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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转型时代选举改革的理论探讨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7-05-22 10:14:00 ]    作者：陈家洛    编辑：studa20
事实上，大部分的后共产主义国家在创立议会政体的选举后，都在它们的选举制上作了重大的修改。匈牙利与俄罗斯的选举制改革形成了一个混合的制度，保障了比例代表制和简单多数制的优点在理论上的结合。（13）但在保留比例代表制的地方，政党都试图利用引入较高的全国性选举门坎（electoral threshold）或缩减选区的大小等方法去培养温和的多党制。在区内刻意策划选举制最著名的国家是波兰，它是唯一一个经历了五次全国性议会选举，而当中四次都采用不同选举制的国家。
自1989年起，后共产主义政体广泛地试验多种制度上的选择，从而达到它们心目中政府与政治之间的平衡，但经常性的改变是对游戏规则经常性改变的期望，增加了在建立新政治秩序时所面对的不明确情况。在一些例子中，基本规则本身因狭隘的党派之争而时常被破坏。
无论如何，“理念”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事实上，选举改革只能由行动者去实施，所以他们对不同的选举模式的支持度，对于选举设计的过程至关重要。可以说，鼓吹改革者的力量越强大，他们的“理念”的力量也就越强大。“理念”的力量归根到底取决于它在政党、政治领袖和重要的社会精英及知识分子间得到了多少支持，以及这些关键人士有多少制度化的渠道影响国家里主要的决策部门（政府、立法机构和宪法法院）。
同样重要的是，如果“理念”针对紧迫问题提出具有可行性和可接受的解决方案，它被接受的程度也会随之提高。如果政治行动者无法促成这种联系，那么纵使最有效的理念也会被置之不理。因为只有当它被融入一种共同的思维状态，其提倡者才能取得政治上的优势。重要的是，建议中的选举设计要适合于它实施时所处的社会和政治背景。
不过我们不同意Elster的观点，他认为：“假如我们能够预知一部完美的宪法将不被采纳，那么提出这部宪法也是没有意义的。”（14）为了不去破坏理想主义者的努力，我们切莫忘记，上述两种相互关联的因素可以把选举设计成功落实。理想主义者不应放弃为决策者提供他们认为采纳最优的制度的理由。如果后者接受理想主义者的论证，并根据提供的理由采取行动，最后形成的制度就会留下这种最优设计的特色。用Blais 、Dobrzynska和Indribson 的话说，许多国家在实行民主之初采用比例代表制的“起因十分简单：存在着这种理念，实施的方法也已设计出来，并且逐渐被人们视为最‘民主的’的选举制度。”（15）
可见，“理念论”阐明了“理念”影响行动者对自身利益和认同的机制，从而也对制度选择形成怎样的约束或落实的契机。首先，“理念”的重要性在于，它对行动者的选举规则的取向发挥着独立的影响，其次，有关制度的理念对制度建设有多大影响，则取决于（1）它是否为当前的问题提供了明确而简单的解决方案；（2）支持者是否以政治上恰当的方式表述出来；（3）处于关键地位的决策者是否接纳这些理念。
“理念论”实际上认为人不仅是自私的或精于攻略的，而是具有反思或交流的能力的。事实上，从政者在思考改革时，会把许多目标纳入他们的计算之中。这些目标至少包括：设法满足“自身利益”；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建立稳定的政治体制；及制定公平而民主的新规则。视乎情况，决策者必须反思应该诉诸哪些原则和目标。一味考虑党派的眼前利益的策略型行动者有可能自找麻烦，无法使自己偏好的制度获得广泛的支持。因此我们假定，选举改革需要通过一个对等协商的过程才能获得支持，相关的参与者在这个过程中提出自己赞成某种改革建议的合理观点和理由。我们在下一节所要讨论的，便是这个协商和建立共识的过程。
五、选举工程中的协商与共识建设
如上所说，政治制度和民主转型的研究中，人们普遍认为政治行动者只顾追求私利。因此，理论上人们便觉得选举安排的最终形式取决于讨价还价的策略型行动者，多于协商决策的过程。假如协商的过程要求行动者不能展示自己的“真实动机”，即他们狭隘的党派利益或私利，而是要求他们诉诸超越政治分歧的价值，那么协商决策的观点便是一种很成问题的方法。因此Kim 怀疑，应否“期望政客为了促进国家的利益而牺牲自身利益”。（16）在“理性选择”的角度看来，支配着政治过程的是讨价还价和基于私利的损益计算。当自我利益与集体利益不一致时，占上风的总是前者。而对整体利益表现出的无私关切，应当被视为一种掩饰“真正”党派利益的伪装，或是为了占领道德高地而摆出的策略性姿态。
但是，这种分析似乎忽略了一点。要是想政治协商做到合情合理，就必须以大众可接受的理由（public reasons）作为根据——这种观点也同时指出了协商应当采用的方式。为了使协商行之有效，行动者就不能仅仅是自私自利的，他还得通情达理。具体而言，他必须乐于倾听和跟对手交流各种理由。不应当把协商简化为一种损益分析。协商是以各种理由、主张和考虑，志在形成、更新和维持各方的对等关系。
当有人提出一种理由时，他是在解释自己为何把某一件事情当成“好事”——而且别人处于同样的角度也会同意。这些理由把“我”转化成更具普遍性的“我们”。当行动者一起说理时，他们便确立了一种带有某种规范性和实用性的思辩程序。协商的过程推动着他们共同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以便解决他们面对的复杂问题和困境，帮助他们消除不同层面的冲突。参与协商的人士的理念、认同感和利益，是协商和建立共识的过程之产物，而不是由外在的“客观”因素事先决定的，并会在多回合协商中形成并发生着变化。
