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烧饼歌：第四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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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饼歌：第四种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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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伯温：比民间传说更神奇
做为中国民间仅次于诸葛亮的智囊人物，刘伯温其人的传奇色彩极浓，这种民间传奇的认同甚至湮没了他的历史形象，在这本《烧饼歌》中他将为我们展示他诸多的神异技能的一种：
能掐会算，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
就在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的某一天里，他在民间的传说中走进了朱元璋建都南京的皇宫，当时朱元璋正蹲在龙椅上啃烧饼，他见刘伯温进来，便将烧饼用一只碗扣住，问道：先生明知数理，可知这碗中所覆为何物？
刘伯温眉毛垂下，暗起一卦，是为火地晋，变卦为泽地萃，卦中坤为体，知此物多半是五谷之属，用卦为火，象征着日，体卦又象征着月亮，而变卦的卦象上又显示此物缺失了一角，由此，刘伯温断道：
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
听了刘伯温的话，洪武天子击节赞叹，并问起大明王朝此后的国运。
于是刘伯温不负人之所望，或唱或吟，即兴创作了四十几首隐语歌谣，不仅全面的演绎了此后大明王朝的几乎所有大事件，更连同清朝甚至包括清后的历史进行了推演，形成了至今仍然在市井中流传的《烧饼歌》。
《烧饼歌》中的隐语歌谣，词句饶有情趣，朗朗上口，易于记忆，纵不识字的人，也会听了之后过耳不忘。
而且《烧饼歌》对于此后中国的民众的影响力量，几乎到了无远弗界的地步。金庸先生的名著《鹿鼎记》中，其主人公韦小宝是一个不识字的市井无赖，却也能出口成章：“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才罢手……”，对《烧饼歌》中的歌谣倒背如流。
刘伯温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贡献远不止于“能掐会算”，那太小儿科了，这活连一个乡下的教书先生都干得了。实际上，史实中的刘基，在历史上出场时的表现，其优异程度更远甚于区区一个烧饼歌。
据《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所载：公元1363年，朱元璋与“大汉皇帝”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每天交锋十几次，战士死伤无数，这一天，朱元璋正坐在临时坐具胡床之上，指挥做战，刘伯温在一边侍候，忽然之间刘伯温跳起来大喝一声，催促朱元璋立即更换舰船。朱元璋匆忙转移到另一艘船上去，还没有坐稳，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发飞炮将朱元璋刚才乘坐的御船打得稀烂……汉军陈友谅正看得高兴，却忽见朱元璋驱水军疾冲而来，陈友谅无奈，只好落荒而走，中流矢而毙命。
这么看起来，刘伯温的 “能掐会算”是有其史学依据的，当非民间百姓凭空臆想。
事实上，刘伯温其人的确是精于星相谶纬之学，所以民间推祟他的阴阳风角之说，自不足为怪。更何况，时西蜀赵天泽评江左人物，居首位的就是刘伯温，并认为他有着诸葛孔明的谋略，士林的点评进一步强化了刘伯温的传奇色彩，所以于民间百姓而言，这样的刘伯温，若是不作个《烧饼歌》指点普渡天下众生，那委实可惜了他的才华。
但是奇怪的是，纵然民间人士对于刘伯温的神奇驾信无疑，可关于“鄱阳湖救驾”这一节史实，却在民间咸与人闻，即使有人知道这事，却多是把功劳算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上，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2）明教五散人：为什么能够呼风唤雨
刘伯温鄱阳湖救驾的故事，在民间自有其传统话本，只不过话本的主人公却不是刘伯温，而是周颠。
周颠何许人也？话本上说……不详。弄不清楚，没人弄得清周颠是谁，查不到他的家谱族谱，但大家确信确曾有这么一个怪人出现过。
到了当代，还是由金庸先生搞了个石破天惊的玩法，他在射雕三部曲《倚天屠龙记》中将周颠设计为光明顶明教中的五散人之一，有一身吓人的武功，凡是在没有高手出场的武术比赛中，一律都是他赢……
但是原始话本上却没什么明教，更没有五散人，只是说周颠不知其何许人也，有一段时间经常跟在朱元璋屁股后面跑跑颠颠，朱元璋讨厌他老是说实话，就拿两口缸将他扣在里边，丢进了江心。
可是到了鄱阳湖水战的时候，这个周颠居然又回来了，他在船上跑来跑去，拢乱军心，忽然之间他大喊大叫，猛一把抱住朱元璋，纵身跳上了另一艘船——这看起来确有点象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武林高手所为，很可能正是这个特写镜头刺激了金庸先生的灵感如泉涌——周颠刚刚将朱元璋抱到另一艘船上，陈友谅军的石炮就打了过来，轰的一声，将朱元璋的御船打烂。
……话本上说，周颠还有许多神异的事迹，但显然话本的记述者也弄不清楚这些神异事件是什么，作者只是告诉我们说朱元璋后来无限的想念周颠周先生，然而周颠却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朱元璋于失望之际，嘟囔道：此人或许已经成仙了吧……
成仙！
可以确信的是，朱元璋一定是真的非常想念周颠，毕竟这样好玩的部属是很难找到的，不管任何人，你将他扣在缸里后再扔进江里，等回来的时候肯定是一具尸体，偏偏这周颠玩出了新的花样，这如何不能让陛下“龙颜大悦”？
周颠的传奇，表面上看起来与《烧饼歌》没任何关系，但它却是解开《烧饼歌》的密钥，只要我们学会了解读周颠，就知道如何解读刘伯温，就知道如何解读《烧饼歌》之于民间的深刻意义。
这个意义的本质就在于，刘伯温之所以要能掐会算，周颠之所以必须水火不浸，那是因为在与皇权博弈的时候，非如此不足以保全性命。
皇权的可怕性就在于它的无限性，例如在话本之中，朱元璋只是因为心情不好，就可以随意杀戮无辜，这种杀戮于皇权而言是完全合法的，而百姓在这种超越了常规理解的权力面前没有丝毫的抗拒能力。唯其寄望于神仙的法术，才有一线苟喘的可能。
在这里隐含着中国民众对于社会博弈常识的理解，这一理解构成了民间行为的基本思想，而我们的社会，也正是在基于这种思想之下形成了合力，行走过它那条独特的道路。
这种解读方式一如前之所述，在民众的心理，人与人对等的博弈是不存在的，因为权力框架正是以不平等为依据而存在的。
人在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情形下，不可能出现平等的博弈关系，有的只是权力的滥用与无奈的屈服。
我们的传统坚信，唯有一种力量能够与权力相抗衡：神仙之术！
神仙之术，对抗无限的皇家权力。
但是神仙之术——不管这种东西是否存在——在民众的心里，其目的仍然是为了皇家那无限的权力而服务的。
周颠被扣在缸里扔到江中，当他以神术脱身之后并非是快意恩仇，一刀宰了朱元璋，相反，他反而是不计前嫌的救了朱元璋，而朱元璋则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并无丝毫的愧疚之心。这正是人在权力的滥用之下最无奈的表现，权力者不需要任何制约，而权力下的群体却只能继续维持皇权的运转。
由是可见，在传统中，即使是神仙之术也只不过是皇家合法权力的一部分。但尽管如此，一旦当民众拥有了最渴望的神仙之术，他们也就拥有了与皇家权力抗衡的资本。
无论是神通广大的刘伯温，还是语义含混的《烧饼歌》，其主要的社会价值与意义，也正在这里。
（3）朱元璋：历史选择了一个行脚僧
历史决定论认为：一切的发展都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如此，所以如此，徜不如此，则必然不如此，既然已经如此，那么必定如此……这个必然性就是说，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建立大明朝，那是因为他得到了天下人的拥戴，而历史又是由民众所写成的，如果民众不接受朱元璋，那么这个行脚僧无论怎么折腾都是不管用的，但既然他一番折腾之后居然成功了，可见是历史选择了这个和尚。
那么这个事就蹊跷了，这个朱和尚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呢，居然让民众甘愿信奉于他？
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从烧饼歌里边来。
首先，这一在堆歌谣将为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民众需要的是什么？
或者说：民众何以会需要一个皇帝？从常理上来说，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岂不是更符合大众的利益？但是，如果大众缺乏有限权力的概念的话，那么他们必然无法得到这个。
任何人都无法得到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如果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就很难得到这个东西。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公众，这个道理都会在通常情形下起到作用。
寄希望浸淫于无限的皇权统治之下五千年的明初民众能够产生“有限权力”的认知，毫无疑问是过于苛求了。五千年来皇家权力一直做着一件事件——他们力图把自己与民众的希望相混淆。
于民众而言，对抗无限权力的唯一力量只有神仙方术，于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就宣称自己系由“奉天承运”，这个意思是说：老百姓们啊，你们还是别瞎琢磨了，我就是天子，我就是你们所希望寻求的神仙……还对抗，我自己就是你们寻求的力量，可我再傻还能傻到自己对抗自己的份上吗？
所谓愚弄，不过如此而已。
因为简单，所以奏效。
深受皇权愚弄的民众们没有什么皇权有限的观念，不仅无法理解这一观念，而且视此观念为大逆不道。
所以于民众而言，个人的力量注定了无力与无限的权力相抗争，那么寄望于改变自己命运的，就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
改朝换代！
事实上，《烧饼歌》正是一曲改朝换代的交响乐，它不是阳春白玉，经不起仔细推敲，注定了的下里巴人情趣，让它与于绝望之中等待的民众们同呼吸，共命运。
但是，改朝换代这玩艺儿却同样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它对无限的皇权没有丝毫的触动，纵然这朝代再改上个十万八千次，民众与社会中的弱势博弈地位仍然无法改变。
实际上这种改朝换代的渴望徒然只不过最不可取的“双输博弈”而已，正如远在五千年前的夏朝人民所歌唱的一样：时予汝丧，吾与汝偕亡……这首歌是献给夏朝时代残暴的君主夏桀的，歌词大意是：那位自称给世上带来光明，以太阳自居的夏王桀啊，你什么时候会完蛋呢？我宁愿与你同归于尽……
须知夏朝时代的君权远没有达到秦以后那样的无限性，连在这种情况下民众除了死都已经别无他路可走了，可想而知在明初时代的社会博弈态势又是何等的绝望与惨烈。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明白了，于民众而言，他们根本不需要一个皇帝，任何时候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公正的社会仲载力量，以解决民众于社会共生状态中所出现的纠纷。
但是由于缺乏有限权力的概念，他们对于任何仲载力量的理解都是权力无限制式的，而这种理解在社会形态上的表现，就是人们仍然需要一个皇帝。
尽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人们所期望的推翻元朝的腐朽统治者，但这种社会行动的本身必然会造成社会仲载力量的缺位，这种缺位也就是所谓的“权力真空”。真空是不会出现在地球上的，既然有了真空，那么就必然会有一种填补的力量产生出来。
这在社会形态上就表现为：天下大乱之时，必有真龙天子出现……
不管民众是否需要，皇帝已经跚跚而来。一切只是因为那出现了真空的权力体制，需要一种仲载的力量以为填补。 （4）小明王：皇家权力的第一个挑战者
懂得这个民众与无限皇家权力博弈规律的，不唯是龙椅上的皇帝，草莽之中，也多有智识者在。
明史开篇，第一个玩这种花活的是韩山童，此人堪称出生于“革命世家”，他的祖上就是以白莲教的名义鼓动大家烧香磕头，已经说过了，因为民众无力对抗无限皇权，唯有寄望于神仙，有能够让大家烧香磕头的本事，这差不多已经算是半个神仙了。
所以韩山童的祖上迅速的打开了其知名度，官府察觉到这一支有可能对其皇权形成威胁的力量之后，就将韩家祖上流放到了永年之地。
但烧香磕头这玩艺，是不分场合地点，只要你愿意磕，任何地方都可以。所以到了韩山童出世的时候，这位老兄毫不客气的宣称：“天下将大乱，弥勒佛下生！”对这一口号，黄河以南，长江和淮河之间的百姓都表示坚决相信。
但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群众未必真的相信韩山童这位老兄是弥勒佛，但是他们需要一种力量帮助他们对抗腐朽的元人政权。事实上，元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败，他们将人分为四等，南人为最下等，这种来自于皇权的歧视与虐待，带来的必然是整个下层社会的不满。
从韩山童的历史表现来看，此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神棍，除了世家传承装神弄鬼，误打误撞的应合了民众的心理需求之外，别无其它出色之处。但是韩山童出色不出色不关大家的事儿，大家要的只是一个开始。
这个大家，指的就是颖州人刘福通，以及他的亲密战友杜遵道，罗文素及盛文郁。
听了韩山童发布的弥勒佛下世的情况通报，刘福通立即积极响应，并将韩山通的宣言补充了最为关键的一条：
刘福通正式宣布：韩山童是北宋道君皇帝宋徽宗的八代孙，该为中原之主。
这条消息发布之后，刘福通立即纠集人众，杀了白马黑牛，对天发誓，为起兵推翻元朝做准备。
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刘福通之所以推出韩山童担任最高首领，不是韩山童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也不是刘福通为人憨厚性格谦虚，实际的原因是刘福通图有杀人放火的一身好本事，奈何他的名头远不如韩山童更有影响力。
所以韩山童继那头被用来祭天的白马黑牛之后，成为了这起针对于皇家权力民众博弈的第二个牺牲品。
却说那韩山童此前的瞎嚷嚷，无非不过是话越说越大，越说越没边没沿，起兵造反那是非常费脑子的技术活，岂是一介神棍能够胜任得了的？但是，事情让刘福通等人这么满大街一嚷嚷，就算是韩山童不想造反，也由不得他了，这边官府已经“捕之急”。结果，韩山童轻而易举的让元兵逮了去，咯嚓一声砍了脑袋。
韩山童死，他的妻子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飞逃至武安。这边刘福通正在工地上干活，替元人挖河渠，他跟韩山童学了几招，命人凿了一具只有一只眼睛的石人，埋在河渠之中，然后教大家唱儿歌：挖出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众河夫正唱之际，果然将一只眼睛的石人挖了出来。趁这机会，刘福通登高一呼，聚河夫为兵卒，一鼓作气的攻城掠地，如风卷残云，霎时间已经聚众十万。
元右丞相脱脱遂起大军，擒获刘福通的战友韩咬儿，斩之。
天下人苦元久矣，早就等着机会大闹一场，趁这工夫，有芝麻李攻陷徐州，定远游侠郭子兴与其亲密战友孙德崖攻克壕州，这时候元朝政府自己窝里又乱成一团，时元统帅也先贴木儿驻军沙河，到了半夜突然炸了营，三军将士自己吓唬自己，疯了一样的星夜亡命飞逃，军甲器械从沙河到朱仙镇，丢弃了一路……看了这情况，元朝廷对也先贴木儿进行了批评教育，下不为例……换了个平章蛮子代替也先贴木儿。
于是刘福通、杜遵道等人便于砀山平河迎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当即立为皇帝，又号小明王，建国号宋。
从此韩林儿成为了中原民众起义的一杆战旗，有了这么一个皇帝，如果有谁不乐意给元顺帝干了，尽可以跳槽过来。
已经说过了，天下的皇权都是一个德性，追随小明王者并非是小明王比元顺帝更好，只不过是这些人在元顺帝那边注定了没有机会罢了。所以说，组织内部的博弈规律在任何一个群体都在起着作用，不同的只是游戏规则的或宽或苛而已，这边小明王的屁股刚刚挨到龙椅上，那边刘福通已经抽冷子把最亲密的战友杜遵道干掉了。
从此刘福通就开始了他的“挟小明王以令众起义军”的光辉生涯。
元将答矢八都鲁前来找刘福通的别扭，和刘福通你退我进，正在斗得不开可交之时，元顺帝忽然瞧答矢八都鲁不顺眼，派出一个又一个使者来到军中，搜集答矢八都鲁“玩寇失机”的证据，这光景瞧在刘福通的眼睛里，急忙书写了若干封与答矢八都鲁友好往来的书信，派了人拼命的往使者手里塞，使者拿了这些书信如获至宝，飞奔了去献给元顺帝。
看到这情景，答矢八都鲁气得一口气没喘上来，就活活憋闷死了。
从那以后，小明王韩林儿就幸福的坐在他的龙椅上过自己的舒服日子，看着手下人你砍我来我杀你，刘福通后来为张士诚的部将吕珍杀掉，于是小明王就转入到了张士诚的军中，再后来他不幸落入了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和尚朱元璋的手中，于是他“落水而死”，结束了其幸福的傀儡生涯。
小明王韩王童，群众虽然选择了他，但历史对他不感兴趣，与他有着相同命运的还有一位徐寿辉，这位兄弟的下场就更是悲惨。（5）陈友谅：风头最健的竞争者
陈友谅这个人物也曾出现在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之中，在小说中他是丐帮的九袋长老，给少侠张无忌添了不少麻烦。小说中陈友谅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陈友谅的性格，却是被金庸先生刻画得入骨三分。
陈友谅这个人堪称“胸有大志”，此人渔家出身，据一个会看风水的人认定他：“法当贵”，于是陈友谅大喜，就去投奔起义军徐寿辉的部队。
这个徐寿辉是和小明王韩林儿前后脚当上的皇帝，如果说韩林儿好歹是承袭了神棍父亲韩山童的余荫，那么这个徐寿辉当皇帝的理由就有点离了谱，他是因为自己的长相奇特，就因此获得了皇帝的提名奖。
投票选举徐寿辉做皇帝的人，也是金庸笔下的知名人物——光明顶明教五散人之一的和尚彭莹玉。这位和尚在《倚天屠龙记》首次出场的时候，正遭到峨眉派众女尼的狂殴，打得鼻青脸肿，半死不活……金庸先生如此的不看好彭莹玉，大概跟他的脑子怪异有关，谁见过根据长相选皇帝的？这个彭莹玉，脑子确实有点不清楚。
不过再细想一下，彭莹玉这么恶搞也有他的理由，总之是当时的民众已经不认元顺帝了，皇权空缺，谁当这个皇帝不是当？随便挑一个印象深点的吧……谁叫别人长得不如徐寿辉奇特来呢？
所以说，长相这东西很重要，不漂亮没有关系，太丑了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必须要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样别人才容易记住你，一旦有了机会，混上个皇帝当当都不稀奇的。
当年彭莹玉走的是和韩山童相同的路子，以妖术吸引广大群众，聚众起兵，把没什么本事的徐寿辉扶上皇帝宝座之后，立了个国号“天完”， 然后彭莹玉就神秘的在历史上消失了，没听说有谁把他给杀了，也不知道他的下落，莫非真的如金庸先生所说，他又回到光明顶和六大门派的高手们拼架去了？
由是天完皇帝徐寿辉落入了其宰相倪文俊的手中，而渔家子弟陈友谅，正是在倪文俊手下吃饭。
这个倪文俊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在历史上露个小脸，但此人除了琢磨着要宰了天完皇帝徐寿辉之外，好象没干过其它的事情。由此可见这位倪兄端的缺心眼，徐寿辉明摆着是个傀儡皇帝，是人家有心计的兄弟们把他推到前台准备挨刀的，可是这个倪文俊，他连这么一个挨刀的机会都要争过来，智商低下到如此程度，分明是他这个宰相也是人家推出来挨刀的。
结果倪文俊就挨了陈友谅的刀，师出有名啊，于是倪文俊的部众就全部归属了陈友谅。
奇怪的是，虽然徐寿辉被人家放在了火锅里，他却丝毫没觉得热来，还经常要发号施令闹点事，比如说，当陈友谅攻克了龙兴之后，徐寿辉就下旨迁都，要搬到龙兴去住，被陈友谅断然拒绝。
遭到拒绝之后，徐寿辉很有可能“龙颜大怒”，就带着一票人马稀哩哗啦的从汉阳出发，到达了陈友谅驻军所在地江州。陈友谅恭迎陛下入城，而后城门一关，把陛下身边凡是喘气的动物全部砍得光洁溜净……
这位天完皇帝实在不是一般的缺心眼，他明明没有兵权，躲陈友谅还躲不迭当，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估计当时陈友谅心里也是非常的上火。
于是陈友谅在攻克太平之后，就派遣部下去叩见陛下，陛下只顾瞧前面的人，没看到后面来了位兄弟，一铁锤击下来，只听哗啦一声，陛下的脑壳就碎烂了，天完皇帝就这么完蛋了，实在是缺乏必要的悬念。
这么看起来，陈友谅的脑子似乎并不比倪文俊清楚多少，图有小心计而缺乏真正的智慧，玩不了多久是必然的事情。
很可能陈友谅自己也清楚这一点，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那么迫不及待的“登基”，他就以采石的五通庙为行宫，建国号大汉，自称大汉皇帝。
仅仅从这个国号看起来，陈友谅也只不过是一个顾头不顾尾的人，他也不说想一想，历代皇帝的诏书中开篇都有这样四个字：奉天承运……承运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接收此前王朝的全部资源的意思，比如说朱元璋，他从明教里混出来，奉的首领又是小明王，所以他的国号也称为明，就这么一搞，此前凡属在小明王名下的社会资源，就顺理成章的归了朱元璋，这又称之为顺天应人，总之是一个最省力不过的办法。
但是陈友谅也忒爱标新立异了，这边“天完”王朝好不容易积累点民心，市场的认知度刚刚打开，他这边冷不丁又搞出来一个大汉，那么他这个大汉跟人家天完王朝到底有没有关系？人家天完王朝的资源凭什么要归你大汉配置？
最先认识到这个道理的，就是朱元璋，所以朱元璋敢以其二十万人马向陈友谅的六十万人马发动总决战，就是瞧准了这一点。
果然，战端一启，陈友谅的部下们摆明了都在观风怠惰，战斗力明显不敌朱元璋的军队，而且陈友谅的部下只要逮机会就抓紧时间投降，没别的原因，诸将们实在搞不懂这个大汉跟天完王朝有什么关系，此前所形成的效忠心理不复存在，那么给谁干不是干？
到了这一步陈友谅还不醒悟，他又玩起了花活，说起来此人堪称玩花活的天才，坚决不肯理会实用二字。他搞了几百艘大楼船，船高数丈，刷上红漆，船上分三层，宽敞得可以跑马，你跑马去陆上跑啊，跑到船上来玩这个，这不是瞎起哄吗？结果被朱元璋一场火攻，就把陈友谅的弟弟陈友仁活活给烧死了。
这陈友仁是陈友谅五兄弟中最出色的一个，有勇有谋，堪种陈友谅军队的军魂，可怜这位老弟活该命苦倒霉，摊上这么一位只知道玩花架子的皇兄，自己搭上了性命不说，还害得陈友谅军心涣散，士气低落。
战事紧急，陈友谅的左右金吾同时献计，陈友谅赞同右金吾，于是左金吾大怒，立即跳槽去朱元璋那里吃饭了，右金吾听说了这事，赶紧追在后面，两人一先一后，都投奔了朱元璋。
这两人摆明了是赌气，早就不想给陈友谅干了，不用你的计策你要跳槽，用了你的计策你照样跳槽，你说这不是存心难为人家陈友谅吗？
不是大家非要跟陈友谅过不去，而是大家的脑子被陈友谅搅乱了，横竖搞不清楚大汉皇帝与天完王朝到底有什么关系，那还不如换个地方吃饭，也省了操这闲心。
众叛亲离。
陈友谅只好乘船飞逃。
朱元璋的军队在后面疯了一样的追，追到天黑还不肯罢休，陈友谅大怒，从船舱里探头出来，亲自指挥战斗，但是这时候一支冷箭突然飞来，正射在他的眼睛上，贯颅入脑，于是他就正式退出历史了。
陈友谅最终竞争皇帝失败，起因还是那句老话：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争夺皇帝的活摆明了就是个杀人放火，凡属皇位竞争者都只能失去人心，但既然游戏规则如此，就算是失去人心你也千万不要成为失去最多的，陈友谅在失去人心这方面赢了朱元璋，所以历史也就拒绝再给他机会了。（6）明夏王朝：皇帝我要偷偷做
我们说陈友谅自我意识过强，那徐寿辉纵然是长得怪异，可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废物，脑子明显不够用，这种人跟他计较什么？
跟脑子不灵光的人计较的人，脑子肯定也是有问题。
陈友谅的问题就出在他急改国号，老百姓好不容易才听熟了天完这么别扭的一个国号，陈友谅就将这个品牌永久冷藏了，隆重推出他的大汉，这一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天完王朝好不容易才积累起来的资源流失。
这一流失，就又流出一个皇帝来。
这个皇帝乃农家子弟出身，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出身，名叫明玉珍，其人身长八尺，两眼睛里各生了两只瞳仁，并以信义播名于乡党之间，元末乱世，于青山结寨自保，后来天完皇帝徐寿辉被大家推出来挨刀，明玉珍为了降低影响，就依附了徐寿辉，被授予元帅之职，隶属于宰相倪文俊管辖。
明玉珍替天完皇朝镇守丐阳，与元将哈林秃大战于湖中，被秃将军嗖的一箭，射在了明玉珍的右眼睛上，还好，这一箭哈林秃也没好意思用太大的劲，明玉珍只落得个“微渺”的轻度残疾。
但是倪文俊卯足了劲跟个傻瓜徐寿辉过不去，被陈友谅所杀，于是明玉珍拨江而走，不陪陈友谅玩了。
明玉珍一直走到川蜀一带，适逢青巾盗李喜喜也在起兵闹轧猛，搞得川蜀乱成一锅粥，元将杨汉与李喜喜对恃于屯西，形成僵持局面。
这时候元右丞相完者都跑来了，一瞧这架式，当即请杨汉入帐饮酒，“欲杀之”，杨汉搞不大明白大元的右丞相怎么跟反贼李喜喜成一伙的了，就一路飞逃到明玉珍处投诉，于是明玉珍以杨汉为向导，兵取重庆，右丞相完者都遁之，重庆就归了明玉珍所有。
隔不久完者都又杀了回来，明玉珍派出了他的义弟万胜出马，万胜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而完者都手下只有参政赵资，平章郎歹革可用，万夫尚且不挡，何况这三头蒜？于是三人俱死于败军之中，被元政府授予“三忠”的烈士称号。
于是明玉珍据蜀建国，用个什么国号好呢？明玉珍挑来捡去，搞了一个比陈友谅更叫绝的——大夏！
明夏帝国成立了！
这时候中原地带皇帝的竞争者们杀得热火朝天，大元帝国内部诸帅之间也是你砍我我剁你，两厢里都彼此顾不上理会对方，就更没人找明玉珍的麻烦了，于是明玉珍幸福的在大夏皇帝的龙椅上坐了五年，一闭眼死掉了。
在当时为数不多的皇帝竞争者之中，明玉珍算是死得最囫囵的，因此大家对他的关注就比较不足，远不如徐寿辉陈友谅死得那么刺激。
明玉珍死后没几天的工夫，朱元璋就迎请陛下小明王韩林儿从滁州赴应天，这条路于韩林儿而言明摆着是到达不了目的的，但是这就透着朱元璋比陈友谅的高明之处了，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世的修史者，除了气憋于心之外，任谁也拿不出朱元璋谋害小明王的证据来。而陈友谅公然用大锤子拿天完皇帝徐寿辉的脑袋当核桃砸，这个影响就要坏得多。
不管怎么说，明玉珍颐养天年死掉，他那十岁的儿子明升登基，朝政的实际权力暂时的转移到了都察院张文炳之手，于是张文炳就考虑能不能用这权力做点好玩的事情。
什么事情好玩呢？
杀人！
而且要杀就杀最狠的人。
明夏皇朝中，谁最狠呢？
当然是明玉珍的义弟万胜，别忘了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大元的右丞相完者都就是死在他手里的。
于是张文炳去找明玉珍的养子明昭，建议明昭弄张假的太后懿旨，杀掉万胜。不晓得张文柄的理由是什么，但明昭欣然从命，万胜于是被砍头，此人一死，明夏就算是完蛋了一半了，连史书上都说：“胜死，夏以不兢”。
却说那万胜非常受军士们的爱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杀了，连个名头都没有，诸军大怒，传檄发兵，这就要开闹，十岁的小皇帝急忙按照大家的意思，把明昭杀掉，这场乱子才没有闹将起来。
但是失去了主将的明夏，就如同是一只自己拨掉爪牙的老虎，更兼人心涣散，离心离德，很难再有什么折腾头了。唯一能够摆到桌面上来的只有山川之险，朱元璋听到这种情况，急忙开会教育大家：
“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此人不能称述其主之善，而但夸其国险，固失奉使之职矣，吾常遣使四方，戒其谨于言语，勿为夸大，恐遗笑于人。”
学习朱元璋的这篇讲话，我们可以领略到他踏实务实的工作作风。
十岁的娃娃皇帝碰上这么一个脚踏实地的朱元璋，这个结果已经是注定了。
未几，大明兵发三路，由汤和、傅友德及廖永忠分统各部，取路重庆，一番毫无悬念的赛事过罢，明夏亡，立国十年。 （7）东西吴王：最令人惋惜的失败者
我们排着手指头数过来，在这场皇帝争霸锦标赛之中，众选手纷纷登场亮相，计有小明王韩林儿，天完皇帝徐寿辉，大汉皇帝陈友谅，以及大夏两代皇帝明玉珍及后主明升，这些人上场之后就被出示红牌罚下场，舞台中心好象只剩下了一个朱元璋。
其实不然，其实还有一个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此人的失败，诚令人惋惜扼腕。
此人严重被香港武侠大师梁羽生先生看好，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梁先生愤而作《萍踪侠影》，此书的主人公张丹枫，便是朱元璋这个强硬对手的儿子。
这个最曾接近于朱元璋的位置的人，就是张士城。
张士诚，非法盐业工作者，走的是大唐时代的程咬金贩私盐的路线，但是有钱人买了他的盐却总是不肯付帐，三角债让张士诚着实不爽，此犹罢了，又有一个弓手丘义，此人就是靠欺侮张士诚在历史上留下了名，所以这个丘义就挨了张士城武装起义的第一刀，顺利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于是张士诚和他的两个弟弟张士德，张士信起兵陷高邮。
大元右丞相脱脱急急率兵赶来，连番大败张士诚，困张士诚于高邮，并摧毁了高邮的外城，眼看着张士诚就不得不退出皇帝竞争者的行列了，关键时刻元顺帝帮了张士诚一把，解除了脱脱的兵权，削夺了脱脱的官职爵位。张士诚真诚的向元顺帝表示过感谢之后，率众冲出高邮，打得元兵落花流水。
朱元璋发现了张士诚这匹黑马，急忙写信求好，派人送去，张士诚扣下来人，假装没收到这封信。
于是张士诚、朱元璋及元朝的残兵败将们这三伙人就乱打了起来，结果张士诚倒霉，他的弟弟张士德遇到了大将徐达，被捉了活的。
张士德是张士诚的主心骨，勇猛善战，富有谋略。逮到了这条大鱼后，朱元璋如获至宝，急忙吩咐张士诚快快投降，可是张士德终究是有谋略之人，他虽然被囚禁起来，却仍有办法送出一封鸡毛信，信中叮嘱张士诚宁可投降元人，也千万别跟朱元璋瞎掺合。
张士诚对张士德的话向来是言听计从，随即举兵降元，而张士德则于囚禁之中绝食而死。
允许张士诚投降的，是元朝新任右丞相达识贴睦逊，他老兄脑子进水，竟然连张士诚的话也敢信，结果等到张士诚再次反叛的时候，达识贴睦逊就成为了张士诚的阶下之囚。
汉人皇帝不好当，元人的右丞相也不好干。这么会儿工夫里已经冒出来三个右丞相，脱脱自己逃到云南，被元兵们赶上一刀砍了，这个达识贴睦逊被张士诚玩弄于股掌之上，还有一个完者都，被明夏明玉珍砍得好惨。
朱元璋这个人有个毛病，特爱写信，张士诚也有个毛病，特爱假装没收到朱元璋的信。又由于这两个选手占的是紧挨相邻的地盘，都以地盘封王，都叫吴王，两个吴王天天打得不可开交，大家为了弄清楚谁是谁，就称张士诚为东吴，称朱元璋为西吴。
一个吴王有什么好的，为什么朱元璋和张士诚竟争得如此不可开交呢？
原因说透了，会把那位大汉皇帝陈友谅活活气死。
东吴西吴，用的都是韩宋王朝小明王的年号，也就是说，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张士诚，双方争的都是小明王的法统，说到韩宋王朝的法统，横竖韩林儿不过是一个傀儡，凡打着小明王旗号的兄弟都有理由主张自己的权力，何以搞到最后，唯有张士诚和朱元璋这两人成为夺标呼声最高的热门候选人呢？
这是因为，其它的选手们正忙得紧，委实是顾不过来。
比如说小明王旗下有一位关先生，该老兄兵出辽阳，径取高丽，高丽吓得两腿发麻，举旗投降。关先生遂率众军突入高丽国，与民同乐起来，凡属高丽女子，略有姿色，都被纳入到这一次伟大的民族融合之中。众兄弟们只顾融合得开心，没注意到自己的战马都被高丽人给牵走了。于是突然有一天深夜，高丽王冷不丁的从宫里跳出来，下令道：凡不会高丽语者，悉杀之。
正融合着的兄弟们霎时间丢下一万多具尸体，其余的，一路狂奔逃回，大元政府敞开怀抱拥抱了他们，众人降元，这就为朱元璋和张士诚的决斗腾出了足够的空间。
朱元璋在和张士诚决斗之前，先需要解决的是陈友谅的问题，陈友谅急忙写信给张士诚，申明利害，主张联军对抗朱和尚，可这时候张士诚不爱回信的老毛病又犯了，陈友谅连个回音都没听到，遂大败而死。
挟战胜陈友谅的威势，朱元璋的部众突入湖州，擒获了张士诚的帐下大将多名，这其中最有名气的是五太子，此人是张士诚的养子，疑似正宗的武学高手，善于潜水，还能够平地上跳起一丈多高，但一丈多高的距离远不足以让他逃掉，结果被缺德的徐达将这位武学高手押到湖州城下游街示众，搞得张士诚军心涣散。
然后朱元璋军进攻平江，修筑长长的围子包围了平江城，朱元璋又来了写信的情绪，亲自写信招降张士诚，而张士诚则坚持他假装没收到信的原则，不为所动，直到城破，张士诚于巷战中失败，回他的王府上吊自杀，但被原来的部将解救了下来，大家抬着他去见朱元璋，一路上他闭着眼睛不说话，到了金陵之后，他终于成功的上吊身亡，正式的退出了皇帝竞争者的行列。
此时的舞台之上，剩下的唯有一个朱元璋了。
细究张士诚的失败，根子还在于他老是假装收不到信上，他和朱元璋唯一的区别也在这里，要知道，张士诚和朱元璋走的是同一条路线，选择的是同一个策略，区别就在于朱元璋特爱写信，而张士诚坚决假装收不到。
事实上，这个老是假装收不到信的怪毛病，正是张士诚成为朱元璋最大的竞争对手的根本原因。
史载：张士诚的性格是“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一个人不爱多说话，总是要占到一点便宜的。他的弟弟张士德图有谋略，却推举他为三军之主，估计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不爱说话，老是板着一张脸，坐在上面能够镇住那伙子煞星。
但是，仅仅是因为一个不爱说话，那大家推举张士诚为主，还不如搬一只泥像过来，也同样管用。
让人惊讶的是，张士诚在三军中所起到的作用，确实与一具泥胎土偶没太大区别。自从称王之后，他就拼命的到处搜罗古人字画玩物，吟赏歌舞，每逢派将士出征，大家就推说有病，等到给了大家官爵田地房产以后，大家这才勉其为难的出去走走，将领们打了败仗，张士诚也不追究，总之是只要大家开心，什么都好，何必那么较真呢？
按说张士诚如此宽待部属，不象朱元璋那般逮到周颠就扣到缸里扔进江中，那张士诚的部属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更加拼命卖力的干才对，怎么会见降就投，连他的养子武学高手五太子都不肯死战呢？
这个原因，正与中国五千年来的不良博弈法则有关。 （8）皇权由来：贪婪无度的共性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烧饼歌》做为神异人士刘伯温的未来预言，仅此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皇权的挑战，因而成为了广大人民与腐朽的专制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这一思想武器的实用价值就表现在人民群众通过吟诵烧饼歌的词句以表达自己对推翻现有皇权的心愿，这一心愿的另一个传统表达形式就是：人心思乱，并断定很快就会有“真龙天子出世”。
这种传统认知也对农民起义的行为形成了决定性的影响，任何一支农民起义如果不快一点宣布自己是神仙下凡，是真龙天子的话，那么这支起义军队伍的前景就非常危险，至少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但这种传统认知却形成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从公元前2205年半信史时代开始，中国就以家天下的模式走马灯似的演绎着帝王争霸战。也就说，追溯到我们民族最为远古的记忆之中，我们就是一个生活在皇权阴影之下的民族。
皇权这东西是一个极为怪异的东西，其游戏法则的让人惊讶之处就在于，这一社会游戏法则的本身比之于未进化的猴子更为落后，更为野蛮。
皇权游戏法则具有着猴子种群的生活特点，但却比猴子们的群体游戏规则更不合理。
猴山上的猴子们的生活法则与皇权游戏相比，都是玩的零和博弈游戏，只有一个胜利者，猴群中是猴王，皇权法则下的胜利者则是皇帝。二者都是由胜利者占有一切，在猴群中，猴王占有所有的资源，决定着分配的权力，并独自占用群体中的所有母猴，剥夺了其它公猴的交配权。
而古中国皇宫中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则构成了中国皇权游戏的一道黑色风景线，最令人恐怖的是太监制度的传承，这一丑恶制度的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民族记忆的最早期，太监制度的黑暗之处就在于它将剥夺人类的血统传承制度化，此后绵绵，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优秀基因就在这一黑暗制度之下彻底根绝。
中国皇权游戏的规则处处表现在对异姓基因的连根铲除上，诛连九族就是铲除基因的最明显表现。
但是在猴群当中，其玩法远没有如此之酷虐，没有哪一只猴王想到把其它公猴的生殖器揪下来，猴子们于凶恶的撕咬中始终保持着动物的善良天性——无论猴王是多么的威风，它必须被动的等待着年轻的公猴成长起来，打败自己并接收自己所有的权力。
五千年的皇权法则，玩的就是让猴子都看不下去的游戏。
说到底，皇权法则不过是猴子游戏的深度恶化，其规则法理，处处表现在将这一游戏的非人性残暴推到极限。
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对皇权游戏法则的贡献是将这一游戏本身从极限推至了极限的极限，朱元璋时代的皇权体制将社会禁锢到了尽头，如燕王朱棣在赶走建文帝，夺得江山之后，竟然将拒不从命的方孝儒诛尽十族，九族之内，凡是和方孝儒的基因沾了点边的都要铲除不说，连带着方孝儒的学生们也要杀尽。任何一只猴子看到这种玩法肯定会吓得发疯，很可能正是这一原因才使得它们宁肯食毛茹血也拒绝再进化成人。
朱元璋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开端的时代，通常人们所注意到的只是朱氏的极限之极限皇权体制彻底扼杀了中国发展的机会，却咸少有人注意到，朱氏之行非但已经跌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甚至连未进化的猴子的行为底线都跌破了。
如果有谁说，朱元璋的极端皇权只是他个人的强悍意志，民众是不会接受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早在西汉开国之初，刘邦与项羽争霸天下，其时刘邦以汉王的名义号令四方，可是忽然有一天，刘邦羞赦的表明：汉王他玩腻了，想做皇帝。
刘邦这一要求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没错，诸位大家，你们是和我刘邦一起开创开业，这就好比经营一家企业，每个人都拿出包括自己生命在内的所有本钱，成为了西汉集团的股东并有权分享此后的收益。但是现在刘邦建议：请大家放弃自己的收益，还有还有，请大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拿出来，你们帐上的所有资产都要划归为刘邦所有，此外，你们的子女世世代代都从一个与刘邦平等的人成为刘氏的奴隶……
这个要求是何等的荒谬，谁会答应呢？
但令我们跌落眼镜的是，听到这个建议之后，诸将们立即扑通一声跪倒，三叩九拜，三呼万岁——他们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从一开始，他们就不习惯于一个没有皇帝的游戏法则，无论收益有多么丰富，但是他们只能接受一个胜利者，不习惯分享双赢。他们只是后悔一件事——他们没有比别人更早的提出这建议。
劝进！
历史上的劝进比比皆是，甚至到了民国时代，当北洋袁世凯执政时期，还有大批的人天天跑到街上去“劝进”，有些人注定了不习惯于自由和平等，后世人将其称之为奴性。
但是这种奴性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种奴性根植于一种无尽的贪婪欲望，这种无尽头的贪婪欲望表现在皇帝身上，就是他们连富有四海的皇帝都已经无法满足了，他们要的是长生不老，并永世永世的将他们的无限权力握在手中。
正是因为有些人认同这种无尽止的贪婪，所以他们才会如是的解读社会法则——既然这种无尽止的贪婪所决定的社会博弈形态只有一种：零和游戏，最后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的话，那么我若是依附迟了，下跪磕头晚了，这挨刀的就是我了。
于是众人就养成了三呼万岁的爱好。
因为贪婪无尽，所以选择自毁。
由是我们得出这样一条社会博弈与心理行为线条：
贪婪无尽止的欲望——决定了社会游戏的参与者不会满足于任何均衡结果，即使是超越了极限的皇家权力体制也只不过皇帝们无奈之下与自己的妥协——所以进一步强化皇权，直到极限极限再极限，这种背离于生物道德的行为却始终是有其社会心理依据的——其结果就是皇权超越了连猴子都无法接受的极限，而民众受制于其中，没有丝毫的力量能够与之抗拒，唯有寄希望于神仙方术——再接下来，神仙方术只能创造出新的皇帝，唯一的赢家就是那位贪婪无尽再无尽的选手。
皇权游戏的推动力量是无尽的贪婪，游戏者一旦违背了无尽贪婪的规律，就会立即出局。
一旦你的贪婪之心有所收敛，就会满足于即有的博弈均衡态势，而更贪婪者则会选择打破均衡，取得主动。最糟糕的是，收敛贪婪之心，就会形成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悲惨局面，没人会看好一个违背规则的选手，所以你必须出局。
因为过度的贪婪，就注定了无法满足，既然无法满足，也就永远也不会感受到公平——不患寡，只患不均——既然无法于利益分配中获得公平的感受，那么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现在我们知道了皇帝是如何源源不断的被传统文化创造出来，同时，我们也知道了采用了同样策略的张士诚是如何败于朱元璋手下的了。
张士诚所参与的是一个由无尽止的贪婪心理所推动的非人类残酷游戏，可是他却“素无大志”，只是占了一定的地盘就知足了，这种知足必然是“冷了兄弟们的心”，兄弟们比张士诚更为了解这一游戏本身，唯有无尽止的贪婪玩家才有可能成为赢家。
所以张士诚出局，连他收养的武学高手五太子都投降了。 （9）朱元璋：为什么是朱元璋？
朱元璋严格的恪守了皇权游戏的法则，所以他才在击败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的情形下，终于脱颖而出。
我们知道的是，朱元璋早年行过乞，做过和尚，对于那段生活的记忆，朱元璋曾忆苦思甜道：身如浮萍飘絮，心滚滚乎汤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那一段日子于朱元璋而言，实在是不堪回首，一颗心空荡荡的没着落，仿佛被开水浇上去般的痛苦。
那么朱元璋何以如此痛苦呢？
他不耕，不作，不工，不商，无论是当乞丐还是做和尚，选择的都是让别人喂养他的职业，不事任何劳动却白吃白喝，活到这份上他还心滚滚乎汤沸，这也未免太难侍候了。
于是难侍候的朱元璋就去投军，投奔了定元游侠郭子兴。
但是这位郭子兴在明史中的艺术形象接近于一个早老年痴呆症患者，他和张士诚同一个毛病，反应迟钝，不管朱元璋跟他提出任何合理化建议，都得不到他的丝毫反应。
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并娶了郭子兴的义女马大脚女士。
此后朱元璋表现出了他卓越的理财能力——募集士兵两万多人。
为什么要说募集士兵的能力是理财能力呢？很简单，乱世时节，那怕一条狗跳到高处叫几声，下面都会聚来数不清的人寻找机会，更何况拉开大旗募兵呢？有的是人愿意进来吃饭，关键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粮食供这帮人疯吃。
朱元璋的粮食从哪儿弄来的？此乃历朝历代的国家秘密，刺问不得，如果大家都知道怎么替别人解决吃饭的问题，皇权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弄到足够的粮食并喂饱士兵，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第二步是组织领导能力，皇权游戏之下，一个人的成就基本上就靠这两个能力决定了。
凡能够有办法让手下人吃饱饭的，都有资格进入历史，或反贼或妖人，总归能留下来一笔。
凡能够让募集来的士兵们发现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得拿自己的脑袋来换的人，就有资格争雄天下了。
武将和文臣的价值作用，就在这第二种人身上体现了出来。
国人传统之中，最理想的合作模式莫过于三国时刘备的班子，一个以德服人见自己孩子就乱摔的皇帝，一个象诸葛孔明那样智近于妖的术士型文人，几个象关羽张飞那样乱砍乱杀的武将，洞悉民众认知的朱元璋高屋建瓴，指导他的英雄事绩报告起草小组的成员严格按照这一民众认知刻画他朱某人，于是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历史印象。
朱元璋：男，其母怀孕时梦有神人秘授香丸，食之，清香可口，遂有怪物朱元璋问世，而且朱元璋的出生导致了周边磁场的紊乱，邻居时常看到朱家有红光冲天……再后来人们发现有块奇怪的骨头贯穿到朱元璋的头顶，很可能是受了这段描写的刺激，香港的口袋书大王倪匡撰写科幻小说卫斯理的时候，写了地球上有一大堆象朱元璋这样头骨错乱的人，据说这是外星人动的手脚……
不管怎么说，朱元璋于郭子兴的部队中掘起，正如刘备一样，他的身边聚集了文人武将一大堆，文的有李善长，有刘伯温，武的有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廖永忠……
在表面上看起来，朱元璋无论是和陈友谅斗，和张士诚斗，斗的都是双方的战斗班子谁的更为强悍，更有战斗力，朱元璋赢就赢在他拥有一个比当时的任何一个选手更有战斗力的班子上……多少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
但这个班子却只是一个假相。
无论是古典小说中，还是京剧舞台之上，反映于传统民众认知的争夺天下的固定模式，都是智近于妖的统帅端坐于中军之帐，挠勇威猛的将军决死于两军阵前……这种激动人心的古老套路已经构成了民众对于战争的最根本性认识，如果有谁说战争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人民群众就不会买他的帐。
但不买帐也没用，仗的确不是这么一个打法的。
民众所认知的战争模式是资源无限性的，而两军阵前最大的麻烦却是资源有限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论持久战中明确的告诉我们：战争打的是资源的转换。
什么叫资源的转换呢？
这就是说，战争是世界上最花钱的营生，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争夺天下的战争动辙出动百万人的大军，这么多的人一顿饭就要吃下一座米山，谁家有这么多的粮食供士兵们这样狠吃？
此外还有损坏的战甲，砍断的刀枪，这些物资更得需要源源不断的运上前线。
战争是最典型的打群架，一个人的力量再大，好虎也架不住一群狼，张士诚手下的武学高手五太子，平地上能蹦起来一丈高，但就他一个蹦来跳去又有什么用？再者说了，他蹦得再高，后方的粮草供给线一旦被掐断，不信他饿得半死不活还能蹦。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张士诚显然受传统意识比较深，所以才会拿一蹦丈高的五太子当回事，可在实际的战争之中，武将的作用远不如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重要。要说知名武将，三国时代吕布最猛，但脑袋丢的也最快，刘备图然拥有关羽张飞，但最后还是曹操的风头最健。
这个道理在朱元璋这里也同样，比如说，常遇春是民间传统评书中风头最健的人物，但他的战功却排在徐达之后，何以如此呢？
徐达在战争中经常发扬“南泥湾精神”，率将士们垦荒，而常遇春打起仗来要比徐达猛得多，而且他的年龄比徐达大两岁，可是他在徐达面前毕恭毕敬——他不恭敬也不行啊，还得指望着徐达把垦荒来的粮食分点呢……
而文官中，李善长却被封为宰相，倒是我们这本书中的主要人物刘伯温混得灰头土脸，原因就在于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财神爷，为朱元璋建立起了盐法、茶法、钱法及鱼税制度……刘伯温的风角之术，占卜算卦，这玩艺儿忽悠老百姓是管用，可能当饭吃吗？
高明的财物制度确保了朱元璋前线上的源源不断的供给，反观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他们所依靠的更多是“以战养战”，更多的是恃仗将官的勇猛，却没弄明白过来战争比的是谁家米缸里的粮食足够多，竞争不过朱元璋，仍然是出自于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不足。（10）洪武元年：历史舞台上的主要人物
《烧饼歌》中提到，刘伯温演绎这诸多隐语歌谣，是于洪武元年的某一天。
这一年是公元1368年，一个绝顶奇怪的年头。
这一年奇怪就奇怪在，整个世界好象商量好了似的，就在这一年里大家不打不闹，消停上几天，
江南有小规模的交火事件发生，朱元璋的队伍正在剿灭残余的陈友谅、张士诚匪帮。
欧洲一片死静，前一年英法百年战争还打得头破血流，来年还有更大的战事爆发，但偏偏就在这一年，西线无战事。
由是我们知道朱元璋选择这一年建国是大有讲究的，大吉大利啊，估计起来，多半是刘伯温老兄通过易学数理，精心计算的这么一个好年景。
选择这样一个好年景登基，朱元璋真诚的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把目光注意到他的身上。
但是非常不好意思的是，这一年里，风头最健的人物不是他朱元璋，而是另一个同样为我们大多数人所熟悉的人。
这个人，就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主人公明教教主张无忌——的大舅哥。
张无忌的大舅哥是谁呢？
张无忌有位红颜知已，赵敏。这位赵敏乃元人襄阳王的女儿，赵敏有一个哥哥，名叫王保保。
洪武元年，如果说这一年有什么事情真的值得我们注意的话，那么就是王保保一怒袭太原的战事了。
这位王保保堪称大元王朝的最后一根擎天柱，那么他袭奔的太原，又是谁人的地盘呢？
是他们元人自己的。
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好整以暇的在中原地带大打出手，争霸天下，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获得了元朝政府的全力支持，这个大元政府似乎铁了心不想活命了，谁敢跟农民起义军为难，大元政府就要他好看。
王保保的父亲名叫察罕铁木儿，早年任河南行省平章，他的军粮全是靠了冀宁一带供给，但是总兵官孛罗铁木儿瞧中了这块地方，就要弄到自己手中，发兵占领了冀宁地区，彻底断了察罕铁木儿的粮道。
察罕铁木儿饿得两眼发蓝，火气上来，立即命儿子王保保兵取冀宁，大战孛罗铁木儿。
元顺帝脱欢铁木儿急忙命人调解，这都火烧眉毛了，怎么自己人还打成这样？右丞相搠思监接到圣旨，就要求察罕铁木儿和孛罗铁木儿送钱给他，谁给的钱多他就支持谁，总之就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一点职业操守也没有。
叫右丞相搠思监这么一捣估，察罕铁木儿和孛罗铁木儿就算是想不打都不成了，把个元顺帝脱欢铁木儿急得直哭。
关键时刻，又来了一个铁木儿，名叫阿鲁辉铁木儿，为翟阳王，他于漠北起兵反叛，传檄遣责元顺帝脱欢铁木儿“天下汝已失其大半”。
这里有四个铁木尔，闹得一塌糊涂。
四个铁木儿中，最厉害的要数王保保的父亲察罕铁木尔，他一边跟自己人疯打，一边兵出东平，将山东境内的起义军赶得四下里飞逃，并捉住了小明王的丞相田丰，把个朱元璋吓得脸都变了，急忙使他的绝活，写信给察罕铁木儿，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看了朱元璋的信，察罕铁木儿哭笑不得，只好假装没收到。
关键时刻，大元枢密院事秃坚铁木尔击斩公开造反的翟阳王阿鲁辉铁木尔，于是铁木儿这里少了一个阿鲁辉铁木尔，但同时也多了一个秃坚铁木尔。
这时候小明王的丞相田丰已经投降察罕铁木尔，此人端的是一位高情商人士，初一投降，就受到了察罕铁木儿的信任，信任就好办，于是田丰再举反旗，出其不意的一刀砍了察罕铁木儿，复霸山东。
田丰这个傻瓜蛋，这下子可闯了大祸了，察罕铁木尔那是随便乱砍的吗？也不说想想他儿子是何许人也！
察罕铁木尔之子王保保大怒，兵取山东，斩杀田丰，为自己的父亲报了仇。
终于有一个人认识到王保保的不凡，这个人名叫爱猷识理达腊。
爱猷识理达腊乃大元帝国的太子是也，当他发现了王保保之后，立即飞奔前来，王保保见到太子来到，急忙接驾，于是太子就命王保保带兵护送他回京，王保保当然要听从命令，眼看着快要到了皇宫了，王保保这才弄明白太子为什么要让他亲自护送。
原来，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是想让王保保送他进京之后，再带兵逼宫，让元顺帝退位，然后太子登基。
一听居然是这种事，王保保当时就不干了，可不干就是违抗太子之命，那应该怎么办呢？
好办，王保保就吩咐众军：诸位，从今天起放假三天，大家爱干吗就干吗去吧……众军散去，太子大诧，逼宫之事只好拉倒，但从此恨透了王保保。
太子这事先这么着了，王保保回头收拾部队，急忙以总兵官的身份传檄关中诸将，会师南下，共同平叛，关中四将接到檄令，立即出兵，奔着王保保杀将过来，王保保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其部将貊高、关保却突然带兵跑掉，并抢先上书，说王保保反叛，元政府要削去王保保的兵权，王保保无奈，只好退到滁州……
到了洪武元年，闻知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元太子爱猷识理大腊闻知大怒，当即拍案而起，命关中诸将会同太原的貊高关保，一起去砍王保保。
都这节骨眼上了，大家还跟王保保闹个不休，王保保气得吐血，当即兵发太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貊高关保抓住，一刀砍了。这狠劲顿时吓坏了元政府，原来王保保生气的时候也是很厉害的……于是立即传旨，说杀得好，杀得好，王保保官复原职……
此后两年，王保保于野马川大败徐达，这一场仗令得大明诸军闻风丧胆，从此大明王朝不敢再琢磨攻打残余的元朝了。王保保终于有了机会为自己、为他的国家和民族做一点实事。但王保保也只有这一次机会表白他的心迹。
两年后，王保保卒。
《烧饼歌》的伟大博弈时代，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4-28 9:42:16
（1）超限皇权的时代
朱元璋与人类史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把事情干到极端到了不能再极端，让我们一睹人性中的无尽贪婪是如何在社会博弈中起到作用的。
这一点在烧饼歌里说得明白的不能再明白。
在《烧饼歌》中，当朱元璋问起大明国运的时候，刘伯温如是回答：
我朝大明一统世界，南北已平，国事也步入正轨，虽然皇太子是直系血亲所传承下去的，但皇上还应该慎防以后子孙手足相残，兄弟内斗。还有也要防国土内封候王爷各据一方，而且北方势力将强大，南方之王室，将会被北方候爷消灭……
在这里一口道破的是大明王朝的三件大事：
子孙手足相残——燕王朱棣起兵夺皇权。
兄弟内斗——英宗北狩复还后杀弟夺回皇权。
北方势力之强大——宁王反叛。
……
这三件大事，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朱家的子孙自已玩，没别人什么事儿。
在这里揭示了朱明皇朝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朱元璋以其天才的头脑，制定了让后世人惊叹叫绝的游戏规则，这一规则彻底的将任何不携带朱元璋本人基因的物种——不管是人还是其它什么动物，排除在了社会利益分配圈子之外。
中国历史上向来是以高度的皇权集中为特点，但是朱元璋将这种集中的高度推至了极限，再往前推就没法推了……也不能说没办法再往前推，至少张献忠就想超越朱元璋，坚决的往前推了一步——张献忠屠蜀。
搞到朱元璋这种程度，再往前一步，就是直接将这个民族全部灭了，诺大的中国疆界只剩下老朱家几个孩子玩，到时候他们又给谁做皇帝去？所以朱元璋的极端也就到此为止，对他不能有再高的要求了。
那么朱元璋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很简单，朱元璋亲自动手，为中国的各行各业制订了详尽的管理规范，这个各行各业甚至包括了寺院僧门在内，比如说，他严格禁止行脚僧，所有的僧人都必须呆在寺院里，禁止出门，如果哪个和尚敢跑出来“打死勿论”，其它行业也照例办理……基本上来说，朱元璋是将每个行业统一改造成为了监狱，任何人都是囚犯，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只要敢于越界，统统都是打死勿论。
朱元璋严格禁止民众的任何信抑，禁封全国的关羽祠庙，禁止民众习武。他还不辞辛苦的亲自动手，将《孟子》一书中所有否定君权的文字统统删除，搞了个《孟子节文》，他真诚的希望普天下的老百姓们，除了眼开眼睛干活，闭上眼睛等死之外，千万不要琢磨别的东西。
最离奇的是，为了防止宰相分权，朱元璋甚至废除了“百司纲领”的冢宰制，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司其职，有事直接向皇帝请示。
这样一来，朱元璋成功的缔造了一个废物帝国，在这个国度里，任何人，只要你不是皇帝本人，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出不了头，选择任何一个行业都等于是直接进了监狱，行走仕途，因为你没有资格获得授权，任何事情你也休想干成。
仅有这些还不够，远远不够！
想一想吧，朱元璋早年要饭乞讨的时候，还“心滚滚乎汤沸”，就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太强。
人有自尊是正常的，但在一个以无尽止的贪婪为心理能量所促动的皇权游戏法则之中，其尊严的范畴是远超出于正常人的理解之外的。
正常人所理解的尊严，尊者正也，严者威也，正自有威，尊者自严。只要一个人内心恃正，就自然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而且这种尊重也只是对于我们个体人格的认可，这种尊严有上限也有下限，下限是别人不能够让别人蔑视我们，下限是别人真诚的佩服我们。
但在无尽止贪婪的欲望主导之下，这种所谓的上限即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践踏别人的尊严。
朱元璋白吃白喝还“心滚滚乎汤沸”，正是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没有权力肆意的践踏别人的尊严。于他而言，只有践踏别人的尊严，他才觉得自己有了尊严，唯其刻薄歹毒的心肠，等闲是不会产生这种怨毒心理的。
于是朱元璋制定了一项旷古未见的荒谬制度——廷杖！
何谓廷杖？
就是当朱元璋瞧你不顺眼的时候，马上就命人将你身上的官服掀开，露出白花花的屁股，砰砰砰一顿板子暴打——都是成年人了还这么玩，目的只有一个，剥尽大臣的脸面，让你没脸见人，然后再吩咐你去干活，看你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干得了什么……
但这种于朝臣尊严的践踏很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客观效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尽可能的美化朱元璋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的话，那么就必须要在认，朱元璋的廷杖制度之建立，其目的主要是在昭告普天下的劳苦大众——皇帝与民众心连心，大家一起来反对中层官僚对民众的压迫……
从朱元璋对贪污案的严厉惩治来说，这个设想更为合乎史实。
所以有人认为，虽然朱元璋立国之后大行诛戮之事，动辙杀人如麻，胡惟庸案诛杀三万余人，蓝玉案诛杀一万五千人……甚至大明朝的几次兵乱，也只不过是朱家人自己玩，不关老百姓的事儿。
这种观点很是流行，如果我们认可这一观点，首先就得把死于诛连与兵火中的那些无辜的冤魂从老百姓中扣除去……燕王起兵，宁王起兵，沿途杀战之际，受到伤害的难道不是老百姓吗？
在这种超限皇权之下，任何参与这个游戏的人都难免不了一个悲惨的结局。
在这个特定的时候，西方的暗黑中世纪已经结束，资本主义的商业经济开始了蓬勃发展，而大明王朝的创新精神却随同民众们一起被关入了囚笼之中。
甚至——此时的民众连《烧饼歌》这一类纯系精神的支持力量都得不到。（2）燕子欲飞血满天
朱元璋花费了这么大的心思，将人性的极端丑恶演绎到了极限，或许他的心中已经认定此后再无忧虑了，所以在《烧饼歌》中，当他听刘伯温预言了未来的大乱之日时，顿时拂然不悦，曰：朕今都城得以坚固守密，何防之有？
刘伯温回答说：臣见都城虽属巩固，防守严密似觉无虞，只恐燕子飞来——这就是指明了燕王朱棣起兵之事。
为了让朱元璋听得更糊涂，刘伯温当即吹拉弹唱，做歌一首，曰：
此城御驾尽亲征，
一院山河永乐平，
秃顶人来文墨苑，
英雄一半尽还乡。
……
有分教，这一首隐语歌谣，正道破了朱元璋不仁，屠尽天下英雄，终于引得方外异人道衍怒而出山，唆使燕王朱棣起兵，将大明江山搅得周天寒彻这么一段故事。
关于燕王朱棣能够顺利的起兵并从其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花花江山，历史上有一个定论，皆因朱元璋为其子孙后代扫平障碍，杀尽了天下的英雄人物，所以一旦国中有事，建文帝竟然无将可用，瞧睁睁的瞧着朱棣大叔打将过来，却无计可施……
对此，史书上还专门有一段故事，来证明这一结论：
史载，朱元璋建国之后，大行杀戮之事，凡重臣元老，名臣宿将，尽皆找个由头屠尽满门，偏偏太子朱标读书学的又是圣人之道，看朱元璋所行所为居然与书上的教导全然扭着劲来，于是就出言劝谏：父皇诛杀太滥，恐伤和气。
朱元璋听了，命人拿一根棘杖来，丢在地上，叫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难色，然后朱元璋谆谆教诲道：你怕伤到你的手，可是如果我替你把刺拨掉，不就没事了吗？
一语双关，道破君臣博弈的关键，唯其有才干的名臣死光死绝，才能够永保朱家子孙世世代代永享清福。
正是这样，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中，朱元璋以其对建国名臣宿将的凶残而尽夺后人视线。那位能攻善战而且还会垦荒屯粮的徐达，因患病背部生疮，医生吩咐不可食发物，朱元璋闻之，急急的命人送去一只烧鹅，书上说，徐达一边哭一边吃这只鹅，吃完了之后，背部毒疮发作，就此丧命。
名将傅友德，被朱元璋逼迫之下，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而后于朱元璋面前横剑自刎。
宰相胡惟庸，其子驰车闹市，坠死车下，胡惟庸大怒，杀死车夫，胡惟庸不知道的是，他这一刀，却引来了弥天的血案。
闻知胡惟庸杀死车夫之事，朱元璋趁机兴起大狱，先杀的是把这件事密告上来的涂节，继而凡是跟胡惟庸有关系的人，包括家属子女朋友乡邻，总计一万五千人喋血弃市。
如果有谁认为这一万五千人的性命就足以抵挡那冤死的车夫的性命了，那他就错了，在朱元璋眼里，这些还不够，远远不够。
那位替朱元璋建立起茶法、盐法、钱法及鱼，确保了朱元璋的大军征伐各地的李善长，只因为他曾和胡惟庸“交往”，便被剔死，同时扦杀其家属七十余人。此案继续牵连下去，大臣陆仲享、费聚、庸胜宗、赵庸待俱各满门抄斩，前前后后计杀三万余人。
一个车夫的性命，换来的是三万余冤魂同赴阴曹，这车夫堪称史上死得最有价值的车夫了。
朱元璋正在着手做基因的铲除工作。
他不仅要杀掉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皇权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要将这个民族中凡是有点价值的基因连根拨除。
文臣如是，武将自不免如是。
大将蓝玉案是朱元璋谢幕时的最精彩演出，这蓝玉能征贯战，功勋卓著，而且他的女儿嫁给了太子朱标，所以他觉得自己家族的基因已经跟朱家组合在一起了，已经进入了利益分配圈，就提醒太子朱标注意燕王朱棣……此事迅速传入朱元璋的耳朵之中，于是朱元璋命锦衣卫指挥蒋辙出面首告蓝玉谋反，朱元璋不搞一言堂，将蓝玉逮捕之后交由群臣会审，审过之后，大屠杀开始了，此案计杀掉了列候、功臣、武将及偏俾将卒一万五千人，将军中死挠之士彻底清除。
到了明末时候，农民起义军将领张献忠有一个爱好，剥人皮……据说这个爱好是从朱元璋这里学来的，因为朱元璋在杀了蓝玉之后，很是细心的将蓝玉的人皮剥了下来，里边填上稻草，放在庙里让大家欣赏他的手艺……
朱元璋确是一位变态的酷刑疯狂爱好者，他不喜欢杀人，他喜欢的是虐杀人，他曾创造了一种空前绝后的死刑，抽肠，即将犯人的肠子一点点的抽出来，并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尽其可能的延长犯人的死亡时间……明代的凌迟时所割的刀数，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有人断言，对名臣宿将的诛杀，表明了朱元璋坚决一贯的革命立场——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和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了一起，因为痛恨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而痛下杀手……
持这一观点的人就是明摆着骂劳动人民了，哪个劳动人民会歹毒到了对别人凌迟抽肠的地步？朱元璋之所以做这件事，只是因为他天天琢磨这件事，唯其心存刻毒与深深的怨恨，否则不足以解释朱元璋何以会如此的灭绝人性。
正如我们分析过的那样，即使是对于名臣宿将的基因铲除，满门抄斩屠戮妇婴，这也能以朱元璋希望能够以如此手段确保朱氏江山千秋万代的理由勉强解释过去。
可虐杀的手段竟然是如此的酷毒，突破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这就需要我们寻找新的解释了。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4-28 10:04:46
权力与官家只是百姓博弈的结果---------------
老雾 还是不懂 哦 能不能在解释解释
———— 这是指群体的百姓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绝对不会让步，而且将事件演绎到极端，这样就需要绝对权力的仲裁，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并不信服公正与公理，只认权力，导致了唯有至高无尚的皇权才能够让百姓臣服，除了权力与暴力，任什么道理大家也听不进去——这种群体博弈方式，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绝对的皇家权力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4-29 9:56:22
大明王朝的帝王们的心性之歹毒，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燕王朱棣在道衍和尚的支持之下，起兵“靖难”，夺得天下之后，就开始清算建文帝的旧党，男人一律处死，这是必然的事情，但死得太容易显然不能满足朱棣的愿望，比如说名臣方孝儒，他被请去替朱棣起草即位诏书，于是我们得到了这么一番对话：
朱棣，见方孝儒进来，就立即走下皇座，劝慰道：先生不要再苦自己了，我是想效法周公辅成王。
方孝儒：成王现在何处？
朱棣：他已自焚而死。
方孝儒：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
朱棣：国家需要年长的人来治理。
方孝儒：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先生不必操心。
然后朱棣亲自递过笔给方孝儒。
方孝儒掷笔于地，边哭边骂：死就死，诏书坚决不写。
朱棣（大声）：你要求死，难道就不顾及九族吗？
方孝儒：就是灭十族，又能把我怎么样？
……
这次谈判就这么破裂了，接下来是史书中都不忍记载的残酷虐杀。
朱棣勃然大怒，命卫士用刀割破方孝儒的嘴，一直割到耳根上，然后关在监狱中，而后缇骑出动，四处捕捉方孝儒的亲属故友和门生，每逮来一人，都先送来让方孝儒看个清楚，等方孝儒全看明白之后，他被拉到出去零敲碎剐，临刑之前，方孝儒用那张咧到耳根子上的嘴，慷然赋诗曰：
天降乱离兮熟知因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
方孝儒临死前，用手指醮着自己的鲜血，在地上一边写了几个惨惨惨字。
的确很惨！
如果有谁认为这就已经够惨的了，那他就错了。
还有更惨的，这惨状甚至连形成文字都渗透出一种怨毒的情绪。
读书人的种子方孝儒，其女眷的悲惨，更是让人不忍卒视。
朱棣亲自手书，令将方孝儒及一众抗命官员的妻子女儿，全部送入妓院，每个女性每天派四十名粗壮的军汉，轮番奸淫，并严令隔天就要换一批士兵——这实是突破人类想象极限的酷毒，其暗黑的心理渲泄，令得整个民族为之蒙羞。
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面临着如此的酷毒与惨烈，方孝儒何以坚持抗命？一个人不顾自己的性命倒也罢了，忍看自己的妻子女儿因为自己的选择遭受到如此残酷的虐待，他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士林评之：自古节义之盛，不过此一时者。
节义！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又称之为士大夫的气节，节操，一种义烈的人格尊严。
但是，什么样的人格节操或是气节，需要用自己的妻子女儿遭受那禽兽不如的残酷暴虐为代价？
事实上，历史上在这个方面表现为极度的困惑，单纯一个节义二字不足以说服我们接受方孝儒的行为选择。不唯是方孝儒，整个明朝的大臣们，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都带有一种无可理解的怪异色彩。
明嘉靖三年，还曾发生过一件怪异离奇之事，因为嘉靖皇帝给他的父亲封号的问题，闹出了天大的乱子，群臣莫名其妙的为这事跟嘉靖皇帝抬起了杠，抬杠就抬杠吧，无非是给皇帝的死爹封个号，关天下苍生屁事？可是修撰杨慎却如临大敌，谓群臣曰：“仗义死节，正在今日！”
更加离奇的是，群臣纷纷称然，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这样一幕奇景，众臣不为苍生请命，不为百姓抗争，就为了这么芝麻大一点的小事，竟然数百大臣齐聚左顺门，跪在地上齐齐的放声大哭，那哭声惊天动地，震得宫殿来回乱晃荡……
这哭丧之声激怒了嘉靖皇帝，当即逮捕134名大臣下狱，另有180名大臣直接剥了官服打屁股，其中竟有16人被活活打死，至于带头闹事的杨慎，其处理的方案是“窜杨慎等于边荒”，充军发配到前线去了……
这件怪事同样构成了明朝历史上的一个难以开解的怪谜，这些大臣们心里到底是怎么琢磨的？
如方孝儒，朱棣已经明确的告诉了他“这是我们的家事”，意思是说横竖不是由朱氏子孙当皇帝吗？是建文帝来当还是他朱棣来当，都是朱氏血统，关你方孝儒屁事？嘉靖这边带给我们的困惑也同样，皇帝封不封他的死爹，说到底只不过是皇室的私事，可是大臣们无视天下苍生蹈死于路，却为了这些莫名其妙的小节前赴后继的一味蹈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气节”解释说根本不足以服人心，对于大臣们来说，是为民仗义执言而死有气节，还是搅和皇帝的家事而死更有气节？
孰大孰小，孰是孰非，这是不问可知的。
然后以方孝儒为代表的名士大臣们却选择了偏离于正常人理解的行为，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事实上，从朱元璋开始，以酷毒的手段残虐天下之人，以及大明时代的群臣不争大义却计较小节，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其间掩盖的是大明时代皇家权力博弈的暗黑均衡。（4）鲜血界定的是皇家权力法则
早在战国年间，邹地人孟珂向孔子的孙子子思询问仁德之术。
孟珂问：请问如何让天下人获得仁德之心呢？
子思回答：先让他们获得利益。
孟珂大惊，说：儒家不是不言利的吗？
子思笑答：何谓仁义？仁义就是利益！
一语之下，孟珂如梦方醒，从此发愤学习，并超越了老师子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第二个圣人，亚圣孟珂。
所谓仁义就是利益，这是一个初听起来非常别扭的答案，但事实正是这样。
正如孔子所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禄在道中。
说明白了就是，儒家思想建议人们不要过于的急功近利，而应该将本能性的行为置之于公众道德之下。
什么叫道德？
道德就是公众利益！
一个惘顾公共利益的人，必然是一个不道德的人。
从这个视角来看儒家的仁义之说，所谓仁义，无非不过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已，一个人只要能够时时注意到别人的利益，于群体博弈之中自然就能够占到上风，为公众所信任，这一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或许会有争议，但其原则却是合乎儒家思想体系的。
同样的，士林称方孝儒的选择为“自古节义之盛，不过此一时者。”在这里的节义，无非也只不过是士林中大多数士大夫的利益所在而已。
正是这一点让方孝儒无由取舍，后退一步，屈服于朱棣势必遭到士人的唾弃，世世代代终将翻不过身来，这是火坑，跳不得。前进一步是地狱，非人间的残酷暴虐在等着他和他的家人，这让方孝儒如何是好？
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了。
朱元璋及其继任者何以以酷虐的手段对待臣属？
方孝儒何以身入血狱而死不回头？
士大夫何以为了芝麻点的小事弄到血溅三尺，哭震宫殿？
原因就在于，这所有的事件的本质就是士大夫阶层与朱元璋的权力博弈。
在中国历史上，从最早推翻禅让制的夏朝的启开始，到朱元璋此前乃至后来的满清政权，都严格的恪守着这样一条博弈法则：
皇帝坐拥天下，依靠士大夫们的能力治理万民。
也就是说，虽然中国是典型的家天下，但自古以来就是由皇帝和大臣们分享权力，一方面是因为皇帝个人的能力太有限，从管理学上来说存在着管理跨度的概念，在权力的中枢系统，其管理的跨度最多不过是三五个人，也就是说，皇帝哪怕本事再大，最多也只能管理三、五个人而已。
所以皇帝必须依靠宰相制度来管理天下，盛唐李世民的本事够大了，但他也必须依靠魏征，大宋赵匡胤的本事够大了，但他也必须倚靠丞相赵普。
而唐太宗李世民好，宋太祖赵匡胤也好，既然他们自己一个人顾及不过来，那就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给相位，所以冢宰制之所以得以传承不衰，起因就在于这种制度的合理性，至少它是符合科学管理概念的。
但偏偏朱元璋太聪明了，非要跟客观规律较较劲。事实上，他是严格苛守着社会博弈的极端法则的，这一法则的表现就是零和博弈，无论参与者有多少人，只能有一个赢家。
要知道，皇权本身已经是高度集中的产物，可是朱元璋却仍不满足，反而把这种集中推至极限，他要让所有参加社会活动的人全都一无所获，除了他朱元璋一个人之外，任何人也别想从中得到丝毫的希望或指望。
所以朱元璋毫不犹豫的废除了冢宰制，他拒绝士大夫参加国家的管理，希望以此确保权力的整体性而永不流失。
但是，那些开国老臣们未必认同于这一点，他们多少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毕竟他们也是朱氏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走到这一步，就这么蛮不讲理的将他们抛出利益分配圈，这未免太过份了吧？
