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摘要： 本文对影响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说服力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抗日战争的性质与研究角度、地位、领导者、中流砥柱、主战场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该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陈旧观念、话语系统和那些不确切的数字，从长期以来沿用的国共斗争的模式中跳出来，站在全民族的角度研究和撰写抗日战争史，全面客观地反映各个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以便使我们撰写的抗日战争史能够为各方面更多的人所接受。
关键字： 抗日战争史研究，重大问题，公正评价
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抗日战争史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进展，获得巨大的成绩。但是，至今还有很多问题困扰着大家，限制或影响了研究的客观性、科学性和说服力。在这里，我想就抗日战争的性质、地位及有关的一些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
一、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与研究角度
对于抗日战争的性质，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例如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的角度，可以把它看作是其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在现有的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现代史中，大部分就是把它作为其中的一个历史阶段来写的。在这样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往往存在着这样的现象：第一，在内容上不是集中写日本如何侵略中国，给中国造成哪些严重破坏和中国如何反抗日本的侵略，而是用大量篇幅来写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或共产党如何正确，国民党如何错误，使人觉得抗日战争好像不是中日两国的战争，而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之间“两国三方”之间的战争；第二，对于中国的抗战，主要以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战场为主，对于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以及其他党派团体的抗战，则写得比较简略，甚至有意地贬低和否定，致使他们的许多重要抗战事迹没有能够如实地反映出来。这就使人觉得不够全面和客观。
有的学者还为这种做法寻找政治根据，认为中国共产党写的抗日战争史，当然应该以反映自己领导的抗战为主，主要歌颂自己的功绩。为了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那就必须写出国民党的错误。国民党写的抗日战争史也没有写我们的功绩，我们为什么要替他们做宣传呢？这实际上把自己降到了国民党的水平。他们没有看到，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在同国民党作斗争的非法政党或在野党，而是中国的执政党，是代表全中国人民利益和全体中华民族利益的党。作为中国的执政党写出的抗日战争史著作，就不能只从一个党的角度，不能仍然囿于以往那种国共斗争的模式，而应该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角度来撰写。
从抗日战争本身来说，它毫无疑问是一场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反侵略战争，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是中日之间的一场民族战争。既然是民族战争、对外战争，就应该站在中华民族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站在国家对国家的角度进行研究。这样写出的抗日战争史，就不应该只着重反映中国共产党和敌后战场的抗战，而应该全面反映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的全体中国人的抗战，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战；对于国共两党和两个战场，就不应该突出它们之间的摩擦和斗争，而应集中反映它们之间的团结抗战，在比例上也不能畸轻畸重，应该按照实际情况来写，在抗战初期，正面战场所占的比例毫无疑问应该更大一些。
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国共两党之间的差别和斗争。国共两党虽然都是坚持抗战的，但在如何抗战的问题上主张是不同的，共产党的主张确实比国民党高明，国民党的主张确实存在很多错误。也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国共两党力量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此消彼长，并导致了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但国共两党之间的差别和斗争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是中华民族自己家里的事情，在抗日战争史里边不应写得过多，而应集中反映各个民族、阶级、阶层、党派、团体英勇抗战的事迹。因为在抗日战争时期，内部的差别和斗争无论如何是次要的，一致反抗外来侵略才是最重要的。
胡乔木在谈到怎么写中共党史的时候曾说：“党史是要给人民看的，不要光讲怎么反‘围剿’。……不要有宗派观念，只看到我们自己，还要讲到全国的抗日运动”，要使读者感到共产党写的历史“是尊重人民的，并不是眼睛只看着自己，就像照镜子，只看到自己”[1]（pp．308、315）。写中共党史都要如此，写抗日战争史就更不能有宗派观念，眼睛只看着自己。
总之，对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和宣传，应该尽快地从中共党史的研究模式中跳出来，从以往那种国共两党斗争的模式中跳出来，真正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一场民族战争来写，使各方面的人都觉得我们写出的抗日战争史著作是客观的、科学的，是能够接受的。
二、关于抗日战争的起点、时限和历史阶段的划分
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和时限，现在国家已经明确从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的抗战是14年，而不是8年。这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日本大规模地侵略中国，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在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以后，日本侵略者又不断地侵犯上海、华北等地，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东北人民、上海人民、华北人民及驻守这些地方的军队，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事变等时候起，就举起了抗日的大旗。这个时期的抗战从全国来说虽然还是局部的，但中国人民的抗战毫无疑问已经开始了。如果不承认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是14年，就会给人一种日本从七七事变才开始侵略中国的印象，有意无意地淡化日本侵华的罪行；就会给人一种中国是从七七事变才开始抗战的印象，认为在七七事变以前的6年中国并没有抗战，这对于宣传中国的抗战是很不利的。另外，如果不承认中国的抗战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是14年，就实际上把七七事变以前东北、华北、上海人民的抗战，以及十九路军的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等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都排除在中国的抗日战争之外，这既不符合历史实际，也是非常不公平的。
