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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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

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

资产阶级革命的倡导者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风行一时的出国留学和国内新式学校的开办,培养了大批具有新知识与新风气的知识分子。义和团运动之后,青年学子“为求富国强兵策,强忍抛妻别子情”,飘洋过海,以留学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日本者居多。1903年留日学生已有1300多人,1905年激增至8000人,1906年达1.2万人。与此同时,在国内由各类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人数也是逐年上升,至清廷覆灭之前,学生总数已达150多万。在这些有别于旧式文人的新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接受了变法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又受到农民反帝爱国运动的启发,开始逐渐感觉到,要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就必须走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道路。他们在国内外组织了革命团体,出版了许多报纸刊物,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思想。

革命舆论是辛亥革命的先导,出版革命报刊是舆论宣传的主要形式。1903年前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兴起了创办刊物的热潮,仅出版的政治性刊物就有近30种。上海和东京是他们革命活动的中心。在日本,从1900年发刊的“专以编译欧美政法名著为宗旨”的《译书汇编》开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具有明显的革命倾向且产生了较大影响的《国民报》、《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等刊物,相继问世。在上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宣传革命的舆论阵地主要是《苏报》、《大陆》、《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据统计,革命党人先后在国内外创办了约一百二三十种报刊,用以“灌输最新学说”,“传播革命思潮”,“鼓舞国民精神”。发行数量最多的达到两万多份。革命党人创办报刊的同时,还编印了大量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从孙中山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到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期间,革命党人共印发这类读物130种左右。革命书刊的大量出现,预示着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兴起。

在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方面,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有很大的影响。

章太炎,名炳麟,浙江余杭人。早年受改良思想的影响,曾参与维新变法的宣传活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逐渐转变了政治立场,走上了革命道路。当时,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逃亡国外,成立了“保皇会”,继续宣扬改良的道路,鼓吹君主立宪,反对革命,曾一度在海外华侨中得到广泛支持。1902年,康有为发表了《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及《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两封信,美化清廷的统治,指责革命将会导致天下大乱,以致“亡国灭种”。第二年,章太炎在上海《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全面、深刻地批驳了康有为的保皇主张,指出只有革命才能得到民主自由,明确表达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观点。他把被保皇派奉若神明的光绪皇帝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针对康有为宣扬的公理不明,民智未开,因而不可行革命的观点,提出了以革命明公理,用革命开民智的主张。他还特别撰文向国人推荐邹容所著的《革命军》一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章太炎的文章打击了保皇派的气焰,促进了人们的觉醒。

邹容,四川巴县人,留日学生。1903年,不满20岁的邹容在上海出版了震动一时的《革命军》。他热情地讴歌民主、鼓吹革命,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学说,主张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政政体”,恢复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他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的“中华共和国”的号召,要求永远根绝君主专制政体,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的革命和独立,并大声疾呼“革命独立万岁!”《革命军》出版后,立即风行海内外,先后印行20多次,销量上百万册。清廷对此十分恐惧仇视,勾结上海的帝国主义势力,查封了《苏报》。章太炎和邹容先后入狱,邹容遭受两年的监禁折磨,死于狱中。

但是,清廷的高压政策非但未能使革命思潮沉寂下去,反而加速了它的传播。正如时人所言:“前日之《苏报》与《革命军》议论虽激,然而阅此报与此书者几何人也?一般之国民固未尝知其所呼号者为何事,其鼓吹者为何事。今日《苏报》之被禁,章、邹之被锢,其势固已激荡于天下。然‘《苏报》何以被禁,章、邹何以被锢’之一问题,出诸于一般国民者必多,则必应之曰:为逐满故。何为而逐满?则又必应之曰:为汉族之受满族之荼毒已不胜其苦,满族实汉族之世仇故。以此而互相问答,互相传说,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万。于是,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脑髓中。”250简编

陈天华,湖南新化人,曾留学日本。他在1904年出版了《猛回头》、《警世钟》两书,以通俗的语言揭露了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号召大家起来跟帝国主义战斗,并且揭露清廷实际上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指出:“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所以,要挽救危亡,就必须发动革命,推翻清皇朝这个“洋人的朝廷”,“要想拒洋人,只有讲革命独立”。这两本书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秋瑾,字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山阴人,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女革命家。她本是出自于官僚地主家庭的名门闺秀,但她激于民族危机的义愤,毅然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1904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变卖首饰,自费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她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动,创办了《白话报》,写了许多宣传革命的诗文。作为女革命家,她高高举起妇女解放的旗帜,写道:“那些腐儒说什么‘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夫为妻纲’这些胡说,我们女子要是有志气的,就应当号召同志与他反对。”她明确提出:妇女要解放,必须要“自立”,而“欲自立”,则非参加革命不可。1907年她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就是为了“结二万万在团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投身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放一大光明灿烂之异彩”。秋瑾的这些宣传活动,对民主革命的兴起,尤其对广大妇女的思想解放和走向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

概括来说,这一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宣传的主要内容有:

1、抨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揭露清政府卖国投降的丑恶嘴脸,指出中国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号召人民起来救亡图存。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声讨帝国主义的罪恶,说它们不但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弄得中国民穷财尽”,而且侵占中国领土,“日本占了台湾,俄国占了旅顺,英国占了威海卫,法国占了广州湾,德国占了胶州,把我们十八省都划在那各国的势力范围内,丝毫也不准我们自由。”中国正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我中国虽说未曾瓜分,也就比瓜分差不多了。”而这种严重的民族危机,除了帝国主义侵略外,也是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妥协投降造成的,清政府早已经是“洋人的朝廷”了。我四万万同胞应该同心同德,自强自立,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改条约,复政权,完全自立”的目标。

2、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号召人民推翻封建的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翻译介绍了卢梭的《民权论》(今译《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今译《论法的精神》)及《美国独立檄文》、《法国革命史》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学说和记述西方民主革命的历史的著作,以之为思想武器,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热情地讴歌革命,号召人民推翻清王朝的独裁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革命军》中,邹容满腔热情地讴歌革命是“天演之公例”,是“世界之公理”,只有革命才能“去腐败而存良善”,“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才能“杀尽专制我之君主,以复我天赋之人权”。他系统地阐述了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革命的原因、对象、方法、意义等,无情地批判了清政府卖国求荣的罪恶行径,号召四万万同胞抛头颅洒热血,与清统治者“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同时“扫荡干涉尔主权之外来恶魔”,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中华共和国”。

3、批判改良派坚持保皇、反对革命的主张,宣传革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顽固坚持保救光绪帝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场,反对革命。1902年,康有为撰文《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竭力为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辩护,认为中国人民愚昧无知,革命会造成中国“天下大乱”和“亡国灭种”的后果。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改良派的错误论调作了有力的反击。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针对康有为散布的中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因而“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的荒谬论战,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他列举了清朝专制的种种罪恶,直斥被保皇派奉为圣明的光绪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斥责已经落伍的康有为利欲熏心、甘当奴才的嘴脸,歌颂革命是“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孙中山在1903年发表了《敬告同乡书》,严格区分了革命与保皇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孙中山旗帜鲜明的革命言论,澄清了是非,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他还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充满信心地指出:清朝统治“正迅速地走向死亡”,“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全国革命的时机现已成熟”,“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