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伯欣：阻断个人恐怖行为(新世纪周刊 2010-8-23)

阻断个人恐怖行为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34期 出版日期2010年08月23日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刘赘衡的心理、行为和精神状态，并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精神病范畴，而更像是变态人格附加有一定的心理问题。应对个人恐怖行为，中国的社会心理危机预警与及时调控，已经是刻不容缓
武伯欣
在中国社会公共场合发生的恶性犯罪案件，最近几年似乎越来越多。在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时期，更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典型性和代表性。长沙市“7·30”爆炸案，是其中之一。
刘赘衡是否犯罪最后需要司法审判来认定，但从心理科学角度动态分析，他的犯罪心理指向，是泛化的、非特定的，具有个人恐怖主义的特征，即非有组织的、使用极端的手段和方式，造成无辜者的大面积伤亡，造成社会群体性恐惧与不安的恐怖行为。这类恶性犯罪案件，往往是综合的社会矛盾，在具体实施恐怖行为的人身上的反映。其行为动机，具有复合型的特征。
动机
所谓人本动机，有近20种，包括每个人都普遍具有的饿、渴 、性、护幼、恐惧、攻击、亲和、依赖、赞许、尊重、成就、迷信动机等与人的生物社会性需求有关的动机。违法犯罪人动机的诱发和变异，与他们的“社会处遇”直接、密切相关。所谓社会处遇，是犯罪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即指个人或团体所得到或遭到的处理和待遇。从刘赘衡个人的生长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本动机、人性方面遭遇的创伤与挫折：
——护幼动机。刘对其儿子特别在意，虽曾扬言要杀孩子，但扬言都是假的。在刘的人生关键时刻，儿子是他心理的慰藉。如果没有儿子，可能刘早就做了今天的恶劣行为。刘有节制地选择了儿子上大学之后行事，基本完成了作为父亲的责任。
——尊重动机。刘当年做保安员的时候，在上班时，被犯罪人打伤了，刘觉得理所应当受到单位的褒奖，即使没有钱的奖励，也要有荣誉奖。但刘的姐姐，却替刘接受了“比照工伤处理”的结果，因此刘觉得姐姐没有挣来尊重，因此心理上有了很强烈的反感。这是其尊重动机开始受损。
——累积性的报复动机。刘提出的一个概念“瘟神”，是自己假想的报复对象，他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瘟神”，所有不如意都被其归结到“瘟神”。刘曾经有过几次唤醒了重新生活的愿望，愿意摆脱这种“瘟神”的情绪困扰，但后来又复归了。
可以看到，刘的复合动机交叉影响，消极的动机，排挤了诸如诚实劳动、出人头地、荫妻育子等积极的动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的依赖动机与亲和动机的变异。刘赘衡的母亲健在时，他就依赖母亲；母亲不在了，他就依赖姐姐。刘的亲和动机，是通过依赖母性特征的人来满足的。但是，母性的人显得懦弱，做事不会遵照刘的意见。这时候，动机得不得满足，也会受到挫折。刘赘衡对此的反应，最初是摆脱了出来，靠自己能力去各地打拼。而刘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则多次写信给姐姐宣泄。
亲和动机与依赖动机的研究认为，若满足动机的对象，在人的心目之中失去了意义，将会导致悲惨的结果，因为导致人的悲观与失望是持续性的。在刘赘衡一案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姐姐逐渐由爱转为恨，以至最终将儿子托付给了二哥，对姐姐不再有亲和、依赖和信任。
——成就动机。刘没有选择自杀，而是选择了制造有震动的、有一定社会效应的爆炸作案。这能看出刘的“成就动机”始终没有泯灭。这种动机，并非按照社会推崇的成就观念发展，而是具有强大的个体意愿和选择性。刘在实施爆炸案全过程中，自我保护是很到位的，不仅活下来了，而且逃到广西了。这表明刘始终具有成就感和自信心，其行为和心理是向外部宣泄的，而不是自残或自杀的向内宣泄。
