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的六十年（四）/关尔

5.勿忘为民受屈的人
学校操场的东南角是音乐教室，音乐教室南面还有一个小院子，当时种了些白菜，白菜收获后一帮男孩就在那儿练摔跤，玩骑马打仗。我们的音乐老师姓范，范老师较瘦，好像是南方人，圆脸烫发，带个金丝眼镜显得很斯文，乐理知识丰富。学校从三年级到六年级共十六个班，都由她一人上课，每个班每周上一节音乐课。那时有不少国内外词曲作者为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作过不少适宜孩子唱的欢快歌曲，一、二年级唱的如：“太阳天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 “生产队里养了一群小鸭子，每天早晨我赶着它们到池塘里，小鸭子见了我是嘎嘎地叫，再见吧，小鸭子我要上学了…”。高年级唱的如：“自从跨进学校的大门，我们就来到了老师的身边，虽然离开了妈妈的怀抱，红领巾就抱住了我的双肩，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有志的少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有一个希望”等。
这年的2月5日是大年初一，春节给市民增供了一些米面细粮、香油及猪肉、带鱼、花生、瓜子、杂拌糖等的副食。虽是困难时期但新年的花炮却放得很热闹，二踢脚三毛五10个，还有老头滋花，一个寿星老的泥胎，脑囟门上贴张带“福”或“寿”字的小红纸，揭开红纸是药捻，点着药捻五颜六色的焰火就从寿星老的囟门滋出，滋完花的寿星老还可供孩子用水彩笔给他老人家的泥胎着色，然后当成工艺品放窗台上，自己百看不厌。小鞭伍毛钱能买200个，我们把整挂的小鞭拆散，揣兜里等三十晚上在院里用手捏着小鞭的屁股点着了往半空中扔着放。有的小鞭捻断了，就把小鞭从中间撅开了放滋花。大年初一的清晨宋家最小的女孩，当年大约六岁，有点大舌头，她穿着新衣服满院里边跑边喊：罢（拜）年喽，罢年喽。那时好像大人不给孩子压岁钱，到人家拜年也就用糖果招待。
那时的春节除了鞭炮的响声外就是抖空竹的“嗡嗡”声了，空竹有单头和双头之分，单头的难抖一些，我那时抖空竹的技术练的相当不错，能抖出一些花样，扔到比房还高都能接住，还能让空竹头朝下在地上转，然后用绳兜起来接着抖。
七千人大会后，给大多数由邓在反右扩大化运动中被定为的“右派”的人摘帽，可彭德怀元帅却得不到平反，刘少奇1962年1月27日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彭德怀对刘少奇的话，感觉到莫大的冤枉，于6月16日给中央写信辩护，称之为“八万言书”。 他愤怒写道：“我同任何外国人都没有个人接触。”“完全是无中生有。”最后彭总写道：“真理只有一个……这个结论是主观主义的，事实将要证明它是错误的，…这对我是诬蔑!” 彭总在细读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后，此时明白了，即使实践已经证明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他的问题也难于平反。他仰天叹道：“我也不希望平反，只要群众有饭吃。”
8月22日，他又给党中央写了一封短信：“我写那封信的目的，只是为了想把对我所犯错误的性质弄清楚，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我带着苦闷的沉重的心情，再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的处理。”当然彭总最终没有得到他所希望的“正确处理”，反而被当时的“帽子工厂”又新制一顶“企图翻案”的新帽子扣上。俗语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可中国近代史的长河，长则七、八年，短则三、四年就有一股“潮流”迫使河床变迁，瞬间改变着河东、河西的位置。没过几年，当年那些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为儿戏，用莫须有的罪名诬陷他人，对彭总积极揭发落井下石的高干们一个个的命运也遭到了同样的报应。也许正应了毛泽东的那句话：由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的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也许当时“知识分子”也算顶帽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搞理工研究的素质明显高于搞文科学术的。搞文科学术的喜好把握着话语权，六十年来他们在学术上基本上是毫无建树，他们没有固定的立场，也不想研究什么学问，总是按上级的意图编造谬论、戏说历史。中国有全球最强的文痞阵容，建国后的每次政治、经济运动都是他们借助媒体充当着搅乱社会的先锋。这类知识分子只要没良心都可以当，大概周总理那时就把他们排除到“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之外了，也许算到垃圾或败类圈里了。
62年对外贸易有了一些发展，市场上出现了些进口食品如：不要票证的伊拉克蜜枣和古巴糖，伊拉克蜜枣0.15元能买一小包大约二两，够一个孩子吃半天。古巴蔗糖是黄色的砂糖，好像介于红糖与白砂糖之间的一种蔗糖。其他食品供应也略有好转，饭馆里用粗粮票可以买到灰色的馒头、糖包和大米饭。我常去南小街的一家饭馆买大米饭，也是这年一个春天的傍晚，大约是五点多钟吧，我买完饭在回家的路上把找的钱和粮票弄丢了，回到家里父母很生气地责骂我，并让我按原路回去找。其实他们也不想想，你就是放兜里的钱还有人惦记着偷呢，更甭说掉地上的钱还有两斤粮票，那时的粮票可更金贵，路不拾遗在报纸上登过，我可没见过，我在路上来回找了好几趟，一直到天黑也没找到。
大概是四中旬我们的班主任孙老师得了腮腺炎，怕传染我们，回家养病去了，学校从社会上聘来一个姓曾的老师给我们代课，曾老师比较和蔼，她给我们代了约一个月的课，和同学们的关系处得很好。孙老师病好后半边脸发红，腮边还有几颗黑点，男同学就悄悄地给她起了个不太雅的外号。
