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的六十年（二）/关尔

4.乔迁入学 大概是57年的6、7月份，我家搬到东城区顶银胡同2号的一个院里，那个院据说以前是京剧名伶孟小冬的，有十五间约三百平米欧式建筑，院子约四百平米。我们搬来前该院住着两户，一户是抗战胜利后在东京参加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二战日本战犯的中方************官梅汝璈；另一户是化工部的工程师姓宋。院里虽只有三户，可孩子不少，梅家一男一女，宋家一男三女，我们家两男两女。
57年9月份梅家的女孩和我都上了附近的象鼻子中坑小学，宋家的男孩56年就上了那个学校。我们上学那年学的还是汉语注音字母ㄚ、ㄛ、ㄝ…。下一届也就是58届就改学拼音字母了，但汉字简化改革已在全国大陆范围从57届小学生抓起。这些改革可以说是功盖千秋利国利民的。我上小学时的第一任老师姓黄，大约四十岁

左右，她对汉字改革也是很拥护的，她教我们写儿童的“儿”字时说：以前的“儿”字是这样写的，说着她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繁体的“兒”。写完她拿着教鞭指着两个“儿”字问大家：大家数数，这个“儿”比那个“兒”减少了几划啊？孩子们瞪着小眼，用手指头比划着数笔划。“六划”！孩子们坐在座位上用稚嫩的童声答道。黄老师说：对！你们这一代真幸福，真是生在蜜罐里了，就连写字毛主席都怕累着你们，国家公布的230个简体字和30个偏旁，正好从你们这一代开始，给你们的学习减轻了负担，不过，有许多以前出版的书用的还是繁体字，所以繁体字不要求你们会写，能认识就行，这对于你们以后的学习有好处。
其实还有许多繁体字有待简化如：舆论的“舆”，伏羲的“羲”，老鼠的“鼠”等字都属于笔划过繁而又不太好写的，1977又搞了一次文字简化改革但功亏一篑。四十多年后还有些遗老遗少爱走极端的政协委员们在反对文字改革，主张“废简复繁”，由此可窥视出一些有利于平民百姓的改革在执行上是有难度的，即使推行贯彻，但在执行过程中也很可能被有权的利益方偷梁换柱改头换面，最后被搞得面目全非，六十年的历程多次证明了这点，也许今后还将会被继续证明。
上小学时正逢全国贯彻毛泽东在1952年6月10日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的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全国城、乡、机关、学校群众性体育运动蓬勃发展，老百姓的体质和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在短短的几年中人均寿命延长了约二十年。
那时我们学校因地制宜，经常组织足球、田径、跳绳、踢毽等体育性质的比赛，记得我们班有个姓单的女同学在跳绳比赛中，双跳不间断跳了一百多个，得了年级冠军。各区少年宫还根据儿童的爱好特征设有航空、航模、无线电、内燃机、天文、文学、武术、游泳、滑冰及各种球类等课外活动小组，丰富广大中小学生的业余生活提高他们的体质和素质，这一切基本都是免费的，只是要加入钢琴组的有个规定，就是家里必须有钢琴，可是家里有钢琴的孩子在那个年代真可谓是凤毛麟角，这种规定也许有些不近乎人情，很可能使一些有音乐天赋的孩子与音乐失之交臂。
当时社会上其他体育活动开展得也是如火如荼，那时体育场地宽敞，厂矿机关除了每日的两次工间操，还经常组织车间之间的体育竞赛。东单、西单、月坛等体育场及各单位住宅区都有不少篮球架，休息日时免费供人们在此打球锻炼，系统之间的各类体育、球类比赛也在节假日期间在各街、区工人文化宫举行。北京市组织的第一届群众性的春节环城赛跑也于1956年2月15日举行，一千四百多人参赛，冠军叫张威。以后每年的大年初三都如期举行广大京城百姓参加的环城赛跑。当年的体育竞技水平虽不是很高，各单位的体育器材也不是很完备，但在毛泽东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督促下，各单位工会对全民体育锻炼极其重视，人民的体质和精神面貌也的确得到了很大的改观。毛泽东以后好像人们对全民体育运动再没有那样重视过，花费在搞金牌上的钱可能更多些，全民靠吃药维持的亚健康状况也更多些，曾几何时又被人称为“东亚药夫”。
