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个十年 2
1960年秋季我升入四年级，课程又增加一门自然课。班里添了几个大个新同学，是蹲班下来的。班主任换了个约五十岁的李老师，李老师烫发，中等身材略瘦，好像有颗银制门牙，眼小但讲课时好像后脑勺都长着眼睛，没人敢在她的课堂上调皮捣蛋，她常以幽默方式挖苦学生。她除了教学有经验外，还有一手其他老师都不具备的“绝活”――掷粉笔头极准，她讲课时见哪个学生睡觉或精神不集中，她不动声色地还继续讲课，手里却偷偷撅下一个粉笔头，冷不丁地扔向那个学生的脑门，十米内百发百中，从未失过手。不过她教孩子认比较难写和易错的字时还是很有办法，如：“隔”字右半部较难写，她就把它拆成“一口”加上注音字母“ㄇ、ㄨ、ㄒ”连起来念：“一口摸乌西”这样学生一下就记住了。
60年下半年粮食紧张程度加剧了，根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统计，60年受灾面积达9亿多亩，成灾面积（基本颗粒无收）达3亿亩，春荒人口近1.3亿，就是说全国约四分之一的农民61年的春天几乎没有粮食吃。另外高征购更是使农民雪上加霜，因为虚报浮夸如59年河南信阳路宪文上报72亿斤，实际20多亿斤。既然报得高征粮任务也高，征不上来就诬蔑农民私藏粮食。59年广东的赵紫阳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和分队进行瞒产造成的。要求对拒不交待的瞒产干部，给予处分，甚至法办。毛泽东对此批示：“在全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必须立即解决。”这样全国一些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地方开展了“反瞒产运动”，组成工作组到农村掘地三尺搜粮，不但征走了农民的口粮就连来年的种子粮也被强行征走，甚至对无粮可交的农民动刑，上压下挤人为地造成了灾害对农村的扩大面。这也就是后来被湖南农民总结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且不说这个比例是否正确，最值得称赞的是，老百姓比高层更先一步看到了“天灾与人祸”的内在联系：跃进志难酬，摸石亦荒唐。天灾犹可畏，人祸更难防！
北京城里出现了少量的讨饭人，我在学校附近的南小街24路汽车站对面的一个饭馆门口看见一个老年妇女坐在行李上向过路人乞讨，东单菜市场门口还有用商品和自制玩具换粮票的农民打扮的小贩。我们班有个姓孙的同学，他父亲是煤厂的工人，粮食定量每月约60斤，但是家里粮食还是不够吃。孙姓同学比我们大一、两岁，身体较壮，常向几个弱小的同学要吃的，有一个姓何的同学，把家里的鸡食捏成团子拿给他吃，团子是棒子面与剁碎的白菜帮和成的，孙同学大概是饿急了，不分生熟狼吞虎咽吃得一点不剩。何同学后来偷偷地把这事得意的告诉别人：他不是欺负我吗！我每天上学时从我们家的鸡食盆里抓几把鸡食，团把团把给他捎上，没想到他还真吃…。
有一次孙同学带我们去使馆区玩，大使馆前门都有警察守卫，他带我们来到一个使馆的后门，后门没人管，只有几个欧洲孩子在院里玩，见我们进去还友好地与我们打招呼，有个孩子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后门口有几个垃圾箱，乘我们跟欧洲孩子玩时孙同学探身翻起了垃圾箱，过了一会儿就见他手里拿着几片白面包招呼我们走，他一边走一边吃着面包，一个同学问他面包哪儿来的？他说垃圾箱里捡的。说着还让我们吃，有个同学吃了一口，马上闭眼皱眉“呸”的一口吐了出来说：酸的。孙说：外国面包都这味，没事。看样子他经常到使馆捡面包。
顶银胡同的东头是贡院西街，贡院西街南口有个商店，商店经常卖散装桔子酱不要票证，0.7元一斤，只是排队的人较多，每人每次只卖一斤。因为红糖、白糖都凭票供应，所以大家见到带甜味的果酱也都抢着买，甚至全家出动排队买果酱。
那时特别羡慕饭馆里的工人，尤其是炸油饼的，那刚出锅的油饼焦脆酥黄，看着就忍不住肚里咽口水，就是炸油饼的油烟子味也是百闻不腻，看着那些饭馆的叔叔们被油烟子熏得油光发亮的面孔，心里总想：他们天天能闻这么香的油烟味，多幸福啊！那时甭说油烟子味，就是汽车开过去，一些孩子还跑到路中间追着汽车屁股闻汽油味。当时饭馆卖油饼不但收粮票还要收油票，油饼六分钱一个，每个收一两粮票，三个油饼收一两油票，所以买油饼一次最少要买三个。那时油饼的个比现在的大近一倍，有一次家里买了三个，记得我们就着窝头吃了好几顿。
