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迷幻的西域〈之二〉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10:48:33
历史之眼：迷幻的西域〈之二〉
托钵僧西行
大唐高宗永微三年〈公元652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托钵僧玄奘在当时皇家寺院大唐慈恩寺主持修建了一座塔，用来存放他西行万里从天竺国度带回来的梵文经卷和佛像。此时的玄奘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僧人，他不仅受到大唐帝国臣民的敬仰，也是皇帝的密友。就连他的有关著作，也是由当时的大唐皇帝亲自作序。玄奘望着日益建筑起来的高塔，想起他的那段生死西行的托钵僧生涯，不禁阵阵眩晕。游历异邦十七年，那里成了他心灵的故乡。万神之祖因陀罗，太阳神苏利耶和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所构成的异域气息让他永生难忘。
那里的一切，仿佛梦境一般时时困扰着这位理性与幻想气质兼具一身的僧人。天竺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巴腊觉地方〉，是当时天竺国度最壮丽的佛教寺院和最高佛学院。玄奘大师在天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学习和修行。那烂陀寺有一座大雁塔，当玄奘大师按照他记忆中塔的模样修起了这座大唐慈恩寺塔后，他仿佛又回到了天竺，回到当时灿烂的佛教文明的中心。只有这时，他的心灵才能平静下来，在大唐国都的“大雁塔”下埋首译经，直到圆寂。中唐以后，人们干脆把大唐慈恩寺塔称为“大雁塔”，并沿称至今。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托钵僧西行达到了高潮，最有名的要数法显了。在此之前，三国时的河南颖川的托钵僧朱士行，据说是有记载的第一个到西域求法的内地高僧。他于公元260年从长安出发，沿丝路南道到达于阗。敦煌莫高窟的第一个窟，也是一个西行的托钵僧乐尊首先开凿的。
法显俗姓龚，山西平阳人，三岁便度为沙弥，20岁受大戒。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后秦姚兴弘始元年，即公元399年〉，年近花甲的法显与同道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西行求经。西行一月，到达西秦伏乾所据苑川郡西城〈今甘肃榆中一带〉。继而西北行，由扁都口过祁连山进入张掖。法显等至张掖时，正碰上沮渠蒙逊发兵攻入张掖，杀段业自立为张掖公。在这里，法显路遇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五人结伴同行，并受到统治该地的军阀沮渠蒙逊的殷勤接待，途中又遇到求法的托钵僧慧达，使同行者共11人。然后至敦煌，法显等五人和在张掖遇到的智严等分手，先行出发，由敦煌西行17日，途经“沙河”，到达鄯善。法显在鄯善逗留一月有余，然后往西跋涉了15天，“西北行”到今焉耆，与经高昌来的宝云等人会面，智严等三人从这里返回高昌。法显带领其他僧人由焉耆西南行，斜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沙漠中行走30余日到达于阗。在于阗，为参观当时流行的行像仪式，法显停留了三个月，而慧景、道整、慧达等人则先一步走了。参观了这一盛大的佛教仪式后，法显与宝云、僧进继续西行，25日后到子合国〈今新疆叶城〉。法显在子合住了15天，南行4日入葱岭中的于麾国〈今叶城西南奇灵卡地〉。又南行25日，到竭叉国，与慧景等三人重逢。因等待“般遮越师”大会〈多在春季〉，在此停留时间较长，次年才重新出发。
法显一行出葱岭到北天竺的陀历。该国位于印度河上游，交通依靠所谓的悬度，四周悬崖峭壁，深谷千丈，险峻难行。途中渡河到达斯瓦特河上游，到达北天竺的乌苌国〈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西部〉。法显在他的《佛国记》里说，那里“尽作中天竺语”，衣服饮食也同中天竺。当时乌苌国还流行小乘学，有500僧伽蓝。因为释迦牟尼曾行化到此，所以这里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最著名的有释迦降服恶龙，制止恶龙兴洪水的传说。慧景、慧达、道整三人，由此先行到有佛影的那竭国，法显等则在这里静修了5个月。
