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向与杨雄 - 文学编年 - 国学论坛

刘向与杨雄刘向,杨雄
刘向与扬雄刘向（生平事迹已见前）在学术上是今文经学家，青年时期曾受命从江公孙学习《春秋谷梁传》，为当时推阴阳、言灾异的重要人物。但是，他与一般俗儒不同，并不赞同神鬼，又有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出于对大汉王朝的忠心，对统治集团内部的种种腐败丑恶现象痛心疾首，思想上有浓重的怀古反思以矫时弊的倾向，故而在散文著作中往往虽讲天命灾异，却饱含现实的针对性。正如明代张溥在《刘子政集题辞》里所说： 感灵异而论《洪范》，戒赵、魏而传《列女》，鉴往古而著《新序》、《说苑》，其书皆非无谓而作者.因此，作为学识渊深的学者和艺术修养颇高的文学家，他的散文作品在当时内容贫乏、文采寂寥的文坛上，最早以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而令人瞩目。
他写了不少奏疏类的政论文章，如《使人上变事书》、《条灾异封事》、《极谏用外戚封事》、《理甘延寿陈汤疏》、《谏营起昌陵疏》等。其中以《谏营起昌陵疏》最为著名。
《谏营起昌陵书》写于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１６年）。成帝继位第二年，就在渭城延陵亭大兴陵墓为初陵；但修造了十年后，到鸿嘉元年（公元前２０年）却又放弃，改在新丰戏乡另造昌陵，弄到 大兴徭役，重增赋敛，征发如雨，役百乾谿，费拟骊山，靡敝天下 的地步；然而五年后于永始元年没有修成的情况下，再次放弃，仍反回到初陵，扩大规模 广盱营表，发人冢墓 ，致使 百姓财竭力尽，……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 （《汉书？谷永传》）。
正是在这种极为严重的情势下，刘向愤而上此谏书。文章一开始就直率而大胆地引经据典，指出： 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 来警戒奢侈无度的成帝，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魄力。然后以孝文皇帝感悟张释之的进谏， 遂薄葬，不起山坟 为发端，援征历史上自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 圣帝明王贤君智士 之薄葬，吴王阖闾、秦惠文、武、昭、庄襄王及秦始皇 大作丘陇，多其瘗藏 ，却 咸尽发掘暴露 ，一正一反对比强烈的经验教训，说明 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的道理。言之凿凿，感情充沛，是非分明，有很强的说服力。
尤其是讽举秦始皇厚葬的一段：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下锢三泉，上崇山坟，其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有余；石椁为游馆，人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黄金为凫雁。珍宝之藏，机械之变，棺椁之丽，宫馆之盛，不可胜原。又多杀宫人，生埋工匠，计以万数。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骊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项籍燔其宫室营宇，往者咸见发掘。其后牧儿亡羊，羊入其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烧其藏椁。自古至令，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数年之间，外被项籍之灾，内离牧竖之祸，岂不哀哉！
以去古未远尽人皆知的秦亡事实，揭示残暴奢靡营陵厚葬的祸害，排比铺陈，气充词沛，全不同书生坐而论道，毫不讲阴阳灾异，直追汉初政论的声气，而非当时儒者委婉雍容所能比。最后力逼成帝营陵之弊： 及徙昌陵，增埤为高，积土为山，发民坟墓，积以万数，营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费大万百余。……说愚夫之目，隆一时之观，违贤知之心，亡万世之安，臣窃为陛下羞之！ 尖锐犀利，无所顾及，足见置生死于度外的耿耿之心。
刘向所编的《新序》、《说苑》、《列女传》三部著作也是颇值得注意的。虽然书中都是取材于先秦至西汉的百家传记，但是由于其中很有一些生动的历史、寓言故事，或是以巧妙的比喻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观点，或是揭露讽刺统治者上下的昏庸贪苛，语言形象，富于情节性，颇近于小说，故而有较强的文学性。例如《新序？杂事第五》中著名的 叶公好龙 的故事：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夫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
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
绘形绘色，历来广为传诵。再如，《说苑？谈丛》中也有一则绝妙的讽刺性寓言：枭逢鸠，鸠曰： 子将安之？ 枭曰： 我将东徙。 鸠曰： 何故？枭曰： 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 鸠曰： 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 借猫头鹰只想更换地方避人厌恶，极幽默地讽刺了不想改正缺点的人。
