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移民“后”

“后三峡”1239亿规划亮相两会，求解移民安置等困局

    ■ 重磅AⅢ01-03·AⅢ08

    后三峡时代即将开启。

    3月4日，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重庆代表团讨论并通过了全团建议，呼吁国家尽快开展三峡后续工作。分管移民工作的人大代表、重庆市副市长还向媒体透露，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上均存在重大问题，希望在后续工作中一一得到解决。

    云阳新硐村一户农家大院的几户村民，在外迁江西赣江的一座小城后，又纷纷回到故乡，但故乡却不同以往，他们在去留间徘徊；留守库区的罗兴安，从奉节搬迁到万州，虽说进了城，但却无法在城市里生存下去，只能整日在乡镇间游荡寻找卖苦力的机会……他们的故事是三峡百万移民的缩影和样本，他们的命运将是“后三峡”时代重点关注的对象。

    如果说当年兴建大坝、百万移民是三峡工程，那么如何解决地质、环境问题，如何让移民变成居民，“安稳致富”，就是规模毫不逊于三峡工程本身的“后三峡工程”。如果说三峡工程体现的是效率和技术，而后三峡工程则更多地需要科学态度和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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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迁移民：归去来兮空徘徊

    1239亿“钱景”

    开启后三峡时代

    这是筹划已近一年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首次在公开场合被提及。3月4日，正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重庆代表团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代表团全团建议———呼吁国家尽快开展三峡工程后续工作。

    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三峡后续工作规划还在等待国务院最后批复，其三大重点将分别是移民安稳致富、库区生态保护以及地质灾害防治。

    他同时透露，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和移民安置上均存在重大问题，虽然，三峡移民搬迁安置任务圆满完成。但库区距离“安得稳，逐步能致富”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而这一项工作比前期的百万移民任务更重。

    重庆代表团此次提出的全团建议里还包括，规划投资总额不调整，按照在2020年前投资1238.9亿元的方案安排资金。

    在三峡工程建设基本完工后，更具挑战性的后三峡时代即将来临。

    “瘦身”后的1300亿

    旨在解决三峡遗留问题、引导库区可持续发展的“三峡后续工作”规划，由国务院三峡办牵头，组织长江水利委员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等相关单位编制，库区各地市则参与了当地的规划编制。

    在奉节采访时，一位参与了当地规划编制的官员曾告诉南都记者，他们的规划预算投资几乎被砍了一半。

    长江委给这个清单作了第一次“瘦身”，比如涉及到生态移民的部分，据说就派了几百个人下去，深入到每个村，调查了几个月，看哪些是需要再移的。

    “你要看砍去的是什么”，长江委某专家向记者解释说，如果把各地报的加在一起，有4000个亿，“一些城市光是长江大桥就规划了好几座”。

    最终，不到1300亿，低于三峡工程建设的动态投资，被确定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数字。

    移民“安稳致富”该谁管

    在后续工作规划中，用于移民安置的投资可能占到总投资的一半以上，还有100多亿用于后期地质灾害治理，剩余资金用于三峡生态环境保护以及兼顾对下游的影响。

    其中，涉及到地质灾害治理的100多亿最早通过审批。最终，确定了在三峡已经投入120亿资金治理地质灾害的基础上，再投入100多亿资金。

    而涉及到生态移民的部分，以及让移民“稳得住，能致富”的部分，意见则不太统一。有人认为这是重庆自身发展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叫个别的名字，是否要归到三峡后续工作名下。

    “说实话如果这些都要算进去，三峡就不是过去的那个预算了”，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如此评价。

    而作为三峡库区主要所在地的重庆，显然不会赞同类似“让移民安稳致富是城市自身发展”这样的看法。谭栖伟副市长透露给媒体，“库区的现实问题，仅靠重庆一市之力，难以完成”。

    记者在采访两院院士潘家铮等三峡工程建设主要参与者时，他们也表示不反对以三峡后续工作来解决移民遗留问题，帮助库区经济发展。潘家铮还特别提出，“这是国家应该做的事情”。

    “至少几十万人”再移民

    在后续工作规划中，特别令人关注的是可能涉及到生态屏障区的移民再搬迁。

    对于很多原地后靠的移民而言，这将是他们第二次搬迁。

    生态屏障区的人口减裁原则，将遵循“统一规划、政府引导、群众自愿”的思路，而搬迁的主要目的地之一，将是那些正在逐渐扩张的库区新城。

    一位长江委的专家提醒记者注意，这个可能涉及到至少几十万人再搬迁的规划，不仅有保护库区生态环境的考虑，也有重庆市城乡统筹的考虑。

    毫无疑问，后续工作超过一半的投资将用于移民，长江科学院院长陈进告诉南都记者，不过，虽然是用于移民，大头还是城市建设，比如兴建交通线路、土地平整，大部分投资还是政府在花，属于对移民的间接投资。

