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

　　与中国经济学的西方化或国际化等提法不同，本文主张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如何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或现代转型。其基本思维方法和学术原则（可能总体上适合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可以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主导和根本，保证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创新始终沿着科学的学术轨道迈进；在坚持“马学”“体用”一致的同时，充分地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资料，从中筛选、改进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思想成分；重视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的先驱性合理思想元素，作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渊源和根基；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实践，弄清“世情”和“国情”，认识新情况，发现新规律；要处理好“马学”、“西学”、“国学”三大知识体系与实践检验的关系，不断实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自主性综合创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现代经济学体系。

　　一、“马学”是指中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这里的“马学”，指的是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知识体系。它是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形成的内容极为丰富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包含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马克思创作的《资本论》及其继承、丰富和拓展的经济学方法和理论。“体”，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中具有“根本的、内在的”含义。强调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研究方向上，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引，“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拓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有论著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与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相提并论的一种理论流派。这种观点是幼稚的或抱有宗派主义成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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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中国经济学的西方化或国际化等提法不同，本文主张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如何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或现代转型。其基本思维方法和学术原则（可能总体上适合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可以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即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主导和根本，保证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创新始终沿着科学的学术轨道迈进；在坚持“马学”“体用”一致的同时，充分地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资料，从中筛选、改进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思想成分；重视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中的先驱性合理思想元素，作为中国经济学的重要渊源和根基；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经济实践，弄清“世情”和“国情”，认识新情况，发现新规律；要处理好“马学”、“西学”、“国学”三大知识体系与实践检验的关系，不断实现中国经济学的现代自主性综合创新，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现代经济学体系。

　　一、“马学”是指中外马克思主义知识体系。这里的“马学”，指的是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知识体系。它是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指导下形成的内容极为丰富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包含十九世纪中期以来马克思创作的《资本论》及其继承、丰富和拓展的经济学方法和理论。“体”，在中国古代哲学语言中具有“根本的、内在的”含义。强调中国经济学现代化必须坚持“马学为体”，就是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中国现代经济学的根本和主导。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在研究方向上，必须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引，“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在内容上，必须毫不动摇地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知识体系中的基本范畴、科学原理为主体，面对新的历史条件进行拓展和创新；在处理中外多元经济思想的关系上，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有论著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为与西方经济学各种流派相提并论的一种理论流派。这种观点是幼稚的或抱有宗派主义成见的。

——有论著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只不过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具有意识形态的经济学“不是学术”。这种说法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有史以来惟一科学的思想体系；同时，还在人们中造成了一种经济学的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相对立的印象。

——此外，有论著推断说，西方市场经济搞了二、三百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及其体制很成熟了，因而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很也成熟和科学了，以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济学一定是先进的。这是一种错觉，用生产力发展与自然科学发展的状况来定性社会科学的先进与否问题，是明显有误的。

　　在追求经济学科学化的意义上，可以说，越是坚持“马学为体”，就越能促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而越是偏离“马学为体”，越是追随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越难以实现科学的现代化，而且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学陷入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术殖民地”和“马前卒”的可悲地位。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二、强调“马学为体”，便意味着不宜“西学为体”。“西学”是指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知识体系。这里的西学，指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外的经济知识体系，主要指阐述西方主流经济思想的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在新中国以来的学科含义中历来十分明确，不是地域性的概念，而是具有社会和阶级性质的概念。它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总称，不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简称为现代西方经济学。

　　不能使“西学为体”，不等于不要“西学为用”。我们所说的“西学为用”，当然不是“西学为体”意义上的“为用”，而是在“马学为体”前提下对“西学”有扬有弃的借鉴和利用。按照我国古代哲学的“体用”一般含义，“‘体’是最根本的、内在的，‘用’是‘体’的表现和产物”。从这种“体”“用”一致的思维看“马学”与“西学”，可以看到，两者之“体”存在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基本方法的根本区别，存在劳动价值论与要素价值论基本观点的根本区别；相应的，两者的“用”或者说表现形式和发生作用的方式也存在一些差异。然而，如果把“马学”与“西学”的“体用”区别绝对化，以为“马学为体”就不能借鉴、利用“西学”，那就陷入了孤立地对待“马学”、“西学”的形而上学误区，在思想方法上就连近代的张之洞都不如了。

　　我们在坚持“马学”“体用”一致的同时，有必要提出“西学为用”（这与毛泽东提出的“洋为中用”的精神是一致的，是批判地借鉴和利用的意思，而非“体用一致”意义上的“用”）。这是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西方占主流地位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为观念的东西，它毕竟是“移如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 。尽管由于唯心史观方法论的妨碍，它不可能全面深刻的、实事求是地揭示发达或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但是，从它具有的片面性、表面性和扭曲性的理论内容中，我们仍然能够通过分析，或多或少地从中发现许多现代历史条件下的经济事实和合理元素。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受其启发，从其片面性分析中创新出全面性的理论，从其表面性分析中创新出结合表面性的实质性的理论，从其扭曲性分析中创新出正确性的理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管理水平需要不断提高，因而对于包含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多种信息的西方经济学知识体系，无论如何都不应抱不屑一顾的幼稚态度。

　　在对待“西学”的态度上，马克思为我们树立了讲科学的榜样。我们今天也必须“西学为用”，充分地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思想资料，学会从中筛选、改进和吸收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思想成分，融入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与国外经济学实行“引进来、走出去”的双向交流。尤其要看到，国外经济学某些学术前沿，恰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曾经提出过的，如制度分析就是如此。可以相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回应各种思想的碰撞中，更能显示它的科学力量！