这年学校对面的博物馆工程也下马了，工地上立着几个二、三层楼的水泥框架，工地也改成48路和11路公交车总站了，那时因为燃油短缺，有不少公共汽车开始烧燃气，48路和11路也是其中之一，燃气灌在车顶的气袋里，一袋子气大约够汽车跑两、三个来回。那时的自来水网也不够普及，在此公交站对面有个水站，用木轮水车给无自来水的住户往家送水。
顶着煤气包的公交车
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着重讨论了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并号召全党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据说毛泽东此时对部下和媒体报喜不报忧的情况感到恼怒，他甚至派他的警卫员在探亲时为他收集真实情况。会议还通过了李富春和周恩来提出的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60年重新组建的中央财经小组调节了农、轻、重的比重，许多工业项目下马，1961年约25000个国家工企事业单位关闭，大约2000万在大跃进中因搞盲目“城市化”而进城的工人和干部及他们的家属被重新下放回到农村，以减缓城市的盲目扩张和征购粮食的压力。那时为了城镇的粮食供应，政府在统购统销的政策指导下低价征购农民的粮食，农民没粮吃则要花费购粮价4－10倍的价钱到集市上去买粮，这种双轨经济模式使遭灾减产后的农民不堪重负。
经过李先念的等人的努力中央终于在60年底同意批准进口400万吨粮食，61年2月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粮食终于运抵天津港，到6月底进口了200万吨粮食。对国内的粮食供应紧张状况起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这年4月在北京举办了26届世乒赛，这也是中国49年以来第一次面向世界开放了一条门缝，尽管多是些四肢发达的运动员，但必竟许多西方国家的普通百姓这12年来对中国的消息太闭塞了，许多人印象中的中国人还是清朝男人梳辫子的形象。那时中国人看外国人也很希罕，大街上步行的亚洲以外的男女常被中国人围观，直到七十年代初我在汉口最热闹的大街江汉路上还见过这种情况。
中国对这次比赛也极为重视，专门在十大建筑之一的工人体育场旁边新建了一个可容纳12000人同时看比赛的工人体育馆。中国取得了男单、女单和男团三项冠军，这一赛事使乒乓球运动在中国群众中普及开来，学校尤其如此。那时大多学校没有正规的乒乓球案子，学校把领操台用白粉划成三等份供学生们打球，只要下课铃一响学生们就抡着球拍跑向操场往领操台上一趴，算是占地，晚到一步的学生就在旁边站队等输球的下台，然后在中间放几块砖头充当网子，六个球，谁输谁下。那时许多孩子把门板、床板都抬出来支起当作乒乓球台练习打球，后来学校用砖头砌了几个水泥面的乒乓球台供学生课余时间打球，有些机关和大、中学校也是用水泥球台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并用这些简陋的设施培养出一些乒乓球国手。
当年体委的领导和参赛的乒乓球运动员
当年遍及中国大地的水泥乒乓球台
打乒乓球的小学生
记得是赛后的一天，上自习课时，李老师跷着二郎腿坐在讲台旁和我们唠嗑。她说：昨天上午参加26届乒乓球锦标赛的运动员都去王府井百货大楼参观，百货大楼所有的东西都不要票了，点心、腊肉、香肠、糖、布随便买，连高级点心也都降价卖。一个姓刘的女同学接下茬说：我们院有个街坊赶上了，买回好几斤点心，他说买点心也不要粮票了，就钱带少了，要不还可以多买。李老师用十分羡慕的口吻说：诶呀呀！你们街坊算是赶着了，我怎么就赶不上这机会，要是赶上了，别的不买，就买他几斤点心，几斤腊肉也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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