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7期·广州旧闻篇] 自绝，怎一个“厌世”了得

2006-09-26 10:14:04   来源:南方都市报
自绝，怎一个“厌世”了得
旧时广州的自杀现象
1924－1925年
历史精神
自杀者，寻死，还是觅活？
“生存或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哈姆雷特的叩问404年来不断敲打着我们的心，他的疑惑是代表全体人类普世而发的。我相信，每一个轻生的人，当他们拧开安眠药瓶盖的时候，当他们将刀颤抖地对着自己手腕的时候，当他们望着脚下的万丈深渊的时候，心房里一定荡起过这个铿锵的声音，就算他／她没有读过莎翁，无论他／她最后作何抉择，这些人一定曾扪心自问过——
“生存或是毁灭，这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本身却又包含着全部的可能和答案，没有第三种选择。就连自杀——这种毁灭的形式——在指向死的同时，也隐喻着生的含义。
我这样说并不是想玄谈佛教的来生主义，也非少数先圣的“寻找不到生的意义，便去寻找死亡”或“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之所以说自杀并不只是寻死，也可能是求生，是两则相隔77年的市井新闻所带来的感受。
翻看上世纪20年代的《广州民国日报》，发现有关轻生自绝的报道频现于纸端，一月不下六七宗，这在采写条件困难，报纸只有几版的当时已占了不小比例。该报也曾于1929年10月18日刊文，称该年上半年广州有25人死于自戕，赴死未遂者无法统计，文章同时也扼腕痛惜于这种“比什么还要悲惨的行为”于我市“会日炽一日”。
在车水马龙的广州街头随意翻看报纸的我们，也许很容易就能“体谅”那个时代的轻生者——在军阀纷争的兵荒马乱之中，因流离失所、不堪饥贫而放弃的人自是值得同情；在“父母之言”依然关键的民国初年，为反抗封建枷锁而“自挂东南枝”的情侣固也令人动容；而那些哀叹着“国破山河在”，怀沙自沉的死国者则更会赢得今人的敬意；就算一些由于无法适应社会转变而怯懦逃避的自杀者，也似乎因其时代的特殊性，显得稍微情有可原。
尽管可为当时的自杀行为冠以“一千个伤心的理由”，但阅读旧报的时候，我们还是隐约感觉到了一种纯粹厌世主义的阴霾，幽幽地笼罩在20年代的广州城上空。许多自杀的个案无因可循，一些人似乎突然看破尘世，或刹那间万念俱灰，既不留遗书也不见先兆地像气泡幻灭般自尽了。如《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4月15日所载，13岁小童“不知有何不了之事，于寝息时，潜于蚊帐内悬梁自尽”，尚未体会人生丰富的小孩子竟也如此轻生，实在令人心寒！而诸如《阿四因何自缢》、《女子何苦轻生》、《何故坠楼图死》……这一个个“因何”、“何苦”、“何故”，正忧伤地诉说着那个时代的无奈。当时的编辑是否也会点上一根烟，自问“为什么”、“为什么”、难道世人能把握的命运，就只有向死而已？难道乱世之中，国民真的就像那风中的稻草，无力地摇曳？
一个时代的人民有着一个时代的气质。厌世，便是20年代广州市民潜人格中阴郁的一面。
光阴一转，80年后的今天，时代匆匆的步伐催人不断向前，广州人早已在改革开放中树立了积极实干的形象。然而厌世的消减并未带来自杀率的下降，轻生的人并非少数(这跟生活节奏的紧张有关，举世皆然)。但让我们心惊的是，一种被传媒戏谑为“自杀秀”的有中国特色的畸形自杀，却如病毒一般在花城蔓延疯长，其案例之多，竟能让我市某报盘点起“自杀秀热门地点”来了。