在共和国建立初期尽管国家财政比较拮据，但国家花在教育方面的投资还是十分慷慨的，小学期间每学期每人的学杂费是2.5元，书本费2.5元，相当于当时北京职工平均月收入的8％－10％，如家庭人均月收入在8元以下的，可以免交学杂、书本费。小学时我们班48人，有一个男同学是免交学杂、书本费的，他家有7个孩子，爷爷、奶奶和母亲都没工作，全家人只靠父亲每月80元的工资生活。在农村教育的普及率也有很大提高，在陕北我插队的村里，有一所五十年代初建的小学校，一溜五间砖木结构瓦房，是当年村里唯一一座砖瓦房，其外观质量除外表未贴白瓷砖外，不亚于现在的希望小学。
我上小学后才发现，一些同学家里没有收音机，当时一个四灯电子管收音机大约50元，相当于一个中等技术工人或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56元）近一个月的工资。当时技术工人最高收入大概在一百元左右，煤炭、建筑行业可能要高些，平均工资大约在40－60元之间，而一般家庭都有2－4个甚至更多的孩子，按家庭人均消费，每个人的生活费是很低的，别说50元的收音机，就是学校组织看电影的5分钱一些家长都舍不得掏。后来才知道，五十年代初因为高层领导错批了马寅初教授，使五、六十年代的生育呈现无序状态，一些主流派还不分国情地提出生孩子要与苏联接轨，鼓励生育，奖励生孩子多的为英雄母亲，以致于五、六十年代成为生育高峰，年人口增长率近3％，其后患无穷。
5.运动的概念
一年级的小坏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耍大刀…。这是当年戏说小学生的童谣，当年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每天上半天（四节）课，课后作业也不是很多，一个教室上午一年级上课，下午二年级上课，书包里就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还有两个作业本和一个铅笔盒，书包比现在的小学生轻好几倍，基础知识学得可并不比现在的小学生差。

我经历的第一次运动是在小学一年级第二学期，社会上开展了“除四害讲卫生”运动，要全民动员消灭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大约是四月份，学校放假三天让我们回家打麻雀，黄老师大概怕我们过于贪玩还给我们留了一些作业。那三天果然热闹，街道的老太太都被组织到胡同里敲盆，一些大树上和楼房上还竖起些五彩假人吓唬麻雀，一些青壮年爬上房顶抡着绑着布条的竹竿玩命呐喊。真是搞得个天翻地覆，把我们这些孩子都高兴坏了。三天过去，我们回到了课堂上，黄老师开始收作业，一个姓文的孩子三天的作业是一点未写。黄老师问：这几天干什么去了？文答：打麻雀去了。“用什么打”？“崩弓子”。“打了几只”？“五只”老师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说：崩得还挺准，坐下吧，下午把作业补做好交上来。记得那时的“中国少年报”不知从哪儿找来几个爱折腾的文痞大言不惭地蒙孩子，数落麻雀的罪状，居然算出消灭了麻雀一年可以节约几千万斤粮食，后来我下乡的时候，在我插队那个公社的革委会主任也以同样的原因发动了一次灭狗运动，真是爱折腾者所见略同啊！
这年春天，北京市鼓励人们植树绿化环境，我们院的几个孩子集体在院的南边挖了两个大坑，栽了一棵桃树苗和一棵柳树，几年后那棵桃树结了几颗毛桃，那年的春夏季每个小学生不管走到哪儿，手里都拿着个苍蝇拍，每天做完作业，都会到公厕蹲守打苍蝇，孩子们把苍蝇的尸体装在小盒里或瓶子里，第二天一早交到老师那儿。我和院里的孩子们在那个夏天曾在桃树下放一堆鱼下水引诱苍蝇，然后搬个板凳坐在树旁等候苍蝇，常常一只苍蝇飞来几个苍蝇拍同时落下，有时还为争夺苍蝇的尸体拌几句嘴。春末夏初时我们还拿着家里添煤用的小铁铲跟着大些的孩子们到处挖坑找蛹，这比打苍蝇要费劲多了。
