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和谐的文学

被“和谐”的文学
首先声明，上了文学概论这门课，俺不懂啥叫文学，这东西太玄妙了，恐怕俺一辈子也闹不懂。既然是作业，那也别怪俺“胡诌八扯瞎白话”了。是以为记。
虽然俺不懂啥叫文学，但俺知道，今天的文坛比狗屎都臭。哗众取宠的、自卖自夸的、阿谀奉承的、装嫩的发嗲的犯贱的叫春的，一股脑的全冒出来了，你方唱罢我登场，娱乐别人也娱乐自己。文坛的诸位好汉大有向娱乐圈叫板之势啊！今年好像平静了些，除了“80后”作家集体加入作协和“倒于”事件外也没掀起啥大风大浪，前几年那叫一个热闹，或许我们的作家们自觉没趣，闹得这索然乏味了吧。
在一个泛娱乐化的时代，曾经面目严肃的文学也不甘寂寞了。到最后，文坛和文学到底有啥关系俺也搞不明白了，文坛干脆和娱乐圈合并算了。
年年岁岁花相似，文坛依旧热闹，但文学却依然冷清——我们的文学很“和谐”，“和谐”的波澜不惊。
在中国当下，文学已经不能给人崇高感，相反会给人以猥琐的感觉。没有人再傻到对文学“顶礼膜拜”，作家们沉迷于“游戏”，沉迷于最私人化的呓语里，顾影自怜，要不就搔首弄姿，像个青楼卖唱的妓女一样作践自己。文学和“后现代主义”一样信奉世界的碎片化，文学不再指涉未来，文学和精神无关，和价值无关，和信仰无关，文学不再是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不知从何时起，文学被“下半身”彻底征服。前几年沸沸扬扬的“木子美现象”和“葛红兵现象”，作为“下半身”写作最激进的代表，已经把卫慧、棉棉的“欲说还羞”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而葛红兵更是开了中国学术界下半身写作的先河。由于那些所谓作家的不懈努力，文学和娱乐、学术和情欲的界线完全消失了。
朱大可先生这样评价到：“这是一个文学叫春的时代。从卫慧、九丹、春树到木子美，我们看到的是场面热烈的脱裤子竞赛，作家的叙事越来越走向低俗化和无耻化。但我实在看不出这些身体演出有多少社会解放的价值。这完全不是身体的复兴，而是身体的自我贬损。今天肉体翻身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它既没有引发我们对身体的尊严和美丽的关切，也没有把我们引向精神的自由，恰恰相反，灵魂仍然是一个空洞，而身体叙事则朝着丑陋的方面一路狂奔。”（朱大可：这是一个文学叫春的时代《北京青年报》）
或许我们不该责怪文学的无耻与堕落，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文学出了问题，那一定不是文学本身的问题，那一定是这个时代出了问题。如果说文学是时代精神的一面镜子的话，那么当下文学的“成就”还是“很高”的。至少文学的无耻与堕落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的无耻与堕落。套用一本书的名字反问一句：谁比谁更丑陋？
一个“非理性”的时代，其文学趣味也必定是“非理性”的，病态的。这是一个注定出不了大师的时代。
文学并不想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热闹，那么和谐，那么自由。在当下，文学依然没有摆脱被“规训”，被“和谐”的命运。
文学就是自由，文学源于心灵的自由。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学。“新中国”的诞生也标志着文学这个东西在中国大陆的彻底死亡。其实又何止文学呢。在黑暗降临的那一刻，任何“自由之思想”都停止了生长，至少也被摧残的奄奄一息了。文学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即使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从意识形态狂热和集体主义迷幻中走出，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下中国仍然是一个“泛政治化”的国家，只不过“消费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这个事实。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在和政治暧昧关系中变得模糊不清。文学和政治的关系是“非理性”的，不健康的，扭曲的，畸形的，变态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为政治摇旗呐喊，唱赞歌，文学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变得下落不明，那也是文学最声名狼藉的一段时间。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在政治家与文学家等各界社会群体总结了沉痛的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要求文学“自主性”呼声也越来越高。“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的出现，说明了作家开始反思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并试图摆脱意识形态的枷锁。
可以说80年代的文学和政治的关系属于相对比较正常的：文学不为政治服务，却依然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如果说新中国还有文学的话，那么80年代无疑是文学最辉煌的时代。80年代是一个黄金岁月，人在思想上至少要比“新中国”任何一段时期都自由的多。但是80年代末的那场众所周知的政治事件结束了这段黄金岁月，国家对意识形态的管制也日趋严厉。
直到90年代初，文学几乎彻底远离了政治，拥抱了市场，并在资本运作的带动下向“下半身”和“媚俗”一路狂奔，造就了当下的文学面容。至此，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从“甜蜜热恋”走向了“彻底分手”，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当代中国文学的困境也在于此。心灵的不自由是它无法摆脱的命运。文学在意识形态的“规训”下变得精神失常。正如朱大可先生所预言的那样：“文学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我们的文学不再生产思想，我们的文学被彻底的他妈的“和谐”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