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孩子

　　“老师再见！同学们再见！注意安全！”

　　5月13日下午放学时分，北京市海淀区一所小学的门口，一年级的小学生用响亮的童声节奏整齐地相互道别。他们在老师带领下，企鹅般手拉着手，排队走出校门。

• 小学生在封闭式校园内向外张望

　　对这些孩子来说，这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阳光明媚的下午。迎接他们的，是校门外初夏槐树花的香气、等在校门口家人的问候和一顿愉快的晚餐。

　　年幼的他们很难了解，校园内外，为了他们的安全，全社会在付出什么样的努力：不大的校门口，左右各有一名身着制服的保安侍立；门外十多米处，还有一位戴着红袖章的治安纠察警惕地四下张望。对于这所建筑并不豪华的小学而言，一切显得有些奢侈。但这种以往难得一见的奢侈，近日来成为全北京中小学校园和幼儿园门前的新景观。

　　这些都是当前北京市加强校园安保的主要措施之一。除此之外，一些区域的派出所，在清晨上学时向校门口派出警车，民警和武警轮番值守。一种叫做“警用钢叉”的新式装备，几乎被各所学校抢购一空。

　　就在此前一日的下午，公安部、教育部联合召开紧急视频会议，再次动员部署加强校园安保工作。会议的精神正通过政府内部的管道，向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和学校、幼儿园层层下达。

　　“打”和“防”是会议的关键词。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会议上说：“要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侵害师生、儿童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打得犯罪分子不敢对孩子下手，防得犯罪分子不能对孩子下手！”

　　促使这一高级别会议紧急召开的契机，是发生在会议前数个小时的又一起血案。一名歹徒闯入陕西南郑幼儿园大开杀戒，造成9死11伤。这已是50天来连续发生的第六起校园惨案。

　　孟建柱在会议上强调，“从思想认识、组织领导、工作部署、措施落实等各方面，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情况逐一进行对照检查，深入查找薄弱环节，狠抓各项措施落实，防止再次发生侵害学生和幼儿园人身安全的恶性案件。”

　　5月13日，针对发生频率趋于密集的校园血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

　　“一个和谐、安全的环境，不仅会给孩子们，而且应该给每一个人。” 温家宝说。

　　毫无疑问，拉网式排查、增派警力、严防死守，措施是严厉的，确有立竿见影之效。人们还在关心，全副武装的保安、特警，全民皆兵的“严打”，究竟能陪着孩子们走多远？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

　　保卫孩子，是全社会的共同使命。

　　上篇 阻断校园暴力

　　中篇 直面精神障碍

　　下篇 求解社会病

　　汉中幼儿园惨案

阻断校园暴力

　　短短一个半月内，接二连三的校园血案，使得校园内外的严防死守，已从地方级别上升到全国级别。

　　悲剧的记忆，始于2010年3月23日。那是平常的清晨上学时间。毫无征兆地，在福建南平实验小学门口，42岁的原社区医生郑民生，连续砍杀13名儿童，导致8名孩子死亡，5名孩子受伤。

　　直到今天，这所学校，甚至这个城市，并没有从悲恸中平复。在凶手郑民生受审时，旁听席上的孩子家长们仍然忍不住失声痛哭。连公安人员都不忍重看事发现场的录像。一些孩子不敢去上学，害怕看见血，需要心理辅导。

　　36天后，这个被描述为失败者、边缘人、对社会充满恨意的凶手，被从快执行死刑。但让血腥和罪恶并未远离校园。

　　4月12日，广西北海市合浦县，一个精神病人在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约400米处，追砍放学小学生，造成两死五伤；4月28日，在郑民生被执行死刑的当天，广东湛江雷州第一小学发生凶杀案，另一所小学的病退公办教师陈康炳砍伤19名师生；4月29日上午9时40分左右，在江苏泰兴市，一名叫徐玉元的无业男子冲入中心幼儿园，砍伤31人，包括28名幼儿、2名教师、1名保安。

　　接二连三的校园血案，刺痛了全社会的神经，催促方方面面开始行动。3月底以来，各地市级教育部门陆续下发文件，要求加强校园安全防卫。到4月29日，一场由上至下的防卫运动再次发动，并成为“重大政治任务”。

　　这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很明显，在郑民生之后的几次校园袭童案，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学者们所称的“拷贝犯罪（Copycat crimes）”，亦即杀手行为的刺激模仿效应。为将此效应的影响最小化，安保制度不仅必须健全而且有必要升级，在相当时间内严防死守实为必要。

