谶纬与《文心雕龙》（读《文心雕龙》） - 文学编年 - 国学论坛

谶纬与《文心雕龙》（读《文心雕龙》）

    谶纬是兴盛于我国汉代、流行于魏晋南北朝的一种神学迷信思想，刘勰的《文心雕龙·正纬》篇，正是针对谶纬而作的。刘勰为文强调“宗经”，然而谶纬假托经义，宣扬瑞应灾异，对于这种以“纬”乱“经”的现象，刘勰认为应该加以纠正。刘勰的“正纬”，在指出谶纬的“无益经典”之后，强调其“有助文章”，因而提出对于谶纬应该是“酌乎纬”。

    谶纬是由谶与纬组合而成的，两者开始并不相同。谶，亦称符谶、图谶，是一种诡秘的隐语，用以预决吉凶，我国自古有之，先秦曲籍中有所记载。如《国语·郑语》：“厭弧箕服，实亡周国。”这是周宣王时孩童传唱的谶谣。而纬，即纬书则兴起于西汉哀帝、平帝时期，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孝经》都有纬书，总称“七纬”。纬配经是阐发经书经义的，但董仲舒等人为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将图谶与六经的经义穿凿附会起来，从而形成谶纬之说。这样，谶纬既指图谶，又指记有大量图谶的纬书。
     
    谶纬在东汉时期极为盛行，“至于光武之世，笃信斯术，风化所靡，学者比肩”（刘勰《文心雕龙·正纬》，以下引文未加注者均见此篇），由此形成了“六经彪炳，为纬侯稠迭；《孝》、《论》昭晰，而《钩》、《谶》葳蕤”的局面。据《隋书·经籍志》的记载：纬书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七纬》三十六篇，还有三十篇为“九圣之所增演，以广其意”，总计八十一篇。

    刘勰所处的齐梁时期，谶纬虽遭禁止，“宋大明中，始禁图谶。天监已后，又重其制”（《隋书》卷三十二）。但其实都禁而未止，仍然相当流行。如沈约所撰《宋书》，专门列有《符瑞志》，从伏羲、神农讲到刘备、刘裕，都是承天受命的帝王。萧子显撰《南齐书》也有《详瑞志》。到梁武帝萧衍代齐即位时，萧衍谦让不受。见《梁书》卷二《武帝中》：“是日，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谶六十四条，事并明著。群臣重表固请，乃从之。”这些记载说明，谶纬从西汉末年形成、东汉盛行，经过魏晋到齐梁依然风行。谶纬在隋炀帝即位后，遭到严加禁毁，自此谶纬之说销声匿迹，纬书也大多散迭。

    刘勰撰写《正纬》篇，本身也能说明谶纬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之下，谶纬与刘勰主张“宗经”是相悖逆的，对于人们“为文”学习经书也极为不利。所以对于所谓配经的谶纬，“前代配经，故详论焉”，刘勰必须要“正纬”。刘勰的“正谶纬”，以儒家的经书作为标准来检验谶纬，即“按经验纬”，指出“其伪有四”，刘勰以“乖道谬典”、“无益经典”否定了谶纬，并指出谶纬非孔子所作，而是“伎数之士，附以诡术”加以编造的。此外，刘勰还引用了桓谭等人对谶纬的揭露，作为自己“正纬”的有力证据，以此指出谶纬的“虚伪”、“深瑕”、“僻缪”和“诡诞”。

    然而，对于“无益经典”的谶纬，刘勰却又指出它能“有助文章”。谶纬威吓能“有助文章”呢？刘勰认为：“若乃牺、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从“事丰”和“辞富”两个方面，刘勰肯定了谶纬对文章写作和文学创作是极为有益的。

    具体来说，关于“事丰”，纬书记载有“牺、农、轩、皞之源，山渎钟律之要”等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地理知识、天文历书，这些记载事迹丰富奇特。纬书中确实保留了大量的关于伏羲、神农、轩辕、少皞等最早的传说，如《礼·含文嘉》载：“伏者，别也，变也；羲者，献者，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伏羲德洽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乃则象而作《易卦》。”又载：“神农，神者，信也；农者，浓也。始信耒耜，教农耕种，美其食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卷十七）《春秋·命历序》载：“炎帝号曰大庭氏，传八世，合五百二十岁；黄帝一曰帝轩辕，传十世，二千五百二十岁；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则穷桑氏，传八世，五百岁。”（卷十三）纬书中还有“山渎钟律”即记载山水、音律的。纬书中《遁甲开山图》、《河图括地象》及《古岳渎经》等，就有对山川地理的描述，如《河图括地象》记载：“昆仑山为天柱，气上通天。昆仑者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广十万里，有三千六百轴，互相牵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卷三十二）纬书中有谈到音律音乐的，如《乐叶图征》：“夫圣人之作乐，不可自娱也。所以观得失之效者也。故圣人不敢取备于一人，必从八能之士。故撞钟者当知钟，击鼓者当知鼓，吹管者当知管，吹竽者当知竽，击罄者当知罄，鼓琴者当知琴。故八士曰：或调阴阳，或调律历，或调五音。故撞钟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击罄者以知民事。钟音调，则君得道，君得道，则黄种、蕤宾之律应；君不得道，则钟音不调，钟音不调，则黄种、蕤宾之律不应。（卷二十）纬书中的这些记载为人们的写作、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无限的想象空间。

    关于“辞富”，刘勰则举例为：“白鱼赤乌之符，黄金紫玉之瑞”，“白鱼赤乌”，指周武王的故事，《史记·周本纪》中原有记载：“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卷四）后《尚书·中侯》载：“白鱼跃入王舟，王俯取鱼，长三尺，赤文有题字，题目下名授。右有火自天，止于王屋，流为赤乌。”而“黄银紫玉”出自《礼·威仪》：“君乘金而王，则黄银见，其政颂平，芳桂常生。君乘金而王，则紫玉见于深山。”（卷十九）这写“白鱼”、“赤乌”、“黄银”、“紫玉”，都是象征即位为帝的瑞兆。纬书中的这些词语，色彩绚丽、鲜明生动，摁扣仪用作为文学的语言。

    纬书的“事丰”、“辞富”构成了纬书与经书完全不同的特点，即“经正纬奇”。刘勰认为纬书对于阐发经书经义是毫无好处的，但是它们对于人们的为文却极有帮助，人们可以择取“事丰”、“辞富”进行写作。显然，正是谶纬的“事丰奇伟”、“辞富膏腴”，使刘勰认识到其“有助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