙炳文与朱德由四川赴德国留学，寻求革命真理，同年11月经周恩来介绍入党。1925年孙炳文回国后在黄埔军校任教官，曾参加北伐筹备，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1927年因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于4月16日被捕，20日牺牲于上海龙华。
父亲牺牲时，孙维世才6岁。母亲任锐当时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只能将年长的孙泱带在身边做帮手，无暇顾及年幼的女儿。
1937年，位于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半大孩子，吵着要报名到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日。卫兵看他们年纪太小，又无熟人介绍，当然拒绝。后来男孩因事走了，女孩硬是不走，站在门外哭泣。
周恩来正好归来，便走过去询问说：“才16岁呀，你还是个娃娃嘛，你回去问问你爸爸同不同意你去？女孩哭得更厉害了：“我没有爸爸了，爸爸被国民党枪毙了！”周恩来忙问：“你爸爸是谁呀？”“孙炳文。”周恩来大吃一惊：“你是小维世吧？”“我是你爸爸的好朋友周恩来，是你的‘周爸爸’呀！”女孩失声痛哭———她就是倔强的孙维世。
正如后来许多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跟孙维世开玩笑时说的那样，她5岁就参加了革命———孙炳文1925年回国后先到广州，周恩来南下和他接头，为防特务跟踪，孙炳文抱着未满5岁的孙维世，让她脸朝自己身后，叮嘱她看有没有可疑的人。周、孙二人坐下来谈话，让孙维世站在外面以玩耍为掩护放哨。孙维世从小活泼可爱，周恩来夫妇叫她女儿，她叫周恩来夫妇为“周爸爸”、“小超妈妈”。
周恩来夫妇认为应该减轻任锐的负担，不能让她拖着两个孩子在白色恐怖下开展工作。地下交通员找到任锐，将孙维世接到周恩来夫妇身边。由于邓颖超病后不能生育，孙维世从此成了周恩来夫妇的掌上明珠。
抗战爆发后，根据组织安排，任锐带着儿子孙泱来到延安。在周恩来夫妇的关爱下，孙维世有了两个家，她读书很用功，有不懂的地方常常是邓颖超晚上坐在油灯下教她。
1938年，年仅17岁的孙维世入了党。
由于孙维世与周恩来夫妇的关系，她也常到毛泽东家去。毛泽东和江青当时也很喜欢她。1938年为纪念“一·二八”抗战，江青和孙维世参加了话剧《血祭上海》的演出，江青在剧中扮演姨太太，孙维世扮演小姐———后来有人据此称江青为“姨太太”，称孙维世为“大小姐”。
1939年，周恩来准备赴苏联治病，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后，周恩来夫妇便带上已经长大的孙维世向莫斯科飞去。
周恩来在苏联治病的同时，也在为“女儿”的未来考虑。苏联是一个酷爱艺术的国家，一有时间，周恩来夫妇就会让苏联朋友带着孙维世去看歌剧。当时许多烈士子女都在莫斯科学习，有的学军事，有的学工业，却很少有人学艺术。周恩来夫妇看到孙维世喜欢歌剧，就鼓励她认真地学习这门艺术。，孙维世报考了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
与年轻的林彪相遇莫斯科
孙维世在莫斯科学习期间，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八路军将领，他就是当时的抗日名将林彪。
林彪带领八路军在平型关与日军交战取得胜利，他的名字也响亮起来。1937年春，林彪在山西战区与日军交战取得胜利。林彪穿上缴获的日本军官大衣，骑着东洋马在刚平息的战场上飞奔，连警卫员也被抛在身后。此时参战的各方部队正在清理战场。国民党阎锡山部队的士兵远远看见一个日本军官模样的人骑马飞奔而来，举枪便射。林彪不幸负伤。
1938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林彪去苏联治伤。许多中国烈士子女邀请林彪去作报告。看着这位为抗日战争作出大贡献的年轻名将，烈士后代很羡慕。
就在这时，林彪认识了孙维世。交往中，两个人很快熟悉了。
孙维世长得端庄、秀丽，常常面带笑容，在延安读书时就是学校里有名的美女。交往中，林彪对她产生了好感，曾向孙维世求婚，但被拒绝了。
1942年林彪回国后，在延安与叶群结婚。
1946年，孙维世学成归国。周恩来夫妇让她取道东北，并告诉她任东北军政首长的就是林彪，有困难可以找他。孙维世的归来在林彪内心引起波动。叶群非常不满。后来得知孙维世和好友林利即将来东北解放区工作时，叶群甚至冒用李立三的名义发出一封电报：“孙维世同志，请你为了党的利益，不要来哈，林利可以来。”（林利《往事琐记》，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孙维世想不到，东北之行为她以后的命运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红色公主”的事业与婚姻
1949年秋，毛泽东决定出访苏联。江青要求前往，没得到批准。曾留学苏联的孙维世却被任命为随毛泽东访苏的翻译组组长，兼管访问中的机要工作。
出访归来，江青找到孙维世，要她谈谈随同毛泽东出访的情况，孙维世拒绝了。她对江青说，这些都是国家机密，没什么好谈的。此后，孙维世成为建国初期可以自由进入中南海的极少数女性之一，就是平时她也可以带人进去。孙维世成了那个时代令人羡慕的“红色公主”。