比如今年8月的“杜仁政跳桥案”，这场“秀”僵持了4小时，导致塞车十公里。现场有不耐烦的司机探头大喊“要跳快跳”，事后更有人大代表跳出来说，“这是挟持群众”、“严重浪费社会资源”、“一定要严惩！”。一时间，杜仁政们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生存或是毁灭”的疑问依然困扰着我们：几十年来人们寻死自杀的问题不但没得到缓解，现在就连不想死的人都要去“跳桥”了。对于当下中国要努力建设的和谐社会，我们不由地思考——
“这是个问题！”　　　■杨天昊
旧闻延伸
半年来广州自杀现象分析
本年度上半年自杀案共有二十五宗，实际上以半年的时间，在本市区域内的市民自杀，谁都知道不止此数，因为地方法院所有的自杀数目，系从检验自杀的尸体登记得来的，其自杀的结果，是不及救活者，而被救活的自杀次数，尚未包括在内。
自杀，这是一件比什么都要悲惨的行为，极不得已而为的事情。自杀的人，倘若不是有身心的缺陷，便是有极端不能忍受的痛苦，觉得没有路可走了，然后才有这样的牺牲。否则，恐怕谁都没有这样大的决心和勇气，而肯出于自杀这条路。凡有生命的动物，无不继续不断地求生存，不幸而死，固为无可奈何……所以自杀这回事，实在悲惨极了！
然而，自杀既不是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为什么自杀风气，会日炽一日呢？社会学告诉我们：自杀是受客观的主观的原因的影响。经济组织的缺憾、社会腐败、教育不良、风俗浇薄、家庭纠纷、恋爱失败、气候变动等，都是自杀客观的原因。造成这几个原因，全由于社会景况和社会构造不良的原故。至于主观的原因，则由于生理上或心理上的关系，例如身心缺陷，精神失常，思想谬误等，这便是主观方面的个人体内的原因了。其影响于自杀，于客观的原因，有同样的力量，所以无论环境的抑或个人的原因，都有使人自杀的可能，因此自杀的动机，不是受环境的压迫，便是受个人原因的影响。我们把两方面的原因来比较，事实上由于环境方面的原因而影响于自杀，多于个人方面的原因。可是，实际情况又以两方面原因的合并为多。因为自杀的原因，常时都是很复杂的。
据1929年10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
社会局筹划防止自杀
年来自杀之风，由日而沪，由沪而港，由港渐传入粤。过去两月之自杀统计，有增无减，是此以往，对于社会国家前途，影响巨大。故市社会局成立之初，即认定设法消弭自杀为重要工作之一，但欲立即禁绝此风，困难实甚，良以人海茫茫，谁不受环境之压迫，若稍受意外打击，即萌短见，抑以实愚者之所为。现社会局决由此因势利导，特拟定各项办法，俾得按次实施，逐渐杜绝，考自杀之原因，多系受经济压迫或失恋。该局拟定防预法，约可分为二项。
(一)“积极办法”：为防止因经济压迫而自杀者起见，不能不早日筹设探望员数名，长川驻局，以便欲犯自杀者可先往该局将环境压迫状况，详细与该探望员诉明，传探望员转呈局长，设法救济，至于失恋者，社会局可派员出而调解，务使双方均得美满结果。
(二)“消极办法”：在局内组织防止自杀研究会，每周指定时间，开会讨论，届时由局员随时提出意见，至宣传力量，原与自杀之风有密切之关系，现该局拟日阅致函报界公会请转知各报馆通讯社等，以后关于登载自杀新闻，务严劝谕态度，多赐以警词，使拟犯自杀者，先有鉴于前，复带悟于后，此种自杀风气，当可日见消沉矣。
据1929年10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
旧时漫画


