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无限责任公司”存在吗？

“新中国”应是一个权力有法治制约，民众私权受尊重，既有政治权利、又有经济权利的中国。不在乎是否金碧辉煌，不在乎GDP总量。走向这个“新中国”的过程，要从尊重私有权利开始，不要跨越式、大跃进；要有程序正义，制定良法，严格依法。

作者：斯伟江

拆迁之痛，前人之述备矣。由于拆迁不断死人，惨烈的状况推陈出新——自焚的，被活埋的，被铲车故意压死的……这些惨状无不刺激着国人。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北海白虎头村的强拆工作如火如荼展开，给中国拆迁争端又增添了一个典型样本。

几乎与此同时，宜黄某官员化名“慧昌”投书财新网称：“当大家都在对强拆政策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显然，慧昌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当今官场的主流思想。其“强拆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因此，剩下的就只是问题出的大小和是否可控，而会不会出大事、出了大事是不是控制得住，实在说，就要靠运气了”的说法，也可以用来印证广西北海政府在宜黄事件余波未尽，即开展强拆工作的心态。

一定程度上，国务院新的拆迁征用条例久久不能出台，其重要原因就是官场的主流思维模式，沉湎在类似宜黄、北海官员的发展观中无法自拔。很多官员都想在自己这一代手中，实现所谓的现代化复兴梦，同时也实现个人的各种利益。

可以说，不改变官场主流的发展观，不但拆迁死伤将会继续，而且，中国的政治文明将无法平稳实现。

“政府无限责任公司”弊端

如“宜黄来函”所言：“如果中国地方政府能像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即所谓的消极政府，不去积极干预经济和经济生活，就可以当太平官了，就不必去搞强拆了。但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要实现民族复兴、要赶上西方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积极政府是当代中国现实和必然的选择，尽管它非理想模式。”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完全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加上斯大林模式的政治，毛泽东搞的文革，不但是民不聊生，而且是史无前例。等邓小平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时，中国经济正濒于破产的边缘。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有魄力的领导人改变了原本的计划经济，走上了原以为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的市场经济，继而一步步地进入了WTO这个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贸易架构。

如今的中国，已深深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再也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但改革开放走上市场经济之路后，又走向另一极端，即追赶发达国家，实行民族复兴。于是，不切实际的举动，拔苗助长的政策纷纷在追赶模式下出台。其中最重要的模式，是“政府无限责任公司”的普及。

终究是政治体制改革没跟上，政府从一种全能中央计划经济，转化为大量地方无限责任超级公司，追逐GDP、追逐利润最大化。如同一个市长写的《市场经济学》：市长既有市场，又有权力，最终变成无人能敌的市场怪物。对公司来说，政府公司比它多拥有行政、司法、媒体等公权力;对其他类型的政府来说，它又逐利而行，既有公利，又有官员的私利，混杂其中。这种超级怪物，就是现在世界上和华盛顿模式竞争的中国模式。

如“宜黄来函”中认为印度比中国落后的原因，大概是印度没有中国政府这种强势。且不说中国是否真的比印度发达，这种比较模式，如不是比GDP总量，而是比民众的幸福指数，印度恐怕远远比中国先进。10月2日出版的《经济学家》预测，印度的私营经济发达的模式，长远将超过中国的官办模式，理由之一，是众多的私营经济比官办经济要有活力。一旦权力过大的超级公司遇到一个坏老板，多年积累会毁于一旦。其实，这种模式的好坏，外国人没什么说话的份，犹如鞋子是否合脚，只有我们中国人才知道。宜黄拆迁并非极端例子，我们中国人对矿难、高房价、看病难、毒奶粉、司法不公、高税收，难道还受害不深吗?

中国大部分官员都可能出国考察过，但看到的只是美国以高楼、汽车、高速公路为代表的表面，没学其市场经济背后法治、新闻自由、容忍异己，乃至公民社会的实质。中国的现代化，只学到了器物上的现代化，犹如晚清，以为买了洋枪洋炮、机器轮船就是现代化，对于最难的要自身革命的制度、文化现代化，却不肯学，也不愿学。

谁的“城市化”?

中国的城市化运动确有其内在动力，大部分是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政府的目的和出发点，许多确是为公益，但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官员私利夹杂其中。征地、拆迁、买地，土地财政收益除了政府投资公共设施建设，大部分投在自己身上。真正需要投入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又有多少成绩?强拆拆出的“新中国”，只是一个硬件;而光鲜的硬件旁，多少人失去土地，多少人失去健康?这种以高楼、公路为代表的“新中国”，对所有的人都有益?

官员眼中的“新中国”，是一幅虚拟的城市化的图景。即使最清廉勤政的官员，也是按照这幅图景，利用手中无法制约的权力强行画就。心里想的是“我是为了你们好，你们居然还不领情”。“宜黄来函”的口吻，活脱脱的父母官的样子。中国官员的“家长制”、政绩考核机制，对上负责而不对下负责，官商利益交错，使得忽视民众利益的官员，可能升迁机会更大。因为如果顾全了民众利益，可能就不能强拆了，无法吸引投资，最终，由于没有GDP政绩、城市化成绩，逐步被淘汰。久而久之，强悍的能吏就成为官场标杆。

可以总结说，当今官场中，大政府模式及其背后的新乌托邦目标，是现在不尊重私有财产，甚至不尊重法律的主要原因。目的正当，手段变通(甚至违法)都没关系。

出路：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当官员说到发展的政绩时，往往不忘颂扬党、政府;出事了，责任就在民众。“宜黄来函”中说：

“我们精心为公民打造设计的现代救济方式——法律武器，老百姓弃之如敝屣，仍然习惯选择上访尤其是越级上访，而且的确只有这样才有效果，这和几千年前的拦轿告状有什么区别?由此，笔者想到一句很经典的话：‘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官员总有理由把中国不民主、不自由，归结到百姓素质上去。不能搞乡级以上选举，是因为民众素质不高;民众爱上访，也归结于民众素质。有一种理论认为，民众的素质决定了官员的素质。其实，责任在游戏规则。民众无法把民众中的优秀分子选为官员，而现在的上面选官制度，是劣币驱逐良币。

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只有一条秘诀，就是给民众经济权利，有私有财产，有市场空间。中国接下来的发展路径，也只有一条，赋予民众政治权利。别无其他中国模式。

传统儒家的新中国，孔子说，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其着眼点在人的幸福指数。笔者眼中的“新中国”，是一个权力有法治制约，民众私权受尊重，既有政治权利、又有经济权利的中国。不在乎是否金碧辉煌，不在乎GDP总量。同时，走向这个“新中国”的过程，要从尊重私有权利开始，不要跨越式、大跃进;要有程序正义，制定良法，严格依法。钟摆多年摆向在强势政府一边，现在应该摆回私权这边了。

中国要开展有序的改革，必须先改革官场思维。现在的官场已经失去了自我革新的动力和魄力。要出路，只有一条：抓住时机，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