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第二期《留有余地》——中国城市化的极限

(2010-03-24 10:46:44)转载

2010年第二期《留有余地》
文_陈功
陈功，安邦集团（ANBOUND）首席研究员
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城市化正在接近极限，而如果这样的观点被验证，则中国社会财富价值观的改变将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因此而恐慌也是不可避免的，股市和资产价格将会出现暴跌，这很正常，但说到房地产，价格未必会发生暴跌，但却会呈现市场紧缩的各种特征
罗伯特·塞缪尔森是《繁荣的风险》一文的作者，他在这篇文章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也许塞缪尔森明白，在城市之梦这个问题上，理智和清醒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毕竟城市承载了人们太多的梦想，尤其是城市的繁荣，更是会让所有人的这些梦想平添桃色的意味，使得问题更加富有挑战性。最终的结果是，讲述一个城市繁荣的故事很困难，讲述一个城市繁荣崩塌的故事，更为困难。而这一切，竟是我们今天所要面对的问题。
情景一：城市化过载了太多的梦
在中国北京的一个电视节目中，笔者不经意之间提到了城市化以及增长的极限。没想到参与节目的另外两位嘉宾立即像触了电般地蹦跳起来，他们认为，罗马俱乐部以及《增长的极限》，这本被翻译成30种语言，销售量达到400万册的研究报告是错误的。像这个世界上急于挣扎出名的许多人一样，他们声称根据其研究，城市的增长可以是无极限的，就像当年有人写了一本《没有极限的增长》来反驳《增长的极限》。
一般的来说，我对任何“无条件”、“无极限”、“无边界”的事物，都保持一种宗教般的敬畏心情。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只有上帝和天堂是这样的，而这些都不是凡人所能触及的事物。所以每当遇到有人上来就挑战“极限”问题，我会立即心跳过速，头脑发胀，即使没有眩晕过去，估计也差不多了。
我难以理解的是，在城市的迷梦面前，难道有这么多的人不知道什么叫做“周期”？要知道，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可能永远的无限制的长大，线性发展在城市发展中是完全不可能的，因为城市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巨系统，有其内在的秩序，可以自适应，但不可被控制。在城市的发展中，自然而然的周期形成和出现，是完全无法避免的事情，因为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环境当中的限制条件会出现自然的堆积，早晚会淤塞到发展的路径，最终构成了一个个的发展周期。
有周期，就表明有极限，极限是相对的边界，所以承认周期是基本的城市认识。遗憾的是，现在这种客观的城市认识，已经被更多的彩色的梦所遮掩，人们更愿意相信的，不是冷静的城市认识，而是不断提出的无止境的发展概念，以及无止境的增长……。似乎，梦是永远的。
情景二：不可逆的生态与城市化
很多人以为生态环境那是有钱人的事情，发财要紧，有了钱才能治理生态环境。所谓先污染，后治理，源头思想就在这里。不要以为这仅仅是一些过于热心经济发展的地方官员的心态写照，那些认为城镇化可以“无极限”并认真加以论证的学者们持有的其实也是同样的观点。他们共同忽略的事实是，生态环境并不总是可以恢复的，很多的生态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就是不可逆的！
2008年，笔者曾经驾车由北至南观察过山西全省的生态环境。记得那是在山西吕梁地区，驻车在路旁，看着完全干涸的河流，望着那尘烟滚滚的乡村以及远处煤尘笼罩下枯黄的山梁，曾经心生感慨，山西没有50～100年的时间，生态环境是根本不可能恢复的！一位山西本地的记者驱车沿汾河南下，对汾河的污染进行了认真的采访，他在文章中写道：“所到之处令人目瞪口呆、不可思议。汾河下游沿岸的一些市、县领导不是努力地保护母亲河、爱护母亲河；而是把母亲河当做陌生的路人，让其下属的一些单位和企业摧残它、污染它，不断地在满目疮痍的母亲河的伤口上撒盐，让母亲河肝肠寸断、伤心流泪。”
不要以为生态灾难仅仅发生在资源大省，大家只要想一想付出惨重赔偿的松花江污染事件，想一想松花江边的哈尔滨，以及完全断水的城市生活。而更为惨烈的生态污染发生在中国南方，福建莆田市仙游县冶炼厂的污染导致203人血铅中毒，其中幼齿儿童就有200人。环境部门的数据是相当惊人的，全国城镇每天至少1亿吨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全国七大水系中一半以上河段水质受到污染，全国30%的水体不适于鱼类生存，20%的水体不适于灌溉，90%的城市水域污染严重，50%的城镇水源不符合饮用水标准，40% 的水源已不能饮用，南方城市总缺水量的60%-70% 是由于水源污染造成的。
每一个城镇都是一个或大或小的系统，而这个系统又存在于一个更大的系统之上。对于城市而言，这个更大的系统就是生态环境。现在各种各样的信号充分说明，环境这个大系统的承载力已经接近极限，除非我们愿意正视问题，休养生息，放慢增长速度，否则灾难性的后果已经在不远处等着我们。
