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力量》 第二集 市场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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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 市 场 无 限
导读:带着国家赋予的特许状,公司在欲望和血色中开始了掠取财富的征程。历尽权力带来的悲喜剧,公司最终在市场机制下获得重生。特许公司为何会由盛而衰?告别了特权的公司为何能富民强国?
前言:这是三百多年前的一个徽章。它是大名鼎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标志。代表帝国的鱼尾狮,护卫者公司商船,乘风破浪,纵横驰骋。徽章寓意着国家和公司的紧密关系。正如当时一位英国政治家所称:说公司不行,就是说国家不行。
17世纪开始,欧洲各国竞相以“公司”之名义,踏浪蹈海;公司则凭借政府之特权,逐利全球。这是一段权力与金钱结合、财富和血腥伴随的历史。公司在枪炮的护佑下,攻入一个个市场。
一个多世纪之后,特许公司的时代宣告终结。
1874年1月1日,经营了274年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英国《泰晤士报》评论道:在人类历史上,它完成了任何一个公司从未肩负过,和在今后的历史中可能也不会肩负的任务。
此时,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快速推进,无数个小公司的兴起,改变了延续千年的经济秩序。经济权利,不再是与政治相结合的一种特权。在世人的膜拜和诅咒中,在死而复生的轮回中,告别特权后的公司,真正成为财富的创造者。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中,公司真正成为富民强国的力量。
第二集 市场无限
1599年的秋天,伦敦市场上的胡椒价格,突然从每磅3先令上涨到8先令。这次价格暴涨的幕后推手,是垄断香料贸易的葡萄牙和荷兰。
英国《经济学人》编辑 阿德里安•乌尔德里奇:
“原因是,当时筹资组建一支船队到东印度群岛、印度尼西亚、香料群岛、印度、美国等地,相当于在今天准备筹措一次到火星或月球的航程,是一件风险非常大的事。”
剑桥大学教授 方德万:
“那些船只可能会因风暴失事,可能会遭遇海盗,可能会和葡萄牙人作战,也或许会和荷兰人、西班牙人作战,而且还会受到东南亚商人的袭击。”即便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商船来回一次至少也要一年多的时间。这对商人而言,实在是太冒险了。
作为新加入的竞争者,英国商人开始寻找一种汇集资源和资本的新方式。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陈志武:
“但是怎么样可以让不同的老百姓,不同的有钱的个人或者是家族,愿意把辛辛苦苦挣到的钱拿出来,去冒风险,去交给别人来去运作、来管理?所以在当时的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和荷兰,就推出了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这样的一个工业组织的这方面的创新。”
入股集资的方法古已有之,但“有限责任”的提出,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自古以来,欠债还钱都是天经地义。而“有限责任”则创造了一种新的规则,那就是:在某些情况下,欠债可以不还。对投资者而言,“有限责任”无疑是一种极为有力的保护。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 霍华德•戴维斯:
“我认为公司最关键的特征是有限责任的概念。这一概念起源于英国,它是指当组建公司时,董事们只承担有限责任,公司借此筹资成立,股东们所承担的责任,仅限于他们所投入的金额。”
英国《经济学人》编辑 阿德里安•乌尔德里奇:
“这意味着,对个人的信任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你不会失去所有的财产,假如你向公司投资了10英镑,那么最多也就是损失了这10英镑。”
大大降低了投资风险的“股份有限公司”,使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但在个体的信用尚未建立之前,缔结合约须借助国家信誉作为担保。因此在400多年前,股份有限公司并非人人可以开办,它必须经由国家特许。
1599年9月,80多名伦敦商人就是为了获得这一特许而聚集在了市政厅。还有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他们要以此去和别国商人争夺香料生意。
那么,商人们凭什么向女王提出申请,女王又会如何处置呢?
