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中国古代文学 - 文学编年 - 国学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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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中国古代文学
鲁迅曾指出：“倘要弄中国上古文学史，不是还得看《易经》和《书经》吗？”①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也曾主张“揭去后人所加上的一切神秘的衣裳，”呼吁“从《易经》中寻出当时的艺术。”显然，中国文学的研究者们已经注意到《周易》与中国古代文学早已结下的不解之缘。事实正是如此，研究中国上古文学史，不能不认真研究《周易》，《周易》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
（１）《周易》的文学思想是后世文学批评理论的滥觞
《周易》作为一部特殊的哲学著作，是通过“形象”来说明哲理的，这类“形象”以两种方式体现：一是依赖于卦形符号的暗示，二是借助于卦爻辞文字的描述，二者体现了早期的文学象征意义。
由于卦爻辞摄取了各种人所熟知的象征物，创造了生动而具典型性的象征形象，兼之卦爻辞富于哲理色彩的暗示性，使其象征意义鲜明化、深刻化、含蓄化——这就是卦爻辞象征艺术的三大特点。
①　　鲁迅：《鲁迅全集》第五卷，第 23 页。
卦爻辞摄取了人们所熟知的象征物，使幽隐的象征意义鲜明化。
在四百四十八则卦爻辞中，作者摄取了人们生活环境中的种种事物或现象作为象征的客体，这些象征物包括十一类，一、人物：加王、公、夫、妇，二、人体：如耳、鼻、股、趾，三、飞禽：如隼、鸿、鹤、雉，四、走兽：如虎、豹、马、鹿，五、水族：如龙、鱼、龟、鲋，六、植物：如杨、杞、葛，七、器物：如车、舆、瓶、瓮，八、食物：如酒、肉、膏、■，九、建筑物：如宫、庙、屋、庐，十、山川原野：如陵、陆、渊、谷，十一、气候现象：如履霜、日中、不明晦、密云不雨……等等。
《周易》作者之所以取用如此广泛而且为人们所熟知的象征物，目的当然是力图使卦形所寓含的幽隐的象征意义得以鲜明地体现。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乾》卦以龙的运动变化来象征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
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潜龙、见龙、跃龙、飞龙、亢龙既说明了龙在不同环境下的各种运动变化状态，又表示了事物在发展中不同阶段的不同情况，从而比喻了人事。
初九爻辞说，龙处在潜伏阶段，还没有发挥作用，表示事物处于隐微状态，比喻人隐居不出。九二爻辞说龙已经显露头角，表示事物发展变化已显现可见，比喻有才德之人能出来活动，可以大有作为。九三爻辞说有才德的人要真正能做出成就，必须兢兢业业；九四爻辞说龙在渊中自由活动，为龙腾飞准备了条件，比喻人处于有利环境，发展事业会顺利。九五爻辞说龙跃起而飞升到了天上，表示事物发展到了鼎盛时期，比喻有才德之人到了登上高位大有作为的好时机。上九爻辞说龙已飞到了天空极高处，脱离云层，必有过悔，表示事物发展到顶点，就要走下坡路，进入衰落阶段，比喻人居极高之位后，骄傲自满，脱离臣民，必被臣民推翻，用九爻辞说，六爻的龙象征万事万物生生不已，事物无终止地生成。
《乾》卦通篇使用象征手法，通过人们熟知的象征物龙的潜、见、跃、飞、亢这些运动变化形态，表达了事物由隐到显，由低到高，由小到大的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及其规律，更主要的是说明人事。试想此卦如果不用人们熟知的象征物，而是以抽象的语言析抽象的寓意，那么这一爻隐而未显的象征意义就很难被人们所知晓了。
卦爻辞创造了象征形象，使鲜明的象征意义深刻化。
我们仍以《乾》卦为例。《乾》卦中六爻都取用同一种象征物——龙，其象征物在各爻中已是具有不同生动而初具典型性的象征形象。同样是“龙”，在各条系辞中却各有不同的个性气质，“潜龙”，隐伏水底，待时而动；“见龙”，初露头角，跃跃欲试；“跃龙”，条件具备，有待成功；飞龙，大功告成，前景辉煌；“亢龙”，冒进取咎，悔之莫及。
《乾》卦爻辞分别塑造了不同环境中各具特性的“龙”的形象，使爻辞的象征意义显著地深化，从而使读者更深切地了解、体会作者的用意，这便是文学的功能。读者阅至“潜龙”一爻，便会产生人隐居不出，静处不动，修身蓄德的感受，甚至可能产生洁身归隐的想法；阅至“跃龙”，便会感到条件已备，要大干一场，可望成功；阅至“飞龙”，会振奋精神，大有作为；阅至“亢龙”，会产生戒骄勿躁，谨防冒进的体会。我们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受，正是卦爻辞的象征意义因象征形象而深刻化的原因。
