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的六十年（5）（关尔）

(2009-10-15 11:0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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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的六十年
一、第一个十年      5
一年级的小坏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耍大刀…。这是当年戏说小学生的童谣，当年一、二年级的小学生每天上半天（四节）课，课后作业也不是很多，一个教室上午一年级上课，下午二年级上课，书包里就两本书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还有两个作业本和一个铅笔盒，书包比现在的小学生轻好几倍，基础知识学得可并不比现在的小学生差。
我经历的第一次运动是在小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社会上开展了“除四害讲卫生”运动，要全民动员消灭苍蝇、蚊子、麻雀、老鼠。大约是四月份，学校放假三天让我们回家打麻雀，黄老师大概怕我们过于贪玩还给我们留了一些作业。那三天果然热闹，街道的老太太都被组织到胡同里敲盆，一些大树上和楼房上还竖起些五彩假人吓唬麻雀，一些青壮年爬上房顶挥着绑着布条的竹竿玩命呐喊。真是搞得个天翻地覆，把我们这些孩子都高兴坏了。三天过去，我们回到了课堂上，黄老师开始收作业，一个姓文的孩子三天的作业是一点未写。黄老师问：这几天干什么去了？文答：打麻雀去了。“用什么打”？“崩弓子”。“打了几只”？“五只”老师无可奈何地挥了挥手说：崩得还挺准，坐下吧，下午把作业补做好交上来。记得那时的“中国少年报”不知从哪儿找来几个爱折腾的文痞大言不惭地蒙孩子，数落麻雀的罪状，居然算出消灭了麻雀一年可以节约几千万斤粮食，后来我下乡的时候，在我插队那个公社的革委会主任也以同样的原因发动了一次灭狗运动，真是爱折腾者所见略同啊！

1958年除四害运动中的人雀大战

大家数数房上有多少人在轰麻雀？

打到的麻雀还要上交算是“政治任务”，看这孩子打了多少麻雀！
这年春天，北京市鼓励人们植树绿化环境，我们院的几个孩子集体在院的南边挖了两个大坑，栽了一棵桃树苗和一棵柳树，几年后那棵桃树结了几颗毛桃，那年的春夏季每个小学生不管走到哪儿，手里都拿着个苍蝇拍，每天做完作业，都会到公厕蹲守打苍蝇，孩子们把苍蝇的尸体装在小盒里或瓶子里，第二天一早交到老师那儿。我和院里的孩子们在那个夏天曾在桃树下放一堆鱼下水引诱苍蝇，然后搬个板凳坐在树旁等候苍蝇，常常一只苍蝇飞来几个苍蝇拍同时落下，有时还为争夺苍蝇的尸体拌几句嘴。春末夏初时我们还拿着家里添煤用的小铁铲跟着大些的孩子们到处挖坑找蛹，这比打苍蝇要费劲多了。
那时学校对学生的个人卫生要求比较严格，每天早晨课前由各小组长检查同学们的个人卫生，衣着的整洁，指甲的长短，是否带了喝水的水碗。有时还要抽查背诵“四要，三不要”；四要是：消灭苍蝇要彻底，饭前便后要洗手，生吃瓜果要洗烫，得了痢疾要早报告、早治疗；三不要是：不要喝生水，不要随地大便，不要吃腐烂不洁的食物。这次爱国卫生运动对许多不注重卫生习惯的居民的确是一种文明素质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国际文明的差距。我们院那个姓宋的工程师的母亲是个日本人，七十多岁了，她极讲卫生，着装整洁头发总是梳得流光，她喜爱穿中国老太太常穿的那种大襟布衫而且是浅色的，布衫右上角扎着一块大手绢，那时一般北京人都爱随地吐痰，可那个日本老太太每回吐痰总是吐在手绢里。
儿时，周日家长常带我们去公园玩，公园的儿童运动场是孩子们最喜欢去的地方，转椅、木转马、风车、秋千等使孩子们乐不可支。那时公园除了一部分不要门票如玉渊潭、日、月、地坛等外，其他公园票价也都很便宜，劳动人民文化宫2分钱，其他公园0.05－0.1元，当时的宗旨是“公园是劳动人民休息和娱乐的地方”，就连苏杭等地的园林票价大多也没有超过0.1元的，不像如今公园门票动辄几十上百甚至几百元，成了地方政府敛财的场所。

北海公园儿童运动场的风车

公园的转木马使孩子乐不可支
不久“社会主义好”那首歌唱红了中国，大跃进开始了。历史上中国老百姓好像习惯了在“转变观念，解放思想”的统一号令中向左转，向后转…。49年后的前几年中国在工、农及教育、卫生等方面发展基本是平静而稳步的，取得的成绩也是空前的，基本上是按照程序和轨迹渐进的。如果说不少中国人有爱折腾不踏实的天性，喜欢一窝蜂跟潮流，不论什么下流噱头只要是上级提的，都会跟着叫好，这话也许有些人不爱听，可事实确实如此。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实施两年，一些作风浮躁的人在正常发展的国民经济形势面前，开始产生对社会发展的过高的期望值。这种期望值，由个别地区基层延伸到国家的高层领导，又由高层不分场合地向全国盲目推广、扩散，甚至强令照搬，造成上压下，下欺上的局面泛滥，这不亚于恶性瘟疫流行一样可怕。55年下半年在各项工作中反对右倾保守思想，提前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激进盲动思潮自下而上，自上而下开始循环萌动、振荡，就像一个乱了码的不能正确处理反馈信息的伺服系统。许多人很轻易地就掌握非逻辑性思维，这种思维更适合判断是非能力差喜欢搞一刀切的领导人群，其主导思维方式是：总想超越客观规律，把复杂的万物组合按简单的主观臆断排列，把普通的思想意识矛盾上纲为复杂的阶级路线斗争。
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发出了鼓励人们开始折腾的信号。计划经济的计划离了谱变成按上级意图办的记事本。计划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各有互相难以取代的优缺点，计划经济关键是定计划的人，如果定计划的人不是根据市场规律、经济实力和民众之需求精算财力的分配，不具备对中长期目标可行性的深入调研及预期目标和实际发展速度的对比和控制能力，而是不切实际地胡订计划滥上项目，那就不是计划经济，也许叫“臆幻经济”更恰当些，计划经济搞不好的人，市场经济恐怕也会搞得一团糟！他们会按“臆幻经济”的思路搞个“伪市场化”的经济模式。
所幸的是在56年周恩来、陈云等人看到了盲目冒进的危险性，多次召开促退会大幅削减不切实际的指标。在修改《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时，周总理注意到了“多、快、好、省”这个口号的消极作用，他针对人们在冒进情绪下只看重和追求“多”与“快”，忽视和忘记“好”和“省”的实际情况，在一些重要的地方，将原有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删除。这种被冒进者称为右倾保守的做法，使对国民经济产生巨大破坏的经济高潮延迟了两年发生，但也使得主张促进的高层领导们极度不满，这个不满终于在58年1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爆发了，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基本正常发展的轨迹紊乱了。
那时别说孩子就是刚经过反右运动的老百姓对即将到来的这场惊天动地的运动，恐怕也没几个人能有思想准备，直到58年8月6日毛泽东到河南新乡七里营参观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并夸奖省书记：吴书记，大有希望。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看来中国第一左、第一吹的人早就开始折腾了。在夸完吴书记的第20天，8月2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管工业的书记开工业生产会议，确定了“全民炼钢、全民炼铁”等任务。工、农两线已是在弦之箭了。高层一念差，民间万户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