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华中地区的传播

作为中共五老之一的董必武，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缔造者之一，也是唯一一位伴随毛泽东从“中共一大”走到“开国大典”和“中共十大”的中国共产党人。他光辉的一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做出了很多杰出贡献，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在华中地区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建立私立武汉中学——开辟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新途径
1920年1月28日，武汉《国民新报》刊登了一则引人注目的报道：《私立武汉中学之成立》。私立武汉中学，即武汉中学的前身，1920年建校，1928年被国民党桂系军阀封闭。从创办到停办的八年期间内，曾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华中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基地，培养了大批革命的后备力量，为其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和土地革命在华中地区的发展做出过卓越的贡献。与同时期的其他中学相比，私立武汉中学拥有其他中学所无法比拟的特性：
（一）明确的指出办学的宗旨是为了“革命”。在创办私立武汉中学之前，董必武曾经是前清的秀才，参加过辛亥革命，留洋过日本，并曾两度担任过教师——“麻城县高等小学”国文教师和“湖北第一师范”英文教师。这位出生在十九世纪末的青年，在其三十余年的前半生中，可谓经历颇为丰富。早年的董必武为了寻求报国之路，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上搏击”。在历经了种种失败以后，尤其是在辛亥革命失败以后，董必武“和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不得不咀嚼失败的痛苦，并继续寻找新的革命道路”。1917年，一个划时代的“炮声”惊醒了中国，同时也让无数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中国的出路与希望，董必武从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鲜明对比中总结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革命要想成功就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对于“怎么改，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的问题仍然很“默然”。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董必武结识了留日归来的李汉俊，对这位小他四岁的湖北潜江老乡，董必武曾经赞誉的称它他为“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通过李带回来的俄国革命的最新消息，董必武认识到“俄国革命中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国民党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并且意识到“估计中国还要革命”，因而，应该寻求一种“能唤醒群众，接近群众的方法”。在同李汉俊以及他的友人詹大悲、张国恩商量后，一致认为“办报纸和办学校”是两种较为可行的方法，也最能发挥知识分子的优势和特长的途径。其后，因资金中途搁浅，办报的路没有走通，这样董必武、张国恩就专注于办一所中学。由此可见，私立武汉中学从它创建之初就明确了它办学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是几个抱有革命宗旨的人创议办起来的一所中学”——董必武在《私立武汉中学简记》中开篇第一句如是说。
（二）注重新思想的传播。私立武汉中学一开始就以一种与众不同的面貌出现。降低了学费的门槛，便于贫困子弟入学；招考准用白话文，国文课程实行白话、文言兼用；男女同班；学生允许组织学生会等等。特别是其办学的政治特色尤为突出：“帮助学生阅读报纸书刊，促进学生注意国际国内的时事问题，包括俄国革命问题”，“迎接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潮，启发学生的革命思想”。这些特色实质上是学校创办者的革命思想在办学理念上的体现。董必武教国文，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丰厚认识，他的讲授十分注重同当时的社会现实相结合，同时又强调要独立思考问题，寓思想工作于讲读中，是董必武教学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一种重要方式”。此外，董必武还通过恽代英等人主办的利群书社引进《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湘江评论》等马列著作和进步书籍和开设社会主义课程，对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董必武在私立武汉中学的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活动，使私立武汉中学的学生在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认识，在客观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中抢占思想高地制高点的任务，为华中地区其后的革命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注重革命团体的组建。私立武汉中学最初创办时，虽然有很多具有进步思想的人士参与其中，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为革命而办学校”的观点。早招收的学生中则“思想动态更复杂些”。有鉴于对此的认识，董必武等人意识到“以武汉中学为据点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学生中陆续组织起党和团的支部”的重要性。1920年秋，武汉中学成立一个学期后，董必武会同陈潭秋等人组织湖北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同年11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当时叫SY）”在武汉中学学生中开始发展组织，团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青年学生以进步团体的形式组织起来，关心国事，接近工人，有效的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为党组织的建设准备了充足的后备力量。同时，由于他们的活动和影响，武汉中学周边区域也相续出现了团组织，有力的推动了整个武汉地区的革命活动。董必武与陈潭秋等在武汉中学进行的一系列政治宣传活动，使私立武汉中学成为革命的大熔炉，许多师生因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有5人参加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共成立之前武汉9位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的中坚力量。