——攻击动机。人本就是一种动物，也同样具有攻击本能。国际上非常著名的“挫折-攻击学说”指出，人类个体或者群体遭受挫折时，由于内外因素的交互作用，会产生攻击人或社会的行为。这是一种普遍的规律。许多个体或群体性事件的心理动因，都能归因解释为“挫折-攻击动机”的作用。
从以上动机心理学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刘赘衡对个人近些年的处遇难以承受，并最终导致复合型动机的形成。可以说；各种动机的复合积聚，每天每时每刻，都影响着刘的认知和行为，都易形成深层次、长期的、弥漫的消极情绪状态，并都可能按照一定的动机外化规律，最终外化为了犯罪行为。他的复合型动机，并不是在激情状态之下外化成行为的，而是具有特定准备，具有掩饰特征的、在主动调控心理状态之下，外化成为犯罪行为的。
这种特定的准备和心理行为掩饰，表现在刘的作案方式上，包括刘要准备好必须特别获取的爆炸物，还要在门窗大多打开、人多眼杂、很难隐蔽的大夏天作案，刘不仅能够从容行事，显示他无论行为还是心理，都做好了准备充分，刘还能够主动调控自己的行为。
因此，从心理科学看具体案件，刘赘衡在作案前、作案中、作案后呈现的心理、行为和精神状态，并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精神病范畴，而更像是变态人格附加有一定的心理问题。刘的心理状态，可能是阵发、间歇性的，也可能具有较明显、泛化的被害妄想倾向。初步判断，刘属于偏执型的人格变态，无情型的人格变态。
社会心理危机预警与调控
从刘赘衡身上可以看到，当人的社会处遇不好，他可能连“血缘情”这种人与人之间最亲近的情感联结都会冲破。刘也曾经说过，希望儿子不要受到自己的影响，但当他选择并实施极端犯罪行为时，也就抛弃了包括对儿子、兄弟、姐姐等的血缘亲情。此时，亲人的劝说，对他已经起不了作用。
此外，人的消极情绪的累积和宣泄，是这个案件又一个真实、典型的特点。消极情绪的长期累积，得不到适时、合理的疏导与宣泄，导致刘赘衡的人格变态，这是其心理、行为发展的客观过程。人格发展异常，反过来又促使其情绪更加极端化发展，表现是互为因果的。一般而言，人被压抑下去的欲望、动机，永远不会自然地消失，随时可能会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表达出来。
因此，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个爆炸案件，就偏执地认定刘赘衡这样的人群，对社会有多大的仇恨。我们更应当从“以人为本”和人本动机的深层，反思个人恐怖主义行为生成、发展、变化的社会成因。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具备影响刘赘衡犯罪的社会处遇因素的个体或者群体，绝不是极少数或个别人，中国的社会心理危机预警与及时调控，已经是刻不容缓。
首先，全社会的心理危机的预警与调控设计，要侧重针对处于不良社会处遇的群体，应该给予他们及时、特别的关怀和温暖。正如刘赘衡的姐姐所言，他是被严重挫伤的“劣势群体”，而不是“弱势群体”。我们一定要通过特别的制度设计，真正从“以人为本”的科学高度，对不良社会处遇的个体、群体给予关爱，对他们的生活处遇给予关怀，而不是只做简单的思想工作了事。
第二，全社会要建立社会心理危机干预的科学机制，不能形式化地只靠家庭成员和社区组织来做，更不能全部交给公安系统来做，必须有专门的心理危机干预机构，对个人或群体的危机处遇施加具体心理干预。
第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刘赘衡等个人恐怖主义行为的实施者，客观上表现出自己制造影响，以身唤醒社会关注的诉求。媒体对事件的报道，需要给以宽松、宽待和重视。绝不能简单地以“宣传会导致模仿”之名而打压舆论。须知，犯罪模仿行为的发生，往往是说明诸多社会矛盾与问题的严重性。开放的社会，更应该通过传媒的及时报道，及时地警醒全社会，及时进行政策调控和预警防范，关键是及时改善和提高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处遇水平。
作者为全国公安科技专家、犯罪心理分析测试专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心理测试技术专业导师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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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制造者刘赘衡
