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江苏，南京，210093；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湖北，武汉，430074）

　　摘要：本文以二十年来的实证调查结果为依据，从理想子女数和性别偏好两个方面对城乡居民的生育意愿的变迁状况进行了描述和分析。

　　关键词：生育意愿/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

　　Study on the transition of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 ‘s fertility desires inthe resent twenty years

　　Xiaotian Feng/Qingsong Zha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3；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UST，Wuhan ，Hubei ，430074；）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in the resent twenty years，the paperdescribed and analyzed，from two aspects of the number of the children wanted andsex preference，the transition of the fertility desires among residents both inrural and urban areas.

　　Key words ：fertility desires ，the number of the children wanted ，sex preference

　　生育意愿是人们生育观念的直接体现和集中代表。它影响着一个社会中人口的出生率，受到人口学、社会学学者的普遍重视。近二十年来，国内学者不仅从理论上对其进行了探讨，同时还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回顾和分析二十年来国内学者在这一领域内的研究状况，探讨不同人口群体生育意愿的差异和变迁，对于研究我国人口在下个世纪的发展态势以及制定相应的人口政策，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文以近二十年来学者们对全国各地居民生育意愿的实证调查结果为基础，从理想子女数目和性别偏好两个方面对中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状况进行描述，并对这种变迁的特征进行分析。本文采用的资料来源于二十年中各地学者所发表的调查研究报告和相关论文。

　　笔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人口学》和《全国报刊资料索引》进行检索，起止时间为1979年1月至1999年12月。检索到的文献基本上包括了这二十年中国内主要学术刊物上所发表的相关论文和研究报告，资料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在剔除少数质量不高的研究报告后，共得到探讨生育意愿的经验研究报告51份。本文的分析正是依据这51份研究报告进行的。

　　一、理想子女数的变迁

　　1、农村居民理想子女数的变迁状况

　　表1显示，北京79年15-30岁青年农民愿生1孩的比例26.7%，92年有子女妇女愿生1孩的比例升至29.8%，到94年则已达到一半以上；想生3孩的比例则一直在下降，79年的青年尚有4.5%，92年已降为1.2%，94年则基本无人愿生3孩；平均期望数由79年的1.78人降至92年1.68人，再降至94年1.50人。从理想数为1孩、3孩的比例以及均数上看，北京农村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一直呈一种下降趋势。

　　上海农村的调查结果大多只列出了均数，我们只能在均数上进行比较。结果表明，与北京农村居民的情况有所不同的是，上海农村居民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不大，基本稳定在1.8-2.0之间，略高于北京农村居民的平均数。



　　从表2看，浙江84年的调查结果较低，居民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1.41人，这主要是因为调查对象是未婚青年的原因。自86年至97年，浙江居民理想子女数有较为明显的下降。86年均数为2.34人，94年降至2.00人左右，97年则进一步降为1.70人左右。山东省的调查数据表明，平均期望数除文登县富裕农民低于2.00外，其他均在2.20左右。且总的变化不大。

　　福建、广东两省所收集到的资料较少，不足以来描述变迁状况，但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两地的居民理想子女数都比较高，二者均超过了3人，这或许与当地居民的高生育文化传统有关。

　　西部地区发展较为落后，社会经济文化的同质性也相对较强一些。表3显示：87年甘肃地区的妇女想生1孩的比例为2.0%，90年陕西省农民夫妇想生1孩的比例分别为4.6%和3.8%，92年则上升为11.0%，有一个较为明显的变化；3孩意愿中，87年甘肃地区的妇女为71.0%，90年陕西省农民夫妇分别为29.5%和29.1%，92年为27.1%，下降的趋势十分明显。从均数上看，87年至93年间呈现了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其中91年山西孝义和陕西洛川的调查结果的差异主要是因为两地的社会经济水平造成的，相对而言，山西孝义是较为发达地区，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和家庭收入都高于陕西洛川。

　　表4显示了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东北地区的农村居民理想子女数。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均数由86年的2.5左右下降到95年的1.6，下降的幅度非常明显。



　　表5的结果表明，中部地区农民的理想子女数也基本上是从接近2.5个下降到1.9个左右，下降的趋势同样十分明显。

　　2、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的变迁状况



　　由表6中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总体上比农村居民要低。自80年代初起就在2以下。近二十年来，也呈明显下降趋势。京津沪等特大城市基本上是从1.8左右下降到1.2左右，其他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也从1.8左右下降到1.5左右。

