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作用
(2009-03-16 02: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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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
早期传播
分类：历史 摘 要：马克思主义在最初被介绍到中国的时候只是西学东渐的众多学说之一，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有限。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旧三民主义并完成了向新三民主义的飞跃。这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并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阶级立场的局限导致其思想改造并不彻底，为后来的国共分裂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资产阶级 革命派 马克思主义 早期传播 贡献 局限
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在最早被介绍到中国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作为西学东渐的众多学说中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引起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重视，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其根本原因在于最初被介绍到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眼中还仅仅处于学说阶段，没有和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或者说当时还不具备被中国人接受的社会基础。十月革命以后，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推动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影响逐步扩大，至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快速传播阶段，呈现出燎原之势。李大钊、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上完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改造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不难理解在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仅仅处于学术形态的零星介绍阶段。
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起点吗？“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进步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这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最经典的表述。但毛泽东同志所论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不是学说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如果因为这段论述而将十月革命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起点显然有断章取义之嫌。
一、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的简短回顾
（一）社会主义知识在中国的零星介绍
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在资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人对其尚一无所知。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中国人对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的最初零星接触始于19世纪70年代。中国人最早了解到的是关于1871年巴黎公社无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巴黎公社的情况。当时，同文馆毕业的翻译张德彝随使法国，亲眼目睹了巴黎公社革命并在其所著的《随使法国记》中做了生动的描述。几乎同时，游历法国归来的王韬与擅长外语的张宗良合作，翻译了有关普法战争的大批报道，刊载于香港的《华字日报》上。随后，王韬又将这些报道编成《普法战记》刊行国内，其中颇为详细地介绍了巴黎公社革命的情况。随后，有关欧洲各国工人运动以及社会民主党的报道日渐增多。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段时间里，在中国对社会主义知识有所涉及的差不多全是传教士，而这一时期中国人的著述里对社会主义的反映却很少。但是中国人毕竟已经开始接触激荡于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了②。19世纪末，住过的诸多书刊越来越多地谈到了社会主义，这一新思潮也开始引起中国人的越来越多的注意。在戊戌维新的热潮中，许多报刊都有意识地报道过欧美无产阶级斗争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大胆情况。中国的先进分子们也对进一步了解和考察这一披靡于西方的社会思潮日渐发生了兴趣。
（二）马克思主义最早传入中国的时间
社会主义思想大规模传入中国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在此之前，中国人所接触到的社会主义知识一方面比较零碎，另一方面就是良莠不齐，既有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浮光掠影的介绍，也有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的内容。此时中国人接触到的社会主义思潮并不是完整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可以追溯到1901年1月，在中国留日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杂志上刊载的日本人有贺长雄著述的《近世政治史》是中文报刊上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903年2月，上海《新世界学报》刊登了赵心振翻译日本人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以比较多的篇幅介绍了欧洲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一文中第一次使用“共产主义”一词。它比较系统的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主要理论贡献，如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等③。但此时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还仅仅处于学说形态，远没有为绝大部分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更没有达到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程度。
（三）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的两条主要途径是经日本和俄国，而且这两条传播途径所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上有很大不同。在经过旅欧人士对社会主义的零星介绍之后，马克思主义最初是由中国留学日本的学者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初期传入中国的主要途径，其特点是主要以学说的形态传入。通过俄国途径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通过日本和欧洲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不但在时间上要晚于前两者十余年，而且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准确地说，前两者传入的是经典的、学说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后者带给中国的却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列宁主义。
孙中山先生早在1905年2月就曾经在布鲁塞尔访问了第二国际书记处，并表示希望改进现存的社会制度，“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曾发生的那样”。但当时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是很多，更何况当时的第二国际在恩格斯去世以后已经开始阉割马克思主义，而且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起点毕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以他当时的认识水平和所处的社会背景，不可能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加以自觉传播。即使后来经过五四运动的影响完成了其思想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也有很大局限性。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贡献
1902~1903年间，孙中山先生对社会主义已达到了“极思不能须臾忘”的地步④。他在1905年第二次游历欧洲时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他早在1905年2月就曾经在布鲁塞尔访问了第二国际书记处，表示希望改进现存的社会制度，“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曾发生的那样”。尽管孙中山先生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至少他对马克思主义是报同情和欢迎态度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具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朱执信、马君武、廖仲恺等则在理论上进行过探讨和介绍。朱执信在1906年10月的《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颂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 “学者宝贵之”，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金科玉律”，“而其学理上之论议尤为世所崇者”是《资本论》⑤。可见，最早接触并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的这种尝试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五四运动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评介马克思主义方面也取得了瞩目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他们在《建设》、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上海《星期评论》上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及相关文章100余篇。影响最大的是胡汉民、戴季陶、邵力子、沈玄庐等。他们主要致力于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理论的研究，并尝试解释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⑥。