    而这些投资是否能让移民“稳得住，能致富”，则还需要时间的考验。

    张丽从没去过江西，但她身份证上的户口所在地是江西峡江县，这让她非常焦虑。

    她是一个三峡移民，现在上海务工，每次电视上放三峡移民的时候，她都会偷偷回避，说到自己也是移民的时候，她会哭，这是一种旁人很难理解的感情。虽然在搬离云阳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现在也不过20岁，人生才刚刚开始。但她已下定决心，要回到云阳。

    她的姐姐不久前刚做了“云阳人”的媳妇，但还是没有办法做回一个真正的云阳人。云阳民政部门告诉她，户口从江西迁不回来了，凡是外迁移民，户口都不能迁返。

    她的“二爸”钟厚运，1974年出生，不久前也私下托人问过，户口能否迁返。他从江西回来后，2007年用开车积攒下来的8万块钱，在云阳买了一套二手的商品房。他在云阳不缺吃穿，不缺工作，不缺朋友，唯一缺的是身份认同。虽然他是云阳人，但他又不是户籍意义上的云阳人。

    这是云阳县一个农村大院几户村民在三峡移民之后的不同人生轨迹。他们并不代表三峡移民的全貌，而只代表了三峡移民中的一个群体，和“稳得住，能致富”不同，因为各种原因，这个群体仍然没能安定下来。

    令人深思的是，他们为什么仍徘徊在去留之间。

    又要走了

    陈朝志夫妇的房子依山而建，老房子在长江边上，早已被水淹没，每年夏天水库水线消退，他们能远远望见老房子的废墟，连屋顶都没剩下。

    他们在坡上起了一栋100多平方米的新屋子，靠近马路的方向做了个门面，卷帘门的灰尘很厚实，似乎从来没打开过，因为没有商业需求，这条马路通向江岸，沿路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户人家，平时一般也没什么人走这条道。

    在云阳县有很多像陈朝志夫妇一样后靠的移民，他们的房子和土地都被升起来的长江水淹没。他们在山坡上盖起了新房子，守着几分土地，在每年水位消退到145米的时候用消落带的坡地种菜，虽然专家们说用坡地种菜并不好，会造成污染，或者水土流失。但江岸边的土地已经非常有限，每户人农田加坡地也只能凑够一亩，农业收入很少。除了年轻人外出打工赚钱养家，几乎没有别的生活来源。

    他们很可能会被第二次搬迁。“已经登记过了”，陈朝志说，言谈中充满了期待和向往。政府派人在这一带逐户登记，征求大家的意愿，可选名单里有新县城、老县城、或者外城、外省，这位老人填的意愿是新县城，如果一定要搬，他想搬到新县城去，而不愿意去已经被遗弃的老城，他更不愿意再搬到别的地方。

    迁往他乡的经历，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他的哥哥陈朝庭，当过10年兵，之前和他一起开面坊，2002年异常积极地响应号召，户口迁往江西，奔往新生活，4个月后，却和老伴雷明英、大女婿一起举家回迁。

    蓄水前最后一批移民

    2002年，三峡蓄水前，陈朝志所在的新硐村第一组，175米蓄水线之下，已经有几百人通过投亲靠友、自谋生路等办法，搬离库岸，当时的情况，蓄水线下还剩118人没有着落。

    最初定的计划，是这118位村民全部原地后靠，在更高的山坡上修筑房屋，谋求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当时，外迁的机会也是村民自己争取来的。

    陈朝志当时直接参与了改变这个村庄命运的过程，作为这个自然村的会计，他和组长花了一周时间去丈量175米白线以上剩下的土地，发现还剩下29.8亩，但要养活100多人，人均只有两分地。

    土地显然不够，村干部跑到重庆市去反映情况，据说当时一个市委秘书长亲自到新硐村考察，和县领导一起，确定了新硐村的外迁计划。

    计划外迁点，正是江西峡江县周边的几个村落，峡江县是赣江边上的一座小城市。当年外迁时，新硐村曾举村考察，一家派出一个代表去探情况。和新硐村相比，峡江县的土地更多，而且看似更平整。但当地人告诉他们，这些田几年就会被赣江水淹没一次。当地人的叙述引起了新硐村村民的警惕，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些说法并非是拒绝外来者的托辞。

    “当时也不是所有人都看上了”，陈朝志说，“隔壁茅坝村乡党委书记也去峡江看了，那个书记就没看上”。

    但新硐村的搬迁仍然势不可挡，陈朝志的哥哥陈朝庭，就这样成为了三峡蓄水前新硐村外迁的最后一批移民，和陈朝庭同一个院子的钟裕根、明平秀两位老人，连同二儿子夫妇，也是和他同一批户口迁往峡江。