隐密的冲突由此展开，但这一切全都掩盖在形形色色的名目和旗号之下。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朱元璋在蓝玉案子上的处理，不要说那蓝玉并没有谋反，就算是他真的谋反了，满门抄斩就已经说得过去了，何来如此之深的怨恨以至于朱元璋竟剥了他的人皮呢？
理由很简单，因为蓝玉不认可朱元璋的利益分配方案。
蓝玉也好，胡惟庸也好，甚至包括了《烧饼歌》的作者刘伯温也好，早年大家一起起事的时候，都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而且在后来的过程之中，每个人付出的都比朱元璋要多得多，之所以奉他朱元璋为皇帝，那只是希望他能以无尚的君权以为仲裁，不至于让大家感受到最后的利益分配不合理。
好象是一个摘果果游戏，大家将果子摘到朱元璋的面前，然后排队坐下来，乖乖的等着朱元璋把果子分给大家。可是这时候朱元璋却说：我的分配方案是这个样子的，这些果子都归我，统统归我，你们屁也没有一个……这样一来，冲突也就无可避免了。
正是这样一个原因朱元璋才苦心研究酷毒的刑罚，他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这个游戏中你们除了搭上脑袋和全家人的性命之外，什么也不会得到，明白了吗？
大家之所以追奉朱元璋，原因就在于期望在他这里获得相对的公平，却不料竟然是这么一个结局，那谁能够接受？
不能接受这一分配方案，带来的势必只有彼此的仇恨。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的仇视蓝玉，竟然剥了他的人皮，原因就在于蓝玉竟敢违背这一摆明了的游戏规则，不要说朱元璋，任何人对于违背了游戏规则的人都是充满了怨恨与不满的，这是人之常情。
这就是双方认知上的差距了，朱元璋认为大家应该认识到这场已至极端的零和博弈的规则，但大家却认为是朱元璋误解了规则，君子不言利，偏偏这种话只能憋在心里不能说出口，那就只好另找事由制造冲突。
这也是朱棣明确的告诉方孝儒“这是我们的家事”的道理了。
这也是方孝儒宁不惜全家身入虐狱也要抗争的原因之所在了。
这也是嘉靖三年时群臣为了芝麻点小事闹得血流满地的原因了。
方孝儒或可不死，但他必须要告诉朱棣：我们不同意你们现有的利益分配方案，我认为我们士大夫有权力参加利益的分配，因为这个国家是由我们在治理……所以士林之人对方孝儒之死表现出了莫大的尊祟与敬意，因为他不是为他一个人在抗争，他是为了一个相对公平些的游戏规则在抗争，在他那义烈的气节掩盖之下，藏的是儒家思想最深层次的内核——利益！
同样的，嘉靖时代的大礼之争，大臣们并非是真正关心皇帝的家事，而是一旦涉及到皇帝的家事，就会触动士大夫们那根最为敏感的神经，所以士大夫们在涉及到天下苍生的时候很有可能不是那么敏感，但皇帝的家事，却是对他们的心理刺激过于强烈。
所以说，大明朝的一部历史，始终贯穿着士大夫阶层与皇权博弈的过程，最初的朱元璋选择了打民众牌以博取社会支持的方法，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招不管用，民众决不会认可如此酷毒的怪物皇帝，所以锦衣卫的滥觞与后期阉党患乱，究其本质，都只不过是皇帝寻求能够与士大夫阶层抗衡的同盟者而已。
土木堡之变就在这种君臣对恃的局面之中跚跚而来，失去士大夫支持的英宗命运已经注定。
这个结果，大概是出乎朱元璋的意料之外，他并没有给出我们一个解释：他怎么会相信士大夫们愿意为了一个注定了不会获得的赌博下注呢？
于国难之际，士大夫缺位，要知道在此前的历史乃至明末，士大夫们始终是维护国纲的最核心力量，北宋时代的理学士子前赴后继，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为国家和他们的教义赢得了荣誉，而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更是传统文化中永不落下的朝阳，甚至在明末，犹有史可法以自己的鲜血祭洒神州，为此后的士林中人的生存拓展出了无限的空间。
但在这件事情上，士大夫们却看不出有什么牺牲的意义，他们的位置被太监和锦衣卫所占据，他们的权力被皇家无限剥夺，而他们的付出终将为这过度扭曲的博弈机制所吞噬，既然如此的话……不如归去。
可怜的王振赶鸭子上架，他是英宗最信任的人，是英宗所有的希望之所系，但只有他才知道，他最多不过是挤占士大夫的位置以保持君权的完整，以便将朱元璋制定的博弈游戏继续玩下去而已。
王振没有勇气担起这么沉重的担子，更何况，如果他离开京城的话，只怕久已觊觎自己位置的其它太监们就会蜂拥而入，到时候自己赢也是输，输更是输，唯有死路一条。
所以他隆重的提出一个建议：御驾亲征。
没有人替我们解释英宗何以会答应王振这个可怕的建议，但从目前的博弈态势来看，英宗很明显的也害怕离开王振，长期以来王振已经成为了他人格中的主要信任部分，失去了王振，他还拿什么再跟士大夫们抗衡？
就象一只可怜的小鸡雏紧跟在老母鸡后面，英宗跟在王振屁股后面，大家一路飞奔，向着土木堡冲刺。
有关这场战场，史来多家评点，意见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首先，王振不知兵——纯粹是废话，知兵的早就让朱元璋连基因都铲除了，这时候忽然难为一个残疾人，这未免也太欺负人了吧？
其次，王振的贪婪与私心是导致五十万大军蹈死于路的最直接因素，之所以兵困土木堡，是因为王振收授的一千多车珠宝掉了队……有关这个解释倒是可以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明，可有谁替主导王振行为的那条基因想过没有？那条基因之所以制造出王振这么一个外壳，只不过是为了传承的目的，却被另一个基因的外壳给绝灭了传承之功能，那王振的基因上火不上火？它又会寻求何种方式的报复？
实际上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出自于两个基因的博弈，前者，朱氏基因把王氏基因的传承功能彻底取消，而王氏基因所能做的必然是同样的事情。
看明白了没有？
土木堡之变的战事，不过是英宗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那些他信任的人受其基因的隐密性蛊惑，从一开始就和英宗的所有对头站到了同一阵营之中，说透了，王振的基因不过是借助朱氏基因行使着将其它基因铲除的原始功能而已，这一场博弈，规则的界定早已决定了最后结果。
英宗输定了。
这就是朱元璋取消宰辅制为他的子孙带来的可怕后果了，宰辅制再争夺皇权，终究和皇权是同一个阵营的，但现在朱氏子孙，他们却必须要同每一个人战斗。
懵懂无知的英宗独自走上了他的战场，面对着所有的人，五十万人簇拥着他，但这五十万人对他的威胁比之于乜先的两万铁蹄更为可怕。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人，辅政老臣张辅，他曾经平定安南，身经百战，再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此行的危机，但是他的失声令世人大惑不解，没人明白他为什么不提出一句哪怕是稍微合理一些的建议，不明白这个原因的人，只是因为没有处在他的博弈位置上。
他为什么要说话？请给他一个理由先。
这是一场治理国家的士大夫们争取自己的权益，而皇家却拒绝将权力归还给士大夫的博弈，朱元璋认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加起来才是权力的全部，如此的认知终究要把所有人推到大明王朝的对立面上去。
同样的事情在武宗年间也曾发生过，当时专权的大太监刘瑾意欲改革屯田制度，大学士李东阳明知此举势必激起兵，却闷声不吭，硬是把傻乎乎的刘瑾推进了博弈的泥潭。这样的勾心斗角，于历史而言已成常态。
临行之前，钦天监彭德清看不下去了，劝说王振停止这种明摆着是赌气的行为。但是王振却说了一句说：
就算是有什么可怕的结果，那也是天命！
这句话透着王振悲凉的心境，他玩不了这个，所有的人都怀着阴暗的心理等着看他的笑话，他一个残疾人又有什么办法？
可以料想得到的是，王振在心里一定恨死了英国公张辅，这个张辅是朝中唯一能够与王振分庭抗礼的人，但面临这么大的事情，他一不分庭，二不抗礼，拿自己当哑吧，分明是存心要摆王振一道。
八月初，大军北到大同。
此时前军覆没的消息传来，王振急忙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所有人都赞同立即回家，不玩了，让乜先带着他的瓦刺骑兵自己玩去吧，大家都回家……
离紫荆关，途经蔚州，王振回到了他的家乡，他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以自己不凡的人生成就告诉大家：在这大明帝国时代，成功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引刀自宫！
为了回报家乡人民的厚爱，王振决定绕道宣府，以免大军践踏到蔚州的庄稼，毕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啊，一茶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王振以他的实际行动，将这一伟大道理谆谆的告诫大家……
行至土木堡，这个终将结束这场博弈的历史性地点，王振发现他的一千车沿途收授的珠宝没有收上来，于是传令安营扎寨，等待。
直到这时候，随行的大臣们才意识到事情的可怕，瓦刺追兵已至，殿后的朱勇战死，五万骑兵尽殁。
重重围困土木堡，瓦刺两万人，明军五十万。
听起来这一场战事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困于两万重围之中的五十万人马缺水少粮，不战自乱，乜先派人约谈，提出和平主义若干项主张，于是王振命三军移营取水，瓦刺人趁机发起进攻，明军争相逃跑，五十万人辗死于途，英宗随亲兵突围受阻，遂下马，盘膝端坐于地下。
去他妈的，不玩了！英宗当时心里一定是悲愤已极，谁见过这种玩法啊，玩不下去了……
对英宗这种心理的臆测绝非是无端的，当土木堡兵火四起之时，总兵杨洪正镇兵于宣府，接报土木堡天子受困，杨洪的部下急急请命出兵。
杨洪传令：封城闭门，十五日后，乃出。
袖手旁观。
可知此时国人对皇权游戏的心态。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9 9:34:14 第三章：闹剧遮掩下的利益机制（1）大臣也疯狂 土木堡一役，明军伤亡无数，英宗落入乜先之手，从此了他长达一年之久的战俘生活。
于是英宗而言，这一段时期的生活绝对是有益的，在战俘营中，他终于和被他的祖先朱元璋隔绝在游戏之外的士大夫们站在了一起，要知道，人的智慧在博弈中是起不到作用的，真正关系到最终博弈结果的，是人在博弈时态中的社会位置。英宗和士大夫们原本是处于敌对的阵营，但是现在，君臣同为俘虏，于是双方的立场也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这边英宗正在进行着他的艰难“思想改造”，而在北京城内，紫禁城中，一场惨烈的斗殴正式拉开了帷幕。
这是一场纯粹的群体歇斯底里，一次让修史者为之惊讶的暴力性行动，而且事情还是发生在皇朝金殿之上，其过程就更是让人难以置信。
英宗朱祈镇沦为了战俘，国中无主，朱祈镇的弟弟朱祈钰被推出来主持局面，可这局面如何一个主持法？此时朝堂之上，哭声震天，纵然是与皇家权力的隐密性冲突再激烈，但国失其主，人心惶惶，最能够表达自己内心悲痛的方式莫过于嚎淘大哭。
嚎淘大哭有一个好处，没有人能够追究嚎淘大哭者的责任。
于是众臣大放悲声，声震宫阙，并请诛杀王振全家，灭其余党。
对于这一要求，朱祈镇不敢做主，他也作不了主，这时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挺身而出，喝斥群臣，驱逐大家出宫。
锦衣卫终于出现了，我们在这里就有必要提一提这一奇特的特务组织为什么会出现在大明王朝。
众所周知的是，锦衣卫始创于朱元璋，是他用以对付臣属的私人武装力量——如果拒绝与他们分享权力，那就必须拿他们当死仇强敌来对待——但等朱元璋废除了宰辅制之后，锦衣卫的历史使命就算是正式完成了，于是朱元璋就取消了这一制度。
但是当朱棣发动叛乱，占据了皇位之后，立即发现了他行将面对着士大夫阶层这一可怕的敌人，于是锦衣卫迅速死灰复燃，再度承担起来他们的历史使命。临至英宗继位，王振当权，锦衣卫也曾试图和王振较量过短长，希望能够取代王振成为英宗的监护人。
但是，在王振和锦衣卫的竞争之中，英宗却是在王振王老师的亲切指导下茁壮成长起来的，而锦衣卫原本是效命于前一个皇帝宣宗，这时候再跑来烧冷灶，为时太晚，所以这一场禁宫博弈，以数个锦衣卫被切割得七零八碎而告终，从此锦衣卫这支私家武装力量就被王振收编了。
所以此时的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不过是王振的死党。据说那位侍讲学士刘球，就是死在其人之手下。
刘球之死，是因为他上书讥讽王振，并建议加强边关防卫力量，这两个建议无论从任何角度上看来，都闪烁着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这一篇上奏表面上看起来波澜不惊，实质上却是刺入王振卖国主义集团的一柄利剑，说王振卖国也决非情绪化的表达，即使随便找上本现代人写的书，无非也不过是“……此时边关警报连连，王振却粉饰太平，不惜讨好瓦刺，以求得边境上的安宁……”罪证是确凿的，这个勿庸争论。
王振集团的“奴颜婢膝”，自然引来了广大爱国主义人士的强烈不满……不满尽可不满，但说到底这场战争终究不是由王振挑起来的，而是那位前期派往瓦刺的使者，那使者当面答应瓦刺的求婚，回来后却不置一辞，分明是存心撕瓦刺乜先的脸，让瓦刺人在草原上混不下去……
可是曾有谁追究过使者的过失吗？
我们可以确信的是，责任的追究必然是从这个使者——指挥使吴良开始，此人是挑起战争的第一因素。
第三个将被追究责任的人是英国公张辅，他毕竟是名将之后，而且身经百战，以这样一个具有优秀军事素养的人才守护在皇帝身边，最重要的是他的地位堪可与王振分庭抗礼，却竟然搞到如此地步……但是，追究张辅于士大夫而言是极端不利的，这将导致君臣博弈的利益环节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只有一种力量能够竭止这一灾难性的后果。
那就是制造另一场灾难！
于是，当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出现在朝堂之上的时候，正在嚎哭之中的群臣中突然有人越众而出，此人正是户科给事中王竑，他冲上前去，一拳打在马顺的脑袋上，大声吼叫道：马顺往日里为虎作伥，与王振同时为恶，事到今日还不知道害怕吗？
一呼百应，群臣响应，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怪异场景发生了，往日里端着架子的群臣们突然陷入了群众性的狂暴之中，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的冲了上去，有的人拳打，有的人脚踢，顷刻之间竟将马顺活活打死。
接下来的事情已经形同于群臣暴乱，他们疯狂的包围了皇宫，强迫朱祈钰交出另外两个人：毛贵和王长随。
这两人同是王振的左右手。
朱祈钰身边的太监将这两个人推了出来，于是顷刻之间，殿堂上再度横尸两具。
疯狂中的暴臣们倒拖了三具尸体，拖到了东安门曝尸，立即，数不清的军士涌上前来，噼哩啪啦的暴打三具尸体，以泄其愤。这时候，又有人将王振的侄子，同是锦衣卫指挥使王山拖到朝堂之上，众人围着他破口大骂，很快王山就被唾沫星子淹了个半死……
情势明显失控了。
爱国主义情绪固然会令人失去理智，但在这里，群臣所表现出来的歇斯底里，我们却是一点也不陌生。
那是群体博弈破裂之后，失望的人们必然性的行为选择。
事实上，士林的愤怒更多的是针对于皇帝的愤怒，正是这位皇帝，宁不惜分权与太监，也拒绝让朝臣们分享权力，是皇帝让太监取代了大臣们的位置，试想大臣们如何能够不愤怒？
忠君爱国的祟高道德只不过是公众利益的代称，如果一个人主张战争，往往只是因为和平之下的利益分配将他排除在外，而战争的主张往往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这就让激进主义者理直气壮的占据了道德高位。
但是没有谁敢于公然的挑衅皇权，那样做太不明智了，但是他们的仇怨终将集中于皇权的代言人之上，正如此时。
事情闹大了，众臣心下揣然，此时一人越众而出：兵部侍郎于谦。
他果断的中止了闹剧的持续，立即将朱祈钰扶上皇位，尊英宗为太上皇，条件是新任皇帝必须赦免这些闹事的大臣。
这个交易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于谦没有意识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已经触犯了众怒。
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于谦的选择终将让他付出血的代价。（2）粉身碎骨的博弈均衡
于谦力扶朱祈钰继皇位，客观上降低了英宗的价值，使得乜先挟英宗以令天下的谋划落了空，德胜门一战，于谦亲率诸将与乜先相持，乜先只好耷然而走。
但是于谦却不知道，刘伯温早在大明王朝开端之初，就谆谆告诫后人：
国压瑞云七载长，
胡人不敢害贤良，
相送金龙复故旧，
云开日月照边疆。
这首隐语歌谣告诉我们：英宗迟早会回来的，让英宗回归是天下人之所愿，只有他回来，才能够满足于人们内心中最隐密的欲望。
这种欲望就是：事实上大明王朝并不需要皇帝。
无论是朱祈镇，还是朱祈钰，人们都不需要。
因为任何一个皇帝终将让所有人失去一切，这恰恰是大家所无法接受的。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唯有英宗的儿子和孙子，从英宗的儿子明孝宗1464年继位，到英宗的孙子明孝宗1505死在龙床上，其间整整41年，有整整33年的时间里大臣们居然没见过皇帝的面，事实上，大明王朝277年的历史中，唯有那段历史是最平静的，尤其是在明孝宗时期，咸少冤狱，甚至连民间都是一片太平。
可以说，整个大明王朝的麻烦都是由皇帝自己带来的。
不是皇帝们非要跟大家过不去，而是按照这种极端的皇权博弈法则，皇帝注定了就是所有人的对立面，显然英宗于战俘营中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吩咐他的子孙尽量找没人的地方躲起来，千万别招人嫌……
修史者认为，此后兵部尚书于谦之死，实是因为他拥立英宗朱祈镇的弟弟朱祈钰，所以才招致了英宗的报复。
但实际上，英宗的归来只不过是一个博弈结果，是群臣为了再将朱祈钰推下皇位而策动的秘密政变，推翻朱祈钰也并非是他有什么过错，只不过，大家并不需要他。
也就是说，于谦之错，错就错在他不应该在游戏规则未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形之下，又替大家找了个大麻烦出来，这样一来，他就将自己置于了群臣的对立面上，为了解决朱祈钰这个意外的大麻烦，大家不得不再制造一个新的麻烦。
那么，有谁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朱祈钰这个麻烦呢？
方法或许会有许多条，但至少，正于乜先的战俘营中吟赏塞外风光的朱祈镇，是一个比较简捷的思路。
于是名臣杨善出现在塞外，他此来是要接英宗回国。
在杨善出场之前，我们先要解答一个问题，早年北宋灭亡，徽钦二帝被掳走，年轻的赵构于危亡之中登基，于一片空白之中重建南宋帝国，若然是那时候金人故意放徽钦二帝归国，小小的南宋会不会陷于宫廷之乱？
后世人坚信一定会如此，甚至将此设计为赵构杀害名将岳飞的理由。
然而事实上，赵氏所创立的宋帝国虽然同样是极限皇权之下的臣民博弈形态，但是，宰辅制的存在构成了一个分层级的社会博弈架构，一方面，皇帝依靠宰相的能力统御群臣，避免与群臣发生激烈的对冲，而另一方面，宰相又依据皇帝的授权获得合法性，二者一而二，二而一，即使是皇帝也轻易动不了宰相，所以秦桧能以不世骂名终老于相位之上，同样的，宰相的权力只不过是国家经营之权，终无法向前走出一步。
所以，即使是宋时代徽钦二帝回归，也无望获得臣属的重新拥立，正是这个原因所以金人才没必要将之送回，但到了大明王朝，情形却是完全两样。
大明王朝时代，任何一个皇帝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群臣的对立面上，没有宰相做为中间的缓冲，内阁制大学士制度徒然只是一个双方妥协的折衷方案，并未改于这处极限博弈之丝毫。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禁宫另有人主张自己的皇帝权力之要求，龙椅之上的那位就会发现他早已是众叛亲离……这一幕场景行将发生在朱祈钰的身上。
名臣杨善此行，是有着充足的把握将英宗接回的，尽管史书上是有着一段他舌战瓦刺的精彩表演，但这种表演全然是毫无意义的，徜三寸之舌有如此之威力，何以这样的能臣于南宋时期就找不到？
真正打动人心的，永远是利益的说服。
让我们站在瓦刺人乜先的角度上想一想吧，留下英宗于战俘营中，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杀了他更是多此一举的事情，而英宗对于瓦刺人来说最大的价值莫过于他回国后于皇位上和朱祈钰对掐，这情景只要是稍想一想都会激动得让人血压升高。
任何社会博弈的结果只有四种：
一是让自己获得利益。
二是自己获得利益，但对手也获得利益。
三是让对手受到伤害，而自己避免伤害。
四是以自己蒙受伤害的代价，换取对手也受到伤害。
大明王朝玩的是第四种博弈模式，而瓦刺人希望选择的是第三种。
任何时代的皇家权力所界定的，唯有第四种博弈——以自己蒙受伤害为代价，换取对手也受到伤害。
事实上，皇权于不患寡只患不均的社会群体来说，是最为公平公正的社会规则，因为任何形式的公平都是主观的，所以任何形式的公平都会引发不公平的遣责，但唯有伤害是公平的——它可以让每个人公平的受到的伤害，包括了帝王在内，他们也必须以透支自己子孙后代的福祉为代价，换取生前一时的荣光。
这就是第四种博弈！
所以英宗必然会被释放回国，而杨善所要做的，只是提醒瓦刺人采取相对理智的态度。
仅此而已。
英宗就在这样的社会博弈背景之下回来了。
这时候的明英宗已经不复当年了，早在他归国的前一年，明使者李实质问他何以宠信王振，竟尔将天下弄到如此地步。
当时明英宗泣泪回答说：当初王振未败之时，大臣们可有谁说过反对的话来吗？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将所有的过错全部归结到我的身上来呢？
这说明，此时的明英宗，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君臣博弈的实质。
朱祈钰在这方面，已经远远不及朱祈镇。
朱祈钰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在急忙立了自己的短命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意在告诉朱祈镇：不好意思，大哥，这个位置上有人了……
朱祈镇报之以冷笑：
有谁能够在那盆火上面坐着呢？
果不其然，就在朱见济立为太子的第二年，卒。
太子竟然死掉了。
（3）夺宫喋血说清白
朱祈钰的儿子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让这场隐秘的君位之争一下子就变得毫无悬念了。
朱祈钰终究要退场的，那他还耗在皇位上干什么？
这时候是应该表忠心的时候了，于是御史钟同和郎中章纶，急忙抢在别人前面上书，要求立朱祈镇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这个建议看起来似乎是必然之事，但也很有可能，他们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朱祈钰：对你威胁最大的敌人是谁。
朱祈镇绝非是受群臣所欢迎的人，但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是不受欢迎的，这就是他们所要提醒朱祈钰的理由。
让我们惊讶的是，朱祈镇似乎从未想到过除掉朱祈镇，尽管他用了最明确的态度表明他对朱祈镇的厌恶——他将归来的朱祈镇囚于深宫，禁止官员前去探望，将两名收授了朱祈镇礼物的宦官活活打死，他甚至还将朱祈镇经常用来乘凉的大树砍光，可是他始终没有下手杀害朱祈镇，为什么呢？
心慈手软？
好象也不是这样，在接到大臣们不断的要求复诸的奏章之后，朱祈钰的做法是廷杖侍候，他似乎全然没有意识到，群臣上书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提醒他应该做什么，所有的提醒者都被廷杖打得血肉横飞。
好了，现在终于没人敢再提醒朱祈钰了，天下终于太平了。
朱祈钰，他终不过是不敢正视现实而已。
于朱祈钰，囚朱祈镇，并以极不尽人情的方法对待之，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自己的儿子，但是此事殊是怪异，他的儿子竟然是如此的福薄，区区一个太子之位就活活把他压死了，那朱祈钰这岂不是枉做恶人了吗？
痛苦！
懦弱的人终将选择逃避以为心理防卫机制。
于朱祈钰而言，太子一事已经成为了他最无法忍受的心疼，他不想让任何人提起这事，大臣们一个个都是机灵人，何尝不知道朱祈钰的心思。
正因为知道，所以大家才非要捅捅朱祈钰的伤口，看他痛得脸皮抽搐，全身颤抖，于朱祈钰那绝望与痛苦之中，大家就会油然而生出幸福的感觉。
不是大家心存险恶，而是这种注定了没有赢家的第四种博弈方式决定了这必然的结果。
任何一个集权者都是将自己置于群体的对立面，他必须依靠少部分精英实现对群体的统治，偏偏朱元璋非要逼他的子孙后代们跟那些最有可能与他们结为利益共同体的精英人士死磕，磕来磕去，肯定就是磕个你死我活。
正如此时，大家故意刺疼朱祈钰，那么朱祈钰也只好以暴易暴，打得众臣血肉横飞，毕竟是双输博弈，谁也不可能求得其它形式的均衡结果。
就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之下，夺门之变终于发生。
要来的，迟早要来。
1457年正月，武清候石享、副都御使徐有贞、宦官曹吉祥三人共谋，发兵赴南宫迎请太上皇朱祈镇复位。
此时朱祈钰已和群臣结下了化不开的死仇，他必须离开，游戏才好继续玩下去。并不一定非要朱祈镇来替代朱祈钰，只不过，这样做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如果石享三人不动手的话，别人也会抢了先。
更何况，此三人者，都有着非这么做不可的理由。
石享，他曾是和于谦同时拥立朱祈钰为皇帝的功臣之一，事情当时那样做是对的，可是既然出了疵漏，那他一定要采取措施予以弥补，否则群臣一怒，纷纷上书，那么他石享必然是死无葬身之地。
徐友贞，这位于我们而言丝毫也不陌生。
还记得那位当王振率五十万大军走向土木堡的时候吗？曾有一位徐呈，此人立即叱令妻子家人逃亡江南，俟后，英宗落入瓦刺人之手，徐呈又提议迁都，结果遭到于谦的痛斥……痛斥的结果，是徐呈被逐出朝廷，永不录用。
徐呈有才有智，有勇有谋，终生所学无非治国之术，一句永不录用，让他情何以堪？
于是徐呈更改姓名，以徐友贞的名字重新回到了朝堂。他的到来表明这样一种态度：国家是由士人来治理的，你不允许我们治理，那么我就必须要让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后果就是，能者可治国，亦可乱国，咱们就这么玩吧，看谁最后玩死谁。
事实上，整个大明朝就是被排除在游戏规则之外的士大夫们活活玩死的。
徐友贞为申明自己有参加这一社会游戏的权力，于是他决定玩个心跳的。
太监曹吉祥曾是王振的同党，他当然要参加这个游戏。此外还有一个人，正是那位英国公张辅的儿子张轨，他加入进来的目的非常复杂，细究起来跟土木堡之行张辅的失言大有关系。
不管有什么关系，此事一了，一切重新洗牌，谁也不会再提的了。
夺宫之变开始了。
是夜，石享、徐友贞、曹吉祥及张轨四人，率甲士千人径入内城，他们到了南宫门前，呼门不应，遂以木桩撞墙而入。
脸色苍白的朱祈镇波澜不惊的走了出来。
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经过了土木堡的惨痛博弈，他已经由一个懵懂无知的皇家子弟成长为大明朝屈指可数的智者。他知道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也知道什么事情迟早会发生。于是他毫不犹豫的，立即带领这一支小部队取路东华门。
在那扇门前，朱祈镇走上前去，沉声道：我是太上皇，我来了，给我开门！
门应声而开。
他知道这扇门必将为他而打开。
是夜朱祈钰死。
太子太保于谦，被斩弃市。
于谦之死，与南宋岳飞冤案一样，同为中华民族的心痛。通常情形下人们会遣责英宗复辟及皇家权力的残忍，但如果我们知道早在于谦迎立了朱祈钰之后，就始终面临着群臣的攻讦之事，或许我们会对这起冤案有一个进一步的思考。
最早向于谦发难的是居庸关守将罗通，他指责于谦谎报战绩，滥封官职，直斥于谦是一个“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俟后翰林院学士刘定之发难，他认为“德胜门下之战，迭为胜负，互杀伤而已，虽不足罚，亦不足赏。”并说：“于谦自二品进一品，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
把向于谦发难的人视为无行小人，心术不正是一个省心省事的法子，以利于维护这位忠耿名臣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但是，于谦参加的是一场没有赢家的社会博弈游戏，这最终注定了他的命运。
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至少在于谦冤案上，皇家权力以其战俘营中养成的终极智慧置身于事外。史载。夺回皇位的朱祈镇拒绝杀害于谦，但是，智识之士徐友贞以他的一句话决定了于谦的命运：
不杀于谦，此举无名！
于谦遂死。
又或许，智者求功，仁者成仁。于谦和徐友贞，他们只是在这场极限博弈之中各自演好自己的角色而已。（4）被冷藏的皇家极权
复辟之后的英宗已是大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智者，他发现了一个真理：
如果说，大明朝有什么麻烦的话，那么就是皇帝存在的麻烦。
所以八年之后，朱祈镇的儿子和孙子，凡四十七年两朝皇帝明宪宗和明孝宗，都就地卧倒，埋伏了起来，有大臣在朝堂上起早贪黑操劳国事，从进士及第到老死于庙堂之上，竟然硬是没跟这爷俩朝过面，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模样。
知道皇帝长什么模样，又有什么用？
但实际上，明宪宗朱见深也不是一继位就马上找地方躲了起来的，起初他也曾雄心勃勃，不知深浅轻重的冲上前来，想“明君”一把，却不料旋即遭受到了士大夫阵营的猛烈还击。
宪宗登基不久，就任命了一位工匠为文思院副使，开启了由皇帝颁布诏令直接封授官职的先例，这种方式被称为传奉官。
皇帝竟然斗胆把他的手伸向“皇权”，这激怒了朝中一众忠君爱国之士，遂有士大夫郑时上书，厉斥朱见深：“一日里数十人得官，一府署数百人寄俸，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令吗？”
宪宗朱见深还没省过神来，偏巧北京上空不知怎么坠落了一道白光，莫非是UFO乎？这下子众臣可算是逮住理了，齐齐上书，痛斥宪宗朱见深的“越权”之举，皇帝干犯朝政，惹得天怒人怨——这可是有天上掉下来的白光为证的。朱见深眼见得抵挡不住，只好将自己任命的官员统统斥罢。
此后宪宗朱见深趁人不备，又偷偷冲出宫来，将那些痛骂他的官员贬斥几个，狠狠的出了一口气，然后趁大家“自卫还击”之前，匆忙逃进宫里，练丹采朱，精研御女之术，再也不跟大臣们掐架了——太累！
因此这四十七年之间，大明朝偶尔也会发生一点小麻烦，小焉者如候大狗、李胡子起事造反，大焉者，新增设的西厂大太监汪直祸乱朝政，这时候皇家的私人武装力量由一个东厂增设为两家，这表明皇家权力在认识到自己不见容于士大夫治国阶层之时，感受到了愈发强烈的危机感。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烧饼歌》中的又一段历史出现了。
朱元璋曾问刘伯温：这时候天下的情形如何？
刘伯温答：这时候天下已是一片混乱。
朱元璋大惊：是谁敢祸乱我朱家的天下？
刘伯温面临着一个难题，他要告诉朱元璋答案，但又不能让朱元璋听懂。难不成他还能冲着朱元璋的面叫：甭装蒜了，你是真的不清楚吗？你们家里出的皇帝才是一切祸乱的根源……不能这样直白，这样说话显得太没文化了。
于是刘伯温轻展歌喉，唱道：
天下饥寒有怪异，
栋梁龙德乘婴儿，
禁宫阔大任横走，
长大金龙太平时，
老练金精龙壮旺，
相传昆玉继龙堂，
谁人任用保社稷，
八千女鬼乱朝纲。
……
这一首隐语歌谣的前四句“天下饥寒有怪异，栋梁龙德乘婴儿，禁宫阔大任横走，长大金龙太平时”说的是明英宗朱祈镇的儿子孙子玩过之后，又一位超级大智慧的天子登基，此人便是古往今来空前绝后之怪异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是也。
历史上对朱厚照的评价很低很低，其低下的程度与这位正德皇帝的真正价值恰成反比。
说老实话，我们始终难以理解修史者给明武宗如此之低的评价，甚至将他做为皇帝中的反面典型供大家批判。但问题是，修史者比任何人都知道，大明朝所存在的问题正是超越了极限的皇权所带来的，也就是说，大明朝的问题出在皇帝之上，没有了皇帝，一切都好办，多了这个皇帝，士大夫们必须要放下手中的正事，全力以赴的和皇帝展开眼花缭乱的博弈，大家只顾吵架了，国家又由谁来治理？
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自明英宗在瓦刺人的战俘营大学毕业之后，他就洞察了大明王朝问题的本质，他很有可能秘密传言于子子孙孙，告诉他们如果想国泰民安，如果想天下太平，皇帝要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将自己藏起来，藏到谁也找到的地方才好……
否则的话，我们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朱祈镇的儿子不临朝，朱祈镇的孙子不临朝，到了朱祈镇的重孙子明武宗，他何止是不临朝，他干脆将自己视为一介平民百姓，让自己从社会的最底层一步步的发奋升迁上来……
明武宗的智慧，实在是超越了他的时代，让后人望尘莫及。早在他刚刚登基之时，还曾因宠信大太监刘瑾，闹得天下苍生不安，所谓天下饥寒有怪异，但旋即，他以铁腕雷霆除掉了刘瑾，正当缺心眼的群臣们欢呼雀跃，以为终逢明主了的时候，明武宗却突然逃出了京城。
这位少年天子确是一个大智慧的人，一位众臣所期待的明主，可正因为他是明主，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他走到龙椅上坐下，就会立即与群臣们形成敌对的双方，不是他打死群臣，就是群臣拼了全家性命不要干脆发动宫廷政变。
何必呢，大家聚于朝堂之上，无非不过是为国为民为自己，与其撕破脸皮血溅朝堂，莫不如……于是在正德十二年的某一天，明武宗逃走了。
武宗私逃，群臣傻乎乎的不知道，大早晨起来就站在宫门之外，眼巴巴的等着上朝，一直等到大中午，才有小黄门挣脱被明武宗临逃之前捆在身上的绳索，出来告诉众臣。
众臣闻知皇帝私逃，勃然大怒，当即大家纷纷驾车，组成侦缉大队，径出京师追赶而去，追到宣府，倒是把小皇帝追上了，可是小皇帝端的智计过人，只一招声东击西，就把众大臣诳得东奔西跑，而此时，可爱的小皇帝已经潜逃到居庸关。
小皇帝到了关前，便拍马叫关，守关的是老将张钦，花白的胡子，听说皇帝来了，吓了一大跳：皇帝不是坐在京城的龙椅上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小皇帝笑咪咪的告诉守关的老伯伯，他此番前来，正要是出关寻找蒙古小王子，要与之大战三百回合，饶是那张钦活了一辈子，何曾听说过如此新奇之事，眼珠子瞪得好险跌落地下。惊奇之下，老头突然翻了脸，喝令武宗止步，再敢靠近关前一步者，斩。
明武宗大诧：难道你竟敢斩杀皇帝？
张钦冷笑：于京师金殿之上，我认得皇帝，于这边关阵前，我不认得什么皇帝，只知道我奉国命，闯关者，杀！
当时明武宗说不出来的失望，张钦这老头，真不好玩……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明武宗随即命人散布流言，说皇帝已经从另一个方向出关了。这个消息没把个张钦魂魄吓飞，当即飞马赶去阻拦，这边明武宗趁机冲出关隘，冲向大草原，冲向自由……后来张钦得知中了圣明天子的调虎离山之计，又不顾性命的追了上来，却又如何追得上？
话说那张钦追丢了天子，气得趴在荒原上放声嚎淘，哭得极是伤心。
而明武宗趁机汇合四方护驾人马，与蒙古骑兵展开一场大战，是役也，皇帝亲手斩杀对手六人，果然是威风凛凛，战果不凡。只不过，为了凑齐了这六颗人头给皇帝来砍，护驾的亲随们被人家蒙古人一古脑的砍掉了一百六十四颗脑袋，虽然这笔买是亏大了，但明武宗却是玩得极为开心。
有了军功，武宗皇帝就顺理成章的给自己加官进爵，他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
紧接着，大明朝又一场乱子起来了，宁王造反，武宗皇帝不失机宜的迅速加封自己为奉天征诏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要派自己出马去平定叛乱。
然而，明宪宗、明孝宗两代皇帝凡四十七年不上朝，给这个陷入博弈死结的大明王朝带来了一次机会，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次机会。
就在这四十七年之前，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再度结出了传承万世的丰硕之果，这是继战国年间孟子而后，被皇权压仰了两千年之久的民族智慧再一次的爆发。
王阳明！
永世长存的智者。
（5）于铁壁合围之中悄然绽放
从公元1942年起，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奇异的阶段，这一阶段前所之未有，让史官不知所措。
空白期。
是真正的空白期。
如果不是东西厂的大太监们制造几起冤案的话，人们甚至会以为这段时间里大明王朝消失了。
由于朱祈镇的儿子和孙子参悟到了大明君臣博弈的惨烈实质，于是他们选择了最利国利民利皇家的做法，躲避于深宫把自己雪藏了起来，直到三十多年后人们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
我们真应该感谢这两位明君圣主，他们识趣的回避，终于让受皇权高压两千年之久的中华智慧得以一展欢颜，大思想家王阳明就在1468年里出世，成为了继孔子与孟子而后的第三位圣贤人物。
说到圣贤，指的是足以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思想家至少有三位，如孔子、如孟子、如老子，但老子是道家人物，不在儒家之列，所以中国儒学中最伟大的人物只剩下两个，如孔子，如孟子。
孔子出生于春秋时代的晚期，而孟子是战国时代的人物，自孔孟而后，秦始皇一统天下，从此开始了皇权思想对民间智慧的摧残与剔除，二代儒董仲舒掘起于西汉，提出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二代儒学思想，所以后来的国人断言说是孔孟之道的儒家专制压制了民族思想。
这个结果正透着皇权智慧对国民性格的洞察，事实上孔子孟子的书就放在那里，任何人只要翻一翻就会知道自己的结果是否正确。
但是咸少有人意识到应该去翻书，盲目性的冲动与不求甚解始终是我们思考的基本模式。
事实上，所谓的二代儒之儒术，与儒家思想没有丝毫关系，不仅没有关系，而且水火不相容。被董仲舒倡导的儒术，实质上是儒家最强大的对手——法家的思想体系，儒家讲求的是“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其核心要义是“讥世卿”，而法家思想讲求的却是君重臣轻，是一种奴化思想。但是自从董仲舒以奴化思想取代了儒家中的独立思想，中国人就开始变得真三倒四起来了。
如此千年，直到北宋末年，才有周敦颖从一张太极图上发现了真相，遂有理学家横空出世，再度与中国的传统奴学思想发生了冲撞。
理学思想被称之为三代儒，大为翻转二代儒之奴化僵局，重新恢复儒家原有的思想知识体系之意，讲求的是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里，理学家们的为往圣继绝学这句话，已经把这一思想激潮的本质说得明明白白。
理学思想经周氏起，历经几代人苦心磨砺，直至一代大师朱熹横空出世，其思想知识体系才告完整。
但是，这一旨在要求士林之人“存天理，灭人欲”的祟高道德思想，必然的会引发千年奴化思想的激烈反弹。这一反弹的结果，就是由秦桧亲自下令，全面禁绝理学，凡理学书籍，一概焚烧，理学士子，千里之外充军流放，至于理学家的门下的士子，更是不允许做官，八十岁的朱熹是在诽谤的谣言之中而死的，临死之前他还在圈阅《大学》。
朱熹身死，而谣言仍然活在历史之中，直到今天，当人们贬斥朱熹的时候，还仍然拿秦桧等人编造的谣言做为证据。
是时理学就在南宋时代的危艰时局之中苦苦挣扎，直到南宋末年，理学之士纷纷效死沙场，成为了苦守风雨飘摇之中的南宋的擎天之柱，这让南宋的皇帝大惑不解，不是说理学之中尽皆奸邪妖人吗？何以他们身不顾死，竟不断的为了国家牺牲于沙场之上？
至此理学思想再度浮出水面。
但是，历史的蹊跷博弈就在展开，士大夫不愿意接受理学思想的约束，皇帝更不愿意，但大家却都知道理学思想的价值之高，那怎么办呢？
最后大家想了个折衷的法子：既然如此的话，那这个理学思想就不要约束咱们了，咱们拿它去管理广大劳动妇女好了……
怪事就这么出现了，原本是对于知识分子的至高道德要求，最终却落到了中国女性的头上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结果搞到最后，知识分子们纷纷亡命去投降，而女性却替知识分子们担当起守护节义的任务……
同一时间，理学流入日本，日本人顿时陷入了对这一价值思想体系的疯狂追逐之中，他们奉了南宋名臣陆秀夫为日本国武士道第一人，文天祥为日本国武士道第二人，余者武士，若能以节义效法陆秀夫、文天祥者，则是莫大的荣耀。
同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在日本，成就了武士道的千古流芳，而在中国，却成为禁锢广大劳动妇女的专制思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皆然不同的结果？
不同的权力博弈方式！
这就是答案了。
中国的皇权体制，突破了人性的极端之极端，这种极端的博弈思想无法容得下任何真知灼见，所以中国的智慧思想，自春秋战国而后绝灭世间。
北宋帝国的宽容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但由于这一思想的普世价值之存在，决定了其终将与我们这个短见的民族相错过。
唯其到了大明朝，当朱元璋将极端到了不能再极端的权力博弈推至极点的时候，反倒有点物极必反了。
这个物极必反的原因就在于，朱元璋的子子孙孙们发现他们实在是玩不动如此荒谬的社会博弈游戏，在这场游戏之中他们赢不了，任何人都赢不了，整个国家和民族是这个游戏之中最大的输家。
为了避免这难堪的结局，朱祈镇的儿子和孙子明智的躲了起来，但他们仍然在坚持自己的权力，东厂和西厂不断制造的冤案正是皇家权力的明确主张。
但是，皇权的缺位却终究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成长提供了微小的空间。
于是继程朱而后，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终于横空出世。（6）江山初定，明花照海
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正是王阳明。
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
却说明武宗登基之初，宠信大太监刘瑾，当时王守仁不过是兵部主事，遂上书求斩刘瑾，这充分表明了当时的王守仁的智慧甚至还不如十五岁的小皇帝，不是小皇帝非要信任刘瑾，问题是这个刘瑾不过是小皇帝借以保护自己与群臣相抗衡的皇权力量，难道他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不借助刘瑾的邪恶的话，能斗得过数百上千名老奸巨滑的老头子吗？
于是王守仁出局，廷杖40而后发发配贵州龙场驿丞。
王守仁前脚离京，刘瑾派出的刺客已经尾随而至，但刘瑾却低估王守仁了，要知道王守仁少年时期修文习武，诺大的明朝放眼天下，实无一人能与之相并，如果说此次挑战皇家权力是他的一个失误的话，那么他岂有一错再错的道理？
于是刺客在江边发现了王守仁的鞋子和绝命诗，就拿了去欣然回报，而当地官员则纷纷赶往江边吊唁，以表明自己在这起皇权博弈之中的态度。
就在这时，王守仁已经悄然到了龙场，在那风烟冷僻的所在地，他吟风啸月，堪破了人生智慧的真谛。
悟道！
而后王守仁继续大隐隐于朝，平平安安的当他的官，其门下弟子，一时之间风云聚散，凡天下有才有智之士，莫不网罗其中。
说起王守仁网罗弟子，史上曾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少年游侠王龙溪，才智非凡，视王守仁为无物，王守仁却不想放过这么一个好材料，就吩咐自己的门下弟子天天聚在一起，喝五吆六的掷骰子赌博，这事让王龙溪看得大吃一惊，问道：王守仁门下弟子，居然也会赌博吗？
王守仁门下弟子回答说：我们老师门下，天天不干别的，就是赌博。
王龙溪闻言大骇，求见王守仁，一见之下，顿时伏拜于地，为王守仁所收服。
说实话，我们看不出来这位王龙溪大侠何以会因为王守仁善赌而甘愿拜伏门下，猜测起来，多半是王守仁通过这件事告诉王龙溪——他王守仁已经参透了天地造化，非一般腐儒所能相比。
所谓的参尽了天地造化，无非不过是说王守仁悟道了。
悟道，那就意味着已经突破人生的智慧极限，进入到另一个祟高的境界之中，从此刀枪不入，水火不浸——刀枪不入，水火不浸，不是说带尖带刃的铁器真的扎不进去，而是说无论何种危险他都能够安危脱身，如先圣孔子孟子，处身于人命最不值钱的危乱时局之中，其生命却丝毫也未曾受到过来自于外界的胁迫，反而一个活到七十三，一个活到八十四，幸福而终。
就这样，这边王守仁抓住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机会抓紧悟道，那边明武宗游玩天下，将国事放给士林，由他们率性而为，而自己则是拼了小命的疯玩，正当小皇帝玩得开心的时候，忽然天大的喜讯传来，宁王宸濠于南昌举兵谋反。明武宗闻报，差一点没兴奋的昏死过去。
于是明武宗当即下旨：命奉天诏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也就是他自己，立即带领大队人马出征，前去平定宁王之乱。
却不料这边小皇帝还没出征，那边却传来一个消息。
王守仁，他单骑走马，独走安庆，募集将士军民，与宁王决战于鄱阳湖上，举重若轻击破了宁王的大军，已经将宁王生擒。
悟道了，王守仁绝对是悟道了。
要知道，那宁王为了这一日的谋反起事，整整准备了十年之久，他私蓄死士，广募粮资，一朝起事，天下震惶，而王守仁却是单枪匹马，孤身夜奔，以空空的两只手顷刻之间聚散风云，完成了一件古往今来罕异之大事，若不是那参尽天地造化的智慧与令得天下人折服的人格魅力，是决无可能做成这样一件大事的。
王守仁此举，岂是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他是真正的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
王守仁，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智慧成果，成就于明宪宗与明孝宗知趣的躲藏起来的功劳。
士大夫中得一王阳明，那武宗天子便是玩到塌天，那又何妨？
所以武宗皇帝顿时就不乐意了，嗷嗷闹将起来。
历史上最荒谬的一幕就这样出现了，在明武宗的指使之下，成群结伙的太监与军士冲入南昌城中，指着王守仁老母的名字谩骂不休，他们甚至强迫王守仁释放宁王，好让明武宗亲自上阵平叛，和宁王真刀实枪的玩上几天……
以王守仁的绝世智慧，摆平这几个闹事的太监，实不堪一提。他只是恭请几位闹事的大太监进到秘室，打开他们与宁王私通的信件及太监们收授的宁王贿赂记录，闹事的太监们顿时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吭声了。
刀枪不入，水火不浸——这就是圣者的智慧境界了，任什么样的宵小鼠辈，都无损于智者之分毫。
但是明武宗还是不肯罢休，这位顽皮的小皇帝，他可以放任士大夫们以自己的智慧经营这个国家，但是，他只是要玩一玩，好歹他是当朝皇帝，难道就这么小小的一个要求，大臣们还不愿意满足他吗？
王守仁只好后退一步，和武宗天子达成了君子协议，派人将宁王关在铁笼之内，押送到南京演校场上，放出宁王，就让明武宗和宁王面对面的大打了一场。
此战结果不出所料，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就是武宗自己——亲手擒获了反叛的宁王。于是武宗天子喜不自胜的颁旨，命给自己加官进爵。
就照这么玩下去的话，说不定武宗什么时候就升任回到皇帝的职位上去，而大明王朝说不定还再出一个半个王守仁式的人物。
但是历史显然不想再给大明王朝机会了。
翌年，武宗病死。
大明朝再次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那惨烈的君臣博弈，再度拉开了帷幕。
一代阉宦魏忠贤正自遥遥走入历史，大明王朝的末路博弈终将绽开这朵黑色的死亡之花（7）皇家猜谜大游戏
回头再来看《烧饼歌》中：
天下饥寒有怪异，
栋梁龙德乘婴儿，
禁宫阔大任横走，
长大金龙太平时，
这四句隐语，说的是明武宗朱厚照的顽童行为，恰巧符合了无为而治的帝王智慧，而接下来的这四句，说的却是朱厚照死后无子，遗命立了献王之子，是为嘉靖皇帝。
老练金精龙壮旺，
相传昆玉继龙堂，
谁人任用保社稷，
八千女鬼乱朝纲。
在这里，八千女鬼，正是魏忠贤的姓魏字拆开来，明眼人一看便知。
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魏忠贤其人何以会走入历史，并丧送大明王朝此后的发展呢？
猜测起来，这很可能跟武宗天子朱厚照贪玩有关。
我们一再说过，自英宗而后，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这三朝天子，或是隐匿于深宫之中，遍寻不见，或是遁之于民间，疯狂撒欢，其共同的特点是绝不过问国事。避免了因为制度不良而引发的君臣博弈。
这连续三代人的共同特点应该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智者朱祈镇于战俘营中参透了大明王朝的博弈实质之后，或曾有秘法传之于后，吩咐其后人万不可与群臣争锋，能躲就躲……假如这个猜测是真的话，那么，明武宗朱厚照死的时候，却故意搞了一个大乌龙，很可能，他根本没把这条家训告诉继位的嘉靖皇帝。
所以，嘉靖皇帝在历史上一出场，就与群臣们发生了冲突。
大礼之争！
其实也没什么争不争的，无非不过是当了皇帝之后的嘉靖，想捎带脚的把自己的爸爸也封为皇帝，这种事于国于民毫无干系，但是士大夫们却坚决反对。
士大夫们反对的理由，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儒家伦常体系，这一体系说起来连他们自己都晕头转向，不惟嘉靖皇帝听不明白，估计连这些士大夫们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
历史上的嘉靖皇帝是一个一等一的怪物，此物之怪，就在于他最爱跟大臣们玩猜谜，此人特爱干的事儿是躲进深宫之中，忽然传大臣入内，隔门缝递出一张纸条，纸条上的文字经过嘉靖皇帝苦心沥血而提练出三五个字，而这三五个字至少能解释出十几种意思，然后嘉靖皇帝就会吩咐大臣们拿了这纸“圣旨”去办事，饶是众大臣们天纵英才，在这场猜谜游戏之中纷纷败下阵来，谁也不是嘉靖皇帝肚子里的蛔虫，岂会知道这谜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据说，天下之大，唯有一个人能够猜透嘉靖皇帝出的“圣谜”，而且一猜一个准，这个的名字叫严世番。
这严世番，便是一代奸相严嵩的儿子，严嵩除了写得一手好青词之外，还有这么一个猜谜天才儿子，难怪他能够久据相位而不倒。
说到相位，我们一再说明大明王朝是没有宰相的，有人认为大学士制度替代了相位，但从社会博弈的角度上看起来，宰相与大学士完全是两件事。
宰相之位，为百官之统，说明白了，宰相是替皇帝管理百官的，并做为百官与皇帝之间的缓冲层，避免皇帝与大臣们之间过于激烈的冲突，所以古来宰相诸事难为，能不能干活倒在其次，最关键的是心胸。
博弈学上有一条规律，二号人物没有折衷的选择，或是大忠，或是大奸，绝不存在第三条路。这是因为宰相同时承受着来自于皇帝与朝臣的双面夹攻，政治立场无异于立足于刀锋之上，无论是选择大忠，还是选择大奸，缺少了大智慧，是决玩不了这活的。
但朱元璋取消了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宰相缓冲层，带来的是皇帝与群臣的直接性利益冲撞，所以才搞得大明朝颠三倒四乱七八糟。
而现在我们称严嵩为一代奸相，那是因为他至少在事实上成为了皇权的代言人，是嘉靖皇帝用来抵御群臣的挡箭牌和避风港，已经完完全全的具有了宰相的职能。
说到严嵩，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另一件事：大明王朝，自嘉靖、万历两朝，太监对朝政的控制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没有有影响的大太监出现，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无论是此前的太监乱政，还是此后的阉党祸国，其本质上，都是大明皇帝以太监做为自己与群臣的博弈缓冲，事实上，许多太监的横行不法，皇帝心里是明明白白的，但是，皇帝之所以赋予太监以如此之大的权力，目的正是为了压制群臣，出现这种事情实属正常。
如果说，皇权体制的理想模式是皇帝加宰相对恃群臣的话，那么，大明朝的畸形权力体制就是皇帝加太监对恃群臣，究其根本都是朱元璋闹出来的乱子，实有情不得已之处。
严嵩因为有一个会猜谜语的儿子，而替代太监成为了皇帝和群臣的缓冲层，他之所以骂名千古，无非是代嘉靖皇帝受过而已。要知道，当时的嘉靖皇帝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大忠的宰相，如果严嵩不是大奸的话，那么纵然他的宝贝儿子再会猜谜也是白搭。
说了这么半天，我们还没解释这么一个问题：
嘉靖皇帝为何如此热衷于猜谜游戏？他为什么就不肯把话说明白了呢？
推究起来，嘉靖皇帝之所以沾染上拿国家大事来猜谜这一不良嗜好，多半是跟他的臣子们学来的。
让我们回到嘉靖三年，当嘉靖皇帝提出来封自己的亲爹为穆献皇帝的时候，群臣顿时炸了营，纷纷上书反对。
在这轮番上书之中，透出来是的群臣的用心险恶。
让我们替嘉靖兄弟想一想，如果他“从谏如流”的话，情况又会怎样？
那他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贵为天子，竟然如此不孝，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理会——如果他不提出来这事倒也罢了，既然提出来了，就必然授人以柄，如果他真的敢“从谏如流”，放弃自己的孝义主张的话，不到第二天就会有大臣上书骂他无父无母，不怕死敢劝他让位的主儿，也会大有人在。
所以嘉靖是一定要坚持的。也许他把这事想得非常简单，谁无父母，哪个大臣不曾上书求给自己的父母封个光彩的头衔以炫耀乡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反对几句，也就过去了。
然而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群臣竟然执意要将嘉靖皇帝逼入死角。（8）实在玩不下去的游戏
公元1524年，闻知嘉靖皇帝固执已见，一定要给自己的父亲加封，修撰杨慎大呼道：仗义死节，正在今日！遂率两百多名大臣赴左顺门哭谏，哭声震天，撼动宫阙。
百官玩这一手，毫无疑问的是出自于“忠君爱国”，但忠君忠到非要将嘉靖皇帝逼入死角，想来嘉靖皇帝思前想后，越发的汗流浃背。
这个游戏不好玩，明摆着是要嘉靖皇帝的老命啊！
嘉靖皇帝可不想陷自己于“不义不孝”，唯有据理力争，奈何他的对手无一不是天下绕口令之高手，法统之争，绕来绕去，竟然非要把嘉靖皇帝绕成一个不孝之子，这是什么狗屁法统啊！
最闹心的是这场博弈在实力不对等，这边只有嘉靖皇帝老哥一个，那边几百号白胡子老头，老头们一人一口唾沫，也活活淹死嘉靖了，哪有吵赢的机会？
难道嘉靖皇帝他没有立法权吗？他就不能够替自己解开这个死结吗？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唯有求之于武器的批判了。
打！
廷杖侍候！
杖180人，死16人。
君臣之间闹到这份上，这游戏真的没办法再玩下去了。
当夜深人静时份，嘉靖皇帝独臣于冰冷的龙床之上，回想明宪宗与明孝宗深宫一躲四十年，明武宗更是除了添乱之外什么正事也不干，直到遇到这件事，嘉靖皇帝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情不得已，但凡有一点点办法，谁愿意象只老鼠一样躲进洞里把自己藏起来？
最大的问题是，关于大臣们宁死也不许嘉靖皇帝当个孝子的理由，嘉靖皇帝硬是听勿懂。
不是嘉靖皇帝听不懂，而是大臣们自己说不清。
为什么说不清？没什么什么和为什么，只不过，国人的心态是任何人都容不得别人驳辨自己，大唐天宝年间的杨国忠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不惜逼反安禄山毁掉大唐的江山，连自己也身首异处，民不畏死，只怕别人说自己不正确，自己的建议既然已经提出来了，谁还管这个建议将嘉靖皇帝置于何地，唯其一求速死，也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表面上看起来，这场纯粹是赌气的死生之争，是为国家大统，但在那一切语焉不详的争执之下，掩藏的是士大夫与皇家权力不同的治国理念之争。
之所以语焉不详，那是因为博弈的实质不能说破。
说破了，一切都摆在明面上，那就不好玩了。
语焉不详！
宁死坚持这种模糊语言风格的大臣们强烈的刺激了嘉靖皇帝那敏感的心灵，或者是不由自主的被对手的风格所感染，又或者是存心的，从此嘉靖皇帝也躲进深宫里，与大臣们玩起了猜谜大赛。
他的任何观点或旨意，一定要加工到歧义丛生，让人猜破脑袋也想不清楚的地步，嘉靖皇帝才肯拿出来交给大臣们。
让这帮王八蛋们猜死去吧，你不让我好受，我也不让你们舒服！
不能合作，那就彼此伤害！
双输博弈，就这样在一次的拉开了帷幕。
但是这一次，皇家权力的博弈场上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前者是嘉靖时代的严嵩，后者是万历时代的张居正，这两位大臣俨然以相位的实际博弈位置缓和了皇帝与大臣们之间的激烈冲突。
然而，无论是严嵩还是张居正，他们在社会博弈中的位置为他们带来的是灭门的惨祸，严嵩还罢了，最惨的是张居正，其人死后，群臣怨毒之火一发难收，于是万历皇帝明神宗遣宦官张诚前往江陵籍没张居正之家，张诚未到，江陵县令先期禁锢张居正家门，等到张诚赶到宣旨的时候，打开门，只见一幕惨不忍睹的景象，张居正的家中，竟然已经有十几人被活活饿死。
惨烈的报复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张居正被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张敬修于狱中不胜拷掠，自缢而死。
如此酷毒的报复手段，如此惨烈的博弈格局，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的思考。
至少，明神宗是认真的思考了这种博弈的模式。
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了明神宗，他知道，游戏真的不能再这样玩下去了，再这样玩的话，那血腥的杀戮与无尽的阴谋攻讦，哪怕只要是想上一想，都会把人活活愁死。
于是明神宗左思右想，终于认识到了大明朝以来的三位真正的明君智慧：
明宪宗！
明孝宗！
明武宗！
很可能在某一天夜里，明神宗于绝望之中仰天长恸：三位祖宗啊，你们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啊！
只可惜世人的眼睛，却看不破如此的博弈玄机。
于是，历史在这里这样记载道：自万历十六年起，明神宗不视朝凡二十六年，三十一年后，始因宫案与群臣会唔一次。
这老兄也躲了起来。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15 9:39:01 作者：突突扁桃体面的 回复日期：2008-5-15 1:32:51
建议大家读一读《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楼主有些哗众取宠，逻辑上也有问题，他笔下的皇帝大概是身边贪官的投影，不是历史真实在
_______先不说历史,先说逻辑
逻辑:
制度与权力的形成,是由公共意志的博弈而形成——这是这个贴子的基本原理，如果这个错了，其它一切就都错了
中国的皇权体制，也是由中国人的公共意志博弈而形成——这个是逻辑，错误出在哪里？
皇权体制的特点是一头独大的——中国人的社会博弈决定了这一点，这个也是逻辑，错在哪里？
什么样的社会博弈心理形成了无限的皇权制度，而非是有限的社会仲载力量——双输的结果，往往缘自于博弈的多方拒不退让，或是忽视他人的权力与存在，这个逻辑也有错？
双输的结果缘自于第四种博弈——实际上这里真的有一个逻辑错误，但如是这般推导上十几个步骤之后，得出的结论正是这一个。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15 9:42:35 作者：突突扁桃体面的 回复日期：2008-5-15 1:48:35
我是性恶论者,但楼主这看现实未免太简单化了,这种极恶形象也只存在他心里的阴暗角落,现实博弈生存可能性为零,就象张扬的艺术形象OO7真实存在是其貌不扬的斯大林普京,记住自己不是在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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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批评我简单化，我承认，可是你将皇权体制下诸多暗恶的现象说成是存在于我心里的阴暗角落，这就是胡扯了
现实中的博弈生存是无所不在的，夫妻要博弈，父子要博弈，母女也在相互博弈，而人在社会之上每天的所行所为，都是在博弈，你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决定了你的博弈观念，你是宽和的，你周边环境就会宽和，你是苛毒的，你周边环境就会苛毒，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感受，怎么成了写小说呢？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15 9:46:33 作者：突突扁桃体面的 回复日期：2008-5-15 2:05:31
以前读十六国南北朝，总是怀疑那些变态皇帝的真实性，但其实是有的就是某党贪污集团，自以为可逃脱报应，故其疯狂超过民国军阀和旧藏喇嘛但决不是为子孙计的朱重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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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说朱重八不为子孙计，但我说的是他所计的是恰得其反，他希望得到一个最有利于他子孙的社会博弈规则，但因为博弈是双向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基本上来说，越是苛求于公平，就越是得到不公正的结果，越是苛求于完美，得到的只有丑陋，这个你等我慢慢贴，你慢慢批，不认为我们之间有什么观点上的不相容：）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15 9:49:49 作者：突突扁桃体面的 回复日期：2008-5-14 16:39:21
如果楼主知道刘邦白马之盟和成吉思汗法则,那此文的前提就很成问题.
——————相反，这两个法则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
就拿刘白马来说，噢，你姓刘的杀一匹白马，这世界就全归你了？异姓就不能称王了？你家那匹白马就有这么厉害？
于是第四种博弈开始，你不让我称王，OK，我就一刀砍了你，大不了砍完了你我再让别人砍，这观点不是蛮符合逻辑的吗？而且这也的确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什么错呢？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15 9:59:29
（9）继往开来大罢工
当大明皇家的最后一位隐士死于他那堆积如小山一样的钱堆里的时候，他的儿子明熹宗蹒跚登场。
明熹宗同样也被视为史前未有之怪异皇帝，他是当时最优秀的土木工程大师，亲自设计并监造的皇廷喷池令人震惊于他那精绝的技巧与想象，而且明熹宗还不时的研发出一些奇异的小发明，派了太监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其售价之高，往往是令人咂舌。
史书上还有鼻子有眼的说：魏忠贤就是利用了技术专家明熹宗的这个特长而专权的，他经常故意趁明熹宗正忙于木工发明的时候，进去奏事，于是正凝神思考的明熹宗就会不耐烦的一挥手：你看着办吧……魏忠贤遂派锦衣卫抓人砍人，圣旨在手，清流士人唯有束手待毙。
这种事情或许是真的有，但事情的真相却不会如此单边化。
事实上，魏忠贤根本不需要借干扰明熹宗的心神而挟藏自己的私心，他想杀谁，想害谁，想做什么直接做就是了，任何时候明熹宗都不会反对的。
为什么明熹宗不会反对？
很简单，如果明熹宗反对的话，那么他就必须放下心爱的刨子和锤子，走向朝堂，在那里，数百名花白胡子的清流人士虎视眈眈，他们将反对明熹宗的任何建议或主张，徜使明熹宗把决定权移交给这些士大夫们的话，他们则会先是自己打成一团，然后尽其余力的设法将熹宗拉进自己的阵营里来，用不着等到最后，明熹宗就会发现，他们所有人反对的其实就是自己。
博弈的位置决定了一切——或者说，不同的立场决定了不同的结果。
可以想象，被张居正事件刺激过度，竟然三十一年拒不上朝的明神宗，临死之前一定曾对熹宗谆谆交待过：躲起来，孩子，把自己藏起来吧，皇宫里这么多大的地方还不够你玩的吗？何必非要出去和外边那伙神秘的怪人拼个你死我活呢？随他们去吧，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
所以明熹宗自从即位之日起，就正式宣布了他的罢工。
罢工没关系，说到底，明熹宗不过是继宪宗、孝宗、武宗及神宗之后第五个加入到皇帝罢工俱乐部中来的成员，前有车，后有辙，该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一切萧规曹随就是了。
但罢工只是一种斗争手段，并不意味着对权力的放弃。
所以明熹宗一边通过罢工向士林阶层表明自己绝不妥协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他象宪宗、孝宗乃至武宗一样，需要一个与士大夫阶层互为抗争的缓冲地带。
也就是说，此时的皇家权力需要一个代言人。
魏忠贤荣幸的享有了这一荣誉，仅仅是因为——他恰好出现在这个特定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的人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对权力架构的娴熟与运用的自如，不具备这个能力的人，是无法脱颖而出的。
第二：绝高的博弈智慧，至少魏忠贤在这方面的表现不比任何人差，清流领袖如杨涟，如左光斗等人何等的势力，徒然下狱拷掠至死而无丝毫的还手能力。
第三：此人必须是明熹宗能够控制得了的，这一条是关键的关键，士林之中不乏能够承担相责之人，但是大明王朝这倒了血霉的博弈机制却将他们置于皇家权力的对面，只有严嵩和张居正以他们的智慧化解了这一博弈死结，但他们的下场却是有目共睹，相信此后再也无人敢试其锋。
唯其太监才是符合第三个条件的最佳人选，在这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太监的权力缺乏合法性，最多不过是皇家权力的延申，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回，决不会出现尾大不掉之势。
如此严苛的条件，已经决定了这个人选非属魏忠贤不可。即使历史上没有魏忠贤这号人物，但皇宫中的太监之中也不管优秀的人才，明熹宗决不会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这一模式极尽惨烈酷毒，但却是化解大明王朝博弈死结没有办法的办法，实际上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根本的办法，但那必然要触及到皇家权力的实质，纵然是皇家权力无力应付，但社会博弈的力量自然而然会形成于对此一极权的保护。
两个方面决定了皇家权力的不会丧失：
第一，太多人看不到他们会从这种权力丧失之中得到什么，因此他们必然会反对，而在皇家权力遭到损害之时受到池鱼之殃者，如太监集团，更会竭其全力保护这一荒谬框架。
第二，始终未能产生有限权力的概念，皇家绝对极权就成为了不可或缺之恶，任何时候民间都会仰赖于这一合法的仲裁力量——尽管这种仲裁力量所带来的伤害远比它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
也就是，尽管这种博弈体制引发了大面积的社会性问题，但由于替代方案的匮乏，其状态仍然是令人无望的持续下去，除非，某种不可控的外界变量产生新的影响，并从根本上瓦解了这种惨烈的博弈均衡。
这种力量，它很快就出现了。
大明天启七年，明熹宗死，其弟思宗朱由俭继位。
史书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祟祯皇帝即位的当夜，战战兢兢，入夜不敢张灯，持剑坐于桌前，唯恐阉党魏忠贤害其性命……
朱由俭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
这位大明王朝的最后帝王，他或许有着重振天下之志，但麻烦的是，他不懂得政治。
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祟祯皇帝对于大明王朝沿习已久的内在权力博弈机制缺乏那怕是最粗浅的理解，一个不懂得游戏规则的人加入到游戏中来，并主导了游戏进程的全部，我们不会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10）一个不懂游戏规则的人
在《烧饼歌》中，当刘伯温告诉朱元璋：此后的大明王朝将连续出现兄位弟承的现象。对此，朱元璋的智商难以理解，遂问道：莫非是父子相互争夺皇位吗？
刘伯温大笑：非也，树上挂曲尺，遇顺则止，至此天下未已。
朱元璋问：何为未已？
刘伯温对曰：
万子万孙层叠层，
祖宗山上贝衣行，
公候不复朝金阙，
十八孩儿兑上行。
在这里，树上挂曲尺，是一个朱字，遇顺则止，意指大明王朝遇到清顺治，就彻底结束了。
万子万孙，指的是万历皇帝的儿子明熹宗，明思宗，祖宗山上贝衣行，这里的祖宗山，是指一个祟字，贝衣行，单指一个祯字。公候不复朝金阙，十八孩儿兑上行，这句话是说大明王朝于惨烈的皇权博弈之中承传了一十八个皇帝，至此就风烟散尽了。
关于祟祯失国，史上多有所评，主流观点认为大明王朝积习已深，病入膏盲，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纵然是大唐李世民再生，大宋赵匡胤再世，也拿这个破摊子没有办法了。
另有一些观点是在祟祯身上找毛病，果然是一找一大堆，于是结论也就出来了，因为祟祯不是神仙，所以才会国破人亡……
这一观点肯定是正确的，错不了，但如果我们想一想祟祯皇帝死前曾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会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来看大明王朝的覆灭。
祟祯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祟祯说这句是什么意思呢？
是简单的推御责任吗？
先来看看他有什么责任要推御，
史评：就朱由俭本身而言，虽不近声色，并尽心治理，但刚腹自用，疑心甚重，用非其人，信任宦官，又无挽狂澜于既倒之奇才，在危机四伏时束手无策，遂至灭亡。
现在我们看出来了，扣除了性格上必然的缺失之外，祟祯优点多多，居于嫔妃如云的皇宫却不近声色，其克制自己人性上的本能欲望方面，堪比之于圣徒。
但是，不会用人是祟祯的一个大毛病，冤杀袁祟焕，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
但如果我们想及当时国人对于这位冤杀的袁都督的态度，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了：
时国人“深信袁为汉奸”，群拥而上生食其肉，袁祟焕的腹部被人生生的用牙咬破，肠流于外……京师中更有人高价出售从袁祟焕身上剜下来的肉，买者踊跃……后世人替这些食人的百姓开托，谓之不知，只是听说袁祟焕是汉奸，因而切齿痛恨。
这事就值得我们揣摩了，既然你什么也不知道，哪来的如此弥天血恨呢？中国古往今来的汉奸可谓多矣，没见哪个汉奸享受过这种待遇，怎么袁督师偏偏这么倒霉呢？
其实话说透了很简单，袁祟焕之所以遭此涂毒，只是因为他身处弱势，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自己。所以百姓可以将自己心里的怨毒尽情的在他身上发泄出来。
这也是朱元璋设计这种博弈体制的最初用心，在他看来，只要将百姓、将臣属居于没有任何保护能力和权力，随时任人涂毒的情况下，则大明皇朝高枕无忧矣。然而这刻毒的心肠只陪养出刻毒的国民，权力就是是非，弱势就是罪状，这就是皇权体制博弈五千年，虽屡屡进入死局却总是死灰复燃的群体基础了。
我们在这里想问的是，如果群众是如此的蒙昧，我们却要求祟祯具有超越于当时社会条件之上的“奇才”，这可能吗？
群众不知袁祟焕冤，所以恨之入骨，祟祯又何以知晓？难道他当了皇帝就比群众多了一双透视眼，能够隔着肚皮看透袁祟焕的忠心不成？
或者说，冤狱时时有，但当国危之际，这冤狱就构成了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所以大明王朝也就灭亡了。
现在我们看明白了，祟祯的过失，不在于他做对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而在于他就不应该走出皇宫，走到群臣的对立面上琢磨什么振作治国，事实上，祟祯皇帝之所以悲泣“臣比亡国之臣”，仅仅是因为自从他继位以来，就把大部的精力花费在了与群臣博弈，斗智斗勇上来，君臣双方为拯救国家而付出的努力就这样相互抵消了，若然是明朝不亡，实无天理。
假如说，祟祯真的有扶国家危亡时刻的“奇才”的话，那么他会做些什么呢？
他会象明宪宗、明孝宗那样躲进深宫里，把天下留给大臣们去折腾吧，这样的话，至少他用不着被群臣逼迫之下，不得不诛杀袁祟焕。
要知道，按照朱元璋最早设计的国体制度，应该是由皇帝亲自治理国家，群臣被排斥在权力体制之外的。但是社会博弈的必然会因朱家子孙才智的不济，势必导致皇帝与群臣的激烈冲突，明智如宪宗孝宗，干脆躲起来不露面，如武宗干脆自己出门散心游玩，如神宗干脆自己拼了老命的捞钱，如果祟祯效法这老几位，至少，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会为无益的君臣博弈牵扯去过多的精力，至少袁祟焕不会被冤杀，洪承畴不会因为受不了祟祯的瞎指挥而阵前失利，被迫降清，孙传庭也未必会因为祟祯的逼迫而失利于李自成……
大明的龙椅，是一个博弈泥潭，一旦陷进去，势必国灭家亡。
祟祯对于皇家权力的运行机制一无所知，失足误入博弈泥潭之中，但直到他临死之前才明白过来这个道理，所以会说“臣皆亡国之臣”。
祟祯的意思是说：士大夫们啊，眼看国家都要灭亡了，你们怎么还在跟我较劲啊，难道你们就不能暂时放弃私怨私心，为国家想一想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袁祟焕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如果祟祯躲入深宫，不进入博弈阵地的话，群臣的私怨私心也找着到对头渲泄，反倒能踏下心来治理国家，大明王朝再挺一段时间还是正常的。
然而当祟祯偏偏不学宪宗孝宗躲在深宫，却非要出来和群臣较劲，则每一个大臣都只能是提起精神来，付诸全部的精力与祟祯相抗衡，否则的话，袁祟焕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死不足惜，但为国而死却蒙万世骂名，这于士大夫们而言，绝对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死亡博弈，大明亡得其所。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15 10:20:12 作者：突突扁桃体面的 回复日期：2008-5-15 10:06:16
楼主把中国历史归于个别私欲极度膨胀的结果这个逻辑我是决不苟同的,因为生活不安定只能手机上网,长篇大论搞不来,不是刘老三私心而是长期动乱后天下共识;也不是铁木直只会播种,而是蒙古人长期历史积淀的潜意识,后来也先篡位和达延汗复国你不会不知道吧?