本文来源于《新世纪》周刊 2010年第34期 出版日期2010年08月23日订阅《新世纪》  |  注册财新网
一个扭曲的人格，一场失败的人生，变成一幕社会的惨剧——长沙爆炸案犯罪嫌疑人长达30年的心理癫狂史
《新世纪》周刊 记者 卢彦铮 刘长 罗洁琪
7月30日之前，“刘赘衡”对公众来说，是一个全然陌生的名字；在长沙市芙蓉区国税局东屯渡税务分局办公大楼一声爆炸巨响之后，这名51岁的湖南衡阳男子成为举国关注的人物——公安部发出红色A级通缉令，悬赏10万元人民币缉拿犯罪嫌疑人刘赘衡。
长沙“7·30”爆炸案造成4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中有4人不得不截肢，另有一人失明。刘赘衡的名字也由此同一系列著名暴力案犯相并列：靳如超（2001年制造石家庄爆炸案，导致108人死亡）、马加爵（2004年在云南大学宿舍内连杀四名同学）、邱兴华（2006年在陕西连杀10人）、杨佳（2008年在上海闸北公安分局连刺11名警察和保安，导致6人死亡，5人受伤）……
本刊记者自爆炸发生后连续追踪采访，从长沙、衡阳、深圳、广州等四地了解有关刘赘衡的相关消息，试图还原刘赘衡走上犯罪道路的轨迹。大量材料显示，这是一个人格扭曲、心理癫狂30年的人。
8月20日下午4时许，长沙警方发布公开信息亦称：刘赘衡系心理扭曲泄愤行凶。
在法院最终判决之前，刘赘衡还只是犯罪嫌疑人，其人格或心理状态只能通过司法程序来判断。我们仅希望，通过解剖这个特殊人物的人生历程和人格轨迹，为公众提供更真实全面的信息，为中国犯罪心理研究提供更充分详尽的样本。暴力不会消失、人格障碍无法清除，但社会可以警醒。
——编者
2010年8月1日，一名大学生忐忑不安地拨通了其姑妈的电话。
这一天是他21周岁生日，但他毫无庆祝心情——两天前，长沙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30”爆炸案。长沙市芙蓉区国税局东屯渡税务分局（下称东屯渡分局）会议室被炸毁，4人死亡，19人受伤。
迟疑再三，他对姑妈说：“这可能是我爸爸做的，网上说51岁，衡阳人……”
电话那头，59岁的姑妈一阵腿软。
该大学生的担忧很快成为现实——8月2日，他的父亲、已离家数月的刘赘衡被警方悬赏人民币10万元通缉，他的照片出现在公安部A级通缉令名单中。8月8日，刘赘衡在广西全州县被捕。
据警方通告，在突击审查中，刘一口承认制造了惨案。他情绪激动，扬言计划继续发动针对长沙高官子女的血案。舆论哗然。
在刘赘衡的亲人听来，这些言辞不陌生。刘赘衡的姐姐告诉本刊记者，刘赘衡是其幼弟，十多年来也多次威胁要夺取她的性命。另外，早在2005年8月1日，他在给姐姐的一封信中写道：“杀个温神（瘟神）后，我就可能会血洗衡阳，我可能会把上百人送到殡仪馆，要这些家属去找长沙人，或者在长沙大开杀界（杀戒）。”
此后姐姐又收到几封类似信件，当年8月31日，刘的姐姐在朋友陪同下持信向警方报了案。接待的警官做了记录，但告诉她们：只有言辞，没有实际行动，警方不便介入。
2005年9月，刘赘衡曾投书信访部门，在一张普通的笔记本纸页上写下“你们长沙市在2年以内会要死很多人的”的字句。他还提及一个姓陈的五金行商人，并称“长沙市市委、或者省委某一个干部，在2年的时间他搞掉我10万元，使我在2年的时间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的罪”。
但刘赘衡对控告对象语焉不详，只是喃喃自语般地写道：“现离我的死期不会很远了。”
有知情人士称，早在2006年，“7·30”爆炸案中一名罹难者家中，就曾接到过刘赘衡的威胁电话，却未引起重视。
“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好。”刘的姐姐说，20多年间，刘赘衡以小五金生意养家糊口，携妻儿四处迁徙，常年担忧自己的世界被“瘟神”威胁，视自己生长之地衡阳为禁区，不时陷入不能名状的警惕、恐惧和愤怒之中。
姐姐至今也不明白刘赘衡在长沙“大开杀戒”的仇恨根源。刘赘衡的大哥称，刘曾“三进三出”长沙，每次到时都境况拮据，离开却是事业顺遂时。按理“长沙是他（刘赘衡）的福地”。
2005年后，刘赘衡携妻儿南下广州，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五年后回到长沙，着手实践那看似癫狂的威胁。
“他杀人我信，但怎么也没想到他能做出这么惨烈的事。”刘的姐姐说。
（相关文章、现场图片和图表请见2010年8月23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