法显一行经斯瓦特东行五日，到犍陀卫国〈即著名的犍陀罗，首府在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法显路过时，正当吠哒势力南下的前后。犍陀罗的竺刹尸罗和弗楼沙是迦腻色迦王的两座名城。法显《佛国记》里记叙的弗楼沙，即白沙瓦，法显在这里看了著名的佛钵，并记录了迦腻色迦王起佛塔和企图夺取此地佛钵未成的故事。在这里，宝云、僧景供养了佛钵。
法显一行离开犍陀罗国到那竭国〈今阿富汗迦拉拉巴德〉参看佛影、佛齿、及佛顶骨。佛影，是指在一个瀑布飞流的崖壁石洞中，因门径狭小，洞穴昏暗，随光线强弱，洞中的石壁上所显出的影像。先期到达那竭国的慧景、慧达、道整三人，在此地供养了佛影、佛齿、和佛顶骨。然而，因慧景突患疾病，道整便留下护理。于是慧达只身一人回到了白沙瓦。慧达与来到白沙瓦的宝云、僧景一起终于返回秦土〈中国〉，而慧应则永眠于佛钵寺。
在那竭国过冬后，法显、慧景、道整三人南下拟越过苏莱曼山脉，南度小雪山时，在北面山麓，寒风暴起，有病的慧景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他用最后一点力气说：“你们走吧，我是不行了，不要大家都死在这里。”说完便断了气。法显等人擦干眼泪继续前进，出山到了罗夷国，由此南下到达跋那国〈今巴基斯坦西北之哈拉姆〉、毗茶国等地进入中印度，到摩头罗〈今印度新德里东南之马土腊〉。法显到中天竺时，正值著名的超日王旃陀罗笈多二世〈公元380-414年〉当政，是笈多王朝帝国的全盛时期。法显遍游佛迹，亲眼目睹了当时的许多石柱、石刻和各种古迹。公元404年，法显来到佛陀住过25年的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祗洹精舍，当时 还“池流清净，林木尚茂”，门户石柱尚存。法显至此，百感交集，他在《佛国记》里写道：“法显、道整初到祗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死去〉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彼众僧出，问显等言：汝从何国来？答云，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已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佛教文化的中心视中国为边地，法显等人作为到此求法的第一批中国僧人，得见圣地，莫如概叹！
舍卫城东50里有论民园，是释迦诞生地，亦名蓝毗尼。法显还到释迦之母摩耶夫人手攀阿输迦树〈亦译无忧树〉诞生释迦处，亲见阿育王所立石碑及诏文。不过当时这一带已很荒凉，常有白象、狮子出入。
法显在笈多王朝首都摩揭陀国的巴连弗住了三年，学习梵文，记录律藏。在一系列工作完成之后，同行的道整表示情愿长留佛国，不再返乡，而法显决意东返。他沿恒河东下到占波国〈今印度巴加尔普尔〉，再南下到多摩梨帝国〈今恒河支流胡里河西岸之泰姆鲁〉，在这里住了两年〈公元408-409年〉，写经画像，最后独自一人从海路踏上归途，航海14昼夜，来到狮子国〈后称锡兰岛，今称斯里兰卡〉。有一天，法显忽然看见有一位商人，用一只从晋国带来的白团扇供佛，不觉心头一热，凄然泪下。
公元411年，法显乘商船东归，下海两日便遇到大风，船在暴风与海浪中迷航，在海上航行10多天，船漂到一个小岛，又经80天后大船停泊到耶婆提国〈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法显在此停留5个月后，又随另外一艘商船向东北驶往广州。商船在海上举帆航行了20多天后，遇到风暴，粮水断绝，大家以海水勉强作食，十分惊恐，唯独法显镇定自若，佛经照念不误。船又漂了三个月后，有一天终于漂到岸，法显与商人上岸察看，却看不见人烟和行迹；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心中把握不定。他们乘一条小船沿水边前行，想找人打听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正划着小船，他们遇到两个猎人正要下山回家。