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绍伟:民主有利于经济发展吗?-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19:22:10
经常听到有人说,中国的经济要持续增长,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搞西方的宪政民主或多党民主;“技术模仿”能实现短期增长,但只有“制度模仿”才能解决长期增长。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这么说,美国的自由主义者也这么说;哈佛大学的著名教授丹尼·罗德里克,在2007年的《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一书中就明确地重复了这种观点。

    本文首先假定:大多数人喜欢多党民主,大多数人认为多党民主“就是好”。这个“民主偏好假设”对下面的讨论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用不着在讨论经济增长问题时,还要老回过头来反问多党民主到底好不好。好了,大家觉得多党民主好,那么,多党民主是不是真的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呢?

    很多自由主义者说:这还用得着问吗?多党民主当然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可怀疑这个“民主增长论”的人马上刁难说:不对,你看以前的印度好像就不行嘛。接着,论战马上就会围绕着“民主的定义”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展开。

    康德曾在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一文里预言“民主有利于和平”,他的观点后来被自由主义者奉为“民主和平论”的先导。可是,“民主和平论”同“民主增长论”一样有问题,它会碰到民主国家之间互相交战的反例。“民主和平论者”最不愿提到的一场战争就是1812年的英美之战,更不必提民主国家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其他例子如17—18世纪的几次英荷战争,美国推翻民主国家的1954年危地马拉战争,1973年智利战争,1979年尼加拉瓜战争)。但是,“民主和平论者”有的是反驳的高着:他们首先说明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然后用民主的定义把先前被认为是民主国家之间的战争排除在外,然后说明为什么真正的民主国家要对非民主国家进行战争,接着又定义了什么是“真正的战争”;在敲定“真正的民主”和“真正的战争”以后,“民主和平论者”最后就毫不费力地敲定了“和平”。

    这个“民主和平论高着”当然可以用来捍卫“民主增长论”。在印度的例子里,从1950年代开始的印度民主就可以因为“国大党”的“一党独大”而被说成“不够民主”,然后还可以把印度的落后归因于印度采用了“苏式”的“计划经济”。但是,与“民主和平论”有所不同的是,“民主增长论者”发现那个“持续增长”很难对付,因为即便是在西方那些“够民主”的国家里,“持续增长”的定义还是不好糊弄。

    不着急,“民主增长论者”还有妙着。比如,陈志武就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经济产出的至少有以下四个要素:制度架构(或称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自然资源禀赋,如离海岸河流的远近、石油、各种矿产的储藏情况;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土地”等等(见“民主与经济增长纵横谈”,2007 年6 月6 日《南风窗》)。

    这个“民主增长论妙着”实在是妙,民主被认为是持续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怀疑者现在几乎无话可说了。但你回家一想,好像还是觉得有问题,可就是说不出问题到底出在哪。实际上,“民主增长论”存在的这个“说不出来的问题”就叫“三边占便宜”:当他们说“民主有利于持续增长”时,他们兜售的是一种“制度决定论”,好像多党民主,有之是“先发优势”、无之则是“后发劣势”;当他们发现“新兴民主国家没有持续增长”时,他们贩卖的是“不够民主论”,好像民主化之后还可以随时拿“专制传统”来搪塞说事(参见“民主不是一个传说”一文);当他们发现“有的发达民主国家没有持续增长”时,他们便推销起“增长多因素论”,他们说“先发优势”时的底气没了,而且多因素中再也没有一个是更关键的因素了。

这个“三边占便宜”的要害是:你根本不可能在“民主增长论者”那里看到一个首尾一致的统一逻辑。在他们那里,“民主增长论”正确不是因为它客观存在,而是因为他们喜欢民主,而且他们知道其他多数人也喜欢民主,这就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民主偏好假设”。这叫“喜欢,所以正确;爱,所以无可挑剔”。

    因为偏好而让现实“屈打成招”,这不算欺诈,但至少也是自欺欺人的不诚实。我们不能指望自由主义者在“民主和平论”上会有起码的诚实,那么,我们是否也不能指望自由主义者在“民主增长论”上会有最低限度的诚实呢?当然有理由表示悲观,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身上,看到一点“学术诚实”的希望。

罗伯特·巴罗是美国非常出名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他于1970年从哈佛大学经济系获得博士学位后,1974年因“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提出“李嘉图等价假说”而走红,成了经济学“理性预期学派”的奠基人之一,并对“新增长理论”大有贡献,被世界经济学界公认为诺贝尔奖的潜在得主。

1996年,巴罗又写出了一篇很快被公认为“经典”的论文,题目叫“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涉及1960-1990年的100个国家,1997年成书)。该文对民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出了卓有成效的统计实证分析,得出了一个对“民主增长论”非常不利的结论:民主不是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民主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近似“倒U型”的关系,权利的扩大一开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民主一旦达到一定水平,权利的继续扩大便会有害于经济增长。

    巴罗的“倒U型”增长理论非常符合常识性的经验判断,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情况就接近于“倒U型”上升的前半段,英国、日本近几十年的情况就象是“倒U型”下降的后半段。可以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初始的权利型增长”和“随后的权利型停滞”,这里,“后发国家”的重点是“权利”,根本不是什么“技术模仿”或“成本优势”(所以秦晖把“低人权优势”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因”就是错得不能再错的,见“秦晖与骗人的坏政府日子好过论”)。

