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新农村建设

关于所谓新农村建设
国家提倡搞新农村建设已经有几年了，各种现象都有，有CCTV上展示的漂亮的统一规划的住宅，也有下层应付上层的刷墙运功。
我家是安徽滁州农村的，前段时间回家,也听说每家每户都开始丈量房屋面积，也发了通知，不允许再盖住宅了，父母谈到这些想到以后很是忧虑。为什么忧虑呢？有速度快点的邻近的村已经盖统一规划的小区，当然，规划的住宅地址肯定是往乡镇上集中，不可能再像自然村那样散落分布，而且准备搬迁的农户房屋都全部被推掉了，各家各户自己找地方租房。
这样一来就产生的了很多问题，
首先，以后农民没地方种菜养鸡养猪了，原因很简单，因为全集中在一起根本没有场所了难道以后农村也像城里人那样买什么都进菜场吗，以安徽农村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农民根本没有办法生活。
第二，种地更麻烦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灾难，以前都是散落的自然村，农田离的都很近，最多两三里地就到了，早上出去，中午还可以回来做个饭，很方便。现在的情况是，种个地要跑好几里甚至十几里地，也就是出去忙农活必须带足干粮，否则时间根本不够，这简直就是一种折磨，种地本来就幸苦，连饭都吃不好，还种什么地。
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盖好的房子，肯定是要掏钱买的，听我父亲说邻村的每家都拿了几万甚至十几万来买房，这对经济好点家庭来说还勉强可以接受，对大多数家庭，我相信几乎要把家底掏空了，还要借债，也许有人问拆你的房子没有赔偿吗，有，很低，据我所知，一般的多则一两万，少则几千元就对付了。
由此我在想所谓新农村建设对中国大多数农民来说就是一场劫难，打破了原来的生态格局，被敌方政府以一种新的方式，很伪善的借口从老百姓手里搜刮民脂民膏，夺取土地，一场新型的圈地运动罢了。
大陆新土改：强拆农民房，强占农民宅基地！ 作者：院主 提交日期：2010-3-14 12:31:00 访问：1924 回复：39
最近几年“强制农民上楼”都已经快风行全国了，明明是强行扒掉农民多年血汗盖成的新瓦房甚至二三层的乡村别墅，明明是强行收回农民数百平米的宅基地，同时在村边盖上质量低下的多层楼房强行出售给农民，但是竟然被地方政府粉饰成“改善农民居住条件”。
农民带院的瓦房或者小楼难不成就比那“鸽子笼”式的多层楼房差多少吗？农民的院落是可以种树种菜种花养家禽家畜的好不好？现在强制农民上楼，农民的农具粮食家禽何处存放？本来每个村子都是数百年自然形成的乡居，现在强行毁掉，传统的乡村文化被强行割裂，农民的精神家园何处寄托？
打着“改善农民居住条件”的幌子，真实目的却是惦记上农民的宅基地了。因为现在国家对耕地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地方政府一般不敢占用农民的耕地了，于是就用“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来强占农民的宅基地以便倒给城市建设使用。
对此，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痛批：“这本质上就是强拆农民房子，给城市建设解决用地指标”。宅基地是农民世代居住之地，地方政府有何资格要求农民腾出宅基地来满足城市发展用地？
许多地方都是把农民的宅院一拆了之，然后在村边盖上多层劣质楼盘再让农民自掏腰包购买。农民的宅基地就被地方政府置换为工业用地或商业用地用以出售获利。
全国政协委员、中农办主任陈锡文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对此进行了强力痛批，这种祸害农民之举究竟还要横行到何时，大家还是拭目以待吧。
陈锡文痛批了目前地方普遍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试点，"现在各级政府可能不敢随便乱占耕地，但是各地都在搞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规划，这个本质上就是拆农民房子，把农村建设用地导过来给城镇用，弄得村庄稀里哗啦。有老专家给我说，锡文你看看世界上，和平时期村庄如此速度地减少，从来没有过。"
袁剑野蛮的力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转)
作者：yangb008 提交日期：2005-11-26 16:40:00 访问：14129 回复：118
文/袁剑
以一种通常的眼光观察，中国无疑是全球化中最有力的竞争者。的确，中国有世界第一的FDI，有马上就要成为第一的外汇储备，不惟如此，中国还有世界上最优惠的投资环境，有世界上最充足的人力资源和最富潜力的内部市场。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让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发抖。于是，一个关于“中国世纪”的夸张故事开始甚嚣尘上。在这个故事中，中国似乎即将成为一个力大无比的潜在巨人。对一个积弱至久的国家而言，这个夸张的预言确实非常及时地满足了我们的民族主义冲动。然而，故事真的是这样吗？
超低的劳动力价格，几乎被一致公认为是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利器，也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只相当于它们的4%左右。对此，许多人相当庆幸，以为中国终于找到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现在人们已经清楚：这个“奇禀异赋”并不是有些人告诉我们的那种所谓自然禀赋，它既不“天然”，也不正常。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1950年到19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19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更让人费解的是，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然10年没有上涨。中国劳动力价格(尤其是底层劳动力价格)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这个令人狐疑的巨大差额，一部分是由于国内分配的极端不均，也就是说，它们被转移到了其他人手上；而另外一部分，则是由于某种制度性的人为压抑所致。可以更明确的指出，这个所谓制度性原因，实际上就是中国底层劳动者普遍缺乏集体谈判权利的现状。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所谓打到底线的竞争。显然，在竞次的游戏中，人们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或许，正是这种野蛮状态所召唤出来的力量，我们才会使那些老牌资本主义不寒而栗。