当年在莫斯科餐厅吃饭可能不要粮票，我们后院有一排平房住着四户人家，有一户是新婚不久的小俩口，看样子生活还富裕，两口子衣着时髦，男的骑辆飞鸽牌新自行车，带块英格手表。可能他们的粮食也不够吃，那时媒体宣传啤酒是液体面包，有号召大家多喝啤酒之意，液体面包也是面包，既然粮食不够吃，喝点“液体面包”凑数吧。那男的可能是响应号召每晚都喝上几瓶啤酒，那时的啤酒0.38元一瓶，空瓶还能退0.15元，他家门前堆着不少空啤酒瓶。两口子几乎每个周末都去老莫撮一顿，回来后站在门口用牙签剔着牙缝打着饱嗝还跟邻居吹鱼子酱、牛尾汤如何味美，馋得邻居们私下议论：这俩真不会过日子，两人一顿就花三、四块，上月我们家在八面槽下馆子四口人才花一块伍。另一个说：不就为省点粮票吗！那儿的面包不要粮票。又一个说：人家两口子都有工作，钱多烧包呗！我不知道他们当时的收入是多少，不过，按那时他们的岁数来看，就算两人都是大学毕业，两人的月收入总共应该在120元左右，可支配现金人均60元，按当时的物价标准，这在当年可算是相当富裕的水平了，大概已经超过了老邓后来提出的小康之家了。按物价的加权平均指数计算，现在的物价是当时的约60倍，也就是说，如果现在两口子去老莫就餐消费应该约在180－240元。前年我和朋友去老莫，没敢点太贵的酒、菜，四个人花了500多元，而68年8月为送去内蒙插队的同学到老莫就餐，七个人花了不到8元，这种价格大概保持到七十年代末。这基本符合“改开”三十年来的通货膨胀率是在6000％左右。
6.拐点的产生
五年级时自然课讲到了一些直流电动机的原理，自然老师姓谢，是个五十多岁的男老师。他那时还给学生组织了一个“自然小组”小组活动时他告诉我们，百货大楼有卖简易直流电动机的散件0.30一套，是供小学生组装学习用的，让我们买来回家自己动手装配。周六下午我和班里秦同学一起去百货大楼买电动机套件，买完套件我们又在大楼里瞎逛，来到大楼一层西头卖钟表的柜台，我们俩趴在玻璃面的柜台上欣赏里面摆的手表，一款标价720元的劳力士满天星天文手表吸引了我们的目光，那表是双日历，深兰色的表后盖上刻着也可能是镶嵌着许多闪亮的星斗，这是当时摆在柜台里的顶级表了。
据说不久前有一个衣着讲究的人在此挑选了两块表，一块一百多的，另一块就是720元的劳力士，售货员给他开了两张小票让他去收款台交钱，不久那人拿着盖了章的小票来取表，售货员收票付货。到晚上对帐时发现“差钱”了，不多不少正好720，这下可吓坏了收款员，经仔细查对，发现那张720小票上的章是反的。原来那人交了一百多元的款后得到一张印记未干的小票，然后用此小票对着那张720的小票拓印了一下，得到一张反章的小票，售货员没仔细审核就付货了。据说此案后来还破了。
回到家里就开始动手组装电动机，纱包线、漆包线、电机轴、电机架、装配图等都是现成的，只需要往电机转子的三个轴翼按规定的圈数绕纱包线及在定子的软铁片上缠绕几排漆包线，然后接好线即可。绕好线组装完毕一通电，怎么不转？鼓捣半天也不转，电池却流汤了。那晚觉也没睡踏实，做梦时梦见不知怎么一弄电机转了，一高兴醒了，睁眼一看天亮了。这天是星期天，吃过早饭，带着电动机到离家不远的东总布胡同图书馆找参考书，那时许多街道有公办图书馆，大多设有儿童图书部分，市民免费看书，还可以用工作证或户口簿办借书证，免费借书。在图书馆找到一本苏联的电机原理的书，找到直流电机部分，对照着看了一会儿明白了，原来是电机的整流环出问题了，简易直流电动机的整流环是两个铜半环，而这个电机却是一个整铜环，需用小刀在一定的位置上把铜环的两侧割开，就这么简单地一弄，电机转了！
在三年的人、天浩劫之后，62年算是风调雨顺吧，加上对农民实行了较宽松的三自一包政策，农村的经济体制也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初级社阶段，公社不过代替了乡镇的别称而已，过火的潮流消退了，盲目密植、深翻、浮夸等反科学的瞎指挥者有所收敛，农民的积极性也有所恢复。农村的收成只要有一年的恢复农民的生活就会有改善。可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损坏后的复原，却不会立竿见影，在这个修生养息的时差段“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逐步走出低谷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62年5月为讨论《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国民经济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在京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扩大会议。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在会上提出：“左”了这么多年，让我们“右”一下吧。如果毛泽东在场，估计他不一定敢说这句话。
5月18日，西藏宗教领袖班禅额尔德尼给周恩来送来一份题名为《通过敬爱的周总理向中央汇报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群众的疾苦和对今后工作的建议》的报告。翻译成汉文后有七万多字，被人们称为“七万言书”。 有人竟说：一个是党外的“七万言书”，一个是党内的“八万言书”（彭总6月16日写给中央的信），这是内外相通，共同反党。看看中国的这些文痞为搅乱我们的国家，为打击迫害别人是多么会发挥联想力啊！
7月邓小平在“怎么恢复农业生产”的讲话中提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从此猫论产生，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造就了一些像吴之圃、陈良宇之流的恶猫。“黄猫，黑猫”取之于《聊斋志异》的“驱怪”原文为“黄狸黑狸，得鼠者雄。” 据说，邓喜欢《聊斋志异》，他不仅在北京时经常看《聊斋志异》，到外地也带《聊斋志异》。他让工作人员把《聊斋志异》拆成活页，外出时带几篇，闲暇时看。
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毛泽东提出阶级、形势和矛盾及著名的五矛三风，即“敌我”“人民内部”和处于在这两者之间，性质是敌对的，但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三风是：黑暗风（给社会主义抹黑）；单干风（三自一包）；翻案风（彭总6月16日就加到头上的不实之词给中央的信）。并把农村分田单干提升到“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自此阶级斗争这根弦逐渐绷紧了。
