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幻的西域〈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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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眼：迷幻的西域〈之五〉
王陵沉默
好水川之战
夏竦未曾耸，
韩琦未是奇。
满川龙虎辇，
犹自说兵机。
西夏与宋朝好水川之战后，西夏国王元昊令张元题诗一首于界上寺壁，其藐视宋军踌躇满志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而对于投奔西夏的宋朝贫寒知识分子张元来说，其得意之态也是喜不自禁的。
好水川之战，宋军惨败，死二万余人，牺牲老成宿将十数名。战后的大宋朝廷一片愁云惨雾。身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的韩琦率领人马去收容从战场上撤下来的败残兵将，刚行到半路，数千名阵亡将士的父母妻子，扶老携幼，拥到韩琦马前，手捧死者旧衣，白幡，纸钱，放声大哭道：“汝昔从招讨〈指韩琦〉出征，今招讨归而汝死矣，汝之魂魄亦能从招讨以归乎！”一时天地昏暗，日月无光，大风掩面，飞沙走石。身为北宋一代名将的韩琦手握佩剑，悲愤难忍，仰面哽咽羞愧难言。夏竦是当时的西北边防主帅，以户部尚书兼陕西经略安抚使，是对夏防卫战的总指挥。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公元1041年〉，元昊于折姜会大阅兵马。此时正是初春，冰天雪地，朔风凌厉，元昊亲率十万人马出动了，宋朝负责泾原路军事的韩琦得到情报，急忙快马赶到镇戎军，集合本部兵马命环庆路副总管任福为主将带领，又派泾原路驻泊都监桑怿为先锋，钤辖朱观、都监武英、泾州都监王 圭 各率所部，随任福一道抵御夏军。任福屡立战功，为当时宋军著名勇将，当即率军越过六盘山，到达笄头山西麓时，正遇到镇戎军西路巡检常鼎、巡检内侍刘肃同夏军在张家堡南对阵作战。任福、桑怿率部冲向夏军。顿时，夏军败退逃窜，遗下无数兵器甲仗，从笄头山南，沿好水川北岸，向西遁去。当晚，任福军驻好水川，朱观、武英等军驻好水川支流，笄头山北的笼络川。次日，宋军兵分两路，沿好水川支流衔夏军尾部穷追不舍，等赶到笼干城北，却不见了夏军踪迹。这时，两支宋军其实已被困入六盘山支脉两川之中，陷入了夏军十万伏兵的包围圈。过一日，宋军循好水川出六盘山，在羊牧隆城正当士兵们惊疑未定之际，由路旁百余只悬哨的军鸽为信号，夏军从四面山上铺天盖地而至。这一仗十分惨烈，宋军主副将领除朱观突围外，几乎全部阵亡。宋仁宗十分震惊，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被贬职调用。
好水川之战是元昊一生中与宋朝作战的得意之作，张元随同元昊出征，行军布阵方略，多出其谋。在这首题界上寺壁诗的后边，张元还特意写了一行字：“太师尚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题。”
张元、吴昊弃宋投夏
张元、吴昊本宋朝华州读书人，与他们的好友姚嗣宗，均是才华出众、胸怀大志的深谋远虑之士。但他们所处的时代正是宋朝著名的文官当政时代，文学空前繁荣，散文大家寄情山水，流连忘返，有的文人官高极品。“学而优则仕”是当时社会的统一标准，一般的读书人必须通过科场考试，才能显身扬名，成就一番事业，否则只能终老乡间，但三人“累举不第”，深感怀才不遇，经过商议，认为当今天下边患日急，大丈夫当思为国效力，于是决定往西北投军。宋仁宗景  四年，三人来到西北边防宋军驻地，找来一块大石头，把他们写的述志诗刻在石上，雇人拖着在大道上行走，三人跟随在后面，作壮志难伸，痛哭流涕状，招摇行人注目。此举果然引起边防将领注意，但将领们召见他们之后，对是否留用他们意见纷纭，犹豫不决。张元在华州乡里因事曾被县里的官吏打过板子，吴昊久困书场，最为愤懑，对宋朝埋没人才的科举制度与当时腐败的政治制度十分不满，二人遂“径走西夏”，与姚嗣宗不辞而别。当姚发现二人投奔西夏后，立即禀报边将，派了骑兵追赶，已经无法追及。