卦爻辞的暗示性，使其象征意义含蓄化。
《周易》的最初功用是占筮，为了使这种推测有较宽余的回旋余地，卦爻辞往往建立在富有哲理性的暗示的基础上，这就造成其象征意义的含蓄性。正如黑格尔在《美学》一书中所说“象征在本质上是双关的或是模棱两可的。”前人说“《易》难看，不比他书，……如说龙非真龙”（《朱子语类?读易》），正因为“龙”是用作暗示的象征物。
我们仍以《乾》卦为例。
《乾》卦的象征物是“龙”，而作者的本意“说龙非真龙”，是以龙的运动变化来象征事物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其终极目的，是以“龙”来说人，以事物的发展过程暗示人的行为，二者事实上又内在地融合为一体，象征着奋发向上有所作为的精神，这种精神同时依存于不断变化发展的各种环境中。其六爻分别暗示了这种变化的复杂过程，旨在告诫君子如何审时度势，奋发有为。显然，卦爻辞的这种暗示性，使其内寓的哲理颇为丰富，使象征意义耐人寻味，启人深思。所以朱熹说：“盖《易》不比《诗》、《书》，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底事理，只一两字便是一个道理。又人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密端正”。①对于这个特点，《系辞传》说：“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所谓“其旨远”，即《周易》的哲理意味深远；“其辞文”，即卦爻辞富有文彩；“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正是说卦爻辞的暗示性导致其象征意义的含蓄化。
《周易》卦爻辞的象征艺术，对后世文学表现手法产生了极大影响。这里，我们就卦爻辞的“象征”同《诗经》的“比”、“兴”作一比较分析。
比：象征艺术本来就含有浓厚的比喻因素，因此，卦爻辞创造的所有的象征形象，也可以说都是通过特殊的“比喻”来显示一定的哲理意义。卦爻辞象征的“比喻”性，类似“暗喻”，即所喻指的对象在爻辞中一般不出现，其义复杂含蓄，而《诗经》的“比”，大部分是明喻，如《诗经?魏风?硕鼠》：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士，爰得我所。
作品以硕鼠贪婪无厌的丑恶形象，来比喻靠剥削为生的贵族，表现人民的反抗。
无论暗喻，或是明喻，就其实质而言，《诗经》的比喻手法与卦爻辞象征的“比喻”性，无疑是一脉相承的。
兴：《周易》的取象，是拟取人所熟知的各种物象来象征其哲理意义；《诗经》的“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两者在借助外物以创造形象，寓托内情这一基本方式上是颇为相似的，故清章学诚言：“《易》之象也，《诗》之兴也，变化而不可方物矣。”①
如《周易?大过卦?九二》爻辞“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其意是枯老的杨树重新发芽长叶，反枯为荣，老头子娶得少女为妻，转向年轻，所以无不利。
①　　《朱子语类?易纲领》。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下》。
爻辞中“枯杨生稊”是起兴，引起下文，并比喻老头子娶了年轻女子为妻。作品的鲜明的形象，铿锵的韵调，触景生情的比、兴手法，写出了老人寻得青年配偶，呈现着枯木逢春的生机。
再如《诗经?周南?关睢》：“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作品以洲中嘻戏的关睢鸟起兴，引起男女相爱的正文。
通过对《周易》及《诗经》作品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周易》卦爻辞的象征艺术与《诗经》比兴手法的联系。《周易》卦爻辞取“象”以寓“意”的象征艺术，对其后的文学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诸如先秦诸子文中突出显示的运用寓言阐理的特色，如《孟子》的“揠苗助长”，“奕秋诲奕”；《庄子》的“疱丁解牛”，《韩非子》的“滥竽充数”，“郑人买履”；《吕氏春秋》的“刻舟求剑”；《列子》的“杞人忧天”；《战国策》的“南辕北辙”等等，以及屈原作品高度发挥的“兴寄”手法，都显示着《周易》象征艺术的深远影响。
此外，《易传》的哲学思想也包含了某些文学观念，或者为某种文学观念提供了解释的依据，对此，过去的一些文学批评都曾有所提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易传》的文学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易传》文学思想中十分重要的观点之一是“象”这一观念。《系辞》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这是以事物的形象解释易。于是，便“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产生八卦，又以八种卦体和阴阳二爻的变化，比附万事万物。