但是，现在有的学者仍然坚持七七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认为抗日战争是8年，而不是14年。为什么呢？因为习惯上把七七事变以前说成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如果抗日战争从九一八事变算起，原来对历史阶段的划分就成问题了。其实，历史阶段的划分是人为的，是可以随着认识的变化而变化的。既然抗日战争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是14年而不是8年，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历史阶段就应该重新划分。仍然把局部抗战的6年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显然是不恰当的。我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中，应该把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成立到九一八事变的4年多时间划为一个历史阶段，把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划为一个历史阶段。在中共党史中，可以把1927年7月15日到九一八事变的4年多时间划为一个历史阶段，把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划为一个历史阶段。至于每个历史阶段叫什么名字，可以进行研究。但不管怎么叫，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中都应该突出局部抗战的内容。例如在中共党史中，可以把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叫做“土地革命与局部抗战时期”。
这样划分历史阶段，是因为在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的6年中，国民党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抗战的准备，但总的是“攘外安内”，不抵抗；而中国共产党虽然主要是进行反“围剿”战争，但仍然派了很多人到东北抗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是那个时期抗日的主力。因此，这样划分历史阶段，更能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抗战中的作用。
三、关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评价历史事件、人物的主要标准
与抗日战争起点是七七事变相联系，学术界长期以来也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阶级斗争，直到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民族矛盾才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直到七七事变后民族矛盾才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所以会形成这种观点，一是因为毛泽东等人当时就是这么说的；二是也受了中共党史研究模式的影响。因为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虽然发表过抗日的声明，但主要任务并不是抗日，而是进行反对国民党“围剿”的战争，如果明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就很难解释。
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从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救亡就“成了全国政治生活的主流”，当时“虽然在江西中央苏区发生过‘围剿’与反‘围剿’的两次斗争，但是与全国人民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抗日洪流比起来毕竟不是主流”。当时“某些地区‘剿共’战争的激化，并不表明中日民族矛盾不是主要矛盾，只是扭曲历史的一种表象。它并不像有人认识的那样，这是国内阶级矛盾为主的自然发展，而是悖国情违民意的倒行逆施”。有的学者还指出，那种认为九一八之后民族矛盾还是不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有意无意地把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割裂开来了”，“在我国30年代的历史上就把‘九一八’事变和华北事变视为一体的，而且特别明确指出不能以地方事件来对待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我认为这些分析是有道理的。从九一八事变起，就开始了日本企图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历史阶段，中华民族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中日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制约着中国的阶级动向和历史发展的进程。
事实上，认为九一八事变以后民族矛盾即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以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互为依据的。既然承认九一八事变是抗日战争的起点，又怎么能说在这之后中日民族矛盾还不是主要矛盾呢？当时东北四省都丢掉了，日本又步步向关内进逼，怎么能说中日民族矛盾还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呢？假如现在我国的东北被日本侵占了，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能不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吗？当时红军进行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战争虽然激烈，但并不能改变民族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状况。
既然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那么对于这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就应该以这个主要矛盾为标准来衡量，看他（它）是不是有助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的，而不能再主要以国共斗争、阶级斗争的标准来衡量。这又对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务。
四、关于抗日战争的领导者
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我们的抗日战争史著作都说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后来觉得这样说不能令人信服，于是就不明确提抗日战争的领导者，只是说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进行的。这么说并不是不可以，但抗日战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获得全面胜利的反侵略战争，作为中国从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点，没有领导者是说不过去的，对现在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不利的。
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观点，我曾经比较倾向于胡绳提出的关于着重分析争夺领导权的过程说[2]。但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也不一定恰当，因为它主要是强调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的过程和领导权的转移，并没有说明抗日战争到底是谁领导的。
