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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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6-01-08 14:50:00 ]    作者：佚名    编辑：studa9ngns     -
  20世纪初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开始不断受到挑战，德国的兰普雷希特（Lamprecht）、美国的鲁滨逊（Robinson）以及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都以反传统史学的姿态出现。斯宾格勒于1918年出版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问世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以其骇人听闻的书名轰动一时。五四前后留德中国学生将德国史学界最新学术动态及时向国内作了报道。此后我国学界对斯宾格勒的思想一直持有浓厚的兴趣加以介绍和研讨。受西方文化形态史观的影响，20世纪40年代史学界出现了一个颇有声势的战国策派。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华的传播和影响，先行成果虽然不少，但有参考价值的却不多，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斯宾格勒在华早期的传播语焉不详。20世纪30－40年代对文化形态史观的回应情况，除了战国策派外，人们对其他方面知之不多，尤其斯氏的两种理论著作在民国曾经翻译出版过，相关论著居然毫不知情。由此可见，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在中文世界中的流程，仍然有待进一步的清理。
 
一、《西方的没落》的早期传播
   学界之所以认为李思纯是介绍斯宾格勒的第一人，其“罪魁祸首”还在于吴宓。1923年10月李思纯在《学衡》第22期发表了《论文化》一文，对斯氏学说有简略的介绍。因此，1928年1月吴宓为张荫麟所译的《斯宾格勒的文化论》作“编者识”说道：“吾国人士犹鲜知有斯宾格勒者，仅本志第二十二期李思纯君《论文化》篇中曾略及之。”[2]同时，吴宓在英文本《斯宾格勒之文化论》页边注写道：“成，住，坏，劫。生，住，异，灭。参阅《学衡》二十二期李思纯《论文化》第五页。吾国杂志言及Spengler之书者始此，后无闻焉。”[3]吴宓有言在先，故今人王敦书认为李思纯是介绍斯宾格勒的第一人。事实上，即便当事人吴宓的话也未必可靠，杂志中言及斯氏之书并非始于李思纯，“后无闻焉”也过于武断，李思纯之后论及斯氏的，亦不乏其人。
   中德学术文化交流由来已久，1870年起清政府就派遣学生赴德留学。1919年德国魏玛共和国建立，中国宣布结束对德战争状态，此后有大批知识分子留学德国。《西方的没落》（以下简称《没落》）出版后在德国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然后波及整个西方学术界，这部书成为当时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德国的学术动态在身临其境的留德学生中间得到了回应。1920年宗白华赴德留学[4]，在法兰克福大学、柏林大学研习哲学、美学等课程。留德期间，宗白华在1921年2月11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发表《自德见寄书》，报道了德国的学界动向。文中说：
   德国战后学术界忽大振作，书籍虽贵，而新书出版不绝，最盛者为相对论底发挥和辩论。此外就是“文化”的批评，风行一时两大名著：一部《西方文化的消观》，一部《哲学家的旅行日记》，皆畅论欧洲文化的破产，盛夸东方文化的优美。
