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二期《留有余地》——“中国模式”

2010年第二期《留有余地》——“中国模式”
(2010-03-22 22:30:10)

2010年第二期《留有余地》
文_何力
何力，资深财经媒体人，《财经》杂志主编
近20年中国的精英们把全部心思和热忱用在了增加物质财富上，殊不知，以精英的聪明才智，这并不困难，但从此却留下了巨大的精神空
国富还是国穷，民有抑或民竭，道理何在？保罗·萨缪尔森承认：对这个问题，至今我们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但大体上，过去30年中国经济按照官方口径的年均增长率是9.77%—尽管有人指出同期人民的平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是6.6%。是的，我们需要总结一下原因与道理。
“中国模式”正在被广泛热议—是“他们”忽悠我们，还是我们自己也真觉得骄傲，有了被忽悠的基础。经济崛起之时，“很忌讳的就是对国力的泡沫式期待，更不能以这种泡沫式期待为基础而制定公共政策。”胡德平最近也说：中国经济上成功的同时，不能有“大国主义”的表现，并应在文化和国民心理上铲除骄傲、自大，经不起成功、经不起胜利的心理土壤。
嗯，我们要保持谦虚，甚至，也许我们也没有什么特别值得骄傲的，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也曾有过中国这样的“奇迹”啊。清华大学钱颖一几年前就讲过，如果单从改革开放以来同期间与其它国家GDP增长幅度的对比看，中国取得的成就确实令人惊喜。但是，如果改变比较方法和视角，就会发现中国没什么独特之处。如果日本取1950年，台湾地区取1958年，韩国取1962年，中国取1978年为原点，按购买力平价调整数据后比较发现，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这一组比较中并非鹤立鸡群。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当然—亚当·斯密是先写完他的鸿篇巨制《国富论》，一举成名之后，得闲又写了《道德情操论》。连米尔顿·弗里德曼好像也说过：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才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好像一个先读一个后读。事实是，斯密36岁就写出了《道德情操论》，直到53岁才最终完成《国富论》。
由此想到“路径依赖”。朱天飚在《比较政治经济学》中谈到：“路径依赖有两个作用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另一个是事件发生的顺序。”比如斯密是先写了《道德情操论》，后写的《国富论》；再比如中国改革是从农村出发，并以农村和农业改革为突破口，然后才是城里。
“路径依赖”被认为是替代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一个革命性范式。它的特定含义是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均有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即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道格拉斯·诺思创造性的认为，经济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路径依赖是一种惯性，它不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制度的黏性”，还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事情的来龙去脉—妥协的边界、弹性的空间等等。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实用和经验的结果，往往就是路径依赖，而并非模式—理论的创新，是的，这30年我们还没有什么理论创新，至少在经济学领域。北京大学傅军在其《国富之道》中谈到中国改革时说：“这是根据中国特有国情而做出的一系列政策选择，但是它本身并不是理论，只是一个事实而已，对别的国家未必具有普世意义。”当然这选择背后是有现成理论依据的—斯密的市场理论。
“我要强调的是”—傅军说：“中国经验的最基本特点是：在一定的时空中充分尊重一个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和自主性，同时寻求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和一般性。”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些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经验当成永恒并进行神化，其结果必然是作茧自缚，阻碍发展。”
显然，中国既往所取得的经济成就符合普世经济学原理，是顺应了市场化、全球化基本原则和大趋势的自然结果。最关键的是政府的经济政策大体上符合“明晰产权、扩大市场化、促进对外开放”的经典后发国家选项。但另一方面，中国也的确结合自身国情进行了独到的探索。中国作了什么特殊的事情？历史是不是就此不会“终结”？中国人的道路哪怕只对中国人自己好使，也不错。毕竟，13亿人生活幸福而有尊严也是大好事情，不一定要别人学习之，复制之。所谓“中国模式”更大的意义倒是，人类有没有可能在“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之外，有其他的创新。这个事情要等到中国真正经历一个现代化的全周期之后才能更加清晰。
中国在经济上如何实现模式的转换，关键是农民：从农民到农民工到城里人的转变。“农民工”眼下的真实含义就是还没实现与城市化进程相匹配的政治、经济权利的“半城里人”，没完全转化，所以中国内需不足（但如果一开始就不依赖外需，那也不会有持续的GDP高增长，失业率也会高得吓人。哪有免费的午餐呢）。
今天人们谈论“中国模式”隐含的潜台词还有另外一层意思：民主法治和经济增长究竟是个什么关系，抑或是没什么关系？这种困惑的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经济高速增长的秘密究竟是什么。我有一个胡思乱想，也许是因为，近20年中国的精英们把全部心思和热忱用在了增加物质财富上，殊不知，以精英的聪明才智，这并不困难，但从此却留下了巨大的精神空白。原本属于精英的工作—找寻意义，被荒疏了。一个奇观自此而生，“灵魂的塑造者出卖灵魂，意义的创造者嘲笑意义。”经济进步的意义不仅仅表现为模式，更也表现为伦理。逃避意义的追问就是逃避人存在的依据。
也许，我们还是一个有着犬儒主义传统的民族，没准像捷克人，世界上文明存续时间久远的民族本质上都有自己懦弱的一面。
通往未来，还有一个梦魇需要被证明只是梦魇，那就是走出暴力革命的循环。也许信息技术、外部世界的变化等等有助于打破，但中国能消除贫富差距悬殊吗？能避免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的“恶性革命”（郑永年语）吗？最后结果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90年前“五四”如火如荼时，北大校长蔡元培突留辞言，撇职离京。曰：杀君马者道旁儿。句出《白虎通义》，马跑疾，看客赞喝，马主自得，加速不停，马累毙。大到国家，小至个人，论修养，自知可是大事。国乏自知，“中国模式”之类捧杀，不累死咱们才怪；人缺自知，如患眼疾，错把旁人藐视当景仰，笑柄而已。
“终见乘桴去沧海，好留余地许相依。”哲人有言在先：道理讲得再透，也得等大自然的新陈代谢，做出历史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