情景三：新短缺经济与城市化
计划经济时代是一种短缺经济，那个年代什么都缺，蛤蟆镜和牛仔裤居然是打动女孩子们的极富魅力的商品。人们对商品的短缺见怪不怪，反正生活中什么都缺。一年吃一次肉，花生和瓜子只有在春节才会见面，家家户户的生活用品，很多都是凭票供应，所以那个年代也叫票据时代。由于经济上严重的商品短缺，1978年中国开始被迫进行改革开放，开放的社会立即显现出无穷的力量。随着中国经济的连年增长，短缺经济离我们而去，相反中国开始进入了世界工厂的时代，向全世界供应从卫生纸到船舶、飞机的各种商品。不过，制造业虽然也能凝聚财富，但这种财富的集聚速度似乎还是无法与地产开发相比，一旦城市开始沉浸于狂热的以地产开发为平台的投资活动之中，城市规模立即不断扩大，各种建立在奢华基础上的消费，推动商品需求做出泡沫化的膨胀，新的短缺经济的阴影从而再度浮现。
似乎是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报纸上的这个“荒”，那个“荒”，就开始越来越频繁的出现。首先出现的是煤荒，煤矿企业说的很清楚，产量已经到达的了极限，但需求还在增长。此外，煤炭的运输也成了卡脖子的问题，70%的煤炭靠铁路运输，但这还不够，烧着汽油运煤炭的重卡，依旧在公路上奔驰。即使这样，大小城市电厂煤炭库存已达警戒线的报道依然随处可见。煤荒之后是“油荒”和“气荒”，汽油不断涨价不说，而且供不应求；“气荒”也极为严重。重庆2009年最出名的一张照片是，长长的等着排队加气的出租车犹如长龙般沿着公路一样望不到头。能源供应紧张到了这个程度，“电荒”也就是在所必然了，不但是中小城市有拉闸限电的问题，就是上海、广州，甚至北京都开始了拉闸限电。
当然，城市在基础环节的需求远远不止于能源的提供，能源的供应仅仅是系统的输入，城市物质的输出同样也大成问题，这就是更为严峻的垃圾处理问题。据悉，北京原本的城市垃圾处理和填埋场都是在四环、五环沿线，因为在过去这就是远郊区了。由于城市化的速度大为加快，以及六环和七环的兴建，四环、五环早已在很多地方成为了城市中心区的一个部分，这就逐渐导致一种荒谬现象的发生—北京的中心区实际正在被围合成为一个巨大的垃圾堆，而现在的北京，已经难觅建设垃圾填埋场的地方了，城市的排泄面临严重危机。
每一个城市都是巨大的有机体，吃喝拉撒睡对公共服务构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现在我们有的城市规划声称人口要达到3000万人，甚至4000万人口。这是一个何等辉煌的规模，但从公共服务和公共商品的提供角度来看，无异于痴人说梦，几乎完全不可能。持这种观点的人可能不知道，北京现在的地下管网设施中，有一部分还在继续使用着清末民初时铺设的管道。难道只有在管道爆裂此起彼伏的出现之后，我们的官员和御用学者才会相信“城市化的极限”真的会出现，也能够出现？！
情景四：老龄化与城市化
城市化需要源源不断的人口供应，尤其是那种富有活力、存在强大消费欲望的年轻人口，否则城市化就无法进行下去，造出的房子就卖不出去。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但中国是否可以经受得住，永无止境的城市化？现在看来，结果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即使是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城市化也到了一个极限状态。
有记者的文章很好地叙述了一个镜头，冬日的上午，行进在河南省陕县“村村通”的公路上，路面坑洼，汽车颠簸。但见路边的村庄空巷荒凉，人烟萧瑟，令人咂摸出杜甫诗篇中乡村凋敝的况味。30年来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冲刷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淘空了这里的人气。传统农民对土地眷恋的目光，被城市五光十色的赚钱机会吸引而去。往昔的“田园牧歌”变成了“田园没歌”，“戴月荷锄归”变成了“戴月盼儿归”。在河南灵宝市大王镇的重王村，全村1.96万人，外出打工者占三分之一。男的大多去北京、深圳、上海等地搞建筑，20岁左右的女孩子去沿海地区工厂打工，中年妇女去新疆摘棉花。而作为中国的人口第一大省，河南早在1998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农村地区由于青壮年人口大量流入城市，早已提前进入了“超高老龄化”社会，而且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更差。越是穷的地方，外出打工的人越是多，留守在家的老人景况越凄凉。
从1999年到2003年，世界城镇人口年均增加2.1%，其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年均增加2.0%。与之对比，同一时期的中国，这个数字在中国是4.6%，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多。到了2007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达到了45%。有人因此还在叫喊，中国的城镇化还可以再前进一步，因为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差很远”。任何观点都应该讲求点逻辑，全世界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生存环境不同，城市化的水平存在差异是正常的，没有差异则是反常的。人家的城市化有70%以上，我们也就得70%以上，这叫什么逻辑？
