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纠缠

　　刚才谢有顺对须一瓜作品的分析很有见地，真是字字入情，句句入理。福建文学还是有它的地域性特点，刚刚提到的几位作家，确实有一种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对自我问题，对信仰问题的一种关注，我觉得这种主题在中国的文学中、小说中是比较少有的。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呢？可能是跟它的地域文化传统，以及最近几十年来，基督教在福建传播比较广泛有点关系。但这样一种地域文化长期形成的氛围更为重要。须一瓜这部小说其实也是建立在她过去大量写的中短篇小说基础上的，她在中短篇小说方面的技法，是比较圆熟的，同时探讨的主题比较持续，就是关注社会问题，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关注人的道德意识。这次可以看出她的小说有很鲜明的形式，即具有类型的特征，也可以说她的这部小说可以作为类型小说中的一种——“犯罪心理小说”。这种小说在西方是很普遍的，跟侦探小说不一样，侦探小说是掌握真理和正义，他们把罪案揭示出来。犯罪心理小说主角是罪犯，是重点去剖析犯罪主体那种心理，他们面临的一系列心理问题和相关的社会问题。须一瓜的小说可以归结为犯罪心理小说。我觉得刚才陈思也谈到过心理小说。类型小说有很重要的特征，它有类型化的特征，有主角的定位，有独特的社会面向，同时有小说独特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和阅读趣味相关，和读者群的接受相关。这类小说有相关广泛的读者期待，会有隐含读者对作者的暗示和导引。所以这一点会成为这类小说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的一种规则。但须一瓜不甘愿于此，不愿意做单纯犯罪心理的小说，她要把传统小说的大量因素糅合进去。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借用犯罪心理小说那些元素，她更重要是去探讨人物的内心世界，人物的灵魂。刚才谢有顺对这个问题分析得非常透了，而且他谈到有点，关于人的道德，自我的辩护问题，他这个把握是非常准确的。也可以笼统称之为须一瓜小说在探索人的灵魂，探索当代人的心理信念，探索赎罪的问题。须一瓜的小说是一个直接面对赎罪的问题。赎罪的问题，在我们汉语的文学中，在我们汉语的文化中是缺席的，因为赎罪问题是西方基督教的概念，基督教首先认为人有原罪，不要认为谁高大，谁完美，就是正确的。基督的平等意识在于，不是人人是天使，而是你生来就有原罪。“原罪意识”才是平等的基础。我们的文学其实是回避罪恶的，我们把罪恶是悬置起来，完全和罪恶划清界限，罪恶就是必须严惩的，必须消灭。我们从来不会面对罪恶反思内心，我们都是把它悬置起来。很多年前，九十年代初有一个意大利的汉学家和我探讨一个问题，他问我一句话，那句话当时搞得我很不高兴，他说你们中国人是不是杀了人，如果没有人看见，就等于没有杀人？我当时非常窘迫，我想了半天，只好回答说，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没有被人看到就等于没有杀人，就可以逃脱了。我说你们西方呢？你们欧洲人呢？他说我们杀了人就杀了人，因为有一双上帝的眼睛始终在注视你。这句话都过去二十多年了，对我刺激非常大，我后来想，确实我们中国的文化，从来不会接受西方基督教原罪的传统，我们认为，一个人只要没有犯错误就是高大完美的，一旦犯错误就十恶不赦。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有问题的。应该借鉴基督教的一些思想反思我们的文化。其实在孔子那里的认识并不是如此，他是有更透彻的认识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建立在理解人性的基础上。我们儒教不谈论人的原罪，人从内在修养开出“内圣”，而后就能“外王”。但是我们为什么反思？为什么回过来讲人的修养？如果不修养人性就有恶出来，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的纠缠，是我们对恶的恐惧，我们从来不正面正视它，我们是克服它，我们通过对恶的超越，把恶完全遗忘，完全悬置。但是当代文化中，中西方文明的碰撞，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赎罪意识是文化当中缺失的，对文化的建构，对信仰信念，对人性拓展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所以须一瓜的小说努力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在当下是非常重要的一种主题，而且这本身有我们文化中最根本的东西，最本源的东西，这一点可以看到这本小说所具有的当代文化的这种反思性价值，同时非常真实的面对我们当代的社会现实。虽然说，借用犯罪心理小说的元素和形式，但是内在探讨的问题就是我们文化中的，其实是被我们悬置和忽略的紧迫的问题。所以这个意义上我非常重视这部小说，这是它有独到价值的方面。