民国时期，民间自杀事件频仍，许多漫画家都关注到了这一现象。上图为漫画《灾官末运》(童漪珊作)，下图为漫画《中国人的自卫枪》(廖冰兄作)。
旧时影像

近代民主革命宣传家陈天华，1905年12月8日投海自杀以唤醒同胞，时年30岁。

著名影星阮玲玉，1935年3月8日服毒自杀，时年25岁。

著名影星艾霞，1934年除夕自杀身亡，时年虚岁23岁。
旧闻回眸
旧时自杀百态
〈一〉　因贫困自杀
因贫自杀之男子
西关文昌巷通心街二十号，住客麦得贤，年约四十余岁，向在惩戒场当差，今年赋闲在家，惟麦素无恒产，赋闲后，生计困难，久存厌世主义，曾对其妻声言数次，妻以善言安慰始已。讵于昨二十八日，其妻范氏，因姐夫七旬，前往助埋丧事，麦某竟于二十九日，不知如何，潜服阿芙蓉，以图毕命，其妻是夜回家察觉，尚未气绝，即延医救治，但麦已服毒太多，返魂无术，不多时遂与世长辞云。
据1925年6月2日广州民国日报
点评：事业是男人的第一生命，所以没有事业的男人，容易产生厌世主义。
〈二〉　因争执自杀
妇人因口角自杀
十五日午后二时许，朝天街普宁里第十三号住户，有夫妇二人，因家庭细故，彼此吵闹，初仅口角，后妇因言语不能战胜，竟愤而取刀自杀，向颈部猛割，堂堂重伤倒地，血流如注，旁人观此，急上前解救，不致当堂殒命，后乃请医救治云。
据1925年6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
点评：“言语不能战胜”而自杀，自尊心堪比生命重要。
〈三〉　因情感自杀
乐极生悲少年自刎
老城旧仓巷凌霄里何家祠少年何某，持刀自刎一事，略见报端，兹续查何某现年十九岁，向在香港某大学校肄习英文，辄于课余之暇，出作冶游，遂于猎艳场中，获与一女郎结识，讵料女郎固染有疯疾者，何竟懵然不知，嗣其朋齐向之警告，复往医生检验血液证明果有疯菌。何因此愤愧交集，痛不欲生，即于数日请假回省，决意自戕，潜购锋利剃刀一柄，于是日早膳后实行其厌世主义，旋为家人惊觉援救，暂得不死，即日送往博济医院调治。何某乃于入院之夕，草就遗书两通，致其父母，陈述自戕原因，随于二十五早在院毙命。现其父母将遗书分送朋齐传阅，俾为一般少年猎艳之借鉴云。
据1925年5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
妇人意图殉夫
宜民市周某，番禺人，向经商于外洋，有母陈氏，妻汤氏，姑媳二人在家。汤氏与夫平日爱情极笃，而且待姑至孝，坊邻无不颂其贤德。前月其夫周某，在外洋忽然染病逝世，昨日噩耗传来，汤氏痛不欲生，竟于是夕，趁家人睡熟之际，闭门易，悬梁自缢，意图以身殉夫，但当上吊时，用脚踢离桌椅，卜然一声，忽一仆妇起身小解，闻主妇房中响声，知必有异，遂由门呼一看，立见汤氏情形，即呼起家人破扉进内，极力施救，幸施救迅速，得庆生还。惟汤氏至今，日夕以泪洗脸，凄惨异常，坊人闻之，莫不为之惋惜云。
据1924年6月9日广州民国日报
寻亲不遇自杀
昨下午四时许西瓜园地方，有军士数人，用床板扛一男子，置于地下，其上有棉胎遮盖，但男子已气绝多时，段警聆耗，惧又是为谋杀者，当即驰至察看，时适有别兵经此，是与该军认识者，即问该军，斯人为何致死，据云，此人寻其亲娘不获，靡靡回营，自用小刀刺毙，今持扛之埋葬云。
据1924年4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
点评：为情所困，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说服力的自杀理由。
〈四〉　厌世自杀
小童何故厌世