——————晕死了，知道我们的分歧在哪里了
真的没有把中国历史归于个别人私欲膨胀的结果，老雾怎么会这么干呢？这是轻率而不负责任的，你砸错了，真的，不骗你
我这个贴子的意思是说，中国历史是群全意志所推动的合力形成的，真的，真是这么写的，不骗你：）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15 10:23:14 作者：突突扁桃体面的 回复日期：2008-5-15 10:11:32
天启是万历的儿子我就不纠缠了,因为抓小错否定人,攻一点不顾其余君子不为.
——汗ING，哈哈哈，没有抓小错，没有否定人，没攻任何人的任何一点，老雾只是分析博弈双方的心理反应：）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22 9:01:02
第四章：恶性文化之下的群体博弈
（1）覆灭的尘歌
公候不复朝金阙，十八孩儿兑上行，这句话透着两层意思，第一层：大明王朝传至第十八朝，正式落幕；第二层，十八孩儿意喻十八子，是一个李字，兑卦方位属西，就是说将要有一个李姓之人自西而来，取大明天下而代之。
我们有必要详细的说一说大明十八朝，看一看这十八个皇帝是如何面对来自于皇权内外的威胁的。
大明第一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滥杀功臣而获得了民间极为不高的评价，民间有一个故事提到刘伯温之死，说的是朱元璋处心积虑想要除掉刘伯温，于是他就故意派刘伯温去教导太子读书。有一天，太子看到外边有一长嘴大耳四足之物蹒跚而来，太子惊问：此何物？刘伯温告诉太子，这种动物的名字叫猪。太子又问：猪有什么用？刘伯温回答：猪可以杀了来吃肉……此话迅速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他一听：什么？刘伯温竟然敢说要把姓朱的杀了吃肉？这岂不形同谋反？遂派军士去捉拿刘伯温，刘伯温却早已见机先走，他逃到青田仍然被追上，时刘伯温背倚廊柱，仰天大笑三声，吞金而死。是谓刘伯温倚柱吞金的民间传说之由来。
事实上，刘伯温之死仍然是一个历史疑案，修史者怀疑是宰相胡惟庸下毒所致……但是朱元璋取消相位，将皇权推至极限，开创了误国害民的死亡博弈模式，却是他有别于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的最大特点。
大明第二朝：惠帝朱允汶，这位皇帝承祖上余荫，没有受到来自于士大夫阶层的过于苛刻的逼迫，这是他的运气，也是他的无奈，事实上他是和士大夫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双方都在致力于剪除朱氏基因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引发了燕王朱棣的不满，起兵推翻了朱允汶，其人下落不明，遂有大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欲将他捉拿归案，此一行动的意义仍然在争议之中，最后的结果或许会出乎我们的意料。
大明第三朝：成祖朱棣，此人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以靖难的名义起兵与其侄儿朱允汶争夺天下，事后清洗国之重臣近千人，家属牵连蹈死者万人，其血腥之气，弥漫大明周天，从此大明便笼罩于这不祥的血光之中。但大明王朝仍然处于最强大的势态之中，唯其让人不安的是，在这强盛的时季，正是东厂太监大显身手之时，遵循朱元璋的既定成法，从此皇权治理下的通行模式宰辅制变为了皇帝太监制，士大夫们将发现他们必须要付诸惨烈的代价才能回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上来。
大明第四朝：仁宗朱高炽，成祖朱棣之长子，既然号仁宗，当是大明朝难得一见的好皇帝，也是朱高炽幸运，他未登基之前，成祖朱棣时常征讨四方，留下他由翰林侍讲杨士奇辅助，结果宰辅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事实上恢复了，恢复的结果，是消弥了国体上所带来的君臣博弈之隐患，但这种和谐的景象全靠了人为的因素，一旦时过境迁，体制体现出其必然的力量，麻烦就会到来。
大明第五朝：宣宗朱瞻基，这一朝与仁宗时同称为仁宣之治，实际上推究起来，治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以老臣杨士奇为代表的三杨之治，尽管如此，但宣宗与士林的冲突已经隐现苗头，江西巡按御史陈祚曾上书劝其多读《大学衍义》，结果引发宣宗的勃然大怒，说：没错，我不读书，连《大学》上面的字也不认得，根本没资格做天下之主，那你陈祚何不去监狱之中另找明主？陈祚入狱，拉响了皇家权力与士林对撞的警讯。 大明第六朝：英宗朱祈镇，就在这一朝，皇家权力与士大夫的争竞突然爆发了出来，几达水火不相容之地，年幼的英宗只好借助太监王振的势力与之相抗衡，双方的死亡博弈引发了土木堡之变，英宗沦为瓦刺人乜先的俘虏，但是这场皇家惨变，却让英宗彻底成熟并养成了其过人的智慧。
大明第七朝：代宗朱祈钰。这位皇帝的出现只是为了顶英宗的空缺，早在他坐在龙椅上之前大家就极端的不喜欢他，不喜欢一个人并不需要理由的，所以他只是一个可怜的人，独自面对着一群对他充满了敌意的大臣们，大臣们精心挑选出所有他不喜欢的事情并逼迫着他做，他被迫将英宗再接回来，在自己的儿子死后又被迫立了英宗的儿子为太子，但是大家仍然不肯放过他，趁他患病之时发动了宫廷政变，彻底赶走了这个讨厌的人。
大明第八朝：宪宗朱见深。只要我们还记得英宗和代宗的宫变之争，那么我们就会清楚：这位明宪宗所接手的是一个何等的烂摊子，实际上，他上任之初，反叛就已四起，川、广、荆、襄道路不通。不通也就不通了，明宪宗又不是神仙，他能有什么办法？更何况此时群臣仍然正处于禁宫斗争的白热化阶段，麻烦的是大臣们始终弄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只知道处身于如此的一个权力架构之中就会动辙得咎，浑身上下不得劲。大臣们不得劲，朱见深也不舒服，于是他复设西厂，再次实行“皇监制”，以大太监汪直替代宰相的缓冲功能，可想而知谁处在汪直这个位置上都会不得好死，这个位置是皇帝如果满意的话，那么大臣就会不满意，而大臣们如果满意了的话，皇帝就会不满意。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有个人替明宪宗抵挡一下大臣们的疯狂进犯了，于是朱见深成为了皇朝第一位隐士。
大明第九朝：孝宗朱（衣右）樘。朱（衣右）樘时代，有两件事值得后人反思，一是此人成为了继明宪宗之后的第二位隐士皇帝，父子两人加在一起，凡四十七年没有临朝，但正是这一段历史成为了大明史上的“弘治中兴”时期，宦官的力量受到压抑，贤臣名士有了足够的成长空间——这一切都在表明，未来的大明朝将向宰辅制靠拢。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大明第十朝：武宗皇帝朱厚照，这位皇帝是古往今来所有皇帝中的另类，他宠信奸宦刘瑾，甚至当有人密告刘瑾意图谋反的时候，明武宗大度的回答：天下任他去争。而除去刘瑾之后，他再次亲信小人江彬，这些行为使这位少年天子成为了后世的反面典型。但或许只有他自己才明白，此时士大夫已经把持了朝纲，他朱厚照所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不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借助宦官的力量继续保持朱氏对天下的所有权，就此意义上而言，明武宗不失为一个具有大智慧的圣明天子，以王守仁、李东阳、杨清一等为代表的一代贤臣的出现，正证明了武宗无为而治的管理价值。 大明第十一朝：世宗嘉靖皇帝，在这个时代里没有凤凰来朝，唯有大奸严嵩把握朝政。如果我们念及嘉靖皇帝在经历了“大礼之争”的惨烈君臣博弈而后所带来的刺激，仍然没有依循前例重用宦官，而是由任士大夫阶层的博弈力量推动将国家体制向着宰辅制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这位皇帝尽管有着人性的各种缺陷，但他的存在，仍然是体现出了皇家权力的正面效果。只是此间二十余年，倭寇为患，虽有戚继光等人坚决抵抗，但受这一完善的政权体制的影响，对此的评价仍然与整体的实局剥离开来——言戚继光之功而避口不谈奸相严嵩对他的支持，回避士林阶层对前线力量的牵扯，这让我们的是非观念于过于充足的史料面前难免会陷于迷惑之中。
大明第十二朝：穆宗皇帝朱载（上后下土），这是一个萧规曹随的时代，一个将国家的发展置于宰辅制的伟大时代，只是因为这一时代没有过多的负面消息可以报料，所以研究者多会选择性的过滤掉这个时代。但我们应该记住，明穆宗时鞑靼人以十万之众压境，大明王朝仅派出一位使者，旋即消弥兵患，从此双方遂定盟，通贡，互市，由是我们知道避免了极端性的群臣博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大明第十三朝：神宗皇帝朱翊钧，这一时代开端是如此的伟大，而结束得又是如此让人心悸，简单的把大明之亡的结果归于神宗是不公道的。毕竟，以张居正为相，带来的是一个伟大的中兴时代，整饬吏治，丈量土地，实施一条鞭法，加强边防，兴修水利，国家存粮可支十年，积金达四百万，所有这一切能够证明的只是宰辅制的成功。但是这种缺乏制度依据的宰辅制必然是不牢靠的，做为皇权与士大夫两厢里激烈对冲的缓冲，张居正终不为二者所谅解。直到将张居正开棺戮尸之后，明神宗才会认识到自己的轻率与错误，但一切都为时过晚，他唯有躲入深宫，二十年来拒见大臣——失去了张居正，他独身一人实在是没有勇气与群臣相抗争，于是他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四位隐士。
大明第十四朝：光宗皇帝朱常洛。此人终将成为大明王朝最为神秘的人物之一，早在出生之前他就成为了一场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君臣相互攻讦的主题，此后于他的成长之中，明朝三大疑案“挺击案”及“红丸案”又成就了他的短暂的皇帝生涯，从他即位到服食怪异的丹丸而丧命，其为时仅有二十九天，殁年二十九岁。 大明第十五朝：熹宗朱由校。在这个时代里，士林中人与皇权之间的争战已趋白热化，大太监魏忠贤构成了皇家权力与东林党人冲突的最前沿阵地，可以确信，士大夫们试图以袁祟焕的宁锦大捷以体现他们的价值，但是他们忘了，早在大明王朝兴起之初就屡屡爆发的君臣博弈不在于他们是否有治国的能力上，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才会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他们越是试图向皇帝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的失败就越是不忍卒闻。不是说大明王朝已经腐烂透顶，实际情况是，最具针对的解决方案是：水火不容的双方势将有一方退出，熹宗既然不可能让自己出现在全国的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替代士大夫们的国政管理，于是他选择了回宫研究木器产业。
大明第十六朝：亡国皇帝祟祯。如果说，追究这位皇帝在失国方面的过错的话，那么他最大的过错就是尽心治国，他始终没有弄明白一件事，前者大明多出隐士皇帝，并非是诸君责任心不强，只不过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承受不了惨烈博弈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冲击，这个王朝的体制从一开始就设计为皇帝与大臣们之间的死亡游戏，君臣博弈有别于任何一个朝代形成了黑暗的博弈泥潭。唯其皇帝缺位，士大夫们或可有暇一展手脚，大明王朝并非是毫无希望。但是祟祯错误的走到了博弈的前台来，于是，无论是他还是群臣，都不无绝望的发现，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深陷于无可摆脱的死亡博弈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究竟是由李自成来取代大明，亦或是接受满人的入关，都只不过是一个迟早的现实。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22 9:20:05 此时明灭君亡，然而我们却只得到了十六个皇帝，是不是《烧饼歌》出现了失误呢？
失误是必然存在的，但不是在这里。
在这里，在大明遗民的心中，王朝仍然存在，皇帝仍然在延续，只不过，这两个朝代渐而淡出了世人的视线。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22 9:33:26
（2）主导我们心灵的最可怕力量
修史者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被追封为皇帝的太子朱标、兴王朱（衣右）标也应该算是两朝，唯其代宗朱祈钰不能计算在内。这些纯粹是细节上的争执无关大局，估且认定大明十八朝好了，以便于我们进一步往下分析。
《烧饼歌》中，刘伯温仍然在为我们演绎这全景的史实：
木下一头了，
目上一刀一戊丁。
天下重文不重武，
英雄豪杰总无春，
戊子已丑乱如麻，
到处人民不在家，
偶遇饥荒草寇发，
平安镇守好桂花。
在这里，木下一头了，意指一个李字，目上一刀，为自字，戊丁为成字，李自成三个字跃然而出。
但是朱元璋显然不知道李自成之于他大明皇权终结的伟大意义，他继续问道：偶遇饥荒，平常草寇，天下乱乎？
刘伯温回答道：
西方乱贼拥到前，
无个忠良敢谏言，
喜见子孙耻见日，
衰颓气运早升天，
月缺两耳吉在中，
奸人机发走西东，
黄河岁运朝金阙，
奔走梅花上九重。
这首隐语歌谣中藏着一个谜语，月缺两耳吉在中，这是一个周字，大意或是指祟祯亡国前夕，将太子托付于外戚周氏吧？在这个猜谜过程中我们能够将任何晦涩的文字组合都与历史上的事件对应起来，但《烧饼歌》的意义却绝非这么简单，它至少——留给我们一个问题让我们来思考：
绝对皇权之下，君臣博弈陷入死局，则民众的应对手段如何？
有资料认定，李自成之所以掘起草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明王朝“减员增效”所造成的，因为李自成原本不过是一个驿丞，但是皇家砸了他的饭碗，于是他愤而起义。
这个说法就过于简单化了，要知道，整体社会的博弈绝非是皇帝独对大臣那么简单，事实上，整个皇家的权力机器，始终都面临着来自于民间的挑战。
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框架，永远是上小下大的金字塔模式的，金字塔之上的是财富分配者，金字塔之下的是财富创造者，通常情况下，如果财富创造者发现他们在这个分配框架之下被排除在外，那么他们就会想法设法的推翻现有架构。更何况，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从金字塔的下端走到顶层，始终是千古不易的权力变更法则，于大明朝这里，也决不会有什么例外。
既然无法说服不公正的财富分配者改变不公正的分配方案，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分配者推开，由自己来分配，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以来的愿望和梦想。
但是人们不知道，仅仅有公正的愿望是没有用的，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否，不是取决于分配者及被分配者的愿望，而是取决于社会多方的博弈模式。
于朱元璋而言，早在设计这一制度博弈体制之初，他或许会相信，只要他确保自己与民众站在一起，共同对抗士大夫阶层，那么民众的怨气就得以舒缓，而皇家的权力则高枕无忧矣。
为了达成于这一目的，朱元璋甚至还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前所未有的政策，他规定：只要老百姓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关卡必须要放行，如果有人敢于拦阻，诛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将执法权下放到百姓的手中，这在朱元璋看来，贪官污吏就会一扫而空了。
这种看法是非常可爱的，唯一的缺点是——行不通！
何以行不通？
因为这种民权博弈的模式违背了最基本的博弈法则，与人们想象的相反的是，之所以出现分配不公的博弈失衡现象，不是因为游戏规则过于宽松，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博弈规则过于严厉，才会导致最终的不公结果。
实际上这个过程只要简单的推定一下就能够得出结论：
如果皇权承认人性中的自私本能，对于贪贿者较为宽松的话，那么，即使是一个人犯了法，由于惩罚的宽松，他完全没有必要拿性命去抵抗，而如果法律严苛，贪贿者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那么他会如何做呢？
他会结党！
他会更加疯狂的聚敛——一旦突破了聚敛的死亡线，聚敛者也就毫无顾忌了，贪一两银子是杀头，贪一万两银子也是个杀头，那就能贪多少就贪多少，然后再用这些钱将前后左右的人全部拖下水，构成一个庞大的不法利益链条，让执裁者不敢轻举妄动。
从博弈学的角度上来说，严苛的社会规则始终是社会分配不公的最关键因素，因为一旦法度森严，主导博弈者的心理动机已经不再是利益分配，而是对于死亡的恐惧。
恐惧会让人做出任何无法想象的事情来。
事实上，皇家的绝对权力正是基于这一恐惧心理而形成的，哪一个皇帝不是提心吊胆的害怕被别人篡了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唯有更加疯狂的聚敛，而后再用这些钱构筑固若金汤的皇家权力机器，以此来和民众相抗衡。
如果不能够消除恐惧，则人类的非理性狂暴行为就永远也不会减少。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长达五千年之久而终未能摆脱皇权统治的阴影，其主要的社会症因就是——控制社会博弈的主导性力量是我们心灵中最为黑暗的力量：
恐惧！
这一如李自成为我们所带来的血腥风暴！（3）不良的博弈法则
关于李自成农民军起义的正面评价，是我们在谈论之前可以确定的话题基调。正是这样一个原因我们更为关注大明王朝中下层社会的博弈态势，肯定是存在着一种负面的力量，将大明王朝的所有机会全部丧送。
回到大明王朝固有的传统上来，这个社会一如以往，大体上来说可以由三层架构组成。
第一层：决定性威权力量——皇家权力。
第二层：治理层，相对来说也是民众的决定性威权——士大夫文官体系。
第三层：居于整个社会形态之下的民众基础。
我们知道，博弈的法则是无所不在的，皇家权力内部有争端，士大夫阶层更少不了相互攻讦，至于民众的纠纷虽然不入史家之眼，却构成这个国家生活的全部——至少构成了民众生活的全部。
同时，社会不同层级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博弈，官府欺压百姓，百姓对抗官府，士大夫挑战皇权，皇权则毫不留情的严惩犯上者。相邻之间的社会层级之间，其博弈的态势基本上是无可调和的，说你死我活也不为过，所以官府尽其可能的通过第三种手段来实施对民众的管理，而皇权制度则依靠宰辅制为中间缓冲，以防止冲突过激而导致的博弈破裂。
我们来看民众对于官方威权的对抗模式，最激烈的手段是农民起义，最温和的手段是求之于极高标准的道德规范。
这就是中国民间对于官方的日常管理了，他们要求自己能够看到的官员必须具有超人的道德水平及素质，著名的清官海瑞那五岁的女儿沦为了这种极端博弈的牺牲品。为了满足于民众对于士大夫阶层的道德要求，海瑞只能以极端不尽人情的方式来苛求于自己，他死后家徒四壁，连葬事的银子都拿不出来，当他活着的时候，他那五岁的女儿因为从仆役手中接过一块糕饼，这个触犯了“男女授受不亲”道德礼法的行为一下子将海瑞逼进了死角。
对于海瑞而言，如果他不去惩罚自己的女儿，那么他就丧失了自己在民间中辛苦培养起来的道德形象，失去了民众的尊重，对一个以清官为自我标榜的官员来说就失去了一切，而且他此前所有的付出终将付诸东流，甚至会被讥讽为伪君子，至于朝堂之上的同僚攻讦，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极端的要求只能逼出来极端的行为，于是海瑞忍泪泣血，竟将自己的女儿关进黑屋中活活饿死，当他以这惨烈的牺牲成就了自己的清官声誉的时候，也为天下当官的人划定了一条无法抵达的标准线。
不是海瑞非要强迫自己这样作，而是民众的眼睛盯着那里，你不行至极端，民众就不肯认可你。
但是，当海瑞成就了自己的清官之名后，所有的官员们立即就发现自己已经陷于绝境之中，他们做不到海瑞那样的残忍而刻薄，因此他们必然是贪官。
有海瑞在，成为一个清官的道德标准尺度，实在是太高了。
这样一来，即使是最好的官员也只能选择放弃选择民众的认同，转而求助于威权手段以摄服民众。
冲突于是趋于激烈。
摄服手段带来的是必然是怨恨。
百姓的怨恨带来的是官员们的恐惧，他们的力量毕竟不是无远弗界，皇家权力的利剑时刻悬于他们的头顶之上，民众之怨，稍有不慎就会带来天子之怒，届时倾家荡产，满门抄斩，正是百姓们所期望看到的情景。
于是，失去了道德依据的官员们，其内心的主导力量始终是一种无法释怀的恐惧。
他们害怕百姓的抱怨，更害怕皇帝的抱怨，然而这两方面的绝境却终究是躲不过，恐惧之中的理性选择必然不会为了什么江山社稷，更不可能为了百姓。
主导大明王朝的博弈的心理力量，是每一个人考虑如何于这种死亡博弈中保全性命，其它的一切，在所不计。
宦海艰难，步步惊心，官员尚且如此，百姓就更是苦不堪言。
无法想象一个对民众同样抱有深深的怨怼的官员，会以何等宽和的手段对待民众，当仇怨之火激发的憎恨情绪弥漫周天，人与人之间只有强烈的仇恨而无丝毫的宽肴之心，满朝的文武象疯子样一样群起殴斗，击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以及万千民众聚于京城，生生的将护卫他们安全的最后屏障袁祟焕活活咬死，这种社会现象也就成为了一个必然。
因为他们心中有恨！
这种仇恨是由民众出于对他们生存处境之艰难，命若游丝朝不保夕的恐惧而激发，因而带有很强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而当这种破坏性以规模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流民军大起义！
我们知道的是，民众之于改朝换代的呼声贯穿于整个大明王朝，农民军领袖也不过是普通百姓，不见得有什么出类拨萃的人才，任何一个时代的正统体制都免不了一个兼收并蓄，大凡稍有才干的人才都会网入国家体制之中，所以正常时候的流民军起义，九成九不过是草头皇帝自己关起门乐呵两天，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成气候。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会明白了，即使是李自成，也不具任何推翻大明王朝的实力，事实上，李自成也好，张献忠也罢，这些四处流窜的民间军事武装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威及到大明皇家政权。
那就是，大明王朝内部的君臣博弈破裂，祟祯皇帝失去了他与这个世界对抗的最后屏障。（4）民间的酷烈博弈法则
就在祟祯皇帝登基之日，陕西传来特大喜讯：陕西大旱，饥民聚众而反，奉府谷民王嘉胤为老龙头，延安人张献忠从之，号八大王。
同一年，米脂人李自成等饥不能忍，掠富家粟，官府捕之急，亦变。
李自成与祟祯皇帝这一双死对头，就这样双双的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展开了险象环生的博弈争斗。
王嘉胤是黑道上的大魁首，其在流民军中的影响力是无可替代的，但是其人怪异的性取向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劫掠民间女子，惹发了其孪童的嫉恨，趁夜一刀砍了他的脑袋。此后是二号人物紫金梁王自用登场，其人之影响力虽然逊于王嘉胤，但因为年龄大资历老，所以号令所至，无有不从。但是二十万起义军进入山西之后，却遭遇到了一个小小的窦庄，庄中不过百许人，竟然久攻不下，王自用发了狠，说什么也要拿下窦庄。不料却遭自关外返回的四川猎户邓祀，被邓祀一箭要了王自用的性命。
此后起义军首领就由马贼高迎祥来担当，但是高迎祥明显的缺乏影响力，荥阳三十六路义军大会师，好险没有当场内哄起来，最后迫得高迎祥要横剑自刎，这才勉强压下阵势，此后义军各自为战，三十六路纷纷为官兵反破，唯有李自成和张献忠成了气候。
但正如我们分析过的那样，如果在这节骨眼上祟祯皇帝能够明白皇家权力的致命弱点，学着明孝宗的模样躲进深宫中不问世事，任由大臣们自己去跟李自成等人折腾去，无论是抚还是剿，都未必会没有效果，偏偏祟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的出场令得所有大臣们同时陷入博弈的泥潭之中。
说得明白一点，那就是征剿流寇的官员们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李自成或张献忠的流民起义军，而是来自于朝堂上的皇家力量。大明二百七十七年，士大夫们前赴后继的与皇权展开博弈对恃，所希望的就是避免这种局面，但是朱氏皇家执迷不悟，始终不肯把权力放给臣属，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了最可怕的事情：
前线的大臣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剿灭流民起义军，而是应该如何保住自己的脑袋。
有句老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就是前线的战机变化莫测，战场的情境诡异多端，许多事情看起来结果似乎非常明显，但多考虑几个变量，得出来的结果就恰恰相反。
而在流民起义军这方面，博弈的态势却是必然的，合则聚，不合则散，三十六路义军不服高迎祥，尽管各自为政好了，高迎祥不可能砍掉任何一个人的脑袋，但在祟祯这边情形就大为不同，尽管君臣博弈早已破裂，可是祟祯仍然有资格砍掉任何一个人的脑袋。
这样一来，事情就难办了。
先是，陕西总督杨鹤因其招抚的义军再行叛乱，牵连到杨鹤下诏狱。
俟后三边总督洪承畴击斩变民首领满天飞；曹文诏连败变民于忻州、代州；总兵张应昌擒获变民首领一盏灯；延绥巡抚陈奇瑜先袭永宁关，变民大溃，继而困李自成于车厢峡，最终俘获李自成。
但是，大臣立功于外，于天子而言未必是个好消息，随着局势的好转，带来的是皇家权力的界限日渐模糊，祟祯皇帝遂派太监为监军，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结果陈奇瑜的监军因为收了李自成部的贿赂，强逼着陈奇瑜将李自成等人释放，由是李自成逃出生天，一飞冲天，再也无人可制。
但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李自成的帝王之路还要经过一番最为艰苦的考验。纵然是大明王朝已经是奄奄一息，但国之栋梁尚在，足以不费吹灰之力扫灭乱民。
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洪承畴十面张网，合击乱民，乱民被从四川赶了出来，分三路逃往山西、湖北及河南，继而由河南窜入陕西，正遇到大明巡抚孙传庭，擒获乱民首领高迎祥，押赴北京凌迟处死。
此时清军入侵，连陷北直隶四十城，大明河南四川总理卢象升率5000人迎战，全军尽没于嵩水桥，大明王朝就这样折损了一根支柱。
但是国内剿匪军情捷报频传，左良玉大破变民于湖北，张献忠乞降，曹操、罗汝才亦降，此时李自成势单力孤，被三边总督洪承畴大败之，仓惶之下李自成带着仅存的亲信与家人来到潼关以南的原野上，不提防官兵早已埋伏在此，李自成措手不及，仅带十一人负伤而走，妻子儿女尽数落入官兵之手。
眼看着李自成不日就要覆亡，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祟祯皇帝突然跑出来，给群臣出了道难题：
剿兵难撒，敌国生心，边饷欠多，蠲留未已。
正是这道题目，彻彻底底的将大明王朝活活逼死了。
何以如此？
实际上，这道题目的意思，就是在问大家：内忧与外患，何者为先？
但这个问题是决计不能够问出来的，不问出来，任谁都明白内忧比外患更可怕，因为关外的满清在当时还无意于大明的政权，而满地乱窜的乱民却是来要朝廷性命的。朝廷眼下要干的事情是千万别吭声，抓紧时间剿匪，什么时候逮到李自成，什么时候再说。
经济社会下的人注定了是经济人，偏偏君子不言利，于是许多事情就只能做而不可说。
一旦说破，利益的杠杆触碰到道德的敏感点，事情就麻烦了。
尽管我们一再声称，所谓道德，无非不过是群体利益的代名词，但在大明朝死亡博弈的现实前提之下，群体的利益必然是与皇家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正是这致命的关键卡住了大明王朝的脖子。
偏偏祟祯也不知道缺了什么心眼了，竟然当着面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这让群臣们怎么回答？谁敢说内忧比外患更要命，那就是铁杆的卖国贼，不要说同僚们，就连祟祯也不会饶过他。所以群臣们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异口同声，齐唱爱国主义歌曲，搞得祟祯皇帝目瞪口呆，后悔不迭。
但后悔也晚了，祟祯皇帝的智商最多不过只是一个爱国愤青，政治智慧基本为零。
底牌掀开，国内良将尽皆派主边关。
至此，李自成终于等到了他的机会。 （5）奇怪的民主政权
后人评说，祟祯皇帝图有振兴之志，但志大才疏，正是他的错误丧送了大明王朝。
而实际上，这个祟祯实质上是多余出来的一个人，从皇权架构的合理性上来看，他的最佳位置是虚位，只应该隐于幕后，不应该走到台前来与群臣争功。不是他能力不足，做什么错什么，而是他处在一个多余的位置上，无论做什么都等于是给大家添乱。
人说祟祯不能用人，在位十七年撤换内阁辅臣五十人，他羡慕万历皇帝时代拥有一位张居正，却忘了张居正辅相之时，那万历皇帝是呆在什么地方。
万历皇帝躲在宫里，而祟祯皇帝却是面对面的和群臣展开冲突，不是祟祯不会用人，而是任何高明的大臣也无法在失去宰辅制基础的前提下与皇帝进行合作。
说到底，一切都是博弈规则的错。
印证这一观点的是兵部尚书陈先甲之死，这位倒霉的尚书奉命与满人进行秘密谈判，却不料消息泄露，一时间之间群臣激愤已极，最后逼迫得祟祯不得不杀掉陈新甲。并非是和谈不妥当，大明如此嬴弱，不和谈岂有第二条路可走？可问题是，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不应由皇帝出马来干，他最明智的选择是躲在宫中假装不知道，等到事情办妥再行御磨杀驴斩杀陈新甲，可是祟祯皇帝过早的走出来，结果让他自己成为了众矢之的，说起来实在是无可奈何。
祟祯十一年，李自成流民之军为官兵所破，仓惶逃往张献忠处，张献忠欲杀之，自成夜遁。
祟祯十四年，张献忠流民之军为官兵所破，仓惶逃往李自成处，李自成欲杀之，献忠夜遁。
风水轮流转，博弈局常变。
李自成陷河南洛阳，执福王朱常洵，杀之煮熟，与将士食其肉，饮其血，谓之福禄宴。
祟祯十六年，下狱的孙传庭被祟祯释放，让他戴罪立功，阻竭李自成大军于陕西。孙传庭足智多谋，善于用兵，他西守潼关，东扼江淮，南靠大江，北据黄河，将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困于赤地千里的中原，让李自成难以越雷池一步。
李自成试图打破重围，擒杀了孙传庭手下的名将果毅将军，但是接下来，李自成自己却险些被官兵活捉，李自成身边的众将吓破了胆，顿时反叛，要将李自成捉住捆起来送给官兵，以保自己性命。
正当李自成束手就擒之际，多余的人祟祯皇帝又跑了出来，他强迫孙传庭放弃战略优势，急速推进，不可失机养殆患。
急速推进的结果，李自成尚未缚至，这边孙传庭竟尔战死。
松了一口气的李自成宣布，他将于祟祯十四年三月三十日抵达京师。
但实际上，他真正到达的时期却比他的宣言整整晚了九天。
虽然晚了九天，但丝毫无影响于大局。
祟祯梅山缢死，江山易主。
李自成流寇乱明，之所以比之于任何一个时代的造反行动更吸引我们的注意，是因为李自成的组织架构最接近于现代管理的理念。
《明通鉴》记载，流民虽奉李自成为号令，但李自成并无统辖之实权，在流民军队的内部，至少有十几个人的影响力与李自成不差上下，每次决定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都是十几个首领公开争辨，往往吵得不可开交，颇有几分圆桌会议的民主气氛。
从规律上来讲，如是一个充满了民主的决策班子，势必要付出效益的代价，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博弈莫不是黑箱决策，那种既保证了效率又顾及了民主完美到了无可挑剔的组织架构，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
情况就是这样，李自成这面虽然效率不高，但却无损于其组织上的功能，因为李自成是“流寇”，他的历史任务是破坏，只要能够攻城掠地，焚尽粮食，那他就算赢了，再低的破坏效率也比一砖一瓦的建设效率要高，种一茬粮食要辛苦一年，烧尽了庄稼只要几分钟，修筑城池要积年累月劳民伤财，摧毁城池却是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的工作。
但是，旨在于破坏目的的组织功能，同样也决定了其组织内部的博弈模式。史载，李自成部经常喂马喝人血，甚至将百姓或是俘虏来的官兵肚腹剖开，当做马槽喂马饮血，所以流民的战马一到了战场上，看到活人就凶猛无比的跃跃欲试，择人欲噬，当然我们可以说斗争是残酷的，那高迎祥岂不是让皇家机器给凌迟了吗？又或者我们可以回避这个话题，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来歌颂李自成，但是我们决不能忽略掉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基于这种破坏性的博弈模式，才导致了李自成覆灭的结局。
《烧饼歌》中说：
迁南迁北定太平，
佐王佐帝定牛星，
运至六百又得半，
梦花有子得心惊。
这首隐语中第一句是说朱氏子孙亡命于东南，第二句则是说李自成的流民军接掌了大明江山，以牛金星为代表的士大夫加入进来并重新厘定组织功能，第三句是说李自成从进入北京城直到缢死于湖北九宫山，其间总计是九百天整。第四句则是缘于海干龙献宝，花落子收子的历史故事，暗示中原争竞之局，至此告一段落。
那么原因呢？
刘伯温说：
九尺红罗三尺刀，
劝君任意自遨游，
阉人尊贵不修武，
惟有胡人二八秋，
桂花开放好英雄，
拆缺长城尽孝忠，
国家天下有复重，
摘尽李花枉劳功。
原因就在这里边说得清清楚楚，李自成的流民军沿习了死亡博弈的皇家游戏，最终逼反天下人，带来的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从此中原衣冠尽丧夷狄之手。（6）比皇家权力更恶劣
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不能“约束部众”，我们已经解释过，这是流民军的性质所决定的。
流民军不事生产，专一劫掠为生，当规模小的时候还足堪维持，毕竟他们所劫掠的都是皇帝家的东西，可等到祟祯缢死梅山，天下落入流民军之手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可以想象，李自成曾在商洛山遭受官兵攻袭，险些丧生，尽带十一人亡命商洛山，一年后出山，从者竟达百万。这百万人众，固然是因为连年战争，导致了经济破坏无法生存，所以愿意加入流民军靠劫掠谋得生活，或许他们之中许多人也认定了李自成是未来的真龙天子，但是，他们更清楚的是，在未来的社会博弈之中，他们仍然是输家。
无论是祟祯做皇帝，还是李自成做皇帝，大家都只是一个输，因为这是一起零和博弈，赢家只有一个。
这个时候李自成立即发现，当他啸聚百万之时，正是他最势单力孤之时，身边的百万之众，无一不是他的死仇大敌——如果不是祟祯兄弟帮他把孙传庭干掉，他早就被自己的死生兄弟们卖给祟祯千刀万剐了。
反之，当他率流军远离京师，专一劫掠为生之时，那时候大家反而都是赢家，战争中所获得的战利品，出生入死的兄弟统统都有一份，正因为这个共产主义大家庭是如此的温暖，所以才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进来杀人放火。
一旦这天下最后的战利品——皇权到了手，原有的分配机制立即起了变化。
最让人恐怖的是李自成的部众原本就是一个民主团体，此前大家平起平坐，共享胜利果实，可是忽然之间游戏规则改变，大家所有到手的东西都会输个净光，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接受的博弈规则。
无法接受，那就只能展开博弈。
什么叫博弈？
博者，相争，弈者，对抗。
数学家纳什最先创造这个术语是用来说明人类社会一种隐密的抗争，什么叫隐密的抗争？就是无所不在的勾心斗角彼此暗算，正因为过程的隐密，所以手段上的道德考量必然不会计算在内。
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内斗的民族，实际上这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善于内斗的民族，只要利益分配的机制存在着主观上的不认可，内斗就必然于隐密地带爆发。
只有一种情况下博弈的模式才能够趋于良性——那就是顾及了人性共同的欲望基础之上的规则公开化。
然而无论朱元璋还是李自成，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公开，朱元璋或是李自成固然可能会在占了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公开的民主的表达自己做皇帝的愿望，可是这个愿望不唯他们两人有，但凡是个中国人，莫不有一个皇帝梦，只不过，当一个人处于弱势的情形之下，是不敢提出这最后的要求的。
绝对不能说破，说破就是杀身之祸！
话虽然不敢说，但欲望却仍然存在，而且这个欲望人皆有之。
于是，隐密的对抗早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前期就已经展开，这其中的所有人，莫不是以种种手段同李自成展开抗衡，每个人都知道李自成想要的是什么，但这个东西，大家尽最大的力量让李自成得不到。
李自成要的万里河山，天下太平。
那么大家就杀人放火，横竖这事已经干得顺手了，捎带着拷掠前明重臣，其目的无非不过是与李自成展开争夺，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北京大拷掠是李自成无法避免的大失误，因为这是流民军利益分配的规则，而改变规则需要一个过程——多数时候只是一个覆灭的过程。得李岩、牛金星相助的李自成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然而他只能束手，甚至，与众兵将一起掠抢，以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
最早遭受拷掠的，正是最早投降流民军的襄城伯李国桢——请注意这个巧合，选择他的目的只是为了给李自成制造麻烦——李国桢被酷刑折磨一昼夜活活痛死，其家中女眷尽遭流民军轮暴，几百流民军将李国桢的妻女赤条条的抱在马上，在大街上边走边喊：此谓襄城伯妻女。士兵们争先上前凌暴，无辱甚于此者。
据《甲申朝事小纪》所载，李自成祸乱北京时有着周密的计划，他们先令十家为一保，如果有其中一家逃跑了，那么其余九家俱斩，这说明流民军非常熟谙以恐惧心理为基础的不良博弈法则。其时京师民家莫不是遭此涂毒，满城百姓家的女眷尽皆遭到淫污，更有甚者，流民军就于青天白日之下，将民家女子赤身掳于马上，招摇过市。
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于大门设数十剐人柱，杀人无虚日，无论官员，富民，百姓，只要看起来象有钱的样子，一律拷掠而死。
谋士牛金星不敢冒犯刘宗敏，他所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大兴文治，以期为李自成的大顺朝求贤纳士，不少秀才举人纷纷赶来赶考，却反被刘宗敏的士兵抓去拷掠，到了这一步，局面已经完全失控。
这个时候三关总兵吴三桂正奉了祟祯之命，弃宁远回援京师，宁远五十万兵民一起入关，吴三桂想快也快不了，当他抵达丰润的时候，得知消息李自成已经在此前一天进入了北京。
这个时候吴三桂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投降满清。
第二个：投降李自成。
第三个：即不投降满清，也不投降李自成，而是同时与这双方为敌。
第一条路虽有汉奸的忌讳在内，但当时民族主义情绪并不象现今这样强烈，任何人也不能要求于家天下的皇权背景下的民众有着民族主义意识，所以这个选择上的道德忌讳并不大，而是可行性不高，所以吴三桂放弃了。
第三条路听起来慷慨激昂，可这种慷慨激昂是不负责任的妄言，五十万众兵民，扶老携幼哭哭啼啼，都在眼巴巴的等着吴三桂带一条生路给他们，所以这种不成熟的意气用事，必然不在吴三桂的考虑之内。
那么只剩下了最后一条路：投降李自成。
吴三桂是这么考虑的，也是这样做的。
然而，这个起身于军伍之中的粗汉显然忘记了皇权博弈法则之下的残酷性，无论是他，还是李自成，大众的恶性博弈必然将使他们失去对方。
（7）那些终究要失去的
在中国历史上，吴三桂是一个重量级的大汉奸，但他这个大汉奸却是社会博弈力量博出来的，尽管他自己尽了最大努力，不想让大家把他推到这种千夫所指的地步，但是形势比人强，吴三桂再躲也躲不过去，这个汉奸的角色历史安排给他了，他不愿意也没有用。
于吴三桂而言，他实在是缺乏勇气与李自成相抗争，因为他的父亲吴襄还在京城，在李自成的流民军手中。
而且，北京城内的吴襄担心吴三桂意气用事，给家人惹来灭门之灾，还曾写信叮嘱吴三桂认清形势，千万不要莽撞行事：“吾不能为赵奢，而尔殆有疑于括也。”
这时候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都已经具备了，吴三桂似乎正在距离汉奸之路越来越远。
但是，北京城大拷掠，吴襄被执，这个消息令得吴三桂惊心不定，此时他尚统兵在外，李自成就已经不客气的对他父亲下了手，徜使他回到京城，束手待毙，他凭什么相信李自成对他会以礼相待？
襄城伯李国桢的悲惨下场就摆在前面，那李国桢统京营三大营士兵，却不战而降，于李自成轻取北京有着不可替代的功劳，可最终却落得个如此结果，实在是令人心寒。如果吴三桂此时回去，十足十是第二个李国桢，自己拷掠而死也就罢了，妻子女儿遭人涂毒，这决不是一个统兵的武将能够干出来的事情。
吴三桂不是方孝儒。
更何况，方孝儒死得大义大烈，留芳千古，可谁听说过身为武将自己送上门去任人宰杀凌辱还能够青史留名的？
吴三桂陷入了博弈的死局，他没有想到的是，李自成的流民军仍然承袭着大明时代那苛酷的博弈法则，甚至有过而无不及。
早年的成祖朱棣可以夺走方孝儒十族的性命，可以用人世间最刻毒的酷刑残虐方孝儒的妻女，但是，那邪恶的皇家暴力机器却夺不走方孝儒的万载清名。
然而此时吴三桂所面对的是比方孝儒更残酷的赌局，他将得到比之于方孝儒更令人心悸的惩罚，却博不到身死之后世人那怕是一点点的同情。
极端的心态总是产生极端的博弈法则，一如民间渴望清官，却将清官的道德标杆架到任何也无法企及的地步，如海瑞，家徒四壁，饿毙亲女，人性灭绝到如此寡毒刻薄的程度，民众才吝啬的给你一顶清官的桂冠。然而如此高难度的道德标准，只能让官员们望清官二字而生畏。
此时吴三桂正处于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是前进一步千古骂名，退后一步骂名千古，不进不退那更是千古骂名兼骂名千古。
此时吴三桂只有一种情况才能够从目前的死局中解脱出来——除非他是神仙！
现在我们终于回到了此书的开端，早在本书的开篇，我们就武断的认为：极限皇权下的博弈法则，唯有神仙才能够与之对恃，错非吴三桂立时呼风唤雨，召来黄巾力士天兵天将，腾云驾雾飞到北京城，擒斩李自成刘宗敏于金殿之外，逐百万流民军出走京城，重树大明旗帜，再立新的皇帝，然后象武宗时代平定宁王叛乱的王守仁一样，将功劳统统让给别人，自己找个地方摘野果挖野菜艰难渡日，艰难的再向着原始人的时代缓慢退化，否则的话，他就免不了一个千载骂名。
吴三桂最大的麻烦就在于，他不是一个神仙。
不做神仙，就只能成为汉奸，想午夜梦回之际，吴三桂琢磨起这件事来，一定是心里郁闷至极。
这是谁制定的游戏规则啊！
怎么如此的寡绝刻毒而不尽人情？
细说这个过程实在是太复杂了，吴三桂的脑袋远远不够用，就算是他把这些问题弄明白了，也无改于他所面临的博弈死局。
他唯有以大明朝孤臣义士的身分，向满清借兵复国。
吴三桂出欢喜岭，过刀山，跳油锅，面见多尔衮，在获得了多尔衮“如有人敢抢一粒米，敢动一株草，皆会被以军法处死。望君告知关内士民，万勿惊慌”的承诺之后，双方杀白马祭天，乌牛祭地，这一步既然迈出，后面的事就由不得吴三桂自己了。
我们断定吴三桂肯定对他所面临的博弈死结进行过认真的长考，证明这一点的是他很快把这个不合理的游戏规则再向极限之极限推进了一步。（8）绝境地带的怨毒
需要说明的是，大明王朝亡于极端不合情理的社会博弈法则，整个社会在这场博弈之中越走越极端，不惟百姓，不论官民，长久以来生活于绝望与仇恨之中，苦求解脱而不可得，难免会突破人性的极限，。
就拿吴三桂来说，他应该算是这场极端博弈的受害者，汉奸之名无日无夜不响在他的耳畔，但是烦心的是这是一场隐密的博弈，他没办法把那些骂他为汉奸的人扯过来理论一番，请对方给他指点一条不做汉奸的光明之路。
或许正是这样一个原因，他才会对逃入缅甸的桂王朱由啷穷追不舍，甚至比清廷还要急切的将朱由啷捉回来，而且一定要活捉。
后来缅甸王畏惧大清的势力，将桂王身边的扈从诱杀了个干干净净，然后直接把桂王送给了吴三桂。
吴三桂与桂王之间，肯定有过一场极不愉快的谈话，说话的结果是吴三桂撕破脸皮，以一张弓弦活活的将桂王勒死。
关于这场谈话，我们已经找不到记录，但是落入吴三桂之手的朱由啷，于悲愤之余，倒是扬扬千言，写了篇文辞并茂的文言文，倒是让我们了解到这场和谈破裂的主要原因：
沦为阶下丘的永历帝在文章中写道：
不知新王何亲何厚于将军，孤客何仇何怨于将军？彼则尽忠竭力，此则除草绝根，若此者是将军自以为智，而不知适成其愚。将军于清朝自以为厚，而不知厚其所薄，万祀之下，史书所载，且谓将军为何如人也。朕今日兵单力微，卧榻边虽暂容鼾睡，父子之命悬于将军之手也明矣。若必欲得朕之首领，血月日，封函报命，固不敢辞。徜能转祸为福，反危就安，以南方片席，俾朕备位共主，唯将军命。是将军虽臣清朝，变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厚恩矣，惟冀载择焉。
这篇文章写得硬是好，其文学价值，不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之下，只不过，这一堆哼哼叽叽没有能够解释吴三桂那唯一的问题：
把镜头拉回到山海关，当李闯亲率流民军携带着金银细软，赶到边关要将吴三桂赶尽杀绝之时，他到底应该怎么办？
吴三桂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当年他舅舅祖大寿的问题，早年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原为袁祟焕辖下悍将，好端端的祟祯皇帝却突然将袁祟祯诱捕杀害，此犹罢了，犹以京师百姓流露出来的对守关将卒的刻骨仇恨，唯令祖大寿胆寒心惊。
于祖大寿等军人而言，戌守边关，出生入死，虽不望荫妻封子，荣耀乡里，但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纵你百姓怀疑边关将士的忠心，可千错万错，他们终究为你们流过血，淌过汗，死人堆里钻出来侥幸生存，何以怨毒情绪如此之深？竟完全不念及将士们此前为你们淌流的鲜血与汗水，竟恨到食其肉，饮其血的极端程度呢？
这里又有一个几千年未曾说破的隐密博弈心态，中国传统推重铁血战士，如评书中的杨家将，非要全家举族喋血疆场，若然是活着回来就不足以论功，而如果粮绝兵尽保命投降，就是莫大的耻辱。
然而这种苛人极端的心态，于军人而言却是莫大的不公正。
于前线将士而言，他们之所以怀着一腔热血上战场，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后方的百姓会善待于他们，将士们也有父母妻小，家里也有一日三餐不继的麻烦，一个壮劳力离开家庭，赴前线死生未卜，其家人心里惦念，实不堪言表。然而一旦战败，民众就以道德判了将士们的死刑，而死刑犯尚有从轻大赦的运气，只因为将士为国为民，竟然在民众心里落得个还不如死刑犯的地步，这让军人回念起来，心中又是何等的悲凉！
所以，当袁祟焕遭北京百姓生噬血肉的消息传来，祖大寿就立即破关拨寨而走，投奔了关外满清，并连续几次传书于吴三桂，希望吴三桂也一并降清。虽然吴三桂出于气节的考虑几次拒绝，但现在看起来，他在心里也不知已经后悔了多少次了。
也就是说，早在吴三桂遭遇到汉奸或神仙的这个历史性选择题之前，他和部属的所有将士们早已被传统文化的极端逼进了死角。
所以吴三桂一定要将永历皇帝找来，跟他说道说道这事儿。
不说清楚，吴三桂心里实在是憋闷啊！
但看没落帝王永历皇帝的那一封字字泣血的书信，分明是没有理会过吴三桂心里的悬疑。
永历帝不关心这个。
双方谈判破裂，跟彼此的语境不同有很大的关系。
永历帝很可能根本听不懂吴三桂在说些什么，于他而言，要求吴三桂立即提一旅重兵，将清人打出关外去，比神仙更神仙的恢复大明江山，实在是一个很正常的要求，当时他心里一定是非常的困惑，不过就是做到点比神仙更厉害的事情，怎么这吴三桂就推三阻四呢？
任何极端的观念一旦成为常态，常态反而不被人所理解。
于是永历帝亲提御笔，希望吴三桂能够明白过来。
而吴三桂也是考虑，非得做点什么，才能够让永历帝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修史者常常困惑于吴三桂当时的心狠手毒，称之为刚狠凶戾，心机叵测，为了向大清表白他的赤胆忠心——他已经替大清扫平了天下，难道还需要这个吗？吴三桂只是想告诉永历帝，你们老朱家以前的那种玩法，不好玩！
吴三桂以弓弦绞死永历帝，将其子腰斩。并将此二人的尸体焚尸扬灰，人称纵有杀父血恨，以此手段报复也过于残忍，实在无法理解吴三桂何以如此酷毒。
极端！
不过是极端而已。
吴三桂只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我在遵循你们制定的游戏规则，难道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不要以为吴三桂走得太远，比吴三桂走得更远的人，比比皆是。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0 10:11:17 作者：wangdian 回复日期：2008-6-10 10:03:35
于是，隐密的对抗早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前期就已经展开，这其中的所有人，莫不是以种种手段同李自成展开抗衡，每个人都知道李自成想要的是什么，但这个东西，大家尽最大的力量让李自成得不到。
李自成要的万里河山，天下太平。
那么大家就杀人放火，横竖这事已经干得顺手了，捎带着拷掠前明重臣，其目的无非不过是与李自成展开争夺，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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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就是胡扯的典范。
——————晕死，哈哈哈，你说胡扯，那就胡扯好了，那么这么胡扯是怎么扯出来的呢？
这段的逻辑关系如下：
前提一：李自成是个头脑正常的人
前提二：李自成对部众的控制能力有限，差一点被部将绑送给孙传庭就是明证。
前提三：头脑正常的李自成希望自己做皇帝，而不是别人
前提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如李自成同样的想法
前提五：李自成进入京城后干尽了自毁的事情
以上五前提，你承认不承认？如果你不承认，那事情就好办了，肯定是我们这里这个胡扯的结论，如果你承认，同样还是这个结论
正常的逻辑思维，怎么就成了胡扯呢，不明白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1 9:12:19 作者：钓你的蟹 回复日期：2008-6-10 23:41:09
楼主十分荒谬,照你的逻辑,天皇制的日本（只有天皇家族长期胜出）比中国更有资格第四种博弈而恶性循环
___________简单解释一下,你说得对了,历史真的象你所愤怒的表达的这样,德川幕府闭关锁国长达两百年,当李鸿章洋务运动成功,引发了日本人疯狂般的刺杀狂潮,明治维新时代有多少政治家死于刺客的枪口之下?于是日本人断然抛弃了中国,提出了脱亚去欧的政治主张,并从此了明治维新,而我们则是以中体西用为口号,明确的拒绝了西方思想,于是二十年后(年代到底多久,等有功夫来查一查),迎头追上中国的日本在朝鲜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展开对决,此后百年,中国步步居于下风,日本由明治天皇主导,改善了社会的博弈关系,这个东西,后文有得说的.