　　另一方面可以看到，在中国小说体系中看，须一瓜对罪犯心理小说的把握有非常独到的地方。须一瓜过去发表不少作品，都会出现犯罪，出现警察，那也是作为她探索人性，探索社会问题的一个基础，一个结构和框架。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她的一种特点就是如何在这么一个元素和基础上去展开更为内在的人性的探索，所以我看这部小说，可以看到她整个悬念的设置，整个细节的展开，非常见出她的笔法，可以说枝节横生，写得非常细腻。你可以看到那个名字叫做尾巴的小孩的存在，因为她是贯穿始终的人物，是非常重要核心的人物，可能说是“内在”的人物更为恰当。作者的构思就是尾巴的出生日期，和三个人犯罪时间相吻合，由此形成了尾巴和这三个犯罪人的一种关系，杨自道，辛小丰，陈比觉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须一瓜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她努力制造这三个人的差异，刚才谢有顺看得很准，这三个人是一个整体，这本来也是我想探讨的关于内与外的问题，谢有顺谈到了，我就简略地说。这部小说我感到它要克服的一个问题一直是一个内与外的问题，在艺术上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处理内与外的问题。我先认为它是技法相当圆熟和细腻，这三个人他们住在天界街3号，封闭的空间，他们是罪犯，他们要摆脱这个历史，从自己过去的封闭历史中挣脱出来。小说一直在写关于内与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如何侦破他的历史，侦破他的内心，他是否还能够面对新的历史，面对未来，在他生命中能不能开掘出未来的面向，能不能有新的外部社会可以重新对话。而实际上，他们一直被社会悬置，所有罪犯在犯罪那一刻，他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就关闭了，他作为罪犯存在，他被定义了，被一种单一性的司法权威定义了。他只能从犯罪现场移到监狱里面去，从此封闭起来，所以罪犯的特征是封闭的整体性，他的历史也终结了，他只与杀人或犯罪的那个时刻相联系，那个时刻他作为人的本质也与之一起死亡(他活着也是死亡，他只作为一个罪犯而活着，所有其他的活着都是非正义的，都不是他的活着)。现在他们三个人封闭在天界街3号，这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会看到须一瓜一直在他们三个人之间制造差异，比如他们动不动就发生口角吵架，这样一个争吵制造的差异显然不太够。确实这三个人封闭于历史当中，这个历史怎么打开来？当然这在叙述上就有很多了，比如说重新回述他们的历史，他们在中学时代是同班，陈比较高大，经常帮辛小丰打架，还写到他们父母的背景，陈的父母是吃斋念佛的，辛小丰的母亲是护士，漂亮的单身母亲，作风不好等等。从这样一个回述打开封闭的历史。但是这些回忆性的视点打开过去可以，要打开当下的面向很困难。

　　这使我想起另一部小说，叫做《来自太阳的十秒钟》，这是一部极其精彩的小说，作者是拉塞尔·塞林·琼斯，伦敦大学的一个教授，专门研究十七、十八世纪浪漫派诗歌的。小说写一个少年犯雷·格陵兰，在十二岁的时候，杀掉一个八岁的妹妹，然后雷在被关了十年之后放出来，生活五年之后他已经有两个孩子，雷想杀害他的第二个妹妹。这部小说非常离奇的，杀了他的小妹妹还要杀他大妹妹。但是小说使它合理化，我们看好莱坞所有电影，所有的作品，浪漫主义的小说有一个故事核非常离奇，要么偷情，要么乱伦，要么杀人，电影使它变成合理的东西。在监狱里面关十年放出来，十五年之后，雷在河上开轮船，雷想过家庭生活。雷的妻子是一个婚介所的办事员，他们有了两个孩子，他想好好过日子。结果这个时候雷的妹妹出现了，雷现在的生活要被毁掉。雷当年为什么杀八岁的妹妹？就是这个十二岁的妹妹在这个男孩十二岁的时候出现，雷只比这个女孩子大几个月，他们是同龄的，是雷的大妹妹。为什么大妹妹突然出现？这个妹妹是他父亲强奸船上的精神病生的孩子，孩子藏在木船上隐藏了12年，她母亲精神病，他父亲每个月去强奸她一次，然后给她钱养活母女俩。所以这里面的道德很复杂，雷的父亲同情这个精神病，他每个月给钱养她们。这个女孩子渴望父爱，她有一天尾随雷的父亲潜伏到雷的父亲家，她看到有一个更小的女孩子，那就是她的小妹妹，她妒忌这个小女孩，她就怂恿这个雷小哥哥，她说我是你的妹妹。雷说你有什么证据？她就带他去看。她就策划一个方案，让她妹妹穿上毛衣，点上火，把她妹妹烧死。本来只想吓唬她妹妹，但是妹妹被烧死了。12岁的妹妹后来名字叫做塞莱斯泰因，她在社会底层长大以后出来还是罪犯，不断敲诈勒索雷。她威胁雷说，要把他的罪恶说出去，那么雷的家庭就要崩溃，他重新想过体面生活的愿望就要粉碎。于是雷就动了杀机，要杀掉塞莱斯泰因，但左杀右杀怎么杀都杀不成。那个小说写得非常紧张，同时不断回到内心。其中父子关系也是非常精彩的章节。这二部小说当然没有直接关系，但我看出它们之间有可比性。《来自太阳的10秒钟》可以看到内与外的关系处理得相当精彩。小说中突然间出现一个妹妹(塞莱斯泰因)，这个妹妹把内部结构打破掉，然后重新向外建立关系，而这一关系却是危机四伏。在须一瓜的《太阳黑子》这部小说里，也出现伊谷夏这个女孩，须一瓜也试图通过这个女孩的存在展开小说的变异维度。这种逻辑性，这种发生关联的方式，我觉得还是没有真正去刺激他们三个，因为三个人不像一个人那么好刺激。所以主要安排她和杨自道发生联系。他们之间就是在出租车上抱了一下，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敞开，她没有改变他们的心理，没有改变他的行动，没有释放出杨自道的内在激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内与外的关系，在小说中是比较大的困难，怎么克服它，怎么展开叙述，是这部小说要挑战的艺术难题。其实小说已经完成，说这已经无益了，但可以从这里探讨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更多的可能性，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它还是有可能再做一种展开，或者再做一种探索。当然这只能是提供给须一瓜今后写小说作为参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