经过询问，猎人告诉他：“明天是七月十五日，我想取桃腊佛。”猎人避讳杀生，所以说取桃。猎人告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界内的牢山〈今山东省青岛市崂山〉。这是义熙八年〈公元413年〉九月间，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后，禁不住热泪盈眶。法显已经70多岁了。他从出发西行至今归来，历时13年又4个月，行程数万里，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如今终成夙愿。法显后来到了南京道场寺，把游历天竺的情形写成《佛国记》。还译出了《摩诃僧祗众律》、《大般泥洹经》等6部63卷佛经。5年后，他来到江陵〈即荆州〉，86岁时死于辛寺，结束了他为追求新文化而动荡不安的一生。
岁月如白驹过隙，无论世人如何想象法显，仍是一副僧衣飘荡，手持僧钵的形象，这就是那时感知、追求新的文化源头而矢志求法者的真实写照。西行的托钵僧，化缘百家，奔波动荡，是为了把握一颗不安的文化灵魂。法显以后二百多年，又出现一个家喻户晓的唐玄奘，这位托钵僧的传奇经历，被后人演绎成神话小说，流传到了世界各地。
大唐故都的中心高耸着象征着异域文化和另一种文明体系的大雁塔，宽阔的长安大道，令人想起唐都宫墙弱柳，依依拂水，驷马安车，王孙公子游冶的情景。塔基层四门的青石门楣、门框和门墩上，满是唐代的线刻佛、菩萨像、庙宇、狮子，蔓陀罗草。真所谓：“西方有福地，人曰曼陀罗”。
也曾是托钵僧的义净和尚从天竺国度回来后，撰写了一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初唐时期众多的往天竺求法的托钵僧的名字。该书汇集了义净在求法途中所遇到或是在同行者以及在旅途中传闻的有关求法托钵僧的经历。义净在大唐求法僧都要中途停驻的那烂陀寺前后逗留了10年，因此他记述的入天竺托钵求法僧是可信的。日本东方学学者长泽和俊先生从义净的这部著作中作了统计：义净记述的入天竺托钵求法僧共65人。未到达天竺者，计23人。其中途中死亡12人；逗留在途中2人；行踪不明者2人。途中归国者7人。到达天竺或狮子国者〈今斯里兰卡〉者41人。其中死在天竺或归途者18人；行踪不明者11人；留在当地者7人；平安归国者仅5人。从这可以看出，西行求法是多么艰险的路途。
从魏晋迄唐，长达四五百年时间，中国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期，亟需一种新的文明来对应、参照自己的社会体系。社会混乱、痛苦蕴积了惊人的文化精神和社会能量，尤其在晋代，随着晋室南渡，中国北方五胡乱华，战乱频仍，地方政权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此时，追求终极目标的佛教哲学宛若一道在阴霾之中的光亮，在人们的心中播下生活和理想的希望。无数个托钵僧匆匆西行，也有无数个传法僧不顾艰危东来。战祸、盗劫、高山大漠的凶险、疾病……凡此种种，对于身无长物，仅有一钵的求法僧而言，不过是阻道的幻象和魔障。麦积山石窟、敦煌石窟、库车石窟等于此时开凿，在中国西北部最荒凉、最偏僻、最贫困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人怀着心灵的巨大痛苦和悲悯心情在用生命来凿窟造像，一笔一笔地勾勒着对佛国的憧憬，直到自己的身躯化为泥土。
千年而后，我们不得不感慨中国历史上这一大变革时期。从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本土产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思想大变革；第二次是佛教东传；此后直到19至20世纪百余年间的西方文明撞开了千年帝国的封闭之门，完成第三次思想变革。三次思想变革中，佛教东渐是其中历时时间最长的。