按《西方文化的消观》即指《没落》；《哲学家的旅行日记》（The travel diary of a philosopher），俄裔德人凯泽林（Herman Alexander Kyeserling，1880－1946）著[5]，1919年出版。文中还指出，“中国将来的文化决不是把欧美文化搬了来就成功，中国旧文化中实有伟大优美的万不可消灭。”强调发挥中国民族文化的个性，不必专门模仿。[6]宗白华之所以一改五四学人普遍西化的倾向，对中国固有文化抱有一份敬意，应与德国学界对我国文化的推崇有一定的关联[7]。值得注意的是，宗白华这封不太起眼的信居然引起国内学人的注意。陈嘉异1921年2月13日给李石岑的信中说，他看到宗白华登在《学灯》上的这封信，甚有感触，以为“吾辈生于中国实负有两重责任：一层在介绍西方文化，一层即在阐发固有文化，必合此东西文化，然后将来之‘世界文化’乃能产生。”[8]宗白华、陈嘉异都直接参与了五四期间的东西文化论战，斯氏的学说则间接对这场论战发生过一定的影响。
    如果说宗白华仅在文中提及《没落》的书名，没有任何介绍内容的文字，还够不上“最早向国内介绍斯宾格勒史学思想的人”[9]，那么与宗白华是同学关系，也在德国留学的魏嗣銮，则完全可领此头衔了。魏嗣銮（1895－1992），字时珍，四川蓬安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博士，历任国立同济大学、国立四川大学教授。魏嗣銮曾将留德期间所写的日记寄回国内杂志《少年中国》连载，他在1921年5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与德士烈博士谈，彼谓《欧洲之衰落》其书甚坏。盖彼以体验与认知等列，为不伦，以民族之相异极大，为非实故也。此书作者为Spengler，彼谓欧洲之文化，已至末运，如美术，如音乐，如文学，如哲学，皆无发展余地，起而代之者，为文明，其意盖谓欧洲将来能震耀世界者，惟武功而已。Spengler最喜比较，以战前之欧洲比希腊，希腊者，思想最盛之国也。以将来之欧洲比罗马，罗马者，武功最胜之国也。Spengler以文化之盛衰如生物然，有生有死，有幼有老，以彼眼光观之，天下未有久不衰落之文化者，特时有迟早与久暂耳。Spengler书中好思想颇多，如谓自然在于认识，历史在于体认，皆极精到之言，惟谓各民族各有其特殊之文化，此文化不能互传，如谓希腊之数学，与近日之数学相异，又如谓世界上不仅有一种数学，乃有各种数学，此则未免过分矣。
1921年5月31日记载，宗白华自柏林来访，晚上听大学三位历史教授演讲，“批评Spengler之《欧洲之衰落》一书，其言甚刻，彼辈皆谓Spengler不知历史。”[10]6月8日记载，昨晚同王光祈在德听印度泰戈尔讲演《东西问题》，对魏颇有感触，他说泰戈尔演说虽无新意，然其痛诋欧洲人民之生活与思想，“实可为东方人出气，此其气魄，殊有足惊者也。”他在日记中还说到，德国思想界有两大潮流：一为新派，大多出自言哲学、美术与诗之学者。自欧战后，大感欧洲文化之不足，而思采纳东方文化，以济其穷，于是言孔子、释迦牟尼哲学者，皆为社会所尊重，“如凯热儿林（Kyeserling——笔者注）、如尉礼贤、如史奔格列儿（Spengler——笔者注）皆其例也”。所谓旧派者，仍尊崇自然科学万能者。两大潮流中以新派极占势力，而旧派几无声息。我国适反，趋新学人以驳斥孔子为能，而在德国则以能知孔子哲学为幸，甚至以辜鸿铭为欧洲之救星。魏以为“今日国内盛称之杜威、罗素，安知几年后，其学问不为人所吐弃。而奉之者，俨如上帝，此亦未免太过矣。”[11]日记中还提到尚在德国的俞颂华、金井羊等人。魏嗣銮对《没落》介绍大体不错，也注意到要点，如斯氏重比较研究方法，视文化有如生物，有生有死，有幼有老，谓“自然在于认识，历史在于体认”等。若仅从介绍内容来看，魏嗣銮对斯氏学说的解说比李思纯略为深入。
    传播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张君劢是必须提及的一位，人们只知他著作中较早回应汤因比的思想，殊不知他亦是最初一批传播斯氏学说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1921年11月16日，张君劢在与留法北京大学同学诸君话别词中说道：