我们之所以认为日本是一个反证,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日本的历史,如果我们知道他们在洋务运动之前一直渴望着成为中国人,结论就会有所不同,这个东西,我在以前的一个三十万字的稿子中也有得写,愿意接受你的讨论:)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1 10:01:17 （9）当道德成为囚笼
明亡之季，道德已成囚笼，气节沦为笑柄。
前明阁老钱谦益，久已排官在外，闻知国破，便思投西湖而效国，消息传出，是日也，西湖周侧，观者万人，众人无不激动不已，兴奋莫名，有生之年终有机会亲睹大活人投水自尽，诚快事哉，更兼那钱谦益还携了爱妾柳如是，更是引发了围观者的狂热。
替那位钱阁老想一想吧，千古艰难唯一死，死有什么可怕的？怕就怕自己的死只不过是别人眼中的喜剧闹剧，万人围观，将大明臣子的最后气节推至了荒谬的顶峰，这时候钱阁老心中的怨尢悲愤，可想而知。
于是钱阁老伸手撩了撩西湖之水，就在众人屏心静气的期待之中，他沉声宣布道：今日水太凉，改日再跳吧。
闻者大哗，跑了这么远路来看活人投水，临至最终他竟然不跳了，真是太不象话了，从此钱阁老晚节尽失，骂名千古。
万人围观一人独死，仅仅是民众向来视道德为约束别人的，于自己而言，却连丝毫的同情心都泯灭了，一旦游戏玩到当小人舒服，正人君子却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大众以观视正人君子的痛苦为乐事的程度，这就表明社会博弈的根基已经崩毁，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
当最后的底牌掀开，名士的气节已经失去了其道德的意义，留下来的，图然是那无力遮掩的利益之争。尤为可怖的是，民众已经将极端的道德要求视为囚桎他人的牢笼，进去是死，不进去是死，或生或死，不论是于民众本身，还是于名士本人，早已失去了现实意义。
正如《烧饼歌》中所说的那样：
桂花开放好英雄，
拆缺长城尽孝忠，
国家天下有复重，
摘尽李花枉劳功。
黄牛背上鸭头绿，
安享国家乐太平，
云盖中秋迷去路，
胡人依旧胡人毒，
反复后来折桂枝，
水浸月宫主上移，
未字一木皆去尽，
二十三人八方居。
此时在灭亡了的大明疆土之地，社会博弈游戏终于走到了尽头。
闻知吴三桂不降大顺，李自成勃然大怒，当即命大将刘宗敏，李锦统兵出征，二将闻言摇头，拒不从命，由此可见李自成这个皇帝形式更多于实质，尊他为帝，只是因为除了皇权制度之外大家不知道其它的政权体制，并非是真正拥护这一制度。更重要的是，大家在心里并不认同他李自成为帝，只是出于流民军内部的博弈，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心话，但抗命的态度还是非常明确的，这一点大家倒是不在乎。
李自成无奈，只好自己亲率携着大包小包金银珠宝的军士出发，去边关大战吴三桂。
关于李自成亲赴边关挑战吴三桂，委实是一件奇怪透顶的事情，纵然李自成再白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岂有不知边关守将的重要性？他要是真的把吴三桂除掉了，难道他这个大顺皇帝要亲自镇守三关不成？
只能说李自成习惯了这种赶尽杀绝的游戏，他居然想到和满清双面夹击吴三桂，就是要让吴三桂生不如死，就是要让吴三桂悔之不迭走投无路。
更奇怪的是，李自成一见到吴三桂阵营中突然杀出来的辫子兵，居然惊叫一声，掉头而走，这说明他根本没想到边关之外就是满人，或许在他的脑子里，边关就是世界的尽头，所以才会大吃一惊吧？
一触即溃。李自成亡命而走。
李自成先行逃往北京，匆忙间登基为帝，而后率众窜往陕西，走湖北，于长江荆河口遭遇南明左良玉部，大败之。
可怜这位左良玉，正是大明史上的第二个吴三桂，此时他身受权臣马士英掣肘，起兵转攻南京以“清君侧”，后人评说其人不顾大局，国家危败至此，还在窝里反，这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左良玉若是应了修史者的要求前进一步，“反清复明”的话，必然是第二个袁祟焕，南明小皇帝朱由崧会宰了他不说，南京百姓也会生食他的肉，即使吃错了，大不了用一句“出于对汉奸的义愤，不明真相”就算是完成了历史任务，到时候左良玉的满肚子委屈又去找谁说？
极端博弈的态势之下，主导博弈者心理的决定性力量唯有恐惧！
眼见得左良玉大兵攻来，南京马士英慌不择路，急命扬州史可法整整回援南京。
然而，此时史可法却已经拿定了主意，要以他自己及整个扬州军民的鲜血，重造中华士大夫气节之丰碑。
历史迎来了最悲惨的扬州十日。
但提及扬州十日，后人莫不赞及史阁部，但是成就中华民族不屈气节的，非唯史可法一人，早在满清豫亲王多铎率三百艘战船直取扬州的时候，史可法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之中。
他或可投降，投降至少可以保全满城百姓的生命，事实上，扬州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歧凤各自率了自己的部队出城投降，这就更让史可法左右为难。
史可法难就难在，投降满清的大明官员多如过江之鲫，绝不会多他一个。但如果不降，他却需要以满城百姓的生命为代价，重铸大明士大夫气节之碑。说到要以满城百姓的生命为代价，那是因为凡守者莫不是驱民以役，由每户人家各出壮丁上城把守，所以古来例有屠城之报复，那只是因为守城的百姓坚决不允城外的敌人入内一步，而在攻城者眼中，百姓只不过是战争的工具，在谁的手上就由谁使用，徜使史可法与城外的多铎交换一下阵地，多铎同样也是驱百姓上城坚守，所以现在史可法的问题是：百姓是否愿意为了大明朝付诸牺牲与鲜血。
百姓愿意。
百姓不唯是能够生食袁祟焕的肉，不唯是围观钱谦益的投水，他们更多的时候，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正义气节之所在。
扬州十日，清人被百姓的拼死抵抗所激怒，屠城！
而在之前，左良玉就死在征讨南明小朝廷的路上，他没有追效史可法，这是他的不智，而他被迫于临死之前还要向朝庭“讨个说法”，则表明这个社会的博弈态势更趋恶化，已经失其最后的底线。（10）博弈破裂后的疯狂
左良玉死于征讨弘光政权的路上，扬州的80余万百姓死于清兵的屠刀之下。
与此同时，李自成于九江与尾随追至的清兵展开决战，是役也，流民军数万人战死，大将刘宗敏被俘剐杀，李自成大势去矣。
孤身独走九宫山，李自成遇到淳朴农民程九伯父子，当场被杀。
而在四川，另有一个人正在潜心研究大明社会博弈学。
这个人就是流民军张献忠。
何以见得张献忠在研究大明社会博弈学呢？
事件起因是大明建国之初，大将蓝玉被朱元璋冤杀之后，其人皮被蓝玉的女婿蜀王供奉了起来，不曾想这张人皮落在张献忠的眼睛里，激起了他无穷的兴趣。
于是张献忠就命令士兵捉来百姓以供剥皮研究之用，百姓冤死无数，其人皮俱被剥下，掺以石灰，实以稻草，用竹竿标立，在王府前的大街上密植两边，累累千百人，遥望如送葬纸人，无以数计。
现今我们知道张献忠尽皆屠尽川蜀百姓，是由于意大利人利类思，葡萄牙人安文思，这两个耶酥会传教士跑来中国，不小心跑到了张献忠的地盘，张献忠见了这两个怪物大喜，遂养在军中，每日里杀人逗两个洋鬼子开心。两个洋鬼子将他们所见所闻详详细细的记了下来，再加上当时的历史资料，由此我们断定了这一点。
但也有观点认为张献忠屠尽川蜀人民纯系满清伪造的谣言，支持这方面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张献忠是农民军起义，农民军起义当然是正面的形象，正面的形象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来呢？
研史者尽可以提出更多的观点，如果不需要史实做为支持的话，这些观点会更多。但是现在，我们只是基于史实说话，对于不认同的观点，我们谨慎的表示支持，并期待着更有说服力的资料面世。
而在此之前，我们只能确信，张献忠确曾开恩科考试，川蜀举子纷纷挟着笔墨赶来，尽入青羊宫，但他们进去之后却再也没有出来，万名举子就这样失踪了，但他们应试的笔砚却堆成了小山。
张献忠的花园里还有一座小山，尽是剁下来的女性的小脚堆成，他每日里和美妾饮酒观赏，一日叹曰：惜乎美中不足，方缺一足尖，置之会更好看。爱妾伸脚过来，笑曰：此足如何？张献忠将爱妾的小脚拿在手上仔细端详，曰：甚好，一刀斫下，爱妾顿时哭嚎宛转于地。
张献忠军衙之中另有第三座山，尽皆是人手堆成，以之为部将的报功信物。明将曾缴获张献忠部属的一名副总兵的信札，他本人在信上注释，经由他本人砍下的手掌，就有一千七百多。
大西皇帝张献忠治军极严，他每攻一城，皆令众军四方团团围定，天明后推墙而进，边进边杀，务必一个不留，若有一个漏网者，负责征剿此城的将官就要悉数剥皮，以示薄惩。
忽有一日，张献忠突然传令，要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而遁，窜出川北，投降清军去了。
两年以后，叛徒刘世忠——这又是一个被逼入死角的吴三桂，如果让他申明大义，替杀人魔王张献忠抵抗清兵，恐怕任何人也难以说服他——刘进忠自为向导，引清军入川，途中正与张献忠相遇，清军中的一名神射手搭弓引箭，只听张献忠大叫一声，一箭正中左乳，痛极毙命。
有关张献忠何以心性变态残忍一至于斯，这是许多史学家困惑不解的事情，早期的民间有一个说法，是说张献忠年轻的时候贩骡于四川，遭到了川人的戏弄，因而挟恨在心，以至于他得势之后，竟尔屠尽了川蜀人民。
但更多的史学家坚信张献忠不过是患了精神分裂症，属于没有行为责任的患者，所以才会在疯狂之中嗜血如狂，将秀美的川蜀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这些观点都正确，正确就正确在所有的这些观点都能解释张献忠变态的现象，但如果我们问一下，张献忠何以会精神分裂，他每天承受着高强度的刺激与压力，但凡心理承受能力稍微差上一点，也不可能将大明朝诸多的英雄人物如杨鹤，如洪承畴，如左良玉，如熊文灿，如杨嗣昌，一个个逼得逃的逃，死的死，但逃也好死也罢，这些个失败的对手却没一个出精神问题，怎么偏偏这位胜利者张献忠的脑子就出了问题？
另一个解释稍稍沾到点边，这个解释说张献忠是激于李自成攻陷了北京之后的愤怒，既然他已无望与李自成并争天下，索性将天下人杀光光，看你李自成给谁做皇帝去。这就象一个坏孩子，自己得不到的好东西就要毁掉它。
这个解释已经接近于部分真实了，唯一的麻烦就是李自成还未攻陷北京之前，张献忠就已经开始了大肆杀戮，如果把这个问题考虑在内，那么我们就会想到，张献忠的末路疯狂，实际上是出于对人性中的负面力量的深深憎恶，他无法接受人性中的黑暗与龌龊，因此他必然无法容忍人的存在。
支持我们观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张献忠同李自成一样，虽然是破坏性的天才，却仍然有着一个皇帝的梦想，他们无一例外的渴望做皇帝，而且，他们都曾成功了。
但是，在张献忠登基自号大西皇帝之前，他定然是仔细的研究过大明王朝何以覆灭的因由，而在自称皇帝之后，他立即和李自成一样，面临着来自于部属的最为激烈的隐密性挑战。
这时候的张献忠必然是深深的体切到祟祯皇帝那句“臣皆亡国之臣”的的意义。
一朝登基，称孤道寡，张献忠和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一样，面临着的是部属泛滥的私心、勾心斗角的攻讦与各种方式的对抗。
李自成在这个时候选择的是放任自流，由任部属们抢劫烧杀，有记录的是，李自成的老营部卒一夜之间仅在安福胡同一地就奸杀民女三百七十多人，而张献忠想要安抚部众，就必须学着李自成的样子，由任军纪破坏，然后大家同归于尽。
但是张献忠没有象李自成那样的“宽怀大量”，最终他决定采用人性中最暗黑的力量——恐惧，以慑伏部众。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件事，当张献忠发现了他的部众远比大明王朝的那些“亡国之臣”的品质更败坏，更恶劣的时候，他心中那绝望的感受。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物以谢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七杀碑——其中弥漫着的尽皆是对人类的仇恨！
而且张献忠还发现了极端博弈态势下的一个最可怕的现实：
做小人是最快乐的，他可以以任何方式惩治君子，而却不必为此承担丝毫的道义责任，仅仅因为他是小人。
而做君子，却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正如钱谦益，正如吴三桂，数不清的人齐心协力的把你往火坑里推，除非你干脆撕下脸皮，比小人更小人，直到这时候你才有可能赢。
而在张献忠这里，当他只是做一个强盗的时候，他有充足的理由干他想干的任何坏事，他可以杀人，也可以放火，奸淫民女不需要任何理由，只因为他是强盗，所以他享有绝对的权力。
可是一旦他登基为帝，麻烦就来了，他至少，要为天下苍生着想，还要修德以服民心，但是他玩了一辈子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岂会不知道这所谓的道德不过是小人用来捆住君子手脚的圈套？
张献忠决定不钻进圈套之中。
既然他拒绝用道德缚束住自己，不给别人以可逞之机，那么，他就只能继续当他的强盗。
于是他仍然是强盗，并且是最大的强盗。
而且这个大强盗张献忠极度仇视他和部属和川蜀百姓，正是这些人，处心积虑的不让他做一个善良的君子，既然你们要求我做一个坏人，那么我就给你们你们想得到的。
杀戮与血腥！
川蜀尽屠，血光当道。
于张献忠而言，他只是比朱元璋在极端博弈的道路上再往前走了一步。
他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过来别人何以责怪于他。
这个道理，只有刚刚入关的满清明白过来了，他们终于意识到，要在这片民间信任已经彻底瓦解，社会博弈已经破裂的土地上长久的居住下来，那么首先，只要稍稍后退一步，放宽社会博弈尺度，就能够达到目的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2 10:09:27
第五章：博弈就意味着宽容
（1）社会博弈的五个层级
每当历史上一个新朝代的到来，记载者最经常用到的词语中有一句“气象一新”，这句话的表面意义是大家都喜气洋洋，充满了希望，但何以会如此呢？
无它，只不过是社会博弈的规则得到了改变而已。
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覆亡，都是基于社会博弈的彻底破裂，通常来说，社会各阶层的彻底破裂，莫不具有着以下三个心理特征：
其一：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丧失信任，以道德教义主导的社会信用体制彻底崩溃，通常意义下的社会协作已经不可能。
其二：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是一种无端的仇恨，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憎恨带来的是社会博弈态势的进一步恶化。
其三：社会信仰的根基遭到彻底的颠覆，籍以匡正人心的社会行为规范成为陷阱，唯其极端的邪恶能够获得豁免的特权。
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三个社会特征是社会心理层次面上的，经济面上的则以整体的社会经济破产，利益分配机制彻底丧失其社会机能，社会人的经济状况被逼至死亡的下限。
经济的崩溃，是缘于心理的崩溃所致。
而民众心理的崩溃，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崩溃，因为社会博弈破裂时是不可能继续其良性社会协作的。
所以任何一个新朝代的掘起，莫不是首先从社会心理的层次面入手，重建社会博弈规范，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任何形式上的推进意义都谈不上。
李自成的大顺朝之所以覆亡于顷刻之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顺政权没有意识到要重建社会博弈规范，事实上，李自成的所行所为是进一步恶化了原本已经不堪承载的博弈法则。
前者之所以百万之众追随李闯，沿途官隘弃甲而降，不是大明的民官气节不够，而是大明朝的博弈规范已经彻底崩溃，所以他们寄希望于李自成完成社会博弈规范的历史任务。
李自成放弃了他的历史使命，所以历史也就放弃了他。
史学界对李自成失败的整体性评价，指摘其进京之后“生活腐化”，实际上这是一个不着边际的胡乱指摘，因为历史上的反证过多，任何一个王朝政权的内部私生活莫不是腐化透顶，从秦始皇开始，汉高祖刘邦，大唐李世民，大宋赵匡胤，这些君王及其臣属们的糜烂生活尽在史籍之中，何以他们的政权却是越腐化越强大，等轮到了李自成就没资格腐化了呢？
但是我们的观点，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反证。
再从社会行为规范上来说，大唐李世民杀兄杀弟，悍然逼宫，丝毫无损于他的贞观之治，而朱元璋的手段更是刻毒，岂止是杀戮累累，甚至颠倒了最基本的社会规范法则，但其政权照样摇摇晃晃的维持了二百七十七年，如果算上后面一大堆小皇帝，则可称二十四帝二百九十六年，缘何李自成偏偏就这么倒霉？
这个道理，只需要从流民军中的宰相牛金星的未来命运，就能够解释得清清楚楚。
话说那前明举人牛金星，只因郁郁不得志，遂凑热闹加入了李自成的流民军，并官拜宰相，在清人入关而后，这位宰相跟随着李自成一路亡命，逃至九江，流民军遭受到清兵的追杀，大溃，李自成遁往湖北九宫山，宰相牛金星却一口气逃回了家，关上门躲了起来。
奇怪的是，居然再也没有人前来将这位贼官捉拿归案，牛金星就这样幸福的睡在床上，直到了两眼一闭咽气为止。
也曾有两名汉官还记得这位牛金星，就急忙上奏多尔衮，要求缉拿流贼宰相，将其处斩。但这道奏章，却被多尔衮驳回了。
多尔衮说：流贼伪官，真心投诚者多能效力，此奏殊不合理。
实际上，满清也是非常看重牛金星的，也有心请他出来效力，只不过这家伙在流民军中做的官实在是有点太大，过于招摇，一看到他大家就浑身上下不自在，满清这才打消了这个主意。
我们可以说多尔衮如此的做法是出自于“权谋”，是“收买人心”，这一情绪性观点是无庸辨驳的，但我们想要弄清楚的是：何以这样的做法就能够收买人心，而李自成张献忠的做法就行不通。
这个道理粗浅的说起来，是基于社会博弈的一个规律。
人在社会上的博弈态势，可以分为五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上升期，其特点是人的心理安全范畴极广，社会道德极为宽松，主要考量指标是人对社会的实用价值——只要你做的事于人有利，于国有益，那么你就是英雄，而不管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第二层级是发展期，其特点是人的道德性行为与利益性行为并重，社会道德成为一个重要的评价于人的价值的指标——尽管你做的事于人有利，于国有益，但春秋责贤者，大家还要求你必须是为公为国，不能存有私心。
第三阶段是停滞期，其特点是人对事情的评价道德标准超过利益性行为，社会道德成为唯一的用于评价人的社会价值的指标——那怕你做的事再利国益民，也是白搭，因为你肯定图私利有私心，纵或不然，也是为了图名，所以你无论做什么，都只能换来千夫所指。
第四阶段是倒退期，其特点是人对他人的道德标准极为严苛，社会道德成为相互攻讦的工具，主要考量指标是绝对的道德——这时候唯一的赢家是小人和强盗，只有这两种人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豁免权，其余人众，只要你接受道德的评价，那么就难逃小人或奸恶之名。
第五阶段是崩溃期，其特点是没有人能够达到别人为自己强行划定的道德高水准，人与人的关系转而生出怨怼，彼此憎恨攻击，主要考量指标是仇恨的延展深度——这时候社会的道德基础彻底崩溃，人的是非观念陷入迷乱之中，唯其嗜血如狂的屠夫，才有可能赢得人们的称赞，仅仅是因为人们无力对抗暴政。
我们可以注意到，社会博弈心态的五个阶段，唯一的区别只是道德评价指标的置放不同，道德评价指标距离人的行为越远，人的心理安全越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人的评价只是观其社会客观效果，而不行诛心之论。
反之，当道德衡量体系逼近于人的行为底线，人在社会上的任何公益性行为都会被公众质疑于道德，而且这种评价是论心不论迹的——但凡行善之人，你纵非是为了利，也定然是为了名——这就使得道德规范成为了束缚人的铁笼，不是做到如海瑞那般酷毒寡绝，是无法获得公众认同的。
苛于人者，必宽于已。
人的行为与语言都带有很强的经济价值取向，大凡以道德标准强行使他人就范者，很难说其心态是光明的。
（2）博弈者的开端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时代的道德标准都是社会人的行为价值的衡体指标之一，这个指标没有错，关键是这个指标要放在什么位置。
如果这个指标放置于人的生存线以内，那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社会行为标准，这是通常情形下大多数人难以达到的标准，有为之士可以用来约束自我，但如果以这个指标衡量社会本身，那就非常的可怕。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凡是道德评价高于人的生存的，莫不是正处于社会博弈的崩溃时期，这个时期的人们以正常人无法达到的道德标准苛求于人，当做渲泄自己内心愤懑的手段，使得社会博弈关系彻底恶化。
如果道德的指标评价置放于人的安全线以内，迫使君子不得不“慎独”，这时候的道德作用通常不过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而已，一旦人们可以用道德杀人，这样的社会其生存状态就会非常的可怕。实际上，中国五千年皇权统治，基本是是处于这个社会博弈的倒退时期，正是因为社会的博弈心态始终未发生变化，所以中国五千年的发展无非不过是推倒重来，逐次反复。
如果道德的指标评价置放于人的安全线以外，但却重于经济衡量指标体系的话，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博弈停滞期，因为在这个阶段里，任何人的公益性行为都会被指斥以欺名盗世，除非走到海瑞那样的极端，否则你无法证明自己。
如果社会的道德评价与经济评价指标并重的话，那么人的活力就会释放出来，经济的推动力量就会占到社会的主导地位，而如果社会的利益性评价指标更重于道德性评价指标的话，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功利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凡属那些在社会竞争中暂时失利的人，莫不狂呼道德口号，以期捆住别人的手脚……
一个最和谐的社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是不问可知的。但我们清楚的是，大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置于了社会博弈的倒退期，皇帝与大臣们彼此用道德武器攻击对方，大臣咒骂皇帝无道，皇帝大骂大臣不忠，这个摇摇欲坠的危机社会之所以奇迹般的延续了近三百年，前一段时期的原因是皇帝借君臣博弈的机会诛杀贪官，制造了一种皇帝和老百姓是一家人的假相。后一阶段则是皇帝发现了这种极端博弈的可怕后果，遂躲入深宫，几代皇帝加在一起，大明二百七十七年中至少有一多半时间是皇帝躲藏期。及到祟祯皇帝自作聪明的走出来，则整个社会博弈的最后维系就在霎时间轰然崩坠。
回过头来再说李自成与唐太宗李世民及明太祖朱元璋的区别，李世民自己的道德行为污点多多，因此他也不敢以此凌迫于别人，所以营造出一个宽松的社会博弈氛围。朱元璋虽然恶化了社会博弈状态，但却不过是苛以士大夫，而对于民众并没什么讲究。而李自成则是拷掠士大夫，杀戮平民，摆明了要和全天下人对着干，所以才会落得个身死名裂。
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了：
满清人作为异族侵入中华，何以竟尔能够摧枯拉朽，迅速的摧毁士大夫与民众构成的双层民族屏障，最终赢得民心，入主龙廷呢？
还是让我们看看《烧饼歌》里怎么说的吧：
未字一木皆去尽，
二十三人八方居。
未字一木皆去尽，这是一个八字，是指八大王张献忠屠尽川蜀人民，还是指八旗入主中原？
看起来更象是后者：
还有胡人二八秋，
二八胡人二八忧，
二八牛郎二八月
二八嫦娥配民夫。
有分教，这一首隐语歌谣，车轱辘般转动不停只是绕着二八说个不停，但这个二八不是二八一十六，而是二加八得十。
是谓清人入关，从世祖顺治皇帝开始，绵延而续，一直到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为止，其间总计有十个皇帝，最离奇的是最后一任宣统溥仪竟然闹出一场婚变，淑妃文绣离宫出走，后嫁于一板车工人的沸沸扬扬之事，正暗合了二八牛郎二八月，二八嫦娥配民夫这么句隐语。
需要说明的是，满清虽在中原拥据十位帝王，但溯其发端，还有两位皇帝据于其开国之前，虽然满清进入中原之后，其所创建的皇家政权很快将社会博弈的形态推到了停滞期，续而陷入了权力博弈的泥潭之中，从而闭关锁国，狂妄自大，让千年中国错失了社会发展的大好良机，但是，任何事业的开端都是充满了激情与信心，总是让人无由热血沸腾的。
但从大清的世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开始，那时候还没有“满清”这个称谓，其部落仍然处于“后金时代”。
努尔哈赤掘起之时，正值大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执政，所以努尔哈赤主要把精神放在跟其它少数民族部落的相互吞并上，这场战争一直打到明神宗的年代，结果努尔哈赤在建立起了八旗制度之后，终于羽翼丰满，于是努尔哈赤杀白马以祭天，以“七大恨”为理由向大明正式发动了战争宣言，并随后攻破抚顺，令大明天子神宗皇帝怒不可竭！
遂有大明与后金尽集兵力，双方会战于萨尔浒。
是役也，明军挟绝对优势，联合朝鲜及叶赫部落等友军盟军，总计二十四万人马，要一口吞掉后金的六万精锐铁骑。却不料战事初起，努尔哈赤即挥军猛进，这一进可了不得，明军一溃塌地，交战七天，阵亡将领三百余人，十兵45890人。此战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一战，从此努尔哈赤一发不可收，大明还好办，关闭了关隘自保就是了，倒霉的是叶赫部落，被努尔哈赤轻易捣碎，其部族男子戮尽，女子尽数为奴。
传说，叶赫部落的首领临死之前曾说过：那怕我叶赫部只余下一个女子，也要灭亡女真族人。后来叶赤部落的一名女子叶赫那拉氏果然入主了大清机枢，这就是后世鼎鼎大名的慈禧太后。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3 9:05:26 作者：mark_owen 回复日期：2008-6-12 16:04:13
跟了LZ的几个帖子很久了，只是对烧饼歌有一点异议，感觉LZ确实像楼上某些朋友说的，为了印证自己的博弈观点，很多的东西过于戏说了，或者说无视了某些不支持LZ观点的材料，而仅仅是列出能够印证LZ博弈理论的史料。虽然历史本来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LZ想搞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博弈法则的想法是很好的，不过我觉得烧饼歌似乎不够LZ说的，改资治通鉴把：）
____________这个事，老雾自己也觉得不对劲，怎么会这样呢？
——————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事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样子的……
第一：中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不唯有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第四种博弈，其它几种博弈形式都有的，都有的。
第二：第四种博弈，不唯是中国历史上有，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更多。
第三：既然如此的话，那怎么会弄得满篇都是第四种博弈呢？
这是因为，老雾这个烧饼歌是写无限扩张的皇家权力的，权力是必要的恶，但无限扩张的皇权，把权力中本来不多的正面因素抵消了，于是老雾就琢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皇权无限程度的泛滥呢——有朋友认为中国历史上皇权压根没有泛滥，这个事回头再说——于是老雾就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推导，结果发现导致权力扩张的关键因素是一种心理上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又是来源于过于严苛的社会游戏规则，于是老雾就把这些规则打了个包，放在这里了，呵呵，呵呵呵
记得去年的时候，我跟一个爱好历史的孩子聊起这事，话题的核心是说宽松的社会法则会导致良好的社会，而严苛的社会游戏规则则带来的是极端的不公正……我的话刚刚说了个开头，那孩子就打断我，说：不能写，政府不让……当时我很纳闷，政府什么时候告诉过这个孩子不让了呢——这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力量，所以我就对这种恐惧心理产生了兴趣，等到写这个烧饼歌的时候，慢慢的形成了皇权的极限扩张是因为社会游戏规则不宽容的最终结果这么一个想法……
重复一下：
第一：中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不唯有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第四种博弈，其它几种博弈形式都有的，都有的。
第二：第四种博弈，不唯是中国历史上有，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更多。
第三：虽然各种博弈方式都有，但唯有第四种博弈，才是导致皇权延续三千年的原因……所以才这样写……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3 9:21:17 作者：fsem 回复日期：2008-6-12 18:36:12
个人以为吴三桂还是有不少办法的，
————————发现这个吴三桂有麻烦了，哈哈哈
个人以为吴三桂没有半点办法，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一刻好多兄弟灵魂附体阴魂不散……他的屁股后面跟着好多万（到底多少万）饿得嗷嗷怪叫的苦难兄弟，一如二次革命中陈炯明的部下用枪口逼着陈炯明向孙中山开火，一如抗战中马占山的几名师子用枪逼着他投降日本人……在这个过程中，马占山是想抗日还是想当汉奸，他说了不算，陈炯明是支持孙中山还是反对孙中山，他说了也不算，在这里，吴三桂想怎么做，他说了同样也不算，比如你说找个城池……你去找个能喂饱好多万兄弟的城池来我看——吴三桂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不投降李自成吃饭，要不去找满清给他发工资，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说，一要吃饭，二要穿衣……
他只是一个武将，只会打架，你现在要求他是个全才，估计老吴肯定会很郁闷，哈哈哈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3 9:27:40 作者：tianya007007 回复日期：2008-6-12 23:25:31
//而李自成则是拷掠士大夫，杀戮平民，摆明了要和全天下人对着干。。。
老雾，我有点糊涂了。照你写的，李自成张献忠到处杀戮，毫无道德可言，可你却说他们处于第五阶段。没有道德怎么成了最严苛的道德？另外，你光提道德，可我觉得，道德是杀不了人的，暴力才会。
————嗯，这个意思是说，最没道德的人会用最严苛的道德要求别人，比如说伊克拉的老萨，该老兄政权在手的时候跟别人是不讲道德道理的，可等他被米国弄到了法庭上，这老兄却指控米国虐待他，居然三天不替他换短裤……这个例子好象有点不对头，不过就是这个意思吧，哈哈哈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3 9:31:46 作者：禹兮禹兮 回复日期：2008-6-13 7:51:21
关于张献忠屠蜀，去看一下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当中的相关考证，人家是用大量史料分析作为基础的，还有柳义南的《李自成纪年附考》中相关的段落，史学界对张屠蜀一事的异议从来都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上，而不是lz所谓的“支持这方面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张献忠是农民军起义，农民军起义当然是正面的形象，正面的形象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来呢”，中国明史学界还没这么脑残的学者
《圣教入川记》我没看过原书，lz在文章里引用了这么多该书的内容，想必有这本书，可否引几段原文来看看，附上页码和版本号，方便俺去查对
————手里没有《圣教入川记》，倒是有两本大象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洋教士写的书，其中一本好象是《中国新史》，另一本是什么叫不上来了，不过去年的时候做资料用，从这两本书上抄东西，看到了张献忠的屠蜀事情，至于页码吗，还得等老雾把书找出来查一查，好不好？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3 9:48:35 作者：禹兮禹兮 回复日期：2008-6-13 8:05:09
说到吴三桂，刘抢的是他小妾，不是正妻，小妾在那年头可没那么高的地位，而且抢了个女人不是投靠清兵的理由，抗战时太祖要是一不小心把宋美龄睡了，难道花生米也能名正言顺去投东洋么
————晕死，哈哈哈，不过兄弟说的事情，在历史上确实是发生了，倒不是太祖睡了龄龄，而是双方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北伐军在前面打架……后面在搞土改，把北伐军兄弟们的老婆妹子都给共妻了，因为北伐军的将士有军饷寄回家，所以划成份就划成了地主，既然是地主，他的老婆妹子大家就要轮着睡……结果导致了双方合作的破裂……
同样的事情在那个《帝国的敌人》中也有发生，岳飞带领岳家军出门去打架，后方寺庙里的和尚们就狂睡岳家将士们的妻女，这个事弄到最后，因为岳飞处理不当，引发了岳家军将领对岳飞的憎恨，直接出面首告岳飞谋反，结果就是风波亭……
为什么要岔开吴三桂去说这两件事呢——理由只有一个：
太祖的手下轮睡北伐军将士的妻女，你我是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但北伐将士们有感觉，所以合作破裂。
和尚们睡岳家军的军嫂，我们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但岳家军有，所以部属就会憎恨岳飞不保护他们，所以岳家将分崩离析。
刘宗敏睡陈圆圆，你没有任何感觉，你甚至有可能认为那是刘宗敏给了老吴面子——“说到吴三桂，刘抢的是他小妾，不是正妻，小妾在那年头可没那么高的地位，而且抢了个女人不是投靠清兵的理由……”看看你自己说的话，感觉你对吴三桂的要求太苛刻了，对刘宗敏太宽容了。
我坚持认为，吴三桂的反应是一个正常男人的正常反应，而你对吴三桂的指责，却缺乏那种设身处地的感觉……所以我在正文中说：让我们替吴三桂想一想吧……
哈哈哈，我的话有点过头了，等下再回一下，尽量反省反省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3 10:02:48 作者：禹兮禹兮 回复日期：2008-6-13 8:05:09
李自成拷掠吴襄之事是个误会，手下私自干的，李自成知道后很快就把吴襄放了，还让他给吴三桂写信解释这件事，等到吴襄这封信到的时候吴三桂已经铁了心当汉奸并且转身打跑了唐通重占山海关，这能怪谁
————我觉得这事谈不上怪谁，干吗非要怪一个人呢？哈哈哈，不过你这个解释给我的感觉就是：当吴三桂得知父亲被拷掠之后，就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而李自成是抓人也有理，放人也有理，可能我的感觉不对，或许我是太替吴三桂着想了，反正这事要是落到我的头上，我是跟李自成誓不两立的，至于你后面又把人放了，所以吴三桂就不应该在前面采取行动，这种要求实在是难为吴三桂了，哈哈哈
李自成出兵一路上走得慢慢腾腾，把吴襄和崇祯的太子带着，还不断送使节去招抚吴三桂，就是为了用君父之情感动吴三桂让其自动投诚，应该说在这件事上李自成不欠吴三桂什么，因为李自成在出兵之前，吴三桂就派人去认满洲干爹了，李自成前脚刚离开北京，吴三桂的使节就在几百里外见了多尔衮，难道还能说是李自成把吴三桂逼去满洲人那边的么？
——你之所以认为李自成不欠吴三桂的，是因为你站在了李自成释放吴襄的时间结点上，可是吴三桂却是站在比你更前——他站在父亲被捉的时间点上，他必须要在那个时间点上采取行动，这就是吴三桂的难处，而我的分析，正是将时间点建立在这里——因为吴三桂的选择在这里，不在你那里，哈哈哈
老子在李自成手里，却还是铁了心当汉奸，说白了吴三桂就是一严重缺乏安全感的不孝之人，也谈不上什么博弈
——在这里你所说的“谈不上什么博弈”，正是社会博弈的本质，如李自成，他先抓人，等吴三桂投奔乾隆爷的祖宗——现在电视里都是这玩艺儿——李自成再把人一放，于是李自成就处处占了理了，而于吴三桂而言，世上没那么便宜的事儿，这个就叫博弈。
至于你说吴三桂缺乏安全感，换了你处在吴三桂的位置上，上哪儿去找安全感呢？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3 10:12:40
重申一下，老雾观点如下：
第一：博弈方式有多种，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也有很多种，不只是第四种博弈
第二：第四种博弈不好，历史上的坏事，多是第四种博弈的结果
第三：如果我们采用了第四种博弈，肯定得不到好的结果
第四：大家不要采用第四种博弈，要和谐
这个声明能不能过关啊，哈哈哈，准备更新：）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3 10:19:23 （3）博弈软件的运用
萨尔浒之战，大明王朝元气大伤，主帅杨镐因而下狱，以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但熊为人性刚，为朝臣所不容，不久被杀，传首九边。
按擦使袁应泰走马上任，经略辽东。
朝廷重用袁应泰，这应该是道德评价超越一切的典型历史案件。那袁应泰是以赈济灾民起家，其人为官，广修水利，活黄河两岸灾民无数，象这样难得的儒臣放在朝中弄个大学士干干，还是说得过去的，偏偏给他放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来，这就有点麻烦了。
再者，袁应泰慈心礼佛，信奉的应该是宽和的博弈法则，而这法则拿到战场上来却是要命的事情。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袁应泰一到任，就见沈阳城外挤满了密麻麻的数万蒙古灾民，袁应泰的佛子慈心老毛病顿时犯了，当即吩咐收容，也亏了袁应泰本事大，这数万灾民入得城来，竟然全都让袁应泰喂得饱饱的，一个也没饿着，众灾民感激之余，遂白昼挥刀子杀人，夜晚到处放火，实在是吃得太饱撑得难受，不活动活动，可怜的灾民们会患上消化不良的。
努尔哈赤听说了这事，对其佛子慈心深表敬意，遂大举人马，前来攻打，袁应泰顾得了闹事的灾民，就顾不了城外的敌军，折腾到最后，一气之下自焚了，也有说是饮剑自杀，但不管怎么说，这位万家生佛就这样去了，而被他救活的数万灾民热泪盈眶的夹道欢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将他们编成军队，全部送上了前线，这一场官民大博弈就这样圆满的落幕了。
博弈崩裂的时代，民众的自毁情节带来的是人性更暗黑的全面爆发，袁应泰不会不明白这么简单一个道理，但也许，他求仁得仁，心中无怨。
辽沈丧失，京师大震，袁祟焕走马边关，与努尔哈赤会猎于宁原，双方炮矢横飞，激战数日，被袁祟焕发狠使用了最先进的红毛大炮，一炮掀翻努尔哈赤，重伤不治，殁于沈阳。
后金的努尔哈赤就此死去，却给大明王朝带来了新的麻烦，清世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登基，此人端的是一位仁厚君子，传说努尔哈赤卧病期间，皇太极照料在侧，努尔哈赤手书：我死之后，传位十四贝勒。书毕，皇太极检查了一下努尔哈赤的临终作业，修改了一个错别字，将十改为于字，全文就变成了：我死之后，传位于四贝勒……于是四贝勒皇太极继位。
但这个传说可靠程度不是太高，更多的用来丰富民间传奇，不管怎么说，皇太极继位，首先就要解决袁祟焕这个大麻烦，他秘使反奸计，祟祯皇帝迫不急待的见当就上，袁祟焕被骗回北京下狱，凌迟时遭百姓生生咬死。
袁祟焕的悲惨下场，足以令皇太极胆战而心惊，他肯定是琢磨过大明朝的老百姓是怎么一回事，甚而至于，他有可能全面分析过大明王朝信任机制全面破产的心理因由，于他而言，得出最后的结论并非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很明显的是，大明王朝那过于刻毒的博弈机制丧送了一代名将袁祟焕，狂乱中的百姓在咬死袁祟焕时的“不明真相”这种理由是说服不了皇太极的，他肯定会问：是何种原因养成了百姓如此刻毒的心肠，竟然让他们以最残暴的手段对待一位于国有功的失势者？
答案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过的那样，苛责于人的道德规范已经成为了渲泄民众内心中深深怨毒的最好借口，而社会博弈发展到这种程度，与大明王朝过于严苛的博弈法则有关。
一句话：整个大明王朝对于人的能力与道德要求标准过于离谱了，这架冷冰冰的权力机器要求于人达到神仙的标准。
这是一个没人能够跨得过去的标杆，在这个超越了极限的标杆面前，任何一个人纵然不是有罪的，至少也是不道德的。
由是民众的心中充满了怨毒——一旦你目睹了太多的罪恶与不道德，任何人都会积淤于心，悲愤交加。
看清楚了这一幕的皇太极不能不由然而生出恐惧之心，他真切的认识到，刻毒而残酷的社会博弈无助于任何形式的权力巩固，所以他考虑改变游戏规则。
二贝勒阿敏成为了游戏规则改变的第一个牺牲品。
说起这二贝勒阿敏，他原本是太祖努尔哈赤的侄子，努尔哈赤死后，是他和众人力推皇太极继位，说起来也算是一位功臣了。
但是天聪四年，明军收复永平和迁安两城，阿敏力不能敌，遂尽杀永平迁安两城的居民，赶着牲畜以归，屠城之事激怒了努尔哈赤，他当即宣布了阿敏十六条大罪，将其幽禁起来，并抄其家。可怜的阿敏不知道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弄不明白自己哪惹着皇太极了，连憋气带窝火，很快就死掉了。
皇太极的新玩法更是管用，在接下来第二年大凌河之战中，明军援尽粮绝，立即举手投降，于是皇太极大喜，就考虑图谋中国。
欲取其国，必先从文化上着手，对于这一点的认识，皇太极是非常明确的。
考虑到女真人在南宋时代与汉人政权的武装冲突，犹以中国民间评书中的金兀术也好，哈迷蚩也好，形象都不是那么美好。以这样的形象去接收中国，那肯定是不妥当的。
于是皇太极经过苦心孤诣，终于创造出一个怪异的新鲜名词：满州。
品牌策略！
从此女真人彻底的摆脱了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因素，以其暂新的形象，向着历史昂首阔步走来。
同时皇太极改元祟德——这个年号却是大有讲究的，实际上是抄袭了宋金对恃年间金主吴乞买的创意。
北宋年间，金人欲图大宋，又恐民心不服，于是疯狂开支宣传机器，大肆宣扬一桩怪异事体，说是大宋立国之初，宋太宗赵光义烛光斧影暗杀了宋太祖赵匡胤，因此赵匡胤的冤魂非常郁闷，遂投抬转世为金主吴乞买，要再夺回属于自己的花花江山，更有派往金国的使节回来，有鼻子有眼的说吴乞买模样长得与宋太祖赵匡胤一般无二……这样的舆论宣扬开来，搞得当时北宋人民昏头涨脑不知所措。
至于改元祟德，那更是有讲究，传说赵匡胤时代有一句隐语：说是做天子之人，敢言祟德在上头……这是语出《周易》中的一句话，祟德而后，是一个胤字。连这么细微的历史都给抠出来琢磨，由此可见后金的皇太极是一位北宋历史研究学的考据派专家。
更离奇的是，赵光义的后代赵构创立南宋政权之后，死后无子，皇位还真的又传回了赵匡胤的后人。如这样的历史，皇太极研究得远比中国人更明白，因为大明王朝为了剥夺百姓最后的抗争工具，是不允许民间百姓琢磨这种怪事情的，但大明王朝禁止了自己的百姓，却禁止不了皇太极。
于是皇太极自称宽温仁圣皇帝，从这个名号上看起来，皇太极不仅将陷于博弈死局的大明情势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接收全国政权。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3 10:33:21 （4）粪坑困境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任何皇家权力也不可能建立起来一个能够推进社会进步的良好博弈体系，这是皇家权力的本身决定的，皇家权力的存在就是对社会博弈法则的最明确的界定，所以清军入关之后，他们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皇权延续的传统可以克服民意上的障碍，剩下来的就是他们必须要有一个聪明的法子解决如下这个矛盾：
对于反抗者的行为必须要进行残酷的镇压，但与此同时，他们还要设法建立一个相对于大明而言较为合理的社会博弈规则。
实际上，清朝的第一任皇帝顺治是通过黑白脸来完成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的。这个过程的具体操作由摄政王多尔衮来完成，他的办法是以汉人的极端博弈促动其自我对抗，而清人则坐收渔利。实际上这个法子也是汉人官员范文程及洪承畴等琢磨出来的，所以清人一入关，便高举替大明天子复仇的旗号，对南明政权放缓，由任其先行自相残杀，对声名狼藉的流民军李自成部则死追猛打，这就一下子把前明官员置于了两难之地。
于前明官员而言，如果他们拒绝清人的招降，则意味着他们拒绝为大明天子报仇，此为不忠，不协助清军做战，表明他们是在“从贼”，此之谓不义，不忠不义这两个大陷阱，逼得众前明官员纷纷跳入。
但等到清兵攻取扬州，下南京处斩弘光政权的废物皇帝朱由崧，清人意欲图谋中国的嘴脸就露暴了出来，这时候许多追随清兵逐杀李自成部的官员将领纷纷转向，与清人决裂，中原江南之地的战争突然变得惨烈了起来，仅江阴、嘉定两地，就“满城杀尽，然后封刀”，死者竟达十七万两千人。
《烧饼歌》中有几句隐语，说的正是这一段历史：
雨水草头真龙出，
路上行人一半僧，
赤头童子皆流血，
倒置三元听谗说，
须是川水入台阁，
十八年间水火夺。
在这支隐语歌谣之中，雨水草头，指的是满清两个字，路上行人一半僧，赤头童子皆流血，则是说的满清的剃发留辫政策，倒置三元，与川水入台阁，前面是一个顺字，后面则是一个治字，说的是顺治皇帝，十八年间水火夺，说的是顺治在位一十八年。
说到剃发之争引发的民族血泪，许多人却不知道这无数的枉死者与堆积如山的白骨，不过是社会博弈彻底破裂后所出现的“粪坑困境”。
什么叫社会博弈的粪坑困境呢？
这个名词源自于一个故事，说的是几个地痞趁夜去一家院里偷东西，第一个贼先翻过了墙头，不曾想却失足陷进了墙里边的一个粪坑里，这贼心里极是懊恼，知道若是这样回去的话，此后他就要成为贼伙们的笑柄了。
那要如何做，才能够让别的贼伙不取笑自己呢？
粪坑中贼灵机一动，就故意低声喊道：大家快进来，这里边有好多金银财宝……快一来，来晚了就得不到了……
群贼闻听里边有财宝，顿时一个个翻墙而入。结果，全体贼伙全部陷落入粪坑之中。
众贼不忿，责骂骗他们跌入粪坑之中的小贼。那小贼却辨解道：
如果我不把你们全都骗进粪坑里来的话，只有我一个人掉进来，那我以后可就成为了你们的笑柄了，现在呢，我们每人身上都是大粪，你们当然没有理由再嘲笑我……
凡是贼，总是想法设法的要把人引入粪坑之中的。
“粪坑困境”又可以称之为“投名状”，水浒中的林冲雪夜上梁山，白衣秀士王伦就要求他必须下山杀一个人，非得有血案在身，才不会出卖阖寨全伙，除非大家都是杀人的凶手，才不会有人生出异心。
只不过，投名状是行为者主动要求而遭遇到的博弈陷阱，而粪坑困境，却是道德败坏之人为别人设置的圈套，很多时候，无辜者正是因为少数居心险恶之人的暗布圈套，才冤乎枉哉的步入枉死之城的。
要知道，清人初入中国，事先已经对其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整合，更曾考虑过更改衣冠所有可能为社会带来的反弹，所以清人起初并没有想到强迫汉人易服剃发，清人所不能容忍的，只是民众的反抗。
最现实的证例摆在中原人民面前，扬州史阁部不屈抵抗，于是清军残杀城中百姓八十余万，而南京的弘光政权因为举旗投降，清人只是将弘光皇帝朱由崧带回北京处斩，并无损于南京百姓之分毫。
在清人制定的这个博弈规则面前，那位曾经因其投水而引发人民群众围观狂热的钱谦益，又曾一度被逼于道德的死角之中。
于钱谦益而言，此人贪生怕死固有定论，但是，效法史可法留芳千古，对他来说有着一个严重的心理障碍，这障碍就是南京城中的近百万兵民，其中有二十万兵马，兵马倒还罢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死于国难，称得上死得其所。
但是，南京城中几十万百姓却又何辜？
不要说皇权体制下的家天下时代，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并不堪强烈，如果百姓效死，则意味着忠君而死，想那南京的百姓们被大明皇权祸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弄到最后居然还要求这些深受迫害的民众们替大明王朝殉葬，这样的道德要求，老百姓是不会接受的。
民不畏死，但总得死出个名堂来吧？
所以南京城中百姓们的心愿，不问可知。
由是，若那钱谦益组织动员百姓们决死于南京，则意味着对这些饱受欺压的百姓们的最大不公。
最终钱谦益决定以民为重，为民做主——他手捧明境图册和户口，向刚刚进行了扬州大屠杀的福裕王多铎行四拜献礼。
多铎很满意，因为这位钱阁老终于看懂并严格遵守了他们的博弈规则。
但是，却有人把清人的这个博弈规则向着极端再行推进了一步——这只是因为，这些极端改变主义者，他们在汉奸卖国的粪坑之中陷得比任何人都深，所以他们期望着将天下之人全部拉进去，以遮掩他们身体上散发出来的腐臭。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6 8:56:28 作者：000800 回复日期：2008-6-15 11:56:09
老雾啊，你老是说要宽容什么的，可是啊，由谁来带头实现宽容呢？按你说的，在搏弈中，比如吴三桂，如果他按你说的，搞宽容，恐怕他会第一个被做掉。
宽容似乎也需要资格，比如华盛顿和太祖，处于那样的地位，是最有条件讲宽容的，下面的人谁先讲宽容，谁吃亏/
_____________呵呵,呵呵呵,我们来扯一扯吧,扯一扯:)
谁宽容,谁吃亏,是社会风气普遍性的丧失信任的结果,任何人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都是特别难受的,除非整体大环境改变,否则个别人的宽容是没多大价值的.
在我看来,不宽容更多的缘自于一种愚味的仇恨,缘自于自己对社会压力的怨毒性解读,正是因为以仇恨及斗争的眼光看待问题,所以才会本能的以这种方式对待别人.
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对人性有所了解,能够认识到人性中的负面力量固然丑陋,但光明的一面也同样起着作用,尽量做到在现实中宽肴别人,更重要的是,不要刻意将别人逼入死角——一个人改变不了整体的社会，但能够改善你周围的小环境，那怕是巨奸大恶之人，也愿意和宽和的人交往，不唯这样做意味着安全，更多的是，这种心理状态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的。
但是，宽和是一种智慧，不是冒傻气，这个意思是说，除非你具备了足够的智慧，才会真正从宽和中获益，连别人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的人，其所谓的宽和，不过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咽，不能叫宽容的
重申一下，宽容是一种智慧，是对于人性洞悉才会掌握的生存技能，这种智慧不是与生俱来的，靠的是丰厚的知识积累，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你是一位编程高手，就会不屑于一个不懂编程的人在专业上计较，而如果你对这门专业一知半解，却指望依靠宽和获得利益，那就有点不切实际了，哈哈哈，技术专业如此，对人性的了解也如此，如果你更深的了解了人性，了解了别人，你也就更容易的在宽容中获得益处。
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你终究不可能成为每一个专业领域里的专业人士，但如果别人是，那么你的生存相对来说就容易了许多，所以一个素质高的社会易于和谐，而由一些对知识与思想充满了厌憎情绪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中，最易于兴起的还是骚乱与破坏，老雾写啊写，最终的目的，不过是想让愿意交流的朋友尽其可能的远离这种不和谐的状态：）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6 9:06:29 作者：禹兮禹兮 回复日期：2008-6-13 10:57:10
呵，李自成释放吴襄是在吴三桂叛变的消息传来之前，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李自成本来就没打算用吴襄来玩什么博弈，无非是拷饷大潮中的一次误会罢了
————这个回复，让我琢磨了好几天，感觉你我对博弈的理解不是一回事，在我看来，所谓博弈，无非不过是一个人的行为及生存方式，例如李自成部奸杀李国祯家中女眷，京城内外所有的人都会立即产生反应，而你却说李这样做不是博弈，李自成单独在他家里奸他自己，肯定不是社会博弈，但他走出皇宫来对别人下手，这就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博弈要素，李与吴的对恃，也正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李的所做所为在你一句误会就免责了，如此狂大的奸杀风潮，换了你是吴三桂，你何以会认为李是一个善良的会对你高看一眼高抬一手的人？
吴三桂一开始叛变还有道理，毕竟自家老子被人捉了很难忍，但是接下来呢？李自成接下来不是没有弥补过这件事，一直到攻城前还在试图招抚吴三桂和平解决争端，而吴是从第一次听说老子被捉后就铁心当汉奸了，所以从这里看起来，没理的还是吴三桂
————下面我设置一个场景，假做你是吴三桂，我是李自成，来推演一下当时的情境如何？我总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你无限纵容了李的恶行，却非要逼吴三桂有着神仙般百毒不浸的能力，让我们来看看是你疏漏了什么，还是我太情绪化了：）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6 9:26:01 作者：禹兮禹兮 回复日期：2008-6-13 10:57:10
呵，李自成释放吴襄是在吴三桂叛变的消息传来之前，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李自成本来就没打算用吴襄来玩什么博弈，无非是拷饷大潮中的一次误会罢了
吴三桂一开始叛变还有道理，毕竟自家老子被人捉了很难忍，但是接下来呢？李自成接下来不是没有弥补过这件事，一直到攻城前还在试图招抚吴三桂和平解决争端，而吴是从第一次听说老子被捉后就铁心当汉奸了，所以从这里看起来，没理的还是吴三桂
————以下是李吴相争历史复盘与推演，大家看看老雾错在什么地方：）
李自成事件一：攻破北京城。
吴三桂将面临：粮草断绝，此外军人家属在京，生死不明。
吴三桂的两个选择，一是降李自成，二是降满清。
降李有两个变局：一是受到李自成热烈欢迎，二是被李自成趁机诱杀，妻子儿女亦不能保
降清只有一个变局：留在京师的妻子家人不能保。
吴在这个难局下选择了降李，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但是李自成接着推出了事件二：京城大拷掠，大奸杀，此事的后果是吴的家人被执，吴的女人沦为刘宗敏的猎物，至于其它军人的家属女眷下场如何，史书未提，我等不知，但吴部的军人应该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明王朝是否如宋王朝那样有把军人家属留在京城做人质的传统，也未细查，索性略过不提。
此时吴面临：若降李，他必然是李国祯第二，李国祯降李而满门女眷尽遭涂毒，只要吴精神状态正常，就知道李的人品与行事风格，禹兮认为吴不肯走李国祯的路线，因而对不起李自成，这实在是有点难为人了。
这时候吴的两个选择已经是清清楚楚，降李，他必然是李国祯第二，降清，家人虽不可保，但自己性命仍在，还有机会血恨。
于是吴降清。
李自成又推出事件三：释放吴的家人，并试图招抚吴。
这时候吴的选择：再转而降李——前提是，李自成必须要让他相信，如李国祯等京师降官的遭遇不会在吴的身上发生，如果没有这个证明过程，那李目前的做法不过是诱杀而已。
所以李自成必须要证明他无意诱杀吴，不如此而禹兮非逼着吴降李，那未免太不厚道了。
所以吴唯有在看到李的事件四的情形下才会回心转意。
李的事件四是：他必须整肃军纪，处死那些在京城奸杀妇女的军人们，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吴再降清，必然是吴的不对，而李没有这样做，那么吴的选择，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这个就叫博弈，何以禹兮会认为李吴二人没有博弈呢？难道在禹兮看来，吴是傻子，李想怎么摆弄他就怎么摆弄他？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6 9:38:20 （5）极端化的开始与修正
路上行人一半僧，赤头童子皆流血——剃发，这种旨在挑战民众最后底线的决策，其间推行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充满了令人五味杂阵的社会博弈。
先是，清人入关之初，多尔衮就要求归顺的官民剃发，在满清军队攻入北京城的第二天，就发檄文引贴全城，檄方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降官降民剃发以示效忠：“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凡投诚官吏军民缘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
但是多尔衮马上发现了他的失策之处，强改汉人衣冠，于民众而言所带来的羞辱是无以言表的。要知道，民众能够接受改朝换代，因为这标志着天道循环，但是，上国衣冠向来是国人信仰的承载，多尔衮挑战国人最后的心理底线，势必引发爆烈的反抗。
民众的情绪立即被满清阵营中的朝鲜官员所察觉，他们立即报告说：
“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怨。”
多尔衮大惊，始知自己的失策，于是立即改弦更张，发布榜文：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意，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之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榜文一发，伴随着是二十多道再三强调的令旨，唯恐中国人不知，大清的宣传机器轰轰隆隆的开动起来。
剃发博弈的第一个回合战过，满清人不得不让步。
但是，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博弈这玩艺儿没完没了无休无止，纵然是满清人有心让步，国人内部的恶性博弈终将打破现有的均衡。
顺治二年，先是福豫王多铎陷扬州，屠尽城中八十余万父老，而后兵不刃血，剑指南京，弘光政权不战而降，降便降了，但一众降官仍然在“博弈”之中，总有人想抢在大家前面，抢一个风头而搏得盆满钵满，遂有一个小官总宪，名叫李乔，此人想搞点花样出来，压住同僚，于是便易服剃发，搞了条猪尾巴一样的大辨子拖在屁股后面，乐颠颠的跑来见多铎。
刚巧因国人的反抗令得满清不得不终止剃头令，见了这种情形，多铎大为恼火，当即将李乔一通臭骂，赶了出去，并于随后张贴布告：
剃头之事，本国相治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满清的决定与坚决反对易服剃发的态度，令得国人心中稍安，但是万万没有料到，不过隔了一个月的时间，满清突然变了脸，转而开始强硬的推行剃发令。我们确信的是在这种变化中肯定存在着一个转折点，否则无以解释摄政王多尔衮所颁布的另一道完全相反的命令：
“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为了推行这道命令，多尔衮令剃发匠负担游行于市，强制剃发，稍有反抗，即杀头悬竿示众。
国人确信，促动满清人突然改变策略，由最初的安抚突然变为残酷镇压，甚至有意将压迫的程度逼近于民众心理承受的底线，这一政策的改变，尽皆拜一位名叫孙之獬的国贼所赐。
这位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于大明王朝惨烈的君臣博弈之中，这家伙侥幸偷活了下来，清人一入关，他是第一批出城欢迎的官员，所以满清人赐了一个礼部侍郎的官衔。
礼部侍郎，那是主要负责文化管理的，孙之獬身为主管官员，就急不可耐的要跟满清的“先进文化”接轨，尽管满清一再说过剃武不剃文的话，可是孙之獬为了表示自己的进步，把自己剃了个怪异的长尾巴发型，还弄了满清的服饰，急忙上朝去秀一秀自己的装扮。
可是朝堂之上，两班文武，这边文官俱都是大明降官，清一色的博冠大袖，汉人衣冠，孙之獬站在其中，愈发的刺眼突出。于是引发了众官的大笑——这笑声正是我们最常用的博弈手段，表明我们在道德和智力上站得比被嘲笑者更高。
尽管大明降官与孙之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但博弈的优势正是体现在这一点上，降官们期望用自己的道德优势，将孙之獬挤入到粪坑中去，要让他输在道德的起跑线上，输得无话可说。
为了表白自己对孙之獬的不认同，降官们前踢后踹，生生的把孙之獬挤出了朝官的队伍——没人愿意和一个居身于粪坑中的人为伍，孙之獬既然跌入了道德低线下的粪坑，那他就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孙之獬既羞且恼，又不敢吭气，于是就想钻进满人武将的队伍中躲起来。
满人也是人，是人就有一个前打落水狗的从众心理，于是满人也学着汉人降官的样，又将孙之獬踢了出来。
孙之獬惨了，满城文武，居然谁也不屑于与他为伍，那他以后还怎么混？
跌进粪坑是容易的，可如果想再爬上来，那可是千难万难。
此时的孙之獬，就算是死也只不过是死狗一条，他注定身败名裂了。
可是凭什么啊？孙之獬想不通，大家都是一般的没气节，一般的软骨头，你们哪个降官若是骨头硬的话，怎么不去扬州学史可法跟满清人拼命，却站在这里向侵略者磕头呢？你也不过是磕头，我也不过是磕头，大家都在磕头，你们磕得还比我响——又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
孙之獬愤怒了。
有分教，粪坑一怒，激粪三尺，奸人机诈，血流千里。
于是孙之獬怒而与一众降官展开了“粪坑博弈”，他星夜上书给多尔衮，曰：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我们不太确定是不是孙之獬的这封上奏刺激了多尔衮那敏感的神经，但是，确曾在孙之獬上书之后，多尔衮的态度突然强硬了起来：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徜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此令一下，江阴城数万人喋血深巷，大中国三百年积疴重染。
孙之獬为了遮掩自己身上的腐臭，竟然不择手段处心积虑的想把天下之人拖入死亡的陷阱，要用天下之人的鲜血洗净他身上的污臭，其结果是让他身死名灭，为天下人所不耻。
更可怕的，事情一旦变糟，就会变得更糟。孙之獬打开粪坑盖，却放出了一个更为可怕的博弈怪物：
李成栋！（6）忠奸善恶说是非
孙之獬试图抢占道德的最下限，以小人的鄙污招术对抗群体的排斥，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所处的道德最底下限之处，已经有太多的人等待在那里了。
史载，孙之獬遭到同僚的弹劾，被剥官遣还老家淄川，他回来的也许是时辰不对，或也许，那也是满清人有意而为之。当他回到淄川之时，适逢山东谢迁等人起义，义军涌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余口“皆备极淫惨以毙”。
那些枉死的孙之獬家人眷属我们就不说了，单只是这位孙之獬，被五花大绑了十多天，在押期间惨遭非人间的酷毒之刑，监押者在他的头皮上用铁针密麻麻的戮满细密的洞孔，余者则争先恐后的用猪毛重新给他植发，于孙之狰惨凄的哀嚎声中，行刑者再用大针将他的嘴吧密密的缝起，希望他到了阴间之后别再搞什么粪坑博弈了。
然后，孙之獬惨遭肢解零碎而死。
时人叹曰：呜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于这幸灾乐祸的感叹之中，我们知道，此时社会的博弈法则，由刻毒向着刻毒的极限再前行了一步。
实施正义目标的手段越苛酷，其距离目标就越遥远。
人类社会一切的目标都是群体的目标，非以良性的博弈手段，断不足以维系目标的存在——这就是社会博弈的最基本规律了，越是严苛的社会博弈法则，就越是得不到一个理性的社会，你所制定的博弈法则终将得到同样的结果，而这与目标的道德评价无关。
孙之獬之死换来的是包括了投降清兵所在内的所有汉人的欢呼，但是这些获得正义尊严感的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就在剃发令颁布之后，凶残的清兵却淡出了世人的视线。
他们暂时在残酷的历史中消失了。
他们把残酷的博弈舞台，留给了汉民族自己。
既然你们是如此的喜欢这极尽苛恶的游戏法则，那么你们就自己玩好了。
于是博弈怪物李成栋走入了人们的视线，他的所行所为完全突破了脸谱式思维——突破了善恶黑白是非正邪简单两极化的民众思想。
正如我们所知，国人的传统认知是两极化的，这种两极化思维在京剧的舞台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于传统思想中，我们咸少见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多是贴了道德标鉴的极端表述——奸臣与忠臣，君子与小人，清官与贪官，
做忠臣，实在是太难了，你要受尽天下所有的委屈，但凡你有一点承受不了，那么你就不是忠臣了，不是忠臣是什么，你好端端的一个人一下子被扫到奸臣的行伍中去了。你此前的辛苦与付出，到此都成了“伪善”。
做君子，那就更是可欺之以方，理论上来说君子不过是一种惩罚，你必须要站在光明正大的阳光之下，任由明枪暗箭把你射个千疮百孔，如果你认为这对你来说太不公道了，那么你就是小人，仅仅因为你拒绝这不公正的游戏。
做清官，其条件更是苛毒到了灭绝人性，如我们所提到的海瑞，他必须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活活饿死自己才不过五岁的女儿，如果他于心不忍，那么他就不是清官。不是清官是什么？是——贪官！
由是我们知道当李成栋追随李自成的流民军杀人放火的时候，那实在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日子。
流民军初入北京，大行拷掠之时，大学士魏藻就惨遭这种邪恶的博弈规则之残害。当时李闯部将刘宗敏将他夹起来，审问道：汝居首辅，何以乱国如此？
刘宗敏这明摆着蛮不讲理，魏藻这个首辅还没居的时候，天下就已经乱成一团，要把这责任全归到魏藻身上，他又如何能够接受？
所以魏藻回答：我是书生，不谙政事，先帝无道，遂至于此。
——魏藻这个回答，应该说是没什么大错误的，但是人家刘宗敏不爱听，当即吼道：汝以书生擢状元，为官三年即升首辅，祟祯何处对不起你，竟敢诬他为无道昏君？
什么叫蛮不讲理？刘宗敏这就是最典型的蛮不讲理。
若然是祟祯有道，你刘宗敏吃饱了撑的造反？你杀人放火，抢劫奸淫，干尽了人间坏事，却强迫这个傻书生当忠臣，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就是欺负你了，怎么样？刘宗敏命人将魏藻的女儿捉来，奸淫后拖出去，由任士兵轮奸。
当年李成栋在李闯手下之时，干的就是刘宗敏这一套，小人自己是当定了，但你别人若非是极端之极端的忠臣君子或清官，那就是十恶不赦。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李成栋转投南明，由贼而官的时候，这时候就有点不好玩，以前他是乱贼，可以不顾及任何道德伦常，道德伦常是他用来欺负别人的，可现在他要做忠臣，别人一窝蜂的拿着道德伦常来欺负他——这事可就麻烦了。
李成栋当然知道，忠臣的道德标准实在高得离了谱，那是连神仙蹦起来都够不到的高度，至少按刘宗敏的要求，这世界上没一个喘气的能够做得到。
难！
难乎其难！
但难也没办法，因为天下人都是和刘宗敏一个样，对忠臣的要求持非人所能抵达的超高标准。这种标准是我们文化中的最基本认知，任何时候不可能有例外。
李成栋不无绝望的发现，他竟然钻进了自己设下的道德囚笼之中。
幸好，清兵直下南京，彻底的将李成栋从这可怕的道德囚笼中释放了出来。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7 10:10:41 （7）谁会在博弈中胜出
多尔衮的剃发令一下，犹如油锅中溅入一滴水珠，霎时间民情激愤，太仓，秀水，昆山，苏州，常熟，吴江，嘉定等地俱反。
民众能够接受江山易主，毕竟天道有循环，皇帝轮流做，既然皇帝是授天之命，说不定哪个皇帝投胎时弄错了方位，不留神跑进了夷狄的肚子里，所以由夷狄来做皇帝，于民众而言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易服剃发，这于民众而言就太可怕了，须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的儒家伦理思想，数千年以来始终是中华民族绵传相续的思想根基，是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精髓。现在满清人竟然意欲绝灭上国文化，让国民尽改衣冠容颜，徜若如此，死后又有何颜面得见祖宗于地下？
这堪称国人的最后底线，多尔衮不顾民众反对，公然下此命令，这就意味着满清人与中原百姓原本有可能存在着的合作关系的破裂。
尽管多尔衮确有他的理由强行推行剃发令，但是，肆无忌禅的挑战民众最后的心理底线，这仍然是件颇费思量的事情。
要知道，多尔衮一意孤行推行剃发令，这与满清皇太极所设定的取中国的战略思想并不完全吻合，或者我们可赞成小皇帝顺治的观点，多尔衮此举，意在皇权。
实际上，多尔衮的剃发令，可能为我们揭开满清早期的一桩疑案。
早年皇太极身死之时，未曾遗命留下，于是众权臣聚而相谋。札亲王代善想立皇太极的长子豪格，那豪格却“惧而固辞”。
豪格到底惧怕什么？竟让他连皇位都不敢登上？
豪格坚决不敢，皇位成了悬疑，于是多尔衮就提议拥立年方六岁的福临。
但是六岁的孩子能够坐得了皇帝之位呢？
没关系，多尔衮就隆重的建议道：若以为年稚，则吾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以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再当临政。
对多尔衮的这个意见，众人曰善，就这么通过了。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阿达礼和硕托密谋拥立多尔衮，代善和多铎不敢赞同，事情败露之后，阿达礼的母亲就缢死了自己的儿子，而硕托的妻子则缢死了自己的丈夫。
从这件往事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大家都希望坐到大清皇帝的座位上，但正因为想坐上去的人太多，所以谁坐上去谁倒霉，豪格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才不敢轻犯众怒。
第二：最有实力坐这个位置的人是多尔衮，但是他的麻烦在于，这个皇位于他的实力而言是一个负值，如果他坐到皇位上的话，皇位就会将他的实力削减，那么他的下场就会非常的悲惨。
第三：小顺治福临之所有占到了这么大的一个便宜，就是因为他年纪小，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他坐在龙椅上形同于无，所以才荣幸的获得了全票通过。
博弈！
不唯是大明天下子民在博弈，满清这边也没闲着，任何地方，只要是有人的人地方，就存在着博弈，区别的就是法则的公开或隐密，规律的严苛或是宽松罢了。
凡是承认博弈存在的地方，其生活的宽和度必然高于抵死否定人性的禁锢之地。
凡是博弈法则较为宽松的地方，其社会的发展必然会超过博弈苛刻的地方。
不怕人性有缺陷，怕就怕不承认人性的缺陷。
凡是不承认人性缺陷之人，必然是心存诡机之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最应该防范的，就是这一类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再说回满清的皇权博弈，这段故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曾有一个单位派了一个出国考察的指标，于是单位投票推举人选，一轮投票下来，竟然是每人一票，原来每个人都是投了自己的票。
于是改变游戏规则，所投之票不许选自己。于是众人心中犹忿，自己可以不去，但这个机会也不能够便宜别人，所以这张选票上，只能写一个绝无可能获得这个机会之人，那么到底应该选谁呢？
有人转目一瞧，无意中看到坐在门房的看门老头，看门老头是临时工，如果把自己这一票写了他的名字，至少部门中人就少了一个机会……
然而博弈态势始终是均衡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于是，看门老头以全票获得了这次出国考察的机会，就兴高采烈背起行包出国了……
这小顺治之所以有机会当上皇帝，全部的原因就是在他不过是一个看门老头而已。
由是我们知道，多尔衮的这一道剃发令，刀光剑影的的杀戮不过是副战场而已，其博弈的主战场，仍然是基于满清的皇权之位。
多尔衮正是要通过他的残酷手段，进一步的蚕食小顺治的权力，以便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虽然如此，但多尔衮仍然没有勇气同江阴民众相抗争，若然是百万民众其心不服，这一刀刀的杀将过去，杀到最后只怕连自己也要杀到手软……
但是，当多尔衮拥有了从道德囚笼中脱跑出来的怪兽李成栋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多尔衮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民众的仇恨之中，他只需要让这位由贼而官，由官而叛并饱受大明朝恶性争讦之苦的博弈怪物出场就够了。
让汉人们自己去博弈吧！
只有他们自己才最熟悉他们的博弈法则。
多尔衮当时一定是这样想过。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5/1/118960.shtml
作者：雾满拦江 提交日期：2008-4-22 9:35:00 访问：75667 回复：1786
第一章：关键词：神仙、皇帝与历史
（1）刘伯温：比民间传说更神奇
做为中国民间仅次于诸葛亮的智囊人物，刘伯温其人的传奇色彩极浓，这种民间传奇的认同甚至湮没了他的历史形象，在这本《烧饼歌》中他将为我们展示他诸多的神异技能的一种：
能掐会算，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年。
就在洪武元年，也就是公元1368年的某一天里，他在民间的传说中走进了朱元璋建都南京的皇宫，当时朱元璋正蹲在龙椅上啃烧饼，他见刘伯温进来，便将烧饼用一只碗扣住，问道：先生明知数理，可知这碗中所覆为何物？
刘伯温眉毛垂下，暗起一卦，是为火地晋，变卦为泽地萃，卦中坤为体，知此物多半是五谷之属，用卦为火，象征着日，体卦又象征着月亮，而变卦的卦象上又显示此物缺失了一角，由此，刘伯温断道：
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
听了刘伯温的话，洪武天子击节赞叹，并问起大明王朝此后的国运。
于是刘伯温不负人之所望，或唱或吟，即兴创作了四十几首隐语歌谣，不仅全面的演绎了此后大明王朝的几乎所有大事件，更连同清朝甚至包括清后的历史进行了推演，形成了至今仍然在市井中流传的《烧饼歌》。
《烧饼歌》中的隐语歌谣，词句饶有情趣，朗朗上口，易于记忆，纵不识字的人，也会听了之后过耳不忘。
而且《烧饼歌》对于此后中国的民众的影响力量，几乎到了无远弗界的地步。金庸先生的名著《鹿鼎记》中，其主人公韦小宝是一个不识字的市井无赖，却也能出口成章：“手执钢刀九十九，杀尽胡儿才罢手……”，对《烧饼歌》中的歌谣倒背如流。
刘伯温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贡献远不止于“能掐会算”，那太小儿科了，这活连一个乡下的教书先生都干得了。实际上，史实中的刘基，在历史上出场时的表现，其优异程度更远甚于区区一个烧饼歌。
据《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所载：公元1363年，朱元璋与“大汉皇帝”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每天交锋十几次，战士死伤无数，这一天，朱元璋正坐在临时坐具胡床之上，指挥做战，刘伯温在一边侍候，忽然之间刘伯温跳起来大喝一声，催促朱元璋立即更换舰船。朱元璋匆忙转移到另一艘船上去，还没有坐稳，只听轰的一声巨响，一发飞炮将朱元璋刚才乘坐的御船打得稀烂……汉军陈友谅正看得高兴，却忽见朱元璋驱水军疾冲而来，陈友谅无奈，只好落荒而走，中流矢而毙命。