　　故此，教育部系统不仅重申全国中小学必须严格落实外来人员准入登记制度，防止来历不明人员进入校内，还制定了专门应急预案，严格执行值班和信息通报制度，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公安系统也进行大规模布局，开展学校、幼儿园及周边治安秩序专项整治行动，加强校园内部的巡逻守护。

　　但惨剧仍难阻止。4月30日，在徐玉元被批捕的当天，因征地拆迁纠纷心怀不满的山东省潍坊市尚庄村村民王永来，骑摩托车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五名学前班学生，随后将汽油浇在自己身上，并抱住二名学生点燃。学校老师奋力将学生抢出，王永来则被当场烧死。

　　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中央综治委主任周永康在全国综治维稳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传达了中央领导胡锦涛及温家宝的指示，要“严防类似案件再次发生”。教育系统、公安系统随后再次安排部署，“从政治高度充分认识维护校园安全的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

　　然而，一周后，血案再度发生。5月12日，富裕的农村商人吴焕明手持菜刀，冲进陕西省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一家私立幼儿园，砍死七名儿童、一名教师及教师的母亲，然后自杀身亡。

安保措施不容懈怠

在2004年校园伤害案势头被遏之后的数年间，各地公安机关和各学校，逐渐在平静之中再次放松了警惕，直到新的悲剧刺激人们展开又一轮安保行动

　　血案不堪回首，回首有太多的遗憾。

　　在4月28日的雷州一案中，陈康炳在下午3时左右的上课时间，携带藏有60厘米长刀的背包，乘坐两轮摩托至校门口下车，堂而皇之进入当地重点小学校园，未遇任何阻拦，到达教学楼五楼五年级七班教室。在事件中，保安连最基本的入门登记手续都未履行。

　　事后，学校解释称，当天有基层的教师来听课，凶手混入教师的队伍进入校园，保安没有察觉。

　　同样，在4月29日的泰兴一案中，如果侧门按规定上锁，凶手或许也难轻易进入。福建南平案和广西合浦案，两者均发生在学校门口，虽在校园之外，但仍同属校园安全范畴。

　　南平惨案发生后，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曾撰文指出，校园周边的安全问题，仅靠教育部门不可能完全解决。要想从根本上预防这种事情的发生，需要公安机关投入更多的警力。

　　如果学校能够有更严格的安保制度，如果能够有更多警力，如果能够稍微小心一些，哪怕只是在校门多加一把锁……也许有了这些，一切就不同了。

　　在犯罪心理学家罗大华看来，这些心怀仇恨的凶手们清楚地知道，孩子没有抵抗能力，孩子是每一个家庭的珍宝，对他们的伤害更容易制造社会恐慌。当然，还因为学校、幼儿园的防范措施薄弱，更容易得手。

　　人们仿佛回到了被血腥笼罩着的2004年。这一年的4月到10月，在北京、江苏以及湖南等地，先后发生了至少七起的校园凶案，100多名未成年学生死伤。

　　此后，加强校园安全的行动大范围展开。2004年10月，全国中小学幼儿园及少年儿童安全管理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接下来的一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做好2005年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的意见》，公安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幼儿园安全工作六条措施》《公安机关维护校园及周边治安秩序八条措施》；2006年，《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办法》施行；2007年6月1日，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

　　每一份文件，都反复强调，学校、幼儿园、托儿所应当建立安全制度，应当设立保卫机构，应当健全门卫制度，公安机关应当把学校周边地区作为重点治安巡逻区域。

　　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2004年校园伤害案势头被遏之后的数年间，各地公安机关和各学校，逐渐在平 静之中再次放松了警惕，保安制度并不健全。直到新的悲剧刺激，人们展开又一轮安保行动，并且升级再升级。

　　“五一之后，几乎每天都在区里开会。”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小学校长王建华告诉记者，上级部门对校园安全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在北京市西城区，全区所有中小学和幼儿园以及校外机构配备了近200个警用钢叉，警用钢叉将交给学校门卫，成为学校防范犯罪侵害的新武器。

　　举国动员的行动也初见成果。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北京就制止了七起针对中小学幼儿园的案件，抓获十名犯罪嫌疑人。5月13日上午，一女子手执长刀闯入杭州市青少年宫，所幸被保安和警察及时控制。

　　媒体纷纷报道，上海市一位爱女心切的年轻父亲，手持水果刀，训练仅六岁的女儿应如何闪转腾挪，躲避凶杀。“注意安全”，这已是每一位父母每日必须的叮嘱。

“全覆盖”

如何让运动式的安保成为常态

　　问题是，严防死守能否带来长治久安？还会有下一个血案么？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看来，在这种大规模安保动员后，之所以还会出现陕西南郑弑童案件，是因为“在这种气势恢宏的布局过程中，细微性的、具体性的工作被忽略了”。