    在德国有一大著作，此书在德国有哄动一时之力量，尚在爱因斯坦相对论之上，其书出后，不及三年，已重五版，而第五版之绝版，及今已一年之久。其书为何，则斯宾格雷之《欧洲末运论》（Spengler,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是也。其书大旨以历史比生物形态，二者因受春夏秋冬时运之支配，故一国文化亦分幼长老死四期。斯氏自称其书曰新历史哲学，并举欧洲今日之亡微，比之希腊罗马之末叶，若滂氏之言,若斯氏之书，不过一二人之言耳，何足以判定欧洲全体文明之得失。然自斯氏书之流行，可知其书必与时代心理相暗合，而影响于世道人心非浅。吾之所谓危机者，盖以为欧人对于现时之社会组织，已入于怀疑之境。彼既自行怀疑，则吾国今后之文化，更少依傍，舍自行独立外，尚有何法乎？
他还特意申明，虽然批评“吾国今日人心，以为科学乃一成不变之真理，颇有迷信科学万能者”，但劝人不相信科学，不重视科学，“此则决非吾之本意”。文中还说：
    吾在德时，有同学拟译斯氏书者。吾告之曰：此书一入中国，则吾国傲然自大之念益增长，必曰你看欧洲人将倒楣了，还是我之无动为大的好，还是我三纲五常的好，诚如是益以阻塞吾之新机，而新文化永不能输入。吾之所以劝其不译者，正以欧洲之科学方法与社会运动足以补救吾国旧文明之弊，此信仰维持一日，则新文化之输入早一日，若此信仰而失坠，不独吾国文明无复兴之机，而东西洋之接触更因此阻迟。然斯氏之书已早公开，无论译与不译，终必有传至中国之一日。且欧人对于现文明之怀疑，已彰彰明甚，故不能以不译斯氏之书，可以掩尽吾国人之耳目。总之今日之急务，在求思想界之独立，独立以后，则自知其责任所在，或继续西方之科学方法而进取耶，或另求其他方法以自效于人类耶？凡此者一一自为决定，庶不至以他人之成败，定自己之进退，而我之文化，乃为有本有源。盖文化者，特殊的，固有的，独立的，非依样葫芦的，此言新文化者最不可不注意之一点焉。[12]
这篇告别词后名为《学术方法上之管见》，登载于1922年1月《改造》。它真实地反映了《没落》一书对留欧学生的影响。留学生对此态度不一，有的人准备翻译这本书，张君劢则更多从它可能给国人带来负面作用考虑，建议以不译为好。1922年2月张君劢在中华教育改进社讲演《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说：“因欧败后之失望，则以德国为尤甚，故甚至出了一书，名曰《欧洲之末运》。”[13]1918年12月他与梁启超、丁文江等赴欧洲游历，访问德国哲学家倭铿（Rodulf Eucken），对哲学发生了兴趣。梁、丁等回国后，他仍留居德从倭学哲学，又常往法国向柏格森求教，1922年1月始回国。张君劢长期游学德国，对德国学界动向了如指掌，对《没落》一点也不陌生，而且很重视这部书，劝人勿译，生怕国人滋生傲慢心理。他自己也曾购阅1923年慕尼黑版的《没落》德文本两卷（现上海图书馆藏有一套1923年德文原版《没落》，扉页上盖有“张君劢藏书”朱色印章）。张认为斯氏之书译与不译，“终必有传至中国之一日”，他这篇文字实际上已经将斯氏思想简略地向国人作了介绍。1923年张君劢发起科学与玄学论战，他坚持文化本位的立场，《没落》对他不无启示。张并不排斥科学，相反的以为西洋的科学方法能补救中国旧文化之弊。
   在张君劢的安排下，1922年德国哲学家杜里舒（Hans Driesch，1867-1941）应邀来华讲学。他虽然主讲自己的新生机主义哲学，但也谈到了斯宾格勒及《没落》。1922年2月15日，杜在南开大学讲演《历史之意义》中指出，德国的历史哲学著作，“几于无岁无之”，而“近来斯宾格雷所著之《欧洲灭亡论》（Spengler: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尤为哄动一时”[14]。他在武昌中华大学讲演《达尔文学说之批评》，把斯宾格勒归属于追求历史公例的“积累说”一派[15]。同时又应林宰平的要求，杜撰《论理学上之研究爱因斯坦氏相对论及其批评》一文，其中特别论及时人将斯宾格勒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之误，“德国近时学界，其最脍炙人口者，谓爱氏之《相对论》与斯宾格雷之《欧洲末运论》，斯二者之绝无关系，犹之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与弁吐文（贝多芬——笔者注）之音乐之绝无关系也。乃学者往往合并而论之，此则社会浅尝之言，而非爱氏与其相对论者所能负责也。”