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普查：六十年历史变迁

竞报    2010-9-3 13:39:00

文/李想 杨霄霄

　　根据联合国《人口与住房普查原则与建议》，所有国家或地区应于2005至2014年间，最好在2010年前后进行一次人口与住房情况的普查。2010年11月1日零时，第六次人口普查工作将在这一特定时点在全国范围展开。然而，不知不觉中，人口普查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近六十年的历程。


　　“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成为中国人口的代名词。
　　“公元前22世纪，大禹曾经‘平水土，分九州，数万民’”，这大概是历史上与户籍和人口有关的最早的文献记载，这其中，所谓的“数万民”，就是统计人口的意思。有资料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历代政府调查人口都是为了征税、抽丁，因而没有重视并保存人口统计资料。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具有近代意义的人口普查曾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1909年清朝政府为了应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筹备立宪事宜，下令开展全国人口普查；第二次是国民党内政部举行的人口普查，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由于军阀混战，只调查了13个省份的人口，1931年发表的全国为47480万人口的数字，是后来估算出来的。”
　　1949年以前，中国人口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因此，发生在30年代的那次不全面的人口普查所得出的调查数据——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便成为了当时中国人口的代名词。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具有现代含义的科学的人口普查工作才真正展开。“当开国大典的时候，中国人头脑中的人口数据，也就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同胞。”原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司长沈益民曾回忆说。


　　男女老幼都穿了新衣服，像过节日一样到人口调查登记站申报自己的人口项目。
　　1953年我国着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用原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司长沈益民的话解释：“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摸清人口状况成为开展新中国建设的当务之急。”同年，全国开始了第一次普选，然而选举各级人民代表的一个重要的前提便是要有准确的人口数据和翔实的人口资料。“人口是国情当中最主要的数据，新中国刚刚成立后，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就考虑到要配合选举，要有准确的人口数据，第二要开展新中国的建设，也需要准确的人口数据，所以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就发布了关于人口调查的决定。”沈益民说。
　　于是，1953年，在选举工作的同时，第一次人口普查举行在普查工作开展前。用一段影像资料里提到的说法描述便是：“普选是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展开。”按照近代人口普查的要求，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了《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办法》共十八条，并将普查开展时间统一定为1953年6月30日24时。对此，原国家统计局人口司司长沈益民表示：“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标准时间，以这个时间作为标准时间，非常科学。”
　　据了解，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共设置有与户主的关系、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和本户地址六个公民基本情况的调查。在当时的许多人看来，这不是一次普普通通的人口调查，而是标志着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的开始，更意味着人民第一次拥有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我们当时人口调查登记的时候，气氛非常活跃。大家男女老幼，都穿了新衣服，像过节日一样，张灯结彩，敲锣打鼓，然后到人口调查登记站来申报人口项目。”沈益民在录制一段历史纪录片时回忆说道。
　　据介绍，为了作好这次人口普查工作，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专门机构。各省、市、县、区也都设立了调查登记站，公民到站登记，必要时由调查员逐户访查，普查工作进展顺利。二个月后就完成了登记工作。1953年11月，国家统计局发表了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通报。由于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措施严密的组织实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取得了准确可靠的人口数字。从此，601938035人的调查结果刷新 了 多 年 来 沿 用 的474800000这一估算的数字。


　　“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总要知道有多少人吧？”
　　“人口普查就是一个国家在统一规定的时间内，按照统一的方法、项目、调查表和统一的标准时点，对全国人口逐户逐人进行的调查登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告诉记者，“人口普查工作要经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国家统计局立案开始，制定《人口普查办法》、普查表和工作细则，之后是进行试点、普查区域划分、户口整顿、调查员的选调和培训、宣传工作以及物资准备等。”这些是人口普查全过程中的准备阶段，时间也最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人口普查工作都用四至六年的时间完成，而我国的人口普查准备工作用时在两至三年左右。“在借鉴一些西方国家的普查技术，以及人口学的基本要素后，制定出普查表。所谓试点，主要的目的就是看普查表中的项目能否被市民理解，会不会产生歧义的现象。”王广州解释道。但是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至今仍有许多市民无法说清甚至理解人口普查的真正意义所在。用家住北京南城的一位张女士的话说：“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总要知道有多少人吧？”
　　据有关报道称，人口状况与经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掌握人口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准确信息，对于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至于在去年底召开的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将如实掌握人口普查数据的重要性，上升到了“维护我国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耕地安全和经济社会安全”的高度。于是，人口普查问题也就转变成了诸如“铺设多少老年餐桌和幼儿园？确定社区修建多少个体育健身场所？医院、学校、交通线路如何分布？”等与老百姓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
　　在经历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的第一个十年，1964年2月11日，《关于进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的指示》颁布。于是，为给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即1966年到1970年）和长远的规划提供依据，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开始。与第一次普查相同的是，普查的标准时点同样定在了“6月30日24时”。但与前一次普查不同的是，普查项目除了保留第一次普查的六个项目外，还新增加了文化程度、本人成分、职业三项内容。最后的人口统计数据也再次刷新为七亿两千零三十七万人。