也许毛泽东想通过“阶级斗争”这条在战争中团结过多数人民的策略提高国人的凝聚力，毛泽东在这之前大概研究过美国、德国、日本等国人民为何有如此高的凝聚力，他也想到中共从遵义会议以来也曾有一个凝聚力很强的领导班子，甚至有人提出与马列主义并列的“毛泽东思想”。而现在，自己的领导班子正在分裂，居然还有人公开提出“让我们‘右’一下吧。”一定要采取措施制止这种右倾思潮，但再采用59年的反右倾形式，现在看来的确是有些不妥，这次一定要让他们从骨子里就对“右”产生恐惧。把“阶级斗争”这个法宝，先党内后全国贯彻落实下去，让“阶级斗争”这柄“达摩克利斯剑”永远悬在每个人的头顶，相信一定能达到这个目的，让人民谈“右”色变，这样即使不反右亦达到反右的目的。
9月底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京召开，会上毛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不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不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毛泽东的估计极其准确，但他的用人方式，和采用搞运动的模式也许加速了他的预见更快地成真！对于阶级斗争，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党的大会就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毛泽东不知是否知道，他的这句有关阶级斗争的名言在文革中又被人添上“天天讲”而流行了十余年。
那时也常对小学生进行爱国、向上和科学知识的教育，五、六十年代不知是中央团校还是北京团校就在贡院西街，团校经常办些展览供少儿参观，记得一次办的是抗美援朝的展览，展览介绍了邱少云、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等人的英雄事迹。枪械实物，图文并茂很丰富，还有邱少云的被烧糊枪把的冲锋枪。孩子们看了都很受感动。
电影也是一种教育手段，寒暑假和周末在大华影院和儿童影院看电影学生票都是五分钱，国产片黑白的多些，进口片彩色的多些，影片包括故事片和科教片，其情节和精神内容都是不错的。剧院白天还设有学生专场，记得有次寒假到吉祥剧院看京剧“宇宙锋”和“铁弓缘”，学生票才0.15元。“宇宙锋”唱词多我们听不懂，只在底下说话，遭到一些带孩子来听戏的老人们的白眼，“铁弓缘”对白多，而且那个小花旦演的很活泼，孩子们也看得津津有味。
那时图书馆有一些科幻小说可供孩子们借阅，印象较深的有：《格列佛游记》、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神秘岛》《从地球到月球》《八十天环游世界》及苏联的儿童读物《趣味物理学》等，那时的科幻小说不像现在的神侃小说，花拳绣腿，武功一个赛一个，读后毫无收获。阅读科幻小说能补充自己的课外知识，如《海底两万里》介绍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机械及潮汐知识，《神秘岛》介绍了野外生存知识，以致于后来在陕北插队时都用上过。
象鼻子中坑小学有个传统，可能这在当时北京市的中小学中也是独一无二的，就是每年12月26日也就是毛泽东的生日那天，全校开一次全体大会，向毛主席汇报自己在这一年取得的进步。学校没有礼堂，所以每次开会的地点都不同，儿童影院、东城区少年之家等处都去过，会上校长讲话，孩子们演节目，会后再看一场电影。那时孩子们对毛主席的确很热爱，但远未到盲目崇拜的程度。
7.雷锋的印象
62年10月底我们家搬到铁道部第三住宅区，在月坛附近，是三层楼房，三居带卫生间，比顶银胡同的住房宽敞了一些。搬到新家那天晚上停电，点着蜡烛收拾东西、写作业。从六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中后期，全国几乎所有的城市每周晚上都要停几次电，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末才逐渐好转。
那年我刚升入六年级不久，由于是毕业班铁七小不接收转校生，我只得还在象鼻子中坑小学读完最后一年。每天上学需要换乘2－3次公交车车，还要带午饭到学校吃。记得那时的北京的能见度极好，在礼士路换1路汽车一直坐到北京站时，几乎每天都能清楚地看见京西的山麓，现在却极少能在那位置上看到了。据我五年来的观察，在北京能与62年媲美的天气状况极少，其中以奥运会期间08年8月31日为最佳（有照片为证），如果把那天“天气质量”定为一级的话，现在环保监测部门经常评定的“一级”天气，不说是糊弄人吧，大概也算得上是误差过大或是为“一级”天气凑指标而有虚报之嫌。
62年10月中国大陆遭到来自东、西两面的军事骚扰。东面台湾国民党当局欲意光复大陆，在10－12月共派遣9批共172名特工在广东沿海登陆，这是继54年9•3炮击金门，57年6•24炮击小金门和58年8•23炮击金门以来的第四次台海冲突。由于当时中国全民皆兵，这个以“海威”和“班超”为代号的行动中，国军特工们登陆不久既遭沿海地区的军民围歼。西面中印边界也发生争端，中方在阿克赛钦修建新藏公路后争端升级。印度当局欲以东线的麦克马洪线和西线的约翰逊线为国界线为由，对中国实施“里窝那计划”，占领了中方的一些地区。中方军队从10月20日至11月21日分两个阶段在东、西两线同时对印军进行了反击，并取得了胜利，此役中方阵亡官兵722人，负伤1679人，毙伤、俘获印军近万人，这场战役对解放军的威望在全国有了很大的提高，不久就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
62年底各方面的供应都有好转，在父亲的一个记事本上，我看到一段东北发现大油田的记录，大街上顶着煤气包的公共汽车逐渐减少。那时有个口号叫“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据资料显示当时从全国各地征调肉、蛋等副食来满足北京市场之需，一些来北京的外地人离开北京时都携带着大包小包的各类食品、百货，那时的列车员也是最好的采购员。