[16]杜虽没有在讲演中专门对斯氏学说展开讨论，然他在各地大学讲演中不断提到斯氏及其著作，扩大了斯氏在学界的知名度，尔后一些学人开始追踪斯氏的学说，应与他的演说不无关系。如《没落》上卷英译本出版于1926年1月，张申府在同年9月《对于西洋文明态度的讨论》一文中便说：“欧战以来，谈文明或文化问题，最出风头的德国算学教师斯宾格勒，在其享名的纸贵德意志的大著《西洋之衰落》（上卷今已有英译本），对此有有力的主张。但一般历史学家，‘文化哲学’家，却不免仍要证明‘文化’为一体。”[17]可见，国内学界对西方学术动态回应之速了。从以上这些史料梳理后可知，吴宓以为《没落》在李思纯之前“吾国人士犹鲜知”，之后亦“无闻”，是一种错误的判断。
    德国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俞颂华亦值得一提。俞颂华（1893－1947），江苏太仓人，著名记者。1921年至1924年作为《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驻德特派员，与当时在德留学生如魏嗣銮、金井羊、王光祈、朱家骅等人过往甚密。1923年7月25日俞颂华的《德国文化形体学研究会》一文发表在《东方杂志》，报道了德国文化形体学会的一些情况。所谓“文化形体学”（Kulturmorphologie）就是指“文化形态学”[18]，认为各民族之间有或深或浅的文化圈界限，一个文化圈内，人类之生存及其意志之表现，恒与其圈内独特之精神相表里，各地生活条件不同，各文化圈之间有相同也有相异之点，故有互相亲密和互相抗拒之别。文中特别提到1923年6月29日召开文化形体学研究会纪念大会，到会的中国人有金井羊一人。[19]金曾拜访过该研究会的创办人洛白尼斯（Leo Frobenius）。文末说：“预定斯班厄尔氏亦有演讲，惜斯氏以事阻，未能到会，不然亦必有创见发表也。”[20]“斯班厄尔”疑不是指斯宾格勒，而是士榜格（Eduard Spranger，1882－1963）。俞文虽然没有直接涉及斯氏的学说，但是俞报道这件事情，想必与德国学界积极讨论文化形态学有一定关系，这篇报道文字也引起国内人士的重视，《史地学报》转载了俞文。
   《斯宾格勒之文化论》译刊之前，对斯氏学说介绍相对详细的，除了魏嗣銮、张君劢外，则数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四川成都人，“少年中国学会”会员。1919年9月18日，他偕同李劼人、何鲁之、胡助四人赴法留学。[21]李思纯在巴黎大学三年半，攻读历史学和社会学。1923年夏回国。历任东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师范大学教授，开设“史学方法”、“论史”课程。著《元史学》（1926）、《江村十论》（1957），又译《史学原论》（1926）。他在1923年10月《论文化》一文中对《没落》的内容和社会影响作了简略的介绍：
    论文化之盛极必衰，衰极必亡，而持论最有力者，有德国现在哲学家斯宾格勒氏Spengler。斯氏有感于欧洲文化之趋于死途，常冥思默想而成一书曰《西土沉沦论》Undergang der Abendland，其书体大思精，证例繁富，历引希腊、罗马及东方古国先代文明其发生滋长及衰败灭亡之量例，更辅以历史学、社会学、生物学之观察，最后断定欧洲文化之现已趋于死亡。斯氏之着笔为此书在欧战前，脱稿于欧战中，而刊行于欧战后，一时风行之盛，势力之伟，其在战后之德国，盖与安斯坦氏Einstein，所为相对论并称。斯氏本德国南方弥纯Muchun城中一中年教授，名不出乡里，自为此书，不一年而誉满全国。其书所论文化之生住异灭，信为确义。就其说以考古今文化之嬗蜕兴亡而知理有固然，非危辞耸听，谰言（骏）[骇]俗也。[22]
文中小注云：“《西土沉沦论》凡二厚册，吾于一九二二年春游柏林见之。此书至今无英法译本，不解何故。在德则极有势力，或由卷帙过巨而出版未久，故未迻译耳。”此次游柏林一路同行的还有李思纯在法同学李璜、曾琦[23]。他们在德期间与“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宗白华、魏嗣銮、王光祈、沈怡、张梦九等人聚会于法兰克福，不排除其中可能讨论及《没落》。