衡阳往事
这场无妄之灾，对刘赘衡此后30年人生影响深远。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瘟神”，成为刘赘衡挥之不去的阴影
1959年，刘赘衡出生在衡阳市珠晖区新建里54号，在家中四个孩子里最小。父亲是江西德安人，供职于衡阳铁路局，母亲是衡阳人，是一名街道集体企业的普通职工，抚养四个孩子并不容易。在刘出生前，大哥早已被送到德安老家，由祖母抚养，直到1962年才回到衡阳读书。
刘赘衡出生不久即赶上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吃饱肚子都成问题。营养不良，刘赘衡三岁多才能行走自如。在姐弟几个中，他生得最为矮小瘦弱，成年后身高也仅有1.58米。家里人唤他“毛托”，在衡阳方言中即是弱小之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毁掉了毛托刚刚开始的学校教育。30年后他给亲人的书信仍显得不擅长文字，诸如“以”“已”不分，“封所”（封锁）、“彩那”（采纳）等错误俯拾皆是。
从少年到成年，毛托敏感而自尊。1969年，十岁的毛托失去了父亲。姐姐回忆说，三个弟弟中毛托最受打击，他抱着姐姐大哭：“你一定要管我啊！”
这之后，一家人化整为零。大哥回到德安老家与祖母生活，姐姐带着二弟在外地单位生活，毛托则留在母亲身边，并在1971年进入母亲的再婚家庭。
分离的日子，随着1977年姐姐和大哥回到衡阳工作而结束。此时的毛托已经初中毕业，一直待业在家。1979年，作为铁路系统子弟，刘赘衡获得三个工作机会，一是去怀化铁路局，一是在衡阳的大专院校当工人，一是到衡阳县界牌瓷厂工作。不愿离开衡阳，又不愿在学校“受气”，毛托选择了瓷厂。但不到一个月他就回家，对哥姐说：“（这工作）就是玩泥巴！（另外）搞个工作给我！”
此时已调回衡阳铁路医院的姐姐多方设法，将弟弟调入医院当治安员。未曾想，1981年的一个偶然事件，将渐入人生常轨的青年刘赘衡意外地推上了另一个轨道。
当年10月31日晚9点多，衡阳铁路医院治安员刘赘衡，从蒸阳路家中出发，准备乘坐1路公共汽车前往医院当班，一如往常。
一对男女挡住了他的去路，声称他尾随女子，图谋不轨。年轻气盛的刘赘衡不甘被人“随便损坏名誉”，坚持将对方带到医院理论。随后，五名留长发着喇叭裤的社会青年闯入医院，将刘赘衡一阵暴打。刘头部裂伤，缝合两针，腹部、腰部亦受伤，住院治疗。
这场无妄之灾，对刘赘衡此后30年人生影响深远。时而模糊时而清晰的“瘟神”，成为刘赘衡挥之不去的阴影。
在刘家姐弟看来，这场事故，是半个月前刘赘衡抓获一名在医院行窃的小偷的后续，乃对方寻机报复。刘赘衡请姐姐代笔，在当年11月2日向医院保卫室主任提交了一封控告信，希望领导为自己“冤枉挨了打”主持公道。
刘的姐姐说，尽管在信中没有提及，但弟弟希望医院评自己为“英雄”，并据此予以表彰。但由于打人一案迟迟未破，医院仅以工伤待遇处置，“领导说，先这么办，破案后再重新定性。”姐姐便接纳了这个方案。
这激怒了刘赘衡。他认为，姐姐的妥协毁掉了自己成为“英雄”的机会。
1985年，刘赘衡的姐姐离开衡阳铁路医院赴深圳工作，而刘的“英雄”之名仍未落实。刘赘衡一怒之下冲到医院院长办公室，砸烂了院长办公桌的玻璃。虽然未受追究，不久后，他主动离开医院。
刘赘衡的姐姐说，这场事件之后，弟弟日后常常提及自己在衡阳遭“瘟神”迫害。“瘟神”最初指向医院领导，但后来则渐渐泛化而不知所指。
刘赘衡对接纳医院方案的姐姐有所记恨。事隔多年，在1998年的信中，他指责姐姐与“瘟神”同流合污，“十多年来瘟神的坏事100分之50你都参加有份。”
刘赘衡离开铁路医院后，与哥哥姐姐的联络日渐减少。继父与母亲后搬到姐姐在衡阳留下的楼房，刘赘衡在老人名下的平房居住并经营小五金批发，不久遇到了未来的妻子，二人同居但长期未登记。1989年，不满20岁的“妻子”为他生下一个儿子。
刘赘衡一度对生活表示满意，还向哥姐炫耀自己创造了按客户要求送货的五金批发生意模式。但不久，刘便开始抱怨“瘟神”附身，处处受制。1990年，母亲与继父相继去世，隔年的一场火灾彻底坚定了他“衡阳不可留”的念头。
当年夏天，刘妻在堆满货物的家中点蚊香驱蚊，不慎引燃易燃品，大火烧光了家当，时年两岁的儿子也差点丧生。大哥大嫂将一家人安置在姐姐留下的房里，但送去的300斤煤还未烧完，他便带着妻儿不辞而别，了无影踪。
漂流生存
刘赘衡带着一家三口，从长沙到昆明，从昆明到南京，又从南京到了北京，三回长沙，游走大半个中国，但对“瘟神”的恐惧没有减轻
亲人多年后才了解，刘赘衡离开衡阳后，首先奔向了长沙。最初的日子如何，家人并不知晓。除了遇到困难，他甚少主动与哥姐联系，亦不曾向他们谈及自己的生活圈子和社会关系。