喀什噶尔城郊的莫尔佛塔、库车石窟、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敦煌、麦积山、河南龙岗石窟、四川乐山大佛……这些凝聚在残垣断壁之中的理性智者的光芒，以及如今仅能通过尘封已久的残躯来表达的关于宇宙的思考、对人类终极理想的诠释，不得不令人潸然泪下。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表面的人类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之下，其实蕴积着一个也许更为混乱痛苦时代。它的范围不再是仅仅限于东部亚洲这千年帝国的地域，而是世界性的。能不能再出现一个堪与世尊释迦牟尼比肩的贤者与智者，或者人们不得不从世尊的思想里汲取智慧与理性的光芒，这令人感到困惑……而最困惑的是，世人又将到哪儿去求法呢？
托钵僧西行
大唐高宗永微三年〈公元652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托钵僧玄奘在当时皇家寺院大唐慈恩寺主持修建了一座塔，用来存放他西行万里从天竺国度带回来的梵文经卷和佛像。此时的玄奘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僧人，他不仅受到大唐帝国臣民的敬仰，也是皇帝的密友。就连他的有关著作，也是由当时的大唐皇帝亲自作序。玄奘望着日益建筑起来的高塔，想起他的那段生死西行的托钵僧生涯，不禁阵阵眩晕。游历异邦十七年，那里成了他心灵的故乡。万神之祖因陀罗，太阳神苏利耶和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所构成的异域气息让他永生难忘。
那里的一切，仿佛梦境一般时时困扰着这位理性与幻想气质兼具一身的僧人。天竺摩揭陀国的那烂陀寺〈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巴腊觉地方〉，是当时天竺国度最壮丽的佛教寺院和最高佛学院。玄奘大师在天竺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学习和修行。那烂陀寺有一座大雁塔，当玄奘大师按照他记忆中塔的模样修起了这座大唐慈恩寺塔后，他仿佛又回到了天竺，回到当时灿烂的佛教文明的中心。只有这时，他的心灵才能平静下来，在大唐国都的“大雁塔”下埋首译经，直到圆寂。中唐以后，人们干脆把大唐慈恩寺塔称为“大雁塔”，并沿称至今。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托钵僧西行达到了高潮，最有名的要数法显了。在此之前，三国时的河南颖川的托钵僧朱士行，据说是有记载的第一个到西域求法的内地高僧。他于公元260年从长安出发，沿丝路南道到达于阗。敦煌莫高窟的第一个窟，也是一个西行的托钵僧乐尊首先开凿的。
法显俗姓龚，山西平阳人，三岁便度为沙弥，20岁受大戒。东晋安帝隆安三年〈后秦姚兴弘始元年，即公元399年〉，年近花甲的法显与同道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从长安出发，西行求经。西行一月，到达西秦伏乾所据苑川郡西城〈今甘肃榆中一带〉。继而西北行，由扁都口过祁连山进入张掖。法显等至张掖时，正碰上沮渠蒙逊发兵攻入张掖，杀段业自立为张掖公。在这里，法显路遇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等五人结伴同行，并受到统治该地的军阀沮渠蒙逊的殷勤接待，途中又遇到求法的托钵僧慧达，使同行者共11人。然后至敦煌，法显等五人和在张掖遇到的智严等分手，先行出发，由敦煌西行17日，途经“沙河”，到达鄯善。法显在鄯善逗留一月有余，然后往西跋涉了15天，“西北行”到今焉耆，与经高昌来的宝云等人会面，智严等三人从这里返回高昌。法显带领其他僧人由焉耆西南行，斜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沙漠中行走30余日到达于阗。在于阗，为参观当时流行的行像仪式，法显停留了三个月，而慧景、道整、慧达等人则先一步走了。参观了这一盛大的佛教仪式后，法显与宝云、僧进继续西行，25日后到子合国〈今新疆叶城〉。法显在子合住了15天，南行4日入葱岭中的于麾国〈今叶城西南奇灵卡地〉。又南行25日，到竭叉国，与慧景等三人重逢。因等待“般遮越师”大会〈多在春季〉，在此停留时间较长，次年才重新出发。
法显一行出葱岭到北天竺的陀历。该国位于印度河上游，交通依靠所谓的悬度，四周悬崖峭壁，深谷千丈，险峻难行。途中渡河到达斯瓦特河上游，到达北天竺的乌苌国〈今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区西部〉。法显在他的《佛国记》里说，那里“尽作中天竺语”，衣服饮食也同中天竺。当时乌苌国还流行小乘学，有500僧伽蓝。因为释迦牟尼曾行化到此，所以这里有许多关于他的传说。最著名的有释迦降服恶龙，制止恶龙兴洪水的传说。慧景、慧达、道整三人，由此先行到有佛影的那竭国，法显等则在这里静修了5个月。