    最初把斯宾格勒介绍到中国是谁？以目前所发现的史料来看，最早向国人介绍《没落》应是“少年中国学会”的留德学生。遗憾的是，除了极少数学生留下关于斯氏的文字记载外，尚未发掘更多这方面的材料。五四前后中西方学术交流的渠道似乎比我们想象中要通畅得多，张申府那么快知道《没落》英译本的出版时间，就是最好的例证。《没落》德文本和英文本可能通过一些外文书店流传到中国。更何况国内一些大学可购得外文书籍、外文报纸和学术杂志[24]，学界都有可能通过这些渠道了解到斯氏的学说。
 
二、吴宓与斯宾格勒
    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输入中国，吴宓用力甚多。他自己固然多次说国人知有斯氏始于李思纯，此前“鲜知”，之后亦“无闻”，但他本人在1924年译文中亦曾介绍过斯氏。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新著《民治与领袖》（Democracy and Leadership）于1924年出版，吴宓立刻将其“绪论”部分译刊《学衡》。文中说道：
   今请更以吾所持论与近今欧洲之二作者比较，以便吾所论卢梭运动与帝国主义关系愈益阐明。二人者（一）为德人（Oswald Spengler），（二）为法人塞里尔Frnest Seilliere是也。斯宾格勒再其最重要之著作《西土沉沦论》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The downfall of the Occident）凡二卷，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年出版。一书中，声言西方世界及欧洲文化，自卢梭提倡返乎自然之说以来，即一往直前，迅速前进，终必止于衰败之帝国主义而后已。今日吾人所处之局势，业已为由盛而衰，将来之祸患覆亡，必难倖免。斯宾格勒又于其书上卷之附录中，列表以示预计西历二千年时，西方衰败之状况。按斯氏之书甚关重要，而吾国人曾鲜论及之者，惟本志第二十二期李思纯君《论文化》篇第五页曾略述之，可参阅。窃以斯氏之书，实为一种历史哲学，而其立论殊狂悖。盖人类高上之意志，吾所祖为极重要者，斯氏则一概抹杀，故斯氏与吾立说纵有依稀相似之处，而实则思想极端相反，不容相提并论也。吾于各种历史哲学，皆不甚赞许……自吾观之，《西土沉沦》一书，实为十九世纪自然主义各种谬说之总汇，皆以悲观之命运主义为归宿，命运主义实足致西土之“沉沦”者，而斯氏之书即不脱命运主义之范围也。故吾意斯宾格勒天才虽富，然终不免为浮夸之徒，其书在德国销行极畅，固足见其影响之巨，然其事殊可忧不足喜也。[25]
吴宓在译文中加按语再次强调除李思纯外，国人鲜论斯氏之书。通过白璧德的间接介绍，吴宓认识到了《没落》这部书“甚关重要”，尔后他一直关注斯氏的学术动态。1927年1月刘奇峰从美国寄来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英文原书，恐怕不是一件偶然事情，应是吴宓托他购买的。后来又安排张荫麟翻译《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同时登载于《国闻周报》、《学衡》[26]，这些都是吴宓精心策划的结果。
    《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原名：Civilisation or Civilisations:A Essay on the Spenglerian Philosophy of History，美国葛斯德（E.H.Goddard）、吉朋斯（P.A.Gibbons）著，1926年初版于纽约。凡八章：导言、政制、基本理想、思想、艺术、十九世纪、将来、结论。原书首有F.C.S.Schiller所写的一篇序文，中译本没有译出。《国闻周报》上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正文首附了一段张荫麟的“译者识”，概括了《没落》一书三条要义，又说：“斯宾格勒之说犹未成定论，本书载毕时，当采撷西儒之评说，并略附管见，跋于其后。”[27]但译文于1928年9月2日刊毕后，《国闻周报》并没有刊登相关文章，可能与张荫麟此后忙于出国之事有关。