江青后来曾对孙维世说，你是总理的女儿，我是主席的夫人，我们联合起来力量就很大，要对付那些反对我们的人。孙维世大惑不解，她天真地认为，所有住在中南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同周恩来夫妇一样地喜欢她，有什么需要“对付”的呢？
建国后，周恩来夫妇根据孙维世所学的专业，将她安排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后来又因工作需要调到中央实验话剧院。她很快从普通导演成长为总导演、副院长。可以说，孙维世是上世纪50年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她先后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柯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很有影响的剧目，同时与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中央实验话剧院。她的这些成就令周恩来夫妇十分高兴———唯一不高兴的是，这位“红色公主”在对待恋情时依然倔强、执拗。
在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中，孙维世认识了担任副院长的著名戏剧家金山。他们共同排一部戏，孙维世任导演，金山任演员，工作中两人产生了好感。
早在上海时，金山就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利用特殊身份与国民党高层交往，了解敌人内部情况，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将情报转送出去。后来到了重庆，金山与许多进步的文艺界人士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工作，排了许多抗日题材的戏剧，并从经费等各方面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当周恩来得知孙维世与金山的恋情时，曾笑着问：“你认识金山吗？”
孙维世说：“天天在一起排戏，怎么能不认识呢！”
周恩来说：“难道天天排戏就认识啊？”
孙维世说：“要怎样认识？”
周恩来说：“解放前在上海，金山天天都在国民党的一些戏院子里转，与当时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也有交往，从他们那里弄了很多情报送到解放区，他们（指国民党方面的人）根本就没有真正认识他。你自己的事自己作主，关于金山，你可以去问问李克农叔叔。”当孙维世找到李克农时，李哈哈大笑：“金山啊，那是我们共产党的大特务！”
周恩来对这件婚事不太同意的理由是因为他当时是著名演员张瑞芳的丈夫。
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和金山在北京青年宫举行结婚典礼。会场上孙维世苦苦搜寻，但看不到“周爸爸”。看到“小超妈妈”出现时，她非常高兴。邓颖超告诉她，“周爸爸”很忙，不能来参加婚礼，但给她送来了礼物。邓颖超打开了一个小纸包，很多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都很有兴趣地围上来。令每个人都意想不到的是，包裹里竟然是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周恩来将自己对女儿未来生活的千言万语都包含在里面了。
令孙维世没想到的是，江青带着毛岸英、毛岸青、李敏和李讷，开了3辆小车而来。面对许多1930年代在文艺界共同战斗过的老同事，江青瞧也不瞧，只对孙维世说：“你怎么不去看我了？”并再次追问孙维世随同毛泽东出国访问的事情。早已有自己的事业、追求、生活的孙维世，怎料到江青如此纠缠于往事？
临走，江青送了孙维世一对绣花被罩。
金山作为著名演员，曾在1930年代的上海从事进步文艺活动，与江青早有交往，了解江青在上海滩的一些事。孙维世万没想到，这场追求爱情的婚姻同样成了她命运里的“定时炸弹”。
一再拒绝江青拉拢埋下祸根
1963年话剧《杜鹃山》上演后，江青曾找过孙维世，希望她能参与此剧的改编。孙维世不解地说：“这个剧是青年剧院写的，我现在是实验话剧院的工作人员了，让我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合适的。”回绝江青的“邀请”。
江青说：“我看你对话剧很有研究，过去你导演的《保尔·柯察金》我看就很好，现在我们也可以合作出一部这样的话剧。”孙维世再次拒绝。
江青生气地走了。
不久，毛泽东发表了关于不能让“洋人、死人、帝王将相”统治文艺舞台的一系列指示，江青认为拉拢孙维世的最佳时机到了。在周总理作为总导演的大型歌舞剧《东方红》的座谈会上，江青坐在孙维世旁边低声说：“你导了那么多戏，有没有问题呀？这回该到我那儿去了吧。”可这位“红色公主”依然不买账。
对于毛泽东的戏剧工作指示，孙维世也热烈响应，要求到热火朝天的大庆油田深入生活。
1966年初，孙维世创作的话剧《初升的太阳》在首都公演。
当大幕徐徐拉开，观众眼前出现一片美丽油田，全场响起掌声———这是过去舞台上很少见到的。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观后给予很高评价，此剧迅速在京城传开。
谁知没过几天，江青却让人通知孙维世，说有重要工作与她商量。不久，江青亲自登门对孙维世说：“看了《初升的太阳》，这是一部很成功的话剧，受到了首都许多观众的欢迎……有个想法，想将这部话剧改编成现代京剧，这需要两个人很好的合作。”