重要的是,巴罗的结论不仅有数据的支持,还有理论的根据。权利的一开始扩大,的确有利于经济活动从政府的限制中得到解放,而权利在后来的进一步扩大,却只能推动社会福利和财富再分配的扩张,“奖懒罚勤”的“逆向效应”就会超过“用福利保持社会归属感”的“安定效应”(用大白话说,制度给我福利,我对制度就多一分认同、少一分反对)。总之,事实既不支持民主是增长的必要条件的说法,也不支持独裁是繁荣之道的说法。

    巴罗的观点还在三个方面得到支持,第一个方面是由戈登·图洛克和詹姆斯·布坎南发展起来的“寻租理论”,还有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关于“分利同盟”妨碍经济增长的理论(1982年的《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刚性》);第二个方面是美国民主理论的权威亚当·普热沃斯基关于用政权类型分析增长是一条死路的主张(2000年的《民主与发展》以及2004“民主与经济发展”),还有何塞·塔瓦雷斯2001年在“民主如何影响增长”中的类似分析(这方面的文献还很多);第三个方面的支持可能会使自由主义者更加失落:杰克·施奈德在2000年的《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冲突》一书中证明,民主有时不仅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反而可能导致战争、动乱、分裂和种族冲突的升级;法里德·扎卡里亚在2003年的《自由的未来》一书中证明,在民主与自由的四种组合中,“民主的不自由”比“不民主的自由”更糟,而且实际上,民主并不必然导致自由市场、法治和分权制衡。

也就是说,选举民主最初的增长效应并不是不需秩序和其他条件的,“初始的权利型增长”最好是理解为“广义的民主带来的增长”。正因如此,美国长期以来企图靠输出民主来解决世界贫困问题的外交政策接连失败,“输出民主”竟成了“输出动乱”的代名词。这就是有笑话说的:“对美国人要好一点 ……否则他们会把民主送到你的国家来”。

    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为什么用政权类型来分析经济增长会是一条死路呢?杰克·奈特1992年的《制度与社会冲突》一书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思路。简单地说,国家制度并不是或并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增长而确立的,国家制度是权力和非权力主体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分配优势”而建立起来的,利益集团在乎的是“分配优势”,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增长”,除非“经济增长”碰巧符合他们的“分配优势”和精神利益。

    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巴罗1974年的“李嘉图等价假说”与他1996年的“倒U型”增长理论存在某种内在矛盾。巴罗的“李嘉图等价假说”认为,在“代际利他”和“理性预期”等特定条件下,政府不论发行债券或增加税收进行融资,都不会对经济的运行产生影响;因为,发行债券引起未来税收上升,居民为了支付未来的税收必然将储蓄一部分收入,因此总消费需求不会上升,居民储蓄购买债券使货币需求不变,所以对利率也没有影响。

这里的关键是“代际利他”的假设,巴罗忽视了经济学奥地利学派中从门格尔到霍普等人所强调的“时间偏好”的观念。实际上,民主的“福利冲动”不仅妨碍了经济增长,还强化了社会的“时间偏好”,使人们偏向于选择“现在获得满足”而不是“将来获得满足”,所以,“代际利他”的假设在民主社会里无法成立,美国社会的长期低储蓄就印证了这一点(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对民主社会的“代际利他”也作了非制度主义的错误假定)。也就是说,“倒U型”增长理论是对的,“李嘉图等价假说”却是错的,民主的“福利冲动”和“公债冲动”只会使“时间偏好”压倒“代际利他”,最终影响经济运行。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2010年的主权债务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

    然而,因为偏好而让现实“屈打成招”的事情永远不可能绝迹。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最近提出的“开放机会论”(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达伦·阿西莫格鲁2005年的“作为长期增长根本原因的制度因素”一文)。2009年,在与约翰·瓦利斯、巴里·维恩格斯特合著的《暴力和社会秩序:一个解读有记录人类史的概念框架》一书中,诺斯一反他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经济增长的“产权法治观”,提出了一个贬低“分利同盟”理论的“政治经济竞争发展观”,特别强调了政治自由竞争的民主对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我在一篇论文里专门批评了诺斯的新理论的逻辑混乱,并进一步分析了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确立一种“首尾一致的统一逻辑”的可能性,提出了一个引导个人努力的三层制度分析的“制度发展论”(要点是区分增长的来源、优势、原因)。

    如果多党民主并非真的有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那就意味着支持多党民主要用“持续增长”以外的其它理由。的确,自由主义者也一直在使用“非经济的理由”来反对专制主义,应该承认,“非经济”的论证确实是有成效的,只是,在“自由的平等价值”和“自由的外部性”问题上,自由主义者的“不诚实”还是暴露出来了(见发表于选举网上的“产权国家论”系列文稿)。

总之,对一个国家来说,民主未必有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对中国来说,“经济要持续增长,唯一的办法就是马上搞多党民主”则是欺人之谈。“喜欢”和“正确”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但是,强调这两者的区别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因为在中国文化的逻辑里,“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只要你站对了边,“不诚实”是容易被宽恕的。所以,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民主发展论”问题上存在“不诚实”时,他们的理性是“西化”的,可他们的情感却是“中国”的,这就是中国的“民主发展论者”比他们的西方伙伴更能容忍“不诚实”的文化原因,也正是在中国批评“民主发展论”风险更大的原因。

在中国,如果多党民主有问题,那能不能用“问责民主”或“一党民主”来走出一条新路子呢?自由主义者当然反对这种选择,但自由主义者似乎也不反对一党制之下具体的“问责民主”制度的推进,只是,他们怀疑中国政府搞“问责民主”的真实程度。所以,“多党民主”的成本风险和“一党民主”的真诚可靠,就成了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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