1991年至1997年之间，刘赘衡一家一两年换一个地方，从长沙到昆明，从昆明到南京，又从南京到了北京，游走大半个中国。
对“瘟神”的恐惧没有因此减轻。在1998年元月给姐姐的信中，他曾写道：“10多年来我实既（实际）没有看到任何亲人、朋友，因为瘟神是个狡奸剧（巨）滑土皇帝，只看到瘟神派来的一切烧、杀、抢、打、骗的人。”
这或许是刘赘衡对自己在各地讨生活所遇不平的宣泄。哥哥姐姐们所能知道的是，他的住所大多在城郊地带出租屋，租金便宜，商住两用。妻子并不善于家事。一家人也几乎没有置办过家私，“仅有一张炒锅，一只水壶。”刘赘衡的大哥回忆说。
刘赘衡的生意也是起起落落。他在北京落脚后，一度租下铺面开店做生意，但儿子无法在此上小学。生活也很快就陷入困境。
1997年中，他给自己的二哥打电话，提及自己生活不顺，有送走儿子甚至将其杀死之心，以免他跟自己一样受“瘟神”迫害之苦。得到消息的姐姐心急如焚，未及与丈夫商量，即从深圳飞赴北京，将年幼的侄儿接到自己家中抚养。
刘赘衡与妻子随后也离开北京，一度回到他避忌的衡阳。不到一年的短暂逗留期间，刘赘衡焦躁不安，始终没有回到父母和哥姐的住所，而在远离市区的廖家湾汽车站旁租房而居，并急于二度转战长沙。
他在给姐姐的信中说：“我现在在衡阳以（已）被瘟神封所（封锁），不能去长沙，我在衡阳以（已）无能为力在（再）投如（投入）资金做生意，面临坐吃三空（山空）的前途。” 他不断声称，不如意时将向“瘟神极其（及其）重大骨干”，或者“瘟神集团”发动进攻。
在兄姐眼中，他最为顺遂的时期确实是在长沙。1999年再入长沙，刘赘衡夫妇在长沙铁道学院附近居住并做小生意，儿子也回到身边，就读于长沙一家小学。
2000年，他与妻子对前去看望侄儿的姐姐提及，在长沙生意不错，要是有个房子就好了，颇有落地生根的意思。姐姐亦希望帮弟弟一家安定，不负母亲临终将这个“小短命鬼”托付自己的遗愿。见弟弟资金压在生意上应付周转，姐姐决定自己出资帮弟弟一家置房。
为此，姐弟几人在长沙为刘赘衡一家看房，并接近定案。但刘赘衡在一次看房期间自言自语，嘟囔着说自己还打算去武汉发展，买了房似多有不便。哥姐见其又动了迁徙的念头，买房之事就此作罢。
2001年，刘赘衡匆匆离开长沙，却是奔上海而去。这次离开，因为携带的货品物件甚多，在衡阳和株洲的两位哥哥和嫂子都前往帮忙打包送行。见他将一叠叠的现金用胶带绑在腰上，大嫂问为什么不存入银行，他回答说：“银行靠不住，危险。”也是在此时，他无意间说道：“瘟神（是）姓彭的。”
在上海的日子并不比长沙好。刘与妻儿仍在城郊租住几百块一个月的出租屋，在杂乱地堆放货物的房间里生活。期间，他曾被城管没收一辆摩托车。
2003年，蓬头垢面又矮小不起眼的刘赘衡，曾跟姐姐一家在上海一家饭馆就餐，进门时便被服务员拦下。他没有发作，保持微笑，但在饭桌前坐下来后，眼神警惕四处张望，自言自语：“嗯，瘟神又跟来了！”
不久后，他又举家从上海回到长沙。这次离开，他置价值10万元的货物而不顾，声称是要急避跟着的“瘟神”。
不到两年时间，他于2005年再次离开长沙，南下广州，并开始投书信访部门，指有人“用官商（勾结的手段）搞掉我长沙市场，搞掉我10万元钱”。
他没有点名，没有细说究竟，而他提及的知情人——长沙市芙蓉区治下的南湖五金机电市场一位陈姓商人，完全否认自己与刘赘衡相识。
爆炸案发后，诸多传言将刘赘衡与爆炸案中身亡的税务征管员彭涛联系起来，后者的父亲彭茂吾曾出任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行长。据说，刘某次乘坐火车，在车厢内听两人谈及生意失败、背后有诸如“银行行长”等的神秘力量介入操纵，遂联想起自己的遭遇，认定自己的失意一定也是源于“有人从背后搞他的鬼”。
此后，刘一直寻觅，试图印证自己的判断。这似乎也印证了刘赘衡大哥提到的，2001年从长沙去往上海之前，刘曾不经意地说过“‘瘟神’姓彭”。
根据长沙警方公开披露的信息，2002年左右，刘赘衡在长沙做玻璃五金配件生意期间，生意一度不好，遂认为是另一五金批发部老板陈某生意做得大挤了他，进而怀疑陈某可能受彭茂吾的指使，两人合伙害他。近年来，刘赘衡多次骚扰彭茂吾及其家人，因无法与彭茂吾本人见面求证，遂迁怒于彭之子彭涛，并对彭涛所在的工作单位东屯渡税务分局产生怨恨。在这种扭曲的心理状态下，产生了制造爆炸，炸死彭涛及税务人员的企图。据警方多方查实，彭茂吾和彭涛并不认识陈某和刘赘衡，毫无恩怨，且刘赘衡当年在长沙的流动小摊贩生意中与彭涛所在税务部门不存在纳税关系。
刘赘衡被抓获后，有媒体报道他在生意最旺时，开过几家店铺。但哥哥姐姐一直没有看到刘赘衡曾经如此辉煌过。刘曾经提及自己给客户送货，“还有好多钱没有收回”，否则手头还是会“有钱”的。不过，他拒绝让哥哥姐姐帮忙想办法追债，“你们怎么可以插手”，他说。