西关五福二巷某工作店，有一学徒，现年十三岁，昨夕不知有何不了之事，于寝息时，潜于蚊帐内悬颈自尽，翌晨店主见其久未起床，疑是患病，命人视之，始知伊已自尽，然已魂离躯体，莫可施救，遂即报警区转知法院，派员将尸验明，始行殓葬云。
据1924年4月15日广州民国日报
女子何苦轻生
西关龙华东约欧阳宅，有女阿金，年华二九，姿首颇佳，曾毕业于某女校。阿金平日，事母甚孝，坊众尝称道之。讵阿金今日，不知受何感激，乘家人不觉，购买阿芙蓉膏二钱，回家吞服，迨家人察觉，破门入内，惟受毒已深，虽多方施救，已返魂无术。其母以金死得不明不白，立即报告警区，并请法庭验尸备案，昨日出殡，闻其未婚夫亦往执绋云。
据1924年4月3日广州民国日报
少妇何故轻生
昨二十晚省港龙山夜船，有异常娟好衣裳楚楚之少妇，船行至虎门时，纵身投海，船上哗然，卒无由施救，竟随波浪而去。当船在省未闻行时，有少年偕其落船，同船搭客，均闻少妇大声对少年言曰，如果你去，我不去。只此一语，该少年即上岸而去，未知是何感慨，如此轻生也。闻该少年姓朱，在商团某团充当教练者云。
据1924年4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
少妾何故自图毙命
警察第一区署段内仁厚里第十一号住客陈光，大腹贾也，年逾知命，有子知明，亦已二十余岁，后为娱老计，故于去年间娶一刘氏女为妾，陈妻唐氏，性情亦颇仁慈，待下素无苛虐，故陈自娶妾后，家庭和睦如故。讵昨日下午三时许，陈妾刘氏，不知因何感触，竟潜购漂白粉一大包，将房门紧闭，在内服食，以图毕命，幸为其子知明发觉，立疾声叫喊，家人毕集，破扉入内见刘已倒卧地上，面色大变，奄奄一息，乃立请邻近之医生到场救治，讵多方施救，亦未见效果，只得雇夫将其扛往市立医院治疗。闻刘受毒甚深，颇难痊愈云。
据1925年8月29日广州民国日报
阿四因何自缢
回栏新街三十二号，系裕安大押店住宅，该宅主人因事举家回乡，并请得五十余岁老妇亚四一人，在此看屋，亚四不知如何，在屋内二楼自缢毕命，但事隔多日，尚未被人发觉，以致尸身臭烂，秽气熏天，坊众人等闻此异味，颇称离奇，正欲报警查视，其家人则已由乡返来，启门入内，始行发觉，仓皇出走，报告警区。该警察第六区分署据报，昨三日已电请地方检查厅派员相验，填格备案，后由宅主通知死者亲属，赠棺殓葬云。
据1924年6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
何故坠楼图死
昨二十七日午西堤二马路庆男茶居三楼三分木厅座上，有一衣白夏布衫客某甲，于品茗之暇，不知受何种感触，忽从三楼纵身跃下，顿时气窒目定，仆于地上，伤势颇重，后由该店伙及段警雇夫将之扛往市立医院医治，查该客在楼品茗并无朋友偕来，当日同桌品著者系绝不相识，断非因口角钱债之迫，咸疑其为赌败而自寻短见，迷信者则谓为被冤鬼阴魂拨弄所致云。
据1924年5月30日广州民国日报
点评：这一系列“何故”，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厌世主义”的盛行。
〈五〉　为国事自杀
学生蹈海遇救
昨十六日下午七时许，荔枝湾三丫涌，有男女学生二人蹈海，为同伴警觉，幸获救回，未遭灭顶。兹查此事之真相，该男生名丁慕宝，女生名钟学华，均系德宜路图存甲种工业学校学生，当其未蹈海之前，常因国事疾首蹙额，自沙基惨案发生后，更为愤激异常，厌世之言，溢于言表，彼之朋辈，早防其有自杀之举，以故对于彼之行动，常暗中监视。讵昨十六日，丁钟二人，忽于午后，大肆交谈，换穿新衣，相约赴荔枝湾蹈海，在途中适遇其友四五人，见彼举动，疑有他故，遂上前与语，分赁洋板二艘乘游玩，至七时许，其友倦游思返，正在促彼归来，丁钟乃以食粥为辞，于是同食鱼生粥，不料粥甫食毕，丁即长叫一声，纵身跳水，当时水势甚急，顺流直下，钟见丁已跳水，亦相继跳入水中，临艇之友，观状大骇，乃急上前先行将钟施救，幸执获其辫尾，故能立刻救回，惟斯时丁已随水漂去，直由火车桥口出海，附近旁人，急扒艇出海追救，卒将丁救回，由友人妥送返家，惟丁则因入水过久，返家后即延医生调治，两人均未毙命，亦云幸矣。