真正的对话要以尊重对方作为最起码的条件。协商的结果不仅是作出了一些结论和选择，而且使参与者注意到别人的一些想法。不过，协商的过程不能保证把众人的分歧引向一个跨党派的目标。倒不如说，行动者必须估计到，只强调有利于特定利益的说词很有可能弄巧成拙。换句话说，赞成某种选举设计的论点和理由，必须是能够得到别人支持的论点和理由，它们一定要被人视为恰当和合理才成。做不到这一点最终的决定的认受性也会继续遇上重大挑战，助长选举改革的争执。关键在于，为了取得有认受性的结论，参与者需要超越功利性的算计。
现有的文献在评估选举设计工程时，一向极不重视政治协商对具体制度选择的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难认识到对一套选举规则的选择的理由，始终涉及政党、行政部门和立法部门的关系、选民等等，并在考虑所有的相关利益和价值时牵涉到一种互相牵动意识（a sense of inter-subjectivity ）。假如互动形式的确存在的话，行动者就会倾向选取追求共赢的途径，而不是只顾扩展自身利益的行动。因此，这种“有动员力的论据”（mobilising arguments）有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决策的过程的性质。
六、研究后共产时代欧洲的选举选择
要在后共产时代东欧变化莫测的政治环境中拟定一套新的规则，肯定是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加上缺少有凝聚力和享有稳定社会支持的政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制度改革的方向更难以预料。因此Alexander 发现，各种制度随时被人修改的情况，往往比人们想象的还要严重。（17）自从1989年共产党政权垮台以来，这个地区的大多数选举制度都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表一）。这些新兴的民主国家和成熟的民主国家一样，也倾向于采用一种有选举门坎的分级制或混合不同选举方法（graduated electoral thresholds or hybridized institutions ）的温和的比例代表制。这类奇怪的安排一般被视为综合了比例代表制和多数决代表制的优点。（18）

虽然后共产国家在选择选举制度时大体上采取了相同的路径，其关键性的细节有重要差别，它们都没有径直模仿西方的民主制度。波兰显然在选举方式上付出了较多的努力，花费了更多的时间。而匈牙利则迅速建立了一种混合型的选举制度，事后证明它十分稳定。事实上，在民主化的进程中，各种理念、利益、策略和情绪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必然产生复杂的互动，影响制度的建立。
Lijphart认为，“对数个案例进行严格的比较分析，也许比对很多案例进行肤浅的统计分析更有价值。”（19）就本研究的目的而言，所选取的案例包括以下各国对其选举制度的改革：波兰（1989，1991，1993，1997，2001）、捷克共和国（1990，1992，1995，1998）、爱沙尼亚（1992，1994，1999）、匈牙利（1989，1994，1998）和斯洛文尼亚（1992，1995）。这五个国家已经加入了欧盟，亦被认定为稳定的民主国家，但他们的政治制度在过去十多年的后共产主义过渡中产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既然这些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历史和政治传统的背景十分类近，它们在民主转型中所表现出来的差异是个值得研究的课题。透过政党的文献及在选举制度立法过程中的会议记录，把我们所知甚少的协商过程加以有系统的分析，研究行动者给自己的行动提出的理由。笔者希望找出选举制度的演变及其背后的原因。
研究策略方面，笔者既着眼于案例，也有历史的取向，并且包含以下九个方面的分析：
1.背景：变革的背景是什么？它的政治背景方面（宪法性基本原则、政党体系、主要的政治参与者、支配着立法过程的规则、现行的选举制度等等）有什么系统性的特点？
2.触发变革的因素：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有哪些变化？
3.变革的类型：变革的主流理念是什么？建议中的变革涉及哪些人的价值、态度和利益？是否有相互抗衡的改革方案？
4.参与者：是否有处于支配地位的参与者（或者由他们组成的联盟）？谁在要求变革？谁反对变革？谁在起草具体的改革方案？谁在协助推动变革？体制内的参与者在宪法和立法程序中的相对地位（总统、政府、议会和政党）？体制外的行动者，如专家顾问、压力集团、媒体等等，以及外国的参与者，如欧洲理事会和欧盟，起着什么作用？
5.参与者对建议中的改革含义之不确定性的认识：参与者对改革影响其选情的前景，是否有充分的了解并抱有信心？他们是否知道选民的投票意向？
6.变革的机制：在讨论和落实变革时采用什么方式？参与者在什么条件下会启动、参与或否决选举制度改革？在解决参与者之间的冲突时采用什么方式？
7.协商和讨价还价的作用：参与者在协商的过程中是否改变立场？假如有改变，是以何种方式？假如没有改变，原因为何？
8.结果：建议中的改革是否被采纳？
9.含义：建议中的变革的整体后果（有意的或无意的）是什么？
这一共同的分析架构有利于将个别案例延伸到跨国比较的层面。我们将可以报告和分析东欧共产党统治结束后选举改革的轨迹，以及各种选举制度的特征和它们的短期及长期的影响。个案研究和统一的数据库将为此后的断面研究和全面的比较提供主要材料。