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 汤姆•汤姆林森: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给予了他们特许证,是因为这样可以给皇室赚钱。这就是国家机构用来赚钱的方式,通过向商人们征税,通过向他们授予特权以收取费用。所以,这其实是一种买卖,国家把信誉卖给了公司。”
在当时普遍流行的重商主义者的思想中,财富总量是一个定数。英国著名思想家洛克这样说道:“富有并不在于有多少黄金和白银,而在于比其他国家和邻国多多少金银。”而谁能够控制贸易,谁就能获得更多的金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钱乘旦:
“君主他一般地采用的方法,就是推动和保护商业发展的办法是什么呢?他就是垄断商业。给一些大的对外贸易公司以垄断权,特许的权利”
潮起潮落,此消彼长。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咄咄气势,让“海上马车夫”荷兰感到了威胁。于是在荷兰大议长的倡议下,六家做香料生意的小公司,改组成为一个有国家背景的、大的股份有限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只在特定人群中募集资金的不同是,荷兰东印度公司面向所有市民公开发行股票。它实际上成了世界上第一家上市公司。仅阿姆斯特丹一地,股票的认购者就多达1143人,持股者有商人、水手、技工,还有市长的女仆。通过这种融资方式,荷兰东印度公司远远超过了英国对手。最高时,它的投资总额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10倍。
美国金融博物馆档案主管 莲娜•阿赫塔尔:
“假如你是原始投资者,当你说:‘我赚得差不多了,我想拿回我的钱。’你可以在交易所卖出所持股票从此脱身。同样,你也可以购买股票加入到游戏中。现代公司正是这样诞生的。”
应运而生的股票交易所和银行,给荷兰人带来了“爆炸式”的财富增长。挣钱的方法很快传到了英吉利海峡的另一边。英国东印度公司也开始公开发行股票。资本就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公司的势力范围也不断延展。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丹麦、法国、瑞典、俄罗斯……纷纷加入到效仿者的行列,在欲望和血腥中开始了各自的财富征程。
弗吉尼亚公司在美洲建立了第一个英国殖民地。荷兰西印度公司以价值约合今天24美元的物品,从印第安人手中换到了曼哈顿岛,取名为新阿姆斯特丹。这就是今天的纽约。
地球才刚刚向世人显露全貌,就已成为商业战争的疆场。这一时期的公司,不仅承担着为股东创造利润的任务,更承载着为国家开疆拓土的使命。
英国《经济学人》编辑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这是个两全其美之策。政府不用直接控制殖民地,只要在特许公司里安排上一些人,他们就会为政府效力。”
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32岁的雇员罗伯特•克莱武率领三千雇佣军击溃了有2万骑兵、5万步兵组成的印度军队。从此开始了,由一家公司征服一个古老帝国的血腥历史。交战双方使用的几乎都是西洋火器,而克莱武的强大战斗力与他身后的公司有关。作为一个商业组织,保存了它最聪明和最勇敢的成员所获得的经验。面对计划周密、编制统一,像机器般整齐射击的公司军队,曾经驰骋南亚、中亚的印度骑士一败涂地。
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 汤姆•汤姆林森:
“这家公司更像是一个政府,而不是一家公司。1813年之后,它已经全然不再是我们理解的公司了。尽管还叫公司,但实际上就是一个政府。”
为了扶植公司,英国与荷兰率先将交战、媾和、司法、行政等诸多国家权力给予公司。鼎盛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拥有超过30万人的武装力量,这个数字是当时英国军队的2倍。凭借国家权力,公司在各个殖民地发动了血腥的战争,掠夺和占有当地的资源。公司和特权的结合,看似达到了一个辉煌的顶点。
18世纪初,英国国务秘书在一次早餐会上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的船满载香料、油、酒归来;我们的房间摆满了金字塔形的瓷器,装饰着来自日本的手工艺品;美洲的草药使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躺在印度帐篷中休息。”陶醉在其中的人们未能预料到,这杯掠夺而来的美酒最终竟会变得又苦又涩。
历史的转折,可能是从一个天才的赌徒开始的。
约翰•劳出生在苏格兰的一个金匠家庭,年轻时起就出入于欧洲各大金融中心。旅行带来的广博知识,加上惊人的数学天赋,使他很快就在银行界脱颖而出。和大多数银行家的保守风格相反,约翰•劳的私生活放荡不羁。
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教授 皮埃尔•道克斯:
“由于他曾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妇人有染,这导致他和另一个与该妇人关系极为亲密的男子进行了决斗。随后,他不得不选择逃亡。因为他先被判处了死刑又改成监禁。”
