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理论成果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运用到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中，从而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理论体系。另外，在中国化的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实现了融合。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外侮与侵略，国家主权沦丧，国土为西方列强分割，古老的中华民族蒙受着巨大的屈辱和灾难。为了实现中国的自立与自强，中国的不同阶级和不同政治力量，不断探索着救国救民的道路，例如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资产阶级革命等等，但这都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直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像一道曙光照亮了中国的前途。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亦是一个不断丰富、发展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近百年的传播发展中，中国共产党人将之与中国实际、中国文化深度融合，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中国本土化，并成功发展出了一脉相承的四个理论系统，从而推动了中国特色主义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毛泽东思想解决了在中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
自１９２１年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自己的指导思想，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必然会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抄照搬外国经验，是不可能解决问题，取得成功的。这就产生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在中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党的领导人没有充分地认识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极端重要性，不能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因而，革命遭受了一系列挫折。比如，当中国农村游击战争刚刚开始时，共产国际就指示中国共产党，反对这种游击战争，强调要在“最大的工业中心地点举行武装起义”。这些指示，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是不正确的。但是，党的一些领导人却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苏联的经验奉为金科玉律，批评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以王明等人为代表的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使党和红军的力量遭受巨大损失，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
与王明等教条主义者不同，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采取了实事求是的而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早在１９３０年，他就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重要论断。１９３９年，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原则。１９４１年，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明确概括和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１９４５年，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还针对党内的教条主义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同“左”倾教条主义者作斗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权、道路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和构想，党成功地领导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揭露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严重问题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又开始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辛探索，逐步提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观点。但是，由于在总体上缺乏对苏联模式根本弊端的深刻认识，缺乏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一些重要设想的全面理解，更不懂得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采取符合中国实际却不同于苏联的实践，也不同于马克思等人设想的方针政策，因而使这一探索在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屡遭挫折，没有取得成功，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发生了严重失误。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探索。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毛泽东并非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毛泽东最初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理解尚不及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这些人几乎已经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重要内容熟记于心。然而最终却是毛泽东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其原因究竟何在?因为毛泽东更懂得中国的实际情形，他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智慧，创立了深具中国现实特色的毛泽东思想体系。其实早在1926年，毛泽东同志就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全面解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相互关系及对革命的态度，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在文中，他正确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当前任务、革命对象等，明确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从抗战到解放战争的各个关键时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儒家智慧、军事经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中国革命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邓小平理论回答了在中国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支持和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使之成为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在邓小平等人的努力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明确提出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要改革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要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由此开始了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１９８１年６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科学区分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完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此前后，改革开放也开始起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改变了农村的面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的设立，外国先进设备、技术和资金的引进，给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活力。
１９８２年９月，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并作出了相应的部署。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将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到以城市为中心的全面改革阶段。农村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科技和教育体制等改革也开始进行，国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明显上了一个台阶。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十三大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十三大还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概念，并列举了党对社会主义再认识过程中提出的十二个理论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这就为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１９９２年初，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谈话，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多年来困扰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如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问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问题，发展是硬道理问题，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问题，社会主义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问题，关于“左”和右的问题，等等，大大丰富和深化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在此基础上，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概括，强调要用它来武装全党。１９９７年９月，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将其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
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表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１９８９年６月，在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此后的１３年中，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地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
在过去的１３年中，虽然与改革开放的前十几年相比，时代的主题没有改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改变，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从事的事业没有变，仍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党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困难。
在国际上，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出现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全球政治格局处于深刻的变动之中，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难以把握的挑战。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科技进步的趋势加速发展，给我们这个后发展的相对比较落后的大国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能否在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把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成了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在国内，虽然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仍然面临很多难题。改革已涉及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越改越难。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十分突出，需要高度关注和逐步解决。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起步较晚，下岗失业人员和新增就业人口的生活保障和安置问题难度极大。如何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做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
在党的建设方面，党员队伍和党的干部队伍发生了很大变化，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如何巩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使党始终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所必须应对的问题。
面对种种复杂的问题，为了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了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的问题。１９９２年１０月，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他提出了三个不能“停留”，即决不能停留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本本的教条式理解上，或者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上，或者停留在那些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正确的思想上。１９９７年９月，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他又提出了三个“着眼于”，即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２００１年的“七一”讲话中，他进一步强调了三个“解放出来”，即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是由于坚持了这样一种正确的学风和科学态度，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基础上，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新世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大地上又勃发出新的生机。2003年10月中旬，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革和发展。②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科学发展观，是对中国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2007年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深刻阐述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党的十七大把科学发展观写入了党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