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期·广州旧闻篇] 时局维艰，盗亦“有道”

2006-08-27 15:46:13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时局维艰，盗亦“有道”
旧时广州盗贼扫描
1923年－1925年
历史精神
盗贼多了，偷盗事件就成了日常生活
如果每天都看到小偷，那么小偷带来的震惊的感觉可能会少许多。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人，似乎就已经变成了这样。
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始终是社会理想，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问题，即使是健康的身躯，也总会有小恙。
何况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广州，特殊的历史事件与历史环境造就的城市，处在一片兵荒马乱之中，无怪乎每天都有盗窃事件发生。比如“1923年10月27日至29日三天，接连发生三起盗窃案，损失都很大。光天化日下盗贼竟胆敢翻墙穿瓦入室行窃，可见其猖獗的程度。”而翻看当时的报纸，可能看到许多副刊的文章，介绍小偷的神技，骗子的高明，语气平静，心态平和，大有久经沙场见怪不怪之气势。
17世纪英国诗人约翰·堂恩说，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这段话被写在海明威的小说《战地钟声》的扉页，如果断章取义，我们一定要说“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恐怕显得有点危言耸听，那么我们至少可以说，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这样的表述显得温柔了许多。
想来那个时候的广州，每个人都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座岛屿，因为唯有自成一体，隔岸观火，才能那般的心平气和。
可人人都知道，谁都不是一座岛屿。
余光中说“烧我成灰，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片厚土。那无穷无尽的故国，四海漂泊的龙族叫她做大陆，壮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难叫她做江湖”，当时的广州，各路军阀，各地流民，即使是繁华的码头港口集市街道，全都带上了浓浓的江湖气，百姓落难，祖国变江湖。
这个时候，变成岛屿也没有用。
民间记忆
“贼佬计，状元才”
上世纪二十年代，是广州的社会治安情况最差的时期之一。各路军队轮番占领市区，不法军人伺机滋事，各地失业百姓也向这个貌似繁华的大城市集中，其中也不乏铤而走险者。《广州民国日报》本地新闻的报道，几乎每天都可以见到盗窃、抢劫，烟、赌、娼妓的新闻，许多明目张胆的犯罪，今天看来，也令人心惊。那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一个城市在慌乱中艰难度日，寻找着问题的解决之道。
当时的广州盗贼各逞所能，呈现出千奇百怪的世相，所以也有“贼佬计，状元才”的说法，意思是盗贼往往要有几分状元的头脑，这样的俗语除了描述盗贼之猖獗，也隐隐透露出寻常百姓对“贼佬”无计可施的自嘲情绪。
盗贼手法
百姓对小偷无计可施
当时盗贼的手段也相当高明。
街道上抢劫的人，总是三五成群，有正手与副手之分，正手在前，副手在后，一两人在一边，一人实施抢劫之后，被抢的人茫然四顾之时，旁边的人就胡乱指点，说后面的人是盗贼，被抢的人追后面的人，前面的人则拿了抢来的财物轻松逃脱。被抢的人不但丢了财物，还要受到盗贼捉弄。
黑天入室盗窃的小偷，只需要备五六条钥匙、铁钳、铁线等工具，所到之处，大门“无不洞开”，技术高明的小偷可以在黑夜里用嘴分辨珍珠与金器，用手触摸就可以分辨布料的优劣，携物而行，必有背部在先，这样可以避免发出声音，被人发现。据说小偷还有制咳、运气以及轻轻走路的本领。
犯罪司空见惯，报纸上对盗贼手段描述详细，却无愤怒之情，反而娓娓道来，如同讲述江湖故事。而小偷的本领更是被“神化”，可见社会心理已经相当脆弱及畸形，对“小偷”技术近乎神术的描述，说明与之抗衡的力量之弱，百姓对小偷已经无计可施，求助无门，只剩下自嘲旁观一条路。

