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国家的民主挫折与民主巩固-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我们需要看到，民主的挫折展现出了民主的创建和巩固中一些值得深思的经验教训。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的具体机制和发展途径却有可能因为设计不当和运转失衡而毁灭民主的理想。民主的创建和民主的巩固是两个互有联系但是截然不同的政治过程，创建民主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有可能与巩固民主的政治社会条件相背离。民主架构的巩固需要有一套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

　　近年来，我国周边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民主进程中出现政治紊乱和政局不稳现象。泰国抗议民众“红衫军”和“黄衫军”轮替在街头与军警对峙、围困总理府和机场、阻断重大国际会议的画面不时出现在世界主要媒体的头条；吉尔吉斯斯坦近日更爆出“二次革命”，政治局势一度紧张，骚乱和暴力蔓延全国。5年前依靠“郁金香革命”取代前总统阿卡耶夫入主比什凯克的巴基耶夫总统，与其前任一样在品尝了民众“围城”的苦涩后，流亡异国。不少观察者将其概括为民主乱象，甚至直接判定这些都是“民主惹的祸”，民主与动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看来被坐实了。

　　然而，与吉尔吉斯斯坦同为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波兰，其民主体制却成功应对了国家高层政治精英几乎瞬间全部罹难的政治危机，国家政治进程按照民主体制设计和宪法原则有条不紊地运转。正是民主制度，使得大灾难后波兰民众和国际社会都几乎不怎么为政治动荡和社会暴乱所忧心。

　　这给我们提出的问题是：面对民主挫折和民主乱象，我们不可妄下民主乃祸根的断语，从而患上“民主恐惧症”，必须理性分析民主挫折的历史根源和现实逻辑，汲取他人之经验教训，为我国的政治民主建设探索可行的民主机制和可行途径。就泰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来看，其民主挫折不断，既是民主机制自身问题的体现，更与特定的民主转型历史情境和现实的政治社会结构有着难以推卸的关联。

　　民主作为现代政治的基本价值和制度追求，它所体现的个体权利诉求和对公共权力之合法来源、运行机制和民众监控的理念，在祛魅后的现代社会中，不存在理论上的竞争对手，除非我们愿意放弃启蒙思想对个体和共同体社会契约关系的新设定。民主制度则是在民主理念规范下寻求可行的、妥当的和道德正当的政治社会运行机制的产物。因此，它不仅需要被理性地创建出来，更需要富有远见的政治精英和民众共同来设计、培育和发展。民主挫折和民主乱象是政治行动者对民主的理解和管理不当的衍生品。因民主挫折而否定作为价值追求的民主，这在理论上并无可说服民众的逻辑基础；因民主乱象而否定民主机制建设，如果不是怀揣专制主义的锦囊妙计，冀图祭出“民主=动荡”的政治魔咒和政治恐吓，为缺乏正当性的专制主义张目，就是政治上的懒汉，试图将民主建设的长期政治努力简化为大众选举和民主形式制度的创建，一旦这些制度难以奏效，便滑入“鸵鸟政策”中。政治理论家伯克说过，天底下只有奴隶制是总可以有的，它在每一块土地上都有生存的种子，自由的民主制度是总可以丢失的，因为它是需要艰辛培育的种子。

　　从民主转型的视角来看，泰国和吉尔吉斯斯坦出现民主挫折，是它们在民主化进程中没有解决好一系列关键问题的必然产物。泰国虽然有较长的民主机制运转时间，但是，其民主的历史同样是一个充斥着军事政变和政党无序抗争的动荡史。究其实质来说，泰国民主没有解决好如下两大关键问题，一是军队未能成为民主制度之下的国家暴力机器，而是以民主体制之外的自治的政治监护者自居；二是经济结构失衡导致城乡之间、上层与下层之间以及精英与草根之间出现深刻的裂痕。前者导致国家不同的权威体系之间难以进行有可信保障的、相互制约的政治协商，军人集团随时可用国家暴力机器作为维护政治权威工具，翻转民主制度；后者导致整个社会缺乏包容性的族群利益对立和断裂，利益集团之间的共容利益小，相互之间的排斥性利益追求成为主要形式，陷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冈纳軸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中所深深忧虑的困境：经济的现代化最终造成繁荣的现代城市与停滞的传统农村之间的巨大的、不可逾越的鸿沟，制造了公共政治中不断发展的相互隔离的族群和信任网络，推动了去民主化力量的不断积聚。在泰国，正是一般民主理论中寄予厚望的城市中产阶级，扛起了反民主的大旗，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吉尔吉斯斯坦的问题则是苏联解体后部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共同的历史遗留问题。简单来说，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民主改革在中央受到阻碍，转而通过赋予地方和加盟共和国的民主选举权来促动联邦体制的改革。然而，由于苏联独特的政治结构，地方选举、尤其是加盟共和国的选举，不但未能体现公民的民主权利，而且一些地方领导人将被压制的民族主义作为政治动员的符号和工具，一方面促成了苏联体制的崩溃，另一方面却以民族的集体权利的名义掩盖和剥夺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对于原有的政治权贵而言，诉诸民族主义和族群意识比之公民权利更容易攫取民众的政治认同，从而赢得选票。也就是说，取代苏联体制的并非是一个真正以民主为追求的政治精英集团，反而是前政权的部分精英借助历史转型的机遇攫取政权。他们不过是更换了新意识形态外衣的老权贵，他们迅速迎合了民族主义的政治议程，不仅从中央的控制中解放出来，而且以民族独立的金字招牌确保了自身政治地位的延续。以公民权利为基础的民主，既不是他们优先考虑的目标，也不是他们赢取选票的政治选项。这样，他们在取得政权之后，迅速捡起了前政权的腐败和特权，家族政治和权钱交易严重恶化政治风气，民众一边忍受经济发展缓慢的痛苦，一边目睹权贵家族及其亲信垄断国家财富。有如此政治格局，能够不动荡恐怕是十分困难的。