那时学校对学生的个人卫生要求比较严格，每天早晨课前由各小组长检查同学们的个人卫生，衣着的整洁，指甲的长短，是否带了喝水的水碗。有时还要抽查背诵“四要，三不要”；四要是：消灭苍蝇要彻底，饭前便后要洗手，生吃瓜果要洗烫，得了痢疾要早报告、早治疗；三不要是：不要喝生水，不要随地大便，不要吃腐烂不洁的食物。这次爱国卫生运动对许多不注重卫生习惯的居民的确是一种文明素质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国际文明的差距。我们院那个姓宋的工程师的母亲是个日本人，七十多岁了，她极讲卫生，着装整洁头发总是梳得溜光，她喜爱穿中国老太太常穿的那种大襟布衫而且是浅色的，布衫右上角扎着一块大手绢，那时一般北京人都爱随地吐痰，可那个日本老太太每回吐痰总是吐在手绢里。

儿时，周日家长常带我们去公园玩，公园的儿童运动场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转椅、木转马、风车、秋千等使孩子们乐不可支。那时公园除了一部分不要门票如玉渊潭、日、月、 地坛等外其他公园票价也都很便宜，劳动人民文化宫2分钱，其他公园0.05－0.1元，当时的宗旨是“公园是劳动人民休息和娱乐的地方”，就连苏杭等地的园林票价大多也没有超过0.1元的，不像如今公园票价动辄几十上百甚至几百元，成了地方政府敛财的场所。不久“社会主义好”那首歌唱红了中国，大跃进开始了。历史上中国老百姓好像习惯了在“转变观念，解放思想”的统一号令中向左转，向后转…。49年后的前几年中国在工、农及教育、卫生等方面发展基本是平静而稳步的，取得的成绩也是空前的，基本上是按照程序和轨迹渐进的。如果说不少中国人有爱折腾不踏实的天性，喜欢一窝蜂跟潮流，不论什么下流噱头只要是上级提的，都会跟着叫好，这话也许有些人不爱听，可事实确实如此。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实施两年，一些作风浮躁的人在正常发展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个别地区基层延伸到国家的高层领导，又由高层不分场合地向全国盲目推广、扩散，甚至强令照搬，造成上压下，下欺上的局面泛滥，这不亚于恶性瘟疫流行一样可怕。55年下半年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激进盲动思潮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开始循环萌动、振荡，就像一个乱了码的不能正确处理反馈信息的伺服系统。许多人很轻易地就掌握非逻辑性思维，这种思维更适合判断是非能力差喜欢搞一刀切的领导人群，其主导思维方式是：总想超越客观规律，把复杂的万物组合按简单的主观臆断排列，把普通的思想意识矛盾上纲为复杂的阶级路线斗争。
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发出了鼓励人们开始折腾的信号。计划经济的计划离了谱变成按上级意图办的记事本。计划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各有互相难以取代的优缺点。
计划经济关键是定计划的人，如果定计划的人不是根据市场规律、经济实力和民众之需求精算财力的分配，不具备对中长期目标可行性的深入调研及预期目标和实际发展速度的对比和控制能力，而是不切实际地胡订计划滥上项目，那就不是计划经济，也许叫“臆幻经济”更恰当些，计划经济搞不好的人，市场经济恐怕也会搞得一团糟！他们会按“臆幻经济”的思路搞个“伪市场化”的经济模式。
所幸的是在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看到了盲目冒进的危险性，多次召开促退会大幅削减不切实际的指标。在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时，周总理注意到了“多、快、好、省”这个口号的消极作用，他针对人们在冒进情绪下只看重和追求“多”与“快”，忽视和忘记“好”和“省”的实际情况，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将原有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除。这种被冒进者称为右倾保守的做法，使对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破坏的经济高潮延迟了两年发生，但也使得主张促进的高层领导们极度不满，这个不满终于在58年1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爆发了，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基本正常发展的轨迹紊乱了。