这么看起来，刘伯温的 “能掐会算”是有其史学依据的，当非民间百姓凭空臆想。
事实上，刘伯温其人的确是精于星相谶纬之学，所以民间推祟他的阴阳风角之说，自不足为怪。更何况，时西蜀赵天泽评江左人物，居首位的就是刘伯温，并认为他有着诸葛孔明的谋略，士林的点评进一步强化了刘伯温的传奇色彩，所以于民间百姓而言，这样的刘伯温，若是不作个《烧饼歌》指点普渡天下众生，那委实可惜了他的才华。
但是奇怪的是，纵然民间人士对于刘伯温的神奇驾信无疑，可关于“鄱阳湖救驾”这一节史实，却在民间咸与人闻，即使有人知道这事，却多是把功劳算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上，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2）明教五散人：为什么能够呼风唤雨
刘伯温鄱阳湖救驾的故事，在民间自有其传统话本，只不过话本的主人公却不是刘伯温，而是周颠。
周颠何许人也？话本上说……不详。弄不清楚，没人弄得清周颠是谁，查不到他的家谱族谱，但大家确信确曾有这么一个怪人出现过。
到了当代，还是由金庸先生搞了个石破天惊的玩法，他在射雕三部曲《倚天屠龙记》中将周颠设计为光明顶明教中的五散人之一，有一身吓人的武功，凡是在没有高手出场的武术比赛中，一律都是他赢……
但是原始话本上却没什么明教，更没有五散人，只是说周颠不知其何许人也，有一段时间经常跟在朱元璋屁股后面跑跑颠颠，朱元璋讨厌他老是说实话，就拿两口缸将他扣在里边，丢进了江心。
可是到了鄱阳湖水战的时候，这个周颠居然又回来了，他在船上跑来跑去，拢乱军心，忽然之间他大喊大叫，猛一把抱住朱元璋，纵身跳上了另一艘船——这看起来确有点象是金庸先生笔下的武林高手所为，很可能正是这个特写镜头刺激了金庸先生的灵感如泉涌——周颠刚刚将朱元璋抱到另一艘船上，陈友谅军的石炮就打了过来，轰的一声，将朱元璋的御船打烂。
……话本上说，周颠还有许多神异的事迹，但显然话本的记述者也弄不清楚这些神异事件是什么，作者只是告诉我们说朱元璋后来无限的想念周颠周先生，然而周颠却再也不出现了。于是朱元璋于失望之际，嘟囔道：此人或许已经成仙了吧……
成仙！
可以确信的是，朱元璋一定是真的非常想念周颠，毕竟这样好玩的部属是很难找到的，不管任何人，你将他扣在缸里后再扔进江里，等回来的时候肯定是一具尸体，偏偏这周颠玩出了新的花样，这如何不能让陛下“龙颜大悦”？
周颠的传奇，表面上看起来与《烧饼歌》没任何关系，但它却是解开《烧饼歌》的密钥，只要我们学会了解读周颠，就知道如何解读刘伯温，就知道如何解读《烧饼歌》之于民间的深刻意义。
这个意义的本质就在于，刘伯温之所以要能掐会算，周颠之所以必须水火不浸，那是因为在与皇权博弈的时候，非如此不足以保全性命。
皇权的可怕性就在于它的无限性，例如在话本之中，朱元璋只是因为心情不好，就可以随意杀戮无辜，这种杀戮于皇权而言是完全合法的，而百姓在这种超越了常规理解的权力面前没有丝毫的抗拒能力。唯其寄望于神仙的法术，才有一线苟喘的可能。
在这里隐含着中国民众对于社会博弈常识的理解，这一理解构成了民间行为的基本思想，而我们的社会，也正是在基于这种思想之下形成了合力，行走过它那条独特的道路。
这种解读方式一如前之所述，在民众的心理，人与人对等的博弈是不存在的，因为权力框架正是以不平等为依据而存在的。
人在社会地位不平等的情形下，不可能出现平等的博弈关系，有的只是权力的滥用与无奈的屈服。
我们的传统坚信，唯有一种力量能够与权力相抗衡：神仙之术！
神仙之术，对抗无限的皇家权力。
但是神仙之术——不管这种东西是否存在——在民众的心里，其目的仍然是为了皇家那无限的权力而服务的。
周颠被扣在缸里扔到江中，当他以神术脱身之后并非是快意恩仇，一刀宰了朱元璋，相反，他反而是不计前嫌的救了朱元璋，而朱元璋则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并无丝毫的愧疚之心。这正是人在权力的滥用之下最无奈的表现，权力者不需要任何制约，而权力下的群体却只能继续维持皇权的运转。
由是可见，在传统中，即使是神仙之术也只不过是皇家合法权力的一部分。但尽管如此，一旦当民众拥有了最渴望的神仙之术，他们也就拥有了与皇家权力抗衡的资本。
无论是神通广大的刘伯温，还是语义含混的《烧饼歌》，其主要的社会价值与意义，也正在这里。
（3）朱元璋：历史选择了一个行脚僧
历史决定论认为：一切的发展都是有其必然性的，因为如此，所以如此，徜不如此，则必然不如此，既然已经如此，那么必定如此……这个必然性就是说，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建立大明朝，那是因为他得到了天下人的拥戴，而历史又是由民众所写成的，如果民众不接受朱元璋，那么这个行脚僧无论怎么折腾都是不管用的，但既然他一番折腾之后居然成功了，可见是历史选择了这个和尚。
那么这个事就蹊跷了，这个朱和尚究竟有何过人之处呢，居然让民众甘愿信奉于他？
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要从烧饼歌里边来。
首先，这一在堆歌谣将为我们解决第一个问题：民众需要的是什么？
或者说：民众何以会需要一个皇帝？从常理上来说，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岂不是更符合大众的利益？但是，如果大众缺乏有限权力的概念的话，那么他们必然无法得到这个。
任何人都无法得到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如果你不知道你想要什么，你就很难得到这个东西。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公众，这个道理都会在通常情形下起到作用。
寄希望浸淫于无限的皇权统治之下五千年的明初民众能够产生“有限权力”的认知，毫无疑问是过于苛求了。五千年来皇家权力一直做着一件事件——他们力图把自己与民众的希望相混淆。
于民众而言，对抗无限权力的唯一力量只有神仙方术，于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就宣称自己系由“奉天承运”，这个意思是说：老百姓们啊，你们还是别瞎琢磨了，我就是天子，我就是你们所希望寻求的神仙……还对抗，我自己就是你们寻求的力量，可我再傻还能傻到自己对抗自己的份上吗？
所谓愚弄，不过如此而已。
因为简单，所以奏效。
深受皇权愚弄的民众们没有什么皇权有限的观念，不仅无法理解这一观念，而且视此观念为大逆不道。
所以于民众而言，个人的力量注定了无力与无限的权力相抗争，那么寄望于改变自己命运的，就只剩下最后一条路了：
改朝换代！
事实上，《烧饼歌》正是一曲改朝换代的交响乐，它不是阳春白玉，经不起仔细推敲，注定了的下里巴人情趣，让它与于绝望之中等待的民众们同呼吸，共命运。
但是，改朝换代这玩艺儿却同样也是靠不住的，因为它对无限的皇权没有丝毫的触动，纵然这朝代再改上个十万八千次，民众与社会中的弱势博弈地位仍然无法改变。
实际上这种改朝换代的渴望徒然只不过最不可取的“双输博弈”而已，正如远在五千年前的夏朝人民所歌唱的一样：时予汝丧，吾与汝偕亡……这首歌是献给夏朝时代残暴的君主夏桀的，歌词大意是：那位自称给世上带来光明，以太阳自居的夏王桀啊，你什么时候会完蛋呢？我宁愿与你同归于尽……
须知夏朝时代的君权远没有达到秦以后那样的无限性，连在这种情况下民众除了死都已经别无他路可走了，可想而知在明初时代的社会博弈态势又是何等的绝望与惨烈。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明白了，于民众而言，他们根本不需要一个皇帝，任何时候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种公正的社会仲载力量，以解决民众于社会共生状态中所出现的纠纷。
但是由于缺乏有限权力的概念，他们对于任何仲载力量的理解都是权力无限制式的，而这种理解在社会形态上的表现，就是人们仍然需要一个皇帝。
尽管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人们所期望的推翻元朝的腐朽统治者，但这种社会行动的本身必然会造成社会仲载力量的缺位，这种缺位也就是所谓的“权力真空”。真空是不会出现在地球上的，既然有了真空，那么就必然会有一种填补的力量产生出来。
这在社会形态上就表现为：天下大乱之时，必有真龙天子出现……
不管民众是否需要，皇帝已经跚跚而来。一切只是因为那出现了真空的权力体制，需要一种仲载的力量以为填补。 （4）小明王：皇家权力的第一个挑战者
懂得这个民众与无限皇家权力博弈规律的，不唯是龙椅上的皇帝，草莽之中，也多有智识者在。
明史开篇，第一个玩这种花活的是韩山童，此人堪称出生于“革命世家”，他的祖上就是以白莲教的名义鼓动大家烧香磕头，已经说过了，因为民众无力对抗无限皇权，唯有寄望于神仙，有能够让大家烧香磕头的本事，这差不多已经算是半个神仙了。
所以韩山童的祖上迅速的打开了其知名度，官府察觉到这一支有可能对其皇权形成威胁的力量之后，就将韩家祖上流放到了永年之地。
但烧香磕头这玩艺，是不分场合地点，只要你愿意磕，任何地方都可以。所以到了韩山童出世的时候，这位老兄毫不客气的宣称：“天下将大乱，弥勒佛下生！”对这一口号，黄河以南，长江和淮河之间的百姓都表示坚决相信。
但正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那样，群众未必真的相信韩山童这位老兄是弥勒佛，但是他们需要一种力量帮助他们对抗腐朽的元人政权。事实上，元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败，他们将人分为四等，南人为最下等，这种来自于皇权的歧视与虐待，带来的必然是整个下层社会的不满。
从韩山童的历史表现来看，此人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神棍，除了世家传承装神弄鬼，误打误撞的应合了民众的心理需求之外，别无其它出色之处。但是韩山童出色不出色不关大家的事儿，大家要的只是一个开始。
这个大家，指的就是颖州人刘福通，以及他的亲密战友杜遵道，罗文素及盛文郁。
听了韩山童发布的弥勒佛下世的情况通报，刘福通立即积极响应，并将韩山通的宣言补充了最为关键的一条：
刘福通正式宣布：韩山童是北宋道君皇帝宋徽宗的八代孙，该为中原之主。
这条消息发布之后，刘福通立即纠集人众，杀了白马黑牛，对天发誓，为起兵推翻元朝做准备。
但是，我们可以确信的是，刘福通之所以推出韩山童担任最高首领，不是韩山童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也不是刘福通为人憨厚性格谦虚，实际的原因是刘福通图有杀人放火的一身好本事，奈何他的名头远不如韩山童更有影响力。
所以韩山童继那头被用来祭天的白马黑牛之后，成为了这起针对于皇家权力民众博弈的第二个牺牲品。
却说那韩山童此前的瞎嚷嚷，无非不过是话越说越大，越说越没边没沿，起兵造反那是非常费脑子的技术活，岂是一介神棍能够胜任得了的？但是，事情让刘福通等人这么满大街一嚷嚷，就算是韩山童不想造反，也由不得他了，这边官府已经“捕之急”。结果，韩山童轻而易举的让元兵逮了去，咯嚓一声砍了脑袋。
韩山童死，他的妻子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飞逃至武安。这边刘福通正在工地上干活，替元人挖河渠，他跟韩山童学了几招，命人凿了一具只有一只眼睛的石人，埋在河渠之中，然后教大家唱儿歌：挖出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众河夫正唱之际，果然将一只眼睛的石人挖了出来。趁这机会，刘福通登高一呼，聚河夫为兵卒，一鼓作气的攻城掠地，如风卷残云，霎时间已经聚众十万。
元右丞相脱脱遂起大军，擒获刘福通的战友韩咬儿，斩之。
天下人苦元久矣，早就等着机会大闹一场，趁这工夫，有芝麻李攻陷徐州，定远游侠郭子兴与其亲密战友孙德崖攻克壕州，这时候元朝政府自己窝里又乱成一团，时元统帅也先贴木儿驻军沙河，到了半夜突然炸了营，三军将士自己吓唬自己，疯了一样的星夜亡命飞逃，军甲器械从沙河到朱仙镇，丢弃了一路……看了这情况，元朝廷对也先贴木儿进行了批评教育，下不为例……换了个平章蛮子代替也先贴木儿。
于是刘福通、杜遵道等人便于砀山平河迎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当即立为皇帝，又号小明王，建国号宋。
从此韩林儿成为了中原民众起义的一杆战旗，有了这么一个皇帝，如果有谁不乐意给元顺帝干了，尽可以跳槽过来。
已经说过了，天下的皇权都是一个德性，追随小明王者并非是小明王比元顺帝更好，只不过是这些人在元顺帝那边注定了没有机会罢了。所以说，组织内部的博弈规律在任何一个群体都在起着作用，不同的只是游戏规则的或宽或苛而已，这边小明王的屁股刚刚挨到龙椅上，那边刘福通已经抽冷子把最亲密的战友杜遵道干掉了。
从此刘福通就开始了他的“挟小明王以令众起义军”的光辉生涯。
元将答矢八都鲁前来找刘福通的别扭，和刘福通你退我进，正在斗得不开可交之时，元顺帝忽然瞧答矢八都鲁不顺眼，派出一个又一个使者来到军中，搜集答矢八都鲁“玩寇失机”的证据，这光景瞧在刘福通的眼睛里，急忙书写了若干封与答矢八都鲁友好往来的书信，派了人拼命的往使者手里塞，使者拿了这些书信如获至宝，飞奔了去献给元顺帝。
看到这情景，答矢八都鲁气得一口气没喘上来，就活活憋闷死了。
从那以后，小明王韩林儿就幸福的坐在他的龙椅上过自己的舒服日子，看着手下人你砍我来我杀你，刘福通后来为张士诚的部将吕珍杀掉，于是小明王就转入到了张士诚的军中，再后来他不幸落入了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和尚朱元璋的手中，于是他“落水而死”，结束了其幸福的傀儡生涯。
小明王韩王童，群众虽然选择了他，但历史对他不感兴趣，与他有着相同命运的还有一位徐寿辉，这位兄弟的下场就更是悲惨。（5）陈友谅：风头最健的竞争者
陈友谅这个人物也曾出现在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之中，在小说中他是丐帮的九袋长老，给少侠张无忌添了不少麻烦。小说中陈友谅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陈友谅的性格，却是被金庸先生刻画得入骨三分。
陈友谅这个人堪称“胸有大志”，此人渔家出身，据一个会看风水的人认定他：“法当贵”，于是陈友谅大喜，就去投奔起义军徐寿辉的部队。
这个徐寿辉是和小明王韩林儿前后脚当上的皇帝，如果说韩林儿好歹是承袭了神棍父亲韩山童的余荫，那么这个徐寿辉当皇帝的理由就有点离了谱，他是因为自己的长相奇特，就因此获得了皇帝的提名奖。
投票选举徐寿辉做皇帝的人，也是金庸笔下的知名人物——光明顶明教五散人之一的和尚彭莹玉。这位和尚在《倚天屠龙记》首次出场的时候，正遭到峨眉派众女尼的狂殴，打得鼻青脸肿，半死不活……金庸先生如此的不看好彭莹玉，大概跟他的脑子怪异有关，谁见过根据长相选皇帝的？这个彭莹玉，脑子确实有点不清楚。
不过再细想一下，彭莹玉这么恶搞也有他的理由，总之是当时的民众已经不认元顺帝了，皇权空缺，谁当这个皇帝不是当？随便挑一个印象深点的吧……谁叫别人长得不如徐寿辉奇特来呢？
所以说，长相这东西很重要，不漂亮没有关系，太丑了也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你必须要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样别人才容易记住你，一旦有了机会，混上个皇帝当当都不稀奇的。
当年彭莹玉走的是和韩山童相同的路子，以妖术吸引广大群众，聚众起兵，把没什么本事的徐寿辉扶上皇帝宝座之后，立了个国号“天完”， 然后彭莹玉就神秘的在历史上消失了，没听说有谁把他给杀了，也不知道他的下落，莫非真的如金庸先生所说，他又回到光明顶和六大门派的高手们拼架去了？
由是天完皇帝徐寿辉落入了其宰相倪文俊的手中，而渔家子弟陈友谅，正是在倪文俊手下吃饭。
这个倪文俊难得有这么个机会在历史上露个小脸，但此人除了琢磨着要宰了天完皇帝徐寿辉之外，好象没干过其它的事情。由此可见这位倪兄端的缺心眼，徐寿辉明摆着是个傀儡皇帝，是人家有心计的兄弟们把他推到前台准备挨刀的，可是这个倪文俊，他连这么一个挨刀的机会都要争过来，智商低下到如此程度，分明是他这个宰相也是人家推出来挨刀的。
结果倪文俊就挨了陈友谅的刀，师出有名啊，于是倪文俊的部众就全部归属了陈友谅。
奇怪的是，虽然徐寿辉被人家放在了火锅里，他却丝毫没觉得热来，还经常要发号施令闹点事，比如说，当陈友谅攻克了龙兴之后，徐寿辉就下旨迁都，要搬到龙兴去住，被陈友谅断然拒绝。
遭到拒绝之后，徐寿辉很有可能“龙颜大怒”，就带着一票人马稀哩哗啦的从汉阳出发，到达了陈友谅驻军所在地江州。陈友谅恭迎陛下入城，而后城门一关，把陛下身边凡是喘气的动物全部砍得光洁溜净……
这位天完皇帝实在不是一般的缺心眼，他明明没有兵权，躲陈友谅还躲不迭当，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估计当时陈友谅心里也是非常的上火。
于是陈友谅在攻克太平之后，就派遣部下去叩见陛下，陛下只顾瞧前面的人，没看到后面来了位兄弟，一铁锤击下来，只听哗啦一声，陛下的脑壳就碎烂了，天完皇帝就这么完蛋了，实在是缺乏必要的悬念。
这么看起来，陈友谅的脑子似乎并不比倪文俊清楚多少，图有小心计而缺乏真正的智慧，玩不了多久是必然的事情。
很可能陈友谅自己也清楚这一点，要不然的话他也不会那么迫不及待的“登基”，他就以采石的五通庙为行宫，建国号大汉，自称大汉皇帝。
仅仅从这个国号看起来，陈友谅也只不过是一个顾头不顾尾的人，他也不说想一想，历代皇帝的诏书中开篇都有这样四个字：奉天承运……承运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接收此前王朝的全部资源的意思，比如说朱元璋，他从明教里混出来，奉的首领又是小明王，所以他的国号也称为明，就这么一搞，此前凡属在小明王名下的社会资源，就顺理成章的归了朱元璋，这又称之为顺天应人，总之是一个最省力不过的办法。
但是陈友谅也忒爱标新立异了，这边“天完”王朝好不容易积累点民心，市场的认知度刚刚打开，他这边冷不丁又搞出来一个大汉，那么他这个大汉跟人家天完王朝到底有没有关系？人家天完王朝的资源凭什么要归你大汉配置？
最先认识到这个道理的，就是朱元璋，所以朱元璋敢以其二十万人马向陈友谅的六十万人马发动总决战，就是瞧准了这一点。
果然，战端一启，陈友谅的部下们摆明了都在观风怠惰，战斗力明显不敌朱元璋的军队，而且陈友谅的部下只要逮机会就抓紧时间投降，没别的原因，诸将们实在搞不懂这个大汉跟天完王朝有什么关系，此前所形成的效忠心理不复存在，那么给谁干不是干？
到了这一步陈友谅还不醒悟，他又玩起了花活，说起来此人堪称玩花活的天才，坚决不肯理会实用二字。他搞了几百艘大楼船，船高数丈，刷上红漆，船上分三层，宽敞得可以跑马，你跑马去陆上跑啊，跑到船上来玩这个，这不是瞎起哄吗？结果被朱元璋一场火攻，就把陈友谅的弟弟陈友仁活活给烧死了。
这陈友仁是陈友谅五兄弟中最出色的一个，有勇有谋，堪种陈友谅军队的军魂，可怜这位老弟活该命苦倒霉，摊上这么一位只知道玩花架子的皇兄，自己搭上了性命不说，还害得陈友谅军心涣散，士气低落。
战事紧急，陈友谅的左右金吾同时献计，陈友谅赞同右金吾，于是左金吾大怒，立即跳槽去朱元璋那里吃饭了，右金吾听说了这事，赶紧追在后面，两人一先一后，都投奔了朱元璋。
这两人摆明了是赌气，早就不想给陈友谅干了，不用你的计策你要跳槽，用了你的计策你照样跳槽，你说这不是存心难为人家陈友谅吗？
不是大家非要跟陈友谅过不去，而是大家的脑子被陈友谅搅乱了，横竖搞不清楚大汉皇帝与天完王朝到底有什么关系，那还不如换个地方吃饭，也省了操这闲心。
众叛亲离。
陈友谅只好乘船飞逃。
朱元璋的军队在后面疯了一样的追，追到天黑还不肯罢休，陈友谅大怒，从船舱里探头出来，亲自指挥战斗，但是这时候一支冷箭突然飞来，正射在他的眼睛上，贯颅入脑，于是他就正式退出历史了。
陈友谅最终竞争皇帝失败，起因还是那句老话：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争夺皇帝的活摆明了就是个杀人放火，凡属皇位竞争者都只能失去人心，但既然游戏规则如此，就算是失去人心你也千万不要成为失去最多的，陈友谅在失去人心这方面赢了朱元璋，所以历史也就拒绝再给他机会了。（6）明夏王朝：皇帝我要偷偷做
我们说陈友谅自我意识过强，那徐寿辉纵然是长得怪异，可说到底不过是一个废物，脑子明显不够用，这种人跟他计较什么？
跟脑子不灵光的人计较的人，脑子肯定也是有问题。
陈友谅的问题就出在他急改国号，老百姓好不容易才听熟了天完这么别扭的一个国号，陈友谅就将这个品牌永久冷藏了，隆重推出他的大汉，这一行为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天完王朝好不容易才积累起来的资源流失。
这一流失，就又流出一个皇帝来。
这个皇帝乃农家子弟出身，地地道道的劳动人民出身，名叫明玉珍，其人身长八尺，两眼睛里各生了两只瞳仁，并以信义播名于乡党之间，元末乱世，于青山结寨自保，后来天完皇帝徐寿辉被大家推出来挨刀，明玉珍为了降低影响，就依附了徐寿辉，被授予元帅之职，隶属于宰相倪文俊管辖。
明玉珍替天完皇朝镇守丐阳，与元将哈林秃大战于湖中，被秃将军嗖的一箭，射在了明玉珍的右眼睛上，还好，这一箭哈林秃也没好意思用太大的劲，明玉珍只落得个“微渺”的轻度残疾。
但是倪文俊卯足了劲跟个傻瓜徐寿辉过不去，被陈友谅所杀，于是明玉珍拨江而走，不陪陈友谅玩了。
明玉珍一直走到川蜀一带，适逢青巾盗李喜喜也在起兵闹轧猛，搞得川蜀乱成一锅粥，元将杨汉与李喜喜对恃于屯西，形成僵持局面。
这时候元右丞相完者都跑来了，一瞧这架式，当即请杨汉入帐饮酒，“欲杀之”，杨汉搞不大明白大元的右丞相怎么跟反贼李喜喜成一伙的了，就一路飞逃到明玉珍处投诉，于是明玉珍以杨汉为向导，兵取重庆，右丞相完者都遁之，重庆就归了明玉珍所有。
隔不久完者都又杀了回来，明玉珍派出了他的义弟万胜出马，万胜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而完者都手下只有参政赵资，平章郎歹革可用，万夫尚且不挡，何况这三头蒜？于是三人俱死于败军之中，被元政府授予“三忠”的烈士称号。
于是明玉珍据蜀建国，用个什么国号好呢？明玉珍挑来捡去，搞了一个比陈友谅更叫绝的——大夏！
明夏帝国成立了！
这时候中原地带皇帝的竞争者们杀得热火朝天，大元帝国内部诸帅之间也是你砍我我剁你，两厢里都彼此顾不上理会对方，就更没人找明玉珍的麻烦了，于是明玉珍幸福的在大夏皇帝的龙椅上坐了五年，一闭眼死掉了。
在当时为数不多的皇帝竞争者之中，明玉珍算是死得最囫囵的，因此大家对他的关注就比较不足，远不如徐寿辉陈友谅死得那么刺激。
明玉珍死后没几天的工夫，朱元璋就迎请陛下小明王韩林儿从滁州赴应天，这条路于韩林儿而言明摆着是到达不了目的的，但是这就透着朱元璋比陈友谅的高明之处了，无论是当时的人还是后世的修史者，除了气憋于心之外，任谁也拿不出朱元璋谋害小明王的证据来。而陈友谅公然用大锤子拿天完皇帝徐寿辉的脑袋当核桃砸，这个影响就要坏得多。
不管怎么说，明玉珍颐养天年死掉，他那十岁的儿子明升登基，朝政的实际权力暂时的转移到了都察院张文炳之手，于是张文炳就考虑能不能用这权力做点好玩的事情。
什么事情好玩呢？
杀人！
而且要杀就杀最狠的人。
明夏皇朝中，谁最狠呢？
当然是明玉珍的义弟万胜，别忘了此人有“万夫不挡之勇”，大元的右丞相完者都就是死在他手里的。
于是张文炳去找明玉珍的养子明昭，建议明昭弄张假的太后懿旨，杀掉万胜。不晓得张文柄的理由是什么，但明昭欣然从命，万胜于是被砍头，此人一死，明夏就算是完蛋了一半了，连史书上都说：“胜死，夏以不兢”。
却说那万胜非常受军士们的爱戴，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杀了，连个名头都没有，诸军大怒，传檄发兵，这就要开闹，十岁的小皇帝急忙按照大家的意思，把明昭杀掉，这场乱子才没有闹将起来。
但是失去了主将的明夏，就如同是一只自己拨掉爪牙的老虎，更兼人心涣散，离心离德，很难再有什么折腾头了。唯一能够摆到桌面上来的只有山川之险，朱元璋听到这种情况，急忙开会教育大家：
“吾平日为事，只要务实，不尚浮伪，此人不能称述其主之善，而但夸其国险，固失奉使之职矣，吾常遣使四方，戒其谨于言语，勿为夸大，恐遗笑于人。”
学习朱元璋的这篇讲话，我们可以领略到他踏实务实的工作作风。
十岁的娃娃皇帝碰上这么一个脚踏实地的朱元璋，这个结果已经是注定了。
未几，大明兵发三路，由汤和、傅友德及廖永忠分统各部，取路重庆，一番毫无悬念的赛事过罢，明夏亡，立国十年。 （7）东西吴王：最令人惋惜的失败者
我们排着手指头数过来，在这场皇帝争霸锦标赛之中，众选手纷纷登场亮相，计有小明王韩林儿，天完皇帝徐寿辉，大汉皇帝陈友谅，以及大夏两代皇帝明玉珍及后主明升，这些人上场之后就被出示红牌罚下场，舞台中心好象只剩下了一个朱元璋。
其实不然，其实还有一个最强劲的竞争对手，此人的失败，诚令人惋惜扼腕。
此人严重被香港武侠大师梁羽生先生看好，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梁先生愤而作《萍踪侠影》，此书的主人公张丹枫，便是朱元璋这个强硬对手的儿子。
这个最曾接近于朱元璋的位置的人，就是张士城。
张士诚，非法盐业工作者，走的是大唐时代的程咬金贩私盐的路线，但是有钱人买了他的盐却总是不肯付帐，三角债让张士诚着实不爽，此犹罢了，又有一个弓手丘义，此人就是靠欺侮张士诚在历史上留下了名，所以这个丘义就挨了张士城武装起义的第一刀，顺利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于是张士诚和他的两个弟弟张士德，张士信起兵陷高邮。
大元右丞相脱脱急急率兵赶来，连番大败张士诚，困张士诚于高邮，并摧毁了高邮的外城，眼看着张士诚就不得不退出皇帝竞争者的行列了，关键时刻元顺帝帮了张士诚一把，解除了脱脱的兵权，削夺了脱脱的官职爵位。张士诚真诚的向元顺帝表示过感谢之后，率众冲出高邮，打得元兵落花流水。
朱元璋发现了张士诚这匹黑马，急忙写信求好，派人送去，张士诚扣下来人，假装没收到这封信。
于是张士诚、朱元璋及元朝的残兵败将们这三伙人就乱打了起来，结果张士诚倒霉，他的弟弟张士德遇到了大将徐达，被捉了活的。
张士德是张士诚的主心骨，勇猛善战，富有谋略。逮到了这条大鱼后，朱元璋如获至宝，急忙吩咐张士诚快快投降，可是张士德终究是有谋略之人，他虽然被囚禁起来，却仍有办法送出一封鸡毛信，信中叮嘱张士诚宁可投降元人，也千万别跟朱元璋瞎掺合。
张士诚对张士德的话向来是言听计从，随即举兵降元，而张士德则于囚禁之中绝食而死。
允许张士诚投降的，是元朝新任右丞相达识贴睦逊，他老兄脑子进水，竟然连张士诚的话也敢信，结果等到张士诚再次反叛的时候，达识贴睦逊就成为了张士诚的阶下之囚。
汉人皇帝不好当，元人的右丞相也不好干。这么会儿工夫里已经冒出来三个右丞相，脱脱自己逃到云南，被元兵们赶上一刀砍了，这个达识贴睦逊被张士诚玩弄于股掌之上，还有一个完者都，被明夏明玉珍砍得好惨。
朱元璋这个人有个毛病，特爱写信，张士诚也有个毛病，特爱假装没收到朱元璋的信。又由于这两个选手占的是紧挨相邻的地盘，都以地盘封王，都叫吴王，两个吴王天天打得不可开交，大家为了弄清楚谁是谁，就称张士诚为东吴，称朱元璋为西吴。
一个吴王有什么好的，为什么朱元璋和张士诚竟争得如此不可开交呢？
原因说透了，会把那位大汉皇帝陈友谅活活气死。
东吴西吴，用的都是韩宋王朝小明王的年号，也就是说，无论是朱元璋，还是张士诚，双方争的都是小明王的法统，说到韩宋王朝的法统，横竖韩林儿不过是一个傀儡，凡打着小明王旗号的兄弟都有理由主张自己的权力，何以搞到最后，唯有张士诚和朱元璋这两人成为夺标呼声最高的热门候选人呢？
这是因为，其它的选手们正忙得紧，委实是顾不过来。
比如说小明王旗下有一位关先生，该老兄兵出辽阳，径取高丽，高丽吓得两腿发麻，举旗投降。关先生遂率众军突入高丽国，与民同乐起来，凡属高丽女子，略有姿色，都被纳入到这一次伟大的民族融合之中。众兄弟们只顾融合得开心，没注意到自己的战马都被高丽人给牵走了。于是突然有一天深夜，高丽王冷不丁的从宫里跳出来，下令道：凡不会高丽语者，悉杀之。
正融合着的兄弟们霎时间丢下一万多具尸体，其余的，一路狂奔逃回，大元政府敞开怀抱拥抱了他们，众人降元，这就为朱元璋和张士诚的决斗腾出了足够的空间。
朱元璋在和张士诚决斗之前，先需要解决的是陈友谅的问题，陈友谅急忙写信给张士诚，申明利害，主张联军对抗朱和尚，可这时候张士诚不爱回信的老毛病又犯了，陈友谅连个回音都没听到，遂大败而死。
挟战胜陈友谅的威势，朱元璋的部众突入湖州，擒获了张士诚的帐下大将多名，这其中最有名气的是五太子，此人是张士诚的养子，疑似正宗的武学高手，善于潜水，还能够平地上跳起一丈多高，但一丈多高的距离远不足以让他逃掉，结果被缺德的徐达将这位武学高手押到湖州城下游街示众，搞得张士诚军心涣散。
然后朱元璋军进攻平江，修筑长长的围子包围了平江城，朱元璋又来了写信的情绪，亲自写信招降张士诚，而张士诚则坚持他假装没收到信的原则，不为所动，直到城破，张士诚于巷战中失败，回他的王府上吊自杀，但被原来的部将解救了下来，大家抬着他去见朱元璋，一路上他闭着眼睛不说话，到了金陵之后，他终于成功的上吊身亡，正式的退出了皇帝竞争者的行列。
此时的舞台之上，剩下的唯有一个朱元璋了。
细究张士诚的失败，根子还在于他老是假装收不到信上，他和朱元璋唯一的区别也在这里，要知道，张士诚和朱元璋走的是同一条路线，选择的是同一个策略，区别就在于朱元璋特爱写信，而张士诚坚决假装收不到。
事实上，这个老是假装收不到信的怪毛病，正是张士诚成为朱元璋最大的竞争对手的根本原因。
史载：张士诚的性格是“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一个人不爱多说话，总是要占到一点便宜的。他的弟弟张士德图有谋略，却推举他为三军之主，估计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不爱说话，老是板着一张脸，坐在上面能够镇住那伙子煞星。
但是，仅仅是因为一个不爱说话，那大家推举张士诚为主，还不如搬一只泥像过来，也同样管用。
让人惊讶的是，张士诚在三军中所起到的作用，确实与一具泥胎土偶没太大区别。自从称王之后，他就拼命的到处搜罗古人字画玩物，吟赏歌舞，每逢派将士出征，大家就推说有病，等到给了大家官爵田地房产以后，大家这才勉其为难的出去走走，将领们打了败仗，张士诚也不追究，总之是只要大家开心，什么都好，何必那么较真呢？
按说张士诚如此宽待部属，不象朱元璋那般逮到周颠就扣到缸里扔进江中，那张士诚的部属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更加拼命卖力的干才对，怎么会见降就投，连他的养子武学高手五太子都不肯死战呢？
这个原因，正与中国五千年来的不良博弈法则有关。 （8）皇权由来：贪婪无度的共性
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那样，《烧饼歌》做为神异人士刘伯温的未来预言，仅此这一事实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皇权的挑战，因而成为了广大人民与腐朽的专制统治阶级进行斗争的强大思想武器。
这一思想武器的实用价值就表现在人民群众通过吟诵烧饼歌的词句以表达自己对推翻现有皇权的心愿，这一心愿的另一个传统表达形式就是：人心思乱，并断定很快就会有“真龙天子出世”。
这种传统认知也对农民起义的行为形成了决定性的影响，任何一支农民起义如果不快一点宣布自己是神仙下凡，是真龙天子的话，那么这支起义军队伍的前景就非常危险，至少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但这种传统认知却形成了这样一个尴尬的事实，从公元前2205年半信史时代开始，中国就以家天下的模式走马灯似的演绎着帝王争霸战。也就说，追溯到我们民族最为远古的记忆之中，我们就是一个生活在皇权阴影之下的民族。
皇权这东西是一个极为怪异的东西，其游戏法则的让人惊讶之处就在于，这一社会游戏法则的本身比之于未进化的猴子更为落后，更为野蛮。
皇权游戏法则具有着猴子种群的生活特点，但却比猴子们的群体游戏规则更不合理。
猴山上的猴子们的生活法则与皇权游戏相比，都是玩的零和博弈游戏，只有一个胜利者，猴群中是猴王，皇权法则下的胜利者则是皇帝。二者都是由胜利者占有一切，在猴群中，猴王占有所有的资源，决定着分配的权力，并独自占用群体中的所有母猴，剥夺了其它公猴的交配权。
而古中国皇宫中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则构成了中国皇权游戏的一道黑色风景线，最令人恐怖的是太监制度的传承，这一丑恶制度的源远流长可追溯到民族记忆的最早期，太监制度的黑暗之处就在于它将剥夺人类的血统传承制度化，此后绵绵，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优秀基因就在这一黑暗制度之下彻底根绝。
中国皇权游戏的规则处处表现在对异姓基因的连根铲除上，诛连九族就是铲除基因的最明显表现。
但是在猴群当中，其玩法远没有如此之酷虐，没有哪一只猴王想到把其它公猴的生殖器揪下来，猴子们于凶恶的撕咬中始终保持着动物的善良天性——无论猴王是多么的威风，它必须被动的等待着年轻的公猴成长起来，打败自己并接收自己所有的权力。
五千年的皇权法则，玩的就是让猴子都看不下去的游戏。
说到底，皇权法则不过是猴子游戏的深度恶化，其规则法理，处处表现在将这一游戏的非人性残暴推到极限。
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他对皇权游戏法则的贡献是将这一游戏本身从极限推至了极限的极限，朱元璋时代的皇权体制将社会禁锢到了尽头，如燕王朱棣在赶走建文帝，夺得江山之后，竟然将拒不从命的方孝儒诛尽十族，九族之内，凡是和方孝儒的基因沾了点边的都要铲除不说，连带着方孝儒的学生们也要杀尽。任何一只猴子看到这种玩法肯定会吓得发疯，很可能正是这一原因才使得它们宁肯食毛茹血也拒绝再进化成人。
朱元璋时代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开端的时代，通常人们所注意到的只是朱氏的极限之极限皇权体制彻底扼杀了中国发展的机会，却咸少有人注意到，朱氏之行非但已经跌破了做人的道德底线，甚至连未进化的猴子的行为底线都跌破了。
如果有谁说，朱元璋的极端皇权只是他个人的强悍意志，民众是不会接受的，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早在西汉开国之初，刘邦与项羽争霸天下，其时刘邦以汉王的名义号令四方，可是忽然有一天，刘邦羞赦的表明：汉王他玩腻了，想做皇帝。
刘邦这一要求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就是：没错，诸位大家，你们是和我刘邦一起开创开业，这就好比经营一家企业，每个人都拿出包括自己生命在内的所有本钱，成为了西汉集团的股东并有权分享此后的收益。但是现在刘邦建议：请大家放弃自己的收益，还有还有，请大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拿出来，你们帐上的所有资产都要划归为刘邦所有，此外，你们的子女世世代代都从一个与刘邦平等的人成为刘氏的奴隶……
这个要求是何等的荒谬，谁会答应呢？
但令我们跌落眼镜的是，听到这个建议之后，诸将们立即扑通一声跪倒，三叩九拜，三呼万岁——他们期待这一天已经很久很久了，从一开始，他们就不习惯于一个没有皇帝的游戏法则，无论收益有多么丰富，但是他们只能接受一个胜利者，不习惯分享双赢。他们只是后悔一件事——他们没有比别人更早的提出这建议。
劝进！
历史上的劝进比比皆是，甚至到了民国时代，当北洋袁世凯执政时期，还有大批的人天天跑到街上去“劝进”，有些人注定了不习惯于自由和平等，后世人将其称之为奴性。
但是这种奴性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这种奴性根植于一种无尽的贪婪欲望，这种无尽头的贪婪欲望表现在皇帝身上，就是他们连富有四海的皇帝都已经无法满足了，他们要的是长生不老，并永世永世的将他们的无限权力握在手中。
正是因为有些人认同这种无尽止的贪婪，所以他们才会如是的解读社会法则——既然这种无尽止的贪婪所决定的社会博弈形态只有一种：零和游戏，最后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的话，那么我若是依附迟了，下跪磕头晚了，这挨刀的就是我了。
于是众人就养成了三呼万岁的爱好。
因为贪婪无尽，所以选择自毁。
由是我们得出这样一条社会博弈与心理行为线条：
贪婪无尽止的欲望——决定了社会游戏的参与者不会满足于任何均衡结果，即使是超越了极限的皇家权力体制也只不过皇帝们无奈之下与自己的妥协——所以进一步强化皇权，直到极限极限再极限，这种背离于生物道德的行为却始终是有其社会心理依据的——其结果就是皇权超越了连猴子都无法接受的极限，而民众受制于其中，没有丝毫的力量能够与之抗拒，唯有寄希望于神仙方术——再接下来，神仙方术只能创造出新的皇帝，唯一的赢家就是那位贪婪无尽再无尽的选手。
皇权游戏的推动力量是无尽的贪婪，游戏者一旦违背了无尽贪婪的规律，就会立即出局。
一旦你的贪婪之心有所收敛，就会满足于即有的博弈均衡态势，而更贪婪者则会选择打破均衡，取得主动。最糟糕的是，收敛贪婪之心，就会形成四面楚歌，众叛亲离的悲惨局面，没人会看好一个违背规则的选手，所以你必须出局。
因为过度的贪婪，就注定了无法满足，既然无法满足，也就永远也不会感受到公平——不患寡，只患不均——既然无法于利益分配中获得公平的感受，那么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现在我们知道了皇帝是如何源源不断的被传统文化创造出来，同时，我们也知道了采用了同样策略的张士诚是如何败于朱元璋手下的了。
张士诚所参与的是一个由无尽止的贪婪心理所推动的非人类残酷游戏，可是他却“素无大志”，只是占了一定的地盘就知足了，这种知足必然是“冷了兄弟们的心”，兄弟们比张士诚更为了解这一游戏本身，唯有无尽止的贪婪玩家才有可能成为赢家。
所以张士诚出局，连他收养的武学高手五太子都投降了。 （9）朱元璋：为什么是朱元璋？
朱元璋严格的恪守了皇权游戏的法则，所以他才在击败一个又一个竞争对手的情形下，终于脱颖而出。
我们知道的是，朱元璋早年行过乞，做过和尚，对于那段生活的记忆，朱元璋曾忆苦思甜道：身如浮萍飘絮，心滚滚乎汤沸……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那一段日子于朱元璋而言，实在是不堪回首，一颗心空荡荡的没着落，仿佛被开水浇上去般的痛苦。
那么朱元璋何以如此痛苦呢？
他不耕，不作，不工，不商，无论是当乞丐还是做和尚，选择的都是让别人喂养他的职业，不事任何劳动却白吃白喝，活到这份上他还心滚滚乎汤沸，这也未免太难侍候了。
于是难侍候的朱元璋就去投军，投奔了定元游侠郭子兴。
但是这位郭子兴在明史中的艺术形象接近于一个早老年痴呆症患者，他和张士诚同一个毛病，反应迟钝，不管朱元璋跟他提出任何合理化建议，都得不到他的丝毫反应。
于是朱元璋脱颖而出，并娶了郭子兴的义女马大脚女士。
此后朱元璋表现出了他卓越的理财能力——募集士兵两万多人。
为什么要说募集士兵的能力是理财能力呢？很简单，乱世时节，那怕一条狗跳到高处叫几声，下面都会聚来数不清的人寻找机会，更何况拉开大旗募兵呢？有的是人愿意进来吃饭，关键是，你必须要有足够的粮食供这帮人疯吃。
朱元璋的粮食从哪儿弄来的？此乃历朝历代的国家秘密，刺问不得，如果大家都知道怎么替别人解决吃饭的问题，皇权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弄到足够的粮食并喂饱士兵，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第二步是组织领导能力，皇权游戏之下，一个人的成就基本上就靠这两个能力决定了。
凡能够有办法让手下人吃饱饭的，都有资格进入历史，或反贼或妖人，总归能留下来一笔。
凡能够让募集来的士兵们发现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得拿自己的脑袋来换的人，就有资格争雄天下了。
武将和文臣的价值作用，就在这第二种人身上体现了出来。
国人传统之中，最理想的合作模式莫过于三国时刘备的班子，一个以德服人见自己孩子就乱摔的皇帝，一个象诸葛孔明那样智近于妖的术士型文人，几个象关羽张飞那样乱砍乱杀的武将，洞悉民众认知的朱元璋高屋建瓴，指导他的英雄事绩报告起草小组的成员严格按照这一民众认知刻画他朱某人，于是我们就得到了这样的历史印象。
朱元璋：男，其母怀孕时梦有神人秘授香丸，食之，清香可口，遂有怪物朱元璋问世，而且朱元璋的出生导致了周边磁场的紊乱，邻居时常看到朱家有红光冲天……再后来人们发现有块奇怪的骨头贯穿到朱元璋的头顶，很可能是受了这段描写的刺激，香港的口袋书大王倪匡撰写科幻小说卫斯理的时候，写了地球上有一大堆象朱元璋这样头骨错乱的人，据说这是外星人动的手脚……
不管怎么说，朱元璋于郭子兴的部队中掘起，正如刘备一样，他的身边聚集了文人武将一大堆，文的有李善长，有刘伯温，武的有徐达、常遇春、邓愈、汤和、廖永忠……
在表面上看起来，朱元璋无论是和陈友谅斗，和张士诚斗，斗的都是双方的战斗班子谁的更为强悍，更有战斗力，朱元璋赢就赢在他拥有一个比当时的任何一个选手更有战斗力的班子上……多少年来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这几乎已经成为了所有人的“共识”。
但这个班子却只是一个假相。
无论是古典小说中，还是京剧舞台之上，反映于传统民众认知的争夺天下的固定模式，都是智近于妖的统帅端坐于中军之帐，挠勇威猛的将军决死于两军阵前……这种激动人心的古老套路已经构成了民众对于战争的最根本性认识，如果有谁说战争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人民群众就不会买他的帐。
但不买帐也没用，仗的确不是这么一个打法的。
民众所认知的战争模式是资源无限性的，而两军阵前最大的麻烦却是资源有限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在他的论持久战中明确的告诉我们：战争打的是资源的转换。
什么叫资源的转换呢？
这就是说，战争是世界上最花钱的营生，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争夺天下的战争动辙出动百万人的大军，这么多的人一顿饭就要吃下一座米山，谁家有这么多的粮食供士兵们这样狠吃？
此外还有损坏的战甲，砍断的刀枪，这些物资更得需要源源不断的运上前线。
战争是最典型的打群架，一个人的力量再大，好虎也架不住一群狼，张士诚手下的武学高手五太子，平地上能蹦起来一丈高，但就他一个蹦来跳去又有什么用？再者说了，他蹦得再高，后方的粮草供给线一旦被掐断，不信他饿得半死不活还能蹦。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能够明白了，张士诚显然受传统意识比较深，所以才会拿一蹦丈高的五太子当回事，可在实际的战争之中，武将的作用远不如象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重要。要说知名武将，三国时代吕布最猛，但脑袋丢的也最快，刘备图然拥有关羽张飞，但最后还是曹操的风头最健。
这个道理在朱元璋这里也同样，比如说，常遇春是民间传统评书中风头最健的人物，但他的战功却排在徐达之后，何以如此呢？
徐达在战争中经常发扬“南泥湾精神”，率将士们垦荒，而常遇春打起仗来要比徐达猛得多，而且他的年龄比徐达大两岁，可是他在徐达面前毕恭毕敬——他不恭敬也不行啊，还得指望着徐达把垦荒来的粮食分点呢……
而文官中，李善长却被封为宰相，倒是我们这本书中的主要人物刘伯温混得灰头土脸，原因就在于李善长是朱元璋的财神爷，为朱元璋建立起了盐法、茶法、钱法及鱼税制度……刘伯温的风角之术，占卜算卦，这玩艺儿忽悠老百姓是管用，可能当饭吃吗？
高明的财物制度确保了朱元璋前线上的源源不断的供给，反观陈友谅张士诚等人，他们所依靠的更多是“以战养战”，更多的是恃仗将官的勇猛，却没弄明白过来战争比的是谁家米缸里的粮食足够多，竞争不过朱元璋，仍然是出自于对战争规律的认识不足。（10）洪武元年：历史舞台上的主要人物
《烧饼歌》中提到，刘伯温演绎这诸多隐语歌谣，是于洪武元年的某一天。
这一年是公元1368年，一个绝顶奇怪的年头。
这一年奇怪就奇怪在，整个世界好象商量好了似的，就在这一年里大家不打不闹，消停上几天，
江南有小规模的交火事件发生，朱元璋的队伍正在剿灭残余的陈友谅、张士诚匪帮。
欧洲一片死静，前一年英法百年战争还打得头破血流，来年还有更大的战事爆发，但偏偏就在这一年，西线无战事。
由是我们知道朱元璋选择这一年建国是大有讲究的，大吉大利啊，估计起来，多半是刘伯温老兄通过易学数理，精心计算的这么一个好年景。
选择这样一个好年景登基，朱元璋真诚的希望全世界人民都把目光注意到他的身上。
但是非常不好意思的是，这一年里，风头最健的人物不是他朱元璋，而是另一个同样为我们大多数人所熟悉的人。
这个人，就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的主人公明教教主张无忌——的大舅哥。
张无忌的大舅哥是谁呢？
张无忌有位红颜知已，赵敏。这位赵敏乃元人襄阳王的女儿，赵敏有一个哥哥，名叫王保保。
洪武元年，如果说这一年有什么事情真的值得我们注意的话，那么就是王保保一怒袭太原的战事了。
这位王保保堪称大元王朝的最后一根擎天柱，那么他袭奔的太原，又是谁人的地盘呢？
是他们元人自己的。
朱元璋之所以能够好整以暇的在中原地带大打出手，争霸天下，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获得了元朝政府的全力支持，这个大元政府似乎铁了心不想活命了，谁敢跟农民起义军为难，大元政府就要他好看。
王保保的父亲名叫察罕铁木儿，早年任河南行省平章，他的军粮全是靠了冀宁一带供给，但是总兵官孛罗铁木儿瞧中了这块地方，就要弄到自己手中，发兵占领了冀宁地区，彻底断了察罕铁木儿的粮道。
察罕铁木儿饿得两眼发蓝，火气上来，立即命儿子王保保兵取冀宁，大战孛罗铁木儿。
元顺帝脱欢铁木儿急忙命人调解，这都火烧眉毛了，怎么自己人还打成这样？右丞相搠思监接到圣旨，就要求察罕铁木儿和孛罗铁木儿送钱给他，谁给的钱多他就支持谁，总之就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一点职业操守也没有。
叫右丞相搠思监这么一捣估，察罕铁木儿和孛罗铁木儿就算是想不打都不成了，把个元顺帝脱欢铁木儿急得直哭。
关键时刻，又来了一个铁木儿，名叫阿鲁辉铁木儿，为翟阳王，他于漠北起兵反叛，传檄遣责元顺帝脱欢铁木儿“天下汝已失其大半”。
这里有四个铁木尔，闹得一塌糊涂。
四个铁木儿中，最厉害的要数王保保的父亲察罕铁木尔，他一边跟自己人疯打，一边兵出东平，将山东境内的起义军赶得四下里飞逃，并捉住了小明王的丞相田丰，把个朱元璋吓得脸都变了，急忙使他的绝活，写信给察罕铁木儿，呼吁和平，反对战争……看了朱元璋的信，察罕铁木儿哭笑不得，只好假装没收到。
关键时刻，大元枢密院事秃坚铁木尔击斩公开造反的翟阳王阿鲁辉铁木尔，于是铁木儿这里少了一个阿鲁辉铁木尔，但同时也多了一个秃坚铁木尔。
这时候小明王的丞相田丰已经投降察罕铁木尔，此人端的是一位高情商人士，初一投降，就受到了察罕铁木儿的信任，信任就好办，于是田丰再举反旗，出其不意的一刀砍了察罕铁木儿，复霸山东。
田丰这个傻瓜蛋，这下子可闯了大祸了，察罕铁木尔那是随便乱砍的吗？也不说想想他儿子是何许人也！
察罕铁木尔之子王保保大怒，兵取山东，斩杀田丰，为自己的父亲报了仇。
终于有一个人认识到王保保的不凡，这个人名叫爱猷识理达腊。
爱猷识理达腊乃大元帝国的太子是也，当他发现了王保保之后，立即飞奔前来，王保保见到太子来到，急忙接驾，于是太子就命王保保带兵护送他回京，王保保当然要听从命令，眼看着快要到了皇宫了，王保保这才弄明白太子为什么要让他亲自护送。
原来，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是想让王保保送他进京之后，再带兵逼宫，让元顺帝退位，然后太子登基。
一听居然是这种事，王保保当时就不干了，可不干就是违抗太子之命，那应该怎么办呢？
好办，王保保就吩咐众军：诸位，从今天起放假三天，大家爱干吗就干吗去吧……众军散去，太子大诧，逼宫之事只好拉倒，但从此恨透了王保保。
太子这事先这么着了，王保保回头收拾部队，急忙以总兵官的身份传檄关中诸将，会师南下，共同平叛，关中四将接到檄令，立即出兵，奔着王保保杀将过来，王保保还没弄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其部将貊高、关保却突然带兵跑掉，并抢先上书，说王保保反叛，元政府要削去王保保的兵权，王保保无奈，只好退到滁州……
到了洪武元年，闻知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元太子爱猷识理大腊闻知大怒，当即拍案而起，命关中诸将会同太原的貊高关保，一起去砍王保保。
都这节骨眼上了，大家还跟王保保闹个不休，王保保气得吐血，当即兵发太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貊高关保抓住，一刀砍了。这狠劲顿时吓坏了元政府，原来王保保生气的时候也是很厉害的……于是立即传旨，说杀得好，杀得好，王保保官复原职……
此后两年，王保保于野马川大败徐达，这一场仗令得大明诸军闻风丧胆，从此大明王朝不敢再琢磨攻打残余的元朝了。王保保终于有了机会为自己、为他的国家和民族做一点实事。但王保保也只有这一次机会表白他的心迹。
两年后，王保保卒。
《烧饼歌》的伟大博弈时代，由此正式拉开了帷幕。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4-28 9:42:16
第二章：无限皇权之下的死亡游戏
（1）超限皇权的时代
朱元璋与人类史最大的贡献就是，他把事情干到极端到了不能再极端，让我们一睹人性中的无尽贪婪是如何在社会博弈中起到作用的。
这一点在烧饼歌里说得明白的不能再明白。
在《烧饼歌》中，当朱元璋问起大明国运的时候，刘伯温如是回答：
我朝大明一统世界，南北已平，国事也步入正轨，虽然皇太子是直系血亲所传承下去的，但皇上还应该慎防以后子孙手足相残，兄弟内斗。还有也要防国土内封候王爷各据一方，而且北方势力将强大，南方之王室，将会被北方候爷消灭……
在这里一口道破的是大明王朝的三件大事：
子孙手足相残——燕王朱棣起兵夺皇权。
兄弟内斗——英宗北狩复还后杀弟夺回皇权。
北方势力之强大——宁王反叛。
……
这三件大事，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朱家的子孙自已玩，没别人什么事儿。
在这里揭示了朱明皇朝的一个最大的特点，朱元璋以其天才的头脑，制定了让后世人惊叹叫绝的游戏规则，这一规则彻底的将任何不携带朱元璋本人基因的物种——不管是人还是其它什么动物，排除在了社会利益分配圈子之外。
中国历史上向来是以高度的皇权集中为特点，但是朱元璋将这种集中的高度推至了极限，再往前推就没法推了……也不能说没办法再往前推，至少张献忠就想超越朱元璋，坚决的往前推了一步——张献忠屠蜀。
搞到朱元璋这种程度，再往前一步，就是直接将这个民族全部灭了，诺大的中国疆界只剩下老朱家几个孩子玩，到时候他们又给谁做皇帝去？所以朱元璋的极端也就到此为止，对他不能有再高的要求了。
那么朱元璋又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很简单，朱元璋亲自动手，为中国的各行各业制订了详尽的管理规范，这个各行各业甚至包括了寺院僧门在内，比如说，他严格禁止行脚僧，所有的僧人都必须呆在寺院里，禁止出门，如果哪个和尚敢跑出来“打死勿论”，其它行业也照例办理……基本上来说，朱元璋是将每个行业统一改造成为了监狱，任何人都是囚犯，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只要敢于越界，统统都是打死勿论。
朱元璋严格禁止民众的任何信抑，禁封全国的关羽祠庙，禁止民众习武。他还不辞辛苦的亲自动手，将《孟子》一书中所有否定君权的文字统统删除，搞了个《孟子节文》，他真诚的希望普天下的老百姓们，除了眼开眼睛干活，闭上眼睛等死之外，千万不要琢磨别的东西。
最离奇的是，为了防止宰相分权，朱元璋甚至废除了“百司纲领”的冢宰制，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各司其职，有事直接向皇帝请示。
这样一来，朱元璋成功的缔造了一个废物帝国，在这个国度里，任何人，只要你不是皇帝本人，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出不了头，选择任何一个行业都等于是直接进了监狱，行走仕途，因为你没有资格获得授权，任何事情你也休想干成。
仅有这些还不够，远远不够！
想一想吧，朱元璋早年要饭乞讨的时候，还“心滚滚乎汤沸”，就是因为他的自尊心太强。
人有自尊是正常的，但在一个以无尽止的贪婪为心理能量所促动的皇权游戏法则之中，其尊严的范畴是远超出于正常人的理解之外的。
正常人所理解的尊严，尊者正也，严者威也，正自有威，尊者自严。只要一个人内心恃正，就自然能够获得别人的尊重，而且这种尊重也只是对于我们个体人格的认可，这种尊严有上限也有下限，下限是别人不能够让别人蔑视我们，下限是别人真诚的佩服我们。
但在无尽止贪婪的欲望主导之下，这种所谓的上限即没有上限也没有下限，其最大的特点就是践踏别人的尊严。
朱元璋白吃白喝还“心滚滚乎汤沸”，正是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没有权力肆意的践踏别人的尊严。于他而言，只有践踏别人的尊严，他才觉得自己有了尊严，唯其刻薄歹毒的心肠，等闲是不会产生这种怨毒心理的。
于是朱元璋制定了一项旷古未见的荒谬制度——廷杖！
何谓廷杖？
就是当朱元璋瞧你不顺眼的时候，马上就命人将你身上的官服掀开，露出白花花的屁股，砰砰砰一顿板子暴打——都是成年人了还这么玩，目的只有一个，剥尽大臣的脸面，让你没脸见人，然后再吩咐你去干活，看你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干得了什么……
但这种于朝臣尊严的践踏很可能只不过是一个客观效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尽可能的美化朱元璋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的话，那么就必须要在认，朱元璋的廷杖制度之建立，其目的主要是在昭告普天下的劳苦大众——皇帝与民众心连心，大家一起来反对中层官僚对民众的压迫……
从朱元璋对贪污案的严厉惩治来说，这个设想更为合乎史实。
所以有人认为，虽然朱元璋立国之后大行诛戮之事，动辙杀人如麻，胡惟庸案诛杀三万余人，蓝玉案诛杀一万五千人……甚至大明朝的几次兵乱，也只不过是朱家人自己玩，不关老百姓的事儿。
这种观点很是流行，如果我们认可这一观点，首先就得把死于诛连与兵火中的那些无辜的冤魂从老百姓中扣除去……燕王起兵，宁王起兵，沿途杀战之际，受到伤害的难道不是老百姓吗？
在这种超限皇权之下，任何参与这个游戏的人都难免不了一个悲惨的结局。
在这个特定的时候，西方的暗黑中世纪已经结束，资本主义的商业经济开始了蓬勃发展，而大明王朝的创新精神却随同民众们一起被关入了囚笼之中。
甚至——此时的民众连《烧饼歌》这一类纯系精神的支持力量都得不到。（2）燕子欲飞血满天
朱元璋花费了这么大的心思，将人性的极端丑恶演绎到了极限，或许他的心中已经认定此后再无忧虑了，所以在《烧饼歌》中，当他听刘伯温预言了未来的大乱之日时，顿时拂然不悦，曰：朕今都城得以坚固守密，何防之有？
刘伯温回答说：臣见都城虽属巩固，防守严密似觉无虞，只恐燕子飞来——这就是指明了燕王朱棣起兵之事。
为了让朱元璋听得更糊涂，刘伯温当即吹拉弹唱，做歌一首，曰：
此城御驾尽亲征，
一院山河永乐平，
秃顶人来文墨苑，
英雄一半尽还乡。
……
有分教，这一首隐语歌谣，正道破了朱元璋不仁，屠尽天下英雄，终于引得方外异人道衍怒而出山，唆使燕王朱棣起兵，将大明江山搅得周天寒彻这么一段故事。
关于燕王朱棣能够顺利的起兵并从其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得花花江山，历史上有一个定论，皆因朱元璋为其子孙后代扫平障碍，杀尽了天下的英雄人物，所以一旦国中有事，建文帝竟然无将可用，瞧睁睁的瞧着朱棣大叔打将过来，却无计可施……
对此，史书上还专门有一段故事，来证明这一结论：
史载，朱元璋建国之后，大行杀戮之事，凡重臣元老，名臣宿将，尽皆找个由头屠尽满门，偏偏太子朱标读书学的又是圣人之道，看朱元璋所行所为居然与书上的教导全然扭着劲来，于是就出言劝谏：父皇诛杀太滥，恐伤和气。
朱元璋听了，命人拿一根棘杖来，丢在地上，叫太子捡起来，太子面有难色，然后朱元璋谆谆教诲道：你怕伤到你的手，可是如果我替你把刺拨掉，不就没事了吗？
一语双关，道破君臣博弈的关键，唯其有才干的名臣死光死绝，才能够永保朱家子孙世世代代永享清福。
正是这样，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中，朱元璋以其对建国名臣宿将的凶残而尽夺后人视线。那位能攻善战而且还会垦荒屯粮的徐达，因患病背部生疮，医生吩咐不可食发物，朱元璋闻之，急急的命人送去一只烧鹅，书上说，徐达一边哭一边吃这只鹅，吃完了之后，背部毒疮发作，就此丧命。
名将傅友德，被朱元璋逼迫之下，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而后于朱元璋面前横剑自刎。
宰相胡惟庸，其子驰车闹市，坠死车下，胡惟庸大怒，杀死车夫，胡惟庸不知道的是，他这一刀，却引来了弥天的血案。
闻知胡惟庸杀死车夫之事，朱元璋趁机兴起大狱，先杀的是把这件事密告上来的涂节，继而凡是跟胡惟庸有关系的人，包括家属子女朋友乡邻，总计一万五千人喋血弃市。
如果有谁认为这一万五千人的性命就足以抵挡那冤死的车夫的性命了，那他就错了，在朱元璋眼里，这些还不够，远远不够。
那位替朱元璋建立起茶法、盐法、钱法及鱼，确保了朱元璋的大军征伐各地的李善长，只因为他曾和胡惟庸“交往”，便被剔死，同时扦杀其家属七十余人。此案继续牵连下去，大臣陆仲享、费聚、庸胜宗、赵庸待俱各满门抄斩，前前后后计杀三万余人。
一个车夫的性命，换来的是三万余冤魂同赴阴曹，这车夫堪称史上死得最有价值的车夫了。
朱元璋正在着手做基因的铲除工作。
他不仅要杀掉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皇权的人，更重要的是，他要将这个民族中凡是有点价值的基因连根拨除。
文臣如是，武将自不免如是。
大将蓝玉案是朱元璋谢幕时的最精彩演出，这蓝玉能征贯战，功勋卓著，而且他的女儿嫁给了太子朱标，所以他觉得自己家族的基因已经跟朱家组合在一起了，已经进入了利益分配圈，就提醒太子朱标注意燕王朱棣……此事迅速传入朱元璋的耳朵之中，于是朱元璋命锦衣卫指挥蒋辙出面首告蓝玉谋反，朱元璋不搞一言堂，将蓝玉逮捕之后交由群臣会审，审过之后，大屠杀开始了，此案计杀掉了列候、功臣、武将及偏俾将卒一万五千人，将军中死挠之士彻底清除。
到了明末时候，农民起义军将领张献忠有一个爱好，剥人皮……据说这个爱好是从朱元璋这里学来的，因为朱元璋在杀了蓝玉之后，很是细心的将蓝玉的人皮剥了下来，里边填上稻草，放在庙里让大家欣赏他的手艺……
朱元璋确是一位变态的酷刑疯狂爱好者，他不喜欢杀人，他喜欢的是虐杀人，他曾创造了一种空前绝后的死刑，抽肠，即将犯人的肠子一点点的抽出来，并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尽其可能的延长犯人的死亡时间……明代的凌迟时所割的刀数，超过此前的任何一个时代。
有人断言，对名臣宿将的诛杀，表明了朱元璋坚决一贯的革命立场——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中和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了一起，因为痛恨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而痛下杀手……
持这一观点的人就是明摆着骂劳动人民了，哪个劳动人民会歹毒到了对别人凌迟抽肠的地步？朱元璋之所以做这件事，只是因为他天天琢磨这件事，唯其心存刻毒与深深的怨恨，否则不足以解释朱元璋何以会如此的灭绝人性。
正如我们分析过的那样，即使是对于名臣宿将的基因铲除，满门抄斩屠戮妇婴，这也能以朱元璋希望能够以如此手段确保朱氏江山千秋万代的理由勉强解释过去。
可虐杀的手段竟然是如此的酷毒，突破了人类想象力的极限，这就需要我们寻找新的解释了。
作者：jessone 回复日期：2008-4-25 21:32:30
权力与官家只是百姓博弈的结果---------------
老雾 还是不懂 哦 能不能在解释解释
———— 这是指群体的百姓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时候，绝对不会让步，而且将事件演绎到极端，这样就需要绝对权力的仲裁，但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并不信服公正与公理，只认权力，导致了唯有至高无尚的皇权才能够让百姓臣服，除了权力与暴力，任什么道理大家也听不进去——这种群体博弈方式，自然而然的形成了绝对的皇家权力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4-29 9:56:22
（3）不可理解的行为选择
大明王朝的帝王们的心性之歹毒，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燕王朱棣在道衍和尚的支持之下，起兵“靖难”，夺得天下之后，就开始清算建文帝的旧党，男人一律处死，这是必然的事情，但死得太容易显然不能满足朱棣的愿望，比如说名臣方孝儒，他被请去替朱棣起草即位诏书，于是我们得到了这么一番对话：
朱棣，见方孝儒进来，就立即走下皇座，劝慰道：先生不要再苦自己了，我是想效法周公辅成王。
方孝儒：成王现在何处？
朱棣：他已自焚而死。
方孝儒：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儿子？
朱棣：国家需要年长的人来治理。
方孝儒：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
朱棣：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先生不必操心。
然后朱棣亲自递过笔给方孝儒。
方孝儒掷笔于地，边哭边骂：死就死，诏书坚决不写。
朱棣（大声）：你要求死，难道就不顾及九族吗？
方孝儒：就是灭十族，又能把我怎么样？
……
这次谈判就这么破裂了，接下来是史书中都不忍记载的残酷虐杀。
朱棣勃然大怒，命卫士用刀割破方孝儒的嘴，一直割到耳根上，然后关在监狱中，而后缇骑出动，四处捕捉方孝儒的亲属故友和门生，每逮来一人，都先送来让方孝儒看个清楚，等方孝儒全看明白之后，他被拉到出去零敲碎剐，临刑之前，方孝儒用那张咧到耳根子上的嘴，慷然赋诗曰：
天降乱离兮熟知因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
方孝儒临死前，用手指醮着自己的鲜血，在地上一边写了几个惨惨惨字。
的确很惨！
如果有谁认为这就已经够惨的了，那他就错了。
还有更惨的，这惨状甚至连形成文字都渗透出一种怨毒的情绪。
读书人的种子方孝儒，其女眷的悲惨，更是让人不忍卒视。
朱棣亲自手书，令将方孝儒及一众抗命官员的妻子女儿，全部送入妓院，每个女性每天派四十名粗壮的军汉，轮番奸淫，并严令隔天就要换一批士兵——这实是突破人类想象极限的酷毒，其暗黑的心理渲泄，令得整个民族为之蒙羞。
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问题，面临着如此的酷毒与惨烈，方孝儒何以坚持抗命？一个人不顾自己的性命倒也罢了，忍看自己的妻子女儿因为自己的选择遭受到如此残酷的虐待，他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士林评之：自古节义之盛，不过此一时者。
节义！
这是个什么东西？
这又称之为士大夫的气节，节操，一种义烈的人格尊严。
但是，什么样的人格节操或是气节，需要用自己的妻子女儿遭受那禽兽不如的残酷暴虐为代价？
事实上，历史上在这个方面表现为极度的困惑，单纯一个节义二字不足以说服我们接受方孝儒的行为选择。不唯是方孝儒，整个明朝的大臣们，在历史上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都带有一种无可理解的怪异色彩。
明嘉靖三年，还曾发生过一件怪异离奇之事，因为嘉靖皇帝给他的父亲封号的问题，闹出了天大的乱子，群臣莫名其妙的为这事跟嘉靖皇帝抬起了杠，抬杠就抬杠吧，无非是给皇帝的死爹封个号，关天下苍生屁事？可是修撰杨慎却如临大敌，谓群臣曰：“仗义死节，正在今日！”
更加离奇的是，群臣纷纷称然，于是中国历史上出现了这样一幕奇景，众臣不为苍生请命，不为百姓抗争，就为了这么芝麻大一点的小事，竟然数百大臣齐聚左顺门，跪在地上齐齐的放声大哭，那哭声惊天动地，震得宫殿来回乱晃荡……
这哭丧之声激怒了嘉靖皇帝，当即逮捕134名大臣下狱，另有180名大臣直接剥了官服打屁股，其中竟有16人被活活打死，至于带头闹事的杨慎，其处理的方案是“窜杨慎等于边荒”，充军发配到前线去了……
这件怪事同样构成了明朝历史上的一个难以开解的怪谜，这些大臣们心里到底是怎么琢磨的？
如方孝儒，朱棣已经明确的告诉了他“这是我们的家事”，意思是说横竖不是由朱氏子孙当皇帝吗？是建文帝来当还是他朱棣来当，都是朱氏血统，关你方孝儒屁事？嘉靖这边带给我们的困惑也同样，皇帝封不封他的死爹，说到底只不过是皇室的私事，可是大臣们无视天下苍生蹈死于路，却为了这些莫名其妙的小节前赴后继的一味蹈死，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气节”解释说根本不足以服人心，对于大臣们来说，是为民仗义执言而死有气节，还是搅和皇帝的家事而死更有气节？
孰大孰小，孰是孰非，这是不问可知的。
然后以方孝儒为代表的名士大臣们却选择了偏离于正常人理解的行为，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事实上，从朱元璋开始，以酷毒的手段残虐天下之人，以及大明时代的群臣不争大义却计较小节，这两件事是同一件事情的两面，其间掩盖的是大明时代皇家权力博弈的暗黑均衡。（4）鲜血界定的是皇家权力法则
早在战国年间，邹地人孟珂向孔子的孙子子思询问仁德之术。
孟珂问：请问如何让天下人获得仁德之心呢？
子思回答：先让他们获得利益。
孟珂大惊，说：儒家不是不言利的吗？
子思笑答：何谓仁义？仁义就是利益！
一语之下，孟珂如梦方醒，从此发愤学习，并超越了老师子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第二个圣人，亚圣孟珂。
所谓仁义就是利益，这是一个初听起来非常别扭的答案，但事实正是这样。
正如孔子所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又说，禄在道中。
说明白了就是，儒家思想建议人们不要过于的急功近利，而应该将本能性的行为置之于公众道德之下。
什么叫道德？
道德就是公众利益！
一个惘顾公共利益的人，必然是一个不道德的人。
从这个视角来看儒家的仁义之说，所谓仁义，无非不过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已，一个人只要能够时时注意到别人的利益，于群体博弈之中自然就能够占到上风，为公众所信任，这一对儒家思想的解释或许会有争议，但其原则却是合乎儒家思想体系的。
同样的，士林称方孝儒的选择为“自古节义之盛，不过此一时者。”在这里的节义，无非也只不过是士林中大多数士大夫的利益所在而已。
正是这一点让方孝儒无由取舍，后退一步，屈服于朱棣势必遭到士人的唾弃，世世代代终将翻不过身来，这是火坑，跳不得。前进一步是地狱，非人间的残酷暴虐在等着他和他的家人，这让方孝儒如何是好？
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了。
朱元璋及其继任者何以以酷虐的手段对待臣属？
方孝儒何以身入血狱而死不回头？
士大夫何以为了芝麻点的小事弄到血溅三尺，哭震宫殿？
原因就在于，这所有的事件的本质就是士大夫阶层与朱元璋的权力博弈。
在中国历史上，从最早推翻禅让制的夏朝的启开始，到朱元璋此前乃至后来的满清政权，都严格的恪守着这样一条博弈法则：
皇帝坐拥天下，依靠士大夫们的能力治理万民。
也就是说，虽然中国是典型的家天下，但自古以来就是由皇帝和大臣们分享权力，一方面是因为皇帝个人的能力太有限，从管理学上来说存在着管理跨度的概念，在权力的中枢系统，其管理的跨度最多不过是三五个人，也就是说，皇帝哪怕本事再大，最多也只能管理三、五个人而已。
所以皇帝必须依靠宰相制度来管理天下，盛唐李世民的本事够大了，但他也必须依靠魏征，大宋赵匡胤的本事够大了，但他也必须倚靠丞相赵普。
而唐太宗李世民好，宋太祖赵匡胤也好，既然他们自己一个人顾及不过来，那就必须让渡一部分权力给相位，所以冢宰制之所以得以传承不衰，起因就在于这种制度的合理性，至少它是符合科学管理概念的。
但偏偏朱元璋太聪明了，非要跟客观规律较较劲。事实上，他是严格苛守着社会博弈的极端法则的，这一法则的表现就是零和博弈，无论参与者有多少人，只能有一个赢家。
要知道，皇权本身已经是高度集中的产物，可是朱元璋却仍不满足，反而把这种集中推至极限，他要让所有参加社会活动的人全都一无所获，除了他朱元璋一个人之外，任何人也别想从中得到丝毫的希望或指望。
所以朱元璋毫不犹豫的废除了冢宰制，他拒绝士大夫参加国家的管理，希望以此确保权力的整体性而永不流失。
但是，那些开国老臣们未必认同于这一点，他们多少要表达一下自己的意见，毕竟他们也是朱氏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走到这一步，就这么蛮不讲理的将他们抛出利益分配圈，这未免太过份了吧？
隐密的冲突由此展开，但这一切全都掩盖在形形色色的名目和旗号之下。
回过头来我们再说朱元璋在蓝玉案子上的处理，不要说那蓝玉并没有谋反，就算是他真的谋反了，满门抄斩就已经说得过去了，何来如此之深的怨恨以至于朱元璋竟剥了他的人皮呢？
理由很简单，因为蓝玉不认可朱元璋的利益分配方案。
蓝玉也好，胡惟庸也好，甚至包括了《烧饼歌》的作者刘伯温也好，早年大家一起起事的时候，都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而且在后来的过程之中，每个人付出的都比朱元璋要多得多，之所以奉他朱元璋为皇帝，那只是希望他能以无尚的君权以为仲裁，不至于让大家感受到最后的利益分配不合理。
好象是一个摘果果游戏，大家将果子摘到朱元璋的面前，然后排队坐下来，乖乖的等着朱元璋把果子分给大家。可是这时候朱元璋却说：我的分配方案是这个样子的，这些果子都归我，统统归我，你们屁也没有一个……这样一来，冲突也就无可避免了。
正是这样一个原因朱元璋才苦心研究酷毒的刑罚，他希望大家能够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这个游戏中你们除了搭上脑袋和全家人的性命之外，什么也不会得到，明白了吗？
大家之所以追奉朱元璋，原因就在于期望在他这里获得相对的公平，却不料竟然是这么一个结局，那谁能够接受？
不能接受这一分配方案，带来的势必只有彼此的仇恨。
朱元璋之所以如此的仇视蓝玉，竟然剥了他的人皮，原因就在于蓝玉竟敢违背这一摆明了的游戏规则，不要说朱元璋，任何人对于违背了游戏规则的人都是充满了怨恨与不满的，这是人之常情。
这就是双方认知上的差距了，朱元璋认为大家应该认识到这场已至极端的零和博弈的规则，但大家却认为是朱元璋误解了规则，君子不言利，偏偏这种话只能憋在心里不能说出口，那就只好另找事由制造冲突。
这也是朱棣明确的告诉方孝儒“这是我们的家事”的道理了。
这也是方孝儒宁不惜全家身入虐狱也要抗争的原因之所在了。
这也是嘉靖三年时群臣为了芝麻点小事闹得血流满地的原因了。
方孝儒或可不死，但他必须要告诉朱棣：我们不同意你们现有的利益分配方案，我认为我们士大夫有权力参加利益的分配，因为这个国家是由我们在治理……所以士林之人对方孝儒之死表现出了莫大的尊祟与敬意，因为他不是为他一个人在抗争，他是为了一个相对公平些的游戏规则在抗争，在他那义烈的气节掩盖之下，藏的是儒家思想最深层次的内核——利益！
同样的，嘉靖时代的大礼之争，大臣们并非是真正关心皇帝的家事，而是一旦涉及到皇帝的家事，就会触动士大夫们那根最为敏感的神经，所以士大夫们在涉及到天下苍生的时候很有可能不是那么敏感，但皇帝的家事，却是对他们的心理刺激过于强烈。
所以说，大明朝的一部历史，始终贯穿着士大夫阶层与皇权博弈的过程，最初的朱元璋选择了打民众牌以博取社会支持的方法，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这招不管用，民众决不会认可如此酷毒的怪物皇帝，所以锦衣卫的滥觞与后期阉党患乱，究其本质，都只不过是皇帝寻求能够与士大夫阶层抗衡的同盟者而已。
（5）秃顶人演绎的神秘历史
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对付空门中人，他详细的为佛门制定了种种限制条件：“凡住持并一切散僧，敢有交结官府，悦俗为朋者，治以重罪。”……“寺院庵舍，已有砧基道人，一切烦难，答应官府，并在此人，其僧不许具僧服入公听跪拜”……
除了严禁僧人介入民间生活之外，朱元璋还殷切的期望广大和尚们能够躲进深山老林里去，向着原始人的方向迅速回归——“有能忍辱，不居市麈，不混时俗，深入祟山，刀耕火种，侣影伴灯，甘苦空寂于林泉之下，意在以英灵出三界者，听！”
最后这一个“听”字，意思是说好极了，太好了……
那么朱元璋何以竟发如此狠心，跟空门中的僧人过不去呢？
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本人就是从空门中杀出来的，他的知识与智慧，都是在早年皇觉寺为家的时候，读书养成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空门之中的智识之士大有人在，更何况，佛家的奥秘传承着的是人类终极的智慧，“明则可以达人，幽则可以达鬼。”所以他才如此的凛戒紧张，不敢掉以轻心。
所以朱元璋一边以酷烈的刑毒铲除那些已经显露出来的优秀基因，但是对于那些依然隐匿于佛陀光环之后的智识之士们，又该怎么办呢？
说老实话，除了尽其可能的将寺院改造成一所大监狱之外，朱元璋还真没别的办法。假如上天再给他几十年，他或者会想办法于中华大地上根绝任何形式的信仰，由任民众的暴虐力量将隐匿于佛陀光影之下的智识基因铲除，但是我们知道，他只有三十一年的时间，于这么短的时间里对付绵传千年的智慧之根，时间不够，他的能力也不够。
看明白了这一点的，不唯是朱元璋自己。
于佛祖那万古不灭的光影之下，缓缓走出来一个年轻的僧人。
道衍和尚。
如果说，在当时的时代，有谁能够把大明这一场极限皇权博弈游戏看得最明白的话，那或许就是这位道衍了。
老臣宿将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社会规律，但对这一规律的认知未必能够如我们今天一样上升到博弈的理论层次上去。而士大夫阶层则迷失于他们的“节义”本能之中，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也知道如此而行的后果是何等的可怕，但是节义的本能却驱使着他们前赴后继，一往无前，至于这本能只不过是源于利益基因的意志，这一点他们却未必清楚。
但是道衍却洞悉这一社会法则。
因为他是空门之人，是古中国思想与知识的传承之地结出的智慧之果，如果说朱元璋在“心滚滚乎汤沸”的情形下能够于寺院中参悟出这些规律，道衍自然也会悟透这个并不复杂的道理。
更何况，道衍其人，原本就是当时以“释书与儒典并进”的智及大师的门下弟子。以洞知死生的法则看透朱元璋这一点点小鸡肚肠，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道衍显然看不惯朱元璋这种吃独食的极限皇权游戏玩法，不唯是道衍看不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容忍别人这样做，置个人的利益于群体之上，并将这种极尽荒谬的游戏规则制度化，这未免也太过份了。
但过份又能怎么样？任何规则一旦建立起来，其存在的本身就是它存在的合法依据，任何形式的触碰或是对抗都是不明智的。
所以道衍和尚想找朱师兄的别扭，只能遵循着这个已成定规的惯例来。
有关道衍和尚出山之事，僧家对此全都装没看见，盖因道衍搞的全非是释子之语，这非常象是早年于斜月三星洞下向菩提师祖学习玄术的孙悟空一样，师傅教的是一套，偏偏遇到的学生太聪明，搞出来另一套，在这种情况下师傅照例是假装不知道的。
最让我们意外的是，从朱元璋到道衍，两个和尚将中原大地搅得不得安生，说巧合虽然省心，但还不如分析一下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形，更有益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我们知道，元朝人起初信奉了王重阳的道教，但是远自于大雪山的智者八思巴，他以自己的智慧及强硬的个性征服了蒙古王公，令得大元皇帝都拜伏于他的脚下，于是隐匿于雪山之后的佛教与中原本土的教义发生对撞，八思巴获权执掌天下佛法，第一件事就是对中原本土的佛学思想禅宗进行了管肃，从而彻底的断绝了这一智慧思想于中国的承传延续，前者禅宗所聚集的大批智识之士如星云四散，对此，在竺寂照禅师伤感之下，赋诗曰：
从教入禅今古有，
从禅入教古今无。
一心三观门虽别，
水满千江月自孤。
要知道中国的智慧精华禅宗有着一种让人洞悉人生本原，从而立地成佛的功效，但禅宗遭受打压，立地成佛已是不可得，其智识之士满脑子智慧没地方用，难免会跑出来闹事，这朱元璋和道衍，或许正是从佛门里跑出来闹事的两个泼徒。
不管怎么说，朱元璋已经来了，脚前脚后，道衍和尚也来了，这大明的天下，从此就开始了纷纷扰扰的聚合争竞。
据说，道衍和尚跑出山门之后，就径直去求见燕王朱棣，一见面就笑道：贫僧欲送与王爷一顶白帽子。
王上加白，是为一个皇字，朱棣听了这句话，霎时间色变，掉头就走……但最后他还是回来了，并与道衍走在了一起。
那么。道衍何以会断定朱棣会接受他的建议呢？
这个道理，还是要从朱元璋制定的极限皇权游戏规则说起。
（6）铲除基因的旁枝斜干
中国的皇权游戏，究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极为原始的玩法，远比动物界的游戏更原始，如果说这种皇权游戏还处于地球原始生命的早期，这也丝毫不夸张。
皇权游戏的玩法，以太监及诛九族的基因铲除为特征，这一玩法不过是早期地球上的原生汤中的有机分子基因链的竞争法则，等到了基因在争竞中替自己裹了一层蛋白质外壳，形成细胞之后，这种玩法就过时了。
但是奇怪的是，这一原始而野蛮的游戏规则却在家天下的皇权体制之下全面复苏了，已经进化了的灵长类却玩着最原始的社会游戏，固然是一件奇怪透顶的事情，但这一游戏的规则却注定了这绝非是零和博弈，它的本质是零零博弈，谁也别想在这场社会争竞之中胜出。
难道朱元璋不是胜出了吗？
朱元璋胜出了不假，但是游戏的规则却决定了，唯一的的赢家是以透支其后裔的福祉为代价，换取暂时的快乐与逍遥。所以迟早也会有人以铲除他的基因为目的而将游戏进一步的玩下去。
比如说，明太子朱标就是这场游戏的第一个失败者，他拼了老命的和父亲朱元璋比谁活得更长，但最后又是朱元璋赢了，没办法，朱元璋这人硬是运气好。直到朱标死后六年，朱元璋这才依依不舍的离开政治舞台，走入坟墓之中。