共产主义在东欧的结束，为自由民主制度和市场经济铺路，被很多评论誉为“返回欧洲”和“自由主义的胜利”。（20）戏剧性的转向自由民主模式被视为是区内摈弃共产主义一个明白无误的象征。明显地，西方的民主政体和资本主义不仅揭露了共产主义的缺点，而且因为这个缘故，令自由民主体制在东欧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优越的模式：结果是民主化和市场化普遍被视为是提供良好的政府、稳定和繁荣而且互相支持的两种制度。
近期，学者集中在一个争论上，就是民主政府不保证经济繁荣，但如果简单地把它与其它非民主而专横的政体比较，人们是偏爱选择民主政体的。关键问题是，民主是否普遍被视为唯一合法的政府模式。（21）当然，在某一个国家，人民对民主的诉求越强，那个国家能建立民主的机会便越大，这种由“负面合法性”转为“正面合法性”的态度会对区内新的民主政体是否能巩固起关键作用。Linz和Stepan亦认为，“人们会在政治和经济倾向上作独立——甚至是相反——的评估。［所以，］经济恶化未必会迅速侵蚀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支持。”（22）事实上，民主在后共产主义世界的前途一般都颇为稳定。尽管经济表现参差，但大多数人对新秩序的评价都高于以前的共产主义政体。（23）当自由选举的经验迅速建立，给予改革者新的政治权力时，巩固民主政体的努力即使在没有实时成功的经济支持下仍可能普及起来。
当然，在这项研究的下一个阶段，我们应当把严格的理论阐述和系统的经验验证结合在一起。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只限于阐明理论问题。
七、结语
本文提出了一种综合的研究策略，考察主要决策者的动机和信念，以解释后共产国家选举制度的起源和变革。研究制度变革的“理性选择取向”和“理念论取向”，并不像一些作者认为的那样南辕北辙，而是相得益彰。因为这些理论都重视行动者和决策的过程。各人都有需要奖励的支持者、予以打击的对手和必须捍卫的原则。因此我们能够区分出研究选举制度的设计和改革的三种观察的角度，即（1）注重结果的论点，理性选择是根据参与者预期选举将会导致的潜在损益；（2）理念论的观点，则以“良好的理念”为根据，不考虑选举制度对参与决策者的特殊利益损益；（3）合理性的论点，则以协商式决策为基础，使决策者能够对照本身和别人的价值或身份认同。这种综合的方法承认人类动机的多样性，可以用来阐明导致做出选举制度选择的协商过程。
我们希望，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的制度变革以及理念和理性因素在制度形成和变革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我们不必再从“行动”还是“结构”、“利益”还是“理念”这种二元的角度考虑问题。只有通过不同理论观点之间的对话和互补，才能提升我们的整体知识。因此，我们要探索如何把不同的理论综合在一起，以便提出更全面、更有力的解释。本文虽然主要讨论理论，但它希望为民主化的研究论战提供一些新的见解，增进我们对现实生活中的民主转型过程的理解。希望用不多久，我们就能够提供从这项有关选举制度的起源和变革的深入研究中得出更具体、更有意义的发现。
我们暂不能在这里下最后的定论。重要的是，后共产主义时代给予这些国家的人民和领袖一组独特的形势、限制、要求和选择在内的全新布局。政体的建立没有一幅蓝图——它必须通过反复试错之中达致。每一个局中人都必须继续这个迅速适应和调整的过程。
注释：
①Giovanni Sartori（1994），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London ：Macmillan.Rein Taagepera（1998），“How Electoral Systems Matter for Democratization”，Democratization ，5：3，68—91.
②Jon Elster（1997），“Ways of Constitution-Making ”，in Axel Hadenius（ed.），Democrat's Victory and Crisi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③Peter C.Ordeshook（1993），“Some Rules of Constitutional Design”，Social Philosophy and Policy，10：2，198—232.
④Timothy Frye（1997），“A 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oice：Post-Communist Presidenci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0：5：523—52.
⑤Valerie Bunce and Maria Csanadi （1993），“Uncertainty in Transition：Post-Communist Hungry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7：2，250—74.
⑥Vaclav Havel（1992），Summer Meditation on Politics，Moralityand Civility in a Time of Transition，London ：Faber and Faber，34.
⑦Josep M.Colomer（2005），“It is Parties that Choose ElectoralSystems ”，Political Studies，53，2.