从形式上来看，抗日战争无疑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的。因为国民党是当时的执政党，国民政府是当时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直接领导和组织了全国的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是经过国民政府批准建立的，是国民政府行政区划中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主要的军事力量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是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批准建立的，是国民党、国民政府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即使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在七七事变以前就已经做出重大调整，“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3]（p．158）。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在很多方面和1938年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是一致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也多次说过，“咸愿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拥护蒋委员长，拥护国民政府”[3]（pp．278、606）。
从实际领导作用来看，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则共同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例如在政治领导方面，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国各个民族、各个阶级阶层、各个党派团体团结到了一起，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拒不投降，也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重要的政治领导作用。1938年春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就是一个对全国抗战起了政治领导作用的重要文件。后来虽然由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政策的错误和自身的腐败，这种政治领导作用明显下降，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越来越大，但谁也不能否认，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自始至终对它领导的地区具有政治领导作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曾说，国民党的影响现在“还相当大”[4]（p．314）。在组织领导和行政领导方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主要限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而对国民党领导的广大地区，主要是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领导的。因此，应该承认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这也是中共中央的很多文件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公开承认并多次说过的。例如1937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中说：“为达到扩大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互相发展的口号下，与各统一战线的地方工作当局协商，群众工作的进行，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一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3]（p．408）直到1947年2月1日，他在《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中还说：革命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第二次、第三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5]（p．219）。
当然，国共两党在实际上谁也管不了谁，而是各自领导自己的党、区域和军队进行抗战。实际上是国共两党分别领导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但从抗日战争中国是战争的一方来说，或者从中国战场是一个统一的战场来说，抗日战争毫无疑问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
有的人可能担心，如果说国民党也领导了抗日战争，会抬高国民党的历史地位，降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其实，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第一，国民党也领导了抗战是历史事实，不是随便可以抹杀的。与其回避，还不如按照历史事实来说明这个问题。这不仅可以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宽大胸怀，也易于为更多的人所接受。第二，明确说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就旗帜鲜明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也领导了抗战，总比含糊其辞不说谁领导更好。这不仅没有降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相反还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地位。
五、关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从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开始，很多学者认为明确提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不大能说服人，于是就改成了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提法，一直沿用至今。但是细细推究起来，这个提法也是值得斟酌的。因为“中流砥柱”是一个文学语言，并不是含义明确的科学界定。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那么国民党是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中流砥柱是一个还是两个或多个？如果认为中流砥柱只有一个，只有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就会垮掉，抗战就不会胜利，那就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即使没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也会领导中国抗战的，最后也会取得胜利的。因此，如果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也应该承认国民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因为它在抗日战争中也是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如果只讲一个，而不讲另外一个，就显得不够客观，不容易让人信服。
1995年，我也曾宣传过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6]，但总觉得有些理由并不怎么能说服人。今年8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所列举的6条理由，有的也不怎么能说服人。例如第一条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它吹响了挽救民族危亡的第一声号角，举起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担当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确实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发表了抗日宣言，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正处在“左”倾错误统治时期，主要是在革命根据地进行反“围剿”战争，首先起来抗日的并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是东北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义勇军。因此，说中国共产党“举起了全民族奋起抗战的第一面旗帜，担当了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先锋队”，理由就不是很充分。