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的六十年（8）/关尔

(2009-11-01 00:18:35)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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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迁的六十年
二、第二个十年    1
副食供应紧张是从59年下半年开始的，在这之前夏季的蔬菜很便宜而且丰富， 2分钱一簸箕西红柿，足有四、五斤。可能是因为京津地区连降暴雨的原因，59年放暑假时，街道给每户发了菜卡，每人每天四两菜，每天早上由那个叫“天昌副食店”的售货员推着车到东草场胡同卖菜，居民们提前到那儿排队等候，售货员拿着一支红铅笔，买完菜的就把菜卡上相应那天的号数划掉。

当年的“天昌”副食商店（已拆）

当年排队买菜的那条胡同
北京人感到粮食恐慌、工业产品缺乏及质量下降大概是在1960年，那时的北京晚报是一份平民化报纸，每天四版2分钱一份，极受北京市民欢迎。六十年代第一年，突然有一天报纸变黑了，纸里还镶嵌着些细小的草梗或麦秸，而且缺乏韧性很容易折破。学生用的铅笔和书本质量也有所下降，饭店里卖的包子、馒头也显得黑了些…。
我们胡同1958年在一窝蜂的高潮中成立的街道食堂也解散了，那食堂是建在我们班一个姓张的女同学家里，我去过一次，屋里有几张桌子，中午吃花卷炒菜，有不少街道上的大人、孩子围着桌子在吃饭，看样子办得还不错。

当年的街道食堂
糖果、点心、副食也按定量发票配给，大约每人每月二两糖果，半斤点心，但一些商店有卖高价糖果、点心的，大约比要票的糖、点贵5－8倍（当时要点心票的桃酥0.66元一斤，一斤收6两粮票，不要点心票的高价桃酥其色泽比要票的鲜艳一些，约3块多一斤，也收6两粮票，至于那些奶油蛋糕、点心就更贵了）。当时流传：“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上茅房”的民谣。大概是说一般人吃不饱，吃下的食物很快就被消化完了，没有多余的东西可去茅房排泄。
这年中苏两党关系开始恶化，以前媒体常喊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已听不到了。3月毛泽东在《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中批语道：现在这个报告,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
“马钢宪法”即苏联马格尼沃托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管理法，是厂长依据法律和制度实行“一长制”管理，1960年以前中国钢铁企业都是照搬“马钢宪法”管理的，这也算是与苏联接轨吧。“鞍钢宪法”则是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恶化加剧，7月16日苏联政府终止专家合同和补充书及科技合作项目600个。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00余人，终止派遣专家900余人，减少成套设备和关键部件的供应，并索要到期债务，当然，这些包括从抗美援朝以来签订的共计约58亿元人民币贷款及利息的偿还期，是早有合同协议规定的，不存在像某些文章所说“苏修逼债”，这是个履行合同遵守诚信的问题，但这时还债对已处于经济困境的中国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那时用来还债的出口贸易是以农副产品为主，这就更增加了国内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
这年的春天，院里的几家都开始养鸡，种菜。当时私人卖鸡蛋已是五毛钱一个，比要本限量供应的蛋贵9倍，可要本的鸡蛋每人每月才半斤，那时的鸡蛋小，倒都是柴鸡蛋，一斤大约9－10个，大概0.6元一斤，不过都是储存蛋，副食店有一个照鸡蛋的箱子，箱子里有个灯泡，把鸡蛋放在箱子上，打开电灯照一下，透亮的蛋是好的，发黑的蛋是坏的，相信五十岁以上的人都会有此经历。
那时每年的三、四月间，常有人挑着两个装满小鸡的鸡笼走街串巷卖小鸡，边走边吆喝：“小鸡——我卖”。孩子们常围着鸡笼看小鸡，那些毛绒绒的小家伙“唧唧唧”地叫着真好玩，居民们多爱养来亨鸡，这种鸡产蛋量高，大约养三、四个月鸡就开始下蛋，如果养得好每个月一只鸡能下22－23个蛋，与现在双休日的工作日差不多。
院南面棵槐树，春夏季常生一种叫“吊丝棍”的绿色小虫，从树上吐着长丝慢慢地落下，自从养了鸡，一到虫子生长季节，鸡们都围在树下伸着脖子等着吊丝棍往下落，还没等吊丝棍落地几只鸡就跳起来把吊丝棍抢吃掉。现在是喷药除虫，喷完药树下一片夹杂着药味的绿色吊丝棍死尸，看起来即脏又污染。可那时鸡吃完虫，鸡长肥了，下蛋多了更没有污染，属于生物灭虫，鸡粪还可以当肥料。只是自然灾害过后，城里禁养鸡鸭，导致虫害常在“国际化大都市”泛滥。
由于粮食不够吃，父亲大概是想发扬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利用星期天领着我们在院里挖了一块约二十平米的三角形草地种上了些玉米、土豆、豆角和番茄等菜蔬，玉米正好成了豆角的细藤爬高的地方。学校还动员大家种向日葵和蓖麻，中国少年报也介绍蓖麻油的多种用途，粮店还公布收购蓖麻的奖励方法，一斤蓖麻仔奖励二两食用油油票，一时间我们院成农场了，向日葵、蓖麻和粮、菜作物种满了半个院子。梅家女孩在她家门前种了棵玉米，她对那棵玉米呵护备至，常松土施肥，那玉米长得足有两米多高，结了三个大棒子，等到秋天，满心欢喜地把棒子掰下来剥开层层外皮一看，一颗玉米粒都没有，空芯棒子上只有一缕缕的玉米须，大伙儿都傻了眼，赶紧又掰了几颗我们家地里种的棒子，我们家的玉米围着地边种成一排，有十几棵，这棒子看着比她的棒子好点，棒子芯上有几十颗稀稀落落的玉米豆，第一年算是白下苦了。劲没少费，肥没少施，天天浇水，除草松土几天一次，玉米看样子个头不小，可因为没遵循植物生长的客观规律维护，当然也没有收获到果实，这种玉米的经历有点像“大跃进”运动的过程，就叫它“跃进棒子”吧。后来我们经过讨教，汲取了教训，虽然第二年自然灾害还在肆虐，但我们的玉米却获得丰收。
现在一些媒体说是计划经济导致人们吃不饱，实际上，如果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不按计划供应老百姓吃、穿、用，而是采取经济杠杆调节物价，也许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过其代价是：还不知道要饿死多少人。没准连那些常坐直播间，只会信口开河的“吃男商女”主持人之考妣也在其中。即使在市场经济较成熟的国家中，当物资缺乏时，按计划供应也不愧为解决暂时困境的一剂良药，英、美、德、日等国在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或战争对持阶段经济封锁时，政府对本国民众都有按计划供应物资的先例。其实在58－60年，中国还处在国外对中国大陆进行经济封锁及国内连续遭受自然灾害时，中国的经济建设恰恰实行的不是计划经济，而是被高层称做“政治任务”的“臆幻经济”。正是这种“臆幻”的经济模式把老百姓拖向深渊，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些模式又被那些“主流派”文痞们改头换面后世袭下来了，为“呼赞”他们的“臆幻”谬论，误导后人，而有意把真情隐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