不过，刘赘衡在经济上并非自己常常所称的“一无所有”的状态。2008年7月，他突然与刚补办结婚证几年的妻子离婚，并将所有财物留给对方，这包括“几万块钱”和至今被警方查封的广州白云区出租屋中的货物。
离婚后，刘赘衡并未与妻子分居。
与经济上的境遇相比，更接近“山穷水尽”状态的，是他的心理和人格。在2005年从广州发给姐姐的一封死亡威胁信中，他指责姐姐没有在自己从上海回到长沙时给予援助，“让长沙人任意无恶不作，在上海搞掉我10万元钱，现在再（在）广州又无恶不作，直到我的钱全部搞完，直到我死，我也不会认识长沙这个伟大、神秘的人物，我死之前也解不开很多迷（谜）”。
亲情离合
2005年8月，在朋友陪同下，刘的姐姐持死亡威胁信，向所在深圳驻地的派出所报案。她认为弟弟是既恶劣又可怜的“劣势群体”，家庭已无力应付，求助政府介入。碍于刘不存在“实际行动”，报案不了了之
作为刘赘衡20多年来身边最亲密的人，他的妻子在爆炸案后惊恐交加。她曾给刘赘衡的姐姐打电话懊恼地说：“他要是把我杀了，也不会死那么多人了。”在回答警方关于为何对前夫的杀人倾向不加预警时，也不无恼恨地说，刘赘衡威胁杀人已非一朝一夕，“我难道天天去报案？”
刘赘衡的妻子至今未满40岁，与刘赘衡的婚姻最初并没得到父母的认可。刘赘衡一家认为，十几岁就“过门”的刘妻没文化，无法在生意上助刘赘衡一臂之力，没有相夫教子的能力。
在家人面前，刘赘衡对年轻的妻子多有维护，在母亲和哥哥姐姐对妻子有微词时总是说：“她还小，不懂事。”但他在狂躁时摔打东西，也曾动手打过妻子。2008年两人离婚，妻子表示自己再无法忍受与刘赘衡在一起，一度离开希望改嫁。刘赘衡曾花1万元请私家侦探寻找妻子。
在刘赘衡独自回长沙制造血案前，一家三口仍共居一室。
对于这对夫妻，儿子始终是他们心之所系。1997年中，刚上小学的儿子被姑妈接到深圳家中。这个从小随着父亲颠沛流离的孩子，显得胆怯、容易紧张。“刚来的时候，一说话就不断翻手。”刘的姐姐说。
因为事先没有与丈夫商量，刘的姐姐本来和睦的家庭有了波折。在两相权衡之下，一年多后，姐姐采纳弟弟们的建议，将刘赘衡的儿子送回衡阳，寄住在一位老师家中。为避免刺激一向认为衡阳“有瘟神”的刘赘衡，刘氏姐弟并没有将这个安排告知此时也人在衡阳的刘赘衡。
这一期间，刘赘衡思子甚切，频频给姐姐写信和致电。他担心姐姐因家庭矛盾而不能照顾儿子，提出让姐姐将儿子送人，但“必须条件好，不是湖南省人家，不虐待小孩，与别人脱离来往，决（绝）对保密”，理由是避免儿子重蹈自己被“瘟神”长期折磨的命运。
他又不断要求姐姐将儿子户口迁入深圳，并强硬地要求在2000年8月1日前完成。这超出了其姐的能力范围。此前，为了让没有上户口的侄儿上学便利，刘的姐姐花了几千块钱，托衡阳老邻居的亲戚帮忙，为孩子买了一个衡阳农村的户口。这让刘赘衡耿耿于怀，他在1998年2月的一份催办户口的信中写道：“（儿子）在衡阳办了个农村户口用了不少钱，不是哭，而是笑，想一想中华人民公民哪一个办一个农村户口要花好多钱，真是笑掉牙”。
他时而恳切地请姐姐帮忙，称自己一家以儿子为精神支柱勉力维持，时而又隐隐地扯出1981年的“冤屈”，以向“瘟神”和姐姐做出极端行为相威胁。他的不少言语混乱的信件被姐夫看到后，愤而弃之。但刘的姐姐还是保留了其中一些，她觉得弟弟有问题，但爱子之心，需要让他的儿子在将来理解。这些信件正是证据。
刘的姐姐说，在家时无论如何暴怒，砸东西、打老婆，刘赘衡从未对自己的儿子以暴力相向。1997年儿子到深圳后不久，他亦曾专门前来看望。这是刘赘衡第一次到姐姐位于深圳的家中。
1998年下半年，刘赘衡给姐姐打电话要与儿子通话，并提出要见孩子，刘的姐姐深恐他得知儿子在衡阳而闹事，与另外两个弟弟商量，将孩子转到株洲，由刘的二哥托人照看。
1999年，已在长沙的刘赘衡到二哥家接回儿子，孩子却紧紧抱着一同前去的姑妈，不肯离开。刘赘衡为此大动肝火，他随手抓起一只碗打向姐姐，姐姐在躲避间，被砸碎的玻璃碎片伤及眼角。深感对刘赘衡难以措手的姐姐拨打了110，希望警方介入。但事情最终以“家庭矛盾”不了了之。
无论此时，还是成人之后，儿子对行事乖张的刘赘衡难以亲近。在父母南下广州，他独自一人在长沙住校读书时，刘赘衡不止一次到长沙要求他中止学业离开湖南以避“瘟神”。
姐弟血脉之情终究存在。在被弟弟打伤一年后，刘的姐姐便将为其置房的大事揽为己任。刘赘衡的儿子升上初中后，她与丈夫开始为其承担其全部的学费、生活费，直至他在2008年考上大学。夫妻俩原本打算资助到孩子大学毕业，但此时刘赘衡夫妻突然离婚。刘的姐姐遂表示要停供孩子学费，以此来牵制爱子心切的刘妻，让她不要离开这个法律上已经解体的家庭，否则刘赘衡将更无所依，做出出格之举。