在那个既无现代化通讯工具，又无网络媒体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途径和方式显得格外单一和狭窄，最常见的不外乎两种，一是媒体文字，例如报纸、刊物、著作、传单、通信等；二是言传身教，如演讲、教学、个别谈话、亲朋好友的联络等。前一种方式因为针对的是不特定的群体，传播的范围较为广泛，但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的局限、交通通信方式的落后、言论自由的限制等多方面原因，再加上国人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传播的效果并不见得很理想；而后者尽管在传播对象的选择上更加明确谨慎，传播的成效也显得更为突出，但在数量和范围上却存在一定的缺憾。董必武以举办新型学校的形式来传播马克思主义，既克服了两者的缺陷，又兼容了两者的优势，无论在传播效果还是在传播范围上都取得了较好的结果，武汉私立中学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华中地区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二、建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拓展了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空间
武汉不是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策源地，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要比上海、北京的时间稍晚。但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新青年》、《星期评论》很快就通过火车和轮船运到武汉，并经武汉向湖北各县城以及西南地区辐射开去，正是这一独特的区域优势，使它成为长江中下游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重要桥梁。董必武等人在武汉的活动，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空间。
（一）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与此同时也把创建党组织的活动向全国几个大城市扩展。“武汉地区的建党活动首先是从董必武接到李汉俊相约组党的信函开始。”
在此之前，为了把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工农中去，董必武和陈潭秋等人发起组织了新教育社，依靠武汉中学和其他学校的师生力量，通过在校外办起了劳工学校、武昌女子补习学校、农民夜校和平民学校等形式，向工农群众及其子弟宣传革命道理和马克思主义。这些活动使武汉地区的工人阶级日益壮大，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逐步结合，为“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1920年8月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董必武和陈潭秋回忆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参加会议的有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共七人，会上宣告武汉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研究了党的组织生活制度，选举了党的负责人，并决定租用武昌多公祠五号为联络点，门口挂上刘芬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以作掩护。
（二）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前后，董必武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作了大量的实际工作。1920年秋，董必武和陈潭秋建立了一个公开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湖北著名的先进知识分子如刘子通、黄负生、施洋等人都是研究会的骨干，研究会每两周开会一次，研究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此外，董必武还会同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其他成员组织了妇女读书会、青年读书会，以引导青年学生逐步认识马克思主义理念。以上这些组织是“吸收、探讨、生成新理念的温床”，武汉地区在社会思想理念上的突破，就是在这些组织中孕育的。
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到中共“一大”前短短一年中，在董必武的领导组织下，早期马克思主义在武汉地区的宣传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以各种方式深人工厂、农村及学校，宣传鼓动工人群众，广泛开展阶级力量的发动工作。1920年9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对武昌织布局、纺纱局、麻布局、铜币局、银币局工人状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调查表以“文华大学学生”的署名在《新青年》第8卷第一号发表。10月，他和张国恩等发起组织132名教育工作者在武昌举行大会，揭露湖北省教育会会长谢石钦为王占元张目，反对“侵吞公款”等恶劣行径。1921年1月与陈潭秋、黄负生、刘子通、李书渠等创办的《武汉星期评论》——“以改进湖北教育及社会为宗旨”被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公开出版物，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同时还十分注意党的思想理论的准备工作。他与两次来武汉的马迈耶夫（经共产国际批准派到中国的俄共（布）党员小组成员），商谈拟办一补习学校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以配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后（后因故，计划未能实现）。李汉俊从上海回潜江停留武昌时，应他的邀请向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介绍唯物史观，并向武汉中学讲授社会主义理论。1921年5月4日，董必武和陈潭秋在武昌阅马厂主持召开了五四运动两周年纪念活动，一些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和近郊区的青年农民参加了大会。董必武在会上讲了话。会后他带领群众进行了游行示威，喊出了“打倒军阀！”的口号。
同年6月，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上海党组织的通知：武汉派两名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乘船到上海出席了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会。至此，董必武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与之相伴随的是，武汉地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因他的努力而奏响了历史的新篇章，革命思想的启迪钟声，在董必武手中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最终融人了历史长河，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开启了先导之门。