《易传》中象的观念的形成、阐释和提倡，推动了从具体事物出发的思维方式，因此，易象便与文学形象具有某些共同之处，清代学者章学诚曾说：“易象通于《诗》之比兴”，指出“易”与文学的关系。他同时认为“象”包括“人心营构之象”，这即是通过想象创造构成的形象，他用比兴解释易象，又强调创造的形象与自然之象的关系，认为易学能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这就把《易传》的“象”及其对文学的关系作了很好的说明。
易象模拟自然，《易传》将“易”解释为对客观事物的模拟，这一思想反映在文学上即是要求文章也源于自然。文源于自然说给予后世文论的影响，包括两种理论，一种是强调师法自然，反对人工雕琢，以苏洵、苏轼为代表；另一种则认为文章应象自然界那样变化多姿，以皇甫湜、田锡为代表。
《易传》文学思想中的另一个观念是“变”。《系辞》说：“生生之谓易”，生生即是不绝之辞，指变化不绝，万物恒生。因此，《周易》的每一爻都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变化，而卦爻辞则是带有主观感情的对种种变化的描述。《易传》的“变”的观念，为文学形象的复杂性、生动性提供了解释的基础，为文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变化提供了哲学的说明。
《易传》“变”的观念，影响后世文论极大。刘勰《文心雕龙》便有“通变”一篇，专讲文学的继承与革新，指出“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文律运周，日新其业”，意思是说文学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有新的创造。显然，这种理论的基础是受《易传》“变”的观念的影响。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凡主张文学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者，无不称引《易传》而加以发挥。如袁枚认为“文章之道，如夏、殷、周之立法，穷则变，变则通。”（《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清代叶燮论诗，强调发展变化，认为“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又说“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均见《原诗内篇》）认为万事万物皆变，这正是《易传》的主导思想。
《易传》的“穷、变、通、久”的有关“变”的说法是后世文学变化创新学说的基础。受这种“变”的影响在文学上便出现了“变”的理论，“变”的现实，一种文体或一种风格，发展到了末流，写到了穷尽处，不变是不可能的，只有变才能拓展局面，扩大范围，文学才能更真实地反映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及人生，才能保持其永久的生命力。这当然要归功于《易传》“变”的观念的影响。
《周易》中的“变”的观念还包括阴阳组合及物极必反的思想。这两个基本思想对于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也极大，仅以小说为例，《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张飞，《水浒传》中的宋江、李逵，《西游记》中的唐僧、孙悟空，都是阴阳两极性格的最佳组合，而这些作品的情节发展，又无不是遵循着“物极必反”的原则进行的。
（２）《周易》文学现象中的美学意蕴
其一，“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滥觞。
文艺的流派主要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二者都扎根于现实生活，都具有现实性，但又有区别，前者偏重现实本身，后者偏重生活理想；前者强调写实，后者强调写意；前者所创作的审美形象往往是现实中存在的，后者所创作的审美形象多带有假想的特点。究其实，这后世形成的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早在《周易》中的“观物取象”和“立象尽意”中见端倪。