第二条理由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它倡导建立并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实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但很难说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因为国民党并没有接受、也不可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第三条理由说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体现在它对整个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为坚持抗战和夺取胜利提供了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敌后战场的战略指导确实是正确的，但不能说“对整个抗日战争实施了正确的战略指导”，因为国民党并没有接受共产党的战略指导。如果真的接受了共产党的战略指导，就不会损失那么惨重。别的几条就不一一说了。文章中的一些话，也说得太绝对，因而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在网上招来了无数的帖子，有的甚至讽刺挖苦、嘲笑谩骂。例如有的说什么“你相信吗？反正我不信”，“爱吹就吹吧”；“谁掌权谁就是中流砥柱。”“谁是抗战的中流砥柱，百姓心中自己有数！何苦标榜自己！标榜了，百姓就承认了？”“时间都（回）到了21世纪，怎么还在骗人！实事求是？实事球事也。”[7]从这些帖子可以看出，并不是对中国共产党的功绩说的越大越好，作用说的越重要越好，关键是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让人信服。如果人们不信服，不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连整个抗日战争史都不相信了。
六、关于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长期以来，很多抗日战争史著作都说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后战场就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敌后军民成为抗战的主力军。但有的学者如北京大学的罗荣渠等认为，正面战场一直是抗日战争主战场。
说敌后战场从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就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主要是根据当时公布的国共两党分别抗击日军的比例数字。但我认为，当时公布的那些比例数字是值得推敲的。例如根据延安总部1945年12月公布的数字，八路军、新四军在1938年就已经抗击了日军的58．5％，国民党军队只抗击了日军的41．2％[8]（p．313），就很难令人信服。因为这一年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已经发展到181700人，但有的部队并没有开到前线，真正在前线同日军作战的还没有这么多人。而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年接连进行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及广州作战等重大战役。其中徐州会战涉及山东、江苏、安徽、河南四省，中国参战的部队45万人，仅台儿庄战斗就歼灭日军1万多人；武汉会战更涉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中国参战的部队多达上百万人，日军投入的兵力也约有30万人，被歼灭2万多人。正面战场这么多的大战役仅抗击日军的41．2％，而十多万八路军、新四军却抗击了日军的58．5％，无论如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其他年份的统计同样是值得推敲的。例如说1941年共产党军队抗击日军的75％，国民党军队只抗击25％；1945年共产党军队抗击日军69％，国民党军队只抗击31％，很难令人信服。
说正面战场一直是抗日战争主战场的根据，是日军的主要进攻方向始终是对着正面战场的。在1940、1941年前后，日军虽然加强了对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清剿”，但其主要军事目标还是为了摧毁国民政府。到1943年发动豫湘桂战役以后，日军运用于正面战场的兵力就更成为主要的了。
我认为，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中国战场，都是中国战场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做出令人信服的统计以前，如实地反映出两个战场的贡献就可以了，并不一定非要将两个战场分出主次不可。如果一定要分出个主次，那就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统计材料。
七、关于国民党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方针
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抗日战争史著作，都说从1938年10月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就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方针，甚至还认为它积极反共就是为了对日投降作准备。这种说法来源于国共两党斗争的时期，在当时的情况下强调国民党反共的方面，贬低它抗日的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说法给人造成一种国民党只反共、不抗日的印象，实际上把它反共的方面夸大了，把它抗日的方面贬低了，并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实际。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虽然加强了其反共的方面，接连发动了晋西事变、皖南事变等一系列严重的摩擦事件，但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破裂。这就说明，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还是主要的，国民党的反共是有限度的。如果国民党真的全力“积极反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能不破裂吗？另一方面，在1939年开始，国民党虽然加强了反共的方面，但抗日还是比较积极的。有的学者就指出，在1938年—1940年底这段时间里，正面战场先后进行的大的战役有：南昌会战、随枣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攻势、桂南会战、绥西作战和枣宜会战等。这七次战役的规模都相当大，地域涵盖华东、华北、华中和西南广大地区，每次战役日军投入的兵力均在8万—10万人左右，中国军队投入的兵力至少则在20万以上。特别是1939年“冬季攻势”和绥西作战，都是国民党军队主动对日军发起的进攻，先后有10个战区132个师、9个独立旅，共100多万人投入对日作战；仅枣宜会战，先后参战的就有第5战区55个师40万人，抗击了日军第11集团军8个师团10万余人的进攻，接近战略防御阶段四次大会战的规模。两年间，国民党军队共毙俘日军263，251人，同时也付出了1，019，911人的重大伤亡，与1937至1938两年的伤亡人数大体相等，这也是国民党在这一阶段抗战较为积极的一个表现[9]。1941年，国民党军队进行的大的战役还有上高会战、中条山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枣宜战役等，其中上高会战给日军第34师团造成重大伤亡，被称为“上高大捷”。据有的材料统计，日军从1937年7月到1945年9月，在华毙命的少将以上将领共98人，其中在1937－1938年被击毙的只有11人，1939－1941年被击毙的却有34人，而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师级以上将领共73人，其中从1937年7月至1938年牺牲25人，1939－1941年也牺牲24人。如果说这个时期国民党军队的抗战是消极的，就不会击毙把多么的日军将领，自己也不会牺牲那么多的高级将领。