事实上，自认在姐弟几人中经济条件最好的姐姐，为免刘日后生活没有退路，还在衡阳为其备有一套房产。
2000年，刘母身前留下的房产遭遇拆迁。姐弟四人相聚商量，三个弟弟均表示不要这处房产，大家曾打算就此接受政府征买，所得钱款则留给刘赘衡。但考虑到当时卖价仅每平方米600元，姐弟四人于是正式公证，将房产过户到姐姐名下，姐姐添资2万换得一套回迁房。这套房产虽在其名下，但一早说好归刘赘衡之子所有。只是，刘赘衡避忌衡阳，从未回去居住。倒是以此前卖房取钱的计划，向姐姐“拿”了数笔钱款。最后一次还曾写下“借条”，取走5000元。
但姐姐的这些行为，在潜意识受迫害感愈发强烈的刘赘衡心里，演变成姐姐与“瘟神”同流合污迫害自己，这令姐姐百思不得其解。
2005年，刘赘衡曾给二哥寄去一封署着“决密（绝密）”的信件，提出要向铁路部门告发姐姐“贪污”。此后，刘赘衡还连番去信威胁要杀死姐姐，也不再以小名“毛托”落款。他曾在信中称，姐姐在自己去上海前提及这个迫害自己的“银行行长”即将退休，却没有告诉自己该怎么做，致使自己在上海遭遇巨额损失。刘的姐姐难以辩驳这些不存在的事实。
2005年8月31日，刘的姐姐在朋友陪同下，持刘的死亡威胁信，向她在深圳驻地的派出所报案。她认为弟弟是既恶劣又可怜的“劣势群体”，家庭已无力应付，求助政府介入。碍于刘不存在“实际行动”，报案不了了之。
姐弟俩最后一次通话还是与刘的儿子有关。2010年春节之前，刘赘衡突然给她打来电话，说自己想回衡阳的回迁房住。几天后他又来电让姐姐将房产过户给他儿子。姐姐一口答应。
但姐姐的丈夫提醒她，刘赘衡的儿子虽已成人，尚未独立，尤其在性格偏弱，担心房产过户后，刘赘衡将之卖掉筹钱，在生意场上亏光，后患无穷。他为妻子拦下刘赘衡的电话，告诉他，须待孩子自立后才过户，并让他不要再与姐姐联系。
亲人再次听到刘赘衡的消息时，已是“7·30”爆炸案发之后。
最后时刻
事后回看，在2005年到2010年之间，刘赘衡都在等待最为恰当的“报复”时机：2008年7月儿子考上大学之后，他迅速离婚，并将身外之物全部交给妻子；在2010年春节前向姐姐提出将房产过户给儿子
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对刘赘衡日渐异于常人的言辞和举动，从事医务工作的姐姐最为敏感。在无法劝说他去做相关精神检查之下，在药房工作的她曾向刘的妻子提议，将精神类药物混入弟弟饭中，但弟媳不肯，说刘赘衡甚为警觉机敏，必会发现。
行为乖张，但刘赘衡多年始终保持着一种警觉机敏。长沙爆炸案，刘赘衡筹划不下数月。更广泛意义上的筹划，恐怕更为长久。
2005年赴广州后不久，刘赘衡就写下“血洗衡阳”，在长沙“大开杀戒”的“遗言”，称“这个世界对我很不公平，我也只是拉不公平的方法，回报这一切。如果湖南、长沙（的人）想在广州发上海（那）样的才（财），我就让我的枪炮结出（结束）这一切”。已暗示了“7·30”惨案的“火药味”。
早在2006年，“7·30”爆炸案中一名罹难者家中，就曾接到过威胁电话，但并未引起重视。东屯渡税务分局亦有幸存人员称，刘赘衡事发前曾屡次到该局反映情况，要求解决他的问题，未果后，曾多次以电话形式扬言报复。
事后回看，在2005年到2010年之间，刘赘衡都在等待最为恰当的“报复”时机。他在2008年7月儿子考上大学之后，迅速离婚，并将身外之物与儿子全部交给前妻。他在2010年春节前向姐姐提出过户房产，亦像是父亲为儿子人生做最后一次“铺路”。
家人得到的最后一次“预警”，是在2010年6月27日前后，爆炸案发前一个月。他接连发送了两条短信给二哥。第一条信息里，他提到想与二哥“聊一聊”，说自己“现在一个人在长沙，想到你那里去怕连累你”，又嘱咐二哥“不要跟任何人说我跟你联系过”。他形容自己“现在很不好”。
第二条信息则更像“托孤”，他拜托二哥“看在死人的亲情份上”，当儿子未来落难的时候，“给他一点钱，给一点亲情的帮助”，并且说，“有时给别人的帮助也是给自己的帮助”。
二哥并没有联系上想跟自己聊聊的弟弟——刘赘衡发完短信就关机了。二哥担心弟弟是暗示将实施杀姐计划，将信息转发给大姐。但他们都未曾想到，此时的刘赘衡，正在长沙东屯渡税务分局附近的城中村，做爆炸案的最后准备。
根据长沙警方的公开通报，2010年春节前刘赘衡就已购买炸药并制作好爆炸装置。6月19日他携带炸药从广州来到长沙，多次前往东屯渡税务分局，企图实施爆炸，但因故一直未得逞。
在东屯渡税务分局沿德政街往北600米，东拐，即进入一片城中村。因众多拾荒者在此租房聚居、捡拾来的废品亦密集堆放在此，这里被当地人称为“垃圾一条街”。
这里的房屋陈设十分简陋、空间狭小，房东几乎不登记住户的信息，来去自由，谈妥价格入住即可。租客多为拾荒者、电动摩托车师傅等。“这里喊拆了20年，还没拆掉”，一位房东老板说。