约翰•劳不是那种坐以待毙的人。他越狱了,逃亡的目的地是荷兰。阿姆斯特丹证交所的狂热气氛,让酷爱赌博的约翰•劳感到非常兴奋。作为一个银行家,他也注意到,股市的繁荣离不开银行的支持。然而,约翰•劳认为荷兰人过于保守。他发现:国家信用可以担保纸币发行,使经济活动的范围迅速、无限地扩展。换言之,他认为特权有可能创造更大的利润。
约翰•劳需要找一个国家试一试。1715年,怀揣着改变世界的梦想,他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这一年,穷兵黩武的“太阳王”路易十四驾崩。他留下的唯一遗产是比法国10年财政收入总和还要高的巨额债务。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一筹莫展。焦虑之际,他想起了在赌桌上认识的金融奇才约翰•劳。在法国政府的支持下,约翰•劳买下了密西西比公司,将法国在北美殖民地的贸易垄断权揽怀中。不过,他并不准备靠经营公司发财。他的目的是,借用公司帮政府解决财务危机。
法国里昂第二大学教授 皮埃尔•道克斯:
“当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人们既可以用银行发行的纸币购买股票,也可以用持有的债券购买股票。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法国的债券,就可以用它来换密西西比的股票,很多人对此趋之若鹜。为什么?因为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的红利是4%,比法国债券的收益要高。”整个法国陷入狂热,至少有30万人申购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其价格飞快地涨了数十倍。约翰•劳被授权组建国家银行,他控制了整个法国的税收,并被任命为财政大臣。集大权于一身后,他开始了一场豪赌。
德国柏林圣三一学院教授 安东尼墨•菲都:
“他控制着通用银行,也就是现在的皇家银行。他能够发行越来越多的纸币,于是他为那些想购买股票的人们发行了更多的纸币,所以,他是在利用皇家银行的印刷系统,来保障密西西比公司股票坚挺的需求。”
在约翰•劳的操纵下,法国经济续三年快速增长。对于这种人造的“繁荣”,吸引了同样因战争而负载累累的英国政府。他们也打算把国债转换成公司股票。他们选中的是南海公司。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 约翰•凯恩斯:
“南海公司成立于1711年,持有皇家特许证,基本垄断了对中美和南美的贸易,这也是公司成立的目的。”
接手了近3000万英镑国债的南海公司开始发行新股。短短几个月,股价从125英镑飙升到1000英镑。一时间,“股份有限公司”在人们眼中成了具有神奇魔力的摇钱树。据不完全统计,英国在一年中冒出了202家“股份有限公司”。一个巨大的股市泡沫迅速形成了。
为了保护南海公司的利益,1720年4月,英国国会通过《泡沫法案》,宣布:在没有议会法案或国王特许状给予法律权利的场合,禁止以公司名义发行可转让股票,或转让任何种类的股份。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 约翰•凯恩斯:
“事实上,法案是由国会议员提出的。当时许多议员都是南海公司的董事和股东。该法案其实在“南海泡沫”破灭之前,就已经被通过。看起来这更像是为了,把投资者从其他公司吸引到南海公司。”
《泡沫法案》出台后,大量的股份有限公司消失了。随之消失的是投资者的信心。股民如梦初醒,第一次开始关注“那些公司如何挣钱”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南海公司没有像议员们设想的那样,吸引更多的投资者。相反,它的股价跌至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倾家荡产,其中包括皇家铸币局局长——艾萨克•牛顿爵士。他损失了2万英镑,相当于10年的薪水。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感叹道:“我能计算出天体的运行轨迹,却难以预料到人们如此疯狂。”
人们第一次感受到:能带来财富的公司,同时也可能带来灾难。
此时,与南海公司一样,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也处于崩溃之中,法国投资人损失了5亿利佛尔的财产。约翰•劳仓皇出逃。
股灾过后,英、法两国政府采取了最简单却未必是最正确的办法处理善后。在国家的严令禁止下,此后100多年间,几乎没有一家新的股份有限公司获准成立。
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 尼克•哈利:
“实际上英国公司的合法组建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直到19世纪中期才形成。”
一直到死,约翰•劳都坚信,自己的计划原本应该使法国变得更加富强。也许正因为如此,他让人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下了“法国最著名的金融家”一行字。实际上,当这位金融家把公司视为国家工具时,灾难已经不可避免。
在人们对股份有限公司谈虎色变的年代里,同样作为国家工具的那些曾经如日中天的特许公司,也一天天日薄西山。
1770年,不安笼罩着伦敦。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孟加拉爆发大饥荒,六分之一的居民被饿死。这对于此前就已面临困境的东印度公司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五年前,英国政府给予东印度公司孟加拉总督的地位,允许它征收土地税。但是,这反而造就更大的公司腐败。