朱标死得过早，害惨了朝中名臣宿将。
朱标一死，他的岳丈蓝玉第一个倒霉，为了防止基因串种，朱元璋将蓝玉屠三族，并亲撰《逆臣录》昭告天下。次年，朱元璋逼迫颖国公傅友德杀其二子，再自杀。又次年，朱元璋将宋国公冯胜处死，并命后嗣不许复立宰相，臣下敢以请者，治重典。又命后世有言变更祖制者，以奸臣论。
一口气杀了这许多人，朱元璋觉得没什么大问题了，就放心的撒手归西，他的孙子朱允汶继位，这位年轻的建文帝却发现他从一开始就掉进了火坑里。
这火坑就是尾大不掉的藩镇。
其时，朱元璋屠尽老臣宿将，将军权全部转移到朱家子弟的手中，这其中犹以宁王、燕王和晋王各拥重兵，又久经沙场，屡立战功，对于朱元璋制定的游戏规则他们当然是坚决支持，但是，朱元璋后轮到谁来玩，这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朱元璋虽然指定了孙子朱允汶，但是新皇帝的各位叔伯大爷却未必买这个帐。
要知道，在这个游戏中只有一个赢家，只有一个皇帝，这个皇位让朱允汶坐上了，就意味着别人再也没有机会了，不唯如此，而且他们的子孙后代，很可能永世永世都没有机会了。基因传承的链条越来越长，说不定搞到最后，自己这一支血脉就会被永久的摒除在皇权游戏之外。
这不行，绝对不行。
不行归不行，但谁也不敢轻言动手，动手那可是篡位谋逆，先发制者只能受制于人，到时候所有的皇位竞争人先就会一拥而上，打着讨平叛逆的旗号将自己这根眼中钉拨掉。
所以大家都不敢动手。
虽然大家都不敢动手，但是年轻的建文帝却明显的感受到了山雨欲来的冷寒。曾有一天，这个忧心忡忡的年轻人坐在东角门，问他的侍读黄子澄：
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将来怎么办？
黄子澄回答道：诸王的护卫兵，仅足自守，徜若有变，朝廷大军兵临其下，谁能抵挡？
听了黄子澄的话，建文帝其心稍安。
当建文帝登基之后，先引太祖遗诏，不允许诸王入京奔丧，而后召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商议削藩。
齐泰身为兵部尚书，实际上却不过是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被隔绝于权力分配的体制之外，此时见有了机会闹事，只恐事情闹得不大，于是急忙建议先削势力最强盛的燕王，但是黄子澄的脑子还算是明白一点，当即反对，建议吃柿子要先挑软的，先从燕王的同母胞弟周王下手，以便剪除燕王的羽翼。
于是就有周王的儿子出面首告，说他爹“谋不轨”，这个儿子为什么要首告他的父亲？建文帝拒绝回答这么白痴的问题，早有檄令传于曹国公李景隆，以备边之名调兵开封，出其不意的将周王及其子女嫔妃全部押送到了京城。
但建文帝马上就发现了这种游戏绝非是正常人能够玩得了的，周王明明没有丝毫谋反的意图，却要以谋逆之罪诛杀，这委实是难以下手。
但下不了手也得下，因为朱氏的基因链传到了建文帝这里，那些叔叔就是“旁枝斜干”了，此时不铲，万一哪天周王这支基因的斜枝上突然冒出来一根粗壮的枝干来，那可就轮到朱允汶的基因要被铲除了。
所以，最终建文帝在黄子澄和齐泰的一再奏请之下，终于狠下心来，开始了基因链条的清理工作，首废周王为庶民，将这支斜支从基因链上砍掉。
第二个被砍的是岷王，同样是废为庶人。
第三个轮到了湘王，这湘王脾气火爆，干脆带着全家跳进火堆里自焚了。
再接下来是齐王，齐王不肯自焚，建文帝只好将他全家废为庶民。
再然后是代王……废为庶民。
……就这么一天天搞下去，眼看着从皇族中清理出来的无产阶级队伍越来越扩大，就在这节骨眼上，燕王反了。
燕王为什么要反？
这话问得就没水平了，燕王为什么不反？
要知道，建文帝与燕王之间，有着的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建文帝要清理基因链条，保持由他而始的纯粹血统，而燕王却是这根原始基因链上最粗壮的一根斜枝，摆明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绝对的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
明白人不是没有，前军都督府断事高巍就曾上书，建议建文帝不要硬来，硬来的对撞性太强烈，搞到最后定然是一个鱼死网破，莫不如效法西汉景帝时代的推恩令，把现有藩王的地盘切割成小块，分给诸王的子孙，使其势力越分越小，则诸王不削自弱。
但这条计策最终未被采纳，何以如此？
替建文帝身边的那些人想想吧，大家倒霉碰上朱元璋这么一个缺德透顶的家伙，用制度保证了每个人都将在这起利益分配之中一无所获，既然是一无所获，那还不如推倒眼前这个盘子，一切重来。
孟子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群体的意志始终主导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当大家都希望一个共同的目的的时候，你不可能得到别的。
（7）燕子飞来的季节
按照朱元璋的游戏规则，当朱允汶当了皇帝之后，燕王朱棣及其子子孙孙，已经注定再也不可能有机会了，别人没有机会倒也罢了，但是他此时手握重兵，为何要罢了呢？
朱棣找不到罢了的理由，却有着充足的不罢了的理由。
于是，他在谋士道衍和尚的谋划之下，召募勇士，选将练兵，准备大干一场。建文帝对这个叔叔同样也不敢掉以轻心，就派了人就近监视燕王的动静，燕王很可能是读《水浒传》得来的灵感，不明何故竟然学着宋江宋公明的样子装疯，但燕王再狡滑，也逃脱不了一个削藩的命运，建文帝不管他是疯是傻，就下诏削夺了燕王的爵位，并派人去燕王府捉拿王府官员。
到了这一步，燕王只好不疯了，爬起来热情招待前来执行任务的官员，亲切的问候过后，一翻脸，骂道：如今，老百姓尚且知道照顾、体恤兄弟宗族，身为天子的亲属，却旦夕不保性命，天下还有什么事儿不可为？一声令下，前来执行公务的官员的脑袋立即被砍了下来，围在王府外边的士兵们闻风而散，燕王趁机攻下了北平城门，正式的宣布皇家游戏的又一轮赛事已经开始了。
燕王反叛，建文帝顿时傻了眼，概因朝中稍微懂点军事的臣子都事先被朱元璋定点清除了，现在建文帝谁也指望不上，只好先用一个漏下来的六十岁的长兴候耿炳文，却也不说想一想，这耿炳文哪怕是稍微有一点本事，朱元璋岂会留下他？所以耿炳文领命前去，一上战场就传来了再也正常不过的失败消息。
无奈之下，大臣黄子澄推荐了名将李文忠之子李景隆——建文帝显然又弄错了，若是这家的基因真的有什么了不起之处，他能躲得过朱元璋那一刀吗？可是他居然躲了过去，这说明什么？
说明李景隆不过是一介废物。
战势果然，李景隆大败。
大家都在兴高采烈的看着这一场大战，打吧打吧，朱元璋你不是就喜欢自己玩吗？现在一个是你儿子一个是你孙子，好玩不好玩？
就在这场全民幸灾乐祸的心理之中，士大夫阶层却于混乱之中发现了他们的机会。
忠！
正如我们在此前所分析过的那样，对君主与国家的无条件忠诚，是士大夫们的最高道德之所在，而这一道德，又是其群体利益的代名词。
一个忠于其职守的士大夫，之所以获得千秋万代的称誉，其利益的机制就在于他为这一特殊的社会阶层带来了良好的声誉，增加了大家此后在这一行业之中的就业机会。
相反，一个易于变节的读书人，它损害的是读书人的形象，影响到此后的读书人就业吃饭问题，所以才会大家所不齿，
孟子曰：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舍生而取义者也。
舍生取义，向为中国士林的楷模之所在。
何谓义？
实际仍然不过是士林中人的群体利益及正面形象。
这时候山东参政铁铉走向了前台，他聚集李景隆的败兵，于济南大战朱棣，成功的阻止住了朱棣前进的脚步。
这让朱棣大惑不解：我们家里的事儿，这人跟着参合什么？
建文二年十二月，燕王朱棣兵败东昌，仓惶而走。
燕王之败，让许多人看得好不扫兴，这些人未必支持燕王，只不过，他们既然已经注定排斥在了在建文帝的利益分配结构之外，那么，为什么不帮忙把这个现有利益结构弄零碎了呢？
于是有太监甘冒生死之险，专诚去给燕王送信，告诉他南京城内空虚……燕王大喜，誓师渡江，直取南京。当他进城的时候，宫中突然火光大起，或有说建文帝已经自毁于宫中，但更多的观点却是支持建文帝下落不明的可能，最终的情形究竟如何，都不会影响到这起皇权博弈的均衡结果，所以不再需要我们花费心神。
值得一提的是铁铉的遭遇，他在在继方孝儒之后被杀，行刑者先将他的耳朵鼻子割下，煮熟后塞入他的口中，朱棣亲切的问道：好吃吗？
铁铉回答：忠臣孝子的肉，怎么会不好吃呢？
凌迟，杀其子。
忠臣孝子，气节所在。
他为天下士林的利益在争取，所以士林之人世世代代敬仰于他。
而凡是向往较为公平的社会游戏法则的百姓，也莫不是对这些有着良好的职业操守的读书人充满了敬仰。
尽管民众始终被排斥在利益分配圈之外，但是传统文化却始终将忠义奉为价值的取向，这决非是愚民的结果，恰恰相反，只有民众才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只不过，所有的这一切都掩盖在公共道德之下，通常不为人们所察知罢了。
事情还没有完，在这场血腥的博弈之中，残酷的代价付出只不过是刚刚开始，留在历史之上的，是这样一排排触目惊心的记录：
黄子澄，凌迟，诛三族！
齐泰，凌迟，诛三族！
练子宁，凌迟，灭族。
卓敬，凌迟，灭族！
陈迪，凌迟，杀其子！
……
更黑暗的，还在后面：
铁铉妻、女，方孝儒女，齐泰妻，黄子澄妹没入教坊为妓女……
朱棣之所以如此的酷毒，是因为他痛恨这些人违背了游戏规则，这一规则早在他父亲的时代就已经制定好了，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们朱家的，所有的游戏都只能由他们朱家的人来玩，这些人——他们压根就没有资格参与这个游戏，可是他们搅和进来干什么？
而这些人之所以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其目的无非也不过是要告诉朱棣：你错了，你违背了游戏规则，纵然是趋于极限的皇权法则，也应以公众利益为取向，如果你忽视了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必须履行告之的义务……
血仍在流，社会博弈仍然在继续。
（8）终究要掘起的隐性力量
朱棣以其残酷而血腥的手段，击败了士大夫的权利主张，坚持了他父亲朱元璋所制定的游戏规则：一切权利归于皇帝朱氏，他人不得触碰。
而这就意味着，从此朱棣的子孙们，终将面临着与士大夫阶层的激烈冲撞。
继任者明仁宗侥幸的避过了这种激烈的对冲，因为在比赛看谁活得更命长的项目上，他和朱棣前后脚抵达到了人生的终点，算是平局。
朱棣死于公元1424年，而继任者明仁宗则死于1425年，可惜了那张硬梆梆的龙椅，明仁宗硬是没有坐热乎，就轮到了朱棣的孙子朱瞻基。
宣宗朱瞻基一登场，就遭遇到了和当年建文帝一模一样的麻烦，他的叔叔汉王朱高煦据乐安起兵叛，亦称靖难，瞧那意思是想学朱棣的样，但是朱瞻基可不是建文帝，这边朱高煦刚刚打出旗号，城外朱瞻基就亲率大兵到了，搞得朱高煦好生窝火，只好束手就擒。
在北京，朱高煦被扣在一口铜缸之下，缸上积薪，烈焰熊熊，烧得朱高煦顶着大缸满地乱跑，然而火炽铜熔，朱高煦就此放弃比赛，他的儿子一并处斩，再一次的从皇家基因链上摘除了出去。
虽然在摘除基因链上的赘余方面毫不留情，但这位明宣宗却是位比朱元璋的脑子更清醒的人，他知道皇权游戏不能玩成那个样子，皇帝虽然象征着最高的仲裁力量，为老百姓所臣伏，但治理国家却不是皇帝能够干得了的，所有权并不意味着经营能力，只有士大夫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明明是你自己玩不了的游戏，你却非不允许专业人士加入进来，这就明摆着跟自己过不去了，搞到最后必然是博弈破裂，游戏中的所有参与者相互之间拼个鱼死网破，那就不值得了。
内阁制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了，君臣之间的博弈在这里取得了一次难得的调和，三名士大夫走进了历史，并永远的留下了他们的名字。
三杨：杨士奇、杨荣与杨溥。
三杨辅政，国泰民安。
当博弈的双方都愿意遵循利益法则行事的时候，激烈的对冲消失，大家都能静下心来做点实际的事儿，那么一个和谐的局面，也就应期而至。
只可惜，大明的和谐辰光太短暂了，明宣宗的寿数有限，而朱元璋打下的这个底子又太极端，继任者等于是被置于火炉之上，按照“祖宗成法”，这里明明没有士大夫们的事儿，可是他们偏偏挤在这里，并咄咄逼人的意图和你争一短长。
我们可以想象得出继任者心中的惊讶，当他走向龙椅，准备享受他应得的权力的时候，却发现他的权力居然被人咬掉了一块，这岂可容忍？
或许当九岁的英宗继位之初，发现他的权力玩具被人咬去一块，曾经放声大哭过，只不过，没有人理会他的哭声。
就在这种社会博弈的背景之下，又一起大事发生了。
对此，刘伯温且歌且走，以动人的歌喉，唱道：
北方胡虏残生灵，
御驾亲征得太平。
失算功臣不敢谏，
生灵遮掩主魂惊。
有分教，这一首隐语歌谣，单只道大太监王振专权误国，明英宗北狩却沦为胡人的俘虏这一段故事。
那么，这个大太监王振又是何许人也？他又有何本事，居然能够专权误国呢？
这事还要从朱元璋时代开始说起，早年的朱元璋开创了大明帝国，为了保证将所有的人排除在利益分配圈之外，他给所有的行业都制定了详尽的狱法监规，而太监又向来是专权误国的主角，所以朱元璋对太监的防范更是非同小可，他严令太监不许读书识字，并亲手刻了一块铜牌，上书：内臣不得干予政事，予者斩。
有了这块牌子，朱元璋一想情愿的想，照自己这么一摆弄，在国家权力与利益分配之上，识字的人没份，不识字的人也没份，男人没份，女人没份，不男不女的太监还没份，这应该高枕无忧了吧？
好象是这样。但是朱元璋忘了，社会博弈不是一锤子买卖，今天你赢够了，把整个世界都赢到你老朱家里，就不玩了，想得倒美，大家还要玩呢，而且要玩就得找你来玩，你杀多少人也没用，大家就盯着你了……
也就是说，年幼的英宗屁股还没挨到龙椅上，就已经被大家严防死守了，都琢磨着从他身上弄到点什么东西……
再从英宗的角度上来想一想，这个年方九岁的小朋友，当他被人牵着手，领到龙椅上坐下的时候，看到面前趴伏着一大堆胡子花白的怪异人类，这些人都在拿不怀好意的目光打量着他，年幼的英宗宛如置身于虎狼之群的一只小羔羊，那种恐惧到了极点的感觉，换任何一个孩子都会吓得魂飞魄散，哭叫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这无助的孩子唯有向他最熟悉，最亲近的人求救。
那么，谁才是冰冷深宫之中陪伴皇子们一起长大，让皇子们于栖惶与恐惧之中最能够信任的人呢？
唯有太监！
太监就这样再次回到了他们历史上的位置来。
既然他们在这里，我们就迟早会看到他们。
这就是博弈的法则了，朱元璋，他似乎连这么一个浅显的道理都不明白。
（9）如一片激浪中的木叶
我们说，被剥夺了权力的士大夫们在看着年幼的宗英时不怀好意，这话不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行将到来的土木堡之变，被瓦刺部落掳走的英宗只不过是一场惨烈博弈的牺牲品。
在激烈的皇家权力与士大夫们的经营权力争战之中，懵懂无知的英宗裹挟在漩涡的中心，如一片激浪中的木叶那样身不由已，一旦他明白过来正在发生之中的到底是什么事情，那么他就迅速的成熟了起来。
土木堡之变是各方力量相互促动而导致的，这种力量仍然表现一种恶意的经营方面。众所周知，边关之外，瓦刺部落与大明朝始终存在着生意上的往来，瓦刺人需要江南的茶叶，布匹和盐铁，而大明朝需要塞外的战马补充装备，经商明显是一笔比战争更划算的买卖，但这个和平的结果却与士大夫们没什么关系。
他们终究是被排斥在利益分配机制之外的。
于是士大夫高举起来了鲜明的爱国主义战帜，堂堂的大明王朝竟然与夷狄通商，这种汉奸主义的行为及论调绝对是要不得的……
甚嚣尘上！
关停贸易集市，终止一切交易，绝不可将我天朝物产用以资敌……奏章如雪片，英宗看得两眼发黑，只好让太监们帮忙。
北方蛮荒之地，没有了中原的铁，胡人也就没有了兵器，没有了中原的银子，胡人们就只能眼睁睁的饿死……建议如潮水，而且听起来合情合理。
于是在朝堂之上，以维护皇家权力为已任的太监们就和士大夫的爱国主义情怀发生了激烈的对撞……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即使是连缺见少识的太监都能够明白的道理，士大夫们却坚持他们的不明白。
士大夫不明白，胡人不是死人，你中断贸易，胡人就等着饿死？等着饿死的不是胡人，是死人。他们会发动战争，用银子换不来的东西，他们唯有求助于刀枪……但是于士大夫们而言，战争又怕什么？只有汉奸才害怕战争……
爱国主义是不需要讲道理的。
要是讲道理，那还爱国干什么？
更可怕的是，这种激进的情绪会感染到士大夫们的敌对阵营——皇帝与太监的联军，而这，很可能正是士大夫们所期望的结果。
所以尽管太监们几次顶住了来自于士林的爱国主义高潮，但可以相信，任何人被人骂为汉奸的时候，心里都不会好受，何必呢，又不是自己家的事儿……
大明时代又被称之为“爱国贼”泛滥的年代，以爱国主义为感召，试图将整个民族拖进战争之中的疯狂举动几度占到上风。
尽管战争于大明朝而言是最不经济的手段，据估算，大明朝对境外发动一次战争，就要耗费掉明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还多，而取得的战果却仅仅是“斩敌首”几十上百，这其中还多是杀良冒功冤死的百姓人头。
战争不仅让大明朝伤筋动骨，北方游牧民族也是深受其苦，1542年，游牧民族派出使者前来游说贸易，不幸的是，这位使者遭遇了一个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的巡抚之手，其人之首也成为了鼓舞大明各族人民斗志的战利品。
此后蒙古人连续又派出三个使者，这三个可怜的倒霉蛋行至半路，也沦为了广大爱国官兵的猎物。
此后蒙古部落大举兴兵，攻陷古北口长城，包围了北京，以武力叩关，强迫贸易。于是著名忠臣杨继盛于朝堂上振臂高呼：大明王朝到了最危机的关头，起来，起来，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宁肯拼个鱼死网破，也坚决不要贸易……幸亏这节骨眼上众奸臣一涌而上，将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的忠诚们远窜边疆，而后开放互市的结果，是大明的军费顿时节省了百分之七十……后期的晋商正是受益于这一“辱国”之策才得以形成，如此过程，实在是耐人寻味。
但是在英宗年代，爱国主义激情刚刚兴起，而且当王振历史性的出场的时候，爱国主义阵营已经发生了变化，昔日坐在这一阵营的许多士大夫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将自己的座位挪到了对面，单只把王振老兄留在这一阵营里。
所以当我们看到走出历史的王振的时候，却很难看到他的政治观点和主张，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作威作福的小人，必须承认，这种描写与刻画是符合现实逻辑的，但这却决非事情的本质。
正统六年，英宗在奉天殿大宴百官，但按照朱元璋制订的规矩，宦官是没有资格参与的，英宗为此派人向王振致歉，王振大怒，曰：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耶？
知道周公辅成王，我们可以确信，至少这位王振的知识面比我们许多现代人要充实得多。所以英宗立即命令大开东华中门，迎王振入内，百官候于门外，望风而拜，至此王振在法统上奠定了他根基。
从此，皇权力量对士大夫的清算开始了。
英宗不会忘记当他坐在龙椅上时所面对的那些士大夫们的可怕嘴脸，他是一个孩子，完全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但是现在他知道了。
王先生在此，英宗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
侍讲刘球，他在奏疏中讥讽王振，这位刘球想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是一个势单力孤任人欺凌的英宗吗？
对此英宗拒绝，于是刘球遭肢解。
大理寺少卿拒绝依附王振，这难道就是他的政治立场吗？拒绝回到皇家权力的阵营中来？于是其人下狱。
政治冲突中选择阵营是件死生倏关的大事，什么都可以错得，唯其路线错不得，在这一点上是人人平等的，谁也不能例外。
御史李铎以高傲的姿态站立在王振的面前，没有人会错解他这一姿体语言的明确含义，于是他被谪戌铁岭。驸马都尉石景在家里辱骂阉人，这一明确的挑战信号迅速的得到了来自于皇权体系的回应，石景下狱。
激烈的争战之中，瓦刺贡使来朝，冒称五千人，意图骗取赏赉，却被王振所识破，这件事并不大，但由此而引发的，是王振大幅削减马价，这激怒了瓦刺人。
事实上瓦刺人被激怒并非始于此时，早在此之前，瓦刺部落首领乜先就曾向明使提出来了和亲联婚的和平主义要求，那位明使不知是姓甚名谁，他当然知道在爱国主义不断掀起新高潮的大明王廷，这一建议纯粹是扯蛋。
扯蛋归扯蛋，那使者索性把这个蛋扯出花样来，他居然答应了乜先的要求，但回来之后却闭口不提这事儿，你可以说此人无非是为了私利而冒功，但促动他如是行事的深层次心理动机，却绝对是值得我们玩味的。
不管怎么说，瓦刺人已经忍无可忍了。
战事遂起。
边关告急！
危难之际，谁可挺身而出？
国难当头，士大夫积极行动起来。
史载，侍讲徐呈对朋友刘溥说：大祸要临头了。随即命妻子立即向江南迁移，路程遥远，家资又多，妻子面有难色，徐呈大怒，斥责道：还不快走，难道你不想再做中国女人了吗？于是徐呈阖家而走。
士大夫是这种态度，王振又有什么咒念？
唯有——他亲自出马！
土木堡之变就在这种君臣对恃的局面之中跚跚而来，失去士大夫支持的英宗命运已经注定。
这个结果，大概是出乎朱元璋的意料之外，他并没有给出我们一个解释：他怎么会相信士大夫们愿意为了一个注定了不会获得的赌博下注呢？
于国难之际，士大夫缺位，要知道在此前的历史乃至明末，士大夫们始终是维护国纲的最核心力量，北宋时代的理学士子前赴后继，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为国家和他们的教义赢得了荣誉，而南宋末年的文天祥更是传统文化中永不落下的朝阳，甚至在明末，犹有史可法以自己的鲜血祭洒神州，为此后的士林中人的生存拓展出了无限的空间。
但在这件事情上，士大夫们却看不出有什么牺牲的意义，他们的位置被太监和锦衣卫所占据，他们的权力被皇家无限剥夺，而他们的付出终将为这过度扭曲的博弈机制所吞噬，既然如此的话……不如归去。
可怜的王振赶鸭子上架，他是英宗最信任的人，是英宗所有的希望之所系，但只有他才知道，他最多不过是挤占士大夫的位置以保持君权的完整，以便将朱元璋制定的博弈游戏继续玩下去而已。
王振没有勇气担起这么沉重的担子，更何况，如果他离开京城的话，只怕久已觊觎自己位置的其它太监们就会蜂拥而入，到时候自己赢也是输，输更是输，唯有死路一条。
所以他隆重的提出一个建议：御驾亲征。
没有人替我们解释英宗何以会答应王振这个可怕的建议，但从目前的博弈态势来看，英宗很明显的也害怕离开王振，长期以来王振已经成为了他人格中的主要信任部分，失去了王振，他还拿什么再跟士大夫们抗衡？
就象一只可怜的小鸡雏紧跟在老母鸡后面，英宗跟在王振屁股后面，大家一路飞奔，向着土木堡冲刺。
有关这场战场，史来多家评点，意见上基本上是一致的：
首先，王振不知兵——纯粹是废话，知兵的早就让朱元璋连基因都铲除了，这时候忽然难为一个残疾人，这未免也太欺负人了吧？
其次，王振的贪婪与私心是导致五十万大军蹈死于路的最直接因素，之所以兵困土木堡，是因为王振收授的一千多车珠宝掉了队……有关这个解释倒是可以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明，可有谁替主导王振行为的那条基因想过没有？那条基因之所以制造出王振这么一个外壳，只不过是为了传承的目的，却被另一个基因的外壳给绝灭了传承之功能，那王振的基因上火不上火？它又会寻求何种方式的报复？
实际上这场战争的结果是出自于两个基因的博弈，前者，朱氏基因把王氏基因的传承功能彻底取消，而王氏基因所能做的必然是同样的事情。
看明白了没有？
土木堡之变的战事，不过是英宗一个人对所有人的战争，那些他信任的人受其基因的隐密性蛊惑，从一开始就和英宗的所有对头站到了同一阵营之中，说透了，王振的基因不过是借助朱氏基因行使着将其它基因铲除的原始功能而已，这一场博弈，规则的界定早已决定了最后结果。
英宗输定了。
这就是朱元璋取消宰辅制为他的子孙带来的可怕后果了，宰辅制再争夺皇权，终究和皇权是同一个阵营的，但现在朱氏子孙，他们却必须要同每一个人战斗。
懵懂无知的英宗独自走上了他的战场，面对着所有的人，五十万人簇拥着他，但这五十万人对他的威胁比之于乜先的两万铁蹄更为可怕。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人，辅政老臣张辅，他曾经平定安南，身经百战，再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此行的危机，但是他的失声令世人大惑不解，没人明白他为什么不提出一句哪怕是稍微合理一些的建议，不明白这个原因的人，只是因为没有处在他的博弈位置上。
他为什么要说话？请给他一个理由先。
这是一场治理国家的士大夫们争取自己的权益，而皇家却拒绝将权力归还给士大夫的博弈，朱元璋认为所有权和经营权加起来才是权力的全部，如此的认知终究要把所有人推到大明王朝的对立面上去。
同样的事情在武宗年间也曾发生过，当时专权的大太监刘瑾意欲改革屯田制度，大学士李东阳明知此举势必激起兵，却闷声不吭，硬是把傻乎乎的刘瑾推进了博弈的泥潭。这样的勾心斗角，于历史而言已成常态。
临行之前，钦天监彭德清看不下去了，劝说王振停止这种明摆着是赌气的行为。但是王振却说了一句说：
就算是有什么可怕的结果，那也是天命！
这句话透着王振悲凉的心境，他玩不了这个，所有的人都怀着阴暗的心理等着看他的笑话，他一个残疾人又有什么办法？
可以料想得到的是，王振在心里一定恨死了英国公张辅，这个张辅是朝中唯一能够与王振分庭抗礼的人，但面临这么大的事情，他一不分庭，二不抗礼，拿自己当哑吧，分明是存心要摆王振一道。
八月初，大军北到大同。
此时前军覆没的消息传来，王振急忙召开紧急军事会议，所有人都赞同立即回家，不玩了，让乜先带着他的瓦刺骑兵自己玩去吧，大家都回家……
离紫荆关，途经蔚州，王振回到了他的家乡，他是家乡人民的骄傲，以自己不凡的人生成就告诉大家：在这大明帝国时代，成功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引刀自宫！
为了回报家乡人民的厚爱，王振决定绕道宣府，以免大军践踏到蔚州的庄稼，毕竟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啊，一茶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王振以他的实际行动，将这一伟大道理谆谆的告诫大家……
行至土木堡，这个终将结束这场博弈的历史性地点，王振发现他的一千车沿途收授的珠宝没有收上来，于是传令安营扎寨，等待。
直到这时候，随行的大臣们才意识到事情的可怕，瓦刺追兵已至，殿后的朱勇战死，五万骑兵尽殁。
重重围困土木堡，瓦刺两万人，明军五十万。
听起来这一场战事是如此的不可思议，困于两万重围之中的五十万人马缺水少粮，不战自乱，乜先派人约谈，提出和平主义若干项主张，于是王振命三军移营取水，瓦刺人趁机发起进攻，明军争相逃跑，五十万人辗死于途，英宗随亲兵突围受阻，遂下马，盘膝端坐于地下。
去他妈的，不玩了！英宗当时心里一定是悲愤已极，谁见过这种玩法啊，玩不下去了……
对英宗这种心理的臆测绝非是无端的，当土木堡兵火四起之时，总兵杨洪正镇兵于宣府，接报土木堡天子受困，杨洪的部下急急请命出兵。
杨洪传令：封城闭门，十五日后，乃出。
袖手旁观。
可知此时国人对皇权游戏的心态。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9 9:34:14 第三章：闹剧遮掩下的利益机制（1）大臣也疯狂 土木堡一役，明军伤亡无数，英宗落入乜先之手，从此了他长达一年之久的战俘生活。
于是英宗而言，这一段时期的生活绝对是有益的，在战俘营中，他终于和被他的祖先朱元璋隔绝在游戏之外的士大夫们站在了一起，要知道，人的智慧在博弈中是起不到作用的，真正关系到最终博弈结果的，是人在博弈时态中的社会位置。英宗和士大夫们原本是处于敌对的阵营，但是现在，君臣同为俘虏，于是双方的立场也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这边英宗正在进行着他的艰难“思想改造”，而在北京城内，紫禁城中，一场惨烈的斗殴正式拉开了帷幕。
这是一场纯粹的群体歇斯底里，一次让修史者为之惊讶的暴力性行动，而且事情还是发生在皇朝金殿之上，其过程就更是让人难以置信。
英宗朱祈镇沦为了战俘，国中无主，朱祈镇的弟弟朱祈钰被推出来主持局面，可这局面如何一个主持法？此时朝堂之上，哭声震天，纵然是与皇家权力的隐密性冲突再激烈，但国失其主，人心惶惶，最能够表达自己内心悲痛的方式莫过于嚎淘大哭。
嚎淘大哭有一个好处，没有人能够追究嚎淘大哭者的责任。
于是众臣大放悲声，声震宫阙，并请诛杀王振全家，灭其余党。
对于这一要求，朱祈镇不敢做主，他也作不了主，这时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挺身而出，喝斥群臣，驱逐大家出宫。
锦衣卫终于出现了，我们在这里就有必要提一提这一奇特的特务组织为什么会出现在大明王朝。
众所周知的是，锦衣卫始创于朱元璋，是他用以对付臣属的私人武装力量——如果拒绝与他们分享权力，那就必须拿他们当死仇强敌来对待——但等朱元璋废除了宰辅制之后，锦衣卫的历史使命就算是正式完成了，于是朱元璋就取消了这一制度。
但是当朱棣发动叛乱，占据了皇位之后，立即发现了他行将面对着士大夫阶层这一可怕的敌人，于是锦衣卫迅速死灰复燃，再度承担起来他们的历史使命。临至英宗继位，王振当权，锦衣卫也曾试图和王振较量过短长，希望能够取代王振成为英宗的监护人。
但是，在王振和锦衣卫的竞争之中，英宗却是在王振王老师的亲切指导下茁壮成长起来的，而锦衣卫原本是效命于前一个皇帝宣宗，这时候再跑来烧冷灶，为时太晚，所以这一场禁宫博弈，以数个锦衣卫被切割得七零八碎而告终，从此锦衣卫这支私家武装力量就被王振收编了。
所以此时的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不过是王振的死党。据说那位侍讲学士刘球，就是死在其人之手下。
刘球之死，是因为他上书讥讽王振，并建议加强边关防卫力量，这两个建议无论从任何角度上看来，都闪烁着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高尚情操。这一篇上奏表面上看起来波澜不惊，实质上却是刺入王振卖国主义集团的一柄利剑，说王振卖国也决非情绪化的表达，即使随便找上本现代人写的书，无非也不过是“……此时边关警报连连，王振却粉饰太平，不惜讨好瓦刺，以求得边境上的安宁……”罪证是确凿的，这个勿庸争论。
王振集团的“奴颜婢膝”，自然引来了广大爱国主义人士的强烈不满……不满尽可不满，但说到底这场战争终究不是由王振挑起来的，而是那位前期派往瓦刺的使者，那使者当面答应瓦刺的求婚，回来后却不置一辞，分明是存心撕瓦刺乜先的脸，让瓦刺人在草原上混不下去……
可是曾有谁追究过使者的过失吗？
我们可以确信的是，责任的追究必然是从这个使者——指挥使吴良开始，此人是挑起战争的第一因素。
第三个将被追究责任的人是英国公张辅，他毕竟是名将之后，而且身经百战，以这样一个具有优秀军事素养的人才守护在皇帝身边，最重要的是他的地位堪可与王振分庭抗礼，却竟然搞到如此地步……但是，追究张辅于士大夫而言是极端不利的，这将导致君臣博弈的利益环节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只有一种力量能够竭止这一灾难性的后果。
那就是制造另一场灾难！
于是，当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出现在朝堂之上的时候，正在嚎哭之中的群臣中突然有人越众而出，此人正是户科给事中王竑，他冲上前去，一拳打在马顺的脑袋上，大声吼叫道：马顺往日里为虎作伥，与王振同时为恶，事到今日还不知道害怕吗？
一呼百应，群臣响应，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怪异场景发生了，往日里端着架子的群臣们突然陷入了群众性的狂暴之中，所有的人都争先恐后的冲了上去，有的人拳打，有的人脚踢，顷刻之间竟将马顺活活打死。
接下来的事情已经形同于群臣暴乱，他们疯狂的包围了皇宫，强迫朱祈钰交出另外两个人：毛贵和王长随。
这两人同是王振的左右手。
朱祈钰身边的太监将这两个人推了出来，于是顷刻之间，殿堂上再度横尸两具。
疯狂中的暴臣们倒拖了三具尸体，拖到了东安门曝尸，立即，数不清的军士涌上前来，噼哩啪啦的暴打三具尸体，以泄其愤。这时候，又有人将王振的侄子，同是锦衣卫指挥使王山拖到朝堂之上，众人围着他破口大骂，很快王山就被唾沫星子淹了个半死……
情势明显失控了。
爱国主义情绪固然会令人失去理智，但在这里，群臣所表现出来的歇斯底里，我们却是一点也不陌生。
那是群体博弈破裂之后，失望的人们必然性的行为选择。
事实上，士林的愤怒更多的是针对于皇帝的愤怒，正是这位皇帝，宁不惜分权与太监，也拒绝让朝臣们分享权力，是皇帝让太监取代了大臣们的位置，试想大臣们如何能够不愤怒？
忠君爱国的祟高道德只不过是公众利益的代称，如果一个人主张战争，往往只是因为和平之下的利益分配将他排除在外，而战争的主张往往披上爱国主义的外衣，这就让激进主义者理直气壮的占据了道德高位。
但是没有谁敢于公然的挑衅皇权，那样做太不明智了，但是他们的仇怨终将集中于皇权的代言人之上，正如此时。
事情闹大了，众臣心下揣然，此时一人越众而出：兵部侍郎于谦。
他果断的中止了闹剧的持续，立即将朱祈钰扶上皇位，尊英宗为太上皇，条件是新任皇帝必须赦免这些闹事的大臣。
这个交易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但是于谦没有意识到，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已经触犯了众怒。
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于谦的选择终将让他付出血的代价。（2）粉身碎骨的博弈均衡
于谦力扶朱祈钰继皇位，客观上降低了英宗的价值，使得乜先挟英宗以令天下的谋划落了空，德胜门一战，于谦亲率诸将与乜先相持，乜先只好耷然而走。
但是于谦却不知道，刘伯温早在大明王朝开端之初，就谆谆告诫后人：
国压瑞云七载长，
胡人不敢害贤良，
相送金龙复故旧，
云开日月照边疆。
这首隐语歌谣告诉我们：英宗迟早会回来的，让英宗回归是天下人之所愿，只有他回来，才能够满足于人们内心中最隐密的欲望。
这种欲望就是：事实上大明王朝并不需要皇帝。
无论是朱祈镇，还是朱祈钰，人们都不需要。
因为任何一个皇帝终将让所有人失去一切，这恰恰是大家所无法接受的。
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唯有英宗的儿子和孙子，从英宗的儿子明孝宗1464年继位，到英宗的孙子明孝宗1505死在龙床上，其间整整41年，有整整33年的时间里大臣们居然没见过皇帝的面，事实上，大明王朝277年的历史中，唯有那段历史是最平静的，尤其是在明孝宗时期，咸少冤狱，甚至连民间都是一片太平。
可以说，整个大明王朝的麻烦都是由皇帝自己带来的。
不是皇帝们非要跟大家过不去，而是按照这种极端的皇权博弈法则，皇帝注定了就是所有人的对立面，显然英宗于战俘营中看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才会吩咐他的子孙尽量找没人的地方躲起来，千万别招人嫌……
修史者认为，此后兵部尚书于谦之死，实是因为他拥立英宗朱祈镇的弟弟朱祈钰，所以才招致了英宗的报复。
但实际上，英宗的归来只不过是一个博弈结果，是群臣为了再将朱祈钰推下皇位而策动的秘密政变，推翻朱祈钰也并非是他有什么过错，只不过，大家并不需要他。
也就是说，于谦之错，错就错在他不应该在游戏规则未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形之下，又替大家找了个大麻烦出来，这样一来，他就将自己置于了群臣的对立面上，为了解决朱祈钰这个意外的大麻烦，大家不得不再制造一个新的麻烦。
那么，有谁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朱祈钰这个麻烦呢？
方法或许会有许多条，但至少，正于乜先的战俘营中吟赏塞外风光的朱祈镇，是一个比较简捷的思路。
于是名臣杨善出现在塞外，他此来是要接英宗回国。
在杨善出场之前，我们先要解答一个问题，早年北宋灭亡，徽钦二帝被掳走，年轻的赵构于危亡之中登基，于一片空白之中重建南宋帝国，若然是那时候金人故意放徽钦二帝归国，小小的南宋会不会陷于宫廷之乱？
后世人坚信一定会如此，甚至将此设计为赵构杀害名将岳飞的理由。
然而事实上，赵氏所创立的宋帝国虽然同样是极限皇权之下的臣民博弈形态，但是，宰辅制的存在构成了一个分层级的社会博弈架构，一方面，皇帝依靠宰相的能力统御群臣，避免与群臣发生激烈的对冲，而另一方面，宰相又依据皇帝的授权获得合法性，二者一而二，二而一，即使是皇帝也轻易动不了宰相，所以秦桧能以不世骂名终老于相位之上，同样的，宰相的权力只不过是国家经营之权，终无法向前走出一步。
所以，即使是宋时代徽钦二帝回归，也无望获得臣属的重新拥立，正是这个原因所以金人才没必要将之送回，但到了大明王朝，情形却是完全两样。
大明王朝时代，任何一个皇帝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群臣的对立面上，没有宰相做为中间的缓冲，内阁制大学士制度徒然只是一个双方妥协的折衷方案，并未改于这处极限博弈之丝毫。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禁宫另有人主张自己的皇帝权力之要求，龙椅之上的那位就会发现他早已是众叛亲离……这一幕场景行将发生在朱祈钰的身上。
名臣杨善此行，是有着充足的把握将英宗接回的，尽管史书上是有着一段他舌战瓦刺的精彩表演，但这种表演全然是毫无意义的，徜三寸之舌有如此之威力，何以这样的能臣于南宋时期就找不到？
真正打动人心的，永远是利益的说服。
让我们站在瓦刺人乜先的角度上想一想吧，留下英宗于战俘营中，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杀了他更是多此一举的事情，而英宗对于瓦刺人来说最大的价值莫过于他回国后于皇位上和朱祈钰对掐，这情景只要是稍想一想都会激动得让人血压升高。
任何社会博弈的结果只有四种：
一是让自己获得利益。
二是自己获得利益，但对手也获得利益。
三是让对手受到伤害，而自己避免伤害。
四是以自己蒙受伤害的代价，换取对手也受到伤害。
大明王朝玩的是第四种博弈模式，而瓦刺人希望选择的是第三种。
任何时代的皇家权力所界定的，唯有第四种博弈——以自己蒙受伤害为代价，换取对手也受到伤害。
事实上，皇权于不患寡只患不均的社会群体来说，是最为公平公正的社会规则，因为任何形式的公平都是主观的，所以任何形式的公平都会引发不公平的遣责，但唯有伤害是公平的——它可以让每个人公平的受到的伤害，包括了帝王在内，他们也必须以透支自己子孙后代的福祉为代价，换取生前一时的荣光。
这就是第四种博弈！
所以英宗必然会被释放回国，而杨善所要做的，只是提醒瓦刺人采取相对理智的态度。
仅此而已。
英宗就在这样的社会博弈背景之下回来了。
这时候的明英宗已经不复当年了，早在他归国的前一年，明使者李实质问他何以宠信王振，竟尔将天下弄到如此地步。
当时明英宗泣泪回答说：当初王振未败之时，大臣们可有谁说过反对的话来吗？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将所有的过错全部归结到我的身上来呢？
这说明，此时的明英宗，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君臣博弈的实质。
朱祈钰在这方面，已经远远不及朱祈镇。
朱祈钰所能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在急忙立了自己的短命儿子朱见济为太子，意在告诉朱祈镇：不好意思，大哥，这个位置上有人了……
朱祈镇报之以冷笑：
有谁能够在那盆火上面坐着呢？
果不其然，就在朱见济立为太子的第二年，卒。
太子竟然死掉了。
（3）夺宫喋血说清白
朱祈钰的儿子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让这场隐秘的君位之争一下子就变得毫无悬念了。
朱祈钰终究要退场的，那他还耗在皇位上干什么？
这时候是应该表忠心的时候了，于是御史钟同和郎中章纶，急忙抢在别人前面上书，要求立朱祈镇的儿子朱见深为太子。这个建议看起来似乎是必然之事，但也很有可能，他们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朱祈钰：对你威胁最大的敌人是谁。
朱祈镇绝非是受群臣所欢迎的人，但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是不受欢迎的，这就是他们所要提醒朱祈钰的理由。
让我们惊讶的是，朱祈镇似乎从未想到过除掉朱祈镇，尽管他用了最明确的态度表明他对朱祈镇的厌恶——他将归来的朱祈镇囚于深宫，禁止官员前去探望，将两名收授了朱祈镇礼物的宦官活活打死，他甚至还将朱祈镇经常用来乘凉的大树砍光，可是他始终没有下手杀害朱祈镇，为什么呢？
心慈手软？
好象也不是这样，在接到大臣们不断的要求复诸的奏章之后，朱祈钰的做法是廷杖侍候，他似乎全然没有意识到，群臣上书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提醒他应该做什么，所有的提醒者都被廷杖打得血肉横飞。
好了，现在终于没人敢再提醒朱祈钰了，天下终于太平了。
朱祈钰，他终不过是不敢正视现实而已。
于朱祈钰，囚朱祈镇，并以极不尽人情的方法对待之，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自己的儿子，但是此事殊是怪异，他的儿子竟然是如此的福薄，区区一个太子之位就活活把他压死了，那朱祈钰这岂不是枉做恶人了吗？
痛苦！
懦弱的人终将选择逃避以为心理防卫机制。
于朱祈钰而言，太子一事已经成为了他最无法忍受的心疼，他不想让任何人提起这事，大臣们一个个都是机灵人，何尝不知道朱祈钰的心思。
正因为知道，所以大家才非要捅捅朱祈钰的伤口，看他痛得脸皮抽搐，全身颤抖，于朱祈钰那绝望与痛苦之中，大家就会油然而生出幸福的感觉。
不是大家心存险恶，而是这种注定了没有赢家的第四种博弈方式决定了这必然的结果。
任何一个集权者都是将自己置于群体的对立面，他必须依靠少部分精英实现对群体的统治，偏偏朱元璋非要逼他的子孙后代们跟那些最有可能与他们结为利益共同体的精英人士死磕，磕来磕去，肯定就是磕个你死我活。
正如此时，大家故意刺疼朱祈钰，那么朱祈钰也只好以暴易暴，打得众臣血肉横飞，毕竟是双输博弈，谁也不可能求得其它形式的均衡结果。
就是在这种心理背景之下，夺门之变终于发生。
要来的，迟早要来。
1457年正月，武清候石享、副都御使徐有贞、宦官曹吉祥三人共谋，发兵赴南宫迎请太上皇朱祈镇复位。
此时朱祈钰已和群臣结下了化不开的死仇，他必须离开，游戏才好继续玩下去。并不一定非要朱祈镇来替代朱祈钰，只不过，这样做成功的可能性最大，如果石享三人不动手的话，别人也会抢了先。
更何况，此三人者，都有着非这么做不可的理由。
石享，他曾是和于谦同时拥立朱祈钰为皇帝的功臣之一，事情当时那样做是对的，可是既然出了疵漏，那他一定要采取措施予以弥补，否则群臣一怒，纷纷上书，那么他石享必然是死无葬身之地。
徐友贞，这位于我们而言丝毫也不陌生。
还记得那位当王振率五十万大军走向土木堡的时候吗？曾有一位徐呈，此人立即叱令妻子家人逃亡江南，俟后，英宗落入瓦刺人之手，徐呈又提议迁都，结果遭到于谦的痛斥……痛斥的结果，是徐呈被逐出朝廷，永不录用。
徐呈有才有智，有勇有谋，终生所学无非治国之术，一句永不录用，让他情何以堪？
于是徐呈更改姓名，以徐友贞的名字重新回到了朝堂。他的到来表明这样一种态度：国家是由士人来治理的，你不允许我们治理，那么我就必须要让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后果就是，能者可治国，亦可乱国，咱们就这么玩吧，看谁最后玩死谁。
事实上，整个大明朝就是被排除在游戏规则之外的士大夫们活活玩死的。
徐友贞为申明自己有参加这一社会游戏的权力，于是他决定玩个心跳的。
太监曹吉祥曾是王振的同党，他当然要参加这个游戏。此外还有一个人，正是那位英国公张辅的儿子张轨，他加入进来的目的非常复杂，细究起来跟土木堡之行张辅的失言大有关系。
不管有什么关系，此事一了，一切重新洗牌，谁也不会再提的了。
夺宫之变开始了。
是夜，石享、徐友贞、曹吉祥及张轨四人，率甲士千人径入内城，他们到了南宫门前，呼门不应，遂以木桩撞墙而入。
脸色苍白的朱祈镇波澜不惊的走了出来。
他早就知道会有这一天，经过了土木堡的惨痛博弈，他已经由一个懵懂无知的皇家子弟成长为大明朝屈指可数的智者。他知道什么事情正在发生，也知道什么事情迟早会发生。于是他毫不犹豫的，立即带领这一支小部队取路东华门。
在那扇门前，朱祈镇走上前去，沉声道：我是太上皇，我来了，给我开门！
门应声而开。
他知道这扇门必将为他而打开。
是夜朱祈钰死。
太子太保于谦，被斩弃市。
于谦之死，与南宋岳飞冤案一样，同为中华民族的心痛。通常情形下人们会遣责英宗复辟及皇家权力的残忍，但如果我们知道早在于谦迎立了朱祈钰之后，就始终面临着群臣的攻讦之事，或许我们会对这起冤案有一个进一步的思考。
最早向于谦发难的是居庸关守将罗通，他指责于谦谎报战绩，滥封官职，直斥于谦是一个“苟全性命保爵禄之人”，俟后翰林院学士刘定之发难，他认为“德胜门下之战，迭为胜负，互杀伤而已，虽不足罚，亦不足赏。”并说：“于谦自二品进一品，天下未闻其功，但见其赏”。
把向于谦发难的人视为无行小人，心术不正是一个省心省事的法子，以利于维护这位忠耿名臣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但是，于谦参加的是一场没有赢家的社会博弈游戏，这最终注定了他的命运。
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只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至少在于谦冤案上，皇家权力以其战俘营中养成的终极智慧置身于事外。史载。夺回皇位的朱祈镇拒绝杀害于谦，但是，智识之士徐友贞以他的一句话决定了于谦的命运：
不杀于谦，此举无名！
于谦遂死。
又或许，智者求功，仁者成仁。于谦和徐友贞，他们只是在这场极限博弈之中各自演好自己的角色而已。（4）被冷藏的皇家极权
复辟之后的英宗已是大明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智者，他发现了一个真理：
如果说，大明朝有什么麻烦的话，那么就是皇帝存在的麻烦。
所以八年之后，朱祈镇的儿子和孙子，凡四十七年两朝皇帝明宪宗和明孝宗，都就地卧倒，埋伏了起来，有大臣在朝堂上起早贪黑操劳国事，从进士及第到老死于庙堂之上，竟然硬是没跟这爷俩朝过面，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模样。
知道皇帝长什么模样，又有什么用？
但实际上，明宪宗朱见深也不是一继位就马上找地方躲了起来的，起初他也曾雄心勃勃，不知深浅轻重的冲上前来，想“明君”一把，却不料旋即遭受到了士大夫阵营的猛烈还击。
宪宗登基不久，就任命了一位工匠为文思院副使，开启了由皇帝颁布诏令直接封授官职的先例，这种方式被称为传奉官。
皇帝竟然斗胆把他的手伸向“皇权”，这激怒了朝中一众忠君爱国之士，遂有士大夫郑时上书，厉斥朱见深：“一日里数十人得官，一府署数百人寄俸，自古以来有这样的政令吗？”
宪宗朱见深还没省过神来，偏巧北京上空不知怎么坠落了一道白光，莫非是UFO乎？这下子众臣可算是逮住理了，齐齐上书，痛斥宪宗朱见深的“越权”之举，皇帝干犯朝政，惹得天怒人怨——这可是有天上掉下来的白光为证的。朱见深眼见得抵挡不住，只好将自己任命的官员统统斥罢。
此后宪宗朱见深趁人不备，又偷偷冲出宫来，将那些痛骂他的官员贬斥几个，狠狠的出了一口气，然后趁大家“自卫还击”之前，匆忙逃进宫里，练丹采朱，精研御女之术，再也不跟大臣们掐架了——太累！
因此这四十七年之间，大明朝偶尔也会发生一点小麻烦，小焉者如候大狗、李胡子起事造反，大焉者，新增设的西厂大太监汪直祸乱朝政，这时候皇家的私人武装力量由一个东厂增设为两家，这表明皇家权力在认识到自己不见容于士大夫治国阶层之时，感受到了愈发强烈的危机感。
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烧饼歌》中的又一段历史出现了。
朱元璋曾问刘伯温：这时候天下的情形如何？
刘伯温答：这时候天下已是一片混乱。
朱元璋大惊：是谁敢祸乱我朱家的天下？
刘伯温面临着一个难题，他要告诉朱元璋答案，但又不能让朱元璋听懂。难不成他还能冲着朱元璋的面叫：甭装蒜了，你是真的不清楚吗？你们家里出的皇帝才是一切祸乱的根源……不能这样直白，这样说话显得太没文化了。
于是刘伯温轻展歌喉，唱道：
天下饥寒有怪异，
栋梁龙德乘婴儿，
禁宫阔大任横走，
长大金龙太平时，
老练金精龙壮旺，
相传昆玉继龙堂，
谁人任用保社稷，
八千女鬼乱朝纲。
……
这一首隐语歌谣的前四句“天下饥寒有怪异，栋梁龙德乘婴儿，禁宫阔大任横走，长大金龙太平时”说的是明英宗朱祈镇的儿子孙子玩过之后，又一位超级大智慧的天子登基，此人便是古往今来空前绝后之怪异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是也。
历史上对朱厚照的评价很低很低，其低下的程度与这位正德皇帝的真正价值恰成反比。
说老实话，我们始终难以理解修史者给明武宗如此之低的评价，甚至将他做为皇帝中的反面典型供大家批判。但问题是，修史者比任何人都知道，大明朝所存在的问题正是超越了极限的皇权所带来的，也就是说，大明朝的问题出在皇帝之上，没有了皇帝，一切都好办，多了这个皇帝，士大夫们必须要放下手中的正事，全力以赴的和皇帝展开眼花缭乱的博弈，大家只顾吵架了，国家又由谁来治理？
也许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自明英宗在瓦刺人的战俘营大学毕业之后，他就洞察了大明王朝问题的本质，他很有可能秘密传言于子子孙孙，告诉他们如果想国泰民安，如果想天下太平，皇帝要做的最正确的事情就是将自己藏起来，藏到谁也找到的地方才好……
否则的话，我们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朱祈镇的儿子不临朝，朱祈镇的孙子不临朝，到了朱祈镇的重孙子明武宗，他何止是不临朝，他干脆将自己视为一介平民百姓，让自己从社会的最底层一步步的发奋升迁上来……
明武宗的智慧，实在是超越了他的时代，让后人望尘莫及。早在他刚刚登基之时，还曾因宠信大太监刘瑾，闹得天下苍生不安，所谓天下饥寒有怪异，但旋即，他以铁腕雷霆除掉了刘瑾，正当缺心眼的群臣们欢呼雀跃，以为终逢明主了的时候，明武宗却突然逃出了京城。
这位少年天子确是一个大智慧的人，一位众臣所期待的明主，可正因为他是明主，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一旦他走到龙椅上坐下，就会立即与群臣们形成敌对的双方，不是他打死群臣，就是群臣拼了全家性命不要干脆发动宫廷政变。
何必呢，大家聚于朝堂之上，无非不过是为国为民为自己，与其撕破脸皮血溅朝堂，莫不如……于是在正德十二年的某一天，明武宗逃走了。
武宗私逃，群臣傻乎乎的不知道，大早晨起来就站在宫门之外，眼巴巴的等着上朝，一直等到大中午，才有小黄门挣脱被明武宗临逃之前捆在身上的绳索，出来告诉众臣。
众臣闻知皇帝私逃，勃然大怒，当即大家纷纷驾车，组成侦缉大队，径出京师追赶而去，追到宣府，倒是把小皇帝追上了，可是小皇帝端的智计过人，只一招声东击西，就把众大臣诳得东奔西跑，而此时，可爱的小皇帝已经潜逃到居庸关。
小皇帝到了关前，便拍马叫关，守关的是老将张钦，花白的胡子，听说皇帝来了，吓了一大跳：皇帝不是坐在京城的龙椅上吗？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小皇帝笑咪咪的告诉守关的老伯伯，他此番前来，正要是出关寻找蒙古小王子，要与之大战三百回合，饶是那张钦活了一辈子，何曾听说过如此新奇之事，眼珠子瞪得好险跌落地下。惊奇之下，老头突然翻了脸，喝令武宗止步，再敢靠近关前一步者，斩。
明武宗大诧：难道你竟敢斩杀皇帝？
张钦冷笑：于京师金殿之上，我认得皇帝，于这边关阵前，我不认得什么皇帝，只知道我奉国命，闯关者，杀！
当时明武宗说不出来的失望，张钦这老头，真不好玩……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明武宗随即命人散布流言，说皇帝已经从另一个方向出关了。这个消息没把个张钦魂魄吓飞，当即飞马赶去阻拦，这边明武宗趁机冲出关隘，冲向大草原，冲向自由……后来张钦得知中了圣明天子的调虎离山之计，又不顾性命的追了上来，却又如何追得上？
话说那张钦追丢了天子，气得趴在荒原上放声嚎淘，哭得极是伤心。
而明武宗趁机汇合四方护驾人马，与蒙古骑兵展开一场大战，是役也，皇帝亲手斩杀对手六人，果然是威风凛凛，战果不凡。只不过，为了凑齐了这六颗人头给皇帝来砍，护驾的亲随们被人家蒙古人一古脑的砍掉了一百六十四颗脑袋，虽然这笔买是亏大了，但明武宗却是玩得极为开心。
有了军功，武宗皇帝就顺理成章的给自己加官进爵，他封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太师，镇国公朱寿。
紧接着，大明朝又一场乱子起来了，宁王造反，武宗皇帝不失机宜的迅速加封自己为奉天征诏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要派自己出马去平定叛乱。
然而，明宪宗、明孝宗两代皇帝凡四十七年不上朝，给这个陷入博弈死结的大明王朝带来了一次机会，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次机会。
就在这四十七年之前，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再度结出了传承万世的丰硕之果，这是继战国年间孟子而后，被皇权压仰了两千年之久的民族智慧再一次的爆发。
王阳明！
永世长存的智者。
（5）于铁壁合围之中悄然绽放
从公元1942年起，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奇异的阶段，这一阶段前所之未有，让史官不知所措。
空白期。
是真正的空白期。
如果不是东西厂的大太监们制造几起冤案的话，人们甚至会以为这段时间里大明王朝消失了。
由于朱祈镇的儿子和孙子参悟到了大明君臣博弈的惨烈实质，于是他们选择了最利国利民利皇家的做法，躲避于深宫把自己雪藏了起来，直到三十多年后人们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们。
我们真应该感谢这两位明君圣主，他们识趣的回避，终于让受皇权高压两千年之久的中华智慧得以一展欢颜，大思想家王阳明就在1468年里出世，成为了继孔子与孟子而后的第三位圣贤人物。
说到圣贤，指的是足以对整个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家，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思想家至少有三位，如孔子、如孟子、如老子，但老子是道家人物，不在儒家之列，所以中国儒学中最伟大的人物只剩下两个，如孔子，如孟子。
孔子出生于春秋时代的晚期，而孟子是战国时代的人物，自孔孟而后，秦始皇一统天下，从此开始了皇权思想对民间智慧的摧残与剔除，二代儒董仲舒掘起于西汉，提出了“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二代儒学思想，所以后来的国人断言说是孔孟之道的儒家专制压制了民族思想。
这个结果正透着皇权智慧对国民性格的洞察，事实上孔子孟子的书就放在那里，任何人只要翻一翻就会知道自己的结果是否正确。
但是咸少有人意识到应该去翻书，盲目性的冲动与不求甚解始终是我们思考的基本模式。
事实上，所谓的二代儒之儒术，与儒家思想没有丝毫关系，不仅没有关系，而且水火不相容。被董仲舒倡导的儒术，实质上是儒家最强大的对手——法家的思想体系，儒家讲求的是“贬天子，退诸候，讨大夫”，其核心要义是“讥世卿”，而法家思想讲求的却是君重臣轻，是一种奴化思想。但是自从董仲舒以奴化思想取代了儒家中的独立思想，中国人就开始变得真三倒四起来了。
如此千年，直到北宋末年，才有周敦颖从一张太极图上发现了真相，遂有理学家横空出世，再度与中国的传统奴学思想发生了冲撞。
理学思想被称之为三代儒，大为翻转二代儒之奴化僵局，重新恢复儒家原有的思想知识体系之意，讲求的是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里，理学家们的为往圣继绝学这句话，已经把这一思想激潮的本质说得明明白白。
理学思想经周氏起，历经几代人苦心磨砺，直至一代大师朱熹横空出世，其思想知识体系才告完整。
但是，这一旨在要求士林之人“存天理，灭人欲”的祟高道德思想，必然的会引发千年奴化思想的激烈反弹。这一反弹的结果，就是由秦桧亲自下令，全面禁绝理学，凡理学书籍，一概焚烧，理学士子，千里之外充军流放，至于理学家的门下的士子，更是不允许做官，八十岁的朱熹是在诽谤的谣言之中而死的，临死之前他还在圈阅《大学》。
朱熹身死，而谣言仍然活在历史之中，直到今天，当人们贬斥朱熹的时候，还仍然拿秦桧等人编造的谣言做为证据。
是时理学就在南宋时代的危艰时局之中苦苦挣扎，直到南宋末年，理学之士纷纷效死沙场，成为了苦守风雨飘摇之中的南宋的擎天之柱，这让南宋的皇帝大惑不解，不是说理学之中尽皆奸邪妖人吗？何以他们身不顾死，竟不断的为了国家牺牲于沙场之上？
至此理学思想再度浮出水面。
但是，历史的蹊跷博弈就在展开，士大夫不愿意接受理学思想的约束，皇帝更不愿意，但大家却都知道理学思想的价值之高，那怎么办呢？
最后大家想了个折衷的法子：既然如此的话，那这个理学思想就不要约束咱们了，咱们拿它去管理广大劳动妇女好了……
怪事就这么出现了，原本是对于知识分子的至高道德要求，最终却落到了中国女性的头上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结果搞到最后，知识分子们纷纷亡命去投降，而女性却替知识分子们担当起守护节义的任务……
同一时间，理学流入日本，日本人顿时陷入了对这一价值思想体系的疯狂追逐之中，他们奉了南宋名臣陆秀夫为日本国武士道第一人，文天祥为日本国武士道第二人，余者武士，若能以节义效法陆秀夫、文天祥者，则是莫大的荣耀。
同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在日本，成就了武士道的千古流芳，而在中国，却成为禁锢广大劳动妇女的专制思想，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皆然不同的结果？
不同的权力博弈方式！
这就是答案了。
中国的皇权体制，突破了人性的极端之极端，这种极端的博弈思想无法容得下任何真知灼见，所以中国的智慧思想，自春秋战国而后绝灭世间。
北宋帝国的宽容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但由于这一思想的普世价值之存在，决定了其终将与我们这个短见的民族相错过。
唯其到了大明朝，当朱元璋将极端到了不能再极端的权力博弈推至极点的时候，反倒有点物极必反了。
这个物极必反的原因就在于，朱元璋的子子孙孙们发现他们实在是玩不动如此荒谬的社会博弈游戏，在这场游戏之中他们赢不了，任何人都赢不了，整个国家和民族是这个游戏之中最大的输家。
为了避免这难堪的结局，朱祈镇的儿子和孙子明智的躲了起来，但他们仍然在坚持自己的权力，东厂和西厂不断制造的冤案正是皇家权力的明确主张。
但是，皇权的缺位却终究为中华民族智慧的成长提供了微小的空间。
于是继程朱而后，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终于横空出世。（6）江山初定，明花照海
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正是王阳明。
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
却说明武宗登基之初，宠信大太监刘瑾，当时王守仁不过是兵部主事，遂上书求斩刘瑾，这充分表明了当时的王守仁的智慧甚至还不如十五岁的小皇帝，不是小皇帝非要信任刘瑾，问题是这个刘瑾不过是小皇帝借以保护自己与群臣相抗衡的皇权力量，难道他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不借助刘瑾的邪恶的话，能斗得过数百上千名老奸巨滑的老头子吗？
于是王守仁出局，廷杖40而后发发配贵州龙场驿丞。
王守仁前脚离京，刘瑾派出的刺客已经尾随而至，但刘瑾却低估王守仁了，要知道王守仁少年时期修文习武，诺大的明朝放眼天下，实无一人能与之相并，如果说此次挑战皇家权力是他的一个失误的话，那么他岂有一错再错的道理？
于是刺客在江边发现了王守仁的鞋子和绝命诗，就拿了去欣然回报，而当地官员则纷纷赶往江边吊唁，以表明自己在这起皇权博弈之中的态度。
就在这时，王守仁已经悄然到了龙场，在那风烟冷僻的所在地，他吟风啸月，堪破了人生智慧的真谛。
悟道！
而后王守仁继续大隐隐于朝，平平安安的当他的官，其门下弟子，一时之间风云聚散，凡天下有才有智之士，莫不网罗其中。
说起王守仁网罗弟子，史上曾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少年游侠王龙溪，才智非凡，视王守仁为无物，王守仁却不想放过这么一个好材料，就吩咐自己的门下弟子天天聚在一起，喝五吆六的掷骰子赌博，这事让王龙溪看得大吃一惊，问道：王守仁门下弟子，居然也会赌博吗？
王守仁门下弟子回答说：我们老师门下，天天不干别的，就是赌博。
王龙溪闻言大骇，求见王守仁，一见之下，顿时伏拜于地，为王守仁所收服。
说实话，我们看不出来这位王龙溪大侠何以会因为王守仁善赌而甘愿拜伏门下，猜测起来，多半是王守仁通过这件事告诉王龙溪——他王守仁已经参透了天地造化，非一般腐儒所能相比。
所谓的参尽了天地造化，无非不过是说王守仁悟道了。
悟道，那就意味着已经突破人生的智慧极限，进入到另一个祟高的境界之中，从此刀枪不入，水火不浸——刀枪不入，水火不浸，不是说带尖带刃的铁器真的扎不进去，而是说无论何种危险他都能够安危脱身，如先圣孔子孟子，处身于人命最不值钱的危乱时局之中，其生命却丝毫也未曾受到过来自于外界的胁迫，反而一个活到七十三，一个活到八十四，幸福而终。
就这样，这边王守仁抓住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机会抓紧悟道，那边明武宗游玩天下，将国事放给士林，由他们率性而为，而自己则是拼了小命的疯玩，正当小皇帝玩得开心的时候，忽然天大的喜讯传来，宁王宸濠于南昌举兵谋反。明武宗闻报，差一点没兴奋的昏死过去。
于是明武宗当即下旨：命奉天诏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也就是他自己，立即带领大队人马出征，前去平定宁王之乱。
却不料这边小皇帝还没出征，那边却传来一个消息。
王守仁，他单骑走马，独走安庆，募集将士军民，与宁王决战于鄱阳湖上，举重若轻击破了宁王的大军，已经将宁王生擒。
悟道了，王守仁绝对是悟道了。
要知道，那宁王为了这一日的谋反起事，整整准备了十年之久，他私蓄死士，广募粮资，一朝起事，天下震惶，而王守仁却是单枪匹马，孤身夜奔，以空空的两只手顷刻之间聚散风云，完成了一件古往今来罕异之大事，若不是那参尽天地造化的智慧与令得天下人折服的人格魅力，是决无可能做成这样一件大事的。
王守仁此举，岂是刀枪不入，水火不侵？他是真正的到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境界。
王守仁，中华民族这一伟大的智慧成果，成就于明宪宗与明孝宗知趣的躲藏起来的功劳。
士大夫中得一王阳明，那武宗天子便是玩到塌天，那又何妨？
所以武宗皇帝顿时就不乐意了，嗷嗷闹将起来。
历史上最荒谬的一幕就这样出现了，在明武宗的指使之下，成群结伙的太监与军士冲入南昌城中，指着王守仁老母的名字谩骂不休，他们甚至强迫王守仁释放宁王，好让明武宗亲自上阵平叛，和宁王真刀实枪的玩上几天……
以王守仁的绝世智慧，摆平这几个闹事的太监，实不堪一提。他只是恭请几位闹事的大太监进到秘室，打开他们与宁王私通的信件及太监们收授的宁王贿赂记录，闹事的太监们顿时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吭声了。
刀枪不入，水火不浸——这就是圣者的智慧境界了，任什么样的宵小鼠辈，都无损于智者之分毫。
但是明武宗还是不肯罢休，这位顽皮的小皇帝，他可以放任士大夫们以自己的智慧经营这个国家，但是，他只是要玩一玩，好歹他是当朝皇帝，难道就这么小小的一个要求，大臣们还不愿意满足他吗？
王守仁只好后退一步，和武宗天子达成了君子协议，派人将宁王关在铁笼之内，押送到南京演校场上，放出宁王，就让明武宗和宁王面对面的大打了一场。
此战结果不出所料，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就是武宗自己——亲手擒获了反叛的宁王。于是武宗天子喜不自胜的颁旨，命给自己加官进爵。
就照这么玩下去的话，说不定武宗什么时候就升任回到皇帝的职位上去，而大明王朝说不定还再出一个半个王守仁式的人物。
但是历史显然不想再给大明王朝机会了。
翌年，武宗病死。
大明朝再次进入了一个黑暗的时代，那惨烈的君臣博弈，再度拉开了帷幕。
一代阉宦魏忠贤正自遥遥走入历史，大明王朝的末路博弈终将绽开这朵黑色的死亡之花（7）皇家猜谜大游戏
回头再来看《烧饼歌》中：
天下饥寒有怪异，
栋梁龙德乘婴儿，
禁宫阔大任横走，
长大金龙太平时，
这四句隐语，说的是明武宗朱厚照的顽童行为，恰巧符合了无为而治的帝王智慧，而接下来的这四句，说的却是朱厚照死后无子，遗命立了献王之子，是为嘉靖皇帝。
老练金精龙壮旺，
相传昆玉继龙堂，
谁人任用保社稷，
八千女鬼乱朝纲。
在这里，八千女鬼，正是魏忠贤的姓魏字拆开来，明眼人一看便知。
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魏忠贤其人何以会走入历史，并丧送大明王朝此后的发展呢？
猜测起来，这很可能跟武宗天子朱厚照贪玩有关。
我们一再说过，自英宗而后，明宪宗，明孝宗，明武宗这三朝天子，或是隐匿于深宫之中，遍寻不见，或是遁之于民间，疯狂撒欢，其共同的特点是绝不过问国事。避免了因为制度不良而引发的君臣博弈。
这连续三代人的共同特点应该不是一个巧合，而是智者朱祈镇于战俘营中参透了大明王朝的博弈实质之后，或曾有秘法传之于后，吩咐其后人万不可与群臣争锋，能躲就躲……假如这个猜测是真的话，那么，明武宗朱厚照死的时候，却故意搞了一个大乌龙，很可能，他根本没把这条家训告诉继位的嘉靖皇帝。
所以，嘉靖皇帝在历史上一出场，就与群臣们发生了冲突。
大礼之争！
其实也没什么争不争的，无非不过是当了皇帝之后的嘉靖，想捎带脚的把自己的爸爸也封为皇帝，这种事于国于民毫无干系，但是士大夫们却坚决反对。
士大夫们反对的理由，自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儒家伦常体系，这一体系说起来连他们自己都晕头转向，不惟嘉靖皇帝听不明白，估计连这些士大夫们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
历史上的嘉靖皇帝是一个一等一的怪物，此物之怪，就在于他最爱跟大臣们玩猜谜，此人特爱干的事儿是躲进深宫之中，忽然传大臣入内，隔门缝递出一张纸条，纸条上的文字经过嘉靖皇帝苦心沥血而提练出三五个字，而这三五个字至少能解释出十几种意思，然后嘉靖皇帝就会吩咐大臣们拿了这纸“圣旨”去办事，饶是众大臣们天纵英才，在这场猜谜游戏之中纷纷败下阵来，谁也不是嘉靖皇帝肚子里的蛔虫，岂会知道这谜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据说，天下之大，唯有一个人能够猜透嘉靖皇帝出的“圣谜”，而且一猜一个准，这个的名字叫严世番。
这严世番，便是一代奸相严嵩的儿子，严嵩除了写得一手好青词之外，还有这么一个猜谜天才儿子，难怪他能够久据相位而不倒。
说到相位，我们一再说明大明王朝是没有宰相的，有人认为大学士制度替代了相位，但从社会博弈的角度上看起来，宰相与大学士完全是两件事。
宰相之位，为百官之统，说明白了，宰相是替皇帝管理百官的，并做为百官与皇帝之间的缓冲层，避免皇帝与大臣们之间过于激烈的冲突，所以古来宰相诸事难为，能不能干活倒在其次，最关键的是心胸。
博弈学上有一条规律，二号人物没有折衷的选择，或是大忠，或是大奸，绝不存在第三条路。这是因为宰相同时承受着来自于皇帝与朝臣的双面夹攻，政治立场无异于立足于刀锋之上，无论是选择大忠，还是选择大奸，缺少了大智慧，是决玩不了这活的。
但朱元璋取消了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宰相缓冲层，带来的是皇帝与群臣的直接性利益冲撞，所以才搞得大明朝颠三倒四乱七八糟。
而现在我们称严嵩为一代奸相，那是因为他至少在事实上成为了皇权的代言人，是嘉靖皇帝用来抵御群臣的挡箭牌和避风港，已经完完全全的具有了宰相的职能。
说到严嵩，我们就必须要注意另一件事：大明王朝，自嘉靖、万历两朝，太监对朝政的控制始终处于弱势地位，没有有影响的大太监出现，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无论是此前的太监乱政，还是此后的阉党祸国，其本质上，都是大明皇帝以太监做为自己与群臣的博弈缓冲，事实上，许多太监的横行不法，皇帝心里是明明白白的，但是，皇帝之所以赋予太监以如此之大的权力，目的正是为了压制群臣，出现这种事情实属正常。
如果说，皇权体制的理想模式是皇帝加宰相对恃群臣的话，那么，大明朝的畸形权力体制就是皇帝加太监对恃群臣，究其根本都是朱元璋闹出来的乱子，实有情不得已之处。
严嵩因为有一个会猜谜语的儿子，而替代太监成为了皇帝和群臣的缓冲层，他之所以骂名千古，无非是代嘉靖皇帝受过而已。要知道，当时的嘉靖皇帝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大忠的宰相，如果严嵩不是大奸的话，那么纵然他的宝贝儿子再会猜谜也是白搭。
说了这么半天，我们还没解释这么一个问题：
嘉靖皇帝为何如此热衷于猜谜游戏？他为什么就不肯把话说明白了呢？
推究起来，嘉靖皇帝之所以沾染上拿国家大事来猜谜这一不良嗜好，多半是跟他的臣子们学来的。
让我们回到嘉靖三年，当嘉靖皇帝提出来封自己的亲爹为穆献皇帝的时候，群臣顿时炸了营，纷纷上书反对。
在这轮番上书之中，透出来是的群臣的用心险恶。
让我们替嘉靖兄弟想一想，如果他“从谏如流”的话，情况又会怎样？
那他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贵为天子，竟然如此不孝，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理会——如果他不提出来这事倒也罢了，既然提出来了，就必然授人以柄，如果他真的敢“从谏如流”，放弃自己的孝义主张的话，不到第二天就会有大臣上书骂他无父无母，不怕死敢劝他让位的主儿，也会大有人在。
所以嘉靖是一定要坚持的。也许他把这事想得非常简单，谁无父母，哪个大臣不曾上书求给自己的父母封个光彩的头衔以炫耀乡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反对几句，也就过去了。
然而万万没有料到的是，群臣竟然执意要将嘉靖皇帝逼入死角。（8）实在玩不下去的游戏
公元1524年，闻知嘉靖皇帝固执已见，一定要给自己的父亲加封，修撰杨慎大呼道：仗义死节，正在今日！遂率两百多名大臣赴左顺门哭谏，哭声震天，撼动宫阙。
百官玩这一手，毫无疑问的是出自于“忠君爱国”，但忠君忠到非要将嘉靖皇帝逼入死角，想来嘉靖皇帝思前想后，越发的汗流浃背。
这个游戏不好玩，明摆着是要嘉靖皇帝的老命啊！
嘉靖皇帝可不想陷自己于“不义不孝”，唯有据理力争，奈何他的对手无一不是天下绕口令之高手，法统之争，绕来绕去，竟然非要把嘉靖皇帝绕成一个不孝之子，这是什么狗屁法统啊！
最闹心的是这场博弈在实力不对等，这边只有嘉靖皇帝老哥一个，那边几百号白胡子老头，老头们一人一口唾沫，也活活淹死嘉靖了，哪有吵赢的机会？
难道嘉靖皇帝他没有立法权吗？他就不能够替自己解开这个死结吗？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唯有求之于武器的批判了。
打！
廷杖侍候！
杖180人，死16人。
君臣之间闹到这份上，这游戏真的没办法再玩下去了。
当夜深人静时份，嘉靖皇帝独臣于冰冷的龙床之上，回想明宪宗与明孝宗深宫一躲四十年，明武宗更是除了添乱之外什么正事也不干，直到遇到这件事，嘉靖皇帝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情不得已，但凡有一点点办法，谁愿意象只老鼠一样躲进洞里把自己藏起来？
最大的问题是，关于大臣们宁死也不许嘉靖皇帝当个孝子的理由，嘉靖皇帝硬是听勿懂。
不是嘉靖皇帝听不懂，而是大臣们自己说不清。
为什么说不清？没什么什么和为什么，只不过，国人的心态是任何人都容不得别人驳辨自己，大唐天宝年间的杨国忠为了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不惜逼反安禄山毁掉大唐的江山，连自己也身首异处，民不畏死，只怕别人说自己不正确，自己的建议既然已经提出来了，谁还管这个建议将嘉靖皇帝置于何地，唯其一求速死，也要坚持自己的意见……
表面上看起来，这场纯粹是赌气的死生之争，是为国家大统，但在那一切语焉不详的争执之下，掩藏的是士大夫与皇家权力不同的治国理念之争。
之所以语焉不详，那是因为博弈的实质不能说破。
说破了，一切都摆在明面上，那就不好玩了。
语焉不详！
宁死坚持这种模糊语言风格的大臣们强烈的刺激了嘉靖皇帝那敏感的心灵，或者是不由自主的被对手的风格所感染，又或者是存心的，从此嘉靖皇帝也躲进深宫里，与大臣们玩起了猜谜大赛。
他的任何观点或旨意，一定要加工到歧义丛生，让人猜破脑袋也想不清楚的地步，嘉靖皇帝才肯拿出来交给大臣们。
让这帮王八蛋们猜死去吧，你不让我好受，我也不让你们舒服！
不能合作，那就彼此伤害！
双输博弈，就这样在一次的拉开了帷幕。
但是这一次，皇家权力的博弈场上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前者是嘉靖时代的严嵩，后者是万历时代的张居正，这两位大臣俨然以相位的实际博弈位置缓和了皇帝与大臣们之间的激烈冲突。
然而，无论是严嵩还是张居正，他们在社会博弈中的位置为他们带来的是灭门的惨祸，严嵩还罢了，最惨的是张居正，其人死后，群臣怨毒之火一发难收，于是万历皇帝明神宗遣宦官张诚前往江陵籍没张居正之家，张诚未到，江陵县令先期禁锢张居正家门，等到张诚赶到宣旨的时候，打开门，只见一幕惨不忍睹的景象，张居正的家中，竟然已经有十几人被活活饿死。
惨烈的报复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张居正被开棺戮尸，他的儿子张敬修于狱中不胜拷掠，自缢而死。
如此酷毒的报复手段，如此惨烈的博弈格局，值得我们每个人认真的思考。
至少，明神宗是认真的思考了这种博弈的模式。
血淋淋的现实教育了明神宗，他知道，游戏真的不能再这样玩下去了，再这样玩的话，那血腥的杀戮与无尽的阴谋攻讦，哪怕只要是想上一想，都会把人活活愁死。
于是明神宗左思右想，终于认识到了大明朝以来的三位真正的明君智慧：
明宪宗！
明孝宗！
明武宗！
很可能在某一天夜里，明神宗于绝望之中仰天长恸：三位祖宗啊，你们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啊！
只可惜世人的眼睛，却看不破如此的博弈玄机。
于是，历史在这里这样记载道：自万历十六年起，明神宗不视朝凡二十六年，三十一年后，始因宫案与群臣会唔一次。
这老兄也躲了起来。
建议大家读一读《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国家兴衰探源》楼主有些哗众取宠，逻辑上也有问题，他笔下的皇帝大概是身边贪官的投影，不是历史真实在
_______先不说历史,先说逻辑
逻辑:
制度与权力的形成,是由公共意志的博弈而形成——这是这个贴子的基本原理，如果这个错了，其它一切就都错了
中国的皇权体制，也是由中国人的公共意志博弈而形成——这个是逻辑，错误出在哪里？
皇权体制的特点是一头独大的——中国人的社会博弈决定了这一点，这个也是逻辑，错在哪里？
什么样的社会博弈心理形成了无限的皇权制度，而非是有限的社会仲载力量——双输的结果，往往缘自于博弈的多方拒不退让，或是忽视他人的权力与存在，这个逻辑也有错？
双输的结果缘自于第四种博弈——实际上这里真的有一个逻辑错误，但如是这般推导上十几个步骤之后，得出的结论正是这一个。
我是性恶论者,但楼主这看现实未免太简单化了,这种极恶形象也只存在他心里的阴暗角落,现实博弈生存可能性为零,就象张扬的艺术形象OO7真实存在是其貌不扬的斯大林普京,记住自己不是在写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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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批评我简单化，我承认，可是你将皇权体制下诸多暗恶的现象说成是存在于我心里的阴暗角落，这就是胡扯了
现实中的博弈生存是无所不在的，夫妻要博弈，父子要博弈，母女也在相互博弈，而人在社会之上每天的所行所为，都是在博弈，你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决定了你的博弈观念，你是宽和的，你周边环境就会宽和，你是苛毒的，你周边环境就会苛毒，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感受，怎么成了写小说呢？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15 9:46:33 作者：突突扁桃体面的 回复日期：2008-5-15 2:05:31
以前读十六国南北朝，总是怀疑那些变态皇帝的真实性，但其实是有的就是某党贪污集团，自以为可逃脱报应，故其疯狂超过民国军阀和旧藏喇嘛但决不是为子孙计的朱重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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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说朱重八不为子孙计，但我说的是他所计的是恰得其反，他希望得到一个最有利于他子孙的社会博弈规则，但因为博弈是双向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基本上来说，越是苛求于公平，就越是得到不公正的结果，越是苛求于完美，得到的只有丑陋，这个你等我慢慢贴，你慢慢批，不认为我们之间有什么观点上的不相容：）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15 9:49:49 作者：突突扁桃体面的 回复日期：2008-5-14 16:39:21
如果楼主知道刘邦白马之盟和成吉思汗法则,那此文的前提就很成问题.
