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保云:学术文化是现代化的原动力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3:15:48
      尹保云在深圳学术年会上的演讲(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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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学术文化是现代化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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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经验是重视学术文化或“精神”的发展。普鲁士被作为“迟发现代化”的一个成功例子,也被看作“军国主义道路”的代表。普鲁士是德国统一前众多邦国中的一个小邦,它通过发展军队而迅速崛起并最后统一德国。在现代化研究中以及在一般的历史著作中,普鲁士的“军国主义”道路常被仔细地阐述和描写。这其实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因为军队建设(打仗)与兴办工厂一样,属于“物质”的层面的努力,而这只是普鲁士经验的一部分。普鲁士的现代化是从“大选帝侯”开始的,他建设了一支常备军队并雇佣出去打仗而启动了现代化。但以后并不是如此。第一代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1688-1740)一边继承了军国主义路线,一边大力推动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第二代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1744-1797)更加突出,他把学术文化的进步看作是国家实力和发展水平的标志,经常为当时德国缺少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而叹息。他对学术文化的重视甚至超过对领土扩张的重视,热衷于参与学术文化领域的活动,这甚至导致他常常大权旁落。在一代代国王的鼓励和推动之下,普鲁士在学术文化上得以迅速崛起,成为整个德国的精神中枢,并为后来德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相似的例子还有俄国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1795)。她既是一个领土扩张主义者,又是一个学术文化的积极推动者。她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培育俄国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她本人也喜爱文艺、热衷学术,每日凌晨五点起床研读名著,并经常与俄国的学者、思想家、文学艺术家交谈、探讨学问和文艺。她的行为在当时被看作是“附庸风雅”和“赶时髦”,但俄国正是在她的时代开始由一个精神贫乏的国家向文化大国转变。

    相对“西方”(英国、法国)而言,普鲁士-德国的现代化起步比较晚,是“迟发现代化”,而俄国则更晚、更落后。鉴于当时的欧洲群雄并起的局势,它们面临的最大压力是经济上和军事上的竞争。在这样的环境下,上述几位统治者一刻也没有忽视对学术文化的促进,甚至将之摆在更重要和更崇高的位置。这要么是因为他(她)们领悟到“精神”发展对民族崛起的重要,要么是因为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国家在这方面的巨大差距。

    当然,作为现代化的动力的“知识”不是泛指,不是指传统的以及各种非理性的、反理性的知识,而是指理性化的知识,包括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斯• 韦伯称之为“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它们是建立在启蒙-理性主义的基础上的。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它是建立在对人性“自由”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包括关于人生、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的一系列的新的认识;就自然科学而言,它的支撑基础是实验科学的方法和机械论的观点。上述普鲁士-德国和俄国推动学术文化的行为,有经验也有教训。其经验是,普鲁士和俄国的统治者都基本是现代性取向的,以它们的“西方”作为标准,积极地学习“西方”。这是德国和俄国后来的学术文化能够在世界占一席之地的原因;其教训是,普鲁士的国王和俄国的沙皇都倾向于把学术文化纳入他(她)们巩固政权的轨道,因此在有些问题上现代性取向并不坚决。这难免使落后的思想潮流得到不断发展的机会。在德国,出了康德这样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也出了哈曼、谢林、赫德、穆涉等一批反现代性的学者,后来又出现了尼采的非理性主义,这股非理性主义和反现代性的思潮一直发展到希特烈的思想。在俄国,虽然文学、音乐、美术等因其特殊性而有很大发展,出了一批伟大人物,但它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思想则始终比较落后,“个人权利”、“自由”、“民主”等作为现代社会基石的思想难以传播,而反现代性的“斯拉夫主义”却不断地发展,最终在1930年代形成了教条主义的理论结晶。

(摘自《学术界》2010年第2期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