据1925年7月18日广州民国日报
点评：一个国家不能给人希望，那么个体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
〈六〉　离奇自杀案
贤藏街自杀案
有湖南人龚德修，前娶陈七姑为妻，平日颇相恩爱，嗣龚赋闲日久，无可为何，陈七姑不堪挨苦，乃转嫁与黄某，遂居于贤藏街三十三号楼上第十五号，以作双宿双楼之所，但黄系军界中人，早已出发前方效力。而龚失妻以来，铁鞋踏破，前数日始探悉所在，亲到访寻，陈七姑因黄某未有归期遂留前夫在内食宿，重敦旧好，不知何因，昨夕陈七姑出街购烟，龚忽在房门口自缢毙命，陈七姑回时观状大骇，知不得了，立即逃去无踪。迨屋主惊觉，出而报警协同救护，已无术返魂，由区电请检厅派吏验明后，即饬该屋主备棺殓葬，并将陈七姑所遗家私什物，会警点明保管候领云。
据1925年6月4日广州民国日报
花旗酒店自杀案
昨二十一日夜后，西堤花旗酒店，发生离奇自杀案，查死者系油栏门成安海味店外股东家，名邓活，浅年三十六岁，系南海神安司沙背乡人。先是邓于二十日下午入花旗酒店居住，交下按柜一元，即住于第三十号房，入栈时并无行李，至翌晚，侍役见其久不起床，乃开门入内察视，始知邓在床上死去，身犹拥被而卧，桌面有二钱庄烟膏五盅，并身上有书函一封，函面写明交油栏门成安海味店店东招镜如，转邓活家内收入字样，侍役发觉后，不免大吃一惊，立即报告管房转告司理，驰赴该管九区二分署报案，并即通知成安店店东兼司理招镜如。
招闻报后，随往观看，见死者尸体胸前有爪痕伤三条，显系服毒后辛苦异常，因而抓痕之故，即将其遗书检起，并嘱该酒店暂勿将尸收殓，俟通知其家属赶到，俾为最后之诀别。
其死时身穿鼻烟色绒对衫，湖水绸纱紧身，白汗衫冷衫，锁口绒裤，囊中只有存银亳数角，并绝命书一封，兹将该函照录如下：
谢氏贤妻知照，启者。予所作之事，甚为对你不住，目下行到绝路，今与你分手，剩下儿女总之彼(原文误俾为彼，兹姑照录以有其真)心极捱大，将来或有好处，夫在泉下，保佑你便是。现下欠大嫂银八百两，此款明年十月左右退股交回大嫂便是，至我死后各举从简使用合也，因存下现银有限之故也，十一月初五刻，夫沽绝命书，现我死在花旗酒店，祈着阿燕与阿森来附回安葬云。
据1925年12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
点评：这两则自杀案都有点悬念，不知道是自杀还是他杀，疑云重重。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陆勇平(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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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专题由本报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编写。
感谢中山大学图书馆提供馆藏报纸。
责任编辑：杨拂玄 何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