　　这里有必要指出，决不能把“西学为用”与一种流行的倾向混同起来，这种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应用价值，在解决市场经济的实际问题方面只能用“西学”。以上我们已经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体”有自己的“用”。

　　正确地态度是，我们必须努力完成马克思没有完成的任务。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新的历史条件，在弄清资本一般性质的基础上，弄清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现代具体经济形式，创建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应用经济学，如马克思主义金融学、马克思主义贸易学、马克思主义财政学等。正是这方面的重要任务，决定了我们应当尤其重视现代西方应用经济学，努力吸收“西学”这方面的有益成分，同时加快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这样的“西学为用”，是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体”服务的，也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我们主张以“国学为根”，不是说可以简单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弘扬“国学”，而是主张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体现中国优良传统的、科学性的精华。研究中国古近代经济思想，尤其可以发现一些体现中国特殊国情因素的的科学经济思想，还有助于增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民族自信力，纠正那种一讲经济现代化，就只想到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自卑乃至崇洋心理。历史展示出我国古近代产生过许多卓越的经济思想，如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产生了《管子》（相传为崇奉管仲的一些学者所作）这样的系统论述经济管理的著作，内容涉及经济哲学思想、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财富与劳动的关系，阐释了分配、消费、贸易、财政以及市场、货币、价格等广泛的经济范畴，堪称世界范围内的罕见的经济学辉煌巨著；产生了一批具有深刻思想的大家，如墨翟把“利”归结于物质财富，那时就提出了与西方近代斯密思想相近的“交相利”的思想（彼此相利，利人就是利己）；范蠡提出了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经济循环论；还有关于人口问题的理论和政策的长期争论与探讨，这些思想都可与西方古希腊等思想家对人类的贡献相媲美。

　　就近代具有进步意义的经济思想而言，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反映了农业空想社会主义和工商业资本主义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康有为在政治上虽然是保皇的改良主义者，但他的《大同书》,是用“国学”语言和智慧来表达社会主义的经济思想和终极经济模式，是具有中国风格的最具想象力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足以名列世界伟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之列，并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国学”的集大成者和终极者，成为“马学”的同盟者；体现新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要求的经济思想也并不单纯是西方的舶来品，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反帝反封建、扶助农工的中国式的民族资本主义思想，以及平均地权和抑制私人大资本的小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也有“马学”和建设国有经济为主导和控制力以及公有制为主体的初级社会主义可溯源、可借鉴之元素。

　　四、 我们决不能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只要同现有的思想材料打交道，就可以完成。在经济不断社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必须确立世界的眼光，面向全球范围的中外经济实践，做到“世情为鉴”和“国情为据”，知己知彼，方能科学地推进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

　　1．“世情为鉴”。“世情”有多样和深邃的含义，从经济的角度是指世界各国和世界总体经济的历史、现状和趋势。经济“世情”的来龙去脉和正反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实践来源。

 　　2．“国情为据”。 创造中国特点、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科学现代经济学，只能依据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自然环境等复杂因素构成的国情，其中又包含各种“色层”的省情、市情、县情和城乡差别实情等；中国人民的当代社会经济实践是在这种现实的国情下展开的，也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才具有鲜活性和深刻性，才有可能将经济国情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显示出来。因此，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实践，才能做到“国情为据”，这是中国经济学现代化进程中实现科学创新的主要现实源泉。

　　改革开放30年来，广大人民群众最重要的经济实践是极其丰富的，值得科学抽象和总结。就“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经济制度和战略内涵而言，至少可以提炼为“五结构说”，即共同主张要建立和完善“五个结构”：一是公有制主体型的多种产权结构；二是劳动主体型的多种分配结构；三是国家主导型的多种市场结构；四是自力主导型的多种开放结构；五是科学发展型的多种战略结构。其中，实践和理论难点在努力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高效结合。

　　五、关于“综合创新”。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综合创新”，为的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需要确立自主创新的志气和方法。应当结合中外实践，从简单引进和模仿国外经济学的自在方式，实现向理论创新的自觉或自为方式的转变，不断提高“文化自觉”和“理论自觉”的意识。这意味着要实现两个超越：既在具体化的意义上超越马列经典经济学，又在科学范式的意义上超越当代西方经济学；要体现两种实践：既体现东西方市场经济实践，又体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要显现两种创新：既要有经济学的某些常规发展，又要有其范式的革命。它将是一种科学反映经济现代性的“后现代经济学”，同时也将是一种“后马克思经济学新综合”。也就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世界眼光，坚持“马学”为指导或主体，在当代国外经济学继续分化和局部综合的基础上，去实现全面系统的科学大综合。其中包括分析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西方左翼激进经济理论、新老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其理论地位和作用总体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而大多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地位和作用总体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但也不等于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克鲁格曼国际经济理论、发展经济学、比较经济学以及“中心—外围”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理论；积极汲取当代哲学、伦理学、美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系统学、场态学、生物学、数学等多学科的可用方法。

　　在这个综合创新的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应当同各国学界和政界（如国外执政或不执政的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研究者建立密切的良性互动关系。同时，要遵循学术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双百方针”，允许和鼓励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部发展不同经济学派，在活跃的学术争鸣中深化理论研究，探索和构建中外学界马克思主义与政界马克思主义的良性互动机制。这必将有利于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学的现代化。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原文标题为《论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学术原则——主析“马学”、“西学”与“国学”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