　　“调到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来工作的第二个年头，我就赶上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
　　1982年7月1日零时，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开始。这一年，刘祝婷第一次全程参与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1980年年末，刘祝婷通过当时河北省遵化县的组织部门调动，从河北唐山遵化来到原北京崇文区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在这之前，我是老师。1962开始上班就在河北遵化教书，最初是教小学，‘文化大革命’那会儿还教中学。”如今，已经年近七旬的刘祝婷老人，回忆起当年的工作经历，“档案被组织部调到原崇文区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之后，还要求我去参加面试，并且还要与组织部长进行了一次谈话。”用刘祝婷的话说：“谈得很严肃。”
　　由于刘祝婷是中专师范专业毕业，又教过许多年书，于是，一场严肃的谈话面试也就以“听我说了说话，又看我写了写字”这样轻松的方式顺利结束。“因为老伴儿是北京的军人，为了能和他一起生活，面试通过后我决定留在这儿先工作一阵子看看。”只是令刘祝婷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干就干到了退休。

　　当记者提到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时，刘祝婷老人显得有些兴奋和激动，她告诉记者：“那是我调到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工作的第二个年头，正好就赶上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那一年，刘祝婷老人还只是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的一名普普通通的外勤干部。“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到来的时候，先要搞宣传，动员社会力量，出台应对办法。在搞宣传工作的同时，就要抽调工作人员，建立领导小组，然后分普查区，我当时负责的就是第二普查区。”
　　随后，这位原崇文区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的老科长面对记者，认真地回忆起当时的工作来，仿佛当年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热情再次被点燃一样，“原崇文区有七个街道办事处，我所在的就是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当时，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分配我去管一个居委会，现在都叫社区了。”刘祝婷老人笑着说：“那年我记得崇文区一共有三十个居委会，这三十个居委会被分成了四个大组。我一来，就让我负责其中的一个大组，一共是八个居委会的工作任务。”


　　“居委会、街道的工作，其实藏着敲门儿的学问。”
　　然而，刚刚来到街道办事处的时候，开展工作并没有像刘祝婷老人想象得那样顺利。“因为我来自农村，有时候说话不留神就把唐山的口音给带出来了。当时街道办事处的主任都是北京人，而且又都是阅历丰富的老主任，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农村调过来的领导，大家都是怀疑的态度，都不服气。”说到这，老人不禁笑了起来。但也正是因为来自农村，使得刘祝婷从骨子里就透着一股不怕吃苦的精神，用她的话说：“别人能干好的我也能干好。”
　　因为当时刘祝婷所负责的街道是个较脏乱差的街道，年年都拿不到先进奖，工作人员也没有了奔头。于是，刘祝婷就开了一个会，和大家保证“只要按照我说的做，保证让大家拿到先进奖。”之后，在来到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的第一年，刘祝婷就带领居委会的外勤人员从街道卫生、绿化工作做起。除此之外，还动员管辖范围内的大企业、大厂出财出力整建街道的绿化设施，还和街道民警一起去要钱给孩子们买图书，老人笑着说：“那时候讲究立体绿化，当时我就动员说‘有钱就出钱，没钱就出工人！’”大伙齐心合力把街道周边的花池子建设好后，让居民种花，“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些花就都开起来了。”
　　“刚一折腾完，正好就赶上了集体检查各个街道卫生的工作。那时候检查卫生，各街道组织互查，一条街有十户人家，发现一只苍蝇要扣一分、地上有一口痰要扣一分，查各家卫生的时候都要摸一摸门框，有土就不行，那讲究的是‘夏天门有帘、窗有纱、进屋要有蝇子拍’，如果查到这一条街的十户人家缺一样就要扣分。”就这样，1981年年底，刘祝婷带领的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就评上了“先进”。
　　在刘祝婷这位街道老干部看来，“这些街道工作看似与人口普查工作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其实正相反。因为街道评上了‘先进’，大伙儿干劲儿十足，1982年人口普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齐心，劲儿都往一处使。而且，我们的工作也得到了街道居民们的认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和小区居民就像一家人一样和和气气，人口普查上门登记的时候，就能得到配合，也就好敲开各家各户的大门儿了。”老人笑着说，“这里头藏着敲门儿的学问呢。”