灾情刚有些转机，媒体就又开始吹起“芝麻开花节节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之类的论调来忽悠老百姓。“芝麻开花节节高”、“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砸烂XXX”这是六十年来中国媒体运用频率最高的，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几组词之一，不论“极左派”还是“极右派”的文痞，在掌握话语权时都喜爱用这几组词，或再添加些不着边际的内容给老百姓灌水。国人年复一年地被“芝麻”。如今北京TV的董X主持节目时最爱说的口头禅是：“芝麻又开花了…，生活水平又提高了”，这也是“吃男商女”们六十年来喋喋不休的陈词滥调。有数字显示，六十年来，人平均工资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相差不多，以金融界最有代表性的黄金为例，六、七十年代每两（16进制）99元，约3.2元/克，09年11月30日金价258元/克，上涨约80倍，是加权平均通货膨胀率6000％的1.33倍，就是说也许通货膨胀还将会继续。如果现在一个人像五、六十年代那样靠平均工资收入养活五、六口人的话，生活水平恐怕并不比那时强多少，更何况60％以上的职工还未达到统计系统公布的平均工资数。
按说，应该是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维意识，可国人的思想、观念六十年来好像总被文痞们定位于混沌状态，总需要解放、转变。国人就像一个陀螺，被一伙痞子歇斯底里地用鞭子抽着无休止地转啊！变啊！其实真正要转变观念的正是这些瞎折腾的文痞。六十年来的实践多次证明，这些文痞提出的所谓“新思想”、“新观念”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尽管有轰轰烈烈开始，但最终都难免以凄凄惨惨的短命夭折而寿终正寝。
从五十年代开始砸烂封建社会，当然，那时为建立一个新政权需要人们付出一定的暴力行为来推翻一些腐朽的东西，这还是可以理解的。到文革“砸烂”就升级了，从砸烂一些党政机关到“砸烂XX的狗头”到“砸烂旧世界”折腾了十年。文革结束后大家好容易过了几天安心日子，一些文痞又跳出来要继承“砸烂”的传统，这回要“砸烂大锅饭”，砸得国有资产流失，工人下岗失业，砸得医疗、教育、环境等等一塌糊涂。
63年1月中国上海第六人民医院的骨科医生陈中伟、钱允庆等在医学界创造了一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奇迹——断肢再植，从1903年开始国外就对动物进行了断肢再植的研究，中国医师汲取了国内外同仁六十年研究成果的精华，终于使此科研成果有了一个飞跃，这才算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接轨，与三十年后那帮经济学混混鼓噪的所谓“接轨”有天壤之别。
2月在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介绍了湖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河北保定地区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简称“四清”)的经验。毛泽东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久在中国大陆农村又搞一窝蜂推广“四清”经验，开展了一次不大不小的运动。也难说毛泽东为何搞运动，国外的官吏靠法律约束，而中国的干部可能只有靠群众运动来吓唬。“隔七八年再来一次”大概也是毛泽东根据国内公务人员素质差，隔七八年包括司法界就会有大批官僚腐化滋生而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法律漏洞太多，只好运动补。尽管这种人治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僚腐败有所抑制，也是使那些腐败分子闻风丧胆的一种措施，但一旦发展到极端则很难控制，会导致人为的扩大化和对社会产生极大的破坏性。古人尚有投鼠忌器之说，意在于切忌浮躁盲干，而搞运动无异于称之为：投鼠不成反伤器或鼠器具毁也不为过。
63年下学期开学后，学校展开学雷锋活动。当时报纸上报导雷锋62年8月15日因公牺牲，这不免给学雷锋活动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大家都想了解雷锋是如何牺牲的。一天早晨，那个困难时期曾把鸡食当干粮，给孙同学吃的何同学神秘地对大伙说：知道雷锋是怎么死的吗？说完他就跑出教室，大伙紧跟着追到教室的西夹道里。他用一只手放在嘴边小声说：是运氢弹时氢弹爆炸了，被炸死的！这是军事机密，可别告诉别人！当时大伙都不知道氢弹为何物，所以都相信了。还有一个周同学帮腔说：氢弹炸死后的人都会变成石头人…。
3月2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3月5日全国各大报刊也登载了毛的题词，3月6日《解放军报》刊登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为雷锋题词的手迹。从此学习雷锋的活动在全国展开。据说后来美国的西点军校也有学习雷锋精神的活动，并以此作为教学内容。而中国在“改开”阶段倒曾有一个时期，一些文人极力贬低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等的精神。如今学习雷锋成了一种形式和口号，要不老百姓都说：雷锋3月来，4月走，每年一天有战友…。
8.小学毕业了