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虽然进一步依赖外援，但并没有停止对日作战，在这之后的很多战役仍然是打得很坚决的。这个时期先后进行的大的战役有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浙赣战役、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作战和滇西作战、豫湘桂战役阻击战、老河口地区作战（豫西、鄂北会战）、芷江地区作战等。其中第三次长沙会战大败日军精锐第11军，日军自己也承认伤亡6003人（其中军官349人）。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历时近半年，转战1500公里，在许多局部战斗中，曾多次挫败日军，使日军遭到自南进以来少有的打击，给英军以及时、有效的支援，并创造了东吁防御战、仁安羌解围战以及斯瓦河沿岸阻击战等出色的战例，获得了中外人士的赞誉和钦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10]（p．1139）。在常德会战中，第57师固守孤城12昼夜，全师8000余人，除极少数人突出重围外，绝大多数官兵宁死不屈，全部牺牲。中国驻印军的反攻缅北作战和滇西作战，解放了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了云南西部失地83000平方公里，基本上歼灭了日军第33军的第18、第56两师团，打死其官兵41142人，并给缅甸方面军直属的第2、第53、第49师团以沉重的打击。“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也是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援助盟国进入异邦国土作战并获得胜利的一次大规模作战”[10]（p．1308）。在芷江地区作战中，国民党军队取得彻底胜利，日军第20军当时说自己共死、伤、病29019人。即使在被称为“大溃退”的豫湘桂战役中，有的地区的作战仍然是很坚决的，如第10军进行的衡阳保卫战，就至为惨烈，重创日军。日军在华毙命的98名少将以上将领中，有53人是1942年以后在正面战场被击毙的。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73名师级以上将领，也有24人是在1942年以后牺牲的。如果说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正面战场就完全消极了，怎么还会击毙那么多的日军将领，而自己牺牲那么多的高级将领呢？
至于说国民党积极反共就是为了对日投降作准备，更没有事实根据。反共和抗日是国民党同时奉行的两大方针，但如果国民党真的要投降日本，还要作什么反共准备？直接投降不就完了吗？
如果说国民党在进入相持阶段后消极抗日是为了保存实力，共产党同样也在考虑怎么保存实力并发展自己。在平型关战斗之后，毛泽东就一方面加以表扬，一方面接连发出指示，说这样的战斗不能再打了，因为损失太大。彭德怀发动百团大战之后，毛泽东也一方面加以肯定，一方面多次批评，在后来的华北座谈会上，发动百团大战甚至成为彭德怀被批评的主要问题之一。所以在一个很长时期内，百团大战是被否定的，理由就是暴露了八路军的力量，引来日军的大扫荡，造成了根据地的严重困难。在对日作战的方针上，毛泽东和军队将领们发生过多次争论，一直反对军队将领们希望打大仗的主张。其实，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清楚，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迟早的事，但抗战胜利之后必然是国共两党的决战，因此都在为最后的决战保存力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必互相指责，如果只指责一方，就显得不公平。
郭德宏：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中）
八、关于“三次反共高潮”
与“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相联系，还有个“三次反共高潮”的提法。过去，一般把国民党发起的三次大规模军事摩擦，称为“三次反共高潮”。这种说法，也容易使人过分看重国民党的反共行为，而忽视国共两党之间的合作。另外，这种提法把造成摩擦的责任完全归于国民党一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事实上，有的摩擦的发生，共产党一方也是有责任的。例如“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的发生，共产党一方不能说没有一点责任。1940年10月，新四军在苏北发动黄桥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韩德勤部11000余人。11月底至12月，又发动曹甸战役，歼灭韩德勤部8000余人。国民党军队遭到这么大的损失，肯定要加以报复，而报复的最佳对象，就是这时仍然滞留在皖南的新四军。于是，在1941年1月初皖南新四军北撤途中，就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9000多人除2000人突围外，大部被歼，从而造成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因此，皖南事变的发生固然是由蒋介石的反共本性决定的，但与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的进行也有一定的关系。据说在曹甸战役进行之前，项英曾致电中共中央，建议等皖南部队过江以后再进行，以免造成被动，但中央认为可以打。曹甸战役一打，皖南新四军部队的处境当然就更加困难了。
另外，在皖南新四军北撤的时机上，中共中央也是有责任的，不能完全归罪于项英。毛泽东等虽然多次要项英等尽快过江，但又一再说不必着急，主张再拖一两个月，对蒋介石的报复估计不足。例如1940年11月2l日，毛泽东表示：“我除在文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上我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两个月），其他是寸步不让。”同日，毛泽东又指示叶、项：“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须认真难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11]（pp．99～100）11月30日，毛泽东在致周恩来、项英等电报中又说：“他（指蒋介石——引者）只有吓人一法，对日本是吓，对我们也是吓，除了这个流氓手段外，他是一筹莫展的。”[12]（p．586）12月16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陈毅并告叶挺、项英的电报中，虽然说“局部进攻是必然的”，但又说“依大局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12]（p．591）。这必然会放松皖南新四军领导人对蒋介石报复的警惕性。实际上，当时中共中央是以皖南新四军的北撤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条件，以换取汤恩伯、李品仙20万大军停止向东进攻苏北新四军，减轻苏北新四军的压力，所以在要求皖南新四军做好北撤准备的同时，又一“拖”再“拖”，从而丧失了撤离皖南的有利时机。如果能早下决心北撤过江，蒋介石就是想报复也没有机会了。
因此，不应该再继续沿用“三次反共高潮”这种提法，而应该直接将前两次摩擦称为晋西事变、皖南事变。至于“第三次反共高潮”，本来就没有形成，更不应该作为一次高潮。
九、关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地位
对于抗日战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大家都是充分肯定的。但是，在这方面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对于抗日战争地位和作用的重视往往只是口头上、理论上的，实际上并没有把它放在那么重要的地位上。对于这一点，只要看一看有关的纪念设施和影视作品就很清楚了。全国唯一的一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现在经过整修、扩建好多了，原来的规模据说还不如仅仅各进行了几个月的三大战役中某个战役的纪念馆；抗日战争纪念设施的数量，可能也远远不如红军长征纪念设施的数量。即使在著名的接洽日本投降的湖南芷江、接受日本投降和审判日本战犯的南京等地，也没有像样的纪念设施。在影视作品中，红军长征和三大战役都拍出了长篇巨制，可是对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却没有拍出这样的影视作品，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影视作品至今只有一部《血战台儿庄》。台湾还拍了一部42集的电视片《一寸山河一寸血》，可是我们至今没有拍出一部这样的片子，这与抗日战争的重要地位相比太不相称了。
在抗日战争著作编纂方面，中国不仅比苏联等国相差甚远，即使与日本和台湾地区相比，也显得逊色。日本虽然是战败国，但在战后集中力量编纂出了多卷本的《战史丛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等书，台湾也曾编写出多卷本的《抗日战史》（100册）、《抗日御侮》等著作。但是，大陆出版的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著作，有影响、有分量的只有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撰写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三卷本，张宪文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一卷本等，其分量都无法与上述著作相比。
