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世界抗癌大会在深圳闭幕，东道主中国的控烟表现是此次大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由于烟草与肺癌关系密切，世界卫生组织主导起草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下称公约）。2005年8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中国正式加入。2006年1月9日，公约在中国生效。

　　公约生效五周年在即，中国也将交出阶段性的履约答卷，但现实极为残酷。“以百分制来打分，我们大概能打20分到30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下称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杨功焕对此直言不讳。

　　大会开幕之前，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成人烟草调查的中国部分数据：近三分之一的中国成年人（15岁及以上）吸烟，且有近八成中国人对吸烟危害不够了解。杨功焕表示，中国在防控家庭二手烟等方面有一定进步，但大部分控烟指标居高不下，在世界范围内居于最差的20％之中。

　　而且，在加入公约近五年后，中国国家层面的控烟行动计划仍未出台。

　　即将卸任的国际抗癌联盟主席大卫·希尔（David Hill）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意味深长：“我们曾经认为，中国政府想实施控烟还能有问题？后来才发现，真有问题。”

　　当然，中国的控烟行动也不是没有亮点。世界卫生组织代表在此次大会上就中国控烟情况做报告时，特意在大屏幕上打出两张照片——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和他的夫人、歌唱家彭丽媛。彭丽媛从去年开始担任控烟形象大使。此举深受国际社会好评。

禁烟立法艰难

　　公约第8条规定，缔约方应当积极促进采取立法、行政等措施，在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和室内公共场所禁烟。“国家立法方面，现在只是由我们提出了一些意见，立法的提案、草案都还没有成型，公约生效五周年之前立法是做不到了。”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研究员杨杰告诉本刊记者。

　　相比之下，地方立法的推进速度快一些。上海和广州分别在世博会前和亚运会前出台公共场所的控烟条例。杭州也在今年3月正式施行控烟条例。而北京的立法尝试未能在2008年奥运会之前实现，只能以政府令的形式出台。

　　曾协助多个地方制定控烟法规的国际防痨和肺部疾病联合会技术官员刘洪娥说，目前哈尔滨、沈阳、天津、兰州、深圳、重庆、南昌等七个城市也正在推动无烟立法，其中南昌已经将立法草案提交给地方人大。

　　不过，各地的法令与公约要求依然有不小差距。例如，公约要求室内不得设立吸烟区，地方立法却均允许室内吸烟区的存在。此外，在上海、广州、杭州的控烟条例中，对禁烟场所的界定过于狭窄，如规定餐厅的坐席数或面积需超过一定规模，才在禁烟之列。

烟草宣传攻势

　　公约第13条中，缔约方被要求在履约五年内“广泛禁止所有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近年来，在控烟机构、专家和媒体的围堵下，一些将烟草与公益挂钩的宣传活动受到遏制。六家烟草企业在获得2008年中华慈善奖提名后被撤出评奖名单，上海世博局也退回了上海烟草集团向世博会中国国家馆的2亿元捐款。

　　但烟草业仍然无孔不入。今年8月，上海烟草集团北京卷烟厂以卷烟品牌“中南海”冠名的基金在数个城市举行“跑酷”竞赛，并将其以爱心公益活动的形象进行宣传。

　　作为应对，控烟组织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于8月12日紧急举办研讨会，申明“跑酷”活动的实质是违反公约的烟草营销，并呼吁终止活动。世界卫生组织和多家媒体的代表参与了会议。随后，活动最后一站因主办地深圳的“天气和路况原因”而取消。但该中心主任王克安仍深感遗憾：“他们行动得太快，前面几站我们都没来得及阻止。”

　　单靠此种围堵并非长久之计。要真正加强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方面的管制，必须修订现行的《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杨杰透露，办法修订正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负责操作，但具体进度不得而知。

　　与烟草业宣传攻势形成对照的是，关于吸烟危害的信息传播极度匮乏。

　　首都医科大学肺癌诊疗中心支修益教授说，即使包括医生和教师在内的高知识人群，对烟草危害的认识也有缺失，比如所谓的“低焦油”香烟其实不会降低健康危害。

政府执行两难

　　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既是中国履行公约的主导部门，又管理国家烟草专卖局，集两个对立的角色于一身。

　　在今年初的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该部部长李毅中表示，“要把控制烟叶生产规模作为行业工作的中心任务”，但他在同一份讲话中又提到，烟草产业要“切实提高运行质量和效益，努力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两段矛盾的陈述下，执行部门的心态可见一斑。

　　控烟机构和专家早已提议，控烟工作应从国务院层面来组织，而烟草管理部门和烟草行业的政企角色也应明确分离。但此项提议并未得到积极回应。

　　加入公约之后，中国卷烟生产仍在逐年增长，2008年中国烟草企业利税达4500亿元。烟草行业的巨大利税贡献，似乎令中央和地方政府难以割舍。

　　但杨功焕不同意控烟影响国家经济利益的说法，“用增加烟税的方法，既能保证国家收入，也能有效控烟，并没有牺牲国家的经济利益。在加税控烟中受损的是烟草行业，而不是国家。”

　　毕竟，控烟可以带来吸烟率下降，继而带来人群总体健康状况的好转，大大缓解医疗保障体系的财政负担，补偿控烟的经济损失。但这种补偿理论在中国还缺乏翔实的研究数据，更无法解决政府各部门间的利益协调问题。

　　在政府角色受限的状况下，国际基金会反而成为中国控烟的重要助力。彭博慈善总会和盖茨基金会等就与国内机构合作，在中国资助了多个控烟行动和研究项目，包括二十几个大中城市参与的“无烟城市”项目。

　　世界抗癌大会参会代表提供的资料显示，多数发达国家的吸烟率正在稳步下降，控烟成果良好，但诸多发展中和欠发达国家的控烟形势均不容乐观。一位尼日利亚代表在会上向演讲嘉宾提问：“在加入控烟公约之后，我们许多国家的烟草消费仍然在增长，这个系统到底管不管用？”

　　台上，包括两位中国专家在内的演讲嘉宾一时语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