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在62年结束。用邓小平的话说是：这一个时期，都在低指标里面搞过来搞过去，圈到那个圈子里面出不来的，连低指标都发生问题了。于是中央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的指导下，设想如果在20周年国庆时，也就是1969年，能够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就大有希望了。从1963年起到1969年是7年，所以就决定制订一个7年计划。客观地说这个7年计划在头几年是有成效的，在63年以后的3年多内，工、农、科、商、军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进展，尤其军事方面，截至65年1月算上62年那次，共5次围歼俘获台湾派遣的特工40股594位。并用当时属于科技含量较高的苏制萨姆导弹多次击落到大陆上空拍照的美制RB-57D型、U-2及RF-101型等高性能高空侦察机和超音速战斗侦察机。人们的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也得到明显的提高，副食品丰富了，高价食品取消了，买油饼也不要油票了。虽然票证并没有要取消的迹象，但市场上的商品百货大多不要或减少了收票劵的数量。市场虽未像“媒体”夸张得那样美满、芝麻，但的确比前几年强了许多，可老百姓的平均生活水平与五十年代中期相比并没有很明显的提高。
小孩总有许多缺乏科学性的奇怪念头，那年寒假，在家里没事，就想手电筒的小灯泡能否用220V的电源点亮？那时的孩子似乎和一些高层领导一样不知违反科学规律的危害，就想动手作一次试验。在听收音机时，我用两根导线从插头两端引出，卸下电筒的灯泡，我坐在桌子上用手拿着小灯泡贴在一根导线上，感到手有点麻，但不厉害，用另一只手拿着另一根导线的绝缘部分往小灯泡的尾部一点，我期望的小灯泡没亮，倒是觉得浑身一麻，耳边放炮竹似的一声炸响，收音机的灯却灭了声音也立刻消失。我吓了一跳，试试屋里的电灯和电筒的小灯泡都还亮，我以为一定是收音机坏了，没敢把做“试验”的事告诉家长。第二天找电工来检查，原来是一个分路保险丝烧断了。
十几岁的男孩凑到一起应该是最淘气的，老师管松了等于纵容，管严了孩子们则易记仇，还时不常地给老师下套使坏包括起外号等。学校有两个二十多岁年青的老师，一个是带眼镜的包老师，一个是教体育的女林老师。也许年青人说话投机些，他俩平时接触得较多，在这些男孩眼里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在谈恋爱，好像是受“红楼梦”焦大、鲍二的启发，给包老师起了个外号“包二爷”，林老师自然就成了林妹妹或林太太。而且大伙都叫顺了嘴。林老师圆脸梳两条短辫，人秀丽且活泼，体态丰满，力气挺大，有一次我们班孙同学上课捣乱，林老师让他出去，孙同学坐在椅子上就是不动。林老师气坏了，她满脸通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走到孙同学跟前，挽了挽袖子，双膀叫力连椅子带坐在上面的孙同学连锅端起，蹭噌几步就来到教室外，把全班同学都看呆了。
一天中午我从校外回来，刚进校门就见包老师在校大门对着的一间备课室里弹风琴，林老师在一旁小声唱歌，就是那首“自从走进学校的大门”。我站在窗前听了一会儿，听教室里有人叫我。六年级时我们班挪到第二进院子的教室，教室离前院的教研、备课室很近。我听见叫声就跑回教室，姓果的同学问：站那儿发什么愣？我用大拇指朝后一指说：包二爷和林太太在弹琴唱歌呢！可能声大了一点，被刚从东夹道拐出来的教体育和图画的郭老师听见。
郭老师背着手走进教室堵着门问：刚才是谁说“包二爷、林太太”来着？郭老师身高体壮，同学们都有些怕他，见他问话谁也不敢滋声，只是拿眼球的余光扫了一下我。郭老师看了看我们几个，走上前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说：哈哈！是你坏小子说的吧？我哆嗦着说：是他们问…问的！郭老师松开手说：跟我来。我只好耷拉着脑袋跟着他来到前院的教研办公室。
他把我领进办公室指着墙根说：站那儿去！前院办公室较大，放了四排条桌供近二十个老师备课，还不显拥挤。我乖乖地面壁而立，这时包、林二老师还在对面的备课室唱歌。站了十几分钟，郭老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瞪着眼问：老师的外号是不是你起的？郭老师有个特点就是：虽然训学生时爱瞪眼还挺凶的，但只要你跟他认错，他立刻对你态度特别温和，绝不像我们的班主任孙老师抓个错非得把你损个底掉。我想挤点眼泪作出忏悔表示，就用手背使劲揉揉眼睛却也没挤出半滴眼泪来，只好耷拉着头说：不是我，我也是听他们叫，我才跟着叫的，郭老师，我错了，不应该不尊敬老师，以后我再也不叫了。郭老师见我认错眼也不瞪了，和风细雨地对我说：你看，老师们中午休息时还在给你们备课，练习准备教你们唱的歌，多辛苦！你们还给老师起外号，合适吗？回去吧，记住了！以后要尊敬老师！
六年级春游那天，我借口家离学校远不跟学校去，和班里的李和刘、邢两大个同学一块去了颐和园，我们四人租了条船在昆明湖上划了半天，那时租船每小时三毛钱押金两元。我们划到湖心时一条鲤鱼大概是把我们的船当龙门了，从湖里一跃，跳到我们的船上，那鱼好大的力气噼里啪啦地从船头一直跳到船尾，我们四人都抓不到它，大刘脱了上衣才把它捂住，当然战利品也归了大刘。
大刘的父亲是个空军上尉，大刘的自行车把套是用两个歼击机的机关枪子弹壳做的，金光闪闪十分漂亮。大刘比我们大一岁，身高那时就达到1.75米。他家住在北京站东，当时的徐悲鸿纪念馆对面的一座小二楼里，此楼据说曾是空军司令刘亚楼住的。大刘一人住在二层的一间房里，那间房大概有二十多平米，一排几扇弧形的玻璃窗斜对着徐悲鸿纪念馆。夏天中午休息时我和李同学常到他家去聊天，大刘会抽烟，我和李同学有生第一口烟就是在那儿抽的，呛得我们直咳嗽。两年后大刘随父亲去了山东菏泽。
中午吃完饭除了去大刘家外还常去的就是学校的传达室，传达室有两个工友，一个姓张，一个姓石，都四十多岁，他们常给我说老北京的事。姓石的工友可能在日军占领北京时期给日本人干过事，他对日本人的生活细节讲得很投入，就连日本澡堂的结构都十分了解。
由于每天坐公交车上学，家里给买了月票，当时学生月票2元。有了月票周六下午没课时，常和秦同学去天桥看保三摔跤、变戏法，还有个姓韩的及一个叫吴天印的都带着他们的孩子，分上下午在一个大棚里练把式，拉弓、开石、耍刀、射弹子等，据姓吴的说，没二百斤力气拉不开他的弓，可他手、脚、牙并用一次就能拉开五、六张弓，我们佩服得不得了。
那时没感到毕业班学习有压力，中午常去西总部胡同东口租书屋看小人书，一分钱一本。书摊女贩是四川人。老师把四则应用题当重点辅导我们，就是姜昆说的，两个水管灌水，一个管放水，问多长时间能把池子放满及鸡兔共笼等，当时我们都觉得不是很难。那时也搞模拟考试，一次毕业班摸底考算术，班里大概有90％的同学不及格。我们院那个梅家的女孩和一个姓金的女孩考了100分，我和一个姓李的男孩考了八十多分，算是探花、榜眼。