那时别说孩子就是刚经过反右运动的老百姓对即将到来的这场惊天动地的运动，恐怕也没几个人能有思想准备，直到58年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参观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并夸奖省书记：吴书记，大有希望。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看来中国第一左、第一吹的人早在河南就开始折腾了。在夸完吴书记后的第20天，8月2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开工业生产会议，确定了“全民炼钢、全民炼铁”等任务。工、农两线已是在弦之箭了。正是：高层一念差，民间万户劫。
6.全民大折腾
这年新学期开学后，我升入二年级了，学校高年级的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学校的大操场上砌了几个小高炉炼铁，打发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孩子满处去捡废铁，还展开竞赛，看谁废铁捡得多。学校旁边有个大工地（就是现在“北京国际饭店”的位置，当年好像是准备建个博物馆，60年下马成为烂尾楼，大约在80年前后被爆破拆除），放学后我们钻过铁丝网到工地捡些钢筋头、铁丝、拔些模版上生锈的钉子，书包和衣裤经常被刮破，有时还会被工地的工人逮住，没收好不容易为完成任务捡来的废铁。我升入二年级时，班主任换了一个叫李汉英的女老师，她常带我们去建国门外的护城河边为学校的小高炉捡木柴，有一次这些男学生爬上树弄断了一棵大树的树杈，她带着我们把这根足有5米长的树杈拖回了学校，学校的操场上浓烟滚滚，人们嚷着、跑着，人人的都是挥汗如雨汗流浃背，脸和头发都是肉发一色黑。大家那时都在为超英赶美，争取完成当年1070万吨钢的指标而玩命。
据说有些地方领导为完成指标，甚至把老百姓家里的门环、铁锅以至箱子上的合页都撬下来送进土高炉里，所庆幸的是我们学校还没有让我们回家砸锅伐树炼钢。另外“全民炼钢”还导致不少地方由于集中了全部的精壮劳力在公社“炼钢”，以致于秋收时地里的粮食未及时收回而烂在地里，造成许多地方丰产不丰收，我在陕北插队的那个村就是如此。
当时我已经能阅读“中国少年报”了，少年报常以漫画和照片的形式报道城乡大好形势，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号召大家：胆子再放大点，步子再加快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办不到的，只怕想不到。今天你敢放个亩产几千斤的卫星，明天他就敢放个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的超级卫星。画家也跟着哄，画个三层楼高的大南瓜上几个孩子在扭秧歌。一天一变甚至一天几变的亩产量不断刷新着世间纪录。这些消息我看后都相信，因为一亩地多大，几万斤是多少，在我们孩子的头脑中不像小红帽和狼外婆那样有具体的形象概念。可悲的是人家并不是想逗孩子玩，人家是想欺世盗名让全国人民从上到下都相信这些泡沫堆砌的谎言。
不知是中国科学院还是河南的吴书记怕中央领导不相信他们放的卫星，特地找了个海归物理学家给毛泽东用现代物理和化学中的日照光合作用下，植物分蘖级数增长原理和土地可供植物最大饱和能量来证明：亩产超四万斤是不成问题的。有知名物理学家如此精确的科学分析，又有吴书记之流的折腾和忽悠，这“高产记录”也由不得毛泽东不信。遍地小高炉的浓烟和媒体的编辑、记者们吹出的泡泡在这一年严严实实地覆盖了中国大陆，结结实实地给老百姓的肌体注射了一针荒唐水…！