　　3、理想子女数变迁的主要特点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的结果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二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在理想子女数目方面的变迁特点。这就是：①居民理想子女数有随年代更替而下降的趋势。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居民的理想子女数总体上都呈现出一种随年代发展而逐渐下降的趋势。②不同农村地区变迁的速度不一致。由于中国地域广大，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不同地区的农村在理想子女数的变迁上也各不相同。比如北京农村的理想子女数一直呈下降趋势，均数由1979年的1.78人降至94年1.50人；而上海、山东农民的理想子女数并无多大变化；东北地区、浙江省农民的平均理想子女数80年代中期为2.4人左右，90年代年末则降为1.60人左右；而西北省区农村中，呈现一种缓慢下降的趋势；③城乡居民理想子女数的变迁有差异。城乡之间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不同，居民的理想子女数有较大差别。近二十年来的变迁中也各有特点。

　　80年代，农村居民理想子女数以2-3人为主，内地及落后地区则以3孩及以上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以1-2为主；90年代以后，农村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则多以2孩为主，城市居民的理想子女数则以1孩为主。

　　二、性别偏好的变迁

　　性别偏好是生育意愿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它对居民的理想子女数的多少也有较大的影响。

　　反映性别偏好的指标很多，对于表7和表9的形式，我们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一是在1孩意愿中比较想生男孩与想生女孩以及男女随便的比例，二是在2孩意愿中考察居民期望的子女性别构成；对于表8的形式，我们也从两点入手：其一是考察在现无子女的条件下，居民对第一胎子女性别期望的不同比例，其二是考察在现有1男1女的条件下，居民对下一胎子女性别期望的不同比例。

　　1、农村地区群众的性别偏好的变迁状况

　　由表7可以看出，在1孩意愿中，79年的京川两地调查、83年的滁县调查、84年的江浙调查中显示了不分男女的比例是最高的，但同时也可以发现愿生男的比例皆高于愿意生女的比例，94年的京郊调查则显示了丈夫有更为强烈的男孩偏好；在2孩意愿中，历次的调查都显示了相同的结果：生育1男1女是农村居民最为普遍和强烈的愿望。



　　由表8可知，在现无子女的条件下，87年甘肃调查中居民对第一胎子女性别期望中想生男与想生女的比例分别为61%和1%，88年的辽宁调查中的比例是47.1%和7.7%，想生男与想生女的比例有着很大的差别；在现有1男1女的条件下，87年的甘肃调查中居民对下一胎的性别期望中想生男与想生女的比例分别为78%和3%，88年的辽宁调查中的比例是50%和25%，91年陕西洛川的比例是42%和14%，差别仍很显著；96年11月对皖北农村的调查中依然显示出农民极其强烈的男孩偏好。

　　2、城市居民性别偏好的变迁状况



　　我们先从1孩意愿中考察，79年的北京调查、84年的浙江调查显示了未婚青年中以不分男女占大多数，但也显示出想生男孩的比例高于想生女孩的比例；其次在2孩意愿中，上述两次调查都显示了未婚青年也是以生1男1女为主要愿望；88年的吉林调查仍显示出城市居民中有男孩偏好。90年代后的几次调查则显示了城市人口中，男孩偏好已不明显，甚至出现了偏好女孩的倾向。

　　3、性别偏好变迁的主要特点

　　①纵贯来看，中国农村居民的男孩偏好随年代更替有所减弱，但仍存在，有些地方甚至还比较强烈，如96年皖北农村的调查结果。中国城市居民的男孩偏好要弱于中国农民，在80年代时，这种偏好仍存在于一部分人心中，90年代后，城市居民的男孩偏好明显减少，部分城市甚至出现对女孩的偏好。概括地说，在性别偏好上，80年代城乡居民是“量”上的差异，90年代则是“质”上的差异。

　　②“1男1女”的子女构成模式是最普遍的愿望。在中国农村，“1男1女”的子女构成模式是农民在计划生育政策约制下的一种最理想的妥协选择。调查结果显示：80年代中，这种“1男1女”的儿女双全思想一直是最多数人的愿望。90年代中，这种“1男1女”的儿女双全思想虽有所减弱，但仍然是广大农民最普遍的愿望。在中国城市，“1孩、不分男女”一直是居民最为普遍的愿望，但在2孩愿望中，有“1男1女”的儿女双全思想的人则占大多数。

　　三、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特点的探讨

　　1、生育意愿变迁的滞后性

　　西方人口经济学家莱宾斯坦指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家庭收入的增加，人们越来越重视维持或提高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想生孩子的人数会逐渐减少。这种观点被很多人所接受。周连福等通过比较公社化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和市场经济初期经济发展与生育意愿的关系（见表10），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当人们的经济状况从低向高上升时，父母想望生育子女数呈下降的趋势。这种趋势与家庭收入的增加呈反相关关系。”（周连福等，1997）1986年曹景椿通过对辽宁大连市金州区的调查研究得出：当农民的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000-1500元时，其生育观念则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其生育意愿将等于或低于更替水平（曹景椿，1990；陆杰华等，1995）。