　　因此，如果我们对民主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是否进行全国性的选举，是否有一套民主宪政制度框架外观的层次上，而不是深入分析民主面临的历史境遇和现实境况，进而采取有效的民主机制来应对和化解阻碍民主制度得以深化的核心政治难题，那么，得出民主乃动荡之源的简单结论便十分便利了。的确，民主并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万能灵药，更何况转型国家的民主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而设计了一套有缺陷的规则框架，为权势者操纵民主进程提供了方便的后门。吉尔吉斯斯坦前后两任总统阿卡耶夫和巴基耶夫都是打着民主、清廉的大旗赢得国家政权，也先后步旧政权的后尘走上家族政治、权贵腐

　　败和破坏民主进程的专制主义之路。而相对来说具有民主理想和坚定的政治信念的奥通巴耶娃等人，却由于缺乏地方部族和权贵的支持而多次在民主选举中被排挤而落选。探索有效的制度架构抑制民主基本规则的破坏者和寻求合适的政治框架调处经济发展中的重大政治争议和利益冲突，是转型国家民主建设中一个需要持续推进的事业。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观察他国民主的成败得失，其意都在反观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可行途径。如果因为少数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挫折而视民主为仇寇，甚至希望绕过政治民主这一关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必将付出沉重的政治和社会代价。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分化趋向日渐加大，经济体制改革中遗留下来的社会矛盾和紧张关系也趋于临界点，部分权势阶层垄断社会财富和公共资源的状况也引发社会不满和抗议，各地频发的群体性事件，无不与这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紧张关系密切相关。增幅超过GDP的维稳经费需求也在考验着坚持固有模式的可行性。社会和谐的关键是实现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利益关系的和谐，在今日中国，这不仅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以内需为基本支点的良性经济循环，更需要协调城乡、地区和贫富差距，让改革红利为社会各阶层相对公平的分配，从而实现经济的良性可持续发展。然而，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克服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也需要在国家治理机制上有新的突破。如果不能通过民主机制将民众的政治意愿吸纳进来，形成深入改革的巨大动力，单靠领导人的政治意愿是十分艰难的，也是难以收到良好成效的。毕竟，没有外在的社会机制和政治约束，让既得利益群体自行放弃贪婪的利益竞逐是不可能的。民主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就是处理利益分配的一种工具，是将广阔社会空间和街头的利益对立和暴力冲突整合吸纳进有序的会议厅议事协商和相互妥协的唯一途径。舍此而外，现代政治还没有寻找到另外一条坦途。

　　然而，我们也需要看到，民主的挫折展现出了民主的创建和巩固中一些值得深思的经验教训。尽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是民主的具体机制和发展途径却有可能因为设计不当和运转失衡而毁灭民主的理想。从世界民主发展的经验来看，民主的创建和民主的巩固是两个互有联系但是截然不同的政治过程，创建民主的政治和社会条件有可能与巩固民主的政治社会条件相背离。不少国家和地区民主创建的便利条件是原有威权政治体系的削弱和经济社会矛盾的尖锐化，致使原政权体系难以为继，从而为体制内外的政治精英打着民主的旗帜取而代之。然而，民主架构的巩固需要有另外一套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

　　首先是要有一个具有民主治理能力的、相对自主并且受人尊重的国家行政体系和法律规则体系。现代民主作为一种统治方式，其存活需要实行有效的行政命令、社会管制和提取资源。没有有效的国家，就没有保障公民权得以实现的力量，而没有公民权的保障，就不可能有民主的稳定。创建民主时以打击和削弱国家能力为代价的民主转型，必然在民主巩固中面临难以克服的难题。

　　其次是要创制公民能够独立表达政治意愿的多元渠道和机制，从而强化社会团结和凝聚力，避免民主进程中社会被少数不负责任的掌权者完全主导，利用族群矛盾割裂社会，从中渔利，从而引发民主动荡。

　　再次是要建立对竞争性市场的制度化政治和社会管制。市场的自主性和经济多样性是保证公民社会独立性和活跃性的基础，但是国家对市场后果的适当干预，是缓解和矫正社会不平等，维持民主运转的重要条件。

　　最后，就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中国政治而言，稳定的民主架构还应该包括创建适当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结构，确保地方民主进程不以民族和地区分裂作为少数地方政治精英赢取选票的资源动员工具。

　　面对作为现代政治文明最高成就的民主，我们既不能因噎废食，以少数国家和地区的民主挫折为借口在民主问题上徘徊不前，又不能蛮勇无谋，在缺乏经验总结和对历史与现实境况把握的情况下走乱步。而最可怕的则是一方面因恐惧而不思考和规划，另一方面又在国内外压力下被动前进，最终碎步前进演变为断步乱进，民主危局必然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