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数据，2005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8%，其中发达地区为77%，不发达地区为41%。从各大洲来看，同属发达地区的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的城市化水平在73%-79%之间，亚洲为38%，非洲的城市化水平最低，为37%。作为不发达地区但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城市化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基本持平，为76%。从这组数据来看，中国现在45%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亚洲平均水平，处于一个合理但已经位于极限的临界点上。如果继续向上，搞过了头，则很有可能演变成为灾难性的后果—拉美化。
情景五：临界点上的城市化
1975年，美国地理学家诺瑟姆对世界上多个国家城镇化人口比重的研究发现，城镇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规律。他把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过程概括为一条稍被拉平的S形曲线，并把城市化过程分成3个阶段，即城市水平较低、发展较慢的初期阶段，人口向城市迅速聚集的中期加速阶段和进入高度城市化以后城镇人口比重的增长又趋缓慢甚至停滞的后期阶段。
根据诺瑟姆曲线，初始阶段的时候，城市化水平达到10%就表明城市化进程开始启动，该阶段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低于25%，城市发展缓慢，经历的时间长，区域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状态。加速阶段的时候，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30%以上，农村人口开始大量进入城市，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城市规模扩大，数量增多，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0%-70%，工业在区域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最后是稳定阶段，城市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60%以上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下降，城市人口增长处于稳定的发展时期。
由于老龄化等国情的不同，中国现在整体上的45%-50%的城市化率，实际已经进入诺瑟姆曲线加速阶段的后期，接近稳定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率虽然在理论上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和空间都在缩小，接近加速阶段与稳定阶段的临界点。现在上海等地的“80后”一代已经出现了返乡潮，而我国统计数据也表明，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所占用的耕地相当于日本的10倍左右。如此浪费的资源消耗以及文化和生活成本的压力，均是未来城市化的限制条件，表明城市化正在接近临界点。
情景六：强制拆迁与土地流血事件
11月29日晚，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悲惨的一幕出现了。成都市金牛区居民唐福珍因阻止有关政府部门拆迁而站在楼顶抗争，最后泼上汽油用打火机自焚。虽然对她进行了抢救，但还是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如今，唐的数名亲人或受伤入院或被刑拘，地方政府还将该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与政府的冷淡不同的是，正如中国一句老话说的那样，公道自在人心，如果你在谷歌上输入唐福珍的名字，你会获得179万条检索记录，这个数字比任何语言都更加强有力地表达了人们对土地经济的关切以及对生灵的祭奠。