⑧Mark Blyth（2002），Great Transformations：Economic Ideas and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
⑨Kenneth Ka-Lok Chan （2001），“Idealism versus Realism in InstitutionalChoice：Explaining Electoral Reforms in Poland ”，West European Politics24：7：65—88.
⑩Pippa Norris（1997），“Choosing Electoral Systems”，International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8：3，311.
（11）Arend Lijphart （1991），“Constitutional Choice for New Democracies”，Journal of Democracy，2：1，72—84.
（12）Adrian Blau（2004），“Fairness and Electoral Reform ”，British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165—181.
（13）Gabriella Ilonszki （1993），“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inthe Development of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in Hungary”，Journal ofTheoretical Politics 5：2，253—63.
（14）Jon Elster （1997），“Ways of Constitution-Making ”，inAxel Hadenius （ed.），Democrat's Victory and Crisis.New York：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32.
（15）Andre Blais，Agnieszka Dobrzynska and Indridi H.Indribson（2005），“To Adopt or Not to Adop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ThePolitics of Institutional Choice”，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35，18.
（16）Hee Min Kim（1999），Rational Actors，Institutional Choices，and Democracy in Korea，Glasgow：Centre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Policy，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
（17）Gerard Alexander （2001），“Institutions，Path Dependency，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13：3：249—70.
（18）Sarah Birch（2003），Electoral Systems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in Post-Communist Europe，New York ：Palgrave.
（19）Arend Lijphart （1971），“Comparative Politics and ComparativeMethod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5：3，685—688.
（20）Francis Fukuyama （1992），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Man ，London ：Hamilton.
（21）Laurence Whitehead （1989），“The Consolidation of FragileDemocracies ”，in Robert A.pastor（ed.），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New York：Holmes and Meier ，76—95.
（22）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1996），“Toward ConsolidatedDemocracies ”，Journal of Democracy 7：2，14—33.
（23）William Mishler and Rochard Rose （1996），“Trajectories ofFear and Hope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ComparativePolitical Studies 28：4，553—81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http://www.studa.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