所谓“观物取象”，正如《易经?系辞》所言，观夫自然、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再模拟这些具体事物，使成为具有象征意义的“易象”。正因为这样，《周易》中出现的具体形象，即“易象”并非凭空杜撰，而是作者“观物取象”的产物，因此，它们与大自然、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事物相象。当然这种相象是经过作者的选择、加工，概括和重新组织的。
《周易》的“观物取象“始终是以客观存在的现实为中心的，强调现实本身，它所创作出的审美形象，是描摹现实的“写境”。尽管《周易》作者不会意识到他在用现实主义方法进行创作，但“观物取象”的实质已构成现实主义的主要因素。
与此相反，所谓“立象尽意”，则是与“观物取象”截然不同的另一种创作精神和表现手法。《易传?系辞》言：“圣人立象以尽意”，亦即王弼《易?略例?明象》所言“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周易》的作者正是要通过立象以尽意，所谓尽意即是要对天下之道上下求索。《易传?系辞》说：“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揭开事物的真相）成务（明确成就事业的方法），冒天下之道（总括天下事物不断变化的规律），如斯而已者也。”
《周易》作者为了“尽意”，为了实现宏伟理想，使《周易》中不少卦爻辞的含义往往超越了它简短的语句所能概括的范围，由有限转入无限，转向大千世界、浩渺宇宙、茫茫人海。为了尽意，作者有时通过想象、幻想，虚构了一些带有假设性的奇象。如前所述《泰》卦（　　）的地（　　）在上，天（　　）在下的奇象，以此显示阳气上升，阴气下降，二气相交，象征着天地交感，意味着变化发展。从而万物生生不息。所以，《泰》卦象征吉利，因为它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周易》作者通过想象、幻想、虚构的这一奇象，便将《泰》卦的深意尽情表述出来。
为了“尽意”，《周易》的作者有时驰骋想象，到远古的神话传说中去取象，比如《乾》卦，摄取古代传说中龙的各种不同形象，表现事物发展的过程，同时尽量表现多方面的人生哲理，龙的形象当然是假想的形象。
《周易》的立象尽意偏重于生活理想，其所立之象，主要是写意，其中呈现的审美境界，是寄托理想的“造境”。这些又无意中构成浪漫主义的主要因素。
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这两道洪流的源头是《周易》中的“观物取象”与“立象尽意”。
其二，“以象喻理”——文学形象思维的第一步。
在《周易》的创作过程中，“观物取象”或“立象尽意”，都坚持了“以象喻理”的表现方法，《周易》的大部分内容不是抽象的说教，而是“以象喻理”。通过比喻，以具体生动、可感的形象去表现一定的生活哲理，这一点使《周易》这部哲学著作同时兼有文学特征。这种表现方法，可以说贯穿在《周易》全部内容之中。《周易》中一些卦爻辞既是喻理之象，也是形象鲜明的文学作品：如“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些卦爻辞，实际上已与民歌区别不大。
《周易》的“以象喻理”，正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以象喻理”的过程正是形象思维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具体的形象。《周易》的作者虽然不会自觉地认识文艺的这一规律，但是他们已经用形象和图景来思考，坚持了“以象喻理”的表现方法，表明上古人们已不自觉地迈出了艺术思维的第一步，掌握了文艺的特征。
《周易》“以象喻理”的表现方法，启示历代文艺家充分重视文艺的特征——形象性，以增强作品的感染力。陆机的《文赋》进一步从理论上谈到这个问题，所谓“期穷形而尽相”正是文艺的形象性的要求。刘勰的《文心雕龙》强调文艺作者要“神与物游”，“物以貌求”，都是强调文艺作者要进行形象思维，要以形象说话。
其三，意在言外——诗词寄托说的先声。
为了“以象喻理”，《周易》常用一些生动的比喻，这些比喻往往不让特定的被比喻的主体事物直接出现于文中，仅仅描述取作比喻的客体事物，这一特点，使《周易》具有寄微于显，意内言外的特点。
《周易》中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以《坤》卦为例：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初六：履霜，坚冰至。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六四：括囊，无咎无誉。六五：黄裳，元吉。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用六：利永贞。
此卦中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外在的字面意思是二龙在野地搏斗，流血染泥土，成黑红黄混合的颜色。其隐微之意是用以比喻人间之战，双方不免俱有牺牲。因此，要谨慎从事。此爻所象征的这种意义，在爻辞字面上并没有任何表现。