伦敦大学经济史教授 汤姆•汤姆林森:
“有这样一个著名的故事:在印度的瓦拉纳西的英国人,年薪约1000英镑,而实际收入却高达40000英镑。多余的收入都是靠各种勒索和受贿得来的。”
英国《经济学人》编辑 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特许公司具有“两栖”的特征:既不属于公共,也不属于私人,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短期内,它们可能非常强大,因为能够得到政府的资金和支持,而它们非常危险,会变成泡沫的实体。”
公司享有的特权在不断扩大,最终成了政府的包袱。为解救公司入不敷出的窘境,国会不得不通过了《救济东印度公司条例》,授予其对北美殖民地茶叶贸易的垄断权,赢利的能力却每况愈下。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的土地税都会被用于政府开销——大规模的军队以及越来越庞大的官僚机构。从纯粹的商业角度看,变成一个政府并不是好主意。但“特殊政策”不但没能拯救公司,反而引起了更大的麻烦。为了能自由主宰自己的生意,殖民地的人民不惜与宗主国兵戎相见。
此时,想要获得经济自由权利的,不仅仅是北美大陆的殖民地,还有英国本土的普通公民。
就在东印度公司向国会讨要北美茶叶垄断权的1773年,英格兰斯塔福德郡的韦奇伍德陶瓷厂收到了一份极具挑战性的订单。订单来自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要制作一套952件的米白色餐具。一年后,韦奇伍德工厂用1244幅工笔画作品交出了一张完美的答卷。此举让工厂主乔赛亚名声大噪。5年前,29岁的乔塞亚•韦奇伍德创立了自己的企业。这位制陶工出生的企业家,革新了生产流程,把原先一个人从头到尾完成的制陶工作分成了几十道工序。
就在同一时期,水力纺纱机的发明者阿克莱特,在曼彻斯特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家现代意义的工厂。
此时,英国几乎有40%年龄超过20岁的男劳动力在从事商业与制造业。正是他们,启动了日后影响世界的工业革命。
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 尼克•哈利:
“在棉纺行业,有数以百计的小公司被卷入到工业革命中。数目也许并不庞大,但类型基本相同。”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亚历山大•斯坦梓亚尼:
“资本家的历史,就是那些从未获得特许权,可以自由注册的公司的历史。”
当时应该由谁来决定公司的命运呢?一位50岁的学者在思考着这个问题。
就在博尔顿—瓦特公司推出蒸汽机4天之后,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一书。在这部著作中,斯密批判了用国家力量追逐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倡导通过平等契约来发展经济的自由贸易。
英国华威大学教授 尼古拉斯•克拉夫茨:
“他(亚当•斯密)最著名的观点就是“看不见的手”。他认为在市场经济中,个体间的自然交易将会创造出高效的资源分配模式,并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创造出更高水平的收入。”
斯密认为:每一个人为改善他的状况而自然地作出的努力,当其具有施展的自由和安全时,就是十分强有力的原则。他进而指出,不需要借助其他,这种个人的努力就能给社会带来财富和繁荣。
正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成千上万的英国小公司,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这场革命并无政府强制力作为主导。在纺织、机械、冶金等各个行业中,几乎看不到必须由政府特许才能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英国牛津大学经济史教授 尼克•哈利:
“活跃在工业革命期间的公司,几乎都是规模非常小的公司,我们可以称之为家族企业。它们在组织创办时,采用的是合伙制的法律形式,合伙人对公司债务负有全责,公司不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一个个用合伙人名字命名的小公司,各自为追求利润而奔波忙碌,创造发明。正是他们的自利行为,带来了全社会经济能量的一次解放。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破天荒的一次解放。
美国法学家 L•E•小波泽尔:
“这是一场转变。经济活动有底层的人们来组织,而不再是顶层的人们。这当然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转变。”
尽管公司规模不大,但与重商主义时代相比,有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大量生产性的工业公司开始取代传统的商业贸易公司,成为经济舞台上的主角。