张元、吴昊投夏，从元昊建国前的大庆二年，到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十二月张元去世，元昊一直重用二人，“以为谋主，凡立国规模，入寇方略，多二人导之”。张元官居相位，元昊对他言听计从。夏宋战争中，宋连遭三次惨败，张元就参加了其中两大战役，即好水川与定川砦之战。在具体战斗实施过程中，张元都竭尽所能，谋划机宜，协助元昊指挥部队，起到了很大作用。
晋代以来，有五胡十六国进入中原，产生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唐末五代十国，地方上也产生了少数民族政权，如辽，即由契丹族建立。“汉族正统”的观念在当时宋的边地人心里并非根深蒂固。张元、吴昊投夏之举，对整个宋朝和西夏社会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从此，汉族落魄知识分子及在宋朝的失意文人纷纷效法张、吴，为元昊所用。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了元昊立国的人才政策和对汉文化的兼容。
夏未立国之前，宋对党项地方政权实行羁縻统治，名义上允许自治，实际上却视党项族为贼盗和禽兽。宋太宗就直言不讳地对大臣们说：“蕃戎言语不通，衣服异制，朕常以禽兽畜之”，完全失去了唐时中原帝王“夷狄亦人耳”的气度。宋朝为了消灭党项自治政权，无所不用其极，对自治首领继迁诱以官爵，使其就范，毁废夏州，四面围剿。仅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四月到六月，宋军屠杀党项族人就达五万二千余人，生擒、俘获老小五千余人，焚毁族帐一千余个，掠获马、牛、羊五万余头。宋名将李继隆是个杀人魔王，党项族人听其名，小儿不敢夜啼，连宋太宗对他的行为也说：“往岁西征……颇多杀戮，其间岂无冤枉乎？”党项族受到极端歧视，就连担任“蕃官”的党项上层分子，“不问官职大小，例在汉官之下”。有的地方专设有囚禁党项、吐蕃等族的死牢，名叫“质院”。宋原州防御使王彦升对“西人有犯法者，彦升不加刑，召僚属饮宴，引所犯以手猝断其耳……其人流血被体，股栗不敢动”，活脱脱一个变态杀人狂。在这样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党项首领继迁领导党项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反对压迫的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儿子德明继位后，审时度势，北倚辽，东事宋，休生养息，发展势力，为将来彻底摆脱宋朝的控制，建立独立自主的党项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张、吴弃宋投夏，如果考虑到宋朝当时的政治腐败，以及夏政权是为党项民族求生存等因素，应当说是可以理解的。
在党项民族处境险恶，遭到残酷压迫、歧视的形势下，为求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元昊作为一位杰出的本民族领袖人物便应运而生。
元昊其人
元昊出生的这一年，宋与辽刚订了“澶渊之盟”，两国间这一相对和平时期的确立是以宋付出岁赐数十万的金帛代价换来的。对于西北地方的党项自治政权，宋真宗也打算用同样政策进行招抚。元昊的父亲德明为了恢复与宋战争后的秩序，巧妙地利用宋辽对峙时机求得生存发展。德明经常向宋进献马、牛、羊、骆驼等，换回缯、帛、罗、绮，药物和金银，促进了党项族的经济发展，一时出现了“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的和平局面。