第二，在观念上，也往往认为解放战争特别是三大战役比抗日战争更为重要。这从上面所说的纪念设施和影视作品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说，解放战争特别是三大战役当然更为直接，更为重要。但解放战争终归是一场国内战争。国内战争与对外战争相比，当然应该是对外战争更为重要。抗日战争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它的地位无论如何都应该比任何一场国内战争的地位更高。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说，抗日战争时期也是一个关键时期，它就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熟起来的，没有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发展，也没有解放战争的胜利。
因此，应该对抗日战争给予更多的重视，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国家和政府应该组织力量，把基本的史实调查研究清楚，把应该修建或恢复的纪念设施尽快地兴建和恢复起来，并建成能代表中国的纪念馆和纪念设施，编写出能代表中国的权威著作，拍摄出能代表中国的影视作品。
十、关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对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大家也是一直充分肯定的。但是，在这方面也存在问题：
第一，是一方面努力肯定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国共两党之间互相贬低，只肯定自己一方的抗战。国民党一直说共产党是“游而不击”，只知道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共产党则说国民党从进入相持阶段后就“积极反共，消极抗日”。这就给人一种印象，国共两党谁都没有抗日。无怪乎有的外国学者说，你们自己都说对方没有抗日，还说什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要提高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必须改变观念，全面地、客观地反映出全民族的英勇抗战，而不能再互相贬低。如果继续互相贬低，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永远提不高。
第二，是有的提法不确切，不能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如有的著作为了突出中国抗日战争的地位和作用，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亚太战场的“主战场”，甚至是东方的“主要战场”。强调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是完全应该的，但要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的主战场，就要看在哪个意义上加以使用，才比较确切。
如果把主战场看作不是一个，只是表示它是主要的战场之一，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虽然形成了太平洋战场，但中国的抗日战争仍然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地方的主要战场之一，牵制了大量的日军，为最后战胜日本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如果认为主战场只有一个，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最重要的战场，太平洋战场只是次要战场，那就值得斟酌了。因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中国是唯一一个反击日本法西斯的国家。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用大量的兵力特别是海军的主力同美国等开战，中国就变成了反击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国家之一，其重要性实际上已经下降了。特别是从1943年开始，美国等在太平洋战场开始反攻，歼灭了大量的日军，最后把战火烧到日本本土，对促使日本投降起了重要的作用。据有关资料统计，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共伤亡1864710人，其中仅瓜岛等八大战役就伤亡737105人（仅菲律宾战役就被打死、俘虏484476人）[8]（pp．367、369），而中国战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投降才共歼灭日军150多万人[13]（p．624），按最新的统计，也只有1611048人[14]（p．395），还没有太平洋战场歼灭的日军多。如果说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东方最重要的战场，太平洋战场只是次要战场，那就很难令人信服。
另外，有学者提出，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说法也值得斟酌。上面已经说过，美国在太平洋战场歼灭的日军远远比中国多，而且一直打到日本本土，如果说对于打败日本侵略者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话，美国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只承认败于美国，而不承认败于中国，其原因也在这里。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不重要，只是说要说得恰如其分。因为反法西斯战争是世界上很多国家参加并一直在研究的一场战争，只有说得恰如其分，才能为世界各国所承认。否则，就只能是自说自道，那就没有多大意义。
十一、关于抗日战争史的话语系统
长期以来，我们的抗日战争史著作都沿用了过去的很多提法，但细细推敲起来这些提法是不科学的。
其一，沿用了日本的一些提法。例如“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以及“天皇”等等。有的学者已经指出，将日本的侵略行为称为“事变”，是来源于日本。按照昭和十一年（1936年）出版的《广辞林》（金泽庄三郎编纂、三省堂出版）的解释，“事变”的含义有二；（一）不测的非常的变故、事件。（二）不得不出动警察进行镇压的意外骚动和暴乱。日本将它对中国的侵略行动称为“事变”，其中隐讳着二层祸心：一是将日本的侵略战争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含糊地称为“纷争”、“事变”，以“不适用战争法规”为由，抵赖侵略罪名，妄图逃避国际战争法的制裁；二是将日本发起对我国的侵略的原因，归罪于中国人民不承认日本的“领导地位”，“拒绝与日本合作”。言下之意，即中国人民不愿俯首称臣，所以日本“为惩罪中国人民而作战”。显而易见，“事变”一词高度概括了日本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充满着对中国人民的侮辱，有损我中华民族的尊严。但是，中国却一直沿用了这种抹杀日本侵略本质、侮辱中国人民的提法[15]。至于“天皇”，本来是日本对他们的皇帝的尊称，中国使用这种称呼就很不应该了。特别是裕仁“天皇”是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大的罪魁祸首，本来应该对他进行审判并处以极刑，我们却一直在尊称他为“天皇”，就更不应该了，应该改为“日皇裕仁”或别的什么。
其二，沿用了国共斗争时期的很多用语，例如“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等等。“统治”一词的本身虽然没有褒贬，但从习惯的用法来说，却是贬义的。因此，“国民党统治区”的称呼，实质上就是贬义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始终是坚持了抗战的，而且是当时领导中国抗战的最大的政党。当时因为中国共产党和它存在斗争，使用这种称呼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国共两党都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特别是现在正在努力改善国共关系和两岸关系的今天，仍然沿用这种含有贬义的称呼，就不应该了。因此，不如把“国民党统治区”改为“国民党区域”、“国民党地区”或“国民党控制区”，更为客观和恰当。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是使用“国民党区域”的称呼的。例如他在1945年论及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地区的区别时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16]（p．1048）连毛泽东都称为“国民党区域”，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改为“国民党统治区”呢？