从以上史实看来，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并没有完成唯物史观的思想改造而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二：1，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起点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他们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心目中只是西学东渐的西方思潮的一种，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三民主义的工具而不是完整地接受与运用，因此对于其传播更多地停留在经院似的学术研究层面。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三民主义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是由于阶级立场、思想起点的不同，这样的改造并不彻底。另外，当孙中山先生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解释三民主义，完成自己思想改造的时候，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化而且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和运用已经超过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
三、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转化及其重要意义
孙中山先生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优秀代表，虽然没有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思想在发展成熟的过程中显然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孙中山政治思想发展的突出特点是他能跟随时代潮流不断进步。从1903年三民主义的确立到国民党“一大”，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转变经历了两次大的飞跃。一次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他完成了从改良主义到革命民主主义的转变；早在1905年2月就曾经在布鲁塞尔访问了第二国际书记处，表示希望改进现存的社会制度，“防止往往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如像所有欧洲国家曾发生的那样”。他在1905年第二次游历欧洲时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称自己对社会主义已达到了“极思不能须臾忘”的地步。由此可见旧三民主义思想的确立受到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此时影响孙中山先生的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更多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由此不难理解孙中山先生思想上的空想成分。孙中山先生第二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转化发生在从五四运动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期间，在这一阶段孙中山先生完成了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转变。
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的转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12年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到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前，孙中山经历了反袁、“护国”、“护法”几次革命斗争的失败，从中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开始重新思考和检验自己的三民主义思想。第二阶段是从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到五四运动，孙中山一方面看到了世界潮流的变化，看到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力量，其思想由向欧美学习转变为“以俄为师”，他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比如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方面，他过去曾经对日本有很大的幻想并多次要求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提出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废除21条等。第三阶段从五四运动到1924年国民党“一大”，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吸引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改组，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解释三民主义，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完成了自己思想的飞跃。
由此可见，尽管孙中山先生没有在思想上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其思想由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转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帮助下完成的。准确地说，影响孙中山思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的、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
尽管孙中山先生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对马克思主义是报同情和欢迎态度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具备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尤其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的完成了从旧三民主义向新三民主义的思想飞跃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新三民主义的各项主张在基本原则上与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一致的，符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的要求。新三民主义为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推动了革命的蓬勃发展，也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四、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局限及隐患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他们以及后来的国民党人始终将三民主义作为研究、宣传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和归宿，其目的只是为了贯彻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主张，将中国社会引向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阐释本身就带着功利思想。而且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存在重大缺陷：马克思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有机组成部分。将三者割裂开来加以研究往往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歪曲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惯用伎俩，这一点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也屡见不鲜。
辩证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分析社会矛盾运动的锐利武器，科学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三者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是坚定地辩证唯物主义者。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表现形式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分析社会阶级状况时的必然选择；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为马克思主义所有理论提供了实践检验。马克思主义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二者统一于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之中。而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派却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的认识局限性必然导致如下结果：1，孙中山先生一直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其思想中革命与妥协的矛盾。例如他虽然主张“耕者有其田”但仍然照价抽税，照价收买，不愿意与地主阶级公开决裂。2，共产主义在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纲领，但孙中山先生思想中的社会革命的归属却是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3，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但三民主义的宇宙观是所谓的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和唯心论，这终将导致其斗争策略的不稳定性。4，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其革命具有彻底性。但在三民主义的众多追随者中，除了少数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革命家之外，是理论和实践不一致的——这也为以后的国共分裂埋下了伏笔。
总之，资产阶级革命派无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都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相去甚远，其唯心主义英雄史观和割裂马克思主义三大有机组成部分的研究方法决定了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功利态度，他们更多地希望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三民主义而不是在思想上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阐释客观上起到了点燃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火花的作用。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三民主义的尝试奠定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并推动中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这对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十分有益的。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①《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M]1471页
②李景治《国际共运史学百年》[M] 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19-22页
③⑤⑥田子渝、李资源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M] 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166-168页
④《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M]1986年，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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