5月在杭州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也称《前十条》,作为开展农村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文件重申了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点,还列举了社会阶级斗争的几种表现,提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口号。此文件在会议结束一周后便下发传达到各地，可见对于阶级斗争准扩大化的观念在文革前三年就初见端倪了。在此前后文艺界也配合形势拍出了些反映阶级斗争的电影、话剧、戏剧如：《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年轻的一代》《刘文学》《霓虹灯下的哨兵》《夺印》等剧目配合宣传，但阶级斗争的剧情表现得大多较温和，是以帮助一些思想落后的模特为主，没有过浓的火药味，基本上还能被广大老百姓所接受。
7月初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合并全市统考，只考两门：语文和算术，我们在学校的音乐教室里考了两天，考完后校长宣布放假回家等录取通知。小学的六年生活结束了，在离别前，大家互赠一寸半身小照以作留念，当然男女生之间没有互赠的。在以后的四十多年里，我除了和一个秦同学常有联系外，在1969年以后与1963年毕业于象鼻子中坑小学（六二班）的同班同学都失去了联系。
9.中学的生活
这个暑假比以往的暑假多了整半个月，8月初接到北京铁路一中的入学录取通知书，8月10日到学校报到。北京铁路职工子弟第一中学位于西城区鲍家街27号，西面不远是34中，34中是原醇亲王府的一部分，俗称七爷府，是光绪皇帝的出生地，故称“潜龙邸”，34中南面是中央音乐学院。铁一中东面挨着奋斗小学。
铁一中不算大，大约是120x60平米，对着学校大门的是一座小二楼，楼上只有两间教室，楼下是校长室、教导处、总务室，据说这座楼是按火车头的模样设计的，也别说还真有点像，中间的楼梯间高出二楼一块，从侧面看有那么点像蒸气机车烟筒的意思，剩下的就都是平房，围着有两个篮球场的操场转了一圈，倒像一节节的火车车厢。听教导主任李宗纲讲，以前这儿是日本人养马的地方，解放初期是铁路建筑部门的一个仓库，后经过铁路职工两年的努力于1953年建成了北京铁路分局的第一所铁路中学，当时的校长叫胡光，南方口音，个子不高，满头银发，显得颇有风度，听说是个老革命，书法不错。胡校长一般不管学生，只召集老师开会传达文件。管学生的主要是教导处李宗纲主任，李主任瘦高脸长嘴大，对调皮的学生弄到教导处罚站，一站就是两钟头，所以学生都挺怕他。不知是哪届的学哥给他起了个“哩哩”的绰号，在学生中届届相传，后来李主任的儿子也考到了我们学校，同学们都叫他“小哩哩”，李主任自然也就升格成“大哩哩”了。
63年8月上旬北京至新乡发生强降雨，普遍达400－600mm，降雨最大的邢台内丘县獐么乡10天降雨总量达2050mm，雨量和强度都超过我国已有的历史记录。河北101县受灾，61个县市遭淹，受灾人口2200余万人，5030人死亡。受灾农田5360万亩。潮白、永定、漳卫、子牙等河的洪水从南北方向几乎同时灌入海河，使海河水暴涨，几乎水淹津门。822处116公里的铁路被冲毁，造成京广线停运27天。7个专区84％的公路共计6700公里被冲毁。这次灾害造成损失的数据比起三年自然灾害来要精确的多。中央高层对这次水灾也是心有余悸，毛泽东曾在63年11月17日题词“一定要根治海河”。这次大水灾没有造成食品短缺。
9月1日开学，我被编在一四班，全班38人，女生20人，都是铁路职工子弟。班主任是个叫候凤英的年青女老师，是数学老师，当年24岁，个子有1.7米。开学第一天，候老师对我们进行形势教育，从三反五反到匈牙利事件，从大跃进到三年自然灾害，她问我们：知道北京郊区的农民那时候吃什么吗？班里同学还真有知道的，接下茬说：棒子芯。候老师说：对！那时农民把棒子芯压成面掺合上野菜、树叶吃。同学也很快混熟了，小个男同学上自习时偷偷地和女同学在课桌下比脚丫子，大个男同学打扫卫生时拿着抹布互相拽打着玩。候老师说：哈哈！这几个原来都不是省油灯，才老实几天就原形毕露了。
初一除语文、代数外又开了几门课，每门课都有一个专职老师，语文是李冶华老师；英语是任锡纯老师；历史、地理是李老师；生物是张瑞芬老师，图画是尹彦章老师。
从63年9月6日至64年7月14日中共连续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五项条件。同时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九评”据说是由在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风云人物王力主笔，文章笔锋犀利，引经据典对苏共及总书记赫鲁晓夫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代表着中苏关系进一步的恶化，赫鲁晓夫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总结报告中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模式开始趋于分裂。苏联提出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理论类似于现在的经济全球化理论，限定中国只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低端产品和农产品，类似于现在沿海地区的来料加工产业，加工上亿条裤子换一架飞机。毛泽东当然不干，这样就是再干上三、五十年中国岂不是也摆脱不了在经济上受人制约？
同月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毛泽东为此增写了一段文字：“中国近现代挨打战败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第一个原因现在已基本解决，第二个原因要彻底改变，至少还要几十年的时间，若不改变经济技术落后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可见那时的毛泽东在经济技术开放的问题上比现在所谓的“精英”们要明智多了。