至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等提法，胡乔木早就提出应该加以改变。他说：“我们说惯了国民党军队，但是，这些军队历来不是国民党直接指挥的。所以，正确的名称应该是国民党政府军。”[1]（p．259）按照胡乔木的意见改为国民党政府军也可以，但我认为还是叫它的正式名称国民革命军更好，最好不要再笼统地称为“国民党军”、“国民党军队”。
在今年7月7日于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我在谈了上述意见之后，徐勇在总结中提出，抗日战争史研究应该更新过去的话语系统。我认为他讲得比我更明确。为了使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加客观和科学，对于那些来源于日本或受日本影响的、来源于国共两党斗争时期的称呼和提法，应该加以清理，凡是不客观、不科学的都应该尽快地改过来。
十二、关于抗日战争中的统计数字
关于抗日战争史中的很多统计数字，说法也很不一致。有的虽然说法比较一致，但有很多重要史实还没有完全弄清楚，或者还没有提供出令国内外信服的详细统计数据。这里仅仅列举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日军在中国的掠夺和暴行的数字。其中争论最大的，莫过于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了。现在我们都说日军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人，但日本一些人就一直在狡辩没有杀那么多。到底日军在南京屠杀了多少人？应该尽快地拿出详细的统计数字与无可辩驳的证据。
第二，关于中国经济损失和人口伤亡的数字。1991年国务院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一文指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过5000亿美元”，“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犤17犦1995年5月，江泽民在莫斯科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全世界宣布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中国死伤3500万人。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数字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不知确凿的根据是什么，应该进一步地研究清楚。由国家或领导人宣布的重大数字，不应该轻易地改动，要改动就必须拿出确凿的根据和令人信服的理由，否则就会令外国人不相信。
第三，关于歼敌人数及自身伤亡数字。在战争中，各方一般都会夸大歼敌的人数，缩小自己伤亡的人数。特别是歼敌数字，是很难精确统计的。但相差太大，就很难令人相信。现在很多战役战斗的伤亡数字，大陆、台湾、日本的统计数字就相差太大。例如平型关战斗，原来一直说歼灭日军坂垣师团精锐部队3000多人，后来改为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辎重部队及后卫队1000多人。而国民党写的战史，根据当时的战报或密报，说只歼灭日军一个大队或一二百人。有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实际上歼灭日军四五百人犤18犦。这次战斗到底歼灭了多少日军，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又例如现在广泛引用的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及东北抗日联军分别歼灭的日军的数字，即正面战场歼敌859626人，敌后战场527422人，东北抗日联军17．2万余人，也值得进一步研究。一是把日军在东北被歼灭的人数全说成是东北抗日联军歼灭的，这就不准确，因为这是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整个东北被歼灭的数字，其中包括原东北军、义勇军等歼灭的人数。如果说成全是被东北抗日联军歼灭的，那原东北军、义勇军等歼灭的日军到哪里去了呢？二是正面战场进行了那么多大战只歼灭日军859626人，而敌后战场却歼灭日军527422人，是不是准确，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郭德宏：论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大问题（下）
十三、关于抗战人物的评价
与抗日战争的性质、地位以及领导者相联系的，还有人物的评价问题。即对于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物，是主要以他们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为标准？还是主要以他们别的时期的行为？例如解放战争时期是否以参加内战等为标准，来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呢？例如公认的国民革命军十大抗日名将张自忠、李宗仁、杜聿明、孙立人、薛岳、卫立煌、傅作义、戴安澜、张灵甫、王耀武，除了张自忠、戴安澜因壮烈牺牲，傅作义因起义得到肯定外，很多人后来成了“战犯”，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在抗战中的英勇事迹。特别是张灵甫，因为《红日》《南征北战》的小说和电影，成为众所周知的反面人物，更没有人知道他还是抗日名将。对于无数的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基层官兵，就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迹了。我认为，让他们最后落得这种结局，是不公正的。前已说过，抗日战争既然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场反侵略战争，其地位应该比国内的任何一场内战都更为重要。因此，对于那些抗战人物的评价，应该主要根据他们在抗战中的表现，而不应该主要以他们在别的时期的表现为标准。凡是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不管他们在其他时期做了什么，都应该得到肯定和赞扬，使他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彪炳史册，激励后人。
即使对于蒋介石，也应该做出公正的评价。蒋介石在分裂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曾大批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多次组织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发动大规模内战，组织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是长期与中国共产党势不两立的敌人。但是，他也是国共两党共同进行的北伐战争的领导者，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他也是中国抗战的领袖，领导了全国的抗战，特别是领导了国民党、国民政府和正面战场的抗战。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战胜利以后，很多人都是把他作为民族英雄看待的。因此，不管他在其他时期犯下什么罪行，对于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功绩，应该客观地加以评价和肯定。
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抗战人物应该功过分明，即功是功，过是过，既不能以功掩过，更不能以过掩功。这不仅会使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更加客观和科学，对于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有利的。
十四、关于进一步加强研究抗日战争史研究的几点建议
鉴于上面所说的问题，我在2005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曾提出5点建议：
第一，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话语系统，凡是来自于日本没有表明侵略性质的用语，或来自国共斗争时期而不利于团结各方面人士不利于改善两岸关系的用语，都应该加以更新，换成更加确切、客观的用语。
第二，更新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观念。即不应该再囿于过去那种国共斗争的观念，“扬共（产党）贬国（民党）”、“扬后（敌后战场）贬正（面战场）”，而是应该站在全民族的角度，全面、客观地充分反映出全民族包括国民党、国民政府、正面战场以及民主党派、中间势力的英勇抗战。否则，就不利于团结各方面人士，缓和两岸关系，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我希望海峡两岸的学者能够联起手来，求同存异，共同撰写一部海峡两岸以至国外学者都能接受的，比较客观、公正、有说服力的中国抗日战争史。