　　任剑涛进一步指出，当用政治代替了行政后，校园安全管理中的诸多细节，难以面面俱到。

　　在北京，行政系统的动员，正从上到下全面铺开。各级领导开始巡视暗访，“一校一警”制度逐步建立，校园安全日报告制度亦启动。

　　“五一假期都没有回家休息，全部都在各个学校查点，学校安全现在是教委最重要的工作。”北京市大兴区教委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北京市石景山区玉泉路小学校长王建华对记者说，除了行政系统的力量，社区工作者、家长志愿者、教师志愿者也纷纷加入。法院、检察院已经在学校组织了好多次讲座，增加孩子的安全意识，提高他们应对危险的能力。甚至，家长们也组成志愿者纠察队，在校园附近巡视。

　　然而，安全漏洞仍在所难免。对于家长们来说，为了孩子的安全，安保怎么升级都不过分。但眼下，紧锣密鼓的治安部署，增加了工作人员的工作量，目前的投入事实上已经接近公安系统和学校现有资源的极限。

　　从大城市警方的对策看，一是组建校园专职保安队，二是增加警力，特别是在上下学高峰加强学校周边巡逻等。

　　对此，广州一位公安人员告诉记者，从现有人员安排看，一个派出所的民警力量已很难应付辖区内所有学校的安保要求，“如果所有力量都投入校园安保无底洞一般的严防死守，其他工作怎么办？”根据现有规定，校园安全的责任人并非警方，而是学校。如果说学校周边的安全警方确有责任的话，校园内部的职责又如何划分？

　　警察进驻校园显然并不现实。由于警力有限，增加保安和社区工作者，是大城市采取的主要做法之一。小史是北京市朝阳区某社区工作者，该社区有20所小学和幼儿园，五一以来他们分组排班协助学校安保工作。“每天两班，每班两个人，一天就要80个人，这恐不是长久之计。”小史对政策的可持续性并不看好。

　　 “现在已经在行政系统内部充分动员了，而且还在进一步强调这种制度的一致性、充分性。”任剑涛表示，从技术上来讲，政府下一步还能行动的空间并不大，“应该形成一种学校、社会、政府的联动机制。”

　　任剑涛认为，除了学校，社会层面的联动十分重要。“社会的联防环节缺失，基层政权动员不足。”而在政府层面，需要的是制度化、均衡化的管理。

　　中国政法大学危机管理中心副主任王湘军认为，加强安保的力量，仍然需要政府继续“发力”。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让这种运动式的安保行动成为常态。“这需要制度规范。不仅是国家层面的制度，还包括学校微观的管理制度。例如针对师生的安全培训，安全硬件的要求等。同时财政上，需要安排必要的支出。”

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网

社会能不能消除这些环绕在孩子们周围的病态和仇恨？

　　悲剧已经酿成。从什么时候起，这样悲剧的种子就已经开始潜滋暗长？

　　在经历了噩梦般的连续校园血案之后，每一个普通人都在呼唤孩童的安全。然而，拥有这一切，需要的不仅仅是铜墙铁壁式的安保，充足的警力，雄厚的财力，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能不能消除这些环绕在孩子们周围的病态和仇恨？

　　诸位接近教育部的人士也坦陈，学校应该加强薄弱环节的治理，防范安全漏洞。但校园惨案发生的社会根源，不是依靠学校的一己之力所能消除的。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法律心理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皑分析，我们国家过去其实已经发生过大量什对无辜者的恶性案件，只是很少看到这种以孩子作为侵害对象的恶性案件。他建议，研究机构和执法者，应该从社会心理层面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更多注重经济的发展，缺乏对精神发展的关注，但社会发展和经济指标可以预测，而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人们心理造成的影响，却很难预测，也很难掌控。”他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则认为，对于杜绝上述犯罪冲动，伦理、道德甚至法律的约束，显得十分无力。他的解释是，当前中国的处境，是传统的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对矛盾的润滑作用弱化，因而人与人之间，甚至家人之间，也缺乏关心和沟通。

　　“在个体与现实产生矛盾冲突时，社会需要提供多种具有疏导作用的机制，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的缓冲垫板，不至于让很多弱势心态的个体一下子走入末路。” 北京“透透气书吧”负责人郑清彦表示，这些疏导的途径，更多的应该依赖全社会，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同时，应给予以关注社会族群的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为价值核心的公民自组织更大的成长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瀚认为，对校园血案的应急预防，尽人力必须，但结果难测。纯粹出于报复社会甚至完全因为心理疾病导致的无动机杀戮，必然防不胜防；公权力再强大，对于这种几乎是恐怖主义袭击也常无能为力。