——————相反，这两个法则恰恰证明了我的观点
就拿刘白马来说，噢，你姓刘的杀一匹白马，这世界就全归你了？异姓就不能称王了？你家那匹白马就有这么厉害？
于是第四种博弈开始，你不让我称王，OK，我就一刀砍了你，大不了砍完了你我再让别人砍，这观点不是蛮符合逻辑的吗？而且这也的确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什么错呢？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15 9:59:29
（9）继往开来大罢工
当大明皇家的最后一位隐士死于他那堆积如小山一样的钱堆里的时候，他的儿子明熹宗蹒跚登场。
明熹宗同样也被视为史前未有之怪异皇帝，他是当时最优秀的土木工程大师，亲自设计并监造的皇廷喷池令人震惊于他那精绝的技巧与想象，而且明熹宗还不时的研发出一些奇异的小发明，派了太监拿到市场上去销售，其售价之高，往往是令人咂舌。
史书上还有鼻子有眼的说：魏忠贤就是利用了技术专家明熹宗的这个特长而专权的，他经常故意趁明熹宗正忙于木工发明的时候，进去奏事，于是正凝神思考的明熹宗就会不耐烦的一挥手：你看着办吧……魏忠贤遂派锦衣卫抓人砍人，圣旨在手，清流士人唯有束手待毙。
这种事情或许是真的有，但事情的真相却不会如此单边化。
事实上，魏忠贤根本不需要借干扰明熹宗的心神而挟藏自己的私心，他想杀谁，想害谁，想做什么直接做就是了，任何时候明熹宗都不会反对的。
为什么明熹宗不会反对？
很简单，如果明熹宗反对的话，那么他就必须放下心爱的刨子和锤子，走向朝堂，在那里，数百名花白胡子的清流人士虎视眈眈，他们将反对明熹宗的任何建议或主张，徜使明熹宗把决定权移交给这些士大夫们的话，他们则会先是自己打成一团，然后尽其余力的设法将熹宗拉进自己的阵营里来，用不着等到最后，明熹宗就会发现，他们所有人反对的其实就是自己。
博弈的位置决定了一切——或者说，不同的立场决定了不同的结果。
可以想象，被张居正事件刺激过度，竟然三十一年拒不上朝的明神宗，临死之前一定曾对熹宗谆谆交待过：躲起来，孩子，把自己藏起来吧，皇宫里这么多大的地方还不够你玩的吗？何必非要出去和外边那伙神秘的怪人拼个你死我活呢？随他们去吧，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
所以明熹宗自从即位之日起，就正式宣布了他的罢工。
罢工没关系，说到底，明熹宗不过是继宪宗、孝宗、武宗及神宗之后第五个加入到皇帝罢工俱乐部中来的成员，前有车，后有辙，该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一切萧规曹随就是了。
但罢工只是一种斗争手段，并不意味着对权力的放弃。
所以明熹宗一边通过罢工向士林阶层表明自己绝不妥协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他象宪宗、孝宗乃至武宗一样，需要一个与士大夫阶层互为抗争的缓冲地带。
也就是说，此时的皇家权力需要一个代言人。
魏忠贤荣幸的享有了这一荣誉，仅仅是因为——他恰好出现在这个特定的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的人至少要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对权力架构的娴熟与运用的自如，不具备这个能力的人，是无法脱颖而出的。
第二：绝高的博弈智慧，至少魏忠贤在这方面的表现不比任何人差，清流领袖如杨涟，如左光斗等人何等的势力，徒然下狱拷掠至死而无丝毫的还手能力。
第三：此人必须是明熹宗能够控制得了的，这一条是关键的关键，士林之中不乏能够承担相责之人，但是大明王朝这倒了血霉的博弈机制却将他们置于皇家权力的对面，只有严嵩和张居正以他们的智慧化解了这一博弈死结，但他们的下场却是有目共睹，相信此后再也无人敢试其锋。
唯其太监才是符合第三个条件的最佳人选，在这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太监的权力缺乏合法性，最多不过是皇家权力的延申，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回，决不会出现尾大不掉之势。
如此严苛的条件，已经决定了这个人选非属魏忠贤不可。即使历史上没有魏忠贤这号人物，但皇宫中的太监之中也不管优秀的人才，明熹宗决不会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这一模式极尽惨烈酷毒，但却是化解大明王朝博弈死结没有办法的办法，实际上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根本的办法，但那必然要触及到皇家权力的实质，纵然是皇家权力无力应付，但社会博弈的力量自然而然会形成于对此一极权的保护。
两个方面决定了皇家权力的不会丧失：
第一，太多人看不到他们会从这种权力丧失之中得到什么，因此他们必然会反对，而在皇家权力遭到损害之时受到池鱼之殃者，如太监集团，更会竭其全力保护这一荒谬框架。
第二，始终未能产生有限权力的概念，皇家绝对极权就成为了不可或缺之恶，任何时候民间都会仰赖于这一合法的仲裁力量——尽管这种仲裁力量所带来的伤害远比它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
也就是，尽管这种博弈体制引发了大面积的社会性问题，但由于替代方案的匮乏，其状态仍然是令人无望的持续下去，除非，某种不可控的外界变量产生新的影响，并从根本上瓦解了这种惨烈的博弈均衡。
这种力量，它很快就出现了。
大明天启七年，明熹宗死，其弟思宗朱由俭继位。
史书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祟祯皇帝即位的当夜，战战兢兢，入夜不敢张灯，持剑坐于桌前，唯恐阉党魏忠贤害其性命……
朱由俭的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
这位大明王朝的最后帝王，他或许有着重振天下之志，但麻烦的是，他不懂得政治。
简单说来就是一句话：祟祯皇帝对于大明王朝沿习已久的内在权力博弈机制缺乏那怕是最粗浅的理解，一个不懂得游戏规则的人加入到游戏中来，并主导了游戏进程的全部，我们不会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10）一个不懂游戏规则的人
在《烧饼歌》中，当刘伯温告诉朱元璋：此后的大明王朝将连续出现兄位弟承的现象。对此，朱元璋的智商难以理解，遂问道：莫非是父子相互争夺皇位吗？
刘伯温大笑：非也，树上挂曲尺，遇顺则止，至此天下未已。
朱元璋问：何为未已？
刘伯温对曰：
万子万孙层叠层，
祖宗山上贝衣行，
公候不复朝金阙，
十八孩儿兑上行。
在这里，树上挂曲尺，是一个朱字，遇顺则止，意指大明王朝遇到清顺治，就彻底结束了。
万子万孙，指的是万历皇帝的儿子明熹宗，明思宗，祖宗山上贝衣行，这里的祖宗山，是指一个祟字，贝衣行，单指一个祯字。公候不复朝金阙，十八孩儿兑上行，这句话是说大明王朝于惨烈的皇权博弈之中承传了一十八个皇帝，至此就风烟散尽了。
关于祟祯失国，史上多有所评，主流观点认为大明王朝积习已深，病入膏盲，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纵然是大唐李世民再生，大宋赵匡胤再世，也拿这个破摊子没有办法了。
另有一些观点是在祟祯身上找毛病，果然是一找一大堆，于是结论也就出来了，因为祟祯不是神仙，所以才会国破人亡……
这一观点肯定是正确的，错不了，但如果我们想一想祟祯皇帝死前曾说过的一句话，也许会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重新来看大明王朝的覆灭。
祟祯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
祟祯说这句是什么意思呢？
是简单的推御责任吗？
先来看看他有什么责任要推御，
史评：就朱由俭本身而言，虽不近声色，并尽心治理，但刚腹自用，疑心甚重，用非其人，信任宦官，又无挽狂澜于既倒之奇才，在危机四伏时束手无策，遂至灭亡。
现在我们看出来了，扣除了性格上必然的缺失之外，祟祯优点多多，居于嫔妃如云的皇宫却不近声色，其克制自己人性上的本能欲望方面，堪比之于圣徒。
但是，不会用人是祟祯的一个大毛病，冤杀袁祟焕，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
但如果我们想及当时国人对于这位冤杀的袁都督的态度，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了：
时国人“深信袁为汉奸”，群拥而上生食其肉，袁祟焕的腹部被人生生的用牙咬破，肠流于外……京师中更有人高价出售从袁祟焕身上剜下来的肉，买者踊跃……后世人替这些食人的百姓开托，谓之不知，只是听说袁祟焕是汉奸，因而切齿痛恨。
这事就值得我们揣摩了，既然你什么也不知道，哪来的如此弥天血恨呢？中国古往今来的汉奸可谓多矣，没见哪个汉奸享受过这种待遇，怎么袁督师偏偏这么倒霉呢？
其实话说透了很简单，袁祟焕之所以遭此涂毒，只是因为他身处弱势，没有任何能力保护自己。所以百姓可以将自己心里的怨毒尽情的在他身上发泄出来。
这也是朱元璋设计这种博弈体制的最初用心，在他看来，只要将百姓、将臣属居于没有任何保护能力和权力，随时任人涂毒的情况下，则大明皇朝高枕无忧矣。然而这刻毒的心肠只陪养出刻毒的国民，权力就是是非，弱势就是罪状，这就是皇权体制博弈五千年，虽屡屡进入死局却总是死灰复燃的群体基础了。
我们在这里想问的是，如果群众是如此的蒙昧，我们却要求祟祯具有超越于当时社会条件之上的“奇才”，这可能吗？
群众不知袁祟焕冤，所以恨之入骨，祟祯又何以知晓？难道他当了皇帝就比群众多了一双透视眼，能够隔着肚皮看透袁祟焕的忠心不成？
或者说，冤狱时时有，但当国危之际，这冤狱就构成了压跨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所以大明王朝也就灭亡了。
现在我们看明白了，祟祯的过失，不在于他做对了什么或是做错了什么，而在于他就不应该走出皇宫，走到群臣的对立面上琢磨什么振作治国，事实上，祟祯皇帝之所以悲泣“臣比亡国之臣”，仅仅是因为自从他继位以来，就把大部的精力花费在了与群臣博弈，斗智斗勇上来，君臣双方为拯救国家而付出的努力就这样相互抵消了，若然是明朝不亡，实无天理。
假如说，祟祯真的有扶国家危亡时刻的“奇才”的话，那么他会做些什么呢？
他会象明宪宗、明孝宗那样躲进深宫里，把天下留给大臣们去折腾吧，这样的话，至少他用不着被群臣逼迫之下，不得不诛杀袁祟焕。
要知道，按照朱元璋最早设计的国体制度，应该是由皇帝亲自治理国家，群臣被排斥在权力体制之外的。但是社会博弈的必然会因朱家子孙才智的不济，势必导致皇帝与群臣的激烈冲突，明智如宪宗孝宗，干脆躲起来不露面，如武宗干脆自己出门散心游玩，如神宗干脆自己拼了老命的捞钱，如果祟祯效法这老几位，至少，士大夫们在治理国家的时候不会为无益的君臣博弈牵扯去过多的精力，至少袁祟焕不会被冤杀，洪承畴不会因为受不了祟祯的瞎指挥而阵前失利，被迫降清，孙传庭也未必会因为祟祯的逼迫而失利于李自成……
大明的龙椅，是一个博弈泥潭，一旦陷进去，势必国灭家亡。
祟祯对于皇家权力的运行机制一无所知，失足误入博弈泥潭之中，但直到他临死之前才明白过来这个道理，所以会说“臣皆亡国之臣”。
祟祯的意思是说：士大夫们啊，眼看国家都要灭亡了，你们怎么还在跟我较劲啊，难道你们就不能暂时放弃私怨私心，为国家想一想吗？
不能！
为什么不能？
袁祟焕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如果祟祯躲入深宫，不进入博弈阵地的话，群臣的私怨私心也找着到对头渲泄，反倒能踏下心来治理国家，大明王朝再挺一段时间还是正常的。
然而当祟祯偏偏不学宪宗孝宗躲在深宫，却非要出来和群臣较劲，则每一个大臣都只能是提起精神来，付诸全部的精力与祟祯相抗衡，否则的话，袁祟焕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
死不足惜，但为国而死却蒙万世骂名，这于士大夫们而言，绝对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死亡博弈，大明亡得其所。
楼主把中国历史归于个别私欲极度膨胀的结果这个逻辑我是决不苟同的,因为生活不安定只能手机上网,长篇大论搞不来,不是刘老三私心而是长期动乱后天下共识;也不是铁木直只会播种,而是蒙古人长期历史积淀的潜意识,后来也先篡位和达延汗复国你不会不知道吧?
——————晕死了，知道我们的分歧在哪里了
真的没有把中国历史归于个别人私欲膨胀的结果，老雾怎么会这么干呢？这是轻率而不负责任的，你砸错了，真的，不骗你
我这个贴子的意思是说，中国历史是群全意志所推动的合力形成的，真的，真是这么写的，不骗你：）
天启是万历的儿子我就不纠缠了,因为抓小错否定人,攻一点不顾其余君子不为.
——汗ING，哈哈哈，没有抓小错，没有否定人，没攻任何人的任何一点，老雾只是分析博弈双方的心理反应：）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5-22 9:01:02
第四章：恶性文化之下的群体博弈
（1）覆灭的尘歌
公候不复朝金阙，十八孩儿兑上行，这句话透着两层意思，第一层：大明王朝传至第十八朝，正式落幕；第二层，十八孩儿意喻十八子，是一个李字，兑卦方位属西，就是说将要有一个李姓之人自西而来，取大明天下而代之。
我们有必要详细的说一说大明十八朝，看一看这十八个皇帝是如何面对来自于皇权内外的威胁的。
大明第一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因为滥杀功臣而获得了民间极为不高的评价，民间有一个故事提到刘伯温之死，说的是朱元璋处心积虑想要除掉刘伯温，于是他就故意派刘伯温去教导太子读书。有一天，太子看到外边有一长嘴大耳四足之物蹒跚而来，太子惊问：此何物？刘伯温告诉太子，这种动物的名字叫猪。太子又问：猪有什么用？刘伯温回答：猪可以杀了来吃肉……此话迅速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他一听：什么？刘伯温竟然敢说要把姓朱的杀了吃肉？这岂不形同谋反？遂派军士去捉拿刘伯温，刘伯温却早已见机先走，他逃到青田仍然被追上，时刘伯温背倚廊柱，仰天大笑三声，吞金而死。是谓刘伯温倚柱吞金的民间传说之由来。
事实上，刘伯温之死仍然是一个历史疑案，修史者怀疑是宰相胡惟庸下毒所致……但是朱元璋取消相位，将皇权推至极限，开创了误国害民的死亡博弈模式，却是他有别于中国历史上所有皇帝的最大特点。
大明第二朝：惠帝朱允汶，这位皇帝承祖上余荫，没有受到来自于士大夫阶层的过于苛刻的逼迫，这是他的运气，也是他的无奈，事实上他是和士大夫们站在同一个立场上的，双方都在致力于剪除朱氏基因的工作，但这项工作引发了燕王朱棣的不满，起兵推翻了朱允汶，其人下落不明，遂有大太监郑和七下西洋，欲将他捉拿归案，此一行动的意义仍然在争议之中，最后的结果或许会出乎我们的意料。
大明第三朝：成祖朱棣，此人是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以靖难的名义起兵与其侄儿朱允汶争夺天下，事后清洗国之重臣近千人，家属牵连蹈死者万人，其血腥之气，弥漫大明周天，从此大明便笼罩于这不祥的血光之中。但大明王朝仍然处于最强大的势态之中，唯其让人不安的是，在这强盛的时季，正是东厂太监大显身手之时，遵循朱元璋的既定成法，从此皇权治理下的通行模式宰辅制变为了皇帝太监制，士大夫们将发现他们必须要付诸惨烈的代价才能回到自己的社会位置上来。
大明第四朝：仁宗朱高炽，成祖朱棣之长子，既然号仁宗，当是大明朝难得一见的好皇帝，也是朱高炽幸运，他未登基之前，成祖朱棣时常征讨四方，留下他由翰林侍讲杨士奇辅助，结果宰辅制就这么莫名其妙的事实上恢复了，恢复的结果，是消弥了国体上所带来的君臣博弈之隐患，但这种和谐的景象全靠了人为的因素，一旦时过境迁，体制体现出其必然的力量，麻烦就会到来。
大明第五朝：宣宗朱瞻基，这一朝与仁宗时同称为仁宣之治，实际上推究起来，治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以老臣杨士奇为代表的三杨之治，尽管如此，但宣宗与士林的冲突已经隐现苗头，江西巡按御史陈祚曾上书劝其多读《大学衍义》，结果引发宣宗的勃然大怒，说：没错，我不读书，连《大学》上面的字也不认得，根本没资格做天下之主，那你陈祚何不去监狱之中另找明主？陈祚入狱，拉响了皇家权力与士林对撞的警讯。 大明第六朝：英宗朱祈镇，就在这一朝，皇家权力与士大夫的争竞突然爆发了出来，几达水火不相容之地，年幼的英宗只好借助太监王振的势力与之相抗衡，双方的死亡博弈引发了土木堡之变，英宗沦为瓦刺人乜先的俘虏，但是这场皇家惨变，却让英宗彻底成熟并养成了其过人的智慧。
大明第七朝：代宗朱祈钰。这位皇帝的出现只是为了顶英宗的空缺，早在他坐在龙椅上之前大家就极端的不喜欢他，不喜欢一个人并不需要理由的，所以他只是一个可怜的人，独自面对着一群对他充满了敌意的大臣们，大臣们精心挑选出所有他不喜欢的事情并逼迫着他做，他被迫将英宗再接回来，在自己的儿子死后又被迫立了英宗的儿子为太子，但是大家仍然不肯放过他，趁他患病之时发动了宫廷政变，彻底赶走了这个讨厌的人。
大明第八朝：宪宗朱见深。只要我们还记得英宗和代宗的宫变之争，那么我们就会清楚：这位明宪宗所接手的是一个何等的烂摊子，实际上，他上任之初，反叛就已四起，川、广、荆、襄道路不通。不通也就不通了，明宪宗又不是神仙，他能有什么办法？更何况此时群臣仍然正处于禁宫斗争的白热化阶段，麻烦的是大臣们始终弄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们只知道处身于如此的一个权力架构之中就会动辙得咎，浑身上下不得劲。大臣们不得劲，朱见深也不舒服，于是他复设西厂，再次实行“皇监制”，以大太监汪直替代宰相的缓冲功能，可想而知谁处在汪直这个位置上都会不得好死，这个位置是皇帝如果满意的话，那么大臣就会不满意，而大臣们如果满意了的话，皇帝就会不满意。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有个人替明宪宗抵挡一下大臣们的疯狂进犯了，于是朱见深成为了皇朝第一位隐士。
大明第九朝：孝宗朱（衣右）樘。朱（衣右）樘时代，有两件事值得后人反思，一是此人成为了继明宪宗之后的第二位隐士皇帝，父子两人加在一起，凡四十七年没有临朝，但正是这一段历史成为了大明史上的“弘治中兴”时期，宦官的力量受到压抑，贤臣名士有了足够的成长空间——这一切都在表明，未来的大明朝将向宰辅制靠拢。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大明第十朝：武宗皇帝朱厚照，这位皇帝是古往今来所有皇帝中的另类，他宠信奸宦刘瑾，甚至当有人密告刘瑾意图谋反的时候，明武宗大度的回答：天下任他去争。而除去刘瑾之后，他再次亲信小人江彬，这些行为使这位少年天子成为了后世的反面典型。但或许只有他自己才明白，此时士大夫已经把持了朝纲，他朱厚照所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在不亏待自己的前提下，借助宦官的力量继续保持朱氏对天下的所有权，就此意义上而言，明武宗不失为一个具有大智慧的圣明天子，以王守仁、李东阳、杨清一等为代表的一代贤臣的出现，正证明了武宗无为而治的管理价值。 大明第十一朝：世宗嘉靖皇帝，在这个时代里没有凤凰来朝，唯有大奸严嵩把握朝政。如果我们念及嘉靖皇帝在经历了“大礼之争”的惨烈君臣博弈而后所带来的刺激，仍然没有依循前例重用宦官，而是由任士大夫阶层的博弈力量推动将国家体制向着宰辅制的方向发展，那么我们就必须要承认，这位皇帝尽管有着人性的各种缺陷，但他的存在，仍然是体现出了皇家权力的正面效果。只是此间二十余年，倭寇为患，虽有戚继光等人坚决抵抗，但受这一完善的政权体制的影响，对此的评价仍然与整体的实局剥离开来——言戚继光之功而避口不谈奸相严嵩对他的支持，回避士林阶层对前线力量的牵扯，这让我们的是非观念于过于充足的史料面前难免会陷于迷惑之中。
大明第十二朝：穆宗皇帝朱载（上后下土），这是一个萧规曹随的时代，一个将国家的发展置于宰辅制的伟大时代，只是因为这一时代没有过多的负面消息可以报料，所以研究者多会选择性的过滤掉这个时代。但我们应该记住，明穆宗时鞑靼人以十万之众压境，大明王朝仅派出一位使者，旋即消弥兵患，从此双方遂定盟，通贡，互市，由是我们知道避免了极端性的群臣博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 大明第十三朝：神宗皇帝朱翊钧，这一时代开端是如此的伟大，而结束得又是如此让人心悸，简单的把大明之亡的结果归于神宗是不公道的。毕竟，以张居正为相，带来的是一个伟大的中兴时代，整饬吏治，丈量土地，实施一条鞭法，加强边防，兴修水利，国家存粮可支十年，积金达四百万，所有这一切能够证明的只是宰辅制的成功。但是这种缺乏制度依据的宰辅制必然是不牢靠的，做为皇权与士大夫两厢里激烈对冲的缓冲，张居正终不为二者所谅解。直到将张居正开棺戮尸之后，明神宗才会认识到自己的轻率与错误，但一切都为时过晚，他唯有躲入深宫，二十年来拒见大臣——失去了张居正，他独身一人实在是没有勇气与群臣相抗争，于是他成为了大明王朝的第四位隐士。
大明第十四朝：光宗皇帝朱常洛。此人终将成为大明王朝最为神秘的人物之一，早在出生之前他就成为了一场长达十五年之久的君臣相互攻讦的主题，此后于他的成长之中，明朝三大疑案“挺击案”及“红丸案”又成就了他的短暂的皇帝生涯，从他即位到服食怪异的丹丸而丧命，其为时仅有二十九天，殁年二十九岁。 大明第十五朝：熹宗朱由校。在这个时代里，士林中人与皇权之间的争战已趋白热化，大太监魏忠贤构成了皇家权力与东林党人冲突的最前沿阵地，可以确信，士大夫们试图以袁祟焕的宁锦大捷以体现他们的价值，但是他们忘了，早在大明王朝兴起之初就屡屡爆发的君臣博弈不在于他们是否有治国的能力上，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方面的能力，所以才会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他们越是试图向皇帝证明自己的价值，他们的失败就越是不忍卒闻。不是说大明王朝已经腐烂透顶，实际情况是，最具针对的解决方案是：水火不容的双方势将有一方退出，熹宗既然不可能让自己出现在全国的每一个工作岗位上替代士大夫们的国政管理，于是他选择了回宫研究木器产业。
大明第十六朝：亡国皇帝祟祯。如果说，追究这位皇帝在失国方面的过错的话，那么他最大的过错就是尽心治国，他始终没有弄明白一件事，前者大明多出隐士皇帝，并非是诸君责任心不强，只不过是任何一个皇帝都承受不了惨烈博弈所带来的巨大心理冲击，这个王朝的体制从一开始就设计为皇帝与大臣们之间的死亡游戏，君臣博弈有别于任何一个朝代形成了黑暗的博弈泥潭。唯其皇帝缺位，士大夫们或可有暇一展手脚，大明王朝并非是毫无希望。但是祟祯错误的走到了博弈的前台来，于是，无论是他还是群臣，都不无绝望的发现，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深陷于无可摆脱的死亡博弈之中。在这种情况之下，究竟是由李自成来取代大明，亦或是接受满人的入关，都只不过是一个迟早的现实。
失误是必然存在的，但不是在这里。
在这里，在大明遗民的心中，王朝仍然存在，皇帝仍然在延续，只不过，这两个朝代渐而淡出了世人的视线。
（2）主导我们心灵的最可怕力量
修史者另有一种观点，认为被追封为皇帝的太子朱标、兴王朱（衣右）标也应该算是两朝，唯其代宗朱祈钰不能计算在内。这些纯粹是细节上的争执无关大局，估且认定大明十八朝好了，以便于我们进一步往下分析。
《烧饼歌》中，刘伯温仍然在为我们演绎这全景的史实：
木下一头了，
目上一刀一戊丁。
天下重文不重武，
英雄豪杰总无春，
戊子已丑乱如麻，
到处人民不在家，
偶遇饥荒草寇发，
平安镇守好桂花。
在这里，木下一头了，意指一个李字，目上一刀，为自字，戊丁为成字，李自成三个字跃然而出。
但是朱元璋显然不知道李自成之于他大明皇权终结的伟大意义，他继续问道：偶遇饥荒，平常草寇，天下乱乎？
刘伯温回答道：
西方乱贼拥到前，
无个忠良敢谏言，
喜见子孙耻见日，
衰颓气运早升天，
月缺两耳吉在中，
奸人机发走西东，
黄河岁运朝金阙，
奔走梅花上九重。
这首隐语歌谣中藏着一个谜语，月缺两耳吉在中，这是一个周字，大意或是指祟祯亡国前夕，将太子托付于外戚周氏吧？在这个猜谜过程中我们能够将任何晦涩的文字组合都与历史上的事件对应起来，但《烧饼歌》的意义却绝非这么简单，它至少——留给我们一个问题让我们来思考：
绝对皇权之下，君臣博弈陷入死局，则民众的应对手段如何？
有资料认定，李自成之所以掘起草莽，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明王朝“减员增效”所造成的，因为李自成原本不过是一个驿丞，但是皇家砸了他的饭碗，于是他愤而起义。
这个说法就过于简单化了，要知道，整体社会的博弈绝非是皇帝独对大臣那么简单，事实上，整个皇家的权力机器，始终都面临着来自于民间的挑战。
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框架，永远是上小下大的金字塔模式的，金字塔之上的是财富分配者，金字塔之下的是财富创造者，通常情况下，如果财富创造者发现他们在这个分配框架之下被排除在外，那么他们就会想法设法的推翻现有架构。更何况，通过武装斗争的形式从金字塔的下端走到顶层，始终是千古不易的权力变更法则，于大明朝这里，也决不会有什么例外。
既然无法说服不公正的财富分配者改变不公正的分配方案，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分配者推开，由自己来分配，这是中国农民几千年以来的愿望和梦想。
但是人们不知道，仅仅有公正的愿望是没有用的，财富分配的公平与否，不是取决于分配者及被分配者的愿望，而是取决于社会多方的博弈模式。
于朱元璋而言，早在设计这一制度博弈体制之初，他或许会相信，只要他确保自己与民众站在一起，共同对抗士大夫阶层，那么民众的怨气就得以舒缓，而皇家的权力则高枕无忧矣。
为了达成于这一目的，朱元璋甚至还创造了一个空前绝后前所未有的政策，他规定：只要老百姓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关卡必须要放行，如果有人敢于拦阻，诛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将执法权下放到百姓的手中，这在朱元璋看来，贪官污吏就会一扫而空了。
这种看法是非常可爱的，唯一的缺点是——行不通！
何以行不通？
因为这种民权博弈的模式违背了最基本的博弈法则，与人们想象的相反的是，之所以出现分配不公的博弈失衡现象，不是因为游戏规则过于宽松，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博弈规则过于严厉，才会导致最终的不公结果。
实际上这个过程只要简单的推定一下就能够得出结论：
如果皇权承认人性中的自私本能，对于贪贿者较为宽松的话，那么，即使是一个人犯了法，由于惩罚的宽松，他完全没有必要拿性命去抵抗，而如果法律严苛，贪贿者发现自己已经走到了死亡的边缘，那么他会如何做呢？
他会结党！
他会更加疯狂的聚敛——一旦突破了聚敛的死亡线，聚敛者也就毫无顾忌了，贪一两银子是杀头，贪一万两银子也是个杀头，那就能贪多少就贪多少，然后再用这些钱将前后左右的人全部拖下水，构成一个庞大的不法利益链条，让执裁者不敢轻举妄动。
从博弈学的角度上来说，严苛的社会规则始终是社会分配不公的最关键因素，因为一旦法度森严，主导博弈者的心理动机已经不再是利益分配，而是对于死亡的恐惧。
恐惧会让人做出任何无法想象的事情来。
事实上，皇家的绝对权力正是基于这一恐惧心理而形成的，哪一个皇帝不是提心吊胆的害怕被别人篡了位？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唯有更加疯狂的聚敛，而后再用这些钱构筑固若金汤的皇家权力机器，以此来和民众相抗衡。
如果不能够消除恐惧，则人类的非理性狂暴行为就永远也不会减少。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长达五千年之久而终未能摆脱皇权统治的阴影，其主要的社会症因就是——控制社会博弈的主导性力量是我们心灵中最为黑暗的力量：
恐惧！
这一如李自成为我们所带来的血腥风暴！（3）不良的博弈法则
关于李自成农民军起义的正面评价，是我们在谈论之前可以确定的话题基调。正是这样一个原因我们更为关注大明王朝中下层社会的博弈态势，肯定是存在着一种负面的力量，将大明王朝的所有机会全部丧送。
回到大明王朝固有的传统上来，这个社会一如以往，大体上来说可以由三层架构组成。
第一层：决定性威权力量——皇家权力。
第二层：治理层，相对来说也是民众的决定性威权——士大夫文官体系。
第三层：居于整个社会形态之下的民众基础。
我们知道，博弈的法则是无所不在的，皇家权力内部有争端，士大夫阶层更少不了相互攻讦，至于民众的纠纷虽然不入史家之眼，却构成这个国家生活的全部——至少构成了民众生活的全部。
同时，社会不同层级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的博弈，官府欺压百姓，百姓对抗官府，士大夫挑战皇权，皇权则毫不留情的严惩犯上者。相邻之间的社会层级之间，其博弈的态势基本上是无可调和的，说你死我活也不为过，所以官府尽其可能的通过第三种手段来实施对民众的管理，而皇权制度则依靠宰辅制为中间缓冲，以防止冲突过激而导致的博弈破裂。
我们来看民众对于官方威权的对抗模式，最激烈的手段是农民起义，最温和的手段是求之于极高标准的道德规范。
这就是中国民间对于官方的日常管理了，他们要求自己能够看到的官员必须具有超人的道德水平及素质，著名的清官海瑞那五岁的女儿沦为了这种极端博弈的牺牲品。为了满足于民众对于士大夫阶层的道德要求，海瑞只能以极端不尽人情的方式来苛求于自己，他死后家徒四壁，连葬事的银子都拿不出来，当他活着的时候，他那五岁的女儿因为从仆役手中接过一块糕饼，这个触犯了“男女授受不亲”道德礼法的行为一下子将海瑞逼进了死角。
对于海瑞而言，如果他不去惩罚自己的女儿，那么他就丧失了自己在民间中辛苦培养起来的道德形象，失去了民众的尊重，对一个以清官为自我标榜的官员来说就失去了一切，而且他此前所有的付出终将付诸东流，甚至会被讥讽为伪君子，至于朝堂之上的同僚攻讦，更是题中应有之义。
极端的要求只能逼出来极端的行为，于是海瑞忍泪泣血，竟将自己的女儿关进黑屋中活活饿死，当他以这惨烈的牺牲成就了自己的清官声誉的时候，也为天下当官的人划定了一条无法抵达的标准线。
不是海瑞非要强迫自己这样作，而是民众的眼睛盯着那里，你不行至极端，民众就不肯认可你。
但是，当海瑞成就了自己的清官之名后，所有的官员们立即就发现自己已经陷于绝境之中，他们做不到海瑞那样的残忍而刻薄，因此他们必然是贪官。
有海瑞在，成为一个清官的道德标准尺度，实在是太高了。
这样一来，即使是最好的官员也只能选择放弃选择民众的认同，转而求助于威权手段以摄服民众。
冲突于是趋于激烈。
摄服手段带来的是必然是怨恨。
百姓的怨恨带来的是官员们的恐惧，他们的力量毕竟不是无远弗界，皇家权力的利剑时刻悬于他们的头顶之上，民众之怨，稍有不慎就会带来天子之怒，届时倾家荡产，满门抄斩，正是百姓们所期望看到的情景。
于是，失去了道德依据的官员们，其内心的主导力量始终是一种无法释怀的恐惧。
他们害怕百姓的抱怨，更害怕皇帝的抱怨，然而这两方面的绝境却终究是躲不过，恐惧之中的理性选择必然不会为了什么江山社稷，更不可能为了百姓。
主导大明王朝的博弈的心理力量，是每一个人考虑如何于这种死亡博弈中保全性命，其它的一切，在所不计。
宦海艰难，步步惊心，官员尚且如此，百姓就更是苦不堪言。
无法想象一个对民众同样抱有深深的怨怼的官员，会以何等宽和的手段对待民众，当仇怨之火激发的憎恨情绪弥漫周天，人与人之间只有强烈的仇恨而无丝毫的宽肴之心，满朝的文武象疯子样一样群起殴斗，击毙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以及万千民众聚于京城，生生的将护卫他们安全的最后屏障袁祟焕活活咬死，这种社会现象也就成为了一个必然。
因为他们心中有恨！
这种仇恨是由民众出于对他们生存处境之艰难，命若游丝朝不保夕的恐惧而激发，因而带有很强的盲目性和破坏性，而当这种破坏性以规模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那就是流民军大起义！
我们知道的是，民众之于改朝换代的呼声贯穿于整个大明王朝，农民军领袖也不过是普通百姓，不见得有什么出类拨萃的人才，任何一个时代的正统体制都免不了一个兼收并蓄，大凡稍有才干的人才都会网入国家体制之中，所以正常时候的流民军起义，九成九不过是草头皇帝自己关起门乐呵两天，根本没有任何可能成气候。
这样一分析我们就会明白了，即使是李自成，也不具任何推翻大明王朝的实力，事实上，李自成也好，张献忠也罢，这些四处流窜的民间军事武装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威及到大明皇家政权。
那就是，大明王朝内部的君臣博弈破裂，祟祯皇帝失去了他与这个世界对抗的最后屏障。（4）民间的酷烈博弈法则
就在祟祯皇帝登基之日，陕西传来特大喜讯：陕西大旱，饥民聚众而反，奉府谷民王嘉胤为老龙头，延安人张献忠从之，号八大王。
同一年，米脂人李自成等饥不能忍，掠富家粟，官府捕之急，亦变。
李自成与祟祯皇帝这一双死对头，就这样双双的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展开了险象环生的博弈争斗。
王嘉胤是黑道上的大魁首，其在流民军中的影响力是无可替代的，但是其人怪异的性取向给他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劫掠民间女子，惹发了其孪童的嫉恨，趁夜一刀砍了他的脑袋。此后是二号人物紫金梁王自用登场，其人之影响力虽然逊于王嘉胤，但因为年龄大资历老，所以号令所至，无有不从。但是二十万起义军进入山西之后，却遭遇到了一个小小的窦庄，庄中不过百许人，竟然久攻不下，王自用发了狠，说什么也要拿下窦庄。不料却遭自关外返回的四川猎户邓祀，被邓祀一箭要了王自用的性命。
此后起义军首领就由马贼高迎祥来担当，但是高迎祥明显的缺乏影响力，荥阳三十六路义军大会师，好险没有当场内哄起来，最后迫得高迎祥要横剑自刎，这才勉强压下阵势，此后义军各自为战，三十六路纷纷为官兵反破，唯有李自成和张献忠成了气候。
但正如我们分析过的那样，如果在这节骨眼上祟祯皇帝能够明白皇家权力的致命弱点，学着明孝宗的模样躲进深宫中不问世事，任由大臣们自己去跟李自成等人折腾去，无论是抚还是剿，都未必会没有效果，偏偏祟祯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的出场令得所有大臣们同时陷入博弈的泥潭之中。
说得明白一点，那就是征剿流寇的官员们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李自成或张献忠的流民起义军，而是来自于朝堂上的皇家力量。大明二百七十七年，士大夫们前赴后继的与皇权展开博弈对恃，所希望的就是避免这种局面，但是朱氏皇家执迷不悟，始终不肯把权力放给臣属，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了最可怕的事情：
前线的大臣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剿灭流民起义军，而是应该如何保住自己的脑袋。
有句老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说的就是前线的战机变化莫测，战场的情境诡异多端，许多事情看起来结果似乎非常明显，但多考虑几个变量，得出来的结果就恰恰相反。
而在流民起义军这方面，博弈的态势却是必然的，合则聚，不合则散，三十六路义军不服高迎祥，尽管各自为政好了，高迎祥不可能砍掉任何一个人的脑袋，但在祟祯这边情形就大为不同，尽管君臣博弈早已破裂，可是祟祯仍然有资格砍掉任何一个人的脑袋。
这样一来，事情就难办了。
先是，陕西总督杨鹤因其招抚的义军再行叛乱，牵连到杨鹤下诏狱。
俟后三边总督洪承畴击斩变民首领满天飞；曹文诏连败变民于忻州、代州；总兵张应昌擒获变民首领一盏灯；延绥巡抚陈奇瑜先袭永宁关，变民大溃，继而困李自成于车厢峡，最终俘获李自成。
但是，大臣立功于外，于天子而言未必是个好消息，随着局势的好转，带来的是皇家权力的界限日渐模糊，祟祯皇帝遂派太监为监军，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结果陈奇瑜的监军因为收了李自成部的贿赂，强逼着陈奇瑜将李自成等人释放，由是李自成逃出生天，一飞冲天，再也无人可制。
但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李自成的帝王之路还要经过一番最为艰苦的考验。纵然是大明王朝已经是奄奄一息，但国之栋梁尚在，足以不费吹灰之力扫灭乱民。
兵部尚书三边总督洪承畴十面张网，合击乱民，乱民被从四川赶了出来，分三路逃往山西、湖北及河南，继而由河南窜入陕西，正遇到大明巡抚孙传庭，擒获乱民首领高迎祥，押赴北京凌迟处死。
此时清军入侵，连陷北直隶四十城，大明河南四川总理卢象升率5000人迎战，全军尽没于嵩水桥，大明王朝就这样折损了一根支柱。
但是国内剿匪军情捷报频传，左良玉大破变民于湖北，张献忠乞降，曹操、罗汝才亦降，此时李自成势单力孤，被三边总督洪承畴大败之，仓惶之下李自成带着仅存的亲信与家人来到潼关以南的原野上，不提防官兵早已埋伏在此，李自成措手不及，仅带十一人负伤而走，妻子儿女尽数落入官兵之手。
眼看着李自成不日就要覆亡，偏偏在这节骨眼上，祟祯皇帝突然跑出来，给群臣出了道难题：
剿兵难撒，敌国生心，边饷欠多，蠲留未已。
正是这道题目，彻彻底底的将大明王朝活活逼死了。
何以如此？
实际上，这道题目的意思，就是在问大家：内忧与外患，何者为先？
但这个问题是决计不能够问出来的，不问出来，任谁都明白内忧比外患更可怕，因为关外的满清在当时还无意于大明的政权，而满地乱窜的乱民却是来要朝廷性命的。朝廷眼下要干的事情是千万别吭声，抓紧时间剿匪，什么时候逮到李自成，什么时候再说。
经济社会下的人注定了是经济人，偏偏君子不言利，于是许多事情就只能做而不可说。
一旦说破，利益的杠杆触碰到道德的敏感点，事情就麻烦了。
尽管我们一再声称，所谓道德，无非不过是群体利益的代名词，但在大明朝死亡博弈的现实前提之下，群体的利益必然是与皇家利益水火不相容的，正是这致命的关键卡住了大明王朝的脖子。
偏偏祟祯也不知道缺了什么心眼了，竟然当着面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这让群臣们怎么回答？谁敢说内忧比外患更要命，那就是铁杆的卖国贼，不要说同僚们，就连祟祯也不会饶过他。所以群臣们所能做的事情只能是异口同声，齐唱爱国主义歌曲，搞得祟祯皇帝目瞪口呆，后悔不迭。
但后悔也晚了，祟祯皇帝的智商最多不过只是一个爱国愤青，政治智慧基本为零。
底牌掀开，国内良将尽皆派主边关。
至此，李自成终于等到了他的机会。 （5）奇怪的民主政权
后人评说，祟祯皇帝图有振兴之志，但志大才疏，正是他的错误丧送了大明王朝。
而实际上，这个祟祯实质上是多余出来的一个人，从皇权架构的合理性上来看，他的最佳位置是虚位，只应该隐于幕后，不应该走到台前来与群臣争功。不是他能力不足，做什么错什么，而是他处在一个多余的位置上，无论做什么都等于是给大家添乱。
人说祟祯不能用人，在位十七年撤换内阁辅臣五十人，他羡慕万历皇帝时代拥有一位张居正，却忘了张居正辅相之时，那万历皇帝是呆在什么地方。
万历皇帝躲在宫里，而祟祯皇帝却是面对面的和群臣展开冲突，不是祟祯不会用人，而是任何高明的大臣也无法在失去宰辅制基础的前提下与皇帝进行合作。
说到底，一切都是博弈规则的错。
印证这一观点的是兵部尚书陈先甲之死，这位倒霉的尚书奉命与满人进行秘密谈判，却不料消息泄露，一时间之间群臣激愤已极，最后逼迫得祟祯不得不杀掉陈新甲。并非是和谈不妥当，大明如此嬴弱，不和谈岂有第二条路可走？可问题是，这种偷偷摸摸的勾当不应由皇帝出马来干，他最明智的选择是躲在宫中假装不知道，等到事情办妥再行御磨杀驴斩杀陈新甲，可是祟祯皇帝过早的走出来，结果让他自己成为了众矢之的，说起来实在是无可奈何。
祟祯十一年，李自成流民之军为官兵所破，仓惶逃往张献忠处，张献忠欲杀之，自成夜遁。
祟祯十四年，张献忠流民之军为官兵所破，仓惶逃往李自成处，李自成欲杀之，献忠夜遁。
风水轮流转，博弈局常变。
李自成陷河南洛阳，执福王朱常洵，杀之煮熟，与将士食其肉，饮其血，谓之福禄宴。
祟祯十六年，下狱的孙传庭被祟祯释放，让他戴罪立功，阻竭李自成大军于陕西。孙传庭足智多谋，善于用兵，他西守潼关，东扼江淮，南靠大江，北据黄河，将李自成的百万大军困于赤地千里的中原，让李自成难以越雷池一步。
李自成试图打破重围，擒杀了孙传庭手下的名将果毅将军，但是接下来，李自成自己却险些被官兵活捉，李自成身边的众将吓破了胆，顿时反叛，要将李自成捉住捆起来送给官兵，以保自己性命。
正当李自成束手就擒之际，多余的人祟祯皇帝又跑了出来，他强迫孙传庭放弃战略优势，急速推进，不可失机养殆患。
急速推进的结果，李自成尚未缚至，这边孙传庭竟尔战死。
松了一口气的李自成宣布，他将于祟祯十四年三月三十日抵达京师。
但实际上，他真正到达的时期却比他的宣言整整晚了九天。
虽然晚了九天，但丝毫无影响于大局。
祟祯梅山缢死，江山易主。
李自成流寇乱明，之所以比之于任何一个时代的造反行动更吸引我们的注意，是因为李自成的组织架构最接近于现代管理的理念。
《明通鉴》记载，流民虽奉李自成为号令，但李自成并无统辖之实权，在流民军队的内部，至少有十几个人的影响力与李自成不差上下，每次决定大规模军事行动之前，都是十几个首领公开争辨，往往吵得不可开交，颇有几分圆桌会议的民主气氛。
从规律上来讲，如是一个充满了民主的决策班子，势必要付出效益的代价，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博弈莫不是黑箱决策，那种既保证了效率又顾及了民主完美到了无可挑剔的组织架构，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
情况就是这样，李自成这面虽然效率不高，但却无损于其组织上的功能，因为李自成是“流寇”，他的历史任务是破坏，只要能够攻城掠地，焚尽粮食，那他就算赢了，再低的破坏效率也比一砖一瓦的建设效率要高，种一茬粮食要辛苦一年，烧尽了庄稼只要几分钟，修筑城池要积年累月劳民伤财，摧毁城池却是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的工作。
但是，旨在于破坏目的的组织功能，同样也决定了其组织内部的博弈模式。史载，李自成部经常喂马喝人血，甚至将百姓或是俘虏来的官兵肚腹剖开，当做马槽喂马饮血，所以流民的战马一到了战场上，看到活人就凶猛无比的跃跃欲试，择人欲噬，当然我们可以说斗争是残酷的，那高迎祥岂不是让皇家机器给凌迟了吗？又或者我们可以回避这个话题，转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上来歌颂李自成，但是我们决不能忽略掉这样一个事实，正是基于这种破坏性的博弈模式，才导致了李自成覆灭的结局。
《烧饼歌》中说：
迁南迁北定太平，
佐王佐帝定牛星，
运至六百又得半，
梦花有子得心惊。
这首隐语中第一句是说朱氏子孙亡命于东南，第二句则是说李自成的流民军接掌了大明江山，以牛金星为代表的士大夫加入进来并重新厘定组织功能，第三句是说李自成从进入北京城直到缢死于湖北九宫山，其间总计是九百天整。第四句则是缘于海干龙献宝，花落子收子的历史故事，暗示中原争竞之局，至此告一段落。
那么原因呢？
刘伯温说：
九尺红罗三尺刀，
劝君任意自遨游，
阉人尊贵不修武，
惟有胡人二八秋，
桂花开放好英雄，
拆缺长城尽孝忠，
国家天下有复重，
摘尽李花枉劳功。
原因就在这里边说得清清楚楚，李自成的流民军沿习了死亡博弈的皇家游戏，最终逼反天下人，带来的是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从此中原衣冠尽丧夷狄之手。（6）比皇家权力更恶劣
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后，不能“约束部众”，我们已经解释过，这是流民军的性质所决定的。
流民军不事生产，专一劫掠为生，当规模小的时候还足堪维持，毕竟他们所劫掠的都是皇帝家的东西，可等到祟祯缢死梅山，天下落入流民军之手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
可以想象，李自成曾在商洛山遭受官兵攻袭，险些丧生，尽带十一人亡命商洛山，一年后出山，从者竟达百万。这百万人众，固然是因为连年战争，导致了经济破坏无法生存，所以愿意加入流民军靠劫掠谋得生活，或许他们之中许多人也认定了李自成是未来的真龙天子，但是，他们更清楚的是，在未来的社会博弈之中，他们仍然是输家。
无论是祟祯做皇帝，还是李自成做皇帝，大家都只是一个输，因为这是一起零和博弈，赢家只有一个。
这个时候李自成立即发现，当他啸聚百万之时，正是他最势单力孤之时，身边的百万之众，无一不是他的死仇大敌——如果不是祟祯兄弟帮他把孙传庭干掉，他早就被自己的死生兄弟们卖给祟祯千刀万剐了。
反之，当他率流军远离京师，专一劫掠为生之时，那时候大家反而都是赢家，战争中所获得的战利品，出生入死的兄弟统统都有一份，正因为这个共产主义大家庭是如此的温暖，所以才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加入进来杀人放火。
一旦这天下最后的战利品——皇权到了手，原有的分配机制立即起了变化。
最让人恐怖的是李自成的部众原本就是一个民主团体，此前大家平起平坐，共享胜利果实，可是忽然之间游戏规则改变，大家所有到手的东西都会输个净光，这是任何人也无法接受的博弈规则。
无法接受，那就只能展开博弈。
什么叫博弈？
博者，相争，弈者，对抗。
数学家纳什最先创造这个术语是用来说明人类社会一种隐密的抗争，什么叫隐密的抗争？就是无所不在的勾心斗角彼此暗算，正因为过程的隐密，所以手段上的道德考量必然不会计算在内。
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内斗的民族，实际上这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善于内斗的民族，只要利益分配的机制存在着主观上的不认可，内斗就必然于隐密地带爆发。
只有一种情况下博弈的模式才能够趋于良性——那就是顾及了人性共同的欲望基础之上的规则公开化。
然而无论朱元璋还是李自成，他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公开，朱元璋或是李自成固然可能会在占了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公开的民主的表达自己做皇帝的愿望，可是这个愿望不唯他们两人有，但凡是个中国人，莫不有一个皇帝梦，只不过，当一个人处于弱势的情形之下，是不敢提出这最后的要求的。
绝对不能说破，说破就是杀身之祸！
话虽然不敢说，但欲望却仍然存在，而且这个欲望人皆有之。
于是，隐密的对抗早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前期就已经展开，这其中的所有人，莫不是以种种手段同李自成展开抗衡，每个人都知道李自成想要的是什么，但这个东西，大家尽最大的力量让李自成得不到。
李自成要的万里河山，天下太平。
那么大家就杀人放火，横竖这事已经干得顺手了，捎带着拷掠前明重臣，其目的无非不过是与李自成展开争夺，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北京大拷掠是李自成无法避免的大失误，因为这是流民军利益分配的规则，而改变规则需要一个过程——多数时候只是一个覆灭的过程。得李岩、牛金星相助的李自成不可能不知道这些，然而他只能束手，甚至，与众兵将一起掠抢，以尽量减少自己的损失。
最早遭受拷掠的，正是最早投降流民军的襄城伯李国桢——请注意这个巧合，选择他的目的只是为了给李自成制造麻烦——李国桢被酷刑折磨一昼夜活活痛死，其家中女眷尽遭流民军轮暴，几百流民军将李国桢的妻女赤条条的抱在马上，在大街上边走边喊：此谓襄城伯妻女。士兵们争先上前凌暴，无辱甚于此者。
据《甲申朝事小纪》所载，李自成祸乱北京时有着周密的计划，他们先令十家为一保，如果有其中一家逃跑了，那么其余九家俱斩，这说明流民军非常熟谙以恐惧心理为基础的不良博弈法则。其时京师民家莫不是遭此涂毒，满城百姓家的女眷尽皆遭到淫污，更有甚者，流民军就于青天白日之下，将民家女子赤身掳于马上，招摇过市。
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于大门设数十剐人柱，杀人无虚日，无论官员，富民，百姓，只要看起来象有钱的样子，一律拷掠而死。
谋士牛金星不敢冒犯刘宗敏，他所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大兴文治，以期为李自成的大顺朝求贤纳士，不少秀才举人纷纷赶来赶考，却反被刘宗敏的士兵抓去拷掠，到了这一步，局面已经完全失控。
这个时候三关总兵吴三桂正奉了祟祯之命，弃宁远回援京师，宁远五十万兵民一起入关，吴三桂想快也快不了，当他抵达丰润的时候，得知消息李自成已经在此前一天进入了北京。
这个时候吴三桂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投降满清。
第二个：投降李自成。
第三个：即不投降满清，也不投降李自成，而是同时与这双方为敌。
第一条路虽有汉奸的忌讳在内，但当时民族主义情绪并不象现今这样强烈，任何人也不能要求于家天下的皇权背景下的民众有着民族主义意识，所以这个选择上的道德忌讳并不大，而是可行性不高，所以吴三桂放弃了。
第三条路听起来慷慨激昂，可这种慷慨激昂是不负责任的妄言，五十万众兵民，扶老携幼哭哭啼啼，都在眼巴巴的等着吴三桂带一条生路给他们，所以这种不成熟的意气用事，必然不在吴三桂的考虑之内。
那么只剩下了最后一条路：投降李自成。
吴三桂是这么考虑的，也是这样做的。
然而，这个起身于军伍之中的粗汉显然忘记了皇权博弈法则之下的残酷性，无论是他，还是李自成，大众的恶性博弈必然将使他们失去对方。
（7）那些终究要失去的
在中国历史上，吴三桂是一个重量级的大汉奸，但他这个大汉奸却是社会博弈力量博出来的，尽管他自己尽了最大努力，不想让大家把他推到这种千夫所指的地步，但是形势比人强，吴三桂再躲也躲不过去，这个汉奸的角色历史安排给他了，他不愿意也没有用。
于吴三桂而言，他实在是缺乏勇气与李自成相抗争，因为他的父亲吴襄还在京城，在李自成的流民军手中。
而且，北京城内的吴襄担心吴三桂意气用事，给家人惹来灭门之灾，还曾写信叮嘱吴三桂认清形势，千万不要莽撞行事：“吾不能为赵奢，而尔殆有疑于括也。”
这时候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都已经具备了，吴三桂似乎正在距离汉奸之路越来越远。
但是，北京城大拷掠，吴襄被执，这个消息令得吴三桂惊心不定，此时他尚统兵在外，李自成就已经不客气的对他父亲下了手，徜使他回到京城，束手待毙，他凭什么相信李自成对他会以礼相待？
襄城伯李国桢的悲惨下场就摆在前面，那李国桢统京营三大营士兵，却不战而降，于李自成轻取北京有着不可替代的功劳，可最终却落得个如此结果，实在是令人心寒。如果吴三桂此时回去，十足十是第二个李国桢，自己拷掠而死也就罢了，妻子女儿遭人涂毒，这决不是一个统兵的武将能够干出来的事情。
吴三桂不是方孝儒。
更何况，方孝儒死得大义大烈，留芳千古，可谁听说过身为武将自己送上门去任人宰杀凌辱还能够青史留名的？
吴三桂陷入了博弈的死局，他没有想到的是，李自成的流民军仍然承袭着大明时代那苛酷的博弈法则，甚至有过而无不及。
早年的成祖朱棣可以夺走方孝儒十族的性命，可以用人世间最刻毒的酷刑残虐方孝儒的妻女，但是，那邪恶的皇家暴力机器却夺不走方孝儒的万载清名。
然而此时吴三桂所面对的是比方孝儒更残酷的赌局，他将得到比之于方孝儒更令人心悸的惩罚，却博不到身死之后世人那怕是一点点的同情。
极端的心态总是产生极端的博弈法则，一如民间渴望清官，却将清官的道德标杆架到任何也无法企及的地步，如海瑞，家徒四壁，饿毙亲女，人性灭绝到如此寡毒刻薄的程度，民众才吝啬的给你一顶清官的桂冠。然而如此高难度的道德标准，只能让官员们望清官二字而生畏。
此时吴三桂正处于这么一个尴尬的境地，他是前进一步千古骂名，退后一步骂名千古，不进不退那更是千古骂名兼骂名千古。
此时吴三桂只有一种情况才能够从目前的死局中解脱出来——除非他是神仙！
现在我们终于回到了此书的开端，早在本书的开篇，我们就武断的认为：极限皇权下的博弈法则，唯有神仙才能够与之对恃，错非吴三桂立时呼风唤雨，召来黄巾力士天兵天将，腾云驾雾飞到北京城，擒斩李自成刘宗敏于金殿之外，逐百万流民军出走京城，重树大明旗帜，再立新的皇帝，然后象武宗时代平定宁王叛乱的王守仁一样，将功劳统统让给别人，自己找个地方摘野果挖野菜艰难渡日，艰难的再向着原始人的时代缓慢退化，否则的话，他就免不了一个千载骂名。
吴三桂最大的麻烦就在于，他不是一个神仙。
不做神仙，就只能成为汉奸，想午夜梦回之际，吴三桂琢磨起这件事来，一定是心里郁闷至极。
这是谁制定的游戏规则啊！
怎么如此的寡绝刻毒而不尽人情？
细说这个过程实在是太复杂了，吴三桂的脑袋远远不够用，就算是他把这些问题弄明白了，也无改于他所面临的博弈死局。
他唯有以大明朝孤臣义士的身分，向满清借兵复国。
吴三桂出欢喜岭，过刀山，跳油锅，面见多尔衮，在获得了多尔衮“如有人敢抢一粒米，敢动一株草，皆会被以军法处死。望君告知关内士民，万勿惊慌”的承诺之后，双方杀白马祭天，乌牛祭地，这一步既然迈出，后面的事就由不得吴三桂自己了。
我们断定吴三桂肯定对他所面临的博弈死结进行过认真的长考，证明这一点的是他很快把这个不合理的游戏规则再向极限之极限推进了一步。（8）绝境地带的怨毒
需要说明的是，大明王朝亡于极端不合情理的社会博弈法则，整个社会在这场博弈之中越走越极端，不惟百姓，不论官民，长久以来生活于绝望与仇恨之中，苦求解脱而不可得，难免会突破人性的极限，。
就拿吴三桂来说，他应该算是这场极端博弈的受害者，汉奸之名无日无夜不响在他的耳畔，但是烦心的是这是一场隐密的博弈，他没办法把那些骂他为汉奸的人扯过来理论一番，请对方给他指点一条不做汉奸的光明之路。
或许正是这样一个原因，他才会对逃入缅甸的桂王朱由啷穷追不舍，甚至比清廷还要急切的将朱由啷捉回来，而且一定要活捉。
后来缅甸王畏惧大清的势力，将桂王身边的扈从诱杀了个干干净净，然后直接把桂王送给了吴三桂。
吴三桂与桂王之间，肯定有过一场极不愉快的谈话，说话的结果是吴三桂撕破脸皮，以一张弓弦活活的将桂王勒死。
关于这场谈话，我们已经找不到记录，但是落入吴三桂之手的朱由啷，于悲愤之余，倒是扬扬千言，写了篇文辞并茂的文言文，倒是让我们了解到这场和谈破裂的主要原因：
沦为阶下丘的永历帝在文章中写道：
不知新王何亲何厚于将军，孤客何仇何怨于将军？彼则尽忠竭力，此则除草绝根，若此者是将军自以为智，而不知适成其愚。将军于清朝自以为厚，而不知厚其所薄，万祀之下，史书所载，且谓将军为何如人也。朕今日兵单力微，卧榻边虽暂容鼾睡，父子之命悬于将军之手也明矣。若必欲得朕之首领，血月日，封函报命，固不敢辞。徜能转祸为福，反危就安，以南方片席，俾朕备位共主，唯将军命。是将军虽臣清朝，变谓不忘故主之血食，不负先帝之厚恩矣，惟冀载择焉。
这篇文章写得硬是好，其文学价值，不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之下，只不过，这一堆哼哼叽叽没有能够解释吴三桂那唯一的问题：
把镜头拉回到山海关，当李闯亲率流民军携带着金银细软，赶到边关要将吴三桂赶尽杀绝之时，他到底应该怎么办？
吴三桂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当年他舅舅祖大寿的问题，早年吴三桂的舅舅祖大寿原为袁祟焕辖下悍将，好端端的祟祯皇帝却突然将袁祟祯诱捕杀害，此犹罢了，犹以京师百姓流露出来的对守关将卒的刻骨仇恨，唯令祖大寿胆寒心惊。
于祖大寿等军人而言，戌守边关，出生入死，虽不望荫妻封子，荣耀乡里，但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纵你百姓怀疑边关将士的忠心，可千错万错，他们终究为你们流过血，淌过汗，死人堆里钻出来侥幸生存，何以怨毒情绪如此之深？竟完全不念及将士们此前为你们淌流的鲜血与汗水，竟恨到食其肉，饮其血的极端程度呢？
这里又有一个几千年未曾说破的隐密博弈心态，中国传统推重铁血战士，如评书中的杨家将，非要全家举族喋血疆场，若然是活着回来就不足以论功，而如果粮绝兵尽保命投降，就是莫大的耻辱。
然而这种苛人极端的心态，于军人而言却是莫大的不公正。
于前线将士而言，他们之所以怀着一腔热血上战场，只是因为他们相信后方的百姓会善待于他们，将士们也有父母妻小，家里也有一日三餐不继的麻烦，一个壮劳力离开家庭，赴前线死生未卜，其家人心里惦念，实不堪言表。然而一旦战败，民众就以道德判了将士们的死刑，而死刑犯尚有从轻大赦的运气，只因为将士为国为民，竟然在民众心里落得个还不如死刑犯的地步，这让军人回念起来，心中又是何等的悲凉！
所以，当袁祟焕遭北京百姓生噬血肉的消息传来，祖大寿就立即破关拨寨而走，投奔了关外满清，并连续几次传书于吴三桂，希望吴三桂也一并降清。虽然吴三桂出于气节的考虑几次拒绝，但现在看起来，他在心里也不知已经后悔了多少次了。
也就是说，早在吴三桂遭遇到汉奸或神仙的这个历史性选择题之前，他和部属的所有将士们早已被传统文化的极端逼进了死角。
所以吴三桂一定要将永历皇帝找来，跟他说道说道这事儿。
不说清楚，吴三桂心里实在是憋闷啊！
但看没落帝王永历皇帝的那一封字字泣血的书信，分明是没有理会过吴三桂心里的悬疑。
永历帝不关心这个。
双方谈判破裂，跟彼此的语境不同有很大的关系。
永历帝很可能根本听不懂吴三桂在说些什么，于他而言，要求吴三桂立即提一旅重兵，将清人打出关外去，比神仙更神仙的恢复大明江山，实在是一个很正常的要求，当时他心里一定是非常的困惑，不过就是做到点比神仙更厉害的事情，怎么这吴三桂就推三阻四呢？
任何极端的观念一旦成为常态，常态反而不被人所理解。
于是永历帝亲提御笔，希望吴三桂能够明白过来。
而吴三桂也是考虑，非得做点什么，才能够让永历帝明白他在说些什么。
修史者常常困惑于吴三桂当时的心狠手毒，称之为刚狠凶戾，心机叵测，为了向大清表白他的赤胆忠心——他已经替大清扫平了天下，难道还需要这个吗？吴三桂只是想告诉永历帝，你们老朱家以前的那种玩法，不好玩！
吴三桂以弓弦绞死永历帝，将其子腰斩。并将此二人的尸体焚尸扬灰，人称纵有杀父血恨，以此手段报复也过于残忍，实在无法理解吴三桂何以如此酷毒。
极端！
不过是极端而已。
吴三桂只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我在遵循你们制定的游戏规则，难道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不要以为吴三桂走得太远，比吴三桂走得更远的人，比比皆是。
于是，隐密的对抗早在李自成进入北京前期就已经展开，这其中的所有人，莫不是以种种手段同李自成展开抗衡，每个人都知道李自成想要的是什么，但这个东西，大家尽最大的力量让李自成得不到。
李自成要的万里河山，天下太平。
那么大家就杀人放火，横竖这事已经干得顺手了，捎带着拷掠前明重臣，其目的无非不过是与李自成展开争夺，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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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就是胡扯的典范。
——————晕死，哈哈哈，你说胡扯，那就胡扯好了，那么这么胡扯是怎么扯出来的呢？
这段的逻辑关系如下：
前提一：李自成是个头脑正常的人
前提二：李自成对部众的控制能力有限，差一点被部将绑送给孙传庭就是明证。
前提三：头脑正常的李自成希望自己做皇帝，而不是别人
前提四：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如李自成同样的想法
前提五：李自成进入京城后干尽了自毁的事情
以上五前提，你承认不承认？如果你不承认，那事情就好办了，肯定是我们这里这个胡扯的结论，如果你承认，同样还是这个结论
正常的逻辑思维，怎么就成了胡扯呢，不明白
楼主十分荒谬,照你的逻辑,天皇制的日本（只有天皇家族长期胜出）比中国更有资格第四种博弈而恶性循环
___________简单解释一下,你说得对了,历史真的象你所愤怒的表达的这样,德川幕府闭关锁国长达两百年,当李鸿章洋务运动成功,引发了日本人疯狂般的刺杀狂潮,明治维新时代有多少政治家死于刺客的枪口之下?于是日本人断然抛弃了中国,提出了脱亚去欧的政治主张,并从此了明治维新,而我们则是以中体西用为口号,明确的拒绝了西方思想,于是二十年后(年代到底多久,等有功夫来查一查),迎头追上中国的日本在朝鲜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展开对决,此后百年,中国步步居于下风,日本由明治天皇主导,改善了社会的博弈关系,这个东西,后文有得说的.