第三，更新那些不准确的材料和数字，对重大史实应该进一步做出准确的统计分析。要达到这个目的，一方面应下工夫搜集有关的文字材料；另一方面应加强实地调查研究。例如关于日本侵华的罪行和给中国造成的惨重损失，就应该组织力量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以便能够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第四，把学术研究和宣传区分开，不能把学术研究看成宣传，以宣传的要求和口径来限制学术研究。例如在宣传中，可以主要讲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功绩，但在学术研究中，就必须客观地反映国民党、国民政府及正面战场的抗战。又例如现在广泛宣传的一些重要提法，在学术研究中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不能因为看法不同就不让发表和出版。即使是宣传，也应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讲究科学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宣传的效果，否则别人就会不相信，甚至会对整个的抗日战争史内容产生怀疑，结果适得其反。
第五，把学术研究和处理中日关系的方针政策区分开来，不能让学术研究完全服从于现实的对日方针政策。因为处理中日关系的方针政策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而现实需要是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变化的。如果担心对有些问题的研究会妨碍现实的中日关系就不让研究，当形势发生变化、需要立即对这些问题拿出研究成果的时候，就会无法应付。在这方面，过去已经留下深刻的教训，例如对日索赔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让研究，结果到可以进行索赔的时候，因为缺乏研究而拿不出有力的证据。以后，应该吸取这方面的教训。对于有关抗日战争史的一切问题，都应该放手让学者们进行研究，而不应该加以限制。
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些建议是正确的，应该努力加以解决。当然，也欢迎提出不同意见，对一些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和争鸣。因为只有展开讨论和争鸣，才能促进抗日战争史研究的进展，才能使抗日战争史研究更加科学、客观、公正，更有说服力。
十五、关于对抗日战争的纪念和反思
今年对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纪念比较隆重，很多论著和影视作品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侵华的暴行及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歌颂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事迹，倡导继承和发扬抗战精神，这都是很好的。但我觉得有一个缺陷，即对日本为什么大规模侵华，中国为什么一次次失败，抗日战争有什么教训，反思不够。
中国从近代以来在遭受日本侵略时之所以一次次失败，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和武器的落后。日本虽然是一个小国，但经济实力和军队的武器装备远胜于中国。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日本，但经济实力和军队的武器装备却远远落后于日本。在现代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坦克、汽车、飞机、大炮、舰艇等武器装备，中国一样也不能制造。因此，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与日军相比差得很远。有的材料甚至说，据日本方面估算，日军一个大队（相当于营）的战力相当于国民党军队一个师犤19犦。在七七事变以后，中国虽然形成了全民族抗战，但在强大的日军进攻面前，仍然丢失了大片国土，就是由于两国、两军的实力相差太远的缘故。正因为如此，日本才不把中国放在眼里。如果中国不是那么落后，日本就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地大规模侵略中国。
其次，是因为中国政治的腐败。日本原来和中国一样，也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曾经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但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也就是中国的慈禧太后统治的年代，明治天皇大胆地进行资产阶级改革，在政治上实行西方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努力实现工业化，迅速地变成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在中国，却残酷地扼杀了康有为等人发动的“戊戌变法”，极力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甲午战争发生时，北洋舰队的装备虽然不比日本舰队差，但政治和军队的腐败，却使北洋舰队一败涂地。后来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中国在与日本冲突中的失败，也是与当时政治和军队的腐败分不开的。
再次，是因为中国政府的软弱。现在我们说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就逐步变成侵略成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侵占中国是其既定国策，但在如何侵略中国的问题上，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并不是没有矛盾和分歧的。正因为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矛盾和分歧，侵略成性的军人才不断地在中国各地进行挑衅，制造事端，以作为扩大侵略的借口。而由于中国政府的软弱，使他们的这种手段屡屡轻易地得手。因而，使他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的势力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占主导地位。如果中国在日本军人制造事端、进行挑衅时给予迎头痛击，使他们的阴谋不能得逞，他们的侵略气焰就不会那么嚣张，他们在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就不容易占据主导地位。
复次，是因为中国政治和军队的不统一。在清朝末年，中国已经是派系林立，形不成全国统一的力量。北洋政府时期，更是军阀遍地，混战不一。南京政权建立后，中国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但各地方实力派仍然是各自为政。在蒋介石企图削弱地方派系的政策下，他们在同日军的较量中不能不力图保存实力，从而为日本各个击破，一步步蚕食中国提供了条件。例如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在东北的数量并不多，东北军在关外的10万人如果奋起抵抗，东北就不会那么轻易丢掉。又例如七七事变时，日军在华北的数量也不多，第29军的10万人如果全力抵抗，平津地区也不会那么轻易丢掉。但他们为了保存实力，都没有全力反击，东北军甚至根本就没有反击，而中央军又不全力支援，日军当然就会轻易得手了。
痛定思痛，中国值得总结的教训实在太多。日本的侵华战争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很多教训我们并没有进行深刻的总结。当年导致中国一次次失败的原因现在还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应该怎么克服和解决？怎样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腾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我国在对日关系的处理上有没有失误之处？怎样才能处理好中日两国的关系？这都是应该进行深刻思考和总结的，而且应该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时的重点所在。
【作者简介】郭德宏（1942年－），男，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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