背后拉包。

利用镊子作案。

利用刀片作案。

入室盗窃模拟图。
防盗口号

一商家挂出“偷一打死”的警示牌。

一块菜地上竖起的“防偷”告示牌。

地铁站内的防盗窃宣传牌。
旧闻回眸
民国时的盗贼
没有安全的地方
据1925年10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小广州栏目“盗贼的手续”
在船上盗窃被称作是“趁飘”，“趁包”的种类也很多，除了“顶包”和“摸窃”外，还有一种叫做“爆牛血”，往往有两三个人，拿着大块毡子上船，遇到有人拿着箱包等物，就逼上去，几个人围住，趁乘客熟睡或者不注意的时候，用大块毡子盖住箱包，然后在毡子的下面尽情地偷盗箱包中的财物。
点评：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州刚刚出现了公共汽车，当时车少乘客多，车上拥挤不堪，所以除了渡船外，公共汽车也成为重灾区，不少人在公共汽车上丢失钱包等物。社会风气不良，百姓无论居还是行，都没有安宁的时候。
偷电也是偷
据1925年10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小广州栏目“窃贼转行偷电去”
偷电也需要本钱和工具，所以偷电的和普通的小偷又不可同日而语。另外窃贼的手段只有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而偷电的人却是整夜整夜地偷。因为电力公司并未报案，所以偷电的人可以安心地偷了。
点评：世风日下，所以“偷”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小偷不劳而获，而住在高楼大厦之中的富人，也都想占社会的便宜，道德底线一降再降，人们对“偷”恨不起来，怨不起来，法律执行不力，道德约束的力量也降到了最低点。
盗贼销赃有道
据1925年10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小广州栏目“老鼠馆之黑幕”
外人看来，老鼠馆似乎颇为冷清，收卖什物杂货，光顾的人不多，其实老鼠馆经营典当业务，同时也为盗贼销赃，而且还有坐收利息，不用纳税。赃物拿来，总是“值十沽六，或者五成不等”，如果水紧(意思是追捕紧急)，盗贼会将赃物全部交给老鼠馆，自己拿了钱从容逃走，而老鼠馆一旦被追穷，则可以用“不知情”来推托。
点评：盗窃猖獗，就是因为盗窃的链条越来越完善，销赃有道，自然降低了偷窃的成本和风险，使偷盗更加成为一门高利润的生意。
居民不敢出门
据《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8日，第3版“公安局迭次起掳详情”
迩来广州市内外掳劫案，层见迭出，居民往还，咸感危虑。东北郊外，夕阳西下，除“丘八爷”(兵的戏称)及苦力外，“都为裹足”。
点评：民初时期，广州的小北、东山等北郊、东郊一带，尚属城郊，相当荒僻，广州城东门一带是乱坟岗，这里也是盗匪活动频繁的地方。《1923－1925年广州的治安形势及孙中山的整治措施》一文介绍，该地多山坳，地形复杂，不便设置岗警巡逻，如果没有呼应快速、奔驰灵敏之警察部队，不足以维护该地治安。民初曾在该地设有马巡警队，后因经费困难被解散。1923年6月，广州市公安局鉴于该地的治安需要，恢复民初的马巡队，成立了警察骑巡队。当然骑巡队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不能解决居民的“危虑”之感，当兵的长枪短炮伴身，苦力不名一文，除了这两类人之外，普通百姓“都为裹足”也是正常反应。
旧时世相
盗贼黑话
所谓黑话，是黑社会的隐语和暗语，上世纪二十年代，广州的盗窃团伙有许多有地方语言特色黑话，通过这些黑话，可以感受得到团伙内部分工如何明确，盗窃手段的丰富。
盗窃团伙行动，首先要有“针”的通报，所谓针，又被称媒，也就是向盗窃团伙通报情况的人，接到针的线索之后，“掷色”就要去勘探地形，“掷色”是团队的首领，之所以被称作“掷色”可能和他要通过掷骰子决定在盗窃中各人分工有关。
“掷色”看过地形后，就要“聘友”，召集人马，然后立“红单”，约定各人的职位以及分赃的份数。这个过程被称作是“食糖”。
人马配备齐全，就由“掷色”点香分给参与盗窃的各色人等，大家东向而拜，然后进行分工，其中一队人负责前进，称作是“顶风”，一队人负责收尾，称作是“把风”。
此外还有来水、去水、分撑、走线，这些都是盗窃团伙常用的“专业词汇”，含义到今天已经不甚了了，但仍旧可以感受得到这些词汇中透出的匪气。
盗贼分工
犯罪现象增加，也丰富了广州话中和犯罪有关的词汇，即使是盗贼，也有许多类型，比如入室盗窃的被称作是“当锄”，而入室抢劫则被称作是“揉洞”，普通的盗贼被称作是“小手”，那些在街头实施骗术的人则被称作是“推友”，晚上作案的人则被称作是“墨漆”，现在的广州话中，除了“小手”的说法仍旧有人使用外，其他几种已经不太常见了。
贼内部的分工也相当明确，比如揉洞作案，一般都是六七个人一伙，入室抢劫之前肯定要通过被害人家的邻居或熟人提供信息，这样的“内奸”被称作是“熟鬼”，熟鬼的存在，不但反映了社会治安的问题，也暴露出在动荡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全面崩溃。
盗贼在了解了情况之后，往往扮作熟人或者冒充军队人员上门，三四个人进门，两三个人在门外“把风”，入室之后，一人做“搪友”，把住宅中的伙计或者家人赶到一个角落中，强迫他们不要发出声音，然后其他人开始大肆搜刮，这个过程叫做“买货”，财富到手之后，盗贼则里外互通音讯，转瞬间可以逃得无影无踪，能够被当场捉住的非常之少。