19世纪初,正是它们为欧洲和北美生产了63%的布匹,54%的煤炭,58%的钢铁。当“英国制造”的工业生产能力足以甩开世界后,新兴的工商业者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打破特许公司对海外贸易的垄断,建立新的经济秩序。就像亚当•斯密所呼唤的那样,他们需要一个更加自由、更加广阔的市场。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钱乘旦:
“当工业革命创造了相当一批小工厂主,小企业主,把这批人推到了工业革命的最前沿的时候,这些人就痛感国家垄断政策,某些大的商业集团,商业公司对经济的垄断的活动,是挡在了他们试图走的那个路上。那么这些人就要求解绑,就是松绑。”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保罗•肯尼迪:
“我们可以继续通过保护主义、对外征服以及独家的垄断地位,来赚取大量金钱,但是如果选择了自由贸易,我们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而且,如果我们让别人有了钱,他们就能够向我们购买更多的产品。”
1815年,英国的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击败拿破仑。横扫欧洲的法国皇帝在“小店主的国家”面前黯然失色。国家的强盛,已不再仅仅依赖于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经济力量的优势和经济制度的先进。对于这一轮的英、法较量,有人这样评价:“战争的胜利不仅是不列颠军队的胜利,也是市场经济的胜利。”
就在滑铁卢之战的两年前,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权被彻底废除。当法国政府还在努力经营国有公司的时候,英国政府已经逐渐转换了角色,它要把公司交还给市场。
伴随着火车的到来,“股份有限公司”,这个曾饱受争议、从天堂跌落地狱的经济组织,也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机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詹姆斯•莫里斯
“在很多工程中,铁路的例子是最著名的。当然还有修筑运河的工程。比如:苏伊士运河。这些都是需要大量资金的工程。问题是如何筹集资金呢?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就成为一种鼓励人们投资的有效方式,而且可以让人们放心,他们不会损失得太多。这是一个绝佳的策略。”
19世纪中期,英国完成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高耸入云的烟囱喷散着缕缕烟雾,庞大的厂房发出隆隆的轰鸣,乡村生活的恬静渐行渐远。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铁路、电报、蒸汽轮船、冶金、石油……一个个新兴的行业存在着巨大的机会,也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如何才能更上层楼呢?人们又想起了大航海时代催生的股份有限公司。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 陈志武
“没有工业革命就可能没有现代公司存在的必要性。当然换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现代公司的存在和发展,工业革命的快速进程也可能不容易出现。”
1862年,综合此前约20年的相关法案,英国通过了《公司法》。英国贸易局表示:以前成立股份公司是一项特权,我们希望能把它变成一种权利。
从此,成立公司不再需要政府的特许,只需要七个人签订一份组织章程,登记营业处所,对外自称“股份有限公司”就可以了。这个法案,成为后来世界各国《公司法》的蓝本。
英国公司注册处企业策略指导 蒂姆•莫斯:
“这项法律创立了有限责任的条款,它使得公司的董事和投资人,在有限责任公司的投资更加安全,实际上鼓励了更多人投资公司,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
英国爱丁堡大学教授 约翰•凯恩斯:
“《公司法》的价值在于,允许人们在政府控制之外,在一定的框架之下,可以自由地组建一家企业。”
股份有限公司再次粉墨登场。经历了痛苦而漫长的诞生期后,终于,公司由“特许”变为自由地“注册”,由“特权”变为平等的“权利”。与之相随的,是由垄断到竞争、由封闭到开放的市场的形成。
在市场机制下重生的股份有限公司,已经脱胎换骨。它不再只是少数上等人的游戏,而成为普通人登台表演的机会;它不再高高在上,而是落地生根。英国因此真正成为引领世纪经济的发动机。接下来的竞争,就看谁能更好地在无限的市场里发挥公司的能量了。
1851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周刊》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那里的人民既拥有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技巧……又有一个广袤的大陆供他们自由支配,并且不断从英国和欧洲的每一个国家新增加资本和人口。从近60年来两国的相对进步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推论:美国终将凌驾于英国之上,就像下一次日蚀必将出现一样。”
这似乎是一种预言。此时,旧大陆发明的火车,已奔驰在新大陆的原野上,大公司的时代呼啸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