　　严峻的历史与现实情境促使我们每个人反思。社会的恶行与戾气，是制度与人合谋的产物，扭曲病态的社会，也是人本身的结果。故此，萧瀚呼吁，即使制度应负主要责任，人依然有面对良知与正义本身的责任。

　　萧瀚认为，在制度尚未全面改革之际，各种社会力量当尽可能限制公权力的假丑恶恨行径，同时普及心理健康常识，尤其是加强对弱势群体的心理关怀，从而尽可能消弭戾气与暴力恐怖，增进真善美爱。

　　“假丑恶恨是被互动式唤起的，真善美爱也是如此被唤起。足够强大的真善美爱将消融假丑恶恨于无形，这端赖每一位人道的公民增善减恶的努力，以及非暴力的生活实践。”萧瀚说。

　　本刊记者宫靖、曹海丽、实习记者李海燕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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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精神障碍

　　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一系列校园袭击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犯罪原因的分析和问责。

　　福建南平事件庭审时，凶手郑民生声称他的行为是想报复前女友，但这并不合乎常理；广西北海市合浦凶杀案件的凶手则被当地认定有精神病；最新的陕西汉中市南郑县凶杀案件中，警方通报也指称凶手吴焕明思想极度焦虑、担忧，内心恐慌。

　　上海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王裕如向本刊记者表示，尽管目前的信息还不完整，但这几个行凶者存在心理问题或者精神心理障碍，“可能性很大”。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认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这类行凶者可用反社会人格障碍来解释。比如南平血案中的郑民生，有心理学家分析其社会适应不良（与领导同事同学哥哥关系都不好）、行为无计划性（轻率辞职、杀人无预兆等）、自我认知存在问题、易迁怒于人（比如将辞职说成领导诱使）、缺少羞愧感（杀人后无悔意）等，这都是其制造血案的个体原因。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才是变化的根据。我认同行凶者的主观因素，是这类惨案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于建嵘说。

　　需要探讨的是，这些人的内心究竟形成了什么样的“障碍”？又是什么原因，使其一步步地踏入万劫不复之地？

转型期焦虑症

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政策失误固是事实，自我期望过高、价值观定位不当造成的失衡，则更值得警惕

　　2009年，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加拿大人费立鹏在国际知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巨大的论文。按照他和同事的调查，中国有1.73亿成人正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类疾病。这一数字，相当于之前中国官方公布数据的10倍以上。

　　这一数字的准确性还有争议，但几乎本刊记者采访过的专家都承认，目前国人的心理问题，远比以往要多。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之快，举世罕见。但这种“快”本身，也同样是对人心的一种考验。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医师丛中，在和患者的接触中，看到了一些人压力之下的无助感与绝望感，“有人称之为‘2012情绪’，就像世界末日快来临一样。”

　　一个与校园袭击事件联系更密切的概念，是“挫折”。按照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的看法，郑民生受到社会的歧视，工作没有了，女友分手了，周围的人也瞧不起他。这都是挫折。

　　而在广东湛江雷州第一小学凶杀案中，陈康炳则因患病而离开工作岗位，医药费用负担沉重。根据心理学的一个经典理论，当一个人遭受挫折、期望没有被达成时，便容易导致攻击行为。

　　在快速变动的中国社会下，“挫折”越来越频繁地冲击普通公众。社会不公、贫富差距、政策失误固然是原因，自我期望过高、价值观定位不当造成的失衡，则更值得警惕。

　　上海心理咨询行业协会会长王裕如指出，如果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不符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无法完成，就会产生挫折感和心理冲突。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办公室主任刘津也向本刊记者表示，把欲望定得太高，却又达不到，便容易出现问题。

　　当然，很多时候这种定位也是身不由己。在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黄蓓看来，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扮演着某种角色。身边的人，甚至整个社会，都会对某种角色提出要求，从乖孩子，到好学生，到成功的事业，到完美的身材，到有房有车、财富名声。一旦我们把这些要求内化到自己的内心，它们就变成了对自己的要求，并带来心理压力。

　　遗憾的是，当今的中国对“失败”并不宽容。弱肉强食成为主流价值观。每一个人既是这种社会氛围的制造者，也是受害者。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感到被“抛弃”了的郑民生，没有想着通过努力再找一个女朋友，而是念念不忘自己的失败，并最终选择了报复。