有这样一句格言：上帝对你关上门时，必然会给你留下一个窗口。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就是当时一个这样的窗口，当时由于敌对国家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对外经贸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外开放广交会这个窗口虽少，但成绩也不容忽视。第一届广交会是1957年春在广州举行的，有1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1233人次到会洽谈，成交额1754万美元。以后历届交易会各国外商和商品种类及成交额逐年增多，工业品所占比例也逐渐增大。即使在文革期间广交会也未停止过。可以说中国的“改开”60年来一直未间断过，即使在文革中大批“洋奴哲学”期间。只不过前三十年因有毛泽东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概念指导，开放是比较有选择、有理智地进行。而后三十年的“改开”则近乎于疯狂地进行，至于如何疯狂的问题等写到“第五至六个十年”时还会举例细论。这里仅举一例说明，当年日本人曾向中国政府提出以高价购买大同煤矿的原煤。周总理回敬说：那是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资源。断然拒绝了日商的要求。但十几年后，大同煤矿却未躲过“改开”之劫被移到了日本，日本围海造地时先把煤填到排干海水的坑底部，上面盖土，成为人造煤矿，作为留给日本子孙后代的战略资源储备，这大概就是传说的日本用煤填海（直接用煤填海是戏说，那样一是污染，二是经海水侵蚀煤的质量也会降低）。这也算是“改开”时代的《愚翁移山》吧！
现在一些文人为渲染“改开”的政绩，常撰文说在49年以后的三十年中，中国对外闭关锁国，排斥西方的新技术。我不欣赏这些“缺钙”毫无人格歪说历史的知识分子的下流人品。当年你想招商引资，有条件吗？人家对你经济封锁，就连当1960年底中国为解决粮荒从国外购粮时，美国政府都不人道地决定禁止为中国运粮的船只加油，人家的军舰、航母成天在你门口遛达，人家的高空侦察机不管你开不开放都时不时地飞进来拍几张照片。在这种敌对状况下，即使你对他门户大开，他能为你提供新技术吗？就是现在人家也没把新技术给过中国，给道格拉斯攒飞机屁股的案例够能说明问题的吧？人家能看着你顺顺当当地发展大型“运十”客机抢他的生意吗？何况还有战略上的意义。当年人家是把和平渐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的第三、四代高层身上，巴不得毛泽东政权垮台，好另扶植个傀儡。现在人家希望的是你在经济上对他有更大的依赖，等你离了我就会经济崩盘的时候，看你还敢横？还敢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人家希罕的是中国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和廉价苦力，此时不占待等何时？人家说了：你的资源和钱我拿走，GDP的空壳留给你，让你去上蒙中央，下骗老百姓吧。
1963年有个候宝林、郭全宝说的相声：
候：十月一日是什么节？
郭：这我知道，是国庆节。
候：那十月二号是什么节？
郭：十月二号…？不知道，没这节啊！
候：不知道了吧！告诉你，记住了。十月二号是…。
郭：是什么节？
候：中秋节。
郭：中秋节是阴历八月十五。
候：今年的八月十五就是十月二号…。
前几年买月饼要点心票，家长一般舍不得用每人每月半斤的点心票给孩子买月饼吃，那时的月饼个大，一个月饼就二两，半斤点心票只能买两个半月饼，那时的孩子肚里又没油水，两个半月饼就是一顿都吃了也还不一定解馋，月饼在那几年也算是希罕食品。63年情况已大有改观，买点心不要票了，八月十五算是能吃上月饼了。那时北京的传统月饼正面印有四个喜兴字或印一朵花，侧面有一圈竖条楞，像个齿轮，馅多是枣泥、桂花冰糖五仁的，比较硬，牙口一定要好才能把五仁馅里的冰糖块嚼碎，不过嚼起来咯吱吱的响声倒是觉得挺筋道，有点嚼头，不像现在一统天下的广东月饼，那皮薄得像纸放到口里好像就化了。
中学的文娱生活比小学要丰富一些，国庆前两周，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在操场练跳集体舞，学生们以班为单位在操场上站成十几个圈，男在内圈顺时针转，女在外圈逆时针转，图画老师尹彦章和音乐老师马崇仁站在麦克风前用手风琴一首接着一首循环地拉着舞曲。
10.古城墙的风采
学校西面穿过两条胡同就是城墙，中午吃完饭常和同学去爬城墙逮蛐蛐。六十年代初北京的城墙还很完整，可以踩着城砖的砖缝蹬上城墙。城墙上杂草丛生，藏着不少蚂蚱、蟋蟀等秋虫。周六下午上两节课，放学以后常和几个同学爬上城墙，沿着宽宽的城道一边看着风景一边向南遛达。那时城墙差不多还是城乡的分界线，城里一条条胡同划割出的一所所院房相连的四合院和一些就地取材用城砖搭建的违章小房，院里晾的被单、衣裤，满地找食的小柴鸡及胡同里跳皮筋、滚铁环的孩子们尽收眼底。转过身看城外则豁然开朗，一条基本清澈的护城河沿着城根缓缓蠕动的流水，河边还有些提着玻璃瓶或小铁桶捞小鱼的孩子，河对岸是一垄垄的麦地和被一片小树林包围的中央广播电台，稍远一点是国务院和铁道部的住宅区。贴着城墙根还有一所小学，有几个大概是校领导正陪着一个警察在查看一个房顶被城砖砸漏的厕所。警察抬头看见我们几个，大概以为我们往下扔砖头了，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中一个王同学反问：同志，这是食堂，还是厕所？警察说：你说呢？都给我下来…！
走到南城墙，隔着河可以看到对岸有个玻璃瓶厂，铁丝网内堆满了可能是不合格的花瓶、长颈玻璃喇叭（北京人称扑扑噔儿、响葫芦或叫倒掖气，孩子吹着有响声的玩具）等玻璃器皿，其位置大概是在现在的烟草公司和发改委大楼一带。玩够了往回返已是日西坠时分，向西望去，余晖下广袤的亦乡亦城间却似一幅彩图，葱茂的树木中点缀着稀稀落落的楼影，远处西山吞日、晚霞飞渡的美景妙不可言，只可惜那时没有照相机。
十一晚上学校组织部分学生到天安门广场联欢，在广场同学们拉上大圈在扩音器的舞曲伴奏下跳我们练了半个多月集体舞。放花时休息，看着满天五光十色的焰火闪过之后有些小降落伞向我们这儿飘下来，一些人伸手够，眼看就要够着了，一个外单位的小伙拿着个彩旗旗杆一挑把降落伞给挑走了，气得几个男同学直骂。后来每到“五一”“十一”前男女同学都要手拉手合练上半个月的集体舞，虽然如此男女间界限一直也没什么好转，个别者除外。