少年元昊，长得圆脸锐目，鹰勾鼻子，魁梧健壮，英气逼人。平时喜着白色长袖衣，头戴黑冠，身佩长剑弓矢。常常带了百余骑兵出行，前有两旗手开道，后有侍卫张伞盖相随，威风凛凛。
宋边将曹玮驻守陕西，早想一窥元昊仪表，派人四处打探他的行踪，并几次到沿边集市守候，以期会面，但总不能见到。后来派人暗地偷画了元昊的图影，曹见了不由惊叹：“真英物也！“
元昊逐渐长大成人，对于父亲德明的睦宋政策十分不满，他对德明说：“吾部落实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帮？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德明何尝不明白这种道理，但元昊祖父继迁与宋军多次战争，党项族地方满目疮痍，政权羽毛未丰，此时极需的是恢复元气，养精蓄锐，如果骤举叛旗，恐怕很难与宋抗衡。德明不做正面回答，只以言相激：“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年轻气盛的元昊慨然答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
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德明在完成了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后死去，元昊即位。仅仅过了一年，即宋明道元年，元昊以避父讳为名，在党项族控制的地方改“明道”为“显道”年号。不用宋赐“赵”姓，改姓“嵬名氏”，自称“兀卒”〈青天子〉，半公开向宋表示独立。从这年开始到正式建立大夏国，三十岁的元昊率军四方征讨，开拓疆域，巩固后方，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河西之地。不久，一个“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的庞然大国已在宋的西北方悄然崛起，而此时宋与辽同样处于和平阶段，朝庭内外的文人雅士相互应和，一副太平景象。
欣赏元昊致宋仁宗的“漫书”，是令人忍俊不住的，元昊不仅熟读兵书，而且颇具文才，精通汉、藏、回鹘语言，不管“  书”是否出其手，作为元昊本人名义的信，也至少是他性格思想的表露。“  书”由夏臣贺永年送于宋延州边境上。元昊在“  书”中先指责宋不守信用，说自已的称帝表章送到宋，“持命之使未还，南界之兵早动，漫于  延麟府九处入界，未闻泾原环庆一旅凯旋。”又指责宋对夏玩弄手段：“既先违誓约，又别降制书，诱导边情，潜谋害主。谅非圣意有偏，必皆公卿异议，有失宏观，全忘大体。”又说宋给夏下的诏书：“与界首张悬，主旨不同，言不由衷，人真无信。”挖苦宋军战斗力低下，称夸夏军强盛：“南兵善走，弃下旗鼓刀枪甚多，我将出奇，杀却汉蕃军吏兵民不少。”陈述称帝理由：“蕃汉各异，国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妒何深！况元昊为众心之所推，循拓跋之远裔，为帝图王，有何不可！”又借辽的势力威胁宋：“元昊与契丹姻亲有素，炎宋与契丹王帛久驰，倘契丹闻中朝违信  言，亦遣全师请罪，西北交困，庙算何施！伏翼再采菲言，深详微恳，回赐通和之理，荐行结好之恩。”信的末尾赫然将夏的年号标出：“天授礼法延祚二年，冬十二月书。”
整篇“  书”逻辑周密，语言生动尖刻，还示以结好之意，显得亢中有恭，就如同给堂堂的大宋朝甩了一计耳光，转而道歉，最后扬长而去一般，信的内容激怒宋仁宗以寻找战争借口的目的是很明显的。