　　然而我们在对近二十年来的有关生育意愿的实证调查的回顾中，却发现有很多调查结果并非如此，生育意愿并不完全随经济发展而同步变迁。如：上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85年、1987年、1990年分别为806元、1059元和1907元，山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985年、1987年、1990年分别为408元、517元和680元，但其居民理想子女数在1986年至1991年间皆无多大变化。

　　更为典型的例子可能是广东地区的情况。作为中国经济开放改革的先锋地区，广东经济二十年来一直呈现持续高速增长的势头，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和提高。1990年广东农村家庭的年人均纯收入已达1043元，1993年广东城镇家庭年人均纯收入已达4640.6元①。然而广东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一直是偏高的，居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前列，并没有出现那种“经济上去，生育率下来”的局面。1991年10月，“当代中国妇女地位研究”课题组在广东作了生育意愿的抽样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广东居民仍有较高的理想子女数（见表11）。



　　从表11中看，广东城市居民中有80%左右希望生2孩，有15%左右的人希望生3孩或3孩以上，平均理想子女数在2.2人左右；农村居民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想生2孩以上，其中希望生3孩或3孩以上的占三分之二以上，平均理想子女数在3.1人左右。

　　与生育子女数量较高相对应的是，广东居民的男孩偏好也十分强烈。调查显示，80-90%的城市妇女希望生1男1女，68%的农村妇女希望生育的孩子中有2个或2个以上的男孩，62%的农村妇女希望生育的孩子中至多有1个女孩。在问到“如果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您希望要一个男孩还是女孩？”，74%的农村妇女希望要男孩，只有24%的妇女回答“无所谓”，男孩偏好在广东农村仍很强烈②。

　　从上面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广东十几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但它尚未从根本上动摇广东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传统生育观念，广东居民以男孩偏好为中心的多育意愿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它表明经济发展因素作用于人们的传统生育意愿的过程是缓慢的长期的，生育意愿相对于经济的发展是滞后的、不同步的。

　　美国早期社会学家奥格本（F.Ogburn）认为：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制度与观念文化，后者是适应文化，适应文化往往是适应物质文化变迁而变迁的，但物质文化的变迁往往要快于适应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文化滞后”（Cultural Lags ）③。生育意愿是生育文化的直接体现和集中代表，生育意愿的变迁实际上也即是生育文化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固然改变了生育文化存在的物质基础，但作为一种观念文化的生育意愿它却有着自身的文化惰性，并不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同步的表现，而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表现出一种相对滞后的特点。

　　2、生育意愿变迁的内部失调性

　　生育意愿包括数量、性别和时间三个维度，即理想子女数、性别偏好、理想（婚）育龄和生育间隔，三者共同构成了生育意愿的内涵。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随着生育观念文化的变迁，生育意愿的三个方面的内涵也应呈相互协调的变迁。在回顾近二十年来我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的历程中，我们却发现，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呈现一种内部不协调的特点，即理想子女数的变迁速度相对较快，而性别偏好变迁的速度相对较慢，这在农村中表现尤为突出。

　　近二十年来的农村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状况显示：除了西北地区和一些社会经济发展极为落后地区，广大农村居民理想子女数已普遍下降到1.9人以下。相对而言，生育的性别偏好在农村却仍普遍存在，很多地方甚至仍很强烈。这一点在近些年的婴儿出生性别比异常上也可以得到佐证。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1年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8.47；1990年的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989年的我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11.27，1990年上半年为111.87年；1995年国家统计局的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95年的人口出生比为115.6.

　　我们还可以以苏南为例。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起步早、发展快，经济发达，妇女就业率高，群众生活水平较高。1990年杨之舫等在苏南的常熟和无锡两地的调查结果显示：三个企业中865名育龄妇女中希望生1孩的占34.34%，想生2孩的占64%左右，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1.68人，这说明当地妇女的生育观念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已从过去的多生多育转向少生少育（杨之舫等，1991）。1996年解振明在苏南的调查中发现，苏南两县的现有孩子性别比为112.5，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地妇女的男孩偏好仍很强烈。在当地农民的心目中，“传宗接代”是一代人的义务和责任，生儿育女是做父母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没有儿子会“断子绝孙”，是最大的不孝。苏南农民仍然没有彻底摆脱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他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对男孩的需求还很强烈。（解振明，1998）