《列女传》是专为封建社会妇女所编的教科书，其中当然有部分要求妇女尊守礼法三从四德的封建糟粕。但是，其编写目的是在于看到成帝时皇后赵飞燕与妹赵昭仪以及卫婕妤荒淫奢侈， 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以戒天子。 因此力诫帝后去其无耻行径，还是有积极意义的。从所编一百余个历史故事来看，多数还是表彰美善，歌颂古代妇女高尚品德、聪明才智以及反抗精神的内容，而且有些情节生动感人，颇具女性文学的特征。
如果说刘向在思想上是怀古反思，那么其后的扬雄（生平已见前）则进一步表现为复古了。作为文学家，扬雄前期创作集中在大赋上，而后期则基于复古思想而予以抛弃，改变为从事散文的写作，正如《汉书？扬雄传赞》所说： 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 他的《太玄》、《法言》分别为模拟《周易》与《论语》之作，但却并非为复古而复古，而是针对哀、平、新莽之时政治极端黑暗，当权者利用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大搞鬼神谶纬的社会现实，以谈学术的方式表示不满和批判。如在《太玄？莹》中，以 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故不攫所有，不强所无，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其可损益与？ 通过对自然观的阐释发挥，不仅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同时也可细味出对权势争夺者的讥刺。再如《法言？君子》说： 或问：' 人言仙者，有诸乎？''吁！吾闻伏犧、神农殁，黄帝、尧、舜殂落而死，文王毕，孔子，鲁城之北。独子爱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无益子之汇矣。' ……
或曰：' 世无仙，则焉得斯语？' 曰：' 语乎者，非嚣嚣也与？惟嚣嚣为能使无为有。'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 对于迷信神仙的人予以批评，而对制造神仙的人则予以抨击。由此可见，扬雄复古的动机还在于借古非今，批判当世，故而其进步性是应当肯定的。但又须看到，这类著作模拟古人，语言也力求古奥， 好为艰深之辞 ，如此行文，必定会减损其文学表现上的价值，可谓矫枉过正。
然而，扬雄所写直陈政见的政论文以及直抒胸臆的杂文，则并无古奥艰深之病，而是明白晓畅，有很强的感染力。如写于哀帝建平四年（公元３年）
的《谏不受单于朝书》。当时匈奴乌珠留单于上书愿朝五年，公卿以为虚费府帑， 可且勿许 ，但是任黄门郎的扬雄认为这是 大事 ，倘 不许而辞之 ，则 汉与匈奴从此隙矣。 因此力排众议，上此书劝谏。文章首先指出匈奴 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甚不可使隙甚明 ，然后称引大量秦以来的历史事实论述汉与匈奴的关系，以证与之开隙的严重性：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会汉初兴，以高祖之威灵，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士或七日不食。……
又高皇后尝忿匈奴，群臣庭议，樊哙请以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季布曰：' 哙可斩也，妄阿顺旨！' 于是大臣权书遗之，然后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
及孝文时，匈奴侵暴北边，候骑至雍甘泉，京师大骇，发三将军，屯细柳、棘门、霸上以备之，数月乃罢。孝武即位，设马邑之权，欲诱匈奴，使韩安国将三十万众徼（伏）于便地，匈奴觉而去之，徒费财劳师，一虏不可得见，况单于之面乎？其后深惟社稷之计，规恢万载之策，乃大兴师数十万，使卫青、霍去病操兵，前后十余年，于是浮西河，绝大漠，破寘颜，袭王庭，穷极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以临瀚海，虏名王贵人以百数。
自是以后，匈奴震怖，益求和亲，然而未肯称臣也。……故北狄不服，中国未得高枕安寝也。……何者？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附）以恶（威），其强难屈，其和难得，……真中国之坚敌也，三垂比之悬矣，前世重之兹甚，未易可轻也。
可谓言之凿凿，说理透辟，条分缕析，气势酣畅。最后再指明形势，剖析利害，将劝谏之意毫无隐晦地和盘托出：今单于归义，怀款诚之心，欲离其庭，陈见于前，……奈何拒以 来厌 之辞，疏以无日之期，消往昔之恩，开将来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负前言，缘往辞，归怨于汉，因以自绝，终无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谕之不能，焉得不为大忧乎！……夫百年劳之，一日失之，费十而爱（吝）一，臣窃为国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于未乱未战，以遏边萌之祸。
统观全篇，内容充实，语言朴茂，笔力劲健，不仅继承了汉初政论的长处，也充分显示了赋家宏壮的声势，在汉末文坛独领风骚，是难得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