法显一行经斯瓦特东行五日，到犍陀卫国〈即著名的犍陀罗，首府在今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法显路过时，正当吠哒势力南下的前后。犍陀罗的竺刹尸罗和弗楼沙是迦腻色迦王的两座名城。法显《佛国记》里记叙的弗楼沙，即白沙瓦，法显在这里看了著名的佛钵，并记录了迦腻色迦王起佛塔和企图夺取此地佛钵未成的故事。在这里，宝云、僧景供养了佛钵。
法显一行离开犍陀罗国到那竭国〈今阿富汗迦拉拉巴德〉参看佛影、佛齿、及佛顶骨。佛影，是指在一个瀑布飞流的崖壁石洞中，因门径狭小，洞穴昏暗，随光线强弱，洞中的石壁上所显出的影像。先期到达那竭国的慧景、慧达、道整三人，在此地供养了佛影、佛齿、和佛顶骨。然而，因慧景突患疾病，道整便留下护理。于是慧达只身一人回到了白沙瓦。慧达与来到白沙瓦的宝云、僧景一起终于返回秦土〈中国〉，而慧应则永眠于佛钵寺。
在那竭国过冬后，法显、慧景、道整三人南下拟越过苏莱曼山脉，南度小雪山时，在北面山麓，寒风暴起，有病的慧景再也无法前进一步。他用最后一点力气说：“你们走吧，我是不行了，不要大家都死在这里。”说完便断了气。法显等人擦干眼泪继续前进，出山到了罗夷国，由此南下到达跋那国〈今巴基斯坦西北之哈拉姆〉、毗茶国等地进入中印度，到摩头罗〈今印度新德里东南之马土腊〉。法显到中天竺时，正值著名的超日王旃陀罗笈多二世〈公元380-414年〉当政，是笈多王朝帝国的全盛时期。法显遍游佛迹，亲眼目睹了当时的许多石柱、石刻和各种古迹。公元404年，法显来到佛陀住过25年的拘萨罗国舍卫城的祗洹精舍，当时 还“池流清净，林木尚茂”，门户石柱尚存。法显至此，百感交集，他在《佛国记》里写道：“法显、道整初到祗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死去〉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彼众僧出，问显等言：汝从何国来？答云，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已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佛教文化的中心视中国为边地，法显等人作为到此求法的第一批中国僧人，得见圣地，莫如概叹！
舍卫城东50里有论民园，是释迦诞生地，亦名蓝毗尼。法显还到释迦之母摩耶夫人手攀阿输迦树〈亦译无忧树〉诞生释迦处，亲见阿育王所立石碑及诏文。不过当时这一带已很荒凉，常有白象、狮子出入。
法显在笈多王朝首都摩揭陀国的巴连弗住了三年，学习梵文，记录律藏。在一系列工作完成之后，同行的道整表示情愿长留佛国，不再返乡，而法显决意东返。他沿恒河东下到占波国〈今印度巴加尔普尔〉，再南下到多摩梨帝国〈今恒河支流胡里河西岸之泰姆鲁〉，在这里住了两年〈公元408-409年〉，写经画像，最后独自一人从海路踏上归途，航海14昼夜，来到狮子国〈后称锡兰岛，今称斯里兰卡〉。有一天，法显忽然看见有一位商人，用一只从晋国带来的白团扇供佛，不觉心头一热，凄然泪下。
公元411年，法显乘商船东归，下海两日便遇到大风，船在暴风与海浪中迷航，在海上航行10多天，船漂到一个小岛，又经80天后大船停泊到耶婆提国〈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法显在此停留5个月后，又随另外一艘商船向东北驶往广州。商船在海上举帆航行了20多天后，遇到风暴，粮水断绝，大家以海水勉强作食，十分惊恐，唯独法显镇定自若，佛经照念不误。船又漂了三个月后，有一天终于漂到岸，法显与商人上岸察看，却看不见人烟和行迹；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心中把握不定。他们乘一条小船沿水边前行，想找人打听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正划着小船，他们遇到两个猎人正要下山回家。经过询问，猎人告诉他：“明天是七月十五日，我想取桃腊佛。”猎人避讳杀生，所以说取桃。猎人告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界内的牢山〈今山东省青岛市崂山〉。这是义熙八年〈公元413年〉九月间，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后，禁不住热泪盈眶。法显已经70多岁了。他从出发西行至今归来，历时13年又4个月，行程数万里，经历过无数艰难险阻，如今终成夙愿。法显后来到了南京道场寺，把游历天竺的情形写成《佛国记》。还译出了《摩诃僧祗众律》、《大般泥洹经》等6部63卷佛经。5年后，他来到江陵〈即荆州〉，86岁时死于辛寺，结束了他为追求新文化而动荡不安的一生。