然后，夏宋开始交战，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砦三次战役均大败宋军。其中好水川之战在张元的协助下令宋军损失最为惨重。但宋毕竟是个比夏大得多的国家，夏无力进入宋的腹地，“南牧中原”只是一句豪言壮语。数年后，元昊考虑到与辽的矛盾及夏国的凋敝，以向宋称臣为代价换取金帛，又与辽开战，大败辽军。从元昊正式建国称帝，与宋、辽鼎立，夏国存在了一百九十年，最后才被蒙古所灭。一代杰出的党项民族领袖奇迹般地使备受宋、辽歧视蹂躏痛苦不堪的党项族子民有了庇护自已的国家。
元昊一生所为，除了与宋、辽作战的军事胜利外，还在于他独特的建国治国方略。他在突出党项本民族意识的同时善于吸收汉、吐蕃等民族的优秀文化，创造出具有浓厚的特色的西夏文化，使夏在宋、辽两大国的虎视眈眈中迅速崛起，卓然挺立，不同凡响。
继位伊始，元昊即向境内的党项部族下达了“秃发令”。他率先剃光头顶，穿耳戴重环饰。然后强令党项人民仿效他的发饰，限期三日，有不服从者，任何人均可处死他。一时间党项民众争相秃发。元昊在受宋朝封为西平王后，即仿吐蕃赞普，“户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党项族有自已的语言，但没有文字，一直使用汉字，元昊在戎马倥偬中，亲自策划主持了创造西夏文字的工作，命亲信大臣野利仁荣具体负责。西夏文字形体上基本仿照汉字形体构造，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是一大特点。以党项为主体民族的夏政权，立国在汉族与北方游牧民族长期争夺的地区，汉族人口仍占多数，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元昊建国，一直注意笼络汉族人才，规定“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以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而且大量招揽宋的落魄文人，“倚为谋主”。张元、吴昊投夏受重用即是突出的例子。在中世纪的中国西北边地，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民族歧视、民族仇杀盛行。元昊立国，却能消除民族轸域，利用汉族，乃至回鹘、吐蕃等族人才为巩固党项民族政权服务，这是十分难得的。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元昊在宫廷变乱中被自已的亲生儿子所杀，党项民族的一代雄主撒手归天。
贺兰山麓的王陵
贺兰山如一条巨蟒，鳞甲斑驳，起伏蜿蜒，摇头摆尾，奔腾在银川平原的北部。它阻挡了风沙却避免不了风沙侵蚀它的躯体。距离银川市五十里的贺兰山东麓，黄褐色的苍凉感简直令人潸然泪下。扑面而来粗砺的劲风，夹着沙石，在光裸的山麓塬地间四处回旋，有时甚至能让人肌肤上感到疼痛。隆耸兀立的一座座陵冢，远看如小山丘，近看则分不清哪是砖，哪是泥，墓门塌落与黄褐色的砾石沙地连成一体，仿佛也是这贺兰山麓苍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百多座王陵与陪葬墓相互簇拥，散落在这股天地间的苍凉与苍黄之中，沉默静立。
民间相传，元昊在位时，征调全国数万民夫为自已修陵。他担心自已死后有人掘墓，于是强迫民夫每日修成一座墓，一年后修成三百六十座。元昊也同时把筑墓的人杀死。元昊死后，葬入其中一座，盗墓的人始终没有找到元昊的墓。陵区废墟上，古冢之间散布着许多残砖断瓦，可见当年的西夏王陵园相当宏伟壮观。陵园的修建，始于元昊建国称帝之时，一直到夏亡国。这许多座陵墓，很少有明显的标志，直到如今也分不清哪是元昊死后的栖身之所。
荒山，沙漠，贫困的土窑，干旱的盐碱地，低矮的土筑平房，憨厚且肤色红褐的农民，这是宁夏大部分地方给我的印象。观西夏王陵，不得不想起元昊这位开国皇帝纵横驰骋的一生，也就自然而然想起那首令元昊趾高气扬的著名的张元题壁诗及元昊生平最得意的好水川之战。当然，还有在中国历史上极其独特的西夏文化。
