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学与当代学术

朱万曙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学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的新话题。近年来，徽学越来越引起学人的关注。有人称之为“显学”，虽有夸大之嫌，但它所引起的关注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现象。徽学之所以产生影响，其原因可能有多种，它所体现出来的当代学术潮流和走向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
一、           新学问：从资料发现开始
王国维在《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里说道：“古来新学问起，大多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王国维所概括的规律，在当代学术中仍然发挥着作用。新资料的不断发现，也不断为当代学术带来新的话题，带来新的认识。例如楚简的不断出土和公布，对《老子》的重新认识和解读，就推动着哲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正是由于徽州大量历史文献的发现，徽学也得以成为一门“新学问”。
徽州文献包括文书档案、谱牒、典籍等类型。它们的数量之多其他地域难以比拟；它们的特色和价值也非常突出。
徽州文书的数量，据有的学者估计，其总数不少于30万份。这些文书内容极其丰富，包括了土地关系文书、财产文书、赋役文书、商业文书、宗族文书、会社文书、诉讼文书等等。有关于禁止赌博、重视教育方面的乡规民约；有官府的各种文告，也有属于官府档案的鱼鳞图册、黄册。尽管其他地方也有文书档案，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它们“或数量有限，或种类单一，或仅为某一朝代的，在量和质的方面都难以和徽州文书档案相比”，从而具有重要学术研究价值。
由于古代徽州人重视教育，在明清两代刻书业又非常发达，典籍文献（包括刻本和抄本）的留存也大大超过其他地方。据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徽州文献综录》课题组的调查，见于公私目录著录的徽州典籍文献约9千余种，现存的徽州文献约4千余种。此外，古徽州的谱牒文献同样极其丰富。冯尔康主编的《中国家谱综合目录》著录的徽州家谱有700余种，根据近年来我们的调查，徽州的谱牒总数当在1500种左右，且宋、元、明时期的谱牒保存数量也超过其他地区。
与文书和文献遗存的丰富相得益彰，由于徽州地处山区，历来没有受到多少战争的破坏，它的地面又保存着大量的物质文化遗存，仅黄山市就有5000多处。除了号称“三绝”的古民居、古祠堂、古牌坊以外，还有完整的村落，有历代文人、官僚、商人留下的各种遗迹，有古桥、古塔、古戏台、碑刻，它们和大量留存的历史文献相互印证，构成了研究古、近代徽州最丰富也最直观的标本。
二、地域研究：宏观和微观研究的互动
在当代学术中，地域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表现了学者们向纵深开拓的努力；利用地域的丰富文献资料，研究走向了微观，避免了宏观研究的浮泛；而微观的地域研究和宏观视野相结合，则使得地域文化显示更为丰富的内蕴和更重要的学术价值。通过微观和宏观的互动研究，我们对于传统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必然更加深入。徽学研究恰恰体现了这一互动特征。
徽州文献和文化遗存直接反映着该地域的的历史文化，传载的是徽州地域的历史文化信息。数量众多的族谱和祠堂，使我们认识到这个地区的宗族曾经是重要的社会结构形式；徽州文献里记载的大量重视教育的信息，使我们有可能梳理徽州地域的教育历史，我们可以统计历代徽州的书院数量，可以寻觅到徽州人高度重视教育的思想意识，甚至可以阅读到徽州人发展教育的操作方式。大量留存的文献和物质文化遗存，使我们直接认识到徽州区域文化具有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独特性。因此，徽学的第一个层面无疑是徽州地域研究。
但徽州地域文化并不是孤立形成的，更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它的基本属性依然和中华文化血脉相连。早在30年代，胡适就提出了“小绩溪”与“大绩溪”的看法。徽商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徽州的读书士子入朝参政，徽州的文人活跃于各个文化圈，他们参与到中国文化的大循环中。徽州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还具有典型性。徽州的宗族社会，反映了以血缘为纽带的中华文化特点；宋明理学是官方哲学，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就在徽州，因此徽州成为理学流传的重要地区；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徽商是经济领域的活跃代表。徽州地域的这些特点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明清两代社会发展内在脉络。因此，通过对徽州地域文化的考察，我们能够从中寻找出中国历史的很多脉络、中国文化的很多重要特征。
三、关注民间：历史研究视野的转换
20世纪以前的历史研究，基本上是研究政治史。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批欧美史学家提出了“综合历史学”和“总体史”的思想，要求扩大史学的视野，研究政治史以外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乃至于心理历史；在我国，梁启超等一批史学家也倡导并关注下层民众社会的研究。到了上世纪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史学研究的视野得到了真正的拓展，各专门史的研究得到深入，民间史料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被运用到各专门史的研究之中，丰富了人们对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的认识。