也许一些人的初始愿望是好的，是想为老百姓做些好事，他们热血沸腾急不可耐地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改变共和国欠发达的经济状况，但只注重热情忽略规律，则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效果。中、基层干部经过反右等运动的清洗，素质更是普遍偏差。另外每次运动都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那儿，即使有见解之士也不敢随便在公开场合阐明观点。58年北京一个大学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对待教师提出宁“左”勿右的口号，这正中那些激进分子的下怀，并把宁“左”勿右之“精髓”在以后的各个运动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们勾心斗角、欺上压下，打击报复，文过饰非，虚撰政绩，报喜不报忧。高层则更乐于闻喜而厌于见忧，一言堂的决策虽如盲人摸象但更易于贯彻执行。速决战和持久战的原理即使是在经济建设的环境里，只要运用策划得当，也不乏取胜之谋略，而欲速则不达的古训深奥啊。
二年级开学不久，由于前段所说建博物馆的工程，学校拆迁，从草场胡同搬到建国门城墙根附近的贡院东街，当年象鼻子中坑小学分两部分，本校在象鼻子中坑胡同，三年级至六年级在那儿上课。草场胡同是分校，一、二年级的在这儿上课。如果那个博物馆当年建成了，北京59年可能就会评出十一大建筑而不是十大。可是58年超预算透支的土建项目太庞大了，庞大得拆了东墙都补不上西墙。
大约是58年的12月份下了一场在北京极少见的大雪，那天早晨去上学时，地上的雪都淹没到大腿，足有半米深。按说应该是瑞雪兆丰年，但迎来的却是三年自然灾害。
59年的3月************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问题，毛泽东就此类问题在会上讲了话。可吴书记不服气，大话已然吹出，开弓没有回头箭，砂锅捣蒜不刮上二十级“共产风”岂不是狗怂！不饿死十几万老百姓算俺不能折腾！河南边俺说了算，谁敢告刁状？俺饶不了他！俺中央有人，犯再大的罪，大不了算我个“认识”问题。我靠，谁还敢把俺滴毬咬下来不成？大不了换个地方还当俺的书记。
59年春夏，中国从南到北主要产粮区轮番发生了历史上罕见的旱、涝、霜、风、雹灾害，受灾面积达6.8亿多亩，受灾人口过亿，粮食危机已初露端倪。记得59年7月底，学校已经放暑假，京津地区连降暴雨，雨后我们院里积满没脚面的水，男孩们经常光着脚淌着水在墙根捉“水妞”玩，一边捉一边唱“水妞，水妞，先出犄角后出头…”。可就是那几天的暴雨，使海河水位猛涨几乎水漫天津，河北省上千万亩农田被淹，京广、津浦铁路也几乎中断。
6月29日 毛泽东在庐山同一些领导同志谈经济工作。他说要把重、轻、农的次序改为农、轻、重。还强调说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综合平衡。7月5日他在庐山看了李先念、陈国栋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后，提出几点意见：(1)多种粮，是上策。(2)农民要恢复糠菜半年粮。(3)除灾区外,各地要增加牲口和猪的饲料粮。毛泽东当时虽然对“共产风”和极左思潮造成的损害已有了一些了解，并在庐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19个问题供大家讨论，当然他对大家就大跃进讨论的命题事先用三句话定下了调子：“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但是会议的发展却出轨了，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及在党内进行反右倾斗争的决定无疑是把左倾思潮向极端又推进了一大步，就连那些比较了解国情、思维本来还基本正常的高级干部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思想不够解放？观念是否太保守、太守旧？不能与时俱进？