十三号陵墓前有个人像石座，头面部狰狞凶恶，却连着一个女性化的身躯，圆圆的双臂支撑于地，整个形象显得粗犷急躁，但有一股威慑心灵的力量，仅对它表现的精神和气质而言，分明是一个活脱脱的元昊和一个西夏王国。元昊生性残忍，暴戾，喜猜疑，好诛杀。他的叔父投宋被宋边将遣押送回，他毫不犹豫杀了叔父的全族人。卫慕族首领山喜密谋杀元昊，被元昊察觉，山喜一族人都被处死，元昊甚至连自已的生母卫慕氏也不放过，毒杀了她。轻信宋边帅种世衡的反间计，杀了堪称自已左臂右膀的大臣野利旺荣、野利遇乞兄弟。暴躁放纵，贪图享乐，夺子妇没移氏据为已有，导至父子矛盾加深，最终自已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亲生儿子所杀。但在这个性格的另一方面，元昊却用自已建立的文治武功给我们塑造了一位卓越的军事家、政治家，党项民族的一代英主的形象。元昊深知立国的根本，就是确立本民族、本国的特有文化，对于生产水平相对落后的党项民族来说，其历史和文化渊源远没有汉及吐蕃等周边民族那么悠久，甚至没有自已的民族文字。于是，“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民，称中国位号，立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便成了元昊迅速建立国家的政治文化方针。他听说宋仁宗从宫廷中放出了两百多名宫人，许其自由，即派人用重金买来数人，从他们口中了解宫廷制度，作为自已参照。西夏文字是汉字的翻版，其余如官属名号、政治体制等，虽有标新立异之处，其实还是照搬中原王朝的东西。这一切过程，都是元昊在位的十年间完成的，不可谓不速，西夏文化可以说是生吞活剥的文化。石座人像，头与躯体甚不谐调，下半身深埋地下，倘全部发掘出来，也许是很有意思的。
阔大的王陵隐于苍茫的贺兰山麓，裼黄色的苍凉气氛随厉风笼盖四野，万丘起伏连绵，群峰耸峙，荒裸粗犷，隐隐约约似有大夏国的金钲铁马，军阵旗号。一个强盛的王朝因一代英杰而兴起，又因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徒留给后人诸多感慨。
宁夏川
宁夏川，两头子尖，
东靠黄河西靠山，
年收年种米粮川。
……
黄河百害，唯富河套。宁夏的银川平原，得黄河之利，富庶一方，古称“塞外江南”，唐时为朔方重镇，有“天下劲兵在朔方”之语。意思是朔方富足可养劲兵。唐肃宗就以灵州朔方为根本，平安史之乱，重建大唐的。这首宁夏歌谣从操着极富韵味方言的回族农民的口中唱出，显得自足安然，既带着黄河的古老悠远，也带有鄂尔多斯高原的苍寥。
西夏国境，虽有土地万里，但大多为沙漠和荒坡盐碱地，只有一小块银川平原还算肥沃，远不能满足国内的经济需要。张元虽位至中书令，但对于贫瘠的西夏国土殊觉不适，总是“常引苻坚、刘渊及元魏故事，日夜说元昊攻取汉地，令汉人守之，则富贵功名，衣食嗜好皆如所愿”，后因夏、辽开战，南牧中原计划成为泡影，遂郁闷死去。
黄河分前套后套，宁夏段为前，内蒙段为后。河水由青海、甘肃进入宁夏，至中卫，河水变得宽浅平缓。历史上的匈奴、突厥、蒙古均由此渡河进入中国腹地，与汉民族争夺土地。可以说，黄河宁夏段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剧烈冲突争夺的分界线。党项民族自唐中叶以来，从陇西静边州迁到银州以北，夏州以东，大迁徙持续了百年之久才逐渐稳定。然后，在这个特殊的地域里，他们在进行畜牧业生产的同时，也学会了农耕生产。有的族人深入汉地与汉族杂居而成“熟户”，但大部分人仍纵马朔漠，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活。
黄河边的小牧童也会唱这首歌谣，稚稚的童音表明它代代流传的久远，它其实也透着一股顺天知命的苍凉，这和贺兰山麓的王陵给予人的感觉是一样的。
一个民族最终混融于更大的民族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伟大的王无论当初如何跃马挥戈，如今只留下沉默的王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