与传统史学使用的资料很不同，徽学的资料记忆的是民间文化信息。僻居于江南一隅的徽州，因为是偏僻的山区，它的文化维模功能表现得特别明显，它保存文献的能力也远远超过社会变异极快的地区。而这些丰富的文献记载的恰恰是乡野山村的民众生活信息。于是，徽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政治精英，不是朝代交替，不是皇宫后院，而是寻常百姓的寻常生活。这一特点，又与近年来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相契合。
大量的徽州文书是明清时期徽州民间社会生活的实录。举凡徽州百姓的土地买卖、祭祀活动、宗族规范、山林保护、茶叶交易、兴办教育、婚丧嫁娶，乃至乡村的戏剧演出，都被予以详细记载。徽州谱牒文献留存也极为丰富，它们记录着徽州各个宗族的历史信息，更多的是寻常百姓生存的信息。通过对这些历史材料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复原明清时期徽州民间社会的整体实态，也可以复原一个宗族乃至一个家庭的生活实态；还可以从中分析徽州历史上的宗族迁徙、人口状况、民间经济运作等等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感叹的那样：“徽州民间文书的大批发现，为人们开启了明清以来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许多新课题，使得以往无从研究的诸多侧面，陡然间增加了不少内容翔实而生动的新史料。”
四、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必然性
学科的交叉和综合，同样是当代学术的一个重要走向。在传统学术中，文、史、哲向来是融通为一体的。一部《孟子》，不会是哲学史家论定其哲学价值，文学史家分析其文学技巧，历史学家描述其历史图象。王国维、梁启超等一代学术大师，谁也没有将文、史、哲分开，王国维既考证先秦历史和边疆史地，又写出了《宋元戏曲史》《人间词话》等著作。但是，从50年代到80年代，学术的分工越来越细，专家越来越多，通识者越来越少。到了90年代，不同学科的交叉研究才成为学者们共同取向。
徽学由于其文献和地面遗存以及其内涵的丰富性，特别需要学科的交叉，需要综合方法的研究。就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徽学与传统的文、史、哲三大学科已经发生了极为密切的联系，显示了它的综合性。
由于传世的徽州文献以历史文献为突出特色，因此，徽学与史学的交叉和结合最为密切。它至少扩展到以下三个层面：其一，大量传世的徽州历史文献本身就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术领域。徽州文书既是地域文书，又有着中国古代文书的各方面特征，包括其类别、形制、书写格式乃至俗字的使用等等，都值得总结和与其他地方的文书进行比较。典籍文献和家谱文献，的编撰过程、版本和收藏情况、刊刻地和刊刻者等，也属于历史文献学的研究范畴。其二，是与各专门史的结合。如徽商、徽州土地买卖文书、赋役文书研究与中国经济史的结合，徽州宗族研究、人口研究与中国社会史的结合，徽派建筑、徽州村落与中国建筑史的结合，徽州教育与中国教育史的结合，新安医学与中国医学史的结合，徽州科技与中国科技史的结合，等等。其三，是对徽州区域历史文化的分门别类和综合的研究。
徽州曾经涌现了朱熹、戴震等一大批哲学家和思想家，使得徽学与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交叉显得尤其突出。这一领域表现为三个层面：一是结合徽州区域历史文化对思想家的研究，如对朱熹和戴震的研究；二是徽州地域思想流派的研究，清人赵吉士在他的《寄园寄所寄》就立有“新安理学”条目，这一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果。三是徽州民间思想信仰的研究。徽州文书、谱牒及民间文人的著述甚为丰富，为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民间的思想信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可以弥补思想史只停留于士大夫（精英）思想层面的缺陷。
徽学与文学艺术的交叉可以列入中国文学史、艺术史研究的范畴。如徽戏、徽派版画、新安画派等等。由于徽州文风昌炽，徽商好儒，明清两代徽州的民间文人的文学艺术创作活动十分活跃。徽州民居保存着大量“三雕”，其雕刻工艺、各种图案中蕴含着的民间审美观念、民俗观念也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除了传统的文、史、哲三大学科外，徽学可与之交叉的学科还很多。例如徽州文书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第一手资料；徽州文书中的俗字、现存有关徽州方言土音的抄本，是语言文字学的新题目；徽州宗族的迁徙与中国移民史；徽州入仕人物与中国政治史等等，也都激发着我们的学术兴趣。
要而言之，80年代后徽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而是当代学术潮流推涌的必然结果。作为综合性的学科，徽学的内涵远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但却和上述当代学术潮流有着内在的契合。因此，徽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当然，徽学兴起的时间并不长，它的学术积累还不够丰厚。但可以预见，随着大量文献资料的不断发掘和公布，这门新学问必将为更多的学者所关注和参与，其对于当代学术的推动作用将越来越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