　　这些问题甚至已经影响到了孩子。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下称红枫中心）心理咨询师王玲告诉本刊记者，有些父母感觉到压力，然后就把情绪转嫁到孩子身上，往往并不顾及其精神需求。

扭曲的人格

性格问题或人格障碍——人格特征显著偏离正常，有特有的行为模式，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甚至发生冲突，是很多犯罪者存在的问题

　　社会压力带给人的冲击，并非一系列校园杀人案件的惟一诱因。正如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马皑所言，社会矛盾和压力虽多，但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犯罪，所以犯罪者的个体原因不应被忽视。

　　在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黄蓓看来，每个人都会有一套心理防御机制，来化解受到的心理压力。

　　按照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20世纪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说法，人人都有一种“攻击”的本能，但人类社会并不允许这种本能被随意释放。于是，有些人会以一种“升华”机制，把攻击冲动转向拳击、橄榄球等运动项目，这便可以获得社会认可，甚至做出成就。

　　然而，有些人的心理防御机制却不成熟。以郑民生为例，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分析说，他无法对抗对自己进行过打击的人，便将没有威胁的孩子作为替罪羊，以发泄对社会的不满。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则推测，这可能与郑早年的家庭抚养环境或者父母抚育中的情感缺陷、情感发育中的创伤有关。黄蓓也认为，这显示郑民生可能有反社会的人格倾向。

　　事实上，性格问题或人格障碍——人格特征显著偏离正常，有特有的行为模式，对社会环境适应不良，甚至发生冲突，也是很多犯罪者存在的问题。

　　按照李玫瑾曾经的研究，在1991年至2000年间伙同他人杀死28人、抢劫枪支的张君，有典型的反社会人格障碍；1992年至2004年间在山西阳泉杀死十余名女性的杨树明，具有双重人格；马加爵则有情绪化、孤僻、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特征。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研究人员也曾对重庆市的暴力犯罪者进行了调查，发现绝大部分暴力犯罪者存在明显的人格障碍。

　　此外，郑民生案所引起的“模仿”效应也不应忽视。就像马皑所说，郑民生案的信息，对犯罪人的犯罪动机起了唤醒作用。

　　一个让罗大华和黄蓓难以忘记的类似例子是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当年这个电视剧在中国播出后，全国出现了数以百计的“敢死队”进行作案，最后电视台不得不停止播放。

构建社会防线

中国最缺的就是精神健康教育

　　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中华医学会精神病学会副主任委员孙学礼看来，每个社会都在悄无声息的转型。转型既会带来压力，也会带来欢乐。关键是如何应对它，即当出现矛盾的时候，是否有一个社会支持系统帮助化解压力。

　　1949年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所不在的“组织”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这种角色。哪怕是夫妻离婚，团委、党委、居委会、单位、工会都来过问。然而，改革开放之后，传统支持系统解体了，新的社会支持系统却没能跟上。

　　即使在家庭内部，成员关系的淡漠，也使得其失去了“心灵港湾”的作用。李玫瑾认为，目前在家庭教育方面误区很多：不少父母拼命赚钱，以期望给孩子最好的物质条件，却错过了孩子心灵养育、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等到出现问题再去关注，为时已晚。

　　向专业人士寻求“心理咨询”，是国际上通行的化解心理冲突的途径之一。但在中国，这扇门也始终处于尴尬境地。一方面，中国人普遍对于心理问题存在认识上的误区，觉得前往咨询求助是件丢面子的事情。动辄数百元一次的高收费，也令不少人望而却步。

　　另一方面，专业心理救助机构的良莠不齐，也是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之一。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会员、北京红枫中心心理咨询师王玲批评说，现在的心理咨询师人数虽然越来越多，但咨询机构发育得不好，“鱼龙混杂”。

　　报考的低门槛、培训的低要求，都影响着心理咨询师的质量。在欧美，从事心理治疗的人需要有扎实的精神医学基础。而在中国，只要达到大专毕业的文化程度，就可以报考心理咨询师；整个培训过程，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有多位曾参加过心理咨询师考试的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甚至根本不用上课，只要背书就能考过关。

　　国人心理健康教育先天不足，是更根本的问题。与传染病不同，心理问题没有疫苗可以接种；只有通过健康教育，让大家了解心理问题，才能有效地加以预防。

　　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办公室主任刘津看来，“我们国家非常缺的就是精神健康教育”。如何了解自我，在情绪不好时如何调节等一系列知识，普遍不足。

　　显然，如果想重建这道社会防线，要做的事情还有太多太多。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呼吁，中国应启动全民“健心运动”，提倡心理健康进社区。这一运动不仅应包括个人获得心理健康知识，以保护自己；同时，还要有专业机构进行心理辅导、危机干预。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主任医师丛中也强调，仅仅依靠心理咨询、健康教育还不够，中国需要一个系统、全面的心理干预计划。