孙维世没马上答应。江青让孙维世考虑考虑，过几天找她。
孙维世却对江青说：“你不要再来找我了，我考虑将这个话剧改成现代京剧不太适合……”
孙维世一次次拒绝，在江青心中，无疑是一笔笔待算的账。
兄长与丈夫的遭遇———灾难一步步逼来
“文革”中，在孙维世身边接连发生了两件令她没想到的事。
孙维世的兄长孙泱曾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朱德总将孙泱带在身边，使他很快成长起来。建国后孙泱离开朱德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由于他在朱德身边多年，了解朱德许多事，后来参与了《朱德传》撰写。正是《朱德传》给孙泱引来了杀身之祸。
张春桥看了这本书，大骂此书将朱德这个大军阀写成了开国元帅，并说这是在歪曲历史，开国元帅是毛泽东，朱德什么都没有做。张春桥下令对几名作者进行追查。
有的作者开始“检讨”，说自己写了本“大毒草”，并开始对这本书进行批判，表示要“重新做人”。可孙泱不肯认错，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段历史的当事人，最有发言权，这本书没写错。
张春桥动用大学的造反派对孙泱进行批斗，而与父亲有着同样刚烈性格的孙泱不肯低头，最后竟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孙维世知道消息时非常难过。更令她意想不到的残酷迫害正一步步逼近。
1967年12月的一天，孙维世与金山家里突然响起敲门声，打开房门，一下子冲进来一群人，说是“公安人员”，有重要事情找金山。金山曾从事过地下斗争，他没有慌张，站起来，走到镜子前像平时一样梳了梳头发，转过身来朝孙维世一笑说：“我跟他们出去一下，你在家里不要着急，不会有事的。”
孙维世眼睁睁地看着一群来路不明的“公安人员”将丈夫抓走。不久，从外面传来消息，说金山的罪名是“特嫌”。
孙维世无法弄清来龙去脉，只得在家等待———谁知金山这一去，就在江青等人设置的监狱里被关了7年。等到他从监狱里出来，却再也见不到爱妻了……
“美丽的白杨”惨死狱中
1968年3月1日深夜，孙维世的家门被敲响。一群人冲进屋来，拉着孙维世就朝外面走。汽车在外面转了不知多久才停下，孙维世被关进一间黑黑的屋子，连夜审讯。
逮捕孙维世的是一批空军部队的现役军人，他们是根据叶群的指示将孙维世抓走的，而叶群又是依照江青的指示行事的。为了阻止周恩来营救，他们没将孙维世关进秦城监狱，也没送到军队“看管”，而是关入北京市公安局一个秘密的看守所，将孙维世改为“孙伪士”，并定为“关死对象”———从被关押那一天，孙维世就注定了将被折磨至死。
孙维世家的所有信件都被抄走，这当中有大量江青等人写的赞扬孙维世的艺术才华的信，也有很多孙维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合影，都被江青焚毁。江青只挑出那张周恩来接见《初升的太阳》剧组人员的照片，作为“证据”。此后，江青还拿着这张照片在周恩来面前晃来晃去，大骂孙维世就是睡在周恩来身边的一条狼。
审讯的人开始问孙维世如何到苏联去学习，在苏联受过什么样的“训练”，苏联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她有什么指示，让她回国来搞什么破坏活动……
问者气势汹汹，孙维世听得莫明其妙。审讯的人又追问她有关周恩来和朱德的事。她彻底明白了这伙人的最终目的并不在于整倒她，而是另有企图。“不肯合作”的孙维世被加上莫须有的“苏修特务”罪名，关进了监狱。
被捕前，孙维世曾对妹妹孙新世说过：“我是一个小人物，死了没有关系。总理关系到党和国家，我们的总理一定要保住呀！人一死，问题不好搞清楚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死，我如果死了，说什么你也别信，那一定是被害死的。”在监狱里，孙维世如同父亲一样铁骨铮铮。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开始了。
多年后，曾有狱友回忆，每到深夜，人们会听到一个女犯不屈的歌声：在乌克兰辽阔的原野上，在那清清的小河旁，长着两棵美丽的白杨，这是我们可爱的家乡……
孙维世被捕后，周恩来曾派人四处调查，竟没得到消息。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被折磨死在五角楼———这天正好是她与金山结婚18周年纪念日。死后的孙维世浑身伤痕，手铐脚镣锁着四肢，据说头颅中还被插进一根长长的钉子。
1968年10月17日，周恩来得知孙维世死亡的消息大惊。在“文革”中为维护大局对许多事一贯隐忍的总理终于愤怒了，强忍悲痛挥笔批示：“（孙维世）自杀或灭口，值得调查。”“应进行解剖化验，以证实死因。”
可江青一伙却公然违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强行将死后的孙维世定为“反革命”，将尸体火化，不留骨灰……
40年前，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被蒋介石腰斩于上海，临刑前高呼“我今就义亦从容”，任锐忍痛嘱咐孩子：“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40年后，悲剧再次在烈士女儿身上上演，只是凶手早已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