《学衡》上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则有吴宓所作的“编者识”，对斯氏学说作了较详评论。他认为《没落》体大思精，综括世界历史的全部，以详瞻之事实证明：（1）各文化的发展大体上皆循一定的途径；（2）文化恰如一有机体，有生、长、灭三期；（3）近世欧美之文明将达其不可逃之命运。这三条要义系吴宓借用张荫麟语。斯氏代表了综合精神及趋势的先导者，“知识之丰富，实今世所少见”，其观察极为锐敏，敢于立言，“深信古今各族各国之历史及文化，皆有公共之原理而具同一之因果律，故能归纳其迹象事实，而创为宏大精微之规模及议论。”斯氏所创立这种分类比较研究方法，“实已予吾人以极深之刺戟及有益之榜样。”但吴宓又指出斯氏学说的缺陷，斯氏自许其工作为包括全世界之“历史哲学”，以文化之生长灭比之有机体，实缘受生物学之影响，狂妄夸大，武断比附，“浪用想象而流于虚幻，为强改事实以明其学说。”今世物质衰敝，精神迷乱，人心极苦，斯氏只是叙述病状，抉发病源，而未开示治病之方。吴宓认为：“救今世之病之良药，惟赖实证之人文主义，如本志夙所提倡介绍之白璧德等人之学说是也。东方西方各族各国，盖同一休戚矣。”吴宓对斯氏的评价受其师白璧德《民治与领袖》的影响。最后，有感于斯氏论中国文化虽颇有卓见，然所知不多，他希望中国学人能“采用斯氏之方法，以研究吾国之历史及文化，明其变迁之大势，著其特异之性质，更与其他各团文明比较，而确定其真正之地位及价值。”[28]吴宓这篇文字后略作修改，又更名为《斯宾格勒<西土沉沦论>述评》发表于《大公报·文学副刊》[29]。
    《吴宓日记》记载1927年2月23－26日，除了教课外，仅读刘奇峰从美国寄来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说“此书关系重大，须译述之，以供国人之诵读”[30]。所以他安排张荫麟翻译这本书。若细析吴宓所作的“编者识”，我们可以推断他还曾购阅了《没落》英文本。“编者识”叙述的不少背景知识并非从《斯宾格勒之文化论》中获得，如“据斯宾格勒原书自序”云云，而且他还交代斯氏之书至1926年始有上卷英译本，名The Decline of the West，系美国Charles Francis Atkinson所译，伦敦George Allen﹠Unwin书局发行。下卷译本迄今犹未成书。吴宓写“编者识”时还不知《没落》下卷英译本何时出版，而至1928年11月《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即将刊毕之时，则知《没落》下卷英译本出版，并向读者介绍：
    斯宾格勒原书之英文译本，名The Decline of the West，其下卷已于一九二八年七月译成出版，仍系Charles Francis Atkinson君所译，伦敦George Allen﹠Unwin及纽约Alfred Knopf书店发售。天津法界中街七十一号，法文图书馆（The French Bookstore）有此书。上卷售价国币十四元五角，下卷十八元七角五分。能通英文者盍就近购读之乎。[31]
《没落》下卷英文本出版于1928年7月，而吴宓在1928年11月就报道此书出版消息，若不是非常关注该书的出版情况，绝对不可能如此迅速。吴宓所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也专门报道“《西土沉沦论》英文译本下卷到津”：
    斯宾格勒《西土沉沦论》一书，关系重大，已详见本副刊第六期所述。其英文译本The Decline of the West仅成上卷，其下卷仍由C.F.Atkinson担任翻译，已于一九二八年七月译成出版，美国纽约Alfred Knopj等店发行，上卷之总题曰《形式与实在》，下卷之总题曰《世界文化概观》，最近天津法文图书馆The French Bookstore已有此书下卷之英译本出售，价国币十八元七角五分，爱读者盍就近购取。[32]
按：“详见本副刊第六期所述”，即指《斯宾格勒<西土沉沦论>述评》。在吴宓心目中，《没落》的确是一本“关系重大”的书，所以他才反复向学界介绍此书的出版情况。而他本人在1928年1月之前应该阅读过《没落》英译本上卷，通过跟他有一定交往的法文书店购得。