这种意在言外的表现方法，是要求读者通过表面浅显的事物，领会其中寄托的深刻含义。这内在的含义，往往还要读者凭着各自的生活体验去作补充，去再创造，才能心领神会。
由《周易》始创的这种表现方法，在我国诗歌发展的漫长过程中越来越受到重视，并被广泛采用。
“意在言外”的表现方法在诗歌中使用相当多。历代诗论家都主张“人贵直，诗贵曲”，多强调“语不欲犯（语言不能直接说出题旨），思不欲痴（思维不能像伦理思辨那样痴滞呆板）。”李东阳在《怀麓堂诗话》中说：“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模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这段论述强调了诗的寄托说。
词较之诗，则偏重于抒情，它不着重再现外在的客观世界，而是着重表现人的内心活动，即人的思想、感情、心灵、意念的流动，因此，词比诗更要求“以少总多”，“语不欲犯，思不欲痴”。清代张惠言，将《易》学的论点运用到词论上，提出了“意内言外谓之词”的寄托说，强调词贵寄托，要词外求词。
《周易》所开创的“意在言外”的表现方法，成为我国文学的重要表现手法，被历代文人重视，因为这种写作方法将间接性（虚、隐的方面）寓于直接性（实、显的方面）之中，使直接性与间接性矛盾双方达到和谐统一。这种方法所创作的作品往往收到“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十分耐人寻味。
其四，“杂”与“一”的统一——《周易》中的艺术辨证法。
《易传》：“君子豹变，其文蔚也”，意思是说君子的文章须如虎豹的斑文，灿烂而多变化，富于文采。对实现这个标准，《周易》提出了独到之见。
《易传?系辞》：“物相杂，故曰文。”意为必须让一些对立因素相杂相错，相反相成，才能斐然成章。并云：“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意为《周易》反映天下之事内容非常复杂，但却不离其主旨——事物变易之道，全文是统一体。
由此我们得出《周易》所谓的“君子之文”是“物相杂”与“贞夫一”的统一。如果只有杂，势必使文章杂乱无章；反之如果只有一，势必使文章单调乏味。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处理得当，达到矛盾的对立统一，多样而和谐，才能言之有文。因此，《周易》较之同时代及以前的散文更富文采。
《周易》中蕴含的艺术辩证法思想，对后代艺术家颇有启示。他们能意识到在对立中求统一，在多样中求和谐的重要性，他们能将诸多矛盾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如取舍、详略、虚实、浓淡、平奇、抑扬、擒纵、巧拙等等。正因为历代文学艺术家能在艺术的矛盾对立中求得和谐的统一，才产生了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可以说，没有矛盾的统一，就不会有中国古老而精彩的文学艺术。这当然要得力于《周易》中“杂”与“一”的启示。
（３）《周易》与中国古代文学表现手法
《周易》卦爻辞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较之甲骨卜辞、钟鼎铭文在散文方面跨进了一大步。甲骨卜辞、钟鼎铭文只是一种简单的散文的雏型，只是把占卜之辞，祭祀之事粗略地记下来，毫无雕饰，这类文字单调乏味，表现力相当幼稚。
《周易》卦爻辞的进步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散文与韵文相结合。
《周易》是一部散文，句式基本上是散行的，一些爻辞又穿插一些韵文，如“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坤》卦），这类句式都是散行的。爻辞中的韵文很多，有些用得相当精采，如：“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大过》卦），“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大过》卦）。这两爻辞音节和谐，有韵律，“稊”、“妻”、“利”、“誉”都是同韵字，而且“利”与“誉”都在句的末尾上，构成了“压脚韵”，读来琅琅上口。
由于《周易》散文之中又杂有韵文，使人读来于平淡无奇中有新颖之感，大大增强了卦爻辞的表现力、感染力。
其二，长短句和对偶句相结合。
《周易》卦爻辞主要是长短句组成，如“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离》卦）；又如“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卦）这种长短句式，使人感到有一种参差错落之美。
