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循环式论证-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就民主对经济增长的功效而言，民主或促进或阻碍或不相关。认为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是：只有在多元竞争的条件下，人们的创造性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对公民权利(包括财产权)的保护使他们有强烈的工作、储蓄、投资意愿;民主政体具有高度的认受性，可以降低政治动乱的风险，允许政府贯彻一些必要但痛苦的政策;自由、竞争性的选举可以限制政府掠夺性的行为;民主的政体具有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再分配有利于扩大市场容量，从需求方面促进经济增长等。总之，民主在供给方面和需求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很显然，这种逻辑推理基本上与西方的经验相吻合并互相印证，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统一。

　　但对非西方国家而言，逻辑推理与经验相背离的，历史与逻辑是非统一的，研究者发现，在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对经济发展具有阻碍作用，主要表现在：民主会威胁私有产权;民主会引发即时消费的历史，从而降低投资率;民主会让政治精英取悦穷人，进行大规模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再分配后，穷人会花掉手中的钱，富人则没有多少钱可供储蓄与投资;民主给民众太多的参与自由，可能导致政治动荡;民主政体难以强迫民众接受那些必要、但不受欢迎的宏观经济政策。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政体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因为在不同环境下，民主政体作用于那些有利于或有害于经济增长的变量的方式不同。(以上三种观点均引自王绍光：《民主四讲》，三联书店，第192—193页。)但这种观点自相矛盾，有利于和有害于经济增长的变量方式不同，民主对经济也有影响，这是一个常识性的结论。

　　就经济增长对民主的功效而言。经济增长也有促进或阻碍或不相关，但经济发展的程度的高低对民主的影响或许成正相关的关系，否则会成为负相关的关系。牛津大学社会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长期关注中国的民主和法治研究的裴文睿(Randall Reerenboom)认为：实证研究尚未厘清民主、法治和财富之间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的复杂的因果关系。但台湾地区、韩国及最近的泰国的成功转型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只有在经济增长达到相对较高水平之后，民主化的转型才会到来。

　　裴文睿认为民主体制在财富水平相对低的情形下是不稳定的。当人均收入低于1000美元时，民主体制的预期寿命仅为八年。贫穷的民主政权特别容易受到经济衰退的影响。经济衰退的时间越长，该政权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经济困难同样不利于独裁政权，但影响相对较小。民主体制对总体收入的不均等也显得更为敏感。当富者愈富时民主和专制政权都会受到威胁，而一般而言，当穷者更穷时只有民主政权受到威胁。

　　裴文睿认为：财富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各国在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就必然成为民主政体。在亚洲和其他地方有过并仍然存在富有的专制或半民主国家。显然，许多国家在财富水平非常低的情况下已经实现民主。虽然人均收入是最重要的预见民主国家持久性的因素，少数几个国家仍旧能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保持民主体制，包括印度、哥斯达黎加、毛里求斯、博茨瓦纳、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除印度外，这些都是小国，人口不到500万，其中几个国家的人口低于100万。除了一些例外，按照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这些国家往往相对富裕，财富分配公平合理，并在人力资本和有效的制度方面有投入。

　　裴文睿认为：并非所有的专制制度都能成功实现经济增长，实行法治，或在人权和其他与人类福祉有关的指标上取得进展。无论是因或是果，大多数极度贫穷的国家为独裁体制。由于贫穷的独裁政权和贫穷的民主政权在确保经济增长方面都并不擅长，或许没有在民主与发展之间折中的必要。如果在一个差的民主政府和一个差的独裁政府之间选择的话，大多数人都会毫无疑问地选择一个差的民主政府。独裁主义无疑更加危险。你更有可能得到奇迹或是灾难。在1950年至1990年间至少10年保持年平均增长率达7%的政权中，除巴哈马(旅游观光业、洗钱和避税收入提供了较高的人均收入增长，尽管其人口不多)外，均为独裁体制。另一方面，在十年间增长率最低的国家中有80%也是独裁体制。(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zgyj/hwkzg/2010/0904/17725.html裴文睿：推迟民主化：中国从亚洲经验中吸取的教训)

　　但是，“民主要求公民享有合理水平的经济福利”。经济福利是民主的经济条件，如果一个社会中一部分人贫困化，民主可行但不完美，如果少数富人享受繁荣而广大群众处于屈辱贫困之中，民主不可能实现，如果能实现，也是以民主为名，挂羊头卖狗肉，盗名欺世。贫困的人如果参与民主，也只是表面上增加了民主的广度而不是增加民主的深度。更为严重的是，贫困使参与者愚昧无知，即使是广泛的参与，也只是流于形式，做表面文章，贫困在政治上的唯一后果就是民主失败。(科恩：《论民主》，商务印书馆，聂崇信等译，第111页。)

　　中国的经济发展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版本，既在没有民主的前提下发展了经济，而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又没有相应的民主，所以民主促进经济发展的结论在中国是无的放矢，经济发展推动民主的进步也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就是民主使中国经济溃败都是一厢情愿的说法甚至只是恐惧的想象(至少目前缺少实证的分析样本)。于是在中国的背景下又出现了新的观点，即中国模式论。

　　尽管人们对中国模式众说纷纭，但中国模式的经济特征明显。互动百科词条是这样说的：中国模式是指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主要不是依靠从外部(西方)“引进的”政策和规则，而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国情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政策、规则、路径和方式，逐步实现国家的新制度安排。也可以指走中国特有的社会主义道路。如果从制度变迁的视角审读“中国模式”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开创了一条中国式的制度创新道路，这就是：“ 中国模式”在改革开放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制度内生性，即中国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中国模式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发展模式，也必将为人类文明不断地走向繁荣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其基本特质是独立自主、改革创新、实践本位、以人为本、和而不同。这一词条本身充分说明，中国模式是不需要民主的模式。

　　丁学良认为：中国模式在过去20余年“最主要的代价体现在对中国的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持续不断的剥夺。”(丁学良：中国发展与中国模式的未来，《中国选举与治理网》)这种剥夺都是在非民主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样做的可能性后果之一就是当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政治体制开了经济倒车的时候，可能性的后果之一就是再次陷于专制与贫困的恶性循环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