　　本刊记者罗洁淇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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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解社会病

　　面对一再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5月13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我们除了采取强有力的治安措施之外，我们还要注意解决造成这些问题的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包括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化解纠纷，加强基层的调解作用。”

　　个案不断累积，为社会敲响警钟。衍发校园血案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我们的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本刊就此采访了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教授李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茅于轼，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任剑涛，反思社会治理中的误区和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次缺陷，探求遏制惨剧重演之路。

“泄愤性暴力”

这种行为完全是与社会为敌，而不是与它的冲突另一方为敌。谴责它，因为它伤害无辜

　　于建嵘（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近期这几起针对无辜儿童的暴力事件，是近年来发生的又一类十分严重的个体极端事件。这类案件既不同于邓玉娇式的“自卫性抗争”、唐福珍式的“自残性维权”，也与马加爵、杨佳式的“报复性攻击”有明显差别，我将它称为“泄愤性暴力”。

　　它的主要特征是，行凶者心中对社会有诸多不满，但却没有“合理”的明确仇恨；他泄愤的目标不是侵犯他的人，也不是公权力，而是更柔弱者，如缺乏反抗能力的小学生和幼儿园儿童；作为绝望的“失败者”，残杀无辜报复社会成了自我实现的手段，为此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些惨案的严重性，更关键的是攻击目标具有放大性，使每个无辜者都有沦为暴力受害者的可能，因此是一个兼具动向性和标志性的事件，值得全社会思考。

　　李楯（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教授）：首先我们要判断，它是个别事件还是一个时代性问题。现在来看，尽管每一个个案都有具体的原因，但是，惨案一再出现，反映出了我们社会出了问题。

　　这一系列事件的突出特点是，它针对的是非特定的主体。以往人们之间有利益冲突，会用法治框架之内的办法来解决，有时也会用到法治范围以外的比如暴力的、准暴力手段。但不管怎样，针对的都是特定的主体，都是和他利益相冲突的另一方。

　　这几件事，针对的是不特定的人。目的是报复社会，把事情“闹大”，造成影响。它完全是与社会为敌，而不是与它的冲突另一方为敌。我们谴责它，因为它伤害无辜。

社会治理困境

面对失范的公权力，每一个个体都是弱者。面对社会规则不确定的后果，人们心中都可能充满恐惧和怨恨

　　于建嵘：很多问题的根源，在于规则的不确定。如果社会缺少公平正义的环境，不能让守规则者得利，反而是不守规则者得利，就有可能带来弱者对整个社会的反抗。换句话说，“强者”不守规矩，是我们社会的问题之一。

　　在一个政府权力与公民权利界限不清、公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社会，在一个讲法制而无法治、先讲政治再讲法律的社会，在一个民众无法有效组织共同表达、共同争取利益的社会，弱者不仅仅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经济上的贫困者，也不仅仅是社会的边缘化群体。

　　面对失范的公权力，每一个个体都是弱者。面对社会规则不确定的后果，人们心中都可能充满恐惧和怨恨。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这一系列事件之所以引起全社会强烈的愤怒，是因为凶犯选择向孩子下手。

　　他们为什么不约而同地这么做？我想原因可以归到社会主张绝对的强势文化、精英文化。如果说，某人有一种仇恨需要化解，但他没有途径。向强势者的申诉得不到回应，同时，这些凶手，自身综合素质低劣，内心道德完全沦丧，加上自身内心的怯弱，便指向了更加弱势的群体。这就是他们的行为逻辑。

　　无论在学校、社会上，人们都缺乏一种对生命基本的敬重。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政治忠实教育，为了某种所谓的崇高目的，可以采用野蛮的、血腥的途径。在个体面临挑战的时候，他的心里没有一个强烈的，以生命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判断，一旦发生冲突，即诉诸暴力手段。

　　可以看到这些案例，他们甚至没有深层思考，没有权衡，没有谋划，一旦有了冲突，便直接冲向弱者或者冲突者。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我认为全社会必须恢复讲理的风气，尤其是政府必须带头讲理。

　　首先是最有武力的一方认识到讲理的必要性，愿意放弃武力，提倡讲理，将社会引向善治。其次是要建立一套规矩，使通过讲理能解决问题。这需要双方都有彼此尊重的习惯，有让步的思想准备，有遵守法律的意识。