正当成都“被拆迁户”唐福珍自焚身亡，引起了对政府强制拆迁的舆论风暴之际，江苏常州市一名76岁的老太太又因拆迁上吊自杀身亡，数以千计居民聚集悼念并呼吁停止拆迁。让我们将镜头再扫回到北京，几乎在同一时间的首都北京，海淀区四季青镇的北坞村，玉泉村民委员会在对居民席新柱家进行强制腾退时，席新柱往自己身上喷洒汽油并点燃，导致其面部等处被烧伤。席新柱的妻子讲述当时的情形：下午2点多，离公告上的强拆期限还有一天，席家兄弟正在家休息，大门突然被打开，一排头戴头盔、身穿深色类似防爆服装的男子鱼贯而入。“要强拆”，躺在沙发上的席新柱（此前已经被不明身份人员将腿打折，尚未痊愈）紧张起来。席妻说，因为他们家取暖还留有一些汽油，为了阻止强拆，席新柱便将剩余汽油洒在了自己身上，并拿出打火机威胁强拆人员出去，但强拆人员并未被喝止，还说：“你点啊、你点啊”。当时，席妻正在打电话求援，忽然听到背后“噗”的一声，一回头，丈夫已将身上点燃，强拆人员很快就将其身上的火扑灭。随后，席新柱被强拆人员送往医院。当天下午，席新强被人拽到拆迁办，房子随即被拆除完毕。
城市化需要土地，政府以地生财，巧取豪夺就成为了常见模式。只不过，近来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升，土地的争夺已经变得越来越血腥。中国近代史上已经有过三次土地革命，第一次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1927-1937），中共在根据地开展以“依靠贫下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路线的土地革命；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时期（1941年），实行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即“双减双交”政策。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按农村人口平均分配土地。我发现，中国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总是离不开对土地的纠结，那么今后还会有第四次土地革命吗？经历过血腥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恐怕都不会期望出现再一次的革命吧。
情景七：低效率的增长模式
无数的经济学家们站在讲台上告诫我们，中国的经济增长依靠投资推动，而投资又要依靠房地产的发展，依靠土地经济。所以这一切犹如车轮，虽然越转越快，但就是不能停，一停下来，就没有经济增长了，就没有政府财政收入了。而近年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似乎也很支持中国经济学者的这个逻辑，GDP增长率始终在持续上涨。有的经济学者甚至认为，即使10%的经济增长也不算快，中国还能做得更高更快。
问题在于，这些经济学者在告诉大家问题的一个侧面的时候，没有告诉大家这个问题的另一个侧面，这就是依靠投资推动的经济增长都是低效的经济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是用钱催动的，要有高增长就要用更多的钱，没有钱的投入，经济增长立即就会陷入停顿。这样的情况当然显得有些可笑，用大把的金钱换来一些数据，但这却是真实的。
让我们把镜头拉回来。
最近，笔者参加一个西部一个省的十二五规划讨论，事先这个省的发改委就已经确定了各种发展指标，当然要做的事情多，投资也就多，这样总投资就上去了，核算下来，经济增长也就上去了。我注意到，根据他们的数据资料，在很高的资本投入，在很高的经济增长条件下，人均收入的增长却非常低，仅仅是一万多元人民币而已。所以与其如此，还不如把总投资的一部分直接分给老百姓更立竿见影。要知道，经济增长也是可以从收入法的角度来考察的，真实的经济增长与收入指标是可以挂钩的。但这样一来，各种各样的项目自然是没法干了，可换个角度来说，不做这些项目，可能更好，因为这些项目的投入本来就是低效的资本投入。
如果我们的经济增长长期以来都是低效的，那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还有钱这样一直干下去吗？答案是，现在还有钱，但如果继续这样干下去，随着盘子越来越大，效率越来越低，很快就会没钱了！
七个情景，七个故事，所有这些方面都与城市化直接有关。城市化像所有的事情一样，都是有结果，也有条件的。现在条件正在转坏，从生态到人口和社会都是如此，而结果也不容乐观，这样的结果预示着不可持续，预示着经济增长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一个不知深浅的黑色溶洞。我们在这样的黑洞面前，也许还是停下来，冷静的看一看，想一想，停顿一下，整理一下，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需要澄清的是，在这里，我并不是说，城市化将会立即终止，这在现实条件下是不可能的，我的观点是，中国的城市化（城镇化）正在接近极限，我与其他人相比更相信这是基本的事实。而如果这样的观点被验证，则中国社会财富价值观的改变将是不可避免的，全球因此而恐慌也是不可避免的，股市和资产价格将会出现暴跌，这很正常，但说到房地产，价格未必会发生暴跌，但却会呈现市场紧缩的各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