　　是什么导致中国居民（主要是农民）生育意愿变迁出现这种内部的失调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居民（农民）生育的内部需求结构决定的。从社会人口学的角度看，农民的生育需求是一个有层次的结构，而非一个简单的线性结构。循着从抽象到具体，从内隐到外显的顺序，生育需求可分为价值性需求和现实性需求。

　　在价值性层面，生育满足了农民在人生终极意义上与世系继嗣上的需求。在这个意义上，生育成为农民一生中势在必行的大事，而生男尤其是其中的核心内容，因为在传统的继嗣制度上，只有男孩才有资格继承香火。在现实性层面，生育满足了农民的经济性需求和社会性需求。经济性需求的核心是劳动力与养儿防老问题，在目前，它往往使男性居于不可替代的主导地位。社会性需求主要是指农民在社会交往、社会评价和支持等方面的现实需求。这些方面的相互作用，共同强化了生育（尤其是生男孩）在农民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无论是在价值性层面，还是在现实性层面，生男都是生育的核心追求。中国农民传统的生育决策的特征是“生男、早生和多生”，生育决策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首先表现在生育数量选择的变化，其次是生育时间选择的变化，最后才是生育的性别偏好选择的变化。也即是说，中国农民生育需求的核心所在——生男孩是最难触动的。（穆光宗、陈俊杰，1996；陈俊杰、穆光宗，1996；陈震，1998）

　　其二，是中国推行人口控制政策的结果。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依靠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实现的，人口控制政策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笔者将在下一节中讨论这一个问题）。在严格的人口政策控制下，我国的人口生育率有了迅速的下降，生育意愿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是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无论规定得多么细致，也只能对居民的理想子女数作出规定，却无法对居民生男生女的性别偏好有所限制（在一定的程度上，甚至还起着强化男孩偏好的作用）。因此，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主要冲击到理想子女数，而无法从根本上冲击居民的性别偏好。

　　3、生育意愿变迁的诱导性

　　作为一种观念代表的生育意愿，从根本上说，它的变迁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但我国的人口转变不同于欧洲发达国家，他们是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引起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变化，从而带来人口生育率平缓、自然地下降，是一种“自发性转变”；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条件下依靠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实现的，居民的生育意愿变迁还有一个特殊的影响因素——人口控制政策，是一种“诱导性转变”（邬沧萍等，1995）。对于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学者们已作了大量的研究，在这里不再赘述。下面笔者仅就我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对生育意愿变迁的影响作一讨论。

　　对于传统的生育文化、生育观念来说，人口控制政策可以说是一种外部的冲击力量。从态度转变的角度来说，它是转变传统生育文化影响下的生育意愿的说服信息，而转变的有效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说服信息本身的特点。作为一种改变态度的说服信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具有强制性、稳定性、系统性和合理性的特点。在我国经济生活环境未发生彻底变化的条件下，有效地充当了转变生育态度的说服信息，促使人们的生育态度（意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从过程上看，生育态度的转变往往要经历服从、同化和内化三个阶段。首先是个体为了避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惩罚而被迫采取的表面服从行为。表面的服从虽然不是出自内心的，但它往往是态度转变的第一阶段，服从的社会心理过程就是新的生育态度形成的开始。服从一方面相对于规范而确立，另一方面又使认知、选择性扩大，促使规范全面而完整。这是生育观形成的第一个步骤。其次是生育观的同化，即个体自愿地接受计划生育的要求。在同化过程中，生育态度完全摆脱了服从性，没有外界压力影响，不是表面行动，而是出于自愿。

　　最后是生育观的内化。这是个体真正从内心深处相信和接受了计划生育规范，彻底地转变了自己的生育意愿。生育观的内化是接受新观点、新思想，并主动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价值观念之内的过程。内化是生育态度形成的最后阶段，一旦达到内化阶段，个体的生育意愿就同计划生育要求的生育规范趋于一致，从而保证生育行为按照生育规范要求实行。

　　当然，正如其他态度转变的过程一样，生育态度的转变从服从到内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完成了这一转变。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中，人们生育态度的转变程度、所处的阶段可能是不一样的。即使我们的生育意愿调查显示了较低的生育愿望，但它很有可能是“受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的有条件的生育意愿”（乔晓春，1999）。这提醒我们，为了避免生育率的反弹，在目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计划生育政策的相对稳定是很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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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风笑天（1954——），男，湖北浠水人，法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口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社会研究方法等。

　　*本文为华中科技大学研究生院1999年科研基金项目“二十年来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的最终成果。

　　①《1997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7年

　　②沙吉才主编，《当代中国妇女地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

　　③[美]F·奥格本，《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6-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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