　　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与国家体委科研所的同事一起，跑到银川去追超生人口。
　　随着新中国成立，人口的死亡率大幅下降，人口的生育率维持在高水平，1949年到1958年出现“第一次生育高峰”，人口净增加近1.2亿。1962年到1970年，9年净增人口1.57亿，1971年-1980年，全国总人口由8.52亿增加到1980年的9.87亿，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已迫在眉睫。1980年9月，国务院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指出：“除了在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要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以便把人口增长率尽快控制住”。于是，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即著名的“9·25”公开信。“计划生育工作从1987年到1990年这期间是最令我们挠头的。特别是在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一个街道如果查出有一个超生人口，我们一年的工作就都白干了。”刘祝婷说，“在第四次人口普查工作开始前，我们得知有人超生，还是个干部，就把她送到天坛医院，结果第二天医院来电话说‘你们的病人跑了’，于是我们打听她回银川老家了，就连夜赶过去做思想工作。”如今，对比即将开展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刘祝婷不禁感慨：“现在超生人口交完罚款就可以落户了，我们当年没有这样的政策，就一夜一夜地做超生人员的思想工作，感觉特别难。”


　　“那时候的人口普查，最困难的就是到最后的填表和统计工作，没有计算机，都是用算盘统计。”
　　刘祝婷带领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全面参与了1982年的第三次和1990年的第四次这两次全国人口普查工作。“人口普查需要大量的普查人员，当时的普查员都是从各个区县所属的国营企业单位选调工人出来参加人口普查工作的。”在这之前，普查培训的任务就落在了刘祝婷的肩上。“那时候普查员的培训工作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普查员都是从各厂派出来的工人，所以每个人的理解能力不同，文化程度也是良莠不齐，因而培训起来难度就很大。”
　　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普查项目，从第三次人口普查的19项增加到了21项。根据资料显示，此次全国人口普查新增加了人口迁移和人口流动两个项目。刘祝婷老人回忆说：“那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普查表每个人要填21项。就这一张表，一个普查员如果没有经过三天、五天的培训学习，是明白不了的。”用刘祝婷的话说：“往往三天的普查员培训工作刚一结束，在发表试填的时候，围绕普查表的五花八门的问题就接踵而至。”
　　“随后，人口普查便从整顿户口开始，就是现在的户口摸底工作。每个普查员被分给一段几个楼区，然后普查员入户建立户口统计，见户主，核对户口本。”在刘祝婷看来，当时的普查工作最困难的就是最后从普查登记到审核的过程，“因为普查登记时候，复杂的表格很容易填错，浪费有限的表格，而且没有电脑，最后的统计工作都是用算盘完成。”人口普查工作从学习宣传到普查结束需要好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刘祝婷和其他工作人员在那段日子把家都搬到了单位，“普查工作结束，我就带着普查员出去玩，去香山、陶然亭，最后大家恋恋不舍地解散。”


　　“全国人口普查，是事关个人的国家行为。”
　　2000年1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第五次人口普查办法》。同年11月1日零时，人口普查工作开始，普查共设置了81个项目，第一次使用了光电录入。只是这次普查工作，刘祝婷老人没有参与其中，而是从原崇文区体育馆路街道办事处退休。眼下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与以往不同的是，今年人口普查之前，将先查清北京280万到300万栋房屋的详细情况，包括房屋的建造年代，建筑结构是钢混、钢架还是砖木的。普查结果将报市住建委，住建委依据这些指标为房屋定级，然后根据相关级别，分批进行抗震加固。
　　此外，这次人口普查还首次将我国境内的境外人员作为普查对象。增加外籍人口为普查对象，也是为了更加合理地安排有外籍人口居住地区的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如今，“和谐社会和为贵，人口普查人为本”的宣传标语在北京城的大小街道树起，“看着普查员敲门入户，就像看见了当年的自己一样。”刘祝婷老人笑着说。
　　伴随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外国常驻人口、迁移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人户分离现象的出现，政策外出生人口的漏报，以及公众个人隐私保护意识的增强这些新情况，都给这次全国人口普查带来了难度。“我们也在积极进行有关科学人口统计技术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广州看来，“虽然人口普查看似是一个庞大的国家行为，但仔细琢磨，其实，每个人生活中所关心的话题，往往都离不开人口普查中的这些数据。从孩子的教育到劳动就业，再到老年人的养老保障等等，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准确的人口信息支撑。所以‘人口普查是事关个人的国家行为’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通过对人口普查技术的完善研究，相信未来的人口普查工作将更加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