在《周易》卦爻辞中也有不少对偶句，如“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屯》卦），此爻辞班、涟押韵，句末用助词如，而且上下两句结构相同，音节相等，意义相近，这是成功的对偶句。又如《大过》卦，不自觉地运用了对偶的修辞方法，爻辞除断占辞外，文句整齐，隔句或不隔句两两相对。初六爻辞与上六爻辞的“藉用白茅，无咎”；“过涉灭顶，凶，无咎”相对，九二爻辞与九五爻辞的“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相对，都是先说天道，再说人事。九三爻辞与九四爻辞的“栋桡，凶”；“栋隆，吉”相对，这种两两为偶的句式，是《易经》编者的艺术加工。
《周易》卦爻辞中的这种对偶句及对偶修辞方法，使爻辞出现一种平衡对称之美，大大增强了爻辞的表现能力和效果。
其三，叙述与描写相结合。
《周易》爻辞将静态的叙述与动态的描写相结合，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作为散文，《周易》主要是叙述，如《小蓄卦》是叙述先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情形，其九五爻辞“有孚挛如，富以及邻”，意思是因为有邻居的帮助，才把抢粮食的人俘虏并捆了起来，保住了粮食，过上了富裕生活，这显然是使用了叙述的笔调。
《周易》在叙述的同时，还使用生动的描写的手法，从而，使其所表现的内容形象更生动感人。如《中孚》卦六三爻辞：“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这段描写生动表现了作战胜利后战士们的各自情态，有的击鼓乘胜追击，有的力已竭而疲倦，在休息；有的激动得流泪，有的欢快的歌唱，把胜利后参战者的表情、心态、行为描述得非常形象具体，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战后的鲜活动人场面。
《周易》叙述描写事物词汇相当丰富，语句简短、洗练、生动、形象。如描写震雷之下人的各种不同情态：“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七■”（《震》卦）；描写敌人入侵，家园遭破坏后，人们的悲苦“出涕沱若，戚嗟若”（《离》卦）；述说对家庭成员的行为规范要求，不能任凭“家人嗃嗃”、“妇子嘻嘻”（《家人》卦）等。
再如描写动物：写猛虎扑食曰“虎视眈眈，其欲逐逐”（《颐》卦）；描写马的形色是“贲如皤如，白马翰如”（《贲》卦）；讲龙在野地搏斗则“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坤》卦）。
《周易》中的这类描写尚有很多，正因为《周易》使用了相当丰富的词汇，以完整而又洗练的语句，描绘出生动的事物形象，因之也取得了相当的文学价值。
其四，《周易》卦爻辞中的短歌采用了“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周易》中有不少短歌，少者只有两句，多者不过六句，大都韵律和谐，句法整齐，可以咏唱。如：《屯》卦：“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归妹》卦：“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等，这些短歌言简而洗练，理玄而旨深，隽永、含蓄，前人陈骙《文则》曾云“易文似诗”。张蔚然《西园诗塵》则进一步指出“易象幽微，法邻比兴”。《周易》卦爻辞中采用赋的手法的短歌也很多，如：《中孚》卦：“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采用比的手法的短歌如：《否》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内容是说如果人们常常保持警惕，想着“我要灭亡！我要灭亡！”那么，这个人以及这个国家就不会灭亡，而且还会像根深蒂固、枝繁叶茂的桑树那样巩固。这里以苞桑来比喻国家的安固。《周易》卦爻辞采用兴的手法的短歌如：“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此歌以明夷鸟垂翅而飞起兴，写君子饿着肚皮走路，表现了行役人的艰苦。又如：《中孚》卦“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里，上句说的是雄鹤唱，雌鹤和，鸣叫的鹤儿在树荫，它的对偶和之，以此兴起下句：“我有美酒在杯中，与你共饮之。”表达了彼此之间的愉快感情。
《周易》中出现不少生动的短歌，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①受民歌影响，这部占筮书“观物取象”，所观之物都与人们生活、存在密切相关，这中间自然难免有普遍存在于民间的歌谣。②《周易》作为筮书，筮人需要背诵卦爻辞，只有短歌形式比较容易成诵。因此，其短歌之出现也就势在必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