大约是59年的夏秋季，北京市各个派出所的警员们走街串巷，在支援国家建设的口号下动员家庭妇女们自愿减少自己的口粮定量，机关也作了类似的动员，那时大家对随后的三年粮食危机还没有一点预感，大家都很积极地响应号召，每人大约削减了定量的10％。
大跃进期间尽管从事比较简单劳动的工、农业领域因遭到盲目性指挥，其破坏范围较大。但在科技含量较高的企业也的确作出了一些成绩。当时的天津通信广播电视厂（712厂）在1958年3月生产出中国第一台电子管14英寸825黑白电视机，商标取名为“北京牌”，尽管技术和电子元件大部分是苏联的，但开创了我国成批生产电视机的先河，在这之前，北京市总共只有30多台电视机，还都是苏联原装的。另外北京电视台于1958年5月1日开始试播，于9月2日正式播出，每周播出4次，每次约3小时，覆盖半径约25公里。我无从查证天津通信广播电视厂从58至59年生产了多少台电视机，但到59年10月1日我在西总布胡同少年宫的大厅里（元真观旧址），看电视直播庆祝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游行，估计这也是中国第一次电视现场直播。一年前北京不过30多台电视机，而一年后区级少年宫都配备了电视机，从这点来看，一年的电视机产量恐怕不会太少。看电视的门票5分钱，看电视的大多是孩子。有一个镜头记得很清晰，我们正在看受阅部队通过******************广场时，头顶上突然响起了隆隆的飞机声，孩子们都跑到外面去看，刚跑到门口，电视机屏幕上也出现了飞机编队图像。
其他技术含量较高在大跃进年代首次生产的民用产品还有照相机、58年10月北京客车四厂研制生产的BK560型铰接式无轨电车及10月上海电机厂制造出世界第一台1.2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等。58年3月上海照相机厂生产出以莱卡ⅢB为样本的“58－Ⅰ和58－Ⅱ”135系列照相机。南京电影机械厂也于1959年3月以苏联泽尼特C为样本生产出“紫金山”牌Z-135型35毫米单镜头反光照相机。1959年7月由京、津、沪等三个照相机厂和南京电影机械厂的技术人员组成的“照相机制造技术考察小组”赴东德学习。
客观地说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比工、农、文化界受乱指挥、浮夸风的影响相对来说要小得多，这也符合生产力的变革导致生产关系的转变而推动社会的渐进。为什么六十年来，一些主流派文痞总是强调老百姓应该通过“转变观念”的运动来推动社会跃进，结果多是貌进实退。这是为什么？也许值得思考。现在许多文人都把大跃进的错误归结到一两个人的身上，试想如果不是那些大大小小想攀附升官的官宦们跟着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大跃进、共产风能造成那么大祸害吗？那些极左社论、赞美诗和编造的美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提前实现************************等，哪条不是这些御用文人昧着良心编出来的，蒙完老百姓，还能捞笔稿费。
7.象小的故事
第一个十年的变迁是巨大的，国际上美国从二战时的盟国变成了政治、军事上最大的敌国，打到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喊了十年；经历了和老大哥从蜜月到逐步变迁至几乎分裂的十年。国内中国的工业从只是仿制、组装工业产品到有了初步设计和生产较精密的工业产品之能力；短短的七年，农村从个体单干变迁到生产资料集体化，城市工商从私营经济变迁到全民经济；GDP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人们有喜有忧，喜的是五十年代前期人民生活水平确有不少提高，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准及礼貌程度也接近国际水平，似乎是解放后这六十年的最高峰，这似乎与生存环境有关，试想如果人们总是生活在一个压抑、动荡、不平等、不公平、提倡自私自利、靠害人升官发财、时时提防遭人陷害、被人欺骗的社会中，人民会有很高的道德水准吗？