　　任剑涛：我们有文化上的缺陷，社会宽容度不够。因此，我们需要是一种生命教育，一种爱的教育和爱的文化，而不是基于后果的恨。

　　中国缺乏通过宗教的教化来进行生命教育的途径，有必要强调生命伦理，从人生的目的性上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尊重自然、生命，学会关爱、互助。

　　在日常的教育体系中，强调科学的、伦理的教育，而不仅仅是政治化的教育。应该把杀戮作为一种绝对的禁止，来教给学生——无论是多么高尚的目的，都不可以杀人。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144188&time=2010-05-16&cl=115&page=all

汉中幼儿园惨案

　　5月13日，小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县圣水镇林场村，道路一片泥泞。悲伤如阴沉的天气，笼罩着这个位于西安市西南200多公里外的村庄。

　　之前一天，5月12日8点20分，48岁的村民吴焕明冲入村里私立幼儿园，砍死园长兼惟一的老师吴宏瑛及她的母亲后，又把菜刀挥向当时在园的全部18名幼儿。幼儿7死11伤。随后，吴焕明返回家中自杀身亡。

　　案发后，陕西省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表态称，将举全省之力救助受伤幼儿。截至5月15日下午5时，11名受伤幼儿伤情稳定，应无生命危险。

　　凶案次日，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不少村民都依旧难掩错愕之情。他们想不通，一个平素看上去善良温和之人，如何会突然举起屠刀，砍向他熟识且喜爱的邻家孩童？！

　　一个重要细节是，吴焕明认为自己的病屡医不治的原因，是租住自家房子办幼儿园的吴宏瑛，“将出现在房内的蛇打死”所致。——凶手已经自杀，无法再做精神鉴定。但事后其亲人叙述的种种迹象显示，吴在患病后精神相当反常。

　　 5月13日中午，汉中市公安局在警方通报中，对其杀人动机作出初步结论——“吴焕明愚昧无知，在身患多种疾病，多次医治未见好转的情况下，心理扭曲，产生了自杀和报复他人的念头”。

房东凶手

　　5月12日晨6时，林场村还在沉睡。村外三四公里远的国营八一三厂宿舍区内，杂货店老板赵桂芳刚把店门打开，一个低沉又熟悉的声音传来：“阿姨，买盒烟。”

　　此人便是吴焕明，他买了人生最后一盒烟——五元一盒的“猴王”。赵桂芳告诉本刊记者，这位小名叫“冬娃”的吴焕明买烟过程历时一分钟左右，表情平静，看不出任何异常。

　　吴焕明身高一米八，体重约一百七八十斤，自家在杂货店旁开了一家专营陕西特产的面皮店，室内面积二十余平方米。约七点左右，有人看到吴焕明坐在自家面皮店前的雨棚下，吃着一碗面皮。平日，早饭后不久，他会到数百米外的菜市场内，玩一种叫“挖坑”的扑克游戏。但那天他没有去。

　　约八时左右，有村民看到吴焕明骑着一辆自行车进入林场村四组。吴焕明在该组内有两套房产，均为二层砖瓦房。两处房产相距不足百米。

　　八时二十分，吴焕明持一把菜刀，进入自己的老宅。

　　这处宅子已租住给同村七组村民吴宏瑛近十年，一直开办私人幼儿园。40多岁的吴宏瑛是园长和惟一的老师，她的70多岁的母亲苏润花兼任看门人和炊事员的角色。其时，20名幼儿中还有两名没到。红色铁门并没按常规于八时开课时关闭。

　　屠杀在刹那间开始。先是吴宏瑛被捅死，接着是母亲苏润花。班级内18名三至五周岁幼儿，随后被砍杀，没有一人躲过狂挥的菜刀。

　　惨案发生时，由于下雨无法农耕，多数村民还在沉睡。此时小雨已转为中雨。吴作案后快速回到相邻的自己另一幢房子，在二楼自杀。之后，有村民突然听到吴焕明母亲凄厉的叫喊：“我儿子死了……”