兵匪一家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尤其是1923年到1925年前后，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由于借重军阀的军队，军人大量涌入广州。这些军队的素质良莠不齐，郭华清在《1923－1925年广州的治安形势及孙中山的整治措施》一文中介绍，当时进入广州城的军人中，以杨希阂的滇军和刘震寰的桂军和其他的杂牌军为主，这些军队军纪极差，加之军饷常被克扣拖欠，很多士兵实施抢劫，希望能够发意外之财。广州市的抢劫案件很多就是这些军人干的。除了真正的军人，这些穿军服的行劫者也有不少是普通的劫贼和抢匪假冒的。像不少揉洞作案，就是假冒军人上门。
《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4月报道，有军人擅搜民居，报道称有身穿制服的士兵十余人，闯入逢源正街的一处民宅，这十余人中，有一人持长枪，他们声称搜查乱党，除了长时间搜查外，还向仆妇询问该宅男主人的情况，而仆妇则回答家中男性都去扫墓未归。这时候，警察接到报警以军队入室搜查不曾知会警方为由前来干预，商团也派大队人马前来，此时军队已经不知去向。据说这户人家姓苏，是西关富户，而军队声称搜查，也只搜查了苏家一户而已，似乎别有内情。
类似的案件屡有发生，“广州市内拐骗等案，近来猖獗异常。公安局接此类控报，日必十有余起。”军警关系不和，商团力量掺杂其间，局面相当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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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十年代，除了盗贼之外，诈骗、吸毒、赌博、卖淫也是造成社会治安差的原因之一，禁毒、禁赌、禁娼的工作虽然没有停止过，但效果并不明显。
鸦片　禁烟吸烟，同在一馆
1925年《广州民国日报》的一则小报道可以为禁烟作一小注脚。这篇报道标题是“烟馆何故宙灯”，新任烟署督办撤销了“灯捐”，某一日惠爱东路的谈话处忽然关灯停业，不少依时前来的“烟友”失望而归，而除了惠爱东路外，其他各地的烟馆却未受影响，烟友“吞吐自如”。
据《广州市志》，新闻中的烟署指的是民国十二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的禁烟督办公署，民国十四年改为财政部禁烟总处，民国十六年又改为广东省财政厅禁烟局、禁烟科，后又改为广东省禁烟督察处、广东省禁烟委员会、广东省禁烟特派员公署。
这些机构名为“禁烟”，实是卖烟，为掩人耳目，把鸦片烟土称为“戒烟药料”，鸦片烟膏称“戒烟药膏”。新闻中的谈话处以及“戒烟室”等，其实也是吸烟馆的别称。广州市内，初期指定在河南开设“戒烟室”达数百间之多，入夜灯火通明，“道友”(吸烟人)往来，通宵达旦。尔后，广州河北不准开设“戒烟室”的禁令也取消了。
娼妓　明娼暗娼，此消彼长
从清末，就已经有了明娼与暗娼的区别。据《广州市志》，光绪三十一年巡警部规定，每月缴纳妓捐的为“官妓”，不缴纳的为“私娼”。
民国十三年3月8日，广东各界妇女数百名在广州西瓜园召开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何香凝主持大会，提出“争取妇女解放”、“废除娼妓制度”，并举行示威游行。
民国十五年6月11日，国民政府广州市公安局公布《修正取缔妓馆妓艇及娼妓规则》规定：“营娼业者须赴省河花筵捐收机关注册”，“欲当娼妓者，须由该寨带同该妓亲到该管警区，查询核明确系自愿当娼并无被卖及勒索情事，应填具甘结，方得赴省河花筵捐收机关注册领照”，对不办理注册领照的私娼严加惩处。
但明娼暗娼从未完全杜绝。1924年，各路军阀大军进驻广州，因为寻找驻地困难，所以有很多部队驻在东堤一带，本来这里是烟花繁华之地，随着军队的进驻，不少妓女都转到他处，所以相当冷落。在这样的情况下，私娼反而因此“猖獗”，生意旺盛，比东西两堤真有“天渊之别”。所谓明暗娼之消长，正是指的这种情况。而花捐公司更因为收入骤减，提出要组织人力，到酒楼捉拿私娼。
赌博　时禁时放，时严时松
1924年4月一天的报纸中，就有两则新闻和赌博有关，一则是《南岸什赌伤人》，讲的是城西南岸地方，杂赌盛行，有两个人因赌而发生争执，大演武剧，其中一人被对方用小剑刺伤，由老乡用门板抬去医院就医，而行凶之人也趁乱逃走。
一则是《永汉南禁杂赌》，讲的是当局已经禁杂赌，不过永汉南路一家公司不知什么原因，仍旧开放杂赌，“猖獗异常”，有军警十余人前去围堵，赌徒四散，非常狼狈。而该公司的钱财，也被人趁乱偷走。
赌博时禁时放，即使禁赌也是时严时松。据《广州市志》，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禁赌相当曲折。民国十年元旦，广东各界数万人在广州举行禁赌、提倡国货大游行，并推举代表百余人谒军政府各总裁，呈递联合请愿书，受到孙中山、伍廷芳接见。孙中山表示：“余可完全答应，但诸君亦须合力相助乃可。”
民国十二年，陈炯明叛变，败退惠州。滇桂军进入广州，又大开赌局，日收赌饷不下2万元。民国十四年6月20日，代理大元帅兼广东省长胡汉民宣布禁止广州市内的“番摊”、“白鸽票”和杂赌。民国十八年，两广军阀混战，“番摊”又招商承办。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张丹萍
本版供图：CFP
本专题由本报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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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拂玄 何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