忧的是五十年代末的反右运动越来越频繁，搞得人人自危，假（欺上瞒下）、吹（吹牛皮不上税）、变（朝令夕改的策略）、捞（不择手段捞取政治资本）正在侵蚀着人民的肌体；领导凭个人意志，人为决策无序改革导致的工农业在过渡变迁时速度过快、许多人经不起忽悠，缺乏自知之明的稳健心理而多些暴发户的盲目投机心态，使刚恢复的国民经济没有按自身的规律渐进，导致了全国经济发展一度一蹶不振。
五八年为什么会头脑发热？至少当时小孩们是不明白的，只是觉得父母回家变晚了，回家时也都是灰头土脸、疲惫不堪的，周日也去单位而不能带孩子去公园了。也许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得过于轻松，成绩也使人过于兴奋，也许前几年运动积累下的祸根这时已成气候。一旦环境适宜，就顶着群众之热情的招牌招摇上市使几年的成绩毁于一旦。由于缺乏就此失误而制定的相应法律，导致“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以至于三十年后又有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邪说的变种“胆子再放大点，步子再加快点”等大跃进式口号。
那时每到十月底城里就开始卖白薯和白菜，我们的院大，粮店就在我们院里建立临时专卖白薯站，白薯用麻袋装着，码得有一人多高几乎堆满了这四百平米的院子。院里的孩子常在麻袋堆上爬上爬下，有时还拿个生白薯啃几口。白薯很便宜，好像是0.024元一斤，一斤粮票可买四斤白薯，大概到61年一斤粮票可买五斤白薯。居民们都大量购买白薯，以补炊米不足之苦，几乎家家在那段时间里都开了白薯宴：煮白薯、蒸白薯、熬白薯粥，用白薯切成丁和大米煮饭，开始觉得很好吃，有些甜味，但天天吃也受不了，没过几天胃里就时常有烧灼和反酸的难受感觉。白薯不易久放，放长了蒸熟后会有一股中药味，为了便于储备大家还把一种红瓤糖份较大的白薯蒸熟了切条晾成薯干，这样能储存半年。此时不但农民要遵照毛泽东所说：“农民要恢复糠菜半年粮”，就连城市居民也过起了“薯菜半年粮”的日子。
59年底，全国许多地方的老百姓已处于饥饿状态，河南信阳地区尤其严重，已有饿死人的事件发生。但此时报纸上还在继续鼓吹着大跃进的成绩，那些假报道真不知道那帮妓者是怎么采访到，又不知花费多少心思编造出来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个极其复杂的渐进变革，各国情况不同民情有异，中国的激进分子们似乎总是耐不住这种渐进变革的过程，总想折腾一下，不来个一鸣惊人死不休。从这十年的教训来看，不论是“跃进”还是“摸石”都属于或明或暗违反违背客观规律，用人为主观臆断强令推广，胆子再放大点来破坏科学发展的规律性。有人说：摸石就是探索。其实探索与跃进和摸石在内涵上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的，探索是遵循已掌握的科学规律寻找符合客观性的新规律，而跃进和摸石在作为国策时则充满了盲目闯荡的成份，当然作为跨栏和探险来说跃进和摸石头还是可行的。
这年我升入三年级了，告别了分校，念念不舍地和第一任黄老师道别，记得黄老师第一次上课时对我们说：尽管你们将来还要上初中、高中和大学，但等你们成年后就会明白，小学的同学在一起学习的时间最长，友谊最深，因为你们要一起相处六年，这段时间也许比以后任何时期的同学相处时间都长，而且孩子的友谊是一生中最难忘怀的，老师就有这种体会，老师的小学同学直到现在还经常互相串门，希望你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个好孩子。