6月19日，刘赘衡来到这里，向这条街南端一户群租房房东薛某打听，问有没有房子租，薛看他一个人，说是做五金生意，同意了。谈妥后，刘赘衡入住，在一张纸片上写下一行字：包水包电，180元——贴在门后面。
这间不到5平方米的房子，刘赘衡放下了他带来的全部家当：一个燕京啤酒的纸箱，上面绑了很多胶带、一个电风扇，一个直径不到10厘米的电饭锅。此后，他每天九十点钟即出门，晚上12点后才回来，拖着带来的纸箱，“拖进拖出”。
有人在附近五里牌立交桥下见到了他在摆地摊，商品有钳子、扳手等五金用品。
他偶尔中午回来自己做饭，没有案板和刀具，用一把剪刀剪菜，做饭用那个小电饭锅，菜和米饭均一锅煮，房东几乎没见到他吃肉，“吃的都是小菜”。
7月14日早上，刘赘衡出门后，没有锁门，仅用一根铁丝将门扣住，几天未归，不知去向。
7月20日，刘赘衡回来了，从薛家搬家去了北面30米外的另一家群租房。新租下的房间，比原来的更小，只有不到4平方米，几块空心水泥砖垒砌、上面一张床垫，白天也需要开灯，除了躺下，无法做任何事情，月租150元。刘赘衡在此住了最后十天。事后，警方在此找到一包残存的黑色粉末状炸药。
“他不讲话的，和我们没有话说。”这边的房客介绍说。刘赘衡异常沉默，和所有人几乎都没有交流。
院子晚上12点锁门。7月28日当晚，刘赘衡归来，院门已锁，刘叫门不应，和房东的侄子发生争执，双方隔门对骂。情急之下，刘赘衡口吐狂言：“不开门，我炸了你们屋！”
两天后，7月30日早上，刘赘衡一言不发，拖着他的箱子出门。下午，刘赘衡出现在东屯渡税务分局，在三楼办税大厅的长椅上，刘赘衡坐了良久。
下午4时15分许，彭涛进入三楼会议室后，刘赘衡将炸药放置在会议室门边的墙角，将爆炸装置引爆后逃走。
余波
刘的儿子在被询问他是否愿意为父亲聘请律师时，委婉地表达了不欲辩护的心情。刘的前妻则直截了当地说：“他早就该死了”
2010年8月8日凌晨，破晓时分，警方冲进广西全州建新小街96号出租房。这里，没有爆炸物与凶器，也没有负隅顽抗的歹徒……光着膀子的刘赘衡被死死摁在床上，强光灯、照相机对准了这个衡阳口音的男子。
“我有办法，不会咯样子的，”被反剪双手的刘赘衡嚎啕大哭，反复诉说，“有办法不会咯样子的，我是被逼急的……”
现场气氛有些微妙，没人追问刘是被什么“逼急了”。一名身着便装的警察，弯下腰，用纸巾帮刘拭去泪水。
审讯中，侦查人员不解刘赘衡为何会奔向广西，刘称：“没有钱，跑不动，就想躲到一个小城市，不容易注意，实际上也想到了自首，但是又怕长沙会抽筋剥皮，怕。”
警方问：你做了什么？他说：“我就是拿了一包炸药，我把他们那些人炸死，我本来也想跟他们一起死，后来我想，我死了，别个（你们）就不知事情的真相了。”
湖南当地的知情人士透露，刘赘衡的炸药购自湖南耒阳，由于当地有很多矿山，爆炸物买卖较为容易。目前在当地已经在全面整顿爆炸物的交易和管理，据悉已抓了四个同刘赘衡炸弹买卖相关的嫌疑人。
经历“7·30”爆炸案的长沙市决定，从8月11日至11月10日，开展为期三个月的“清查流动人口、清查出租房屋、清查重点对象、清查危爆物品、清查从业人员，打击流窜犯罪”的“五清查一打击”专项行动。
动员大会上，当地政府官员宣布，此次专项行动将全面清查流动人口，清查重点将包括“因矛盾纠纷或利益诉求未解决扬言采取非法手段的人员”。对清查中发现的“因心理失衡、仇视社会、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等行为的重点对象”，将予以治安处罚。
8月16日晚，长沙市芙蓉区区长带队的清查小组，开进刘赘衡在长沙的最后落脚地——东屯渡“垃圾一条街”，栖居在此的流动人口逐一接受身份信息登记。当地政法干部称：到8月底，整个长沙市芙蓉区将布下4万个电子摄像头，织下的“天网”，将对辖区“全方位、全天候、全覆盖进行监控”。
而此时，远离长沙的地方，刘的家人对刘赘衡已不抱生的希望。
刘的儿子在被询问他是否愿意为父亲聘请律师时，委婉地表达了不欲辩护的心情。而刘的前妻则直截了当地说：“他早就该死了。”
刘的姐姐和哥哥说，弟弟一手造成这么多家庭的悲剧，他们内心感到抱歉和伤感。但侄儿正在大学就读，人生漫长，他们只希望，这场悲剧不要给他造成太大的心理负担。他们也希望，社会能警醒对刘赘衡这样的“劣势群体”关注和干预，避免悲剧重演。
（为保护刘赘衡相关亲人的隐私，根据他们的要求，本刊特此略去所有名字）
（相关文章、现场图片和图表请见2010年8月23日出版的《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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