岁月如白驹过隙，无论世人如何想象法显，仍是一副僧衣飘荡，手持僧钵的形象，这就是那时感知、追求新的文化源头而矢志求法者的真实写照。西行的托钵僧，化缘百家，奔波动荡，是为了把握一颗不安的文化灵魂。法显以后二百多年，又出现一个家喻户晓的唐玄奘，这位托钵僧的传奇经历，被后人演绎成神话小说，流传到了世界各地。
大唐故都的中心高耸着象征着异域文化和另一种文明体系的大雁塔，宽阔的长安大道，令人想起唐都宫墙弱柳，依依拂水，驷马安车，王孙公子游冶的情景。塔基层四门的青石门楣、门框和门墩上，满是唐代的线刻佛、菩萨像、庙宇、狮子，蔓陀罗草。真所谓：“西方有福地，人曰曼陀罗”。
也曾是托钵僧的义净和尚从天竺国度回来后，撰写了一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了初唐时期众多的往天竺求法的托钵僧的名字。该书汇集了义净在求法途中所遇到或是在同行者以及在旅途中传闻的有关求法托钵僧的经历。义净在大唐求法僧都要中途停驻的那烂陀寺前后逗留了10年，因此他记述的入天竺托钵求法僧是可信的。日本东方学学者长泽和俊先生从义净的这部著作中作了统计：义净记述的入天竺托钵求法僧共65人。未到达天竺者，计23人。其中途中死亡12人；逗留在途中2人；行踪不明者2人。途中归国者7人。到达天竺或狮子国者〈今斯里兰卡〉者41人。其中死在天竺或归途者18人；行踪不明者11人；留在当地者7人；平安归国者仅5人。从这可以看出，西行求法是多么艰险的路途。
从魏晋迄唐，长达四五百年时间，中国处在一个剧烈变革的动荡时期，亟需一种新的文明来对应、参照自己的社会体系。社会混乱、痛苦蕴积了惊人的文化精神和社会能量，尤其在晋代，随着晋室南渡，中国北方五胡乱华，战乱频仍，地方政权走马灯似地换了一个又一个。此时，追求终极目标的佛教哲学宛若一道在阴霾之中的光亮，在人们的心中播下生活和理想的希望。无数个托钵僧匆匆西行，也有无数个传法僧不顾艰危东来。战祸、盗劫、高山大漠的凶险、疾病……凡此种种，对于身无长物，仅有一钵的求法僧而言，不过是阻道的幻象和魔障。麦积山石窟、敦煌石窟、库车石窟等于此时开凿，在中国西北部最荒凉、最偏僻、最贫困的地方，成千上万的人怀着心灵的巨大痛苦和悲悯心情在用生命来凿窟造像，一笔一笔地勾勒着对佛国的憧憬，直到自己的身躯化为泥土。
千年而后，我们不得不感慨中国历史上这一大变革时期。从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本土产生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这是第一次思想大变革；第二次是佛教东传；此后直到19至20世纪百余年间的西方文明撞开了千年帝国的封闭之门，完成第三次思想变革。三次思想变革中，佛教东渐是其中历时时间最长的。
喀什噶尔城郊的莫尔佛塔、库车石窟、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敦煌、麦积山、河南龙岗石窟、四川乐山大佛……这些凝聚在残垣断壁之中的理性智者的光芒，以及如今仅能通过尘封已久的残躯来表达的关于宇宙的思考、对人类终极理想的诠释，不得不令人潸然泪下。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表面的人类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之下，其实蕴积着一个也许更为混乱痛苦时代。它的范围不再是仅仅限于东部亚洲这千年帝国的地域，而是世界性的。能不能再出现一个堪与世尊释迦牟尼比肩的贤者与智者，或者人们不得不从世尊的思想里汲取智慧与理性的光芒，这令人感到困惑……而最困惑的是，世人又将到哪儿去求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