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难以与文明的量做长久的赛跑。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就是说，我们仅仅压低了人力工资，但并没有换来什么了不起的竞争力。
应当坦率地承认，有人已经在中国的公众意识中非常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事实上，人为压低的工资、内部分配的严重不均衡，正是造成中国经济内需低迷、严重依赖出口的罪魁祸首。如果你不知道分配不均在多大程度上压缩了中国的内需，可以想像一下中国内部对奢侈品的巨大胃口。据说，大多数知名奢侈品品牌在中国的销量已经达到全球的12%。如果将这些消费能力更加平均的分配，那么，中国对自己完全可以替代外资的本土产品的需求将会如何？
将自己的人民当作自然资源甚至比自然资源更低级的资源加以出口，显然是一种野蛮，对本国自然资源的剥削也同样是一种野蛮。在这方面，我们一样有超乎寻常的纪录。有数据显示：在引资最为的中国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2001年的9.5万元降到2002年的8万元，再降到2003年的6万元。对于这种竞争性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 “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在引资中的竞次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就是因为这种竞次性降价，在中国引资之风最为炽烈的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 ‘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常见的引资组合拳。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地方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当期福利，都是子孙后代的现金流。通过压低现行的工资水平，再通过剥夺子孙后代的资源，我们制造的是大量在国内无法消化的产能。如此，我们只好通过倾销的方式在国际上廉价甩卖。这无异于对国际市场进行一场慷慨的财富捐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漂亮甚至令人惊讶的FDI数据，多少有点慈善排行榜的意味。当然，我们的官员和学者们最乐意的就是从国际赞赏中受到鼓舞。
一个穷国向发达国家无私的输出财富，这看上去非常不合常理。但深入中国的体制禀赋内部，我们大致就可以看到，这种怪现象实际上不仅是符合逻辑的，而且几乎是必然的。
设想一下，如果土地(包括其他要素资源)不是完全控制在地方政府手上，而是物有所归，那么其价格就一定会受到成本收益的约束，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毫无底线。再设想一下，如果官员的行为受到某种民意的约束，那么土地即便归于政府，土地的价格也不会如此毫无理性。不过，对于地方政府来说，这种看上去的“不理性”，恰恰是一种理性。因为只要能够将成本(经常是是巨大的成本)推迟未来或归于隐性，那么，只要能够制造哪怕些许GDP，在政治上都是合算的。遗憾的是，以上我们假设的两种情况在中国都不存在。换句话说，这种缺陷正是中国独特的体制禀赋所在。而这种体制禀赋就是制造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中种种荒谬现象的首要原因。
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外一种因素也有力推动了中国的财富输出。这就是所谓中国在全球化环境中所采取的一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在整个19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这种调控经常也附带着要达到从资源上钳制异己经济力量的目标)。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以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后果。在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压抑、挤压本土企业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的成长就是必然的。回溯历史，这种情况虽然经常发生，却于今为甚。无需我们在举例说明中国企业挣扎在全球产业链低端的困苦情形，任何对中国企业全球位置有了解的人都对此心知肚明。也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完全经济人化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显然，这不是它们与国际资本的一次偶然邂逅，而是一场你情我愿的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