我们来到本校上课，感觉自己是个大人了。学校附近曾多有清代庙宇：大土地庙、小土地庙、火神庙、娘娘庙，还有象鼻子前坑、中坑、后坑，统称“三坑四庙”，那时学校附近的胡同多以这些“庙”和“坑”来命名直到文革。象鼻子中坑小学原址是明代文思院的一部分，文思院乃明代官府作坊，为工部所辖五厂之一，大概算是丝、画厂。其大门坐北朝南三间广亮式门楼，两个抱鼓石门墩分立左右，只是门阶比路面低近两尺。有四进院落，院内大多是明代歇山顶建筑砖木结构，一些教室很宽敞高大，室内有六根两人合抱不过来的松木顶梁柱，供一百人同时听课不显拥挤，还有个很大的操场，此校大约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由国民政府出资建立的为数不多的公立小学之一。
至于这条胡同为什么叫象鼻子中坑，我还是听同学的祖父，一个当时的耄耋老人给我们戏说的。老人说这也是他爷爷给他戏说的：清朝此地属镶白旗，满清时取消文思院，改为驿馆和官书院，乾隆年间有一年两广巡抚来京城朝见乾隆，在皇上召见前他就住在文思院的驿馆里。一天乾隆宣召，巡抚跪在殿前。乾隆道：爱卿平身，昨夜住在哪嘎达？安歇可好？巡抚立起答道：谢主龙恩，臣昨日住在…。巡抚一紧张把地名忘了，只记得那地方地势低洼。就摸着鼻梁上方凹下的那地方说：启禀万岁爷，臣住在像鼻子根那样的胡同里。没想到乾隆听拧了，哈哈一乐对和珅和刘罗锅说：二位爱卿可知道“象鼻子坑胡同”在哪嘎达？和珅听着这地名耳生，还没反应过来，刘罗锅老谋深算，他算计着巡抚住在官书院，就上前答道：回皇上，您说的那地方在东单牌楼东面，观音寺胡同的北面，方巾巷的西面，新开路胡同的南面，离宁郡王府不远，那胡同这会儿叫…。和珅这时也缓过神来了，他忙跨步向前跪倒在地抖着激灵说：皇上圣明，那胡同就叫“象鼻子坑胡同”，预示着吾皇江山如同象鼻子那样万代长久。说完他得意地斜眼撇了一下刘罗锅，心说：万岁爷都亲口御封了，你这傻冒还想说原名，脑子进水了吧。乾隆听了和珅的奉承话挺高兴，他说：这名字有趣，象鼻子还带坑，等哪天闲了，朕摆驾象鼻子坑看看去。
这金口玉言给北京城里御封了一条胡同，和珅岂敢怠慢，下朝后忙跑到官书院传皇上口谕，他到象鼻子坑胡同一看，这胡同比周围胡同的地势都低，他忙传令用黄土把胡同垫高三尺，以示皇封胡同之威。按说明代建像文思院这样的官坊应该有三到五个台阶，比路面要高一到两尺，可和珅的垫路工程结束后，官书院也就是象鼻子中坑小学的门阶就比路面低了近两尺。
后来那些和象鼻子坑相连的胡同都想沾皇上御封的光，于是就出了象鼻子前坑、后坑、左坑、右坑、上坑、下坑。民国后归顺成：象鼻子前坑、中坑和后坑。老人最后说：你们象鼻子中坑小学的那条胡同就是皇上最先御封的“坑”。没想到我们一不留神还沾了皇上的光。文革期间象鼻子中坑改成“春雨一巷”。现在已被房地产商搞得片瓦不存。
这学期，文化课多了一门“常识”课，为了配合当时提出的“劳卫制”（能劳动，保卫祖国）达标，除了文化课外学校又加了两门课，一门是军事课，海军信兵的旗语联络课，那时孩子们对解放军都很崇拜，解放军战士对老百姓也很关照，大街上常可看到军人帮助老百姓做好事。开设军事课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信号旗的形状是两面红黄相交的小方旗，通过双手举旗的不同位置代表的注音字母向对方发信号。旗是学生们按老师的要求自己买几张红、黄电光纸再找两根小木棍糊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信号旗取代了苍蝇拍成为小学生每天上学必带的用具。另外还让小学生们自己做木枪开展军体课，记得一次作完课间操，少先队辅导员张老师站在台子上拿着一只做得很不错的木枪向我们展示，还把做枪的六年级的一个戴眼镜的男同学也拉上台，让我们向他学习，据说那个男同学手很巧。
三年级开始学习各类度量衡的单位和换算，李汉英老师给我们上完课后，为了巩固我们学到的知识还给我们布置了家庭作业。让我们回家后用绳子剪成一段长度，丈量一下家里的窗台或院子。宋同学和战同学同住在方巾巷北口的一个院里，他俩回家后剪了段10米的绳子，两人从西总部胡同东口一直量到东总布文化馆，正好150丈折合一华里。当年的学生执著吧？
还加了一门手工劳动课，是把一些碎绒布拆成工厂擦机器用的棉丝，还拆过一些五十年代中国士兵戴的船帽，因此帽需歪戴在头上才显得好看，所以也称歪帽，是模仿苏军的产物。大概这也算是勤工俭学，能给学校赚点外快。每周两节手工课，学生们都很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