    《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有一些文章也介绍过斯氏。如1928年吴宓在《欧洲战后思想变迁之大势与吾国人应有之觉悟》中批评趋新之士只晓得杜威、罗素、柏格森、威尔斯、萧伯纳等人，而“赫赫有名之斯宾格勒Spengler之《西土沉沦论》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书，亦鲜人道及”[33]，更遑论其他，只有熟悉世界现状，然后中国种种问题才可得正当解决。1930年《文学副刊》介绍德国历史哲学家福利德尔（E.Friedell）的《新时代之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 der Neuzeit）[34]，谓史学并非一种科学，历史之因果不可知，仅自然之因果为可知，史学中含有价值观念，然价值观念常变，故史家欲求中正无偏，决不可能，“其立论实与斯宾格勒之《西土沉沦论》一书相近。”认为福利德尔的书“恢宏奇肆之创见，殊可追步斯宾格勒。”[35]吴宓多大程度上受斯氏学说的影响，尚难确定，但他对斯氏情有独钟却是有案可查的。1931年7月他游欧途经德国，仍然不忘斯氏，在1931年7月16日日记中写道：“是夕在某书店，欲购Spengler照片不得；见Spengler新著《人生观》一书，题曰‘Das meusch und der Technik’(3.50mk)。书店人谓，吾人（德人）不喜Spengler。”[36]吴宓对斯氏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同时译刊于颇具社会影响力的《国闻周报》、《学衡》，又有吴宓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大力宣传，想必这本书会受到一些学人的注意。1929年澄衷中学历史教员黄维荣就是读到发表于《学衡》的《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始对斯氏学说略有了解，后在著述中加以介绍讨论[37]。那么《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到底在学界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吴宓曾言：“深望吾国宏识博学之士，采用斯氏之方法，以研究吾国之历史及文化，明其变迁之大势，著其特异之性质，更与其他各团文明比较，而确定其真正之地位及价值。”或据此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史研究热是对吴宓上述“呼吁”的一种回应。所列举的一批文化史作品中[38]，仅《文化与文明》论及斯氏，严格来说它不是文化史，而是“文化批评”。其他著作都没有提及斯氏，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也看不出曾受过斯氏的影响。更何况，柳诒征的《中国文化史》最初作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讲义，印行于1921年，在吴宓呼吁之前。30年代出现的文化史研究热似乎与斯宾格勒没有内在的联系。20世纪初年新史学思潮受西方尤其日本文明史著作的影响，已经普遍意识到文化史的重要，当时出版的历史教科书多专门有“文明史”一节。20年代受英国威尔斯（H.G.Wells）的《世界史纲》以及鲁滨逊新史学派的文化史取向的影响，同时也是应多数大学均有“文化史”课程设置的需要，在这些诸多因素的促成下，才出现了数量颇多的文化史著作。30年代文化史研究热发生的前因后果不是本文的议题，故不予展开。然以这一时期文化史研究热作为衡量斯氏“文化形态史观”在中国影响之程度，尚缺乏事实立论的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斯氏的学说在30年代没有影响，恰恰相反，知识分子开始直接研读《没落》的德文本、英文本甚至日文本，不论在面向还是深度上，都大大提升了斯氏在学界的认知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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