我们之所以认为日本是一个反证,只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日本的历史,如果我们知道他们在洋务运动之前一直渴望着成为中国人,结论就会有所不同,这个东西,我在以前的一个三十万字的稿子中也有得写,愿意接受你的讨论:)
明亡之季，道德已成囚笼，气节沦为笑柄。
前明阁老钱谦益，久已排官在外，闻知国破，便思投西湖而效国，消息传出，是日也，西湖周侧，观者万人，众人无不激动不已，兴奋莫名，有生之年终有机会亲睹大活人投水自尽，诚快事哉，更兼那钱谦益还携了爱妾柳如是，更是引发了围观者的狂热。
替那位钱阁老想一想吧，千古艰难唯一死，死有什么可怕的？怕就怕自己的死只不过是别人眼中的喜剧闹剧，万人围观，将大明臣子的最后气节推至了荒谬的顶峰，这时候钱阁老心中的怨尢悲愤，可想而知。
于是钱阁老伸手撩了撩西湖之水，就在众人屏心静气的期待之中，他沉声宣布道：今日水太凉，改日再跳吧。
闻者大哗，跑了这么远路来看活人投水，临至最终他竟然不跳了，真是太不象话了，从此钱阁老晚节尽失，骂名千古。
万人围观一人独死，仅仅是民众向来视道德为约束别人的，于自己而言，却连丝毫的同情心都泯灭了，一旦游戏玩到当小人舒服，正人君子却要付出惨重的代价，而且大众以观视正人君子的痛苦为乐事的程度，这就表明社会博弈的根基已经崩毁，再也无法持续下去了。
当最后的底牌掀开，名士的气节已经失去了其道德的意义，留下来的，图然是那无力遮掩的利益之争。尤为可怖的是，民众已经将极端的道德要求视为囚桎他人的牢笼，进去是死，不进去是死，或生或死，不论是于民众本身，还是于名士本人，早已失去了现实意义。
正如《烧饼歌》中所说的那样：
桂花开放好英雄，
拆缺长城尽孝忠，
国家天下有复重，
摘尽李花枉劳功。
黄牛背上鸭头绿，
安享国家乐太平，
云盖中秋迷去路，
胡人依旧胡人毒，
反复后来折桂枝，
水浸月宫主上移，
未字一木皆去尽，
二十三人八方居。
此时在灭亡了的大明疆土之地，社会博弈游戏终于走到了尽头。
闻知吴三桂不降大顺，李自成勃然大怒，当即命大将刘宗敏，李锦统兵出征，二将闻言摇头，拒不从命，由此可见李自成这个皇帝形式更多于实质，尊他为帝，只是因为除了皇权制度之外大家不知道其它的政权体制，并非是真正拥护这一制度。更重要的是，大家在心里并不认同他李自成为帝，只是出于流民军内部的博弈，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心话，但抗命的态度还是非常明确的，这一点大家倒是不在乎。
李自成无奈，只好自己亲率携着大包小包金银珠宝的军士出发，去边关大战吴三桂。
关于李自成亲赴边关挑战吴三桂，委实是一件奇怪透顶的事情，纵然李自成再白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岂有不知边关守将的重要性？他要是真的把吴三桂除掉了，难道他这个大顺皇帝要亲自镇守三关不成？
只能说李自成习惯了这种赶尽杀绝的游戏，他居然想到和满清双面夹击吴三桂，就是要让吴三桂生不如死，就是要让吴三桂悔之不迭走投无路。
更奇怪的是，李自成一见到吴三桂阵营中突然杀出来的辫子兵，居然惊叫一声，掉头而走，这说明他根本没想到边关之外就是满人，或许在他的脑子里，边关就是世界的尽头，所以才会大吃一惊吧？
一触即溃。李自成亡命而走。
李自成先行逃往北京，匆忙间登基为帝，而后率众窜往陕西，走湖北，于长江荆河口遭遇南明左良玉部，大败之。
可怜这位左良玉，正是大明史上的第二个吴三桂，此时他身受权臣马士英掣肘，起兵转攻南京以“清君侧”，后人评说其人不顾大局，国家危败至此，还在窝里反，这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左良玉若是应了修史者的要求前进一步，“反清复明”的话，必然是第二个袁祟焕，南明小皇帝朱由崧会宰了他不说，南京百姓也会生食他的肉，即使吃错了，大不了用一句“出于对汉奸的义愤，不明真相”就算是完成了历史任务，到时候左良玉的满肚子委屈又去找谁说？
极端博弈的态势之下，主导博弈者心理的决定性力量唯有恐惧！
眼见得左良玉大兵攻来，南京马士英慌不择路，急命扬州史可法整整回援南京。
然而，此时史可法却已经拿定了主意，要以他自己及整个扬州军民的鲜血，重造中华士大夫气节之丰碑。
历史迎来了最悲惨的扬州十日。
但提及扬州十日，后人莫不赞及史阁部，但是成就中华民族不屈气节的，非唯史可法一人，早在满清豫亲王多铎率三百艘战船直取扬州的时候，史可法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之中。
他或可投降，投降至少可以保全满城百姓的生命，事实上，扬州总兵李栖凤，监军副使高歧凤各自率了自己的部队出城投降，这就更让史可法左右为难。
史可法难就难在，投降满清的大明官员多如过江之鲫，绝不会多他一个。但如果不降，他却需要以满城百姓的生命为代价，重铸大明士大夫气节之碑。说到要以满城百姓的生命为代价，那是因为凡守者莫不是驱民以役，由每户人家各出壮丁上城把守，所以古来例有屠城之报复，那只是因为守城的百姓坚决不允城外的敌人入内一步，而在攻城者眼中，百姓只不过是战争的工具，在谁的手上就由谁使用，徜使史可法与城外的多铎交换一下阵地，多铎同样也是驱百姓上城坚守，所以现在史可法的问题是：百姓是否愿意为了大明朝付诸牺牲与鲜血。
百姓愿意。
百姓不唯是能够生食袁祟焕的肉，不唯是围观钱谦益的投水，他们更多的时候，仍然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正义气节之所在。
扬州十日，清人被百姓的拼死抵抗所激怒，屠城！
而在之前，左良玉就死在征讨南明小朝廷的路上，他没有追效史可法，这是他的不智，而他被迫于临死之前还要向朝庭“讨个说法”，则表明这个社会的博弈态势更趋恶化，已经失其最后的底线。（10）博弈破裂后的疯狂
左良玉死于征讨弘光政权的路上，扬州的80余万百姓死于清兵的屠刀之下。
与此同时，李自成于九江与尾随追至的清兵展开决战，是役也，流民军数万人战死，大将刘宗敏被俘剐杀，李自成大势去矣。
孤身独走九宫山，李自成遇到淳朴农民程九伯父子，当场被杀。
而在四川，另有一个人正在潜心研究大明社会博弈学。
这个人就是流民军张献忠。
何以见得张献忠在研究大明社会博弈学呢？
事件起因是大明建国之初，大将蓝玉被朱元璋冤杀之后，其人皮被蓝玉的女婿蜀王供奉了起来，不曾想这张人皮落在张献忠的眼睛里，激起了他无穷的兴趣。
于是张献忠就命令士兵捉来百姓以供剥皮研究之用，百姓冤死无数，其人皮俱被剥下，掺以石灰，实以稻草，用竹竿标立，在王府前的大街上密植两边，累累千百人，遥望如送葬纸人，无以数计。
现今我们知道张献忠尽皆屠尽川蜀百姓，是由于意大利人利类思，葡萄牙人安文思，这两个耶酥会传教士跑来中国，不小心跑到了张献忠的地盘，张献忠见了这两个怪物大喜，遂养在军中，每日里杀人逗两个洋鬼子开心。两个洋鬼子将他们所见所闻详详细细的记了下来，再加上当时的历史资料，由此我们断定了这一点。
但也有观点认为张献忠屠尽川蜀人民纯系满清伪造的谣言，支持这方面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张献忠是农民军起义，农民军起义当然是正面的形象，正面的形象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来呢？
研史者尽可以提出更多的观点，如果不需要史实做为支持的话，这些观点会更多。但是现在，我们只是基于史实说话，对于不认同的观点，我们谨慎的表示支持，并期待着更有说服力的资料面世。
而在此之前，我们只能确信，张献忠确曾开恩科考试，川蜀举子纷纷挟着笔墨赶来，尽入青羊宫，但他们进去之后却再也没有出来，万名举子就这样失踪了，但他们应试的笔砚却堆成了小山。
张献忠的花园里还有一座小山，尽是剁下来的女性的小脚堆成，他每日里和美妾饮酒观赏，一日叹曰：惜乎美中不足，方缺一足尖，置之会更好看。爱妾伸脚过来，笑曰：此足如何？张献忠将爱妾的小脚拿在手上仔细端详，曰：甚好，一刀斫下，爱妾顿时哭嚎宛转于地。
张献忠军衙之中另有第三座山，尽皆是人手堆成，以之为部将的报功信物。明将曾缴获张献忠部属的一名副总兵的信札，他本人在信上注释，经由他本人砍下的手掌，就有一千七百多。
大西皇帝张献忠治军极严，他每攻一城，皆令众军四方团团围定，天明后推墙而进，边进边杀，务必一个不留，若有一个漏网者，负责征剿此城的将官就要悉数剥皮，以示薄惩。
忽有一日，张献忠突然传令，要尽杀军中四川籍士兵十余万人，都督刘世忠一营闻讯而遁，窜出川北，投降清军去了。
两年以后，叛徒刘世忠——这又是一个被逼入死角的吴三桂，如果让他申明大义，替杀人魔王张献忠抵抗清兵，恐怕任何人也难以说服他——刘进忠自为向导，引清军入川，途中正与张献忠相遇，清军中的一名神射手搭弓引箭，只听张献忠大叫一声，一箭正中左乳，痛极毙命。
有关张献忠何以心性变态残忍一至于斯，这是许多史学家困惑不解的事情，早期的民间有一个说法，是说张献忠年轻的时候贩骡于四川，遭到了川人的戏弄，因而挟恨在心，以至于他得势之后，竟尔屠尽了川蜀人民。
但更多的史学家坚信张献忠不过是患了精神分裂症，属于没有行为责任的患者，所以才会在疯狂之中嗜血如狂，将秀美的川蜀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
这些观点都正确，正确就正确在所有的这些观点都能解释张献忠变态的现象，但如果我们问一下，张献忠何以会精神分裂，他每天承受着高强度的刺激与压力，但凡心理承受能力稍微差上一点，也不可能将大明朝诸多的英雄人物如杨鹤，如洪承畴，如左良玉，如熊文灿，如杨嗣昌，一个个逼得逃的逃，死的死，但逃也好死也罢，这些个失败的对手却没一个出精神问题，怎么偏偏这位胜利者张献忠的脑子就出了问题？
另一个解释稍稍沾到点边，这个解释说张献忠是激于李自成攻陷了北京之后的愤怒，既然他已无望与李自成并争天下，索性将天下人杀光光，看你李自成给谁做皇帝去。这就象一个坏孩子，自己得不到的好东西就要毁掉它。
这个解释已经接近于部分真实了，唯一的麻烦就是李自成还未攻陷北京之前，张献忠就已经开始了大肆杀戮，如果把这个问题考虑在内，那么我们就会想到，张献忠的末路疯狂，实际上是出于对人性中的负面力量的深深憎恶，他无法接受人性中的黑暗与龌龊，因此他必然无法容忍人的存在。
支持我们观点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张献忠同李自成一样，虽然是破坏性的天才，却仍然有着一个皇帝的梦想，他们无一例外的渴望做皇帝，而且，他们都曾成功了。
但是，在张献忠登基自号大西皇帝之前，他定然是仔细的研究过大明王朝何以覆灭的因由，而在自称皇帝之后，他立即和李自成一样，面临着来自于部属的最为激烈的隐密性挑战。
这时候的张献忠必然是深深的体切到祟祯皇帝那句“臣皆亡国之臣”的的意义。
一朝登基，称孤道寡，张献忠和历史上所有的皇帝一样，面临着的是部属泛滥的私心、勾心斗角的攻讦与各种方式的对抗。
李自成在这个时候选择的是放任自流，由任部属们抢劫烧杀，有记录的是，李自成的老营部卒一夜之间仅在安福胡同一地就奸杀民女三百七十多人，而张献忠想要安抚部众，就必须学着李自成的样子，由任军纪破坏，然后大家同归于尽。
但是张献忠没有象李自成那样的“宽怀大量”，最终他决定采用人性中最暗黑的力量——恐惧，以慑伏部众。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样一件事，当张献忠发现了他的部众远比大明王朝的那些“亡国之臣”的品质更败坏，更恶劣的时候，他心中那绝望的感受。
天生万物以养人，
人无一物以谢天，
杀杀杀杀杀杀杀！
七杀碑——其中弥漫着的尽皆是对人类的仇恨！
而且张献忠还发现了极端博弈态势下的一个最可怕的现实：
做小人是最快乐的，他可以以任何方式惩治君子，而却不必为此承担丝毫的道义责任，仅仅因为他是小人。
而做君子，却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正如钱谦益，正如吴三桂，数不清的人齐心协力的把你往火坑里推，除非你干脆撕下脸皮，比小人更小人，直到这时候你才有可能赢。
而在张献忠这里，当他只是做一个强盗的时候，他有充足的理由干他想干的任何坏事，他可以杀人，也可以放火，奸淫民女不需要任何理由，只因为他是强盗，所以他享有绝对的权力。
可是一旦他登基为帝，麻烦就来了，他至少，要为天下苍生着想，还要修德以服民心，但是他玩了一辈子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岂会不知道这所谓的道德不过是小人用来捆住君子手脚的圈套？
张献忠决定不钻进圈套之中。
既然他拒绝用道德缚束住自己，不给别人以可逞之机，那么，他就只能继续当他的强盗。
于是他仍然是强盗，并且是最大的强盗。
而且这个大强盗张献忠极度仇视他和部属和川蜀百姓，正是这些人，处心积虑的不让他做一个善良的君子，既然你们要求我做一个坏人，那么我就给你们你们想得到的。
杀戮与血腥！
川蜀尽屠，血光当道。
于张献忠而言，他只是比朱元璋在极端博弈的道路上再往前走了一步。
他也许永远也不会明白过来别人何以责怪于他。
这个道理，只有刚刚入关的满清明白过来了，他们终于意识到，要在这片民间信任已经彻底瓦解，社会博弈已经破裂的土地上长久的居住下来，那么首先，只要稍稍后退一步，放宽社会博弈尺度，就能够达到目的 作者：雾满拦江 回复日期：2008-6-12 10:09:27
第五章：博弈就意味着宽容
（1）社会博弈的五个层级
每当历史上一个新朝代的到来，记载者最经常用到的词语中有一句“气象一新”，这句话的表面意义是大家都喜气洋洋，充满了希望，但何以会如此呢？
无它，只不过是社会博弈的规则得到了改变而已。
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覆亡，都是基于社会博弈的彻底破裂，通常来说，社会各阶层的彻底破裂，莫不具有着以下三个心理特征：
其一：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丧失信任，以道德教义主导的社会信用体制彻底崩溃，通常意义下的社会协作已经不可能。
其二：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是一种无端的仇恨，人与人之间的彼此憎恨带来的是社会博弈态势的进一步恶化。
其三：社会信仰的根基遭到彻底的颠覆，籍以匡正人心的社会行为规范成为陷阱，唯其极端的邪恶能够获得豁免的特权。
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三个社会特征是社会心理层次面上的，经济面上的则以整体的社会经济破产，利益分配机制彻底丧失其社会机能，社会人的经济状况被逼至死亡的下限。
经济的崩溃，是缘于心理的崩溃所致。
而民众心理的崩溃，则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崩溃，因为社会博弈破裂时是不可能继续其良性社会协作的。
所以任何一个新朝代的掘起，莫不是首先从社会心理的层次面入手，重建社会博弈规范，如果没有这个前提，任何形式上的推进意义都谈不上。
李自成的大顺朝之所以覆亡于顷刻之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顺政权没有意识到要重建社会博弈规范，事实上，李自成的所行所为是进一步恶化了原本已经不堪承载的博弈法则。
前者之所以百万之众追随李闯，沿途官隘弃甲而降，不是大明的民官气节不够，而是大明朝的博弈规范已经彻底崩溃，所以他们寄希望于李自成完成社会博弈规范的历史任务。
李自成放弃了他的历史使命，所以历史也就放弃了他。
史学界对李自成失败的整体性评价，指摘其进京之后“生活腐化”，实际上这是一个不着边际的胡乱指摘，因为历史上的反证过多，任何一个王朝政权的内部私生活莫不是腐化透顶，从秦始皇开始，汉高祖刘邦，大唐李世民，大宋赵匡胤，这些君王及其臣属们的糜烂生活尽在史籍之中，何以他们的政权却是越腐化越强大，等轮到了李自成就没资格腐化了呢？
但是我们的观点，也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反证。
再从社会行为规范上来说，大唐李世民杀兄杀弟，悍然逼宫，丝毫无损于他的贞观之治，而朱元璋的手段更是刻毒，岂止是杀戮累累，甚至颠倒了最基本的社会规范法则，但其政权照样摇摇晃晃的维持了二百七十七年，如果算上后面一大堆小皇帝，则可称二十四帝二百九十六年，缘何李自成偏偏就这么倒霉？
这个道理，只需要从流民军中的宰相牛金星的未来命运，就能够解释得清清楚楚。
话说那前明举人牛金星，只因郁郁不得志，遂凑热闹加入了李自成的流民军，并官拜宰相，在清人入关而后，这位宰相跟随着李自成一路亡命，逃至九江，流民军遭受到清兵的追杀，大溃，李自成遁往湖北九宫山，宰相牛金星却一口气逃回了家，关上门躲了起来。
奇怪的是，居然再也没有人前来将这位贼官捉拿归案，牛金星就这样幸福的睡在床上，直到了两眼一闭咽气为止。
也曾有两名汉官还记得这位牛金星，就急忙上奏多尔衮，要求缉拿流贼宰相，将其处斩。但这道奏章，却被多尔衮驳回了。
多尔衮说：流贼伪官，真心投诚者多能效力，此奏殊不合理。
实际上，满清也是非常看重牛金星的，也有心请他出来效力，只不过这家伙在流民军中做的官实在是有点太大，过于招摇，一看到他大家就浑身上下不自在，满清这才打消了这个主意。
我们可以说多尔衮如此的做法是出自于“权谋”，是“收买人心”，这一情绪性观点是无庸辨驳的，但我们想要弄清楚的是：何以这样的做法就能够收买人心，而李自成张献忠的做法就行不通。
这个道理粗浅的说起来，是基于社会博弈的一个规律。
人在社会上的博弈态势，可以分为五个层级：
第一层级是上升期，其特点是人的心理安全范畴极广，社会道德极为宽松，主要考量指标是人对社会的实用价值——只要你做的事于人有利，于国有益，那么你就是英雄，而不管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
第二层级是发展期，其特点是人的道德性行为与利益性行为并重，社会道德成为一个重要的评价于人的价值的指标——尽管你做的事于人有利，于国有益，但春秋责贤者，大家还要求你必须是为公为国，不能存有私心。
第三阶段是停滞期，其特点是人对事情的评价道德标准超过利益性行为，社会道德成为唯一的用于评价人的社会价值的指标——那怕你做的事再利国益民，也是白搭，因为你肯定图私利有私心，纵或不然，也是为了图名，所以你无论做什么，都只能换来千夫所指。
第四阶段是倒退期，其特点是人对他人的道德标准极为严苛，社会道德成为相互攻讦的工具，主要考量指标是绝对的道德——这时候唯一的赢家是小人和强盗，只有这两种人具有道德意义上的豁免权，其余人众，只要你接受道德的评价，那么就难逃小人或奸恶之名。
第五阶段是崩溃期，其特点是没有人能够达到别人为自己强行划定的道德高水准，人与人的关系转而生出怨怼，彼此憎恨攻击，主要考量指标是仇恨的延展深度——这时候社会的道德基础彻底崩溃，人的是非观念陷入迷乱之中，唯其嗜血如狂的屠夫，才有可能赢得人们的称赞，仅仅是因为人们无力对抗暴政。
我们可以注意到，社会博弈心态的五个阶段，唯一的区别只是道德评价指标的置放不同，道德评价指标距离人的行为越远，人的心理安全越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对一个人的评价只是观其社会客观效果，而不行诛心之论。
反之，当道德衡量体系逼近于人的行为底线，人在社会上的任何公益性行为都会被公众质疑于道德，而且这种评价是论心不论迹的——但凡行善之人，你纵非是为了利，也定然是为了名——这就使得道德规范成为了束缚人的铁笼，不是做到如海瑞那般酷毒寡绝，是无法获得公众认同的。
苛于人者，必宽于已。
人的行为与语言都带有很强的经济价值取向，大凡以道德标准强行使他人就范者，很难说其心态是光明的。
（2）博弈者的开端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时代的道德标准都是社会人的行为价值的衡体指标之一，这个指标没有错，关键是这个指标要放在什么位置。
如果这个指标放置于人的生存线以内，那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社会行为标准，这是通常情形下大多数人难以达到的标准，有为之士可以用来约束自我，但如果以这个指标衡量社会本身，那就非常的可怕。
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上，凡是道德评价高于人的生存的，莫不是正处于社会博弈的崩溃时期，这个时期的人们以正常人无法达到的道德标准苛求于人，当做渲泄自己内心愤懑的手段，使得社会博弈关系彻底恶化。
如果道德的指标评价置放于人的安全线以内，迫使君子不得不“慎独”，这时候的道德作用通常不过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吃人”而已，一旦人们可以用道德杀人，这样的社会其生存状态就会非常的可怕。实际上，中国五千年皇权统治，基本是是处于这个社会博弈的倒退时期，正是因为社会的博弈心态始终未发生变化，所以中国五千年的发展无非不过是推倒重来，逐次反复。
如果道德的指标评价置放于人的安全线以外，但却重于经济衡量指标体系的话，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博弈停滞期，因为在这个阶段里，任何人的公益性行为都会被指斥以欺名盗世，除非走到海瑞那样的极端，否则你无法证明自己。
如果社会的道德评价与经济评价指标并重的话，那么人的活力就会释放出来，经济的推动力量就会占到社会的主导地位，而如果社会的利益性评价指标更重于道德性评价指标的话，那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功利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凡属那些在社会竞争中暂时失利的人，莫不狂呼道德口号，以期捆住别人的手脚……
一个最和谐的社会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是不问可知的。但我们清楚的是，大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置于了社会博弈的倒退期，皇帝与大臣们彼此用道德武器攻击对方，大臣咒骂皇帝无道，皇帝大骂大臣不忠，这个摇摇欲坠的危机社会之所以奇迹般的延续了近三百年，前一段时期的原因是皇帝借君臣博弈的机会诛杀贪官，制造了一种皇帝和老百姓是一家人的假相。后一阶段则是皇帝发现了这种极端博弈的可怕后果，遂躲入深宫，几代皇帝加在一起，大明二百七十七年中至少有一多半时间是皇帝躲藏期。及到祟祯皇帝自作聪明的走出来，则整个社会博弈的最后维系就在霎时间轰然崩坠。
回过头来再说李自成与唐太宗李世民及明太祖朱元璋的区别，李世民自己的道德行为污点多多，因此他也不敢以此凌迫于别人，所以营造出一个宽松的社会博弈氛围。朱元璋虽然恶化了社会博弈状态，但却不过是苛以士大夫，而对于民众并没什么讲究。而李自成则是拷掠士大夫，杀戮平民，摆明了要和全天下人对着干，所以才会落得个身死名裂。
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了：
满清人作为异族侵入中华，何以竟尔能够摧枯拉朽，迅速的摧毁士大夫与民众构成的双层民族屏障，最终赢得民心，入主龙廷呢？
还是让我们看看《烧饼歌》里怎么说的吧：
未字一木皆去尽，
二十三人八方居。
未字一木皆去尽，这是一个八字，是指八大王张献忠屠尽川蜀人民，还是指八旗入主中原？
看起来更象是后者：
还有胡人二八秋，
二八胡人二八忧，
二八牛郎二八月
二八嫦娥配民夫。
有分教，这一首隐语歌谣，车轱辘般转动不停只是绕着二八说个不停，但这个二八不是二八一十六，而是二加八得十。
是谓清人入关，从世祖顺治皇帝开始，绵延而续，一直到宣统帝爱新觉罗溥仪为止，其间总计有十个皇帝，最离奇的是最后一任宣统溥仪竟然闹出一场婚变，淑妃文绣离宫出走，后嫁于一板车工人的沸沸扬扬之事，正暗合了二八牛郎二八月，二八嫦娥配民夫这么句隐语。
需要说明的是，满清虽在中原拥据十位帝王，但溯其发端，还有两位皇帝据于其开国之前，虽然满清进入中原之后，其所创建的皇家政权很快将社会博弈的形态推到了停滞期，续而陷入了权力博弈的泥潭之中，从而闭关锁国，狂妄自大，让千年中国错失了社会发展的大好良机，但是，任何事业的开端都是充满了激情与信心，总是让人无由热血沸腾的。
但从大清的世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开始，那时候还没有“满清”这个称谓，其部落仍然处于“后金时代”。
努尔哈赤掘起之时，正值大明万历年间张居正执政，所以努尔哈赤主要把精神放在跟其它少数民族部落的相互吞并上，这场战争一直打到明神宗的年代，结果努尔哈赤在建立起了八旗制度之后，终于羽翼丰满，于是努尔哈赤杀白马以祭天，以“七大恨”为理由向大明正式发动了战争宣言，并随后攻破抚顺，令大明天子神宗皇帝怒不可竭！
遂有大明与后金尽集兵力，双方会战于萨尔浒。
是役也，明军挟绝对优势，联合朝鲜及叶赫部落等友军盟军，总计二十四万人马，要一口吞掉后金的六万精锐铁骑。却不料战事初起，努尔哈赤即挥军猛进，这一进可了不得，明军一溃塌地，交战七天，阵亡将领三百余人，十兵45890人。此战是大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一战，从此努尔哈赤一发不可收，大明还好办，关闭了关隘自保就是了，倒霉的是叶赫部落，被努尔哈赤轻易捣碎，其部族男子戮尽，女子尽数为奴。
传说，叶赫部落的首领临死之前曾说过：那怕我叶赫部只余下一个女子，也要灭亡女真族人。后来叶赤部落的一名女子叶赫那拉氏果然入主了大清机枢，这就是后世鼎鼎大名的慈禧太后。
跟了LZ的几个帖子很久了，只是对烧饼歌有一点异议，感觉LZ确实像楼上某些朋友说的，为了印证自己的博弈观点，很多的东西过于戏说了，或者说无视了某些不支持LZ观点的材料，而仅仅是列出能够印证LZ博弈理论的史料。虽然历史本来就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LZ想搞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博弈法则的想法是很好的，不过我觉得烧饼歌似乎不够LZ说的，改资治通鉴把：）
____________这个事，老雾自己也觉得不对劲，怎么会这样呢？
——————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事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样子的……
第一：中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不唯有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第四种博弈，其它几种博弈形式都有的，都有的。
第二：第四种博弈，不唯是中国历史上有，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更多。
第三：既然如此的话，那怎么会弄得满篇都是第四种博弈呢？
这是因为，老雾这个烧饼歌是写无限扩张的皇家权力的，权力是必要的恶，但无限扩张的皇权，把权力中本来不多的正面因素抵消了，于是老雾就琢磨，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历史上皇权无限程度的泛滥呢——有朋友认为中国历史上皇权压根没有泛滥，这个事回头再说——于是老雾就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推导，结果发现导致权力扩张的关键因素是一种心理上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又是来源于过于严苛的社会游戏规则，于是老雾就把这些规则打了个包，放在这里了，呵呵，呵呵呵
记得去年的时候，我跟一个爱好历史的孩子聊起这事，话题的核心是说宽松的社会法则会导致良好的社会，而严苛的社会游戏规则则带来的是极端的不公正……我的话刚刚说了个开头，那孩子就打断我，说：不能写，政府不让……当时我很纳闷，政府什么时候告诉过这个孩子不让了呢——这就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力量，所以我就对这种恐惧心理产生了兴趣，等到写这个烧饼歌的时候，慢慢的形成了皇权的极限扩张是因为社会游戏规则不宽容的最终结果这么一个想法……
重复一下：
第一：中国无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在，不唯有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第四种博弈，其它几种博弈形式都有的，都有的。
第二：第四种博弈，不唯是中国历史上有，别的国家别的民族更多。
第三：虽然各种博弈方式都有，但唯有第四种博弈，才是导致皇权延续三千年的原因……所以才这样写……
个人以为吴三桂还是有不少办法的，
————————发现这个吴三桂有麻烦了，哈哈哈
个人以为吴三桂没有半点办法，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这一刻好多兄弟灵魂附体阴魂不散……他的屁股后面跟着好多万（到底多少万）饿得嗷嗷怪叫的苦难兄弟，一如二次革命中陈炯明的部下用枪口逼着陈炯明向孙中山开火，一如抗战中马占山的几名师子用枪逼着他投降日本人……在这个过程中，马占山是想抗日还是想当汉奸，他说了不算，陈炯明是支持孙中山还是反对孙中山，他说了也不算，在这里，吴三桂想怎么做，他说了同样也不算，比如你说找个城池……你去找个能喂饱好多万兄弟的城池来我看——吴三桂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不投降李自成吃饭，要不去找满清给他发工资，连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说，一要吃饭，二要穿衣……
他只是一个武将，只会打架，你现在要求他是个全才，估计老吴肯定会很郁闷，哈哈哈
//而李自成则是拷掠士大夫，杀戮平民，摆明了要和全天下人对着干。。。
老雾，我有点糊涂了。照你写的，李自成张献忠到处杀戮，毫无道德可言，可你却说他们处于第五阶段。没有道德怎么成了最严苛的道德？另外，你光提道德，可我觉得，道德是杀不了人的，暴力才会。
————嗯，这个意思是说，最没道德的人会用最严苛的道德要求别人，比如说伊克拉的老萨，该老兄政权在手的时候跟别人是不讲道德道理的，可等他被米国弄到了法庭上，这老兄却指控米国虐待他，居然三天不替他换短裤……这个例子好象有点不对头，不过就是这个意思吧，哈哈哈
关于张献忠屠蜀，去看一下顾诚在《明末农民战争》当中的相关考证，人家是用大量史料分析作为基础的，还有柳义南的《李自成纪年附考》中相关的段落，史学界对张屠蜀一事的异议从来都是建立在大量史料基础上，而不是lz所谓的“支持这方面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张献忠是农民军起义，农民军起义当然是正面的形象，正面的形象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来呢”，中国明史学界还没这么脑残的学者
《圣教入川记》我没看过原书，lz在文章里引用了这么多该书的内容，想必有这本书，可否引几段原文来看看，附上页码和版本号，方便俺去查对
————手里没有《圣教入川记》，倒是有两本大象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洋教士写的书，其中一本好象是《中国新史》，另一本是什么叫不上来了，不过去年的时候做资料用，从这两本书上抄东西，看到了张献忠的屠蜀事情，至于页码吗，还得等老雾把书找出来查一查，好不好？
说到吴三桂，刘抢的是他小妾，不是正妻，小妾在那年头可没那么高的地位，而且抢了个女人不是投靠清兵的理由，抗战时太祖要是一不小心把宋美龄睡了，难道花生米也能名正言顺去投东洋么
————晕死，哈哈哈，不过兄弟说的事情，在历史上确实是发生了，倒不是太祖睡了龄龄，而是双方第一次合作的时候，北伐军在前面打架……后面在搞土改，把北伐军兄弟们的老婆妹子都给共妻了，因为北伐军的将士有军饷寄回家，所以划成份就划成了地主，既然是地主，他的老婆妹子大家就要轮着睡……结果导致了双方合作的破裂……
同样的事情在那个《帝国的敌人》中也有发生，岳飞带领岳家军出门去打架，后方寺庙里的和尚们就狂睡岳家将士们的妻女，这个事弄到最后，因为岳飞处理不当，引发了岳家军将领对岳飞的憎恨，直接出面首告岳飞谋反，结果就是风波亭……
为什么要岔开吴三桂去说这两件事呢——理由只有一个：
太祖的手下轮睡北伐军将士的妻女，你我是不会有任何感觉的，但北伐将士们有感觉，所以合作破裂。
和尚们睡岳家军的军嫂，我们是没有任何感觉的，但岳家军有，所以部属就会憎恨岳飞不保护他们，所以岳家将分崩离析。
刘宗敏睡陈圆圆，你没有任何感觉，你甚至有可能认为那是刘宗敏给了老吴面子——“说到吴三桂，刘抢的是他小妾，不是正妻，小妾在那年头可没那么高的地位，而且抢了个女人不是投靠清兵的理由……”看看你自己说的话，感觉你对吴三桂的要求太苛刻了，对刘宗敏太宽容了。
我坚持认为，吴三桂的反应是一个正常男人的正常反应，而你对吴三桂的指责，却缺乏那种设身处地的感觉……所以我在正文中说：让我们替吴三桂想一想吧……
哈哈哈，我的话有点过头了，等下再回一下，尽量反省反省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
李自成拷掠吴襄之事是个误会，手下私自干的，李自成知道后很快就把吴襄放了，还让他给吴三桂写信解释这件事，等到吴襄这封信到的时候吴三桂已经铁了心当汉奸并且转身打跑了唐通重占山海关，这能怪谁
————我觉得这事谈不上怪谁，干吗非要怪一个人呢？哈哈哈，不过你这个解释给我的感觉就是：当吴三桂得知父亲被拷掠之后，就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而李自成是抓人也有理，放人也有理，可能我的感觉不对，或许我是太替吴三桂着想了，反正这事要是落到我的头上，我是跟李自成誓不两立的，至于你后面又把人放了，所以吴三桂就不应该在前面采取行动，这种要求实在是难为吴三桂了，哈哈哈
李自成出兵一路上走得慢慢腾腾，把吴襄和崇祯的太子带着，还不断送使节去招抚吴三桂，就是为了用君父之情感动吴三桂让其自动投诚，应该说在这件事上李自成不欠吴三桂什么，因为李自成在出兵之前，吴三桂就派人去认满洲干爹了，李自成前脚刚离开北京，吴三桂的使节就在几百里外见了多尔衮，难道还能说是李自成把吴三桂逼去满洲人那边的么？
——你之所以认为李自成不欠吴三桂的，是因为你站在了李自成释放吴襄的时间结点上，可是吴三桂却是站在比你更前——他站在父亲被捉的时间点上，他必须要在那个时间点上采取行动，这就是吴三桂的难处，而我的分析，正是将时间点建立在这里——因为吴三桂的选择在这里，不在你那里，哈哈哈
老子在李自成手里，却还是铁了心当汉奸，说白了吴三桂就是一严重缺乏安全感的不孝之人，也谈不上什么博弈
——在这里你所说的“谈不上什么博弈”，正是社会博弈的本质，如李自成，他先抓人，等吴三桂投奔乾隆爷的祖宗——现在电视里都是这玩艺儿——李自成再把人一放，于是李自成就处处占了理了，而于吴三桂而言，世上没那么便宜的事儿，这个就叫博弈。
至于你说吴三桂缺乏安全感，换了你处在吴三桂的位置上，上哪儿去找安全感呢？
重申一下，老雾观点如下：
第一：博弈方式有多种，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也有很多种，不只是第四种博弈
第二：第四种博弈不好，历史上的坏事，多是第四种博弈的结果
第三：如果我们采用了第四种博弈，肯定得不到好的结果
第四：大家不要采用第四种博弈，要和谐
这个声明能不能过关啊，哈哈哈，准备更新：）
萨尔浒之战，大明王朝元气大伤，主帅杨镐因而下狱，以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但熊为人性刚，为朝臣所不容，不久被杀，传首九边。
按擦使袁应泰走马上任，经略辽东。
朝廷重用袁应泰，这应该是道德评价超越一切的典型历史案件。那袁应泰是以赈济灾民起家，其人为官，广修水利，活黄河两岸灾民无数，象这样难得的儒臣放在朝中弄个大学士干干，还是说得过去的，偏偏给他放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来，这就有点麻烦了。
再者，袁应泰慈心礼佛，信奉的应该是宽和的博弈法则，而这法则拿到战场上来却是要命的事情。
实际情况正是这样，袁应泰一到任，就见沈阳城外挤满了密麻麻的数万蒙古灾民，袁应泰的佛子慈心老毛病顿时犯了，当即吩咐收容，也亏了袁应泰本事大，这数万灾民入得城来，竟然全都让袁应泰喂得饱饱的，一个也没饿着，众灾民感激之余，遂白昼挥刀子杀人，夜晚到处放火，实在是吃得太饱撑得难受，不活动活动，可怜的灾民们会患上消化不良的。
努尔哈赤听说了这事，对其佛子慈心深表敬意，遂大举人马，前来攻打，袁应泰顾得了闹事的灾民，就顾不了城外的敌军，折腾到最后，一气之下自焚了，也有说是饮剑自杀，但不管怎么说，这位万家生佛就这样去了，而被他救活的数万灾民热泪盈眶的夹道欢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将他们编成军队，全部送上了前线，这一场官民大博弈就这样圆满的落幕了。
博弈崩裂的时代，民众的自毁情节带来的是人性更暗黑的全面爆发，袁应泰不会不明白这么简单一个道理，但也许，他求仁得仁，心中无怨。
辽沈丧失，京师大震，袁祟焕走马边关，与努尔哈赤会猎于宁原，双方炮矢横飞，激战数日，被袁祟焕发狠使用了最先进的红毛大炮，一炮掀翻努尔哈赤，重伤不治，殁于沈阳。
后金的努尔哈赤就此死去，却给大明王朝带来了新的麻烦，清世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登基，此人端的是一位仁厚君子，传说努尔哈赤卧病期间，皇太极照料在侧，努尔哈赤手书：我死之后，传位十四贝勒。书毕，皇太极检查了一下努尔哈赤的临终作业，修改了一个错别字，将十改为于字，全文就变成了：我死之后，传位于四贝勒……于是四贝勒皇太极继位。
但这个传说可靠程度不是太高，更多的用来丰富民间传奇，不管怎么说，皇太极继位，首先就要解决袁祟焕这个大麻烦，他秘使反奸计，祟祯皇帝迫不急待的见当就上，袁祟焕被骗回北京下狱，凌迟时遭百姓生生咬死。
袁祟焕的悲惨下场，足以令皇太极胆战而心惊，他肯定是琢磨过大明朝的老百姓是怎么一回事，甚而至于，他有可能全面分析过大明王朝信任机制全面破产的心理因由，于他而言，得出最后的结论并非是多么困难的事情。
很明显的是，大明王朝那过于刻毒的博弈机制丧送了一代名将袁祟焕，狂乱中的百姓在咬死袁祟焕时的“不明真相”这种理由是说服不了皇太极的，他肯定会问：是何种原因养成了百姓如此刻毒的心肠，竟然让他们以最残暴的手段对待一位于国有功的失势者？
答案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过的那样，苛责于人的道德规范已经成为了渲泄民众内心中深深怨毒的最好借口，而社会博弈发展到这种程度，与大明王朝过于严苛的博弈法则有关。
一句话：整个大明王朝对于人的能力与道德要求标准过于离谱了，这架冷冰冰的权力机器要求于人达到神仙的标准。
这是一个没人能够跨得过去的标杆，在这个超越了极限的标杆面前，任何一个人纵然不是有罪的，至少也是不道德的。
由是民众的心中充满了怨毒——一旦你目睹了太多的罪恶与不道德，任何人都会积淤于心，悲愤交加。
看清楚了这一幕的皇太极不能不由然而生出恐惧之心，他真切的认识到，刻毒而残酷的社会博弈无助于任何形式的权力巩固，所以他考虑改变游戏规则。
二贝勒阿敏成为了游戏规则改变的第一个牺牲品。
说起这二贝勒阿敏，他原本是太祖努尔哈赤的侄子，努尔哈赤死后，是他和众人力推皇太极继位，说起来也算是一位功臣了。
但是天聪四年，明军收复永平和迁安两城，阿敏力不能敌，遂尽杀永平迁安两城的居民，赶着牲畜以归，屠城之事激怒了努尔哈赤，他当即宣布了阿敏十六条大罪，将其幽禁起来，并抄其家。可怜的阿敏不知道游戏规则已经改变了，弄不明白自己哪惹着皇太极了，连憋气带窝火，很快就死掉了。
皇太极的新玩法更是管用，在接下来第二年大凌河之战中，明军援尽粮绝，立即举手投降，于是皇太极大喜，就考虑图谋中国。
欲取其国，必先从文化上着手，对于这一点的认识，皇太极是非常明确的。
考虑到女真人在南宋时代与汉人政权的武装冲突，犹以中国民间评书中的金兀术也好，哈迷蚩也好，形象都不是那么美好。以这样的形象去接收中国，那肯定是不妥当的。
于是皇太极经过苦心孤诣，终于创造出一个怪异的新鲜名词：满州。
品牌策略！
从此女真人彻底的摆脱了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因素，以其暂新的形象，向着历史昂首阔步走来。
同时皇太极改元祟德——这个年号却是大有讲究的，实际上是抄袭了宋金对恃年间金主吴乞买的创意。
北宋年间，金人欲图大宋，又恐民心不服，于是疯狂开支宣传机器，大肆宣扬一桩怪异事体，说是大宋立国之初，宋太宗赵光义烛光斧影暗杀了宋太祖赵匡胤，因此赵匡胤的冤魂非常郁闷，遂投抬转世为金主吴乞买，要再夺回属于自己的花花江山，更有派往金国的使节回来，有鼻子有眼的说吴乞买模样长得与宋太祖赵匡胤一般无二……这样的舆论宣扬开来，搞得当时北宋人民昏头涨脑不知所措。
至于改元祟德，那更是有讲究，传说赵匡胤时代有一句隐语：说是做天子之人，敢言祟德在上头……这是语出《周易》中的一句话，祟德而后，是一个胤字。连这么细微的历史都给抠出来琢磨，由此可见后金的皇太极是一位北宋历史研究学的考据派专家。
更离奇的是，赵光义的后代赵构创立南宋政权之后，死后无子，皇位还真的又传回了赵匡胤的后人。如这样的历史，皇太极研究得远比中国人更明白，因为大明王朝为了剥夺百姓最后的抗争工具，是不允许民间百姓琢磨这种怪事情的，但大明王朝禁止了自己的百姓，却禁止不了皇太极。
于是皇太极自称宽温仁圣皇帝，从这个名号上看起来，皇太极不仅将陷于博弈死局的大明情势看得清清楚楚，而且，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接收全国政权。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任何皇家权力也不可能建立起来一个能够推进社会进步的良好博弈体系，这是皇家权力的本身决定的，皇家权力的存在就是对社会博弈法则的最明确的界定，所以清军入关之后，他们首先要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皇权延续的传统可以克服民意上的障碍，剩下来的就是他们必须要有一个聪明的法子解决如下这个矛盾：
对于反抗者的行为必须要进行残酷的镇压，但与此同时，他们还要设法建立一个相对于大明而言较为合理的社会博弈规则。
实际上，清朝的第一任皇帝顺治是通过黑白脸来完成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目标的。这个过程的具体操作由摄政王多尔衮来完成，他的办法是以汉人的极端博弈促动其自我对抗，而清人则坐收渔利。实际上这个法子也是汉人官员范文程及洪承畴等琢磨出来的，所以清人一入关，便高举替大明天子复仇的旗号，对南明政权放缓，由任其先行自相残杀，对声名狼藉的流民军李自成部则死追猛打，这就一下子把前明官员置于了两难之地。
于前明官员而言，如果他们拒绝清人的招降，则意味着他们拒绝为大明天子报仇，此为不忠，不协助清军做战，表明他们是在“从贼”，此之谓不义，不忠不义这两个大陷阱，逼得众前明官员纷纷跳入。
但等到清兵攻取扬州，下南京处斩弘光政权的废物皇帝朱由崧，清人意欲图谋中国的嘴脸就露暴了出来，这时候许多追随清兵逐杀李自成部的官员将领纷纷转向，与清人决裂，中原江南之地的战争突然变得惨烈了起来，仅江阴、嘉定两地，就“满城杀尽，然后封刀”，死者竟达十七万两千人。
《烧饼歌》中有几句隐语，说的正是这一段历史：
雨水草头真龙出，
路上行人一半僧，
赤头童子皆流血，
倒置三元听谗说，
须是川水入台阁，
十八年间水火夺。
在这支隐语歌谣之中，雨水草头，指的是满清两个字，路上行人一半僧，赤头童子皆流血，则是说的满清的剃发留辫政策，倒置三元，与川水入台阁，前面是一个顺字，后面则是一个治字，说的是顺治皇帝，十八年间水火夺，说的是顺治在位一十八年。
说到剃发之争引发的民族血泪，许多人却不知道这无数的枉死者与堆积如山的白骨，不过是社会博弈彻底破裂后所出现的“粪坑困境”。
什么叫社会博弈的粪坑困境呢？
这个名词源自于一个故事，说的是几个地痞趁夜去一家院里偷东西，第一个贼先翻过了墙头，不曾想却失足陷进了墙里边的一个粪坑里，这贼心里极是懊恼，知道若是这样回去的话，此后他就要成为贼伙们的笑柄了。
那要如何做，才能够让别的贼伙不取笑自己呢？
粪坑中贼灵机一动，就故意低声喊道：大家快进来，这里边有好多金银财宝……快一来，来晚了就得不到了……
群贼闻听里边有财宝，顿时一个个翻墙而入。结果，全体贼伙全部陷落入粪坑之中。
众贼不忿，责骂骗他们跌入粪坑之中的小贼。那小贼却辨解道：
如果我不把你们全都骗进粪坑里来的话，只有我一个人掉进来，那我以后可就成为了你们的笑柄了，现在呢，我们每人身上都是大粪，你们当然没有理由再嘲笑我……
凡是贼，总是想法设法的要把人引入粪坑之中的。
“粪坑困境”又可以称之为“投名状”，水浒中的林冲雪夜上梁山，白衣秀士王伦就要求他必须下山杀一个人，非得有血案在身，才不会出卖阖寨全伙，除非大家都是杀人的凶手，才不会有人生出异心。
只不过，投名状是行为者主动要求而遭遇到的博弈陷阱，而粪坑困境，却是道德败坏之人为别人设置的圈套，很多时候，无辜者正是因为少数居心险恶之人的暗布圈套，才冤乎枉哉的步入枉死之城的。
要知道，清人初入中国，事先已经对其传统文化资源进行了整合，更曾考虑过更改衣冠所有可能为社会带来的反弹，所以清人起初并没有想到强迫汉人易服剃发，清人所不能容忍的，只是民众的反抗。
最现实的证例摆在中原人民面前，扬州史阁部不屈抵抗，于是清军残杀城中百姓八十余万，而南京的弘光政权因为举旗投降，清人只是将弘光皇帝朱由崧带回北京处斩，并无损于南京百姓之分毫。
在清人制定的这个博弈规则面前，那位曾经因其投水而引发人民群众围观狂热的钱谦益，又曾一度被逼于道德的死角之中。
于钱谦益而言，此人贪生怕死固有定论，但是，效法史可法留芳千古，对他来说有着一个严重的心理障碍，这障碍就是南京城中的近百万兵民，其中有二十万兵马，兵马倒还罢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死于国难，称得上死得其所。
但是，南京城中几十万百姓却又何辜？
不要说皇权体制下的家天下时代，民众的民族主义意识并不堪强烈，如果百姓效死，则意味着忠君而死，想那南京的百姓们被大明皇权祸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弄到最后居然还要求这些深受迫害的民众们替大明王朝殉葬，这样的道德要求，老百姓是不会接受的。
民不畏死，但总得死出个名堂来吧？
所以南京城中百姓们的心愿，不问可知。
由是，若那钱谦益组织动员百姓们决死于南京，则意味着对这些饱受欺压的百姓们的最大不公。
最终钱谦益决定以民为重，为民做主——他手捧明境图册和户口，向刚刚进行了扬州大屠杀的福裕王多铎行四拜献礼。
多铎很满意，因为这位钱阁老终于看懂并严格遵守了他们的博弈规则。
但是，却有人把清人的这个博弈规则向着极端再行推进了一步——这只是因为，这些极端改变主义者，他们在汉奸卖国的粪坑之中陷得比任何人都深，所以他们期望着将天下之人全部拉进去，以遮掩他们身体上散发出来的腐臭。
老雾啊，你老是说要宽容什么的，可是啊，由谁来带头实现宽容呢？按你说的，在搏弈中，比如吴三桂，如果他按你说的，搞宽容，恐怕他会第一个被做掉。
宽容似乎也需要资格，比如华盛顿和太祖，处于那样的地位，是最有条件讲宽容的，下面的人谁先讲宽容，谁吃亏/
_____________呵呵,呵呵呵,我们来扯一扯吧,扯一扯:)
谁宽容,谁吃亏,是社会风气普遍性的丧失信任的结果,任何人处于这种社会关系中都是特别难受的,除非整体大环境改变,否则个别人的宽容是没多大价值的.
在我看来,不宽容更多的缘自于一种愚味的仇恨,缘自于自己对社会压力的怨毒性解读,正是因为以仇恨及斗争的眼光看待问题,所以才会本能的以这种方式对待别人.
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对人性有所了解,能够认识到人性中的负面力量固然丑陋,但光明的一面也同样起着作用,尽量做到在现实中宽肴别人,更重要的是,不要刻意将别人逼入死角——一个人改变不了整体的社会，但能够改善你周围的小环境，那怕是巨奸大恶之人，也愿意和宽和的人交往，不唯这样做意味着安全，更多的是，这种心理状态是每一个人都渴望的。
但是，宽和是一种智慧，不是冒傻气，这个意思是说，除非你具备了足够的智慧，才会真正从宽和中获益，连别人是怎么回事都弄不清楚的人，其所谓的宽和，不过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咽，不能叫宽容的
重申一下，宽容是一种智慧，是对于人性洞悉才会掌握的生存技能，这种智慧不是与生俱来的，靠的是丰厚的知识积累，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如果你是一位编程高手，就会不屑于一个不懂编程的人在专业上计较，而如果你对这门专业一知半解，却指望依靠宽和获得利益，那就有点不切实际了，哈哈哈，技术专业如此，对人性的了解也如此，如果你更深的了解了人性，了解了别人，你也就更容易的在宽容中获得益处。
但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你终究不可能成为每一个专业领域里的专业人士，但如果别人是，那么你的生存相对来说就容易了许多，所以一个素质高的社会易于和谐，而由一些对知识与思想充满了厌憎情绪的人所组成的社会中，最易于兴起的还是骚乱与破坏，老雾写啊写，最终的目的，不过是想让愿意交流的朋友尽其可能的远离这种不和谐的状态：）
呵，李自成释放吴襄是在吴三桂叛变的消息传来之前，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李自成本来就没打算用吴襄来玩什么博弈，无非是拷饷大潮中的一次误会罢了
————这个回复，让我琢磨了好几天，感觉你我对博弈的理解不是一回事，在我看来，所谓博弈，无非不过是一个人的行为及生存方式，例如李自成部奸杀李国祯家中女眷，京城内外所有的人都会立即产生反应，而你却说李这样做不是博弈，李自成单独在他家里奸他自己，肯定不是社会博弈，但他走出皇宫来对别人下手，这就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博弈要素，李与吴的对恃，也正是这么一步步走过来的，李的所做所为在你一句误会就免责了，如此狂大的奸杀风潮，换了你是吴三桂，你何以会认为李是一个善良的会对你高看一眼高抬一手的人？
吴三桂一开始叛变还有道理，毕竟自家老子被人捉了很难忍，但是接下来呢？李自成接下来不是没有弥补过这件事，一直到攻城前还在试图招抚吴三桂和平解决争端，而吴是从第一次听说老子被捉后就铁心当汉奸了，所以从这里看起来，没理的还是吴三桂
————下面我设置一个场景，假做你是吴三桂，我是李自成，来推演一下当时的情境如何？我总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你无限纵容了李的恶行，却非要逼吴三桂有着神仙般百毒不浸的能力，让我们来看看是你疏漏了什么，还是我太情绪化了：）
呵，李自成释放吴襄是在吴三桂叛变的消息传来之前，从这点上可以看出李自成本来就没打算用吴襄来玩什么博弈，无非是拷饷大潮中的一次误会罢了
吴三桂一开始叛变还有道理，毕竟自家老子被人捉了很难忍，但是接下来呢？李自成接下来不是没有弥补过这件事，一直到攻城前还在试图招抚吴三桂和平解决争端，而吴是从第一次听说老子被捉后就铁心当汉奸了，所以从这里看起来，没理的还是吴三桂
————以下是李吴相争历史复盘与推演，大家看看老雾错在什么地方：）
李自成事件一：攻破北京城。
吴三桂将面临：粮草断绝，此外军人家属在京，生死不明。
吴三桂的两个选择，一是降李自成，二是降满清。
降李有两个变局：一是受到李自成热烈欢迎，二是被李自成趁机诱杀，妻子儿女亦不能保
降清只有一个变局：留在京师的妻子家人不能保。
吴在这个难局下选择了降李，这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但是李自成接着推出了事件二：京城大拷掠，大奸杀，此事的后果是吴的家人被执，吴的女人沦为刘宗敏的猎物，至于其它军人的家属女眷下场如何，史书未提，我等不知，但吴部的军人应该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明王朝是否如宋王朝那样有把军人家属留在京城做人质的传统，也未细查，索性略过不提。
此时吴面临：若降李，他必然是李国祯第二，李国祯降李而满门女眷尽遭涂毒，只要吴精神状态正常，就知道李的人品与行事风格，禹兮认为吴不肯走李国祯的路线，因而对不起李自成，这实在是有点难为人了。
这时候吴的两个选择已经是清清楚楚，降李，他必然是李国祯第二，降清，家人虽不可保，但自己性命仍在，还有机会血恨。
于是吴降清。
李自成又推出事件三：释放吴的家人，并试图招抚吴。
这时候吴的选择：再转而降李——前提是，李自成必须要让他相信，如李国祯等京师降官的遭遇不会在吴的身上发生，如果没有这个证明过程，那李目前的做法不过是诱杀而已。
所以李自成必须要证明他无意诱杀吴，不如此而禹兮非逼着吴降李，那未免太不厚道了。
所以吴唯有在看到李的事件四的情形下才会回心转意。
李的事件四是：他必须整肃军纪，处死那些在京城奸杀妇女的军人们，如果他这样做了，那么吴再降清，必然是吴的不对，而李没有这样做，那么吴的选择，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这个就叫博弈，何以禹兮会认为李吴二人没有博弈呢？难道在禹兮看来，吴是傻子，李想怎么摆弄他就怎么摆弄他？
路上行人一半僧，赤头童子皆流血——剃发，这种旨在挑战民众最后底线的决策，其间推行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充满了令人五味杂阵的社会博弈。
先是，清人入关之初，多尔衮就要求归顺的官民剃发，在满清军队攻入北京城的第二天，就发檄文引贴全城，檄方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降官降民剃发以示效忠：“檄文到日，剃发归顺者，地方官各升一级”，“凡投诚官吏军民缘著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
但是多尔衮马上发现了他的失策之处，强改汉人衣冠，于民众而言所带来的羞辱是无以言表的。要知道，民众能够接受改朝换代，因为这标志着天道循环，但是，上国衣冠向来是国人信仰的承载，多尔衮挑战国人最后的心理底线，势必引发爆烈的反抗。
民众的情绪立即被满清阵营中的朝鲜官员所察觉，他们立即报告说：
“及有剃头之举，民皆愤怨。”
多尔衮大惊，始知自己的失策，于是立即改弦更张，发布榜文：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意，反非予以文教定民之本心矣，自兹之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榜文一发，伴随着是二十多道再三强调的令旨，唯恐中国人不知，大清的宣传机器轰轰隆隆的开动起来。
剃发博弈的第一个回合战过，满清人不得不让步。
但是，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博弈这玩艺儿没完没了无休无止，纵然是满清人有心让步，国人内部的恶性博弈终将打破现有的均衡。
顺治二年，先是福豫王多铎陷扬州，屠尽城中八十余万父老，而后兵不刃血，剑指南京，弘光政权不战而降，降便降了，但一众降官仍然在“博弈”之中，总有人想抢在大家前面，抢一个风头而搏得盆满钵满，遂有一个小官总宪，名叫李乔，此人想搞点花样出来，压住同僚，于是便易服剃发，搞了条猪尾巴一样的大辨子拖在屁股后面，乐颠颠的跑来见多铎。
刚巧因国人的反抗令得满清不得不终止剃头令，见了这种情形，多铎大为恼火，当即将李乔一通臭骂，赶了出去，并于随后张贴布告：
剃头之事，本国相治成俗，今大兵所到，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特示。
满清的决定与坚决反对易服剃发的态度，令得国人心中稍安，但是万万没有料到，不过隔了一个月的时间，满清突然变了脸，转而开始强硬的推行剃发令。我们确信的是在这种变化中肯定存在着一个转折点，否则无以解释摄政王多尔衮所颁布的另一道完全相反的命令：
“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
“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
为了推行这道命令，多尔衮令剃发匠负担游行于市，强制剃发，稍有反抗，即杀头悬竿示众。
国人确信，促动满清人突然改变策略，由最初的安抚突然变为残酷镇压，甚至有意将压迫的程度逼近于民众心理承受的底线，这一政策的改变，尽皆拜一位名叫孙之獬的国贼所赐。
这位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于大明王朝惨烈的君臣博弈之中，这家伙侥幸偷活了下来，清人一入关，他是第一批出城欢迎的官员，所以满清人赐了一个礼部侍郎的官衔。
礼部侍郎，那是主要负责文化管理的，孙之獬身为主管官员，就急不可耐的要跟满清的“先进文化”接轨，尽管满清一再说过剃武不剃文的话，可是孙之獬为了表示自己的进步，把自己剃了个怪异的长尾巴发型，还弄了满清的服饰，急忙上朝去秀一秀自己的装扮。
可是朝堂之上，两班文武，这边文官俱都是大明降官，清一色的博冠大袖，汉人衣冠，孙之獬站在其中，愈发的刺眼突出。于是引发了众官的大笑——这笑声正是我们最常用的博弈手段，表明我们在道德和智力上站得比被嘲笑者更高。
尽管大明降官与孙之獬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但博弈的优势正是体现在这一点上，降官们期望用自己的道德优势，将孙之獬挤入到粪坑中去，要让他输在道德的起跑线上，输得无话可说。
为了表白自己对孙之獬的不认同，降官们前踢后踹，生生的把孙之獬挤出了朝官的队伍——没人愿意和一个居身于粪坑中的人为伍，孙之獬既然跌入了道德低线下的粪坑，那他就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
孙之獬既羞且恼，又不敢吭气，于是就想钻进满人武将的队伍中躲起来。
满人也是人，是人就有一个前打落水狗的从众心理，于是满人也学着汉人降官的样，又将孙之獬踢了出来。
孙之獬惨了，满城文武，居然谁也不屑于与他为伍，那他以后还怎么混？
跌进粪坑是容易的，可如果想再爬上来，那可是千难万难。
此时的孙之獬，就算是死也只不过是死狗一条，他注定身败名裂了。
可是凭什么啊？孙之獬想不通，大家都是一般的没气节，一般的软骨头，你们哪个降官若是骨头硬的话，怎么不去扬州学史可法跟满清人拼命，却站在这里向侵略者磕头呢？你也不过是磕头，我也不过是磕头，大家都在磕头，你们磕得还比我响——又有什么资格瞧不起我？
孙之獬愤怒了。
有分教，粪坑一怒，激粪三尺，奸人机诈，血流千里。
于是孙之獬怒而与一众降官展开了“粪坑博弈”，他星夜上书给多尔衮，曰：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
我们不太确定是不是孙之獬的这封上奏刺激了多尔衮那敏感的神经，但是，确曾在孙之獬上书之后，多尔衮的态度突然强硬了起来：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徜有不从，以军法从事。
此令一下，江阴城数万人喋血深巷，大中国三百年积疴重染。
孙之獬为了遮掩自己身上的腐臭，竟然不择手段处心积虑的想把天下之人拖入死亡的陷阱，要用天下之人的鲜血洗净他身上的污臭，其结果是让他身死名灭，为天下人所不耻。
更可怕的，事情一旦变糟，就会变得更糟。孙之獬打开粪坑盖，却放出了一个更为可怕的博弈怪物：
李成栋！（6）忠奸善恶说是非
孙之獬试图抢占道德的最下限，以小人的鄙污招术对抗群体的排斥，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所处的道德最底下限之处，已经有太多的人等待在那里了。
史载，孙之獬遭到同僚的弹劾，被剥官遣还老家淄川，他回来的也许是时辰不对，或也许，那也是满清人有意而为之。当他回到淄川之时，适逢山东谢迁等人起义，义军涌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余口“皆备极淫惨以毙”。
那些枉死的孙之獬家人眷属我们就不说了，单只是这位孙之獬，被五花大绑了十多天，在押期间惨遭非人间的酷毒之刑，监押者在他的头皮上用铁针密麻麻的戮满细密的洞孔，余者则争先恐后的用猪毛重新给他植发，于孙之狰惨凄的哀嚎声中，行刑者再用大针将他的嘴吧密密的缝起，希望他到了阴间之后别再搞什么粪坑博弈了。
然后，孙之獬惨遭肢解零碎而死。
时人叹曰：呜呼，小人亦枉作小人尔，当其举家同尽，百口陵夷，恐聚十六州铁铸不成一错也——于这幸灾乐祸的感叹之中，我们知道，此时社会的博弈法则，由刻毒向着刻毒的极限再前行了一步。
实施正义目标的手段越苛酷，其距离目标就越遥远。
人类社会一切的目标都是群体的目标，非以良性的博弈手段，断不足以维系目标的存在——这就是社会博弈的最基本规律了，越是严苛的社会博弈法则，就越是得不到一个理性的社会，你所制定的博弈法则终将得到同样的结果，而这与目标的道德评价无关。
孙之獬之死换来的是包括了投降清兵所在内的所有汉人的欢呼，但是这些获得正义尊严感的人们似乎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就在剃发令颁布之后，凶残的清兵却淡出了世人的视线。
他们暂时在残酷的历史中消失了。
他们把残酷的博弈舞台，留给了汉民族自己。
既然你们是如此的喜欢这极尽苛恶的游戏法则，那么你们就自己玩好了。
于是博弈怪物李成栋走入了人们的视线，他的所行所为完全突破了脸谱式思维——突破了善恶黑白是非正邪简单两极化的民众思想。
正如我们所知，国人的传统认知是两极化的，这种两极化思维在京剧的舞台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于传统思想中，我们咸少见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多是贴了道德标鉴的极端表述——奸臣与忠臣，君子与小人，清官与贪官，
做忠臣，实在是太难了，你要受尽天下所有的委屈，但凡你有一点承受不了，那么你就不是忠臣了，不是忠臣是什么，你好端端的一个人一下子被扫到奸臣的行伍中去了。你此前的辛苦与付出，到此都成了“伪善”。
做君子，那就更是可欺之以方，理论上来说君子不过是一种惩罚，你必须要站在光明正大的阳光之下，任由明枪暗箭把你射个千疮百孔，如果你认为这对你来说太不公道了，那么你就是小人，仅仅因为你拒绝这不公正的游戏。
做清官，其条件更是苛毒到了灭绝人性，如我们所提到的海瑞，他必须接受社会舆论的监督，活活饿死自己才不过五岁的女儿，如果他于心不忍，那么他就不是清官。不是清官是什么？是——贪官！
由是我们知道当李成栋追随李自成的流民军杀人放火的时候，那实在是他一生中最为快乐的日子。
流民军初入北京，大行拷掠之时，大学士魏藻就惨遭这种邪恶的博弈规则之残害。当时李闯部将刘宗敏将他夹起来，审问道：汝居首辅，何以乱国如此？
刘宗敏这明摆着蛮不讲理，魏藻这个首辅还没居的时候，天下就已经乱成一团，要把这责任全归到魏藻身上，他又如何能够接受？
所以魏藻回答：我是书生，不谙政事，先帝无道，遂至于此。
——魏藻这个回答，应该说是没什么大错误的，但是人家刘宗敏不爱听，当即吼道：汝以书生擢状元，为官三年即升首辅，祟祯何处对不起你，竟敢诬他为无道昏君？
什么叫蛮不讲理？刘宗敏这就是最典型的蛮不讲理。
若然是祟祯有道，你刘宗敏吃饱了撑的造反？你杀人放火，抢劫奸淫，干尽了人间坏事，却强迫这个傻书生当忠臣，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就是欺负你了，怎么样？刘宗敏命人将魏藻的女儿捉来，奸淫后拖出去，由任士兵轮奸。
当年李成栋在李闯手下之时，干的就是刘宗敏这一套，小人自己是当定了，但你别人若非是极端之极端的忠臣君子或清官，那就是十恶不赦。
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李成栋转投南明，由贼而官的时候，这时候就有点不好玩，以前他是乱贼，可以不顾及任何道德伦常，道德伦常是他用来欺负别人的，可现在他要做忠臣，别人一窝蜂的拿着道德伦常来欺负他——这事可就麻烦了。
李成栋当然知道，忠臣的道德标准实在高得离了谱，那是连神仙蹦起来都够不到的高度，至少按刘宗敏的要求，这世界上没一个喘气的能够做得到。
难！
难乎其难！
但难也没办法，因为天下人都是和刘宗敏一个样，对忠臣的要求持非人所能抵达的超高标准。这种标准是我们文化中的最基本认知，任何时候不可能有例外。
李成栋不无绝望的发现，他竟然钻进了自己设下的道德囚笼之中。
幸好，清兵直下南京，彻底的将李成栋从这可怕的道德囚笼中释放了出来。
多尔衮的剃发令一下，犹如油锅中溅入一滴水珠，霎时间民情激愤，太仓，秀水，昆山，苏州，常熟，吴江，嘉定等地俱反。
民众能够接受江山易主，毕竟天道有循环，皇帝轮流做，既然皇帝是授天之命，说不定哪个皇帝投胎时弄错了方位，不留神跑进了夷狄的肚子里，所以由夷狄来做皇帝，于民众而言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易服剃发，这于民众而言就太可怕了，须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损伤的儒家伦理思想，数千年以来始终是中华民族绵传相续的思想根基，是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精髓。现在满清人竟然意欲绝灭上国文化，让国民尽改衣冠容颜，徜若如此，死后又有何颜面得见祖宗于地下？
这堪称国人的最后底线，多尔衮不顾民众反对，公然下此命令，这就意味着满清人与中原百姓原本有可能存在着的合作关系的破裂。
尽管多尔衮确有他的理由强行推行剃发令，但是，肆无忌禅的挑战民众最后的心理底线，这仍然是件颇费思量的事情。
要知道，多尔衮一意孤行推行剃发令，这与满清皇太极所设定的取中国的战略思想并不完全吻合，或者我们可赞成小皇帝顺治的观点，多尔衮此举，意在皇权。
实际上，多尔衮的剃发令，可能为我们揭开满清早期的一桩疑案。
早年皇太极身死之时，未曾遗命留下，于是众权臣聚而相谋。札亲王代善想立皇太极的长子豪格，那豪格却“惧而固辞”。
豪格到底惧怕什么？竟让他连皇位都不敢登上？
豪格坚决不敢，皇位成了悬疑，于是多尔衮就提议拥立年方六岁的福临。
但是六岁的孩子能够坐得了皇帝之位呢？
没关系，多尔衮就隆重的建议道：若以为年稚，则吾与郑亲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以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再当临政。
对多尔衮的这个意见，众人曰善，就这么通过了。
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阿达礼和硕托密谋拥立多尔衮，代善和多铎不敢赞同，事情败露之后，阿达礼的母亲就缢死了自己的儿子，而硕托的妻子则缢死了自己的丈夫。
从这件往事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大家都希望坐到大清皇帝的座位上，但正因为想坐上去的人太多，所以谁坐上去谁倒霉，豪格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才不敢轻犯众怒。
第二：最有实力坐这个位置的人是多尔衮，但是他的麻烦在于，这个皇位于他的实力而言是一个负值，如果他坐到皇位上的话，皇位就会将他的实力削减，那么他的下场就会非常的悲惨。
第三：小顺治福临之所有占到了这么大的一个便宜，就是因为他年纪小，对任何人都没有威胁，他坐在龙椅上形同于无，所以才荣幸的获得了全票通过。
博弈！
不唯是大明天下子民在博弈，满清这边也没闲着，任何地方，只要是有人的人地方，就存在着博弈，区别的就是法则的公开或隐密，规律的严苛或是宽松罢了。
凡是承认博弈存在的地方，其生活的宽和度必然高于抵死否定人性的禁锢之地。
凡是博弈法则较为宽松的地方，其社会的发展必然会超过博弈苛刻的地方。
不怕人性有缺陷，怕就怕不承认人性的缺陷。
凡是不承认人性缺陷之人，必然是心存诡机之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最应该防范的，就是这一类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再说回满清的皇权博弈，这段故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曾有一个单位派了一个出国考察的指标，于是单位投票推举人选，一轮投票下来，竟然是每人一票，原来每个人都是投了自己的票。
于是改变游戏规则，所投之票不许选自己。于是众人心中犹忿，自己可以不去，但这个机会也不能够便宜别人，所以这张选票上，只能写一个绝无可能获得这个机会之人，那么到底应该选谁呢？
有人转目一瞧，无意中看到坐在门房的看门老头，看门老头是临时工，如果把自己这一票写了他的名字，至少部门中人就少了一个机会……
然而博弈态势始终是均衡的，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于是，看门老头以全票获得了这次出国考察的机会，就兴高采烈背起行包出国了……
这小顺治之所以有机会当上皇帝，全部的原因就是在他不过是一个看门老头而已。
由是我们知道，多尔衮的这一道剃发令，刀光剑影的的杀戮不过是副战场而已，其博弈的主战场，仍然是基于满清的皇权之位。
多尔衮正是要通过他的残酷手段，进一步的蚕食小顺治的权力，以便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虽然如此，但多尔衮仍然没有勇气同江阴民众相抗争，若然是百万民众其心不服，这一刀刀的杀将过去，杀到最后只怕连自己也要杀到手软……
但是，当多尔衮拥有了从道德囚笼中脱跑出来的怪兽李成栋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多尔衮完全没有必要把自己暴露在民众的仇恨之中，他只需要让这位由贼而官，由官而叛并饱受大明朝恶性争讦之苦的博弈怪物出场就够了。
让汉人们自己去博弈吧！
只有他们自己才最熟悉他们的博弈法则。
多尔衮当时一定是这样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