　　几乎就在同时，有村民发现了幼儿园惨案。哭喊声一时凄惨不绝，村民和学生家长从四处跑向幼儿园。村民怀抱着一个个血泊中的幼儿，向数百米外的圣水中心卫生院狂奔。

　　有村民告诉本刊记者，本村刘勇是第一个报警的。刘勇手机上的报警时间，是八时二十九分。

蹊跷动机

　　今年此前几起校园袭击案中，凶手袭击的均为陌生师生。这一次，凶手把屠刀挥向了相熟的邻家孩童。

　　据村民介绍，幼儿园的20名幼儿，绝大多数是本村人的孩子。吴焕明土生土长，和孩子的父母都很熟。甚至多数孩子他也认识。

　　被砍死的七名儿童中，有两名与吴焕明同在四组。在村民眼中，吴焕明精神“正常得很”。圣水镇中心卫生院几位为吴焕明诊过病的医生，也否认吴精神有过明显的不正常迹象。

　　村民同时表示，未听说他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吴焕明平时性格内向温和，但头脑灵活，会作生意，是村中为数不多的拥有两套房产的人家。除了老房子，他六七年前买了一户搬迁至城里的村民的房屋；后来，西（安）汉（中）高速公路从宅基地上经过，他得到一笔补偿款，建了一座新房。目前，村中建一套相同规格的房子，成本约在10万元以上。吴家还有三处生意。除一年能有上万元收入的面皮店，还做苗木生意，并把老房子出租给幼儿园。

　　吴焕明是家中老大，担起了赡养父母的责任，对两个亲弟弟帮助不少。村民口中，还提及吴曾经的善举：20多年前，吴捡到一个男婴（即如今的大儿子），后发现该男婴智力低下，视力有严重问题，仍然坚持抚养。特别是几年后生了亲生儿子，仍然对非亲生的大儿子很好。

绝望与迷信

　　惟一困扰吴焕明的，也许是长期的身体疾病折磨。

　　惨案发生后，警方将吴焕明妻子和两个弟弟带走协助调查。13日中午，警方通报称，“吴焕明患有二型糖尿病、前列腺炎等疾病，并于今年（2010年）三月作了阴茎包皮环切手术，思想极度焦虑、担忧，内心恐慌。”

　　记者的调查结果亦与警方通报基本吻合。5月13日当天，吴的岳母蒲素琴对本刊记者证实，吴确实患有糖尿病，此外血脂偏高。

　　圣水镇中心卫生院中医科一位医生证实，约在今年3月，吴焕明曾找他开中药。吴说他在汉中市的大医院确诊了前列腺炎，怎么也治不好，希望能用中药调理。有多位村民声称，吴焕明极可能得了绝症，最大的可能是脑瘤。此说法被吴的岳母坚决否认，警方最终通报亦未提吴焕明患有绝症之事。

　　事后看来，在惨案前最为反常的情形，就是吴焕明家的面皮店在4月几乎一整月没开门。邻居称，十几年来，吴家关门停业这么久是第一次。

　　约在5月，吴家面皮店才再次开门营业。赵桂芳告诉本刊记者，此时的吴焕明和从前大不一样，变得“蔫不拉叽”。经常发呆，和他打招呼，也不太理人。

　　邻居们曾询问面皮店关门的原因，吴妻说两人到苗圃地里拔草去了。其岳母蒲素琴则证实，这一个月内夫妻俩多数时间都呆在汉中看病。蒲素琴称，她的大女儿（即吴妻）不止一次告诉她说，吴焕明近半年来不太对劲，有些“疯疯颠颠”。曾经自杀过一回，是吊颈（即上吊），但被女儿救下来了。

　　警方通报亦证实吴焕明曾企图自杀。“吴焕明因患病对生活失去信心，悲观厌世。吴焕明曾多次在其家人面前流露出轻生的想法，并写有轻生及有关后事话语的字条，而且于今年4月下旬两次自杀未遂。”

　　赵桂芳还透露了一个细节：事发前一天，即5月11日中午一两点，吴焕明坐在赵桂芳杂货店前的矮砖墙上，一动不动地坐了两个多小时。赵桂芳和他打招呼，甚至几次找话说，他一点儿反应也没有。

　　警方指出吴袭击幼儿园的原因为迷信。即吴焕明将自己患病原因，归结到吴宏瑛身上。吴焕明认为，吴宏瑛在他的老宅子中打死过蛇，并“施法捣鬼”，因此才给他带来病患。为此，吴还曾在家求神，贴符驱鬼。最终，在“心理扭曲”之下，吴萌生了自杀和报复他人的念头。

　　不过，这种说法似乎仍不足以解释他为何又把菜刀挥向孩子。

　　无论如何，一系列惨案之后，社会方方面面已经在行动起来。林场幼儿园事发后，西安市教育部门就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管理工作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区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学校，应汲取教训，引以为戒，立即对学校教职工之间、师生之间、学校与外界及各种经济利益之间产生的矛盾纠纷进行排查，并逐级落实排查、化解、稳控责任。

　　同时，教育部门也要求有针对性地解决学校安全工作薄弱环节。加大对农村学校、城乡接合部学校、民办学校管理力度，按照要求建立健全各种安全制度和机制体制。而未来开办民办中小学幼儿园，则将严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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