十月中旬学校组织我们到京西“南大荒”农场参加一周的劳动，第一次单独离家到外面过集体生活大家都很高兴。周日在家模仿解放军的样子打好背包，周一背着背包到学校先听教导主任李宗纲给学生训话：要学习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偷吃苹果…。全校师生近500人，几辆卡车来回跑了三趟才把学生运完。南大荒是建国后在河滩地上建起的一个农场，主要是：苹果、桃、梨、葡萄等果树，我们去时正好帮着收苹果。
1963年11月10日至22日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此届运动会的宗旨是以对抗奥运会为目的的，得到中国的鼎力支持。有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和拉丁美洲的48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也派遣体育代表团参加了此次盛会。在这次运动会上，中国运动员获得66枚金牌，在田径、举重和射箭等项目上创造了世界纪录。中国当时还不是奥运会成员，不能参加奥运会竞技，所以对此届运动会更是大力宣扬，并拍成彩色影片在国内放映。只是兴新力量运动会只举行了一届，原定四年一次的新兴力量运动会此后因一些政治原因就销声匿迹了。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乘坐敞蓬轿车驶过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迪利广场时，遭到枪击遇刺身亡。一向对国外突发事件反应迟钝的中国媒体这次反应却出奇的快，23日早6点30分首播“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就作了报道。23日是周六，早晨上课前同学们都七嘴八舌地热议着此事。因宣传和教育的原因，那时大家都有些仇美倾向，甚至认为这是美国共产党掀起的革命浪潮，世界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
对于逐渐好转的经济状况，文艺界这几年出现了不少历史剧目，那时我们这一代对那些古戏并不感兴趣，倒是父母周末常去剧院看古装戏，回到家里嘴里还不时地哼上两句。当然不排除一些剧情渲染封建的忠孝廉耻或借古讽今之意，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人家没直言的胆量，只好今事古说，何况大家也不会因为看了一、两出古戏就会“改正归邪”。
这种现象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11月他针对文艺界所存问题说：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隔日,又说：“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就要改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12月12日 在中宣部文艺处编印的一份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据此批示，全国文艺界联合会及所属协会开始整风。不久一些电影如：龙马精神、早春二月及小说《刘志丹》等也遭到批判。这是继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又一个拐点，虽然这种积分式的拐点对老百姓的影响不是很大，但上海一批嗅觉敏锐的文痞凭着些蛛丝马迹却揣摩出了高层的意图并借助媒体开始折腾。
尽管上海的文痞生怕天下不乱，可上海的科技人员却一直在埋头苦干，几乎也就在这段时间，有中国“爱迪生”之称的上海工人出身的电光源专家蔡祖全研制出了中国第一个氢灯、高压汞灯、氪灯、长弧氙灯和碘钨灯等新型高效光源。上海电子光学研究所继上海光学仪器厂59年研制成功10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后，又经科研人员几年的努力，并与厂、校合作于65年8月制造出中国第一台20万倍的电子显微镜。
63年中科院计算所还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大型晶体管电子计算机——109机。参加过109机研制工作的倪光南说：“当时（文革前）世界上能够自己研制计算机的就是美国、前苏联、法国、英国几个国家，我们和他们没有很大差异，我们也是比较先进的，至少和英法的水平差不多。”
中国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和前苏联的援助是分不开的，前苏联为中国提供了计算机的核心技术并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计算机研制和应用的骨干人员。从1957年底开始，先后有6位苏联专家来华参与了电子管电子计算机103机和104机的研制工作。中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103机在1958年研制成功，运算速度每秒1500次，104机在1959年国庆节前研制成功，运算速度每秒一万次，104机共生成了7台，并用于第一颗原子弹等有关科研数据计算。
学校有个大礼堂，据说曾是日本鬼子的马厩，礼堂面积约25x20平米，有个舞台，平时在学校入伙的同学在里面吃午饭，全校有活动时在此开会、演节目。在学校入伙每天中午一顿饭，以班为单位，每班一个条桌，大家围着条桌站着吃。伙食费每月5元，10斤粮票，每顿四两，有米饭、馒头和窝头，粗细粮搭配，每周有一次红烧肉，平时以蔬菜为主，有时菜里有点炒肉片。
64年元旦前全校师生在礼堂联欢，各班同学自编自演节目，记得我们班陈同学，就是后来和我一起去陕北插队，鼻弯唇薄嗓门大，能歌但不善舞的那位。他领着我们班的一群女生演了个表演唱“库尔班大叔你上哪儿”，还演了一个活报剧“二分是个老妖怪”，不过老陈那嘴脸还真有点像“老妖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