三、点燃“将军之县”的革命圣火——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工农运动相结合的丰硕成果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出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南街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作为董必武的故乡，黄安革命的星星之火是董必武亲自点燃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在湖北农村地区的传播也是由这里开始的。
（一）培养革命骨干，撒播革命的火种。1920年，武汉中学成立后，董必武几次写信回家，请亲属和乡友推荐社会青年和黄安高等小学堂的毕业生，赴汉报考武汉中学及其他进步学校。其后，数十人黄安籍的学生进入该校学习，这些学生在校期间，接受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革命思想的教育，有的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拥护党的政治主张，先后被吸收参加了党、团组织，有的积极投身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带头抨击反动政治，成为每次学潮的骨干和策动者。每年寒暑假，那些修业期满的学生和回乡度假的师生，遵照党的指示，纷纷奔赴乡村，进行革命宣传，组织和发动农民的革命斗争。他们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在农村传播的纽带和桥梁。在具体传播方法上，董必武曾告诉学生要掌握好与农民沟通的技巧，比如：要先找贫苦农民；多帮农民办事；先从小事做起等等。这些方法董必武后来回忆说“当时无扎根串连的说法，但实际就是这个法子。”
这些青年中有很多后来都成为黄安革命的先驱，比较典型的比如：张行静。张行静1923年进入武汉中学，由于他聪明好学，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思想进步很快。在马列主义的熏陶和董必武的教育与培养下，张行静在人校的第二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董必武那里获得一本《共产党宣言》后，如获至宝，精心研读并写下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1926年张行静从武汉中学毕业，回乡后在黄安第二国民小学任教。他以教师身份作掩护，在七里区杨山、柳林、福德等地进行革命活动。他首先在家乡创办了一所平民夜校，他自编教材，组织农民学习，用深入浅出的道理，讲解《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农民革命的基本内容。在教育人们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时，他举例说：“中国像块肥肉，帝国主义总想瓜分，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马列主义犹如春风吹进了这个闭塞的山村。张行静后来参加了著名的黄麻起义，1929被捕入狱，英勇牺牲。
（二）建立党团组织，为马克思主义铺设传播之路。1923年，董必武将旅省的黄安籍学生组成黄安工作小组，派回黄安，在县城创办农民夜校、自学师范学堂，以“滚雪球”的办法在黄安传播革命的理念和马克思主义。通过这些形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与工农运动初步相结合，党的影响在湖北农村地区逐步扩大，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也逐步在黄安开展起来。1924年，董必武又组织了麻城工作组到麻城开展革命工作，与黄安遥相呼应，共同推动了两地的革命进程。1925年秋，在董必武的支持下，中共黄安特别支部和青年团特别支部成立，支部利用合法的权利，派遣一批党员和进步知识分子充实到个地任教。他们在革命过程中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发展党员，发动农民开展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这些党组织的建立和大批党员干部的成长，为黄安农民运动兴起创造了重要的条件。通过董必武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抓住了农民这一庞大群体，党组织的发展由城市延伸到了农村，至1927年大革命高潮时，湖北全省的共产党员由组党时的7人发展到1.7万人左右，共青团员由组团时的18人发展到2万人以上，党团组织遍及全省60余县，为马克思主义在湖北地区的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身体力行，亲自参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黄安县城及周边地区创办平民学校、自学师范学堂和女子学堂后，董必武回到黄安，亲自这些学校讲演，传播马克思主义，训练干部。1925年6月，在黄安县城南门外的罗家坡，董必武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全县党团员代表会议。会上董必武同志根据斗争形势和工作进程，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第一，主办一个刊物《黄安青年》，传播马列主义，交流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经验；第二，把全县教育权迅速掌握在党的手里，以便往各区乡派送更多的骨干。会后不久，黄安县的革命斗争得到迅猛的发展。这年秋天，《黄安青年》在武汉中学油印出版，黄安党团工作组也进一步扩建。在董必武同志的直接指导和推动下，黄安地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浪潮逐步高涨，乡村大革命席卷而起的农民运动，燃起了通天烈火。黄安十个区，共二百一十个乡，普遍建立了农民政权，农民协会会员人数达十五万之众。
在董必武的影响下，自1923年黄安第一个党组织建立起到新中国成立26年间，黄安一直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摇篮。在这块土地上，英雄黄安人民为中国革命培养和输送了大批的人才，从这块土地上，前后共走出了近200多位共和国的高级将领，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将军之县”因此而闻名于世。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经了重重障碍，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是凝聚了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数心血。董必武在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上，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建立武汉中学，组建武汉党组织，领导黄安革命，董必武把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对象上由传统的知识分子引向青年学生，在区域上由城市扩展到农村，并与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相结合，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探索到了一条新的途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