    这个院子一共有6户人家，都是三世同堂甚至四世同堂的家庭，甚至在移民前还有的家庭没分家，兄弟几人共同侍奉双亲，一个家庭往往能达到十多人的规模，比如陈朝志，移民之前，他家共有13口人，和亲戚朋友相互交通往来。

    这种院子在川江地区还有很多，往往是同一个村民小组，一家挨着一家的墙搭建起来，在农村，人际关系并未退化得如同城市那样简单，社区居民互通有无、守望相助。同一个院子的关系非常好，邻家小孩往往叫隔壁叔叔“二爸”、“三爸”，是模仿亲戚的喊法。

    断裂的社会关系

    这种于农村而言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很快在搬迁的过程中断裂了。最后一批去峡江县的新硐村移民有112人，陈朝志曾经计算过，有68人来自新硐村一组。这68人曾经希望能聚居在一起，但这个要求很难得到满足。他们被分散在三个不同的乡。

    有的村民虽然在销户合同上面签了字，但并不愿意离开，比如钟裕根、明平秀夫妇，他们心里想的，还是留在原来的地方，和没有外迁的女儿住在一起。钟裕根曾经去过一次江西，办理残疾证，结果发现在当地喝水也要拉肚子，蚊子太多，水土不服，他便不愿意再走。

    而他的小儿子钟厚运夫妇则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举家迁往江西。钟厚运1974年出生，是很典型的川江人，善于言谈且吃苦耐劳。他在2003年和妻子一起把所有重要的家具搬上了乡政府欢送移民的卡车，虽然有搬运物品体积的限制，他们还是把几个泡菜坛子搬上了车。泡菜坛子是巴蜀人几乎每家一个的物件，于每天的饮食非常重要，而且盐水越陈越香。钟厚运搬上泡菜坛子，是想踏实在江西过日子的。

    但两周后，他就和同一个院子的张家一起回了云阳。钟厚运回家，倒不是因为水土不服，或者单纯的思乡心切。他当时花钱从当地村民那里买了两亩田，但后来发现都是最差的田，收购的旧房也不过50多平方米。

    在当地语言不通，原有的朋友又很难联络。比如钟厚运要去找年龄相仿，同个院子长大的李大新兄弟，从一个乡到另一个乡，可能就要坐上两三个小时的车。

    更现实的是，钟厚运发现附近没地方打工挣钱。而之前他们所在的新硐村靠近云阳老县城，找工比较容易。

    几乎是事事不顺心，所以在孩子要开学之前，钟厚运两口子便急匆匆赶回了云阳。本来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情，但试验几乎是溃不成军，除了水土不服带来的异乡人感觉，家乡也似乎有更多发展机会在召唤着他。他回到云阳，就赶上这个新的移民城市建设得热火朝天，他和也从海南迁回的哥哥一起跑起了运输。

    回迁的选择

    钟厚运走了不到4个月，一个院子的陈朝庭、雷明英夫妇也走了。

    这个村小组留在峡江县的人，只剩下李大新两兄弟。旁人都说他们是为照顾孩子读书。

    虽然在长三角一带有很多成功的移民安置范例，但新硐村的移民安置显然并不能算作成功。在村民的考察和适应过程中，这个新的居住地被遗弃，人们纷纷回到原来生活的地方。有的人则根本没离开过——— 亲人去打了头阵，回来诉说异乡生活之苦，他们便打消了搬迁的念头。

    对大多数人而言，回迁并非是情感的牵绊，而是一种理性选择。如果迁入地的条件好，还是能够留下，雷明英说。她是住了4个月才离开，很不方便，买药坐车要1个多小时，一天进城还只有两班车，而她的老伴陈朝庭，又是常年疾病缠身。之前他们住的地方，走半小时就能找到买药的小商店。

    移民款跟着移民走，在安置过程中，一部分用来购买当地的田土，还有一部分用来买房屋。最后每个人领到的只有8000多元。

    和别的回迁移民一样，钟厚运带着一家三口的钱，回到云阳，重新白手起家。现在他和哥哥合伙开一辆面包车。他买了自己的房子，孩子读上了当地的小学，和返乡的哥哥共同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

    回迁群体的思虑

    虽然从表面上看，钟厚运的家

    庭和别的云阳家庭没什么区别，两兄弟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每隔一周去看看住在新硐村的父母，送瓜果补品。

    回迁移民在云阳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相互保持着往来，邻居之间互通电话，互相串门。

    这些都是最真实的生活，但钟厚运觉得这种生活中也有某种欠真实的成分。比如他就不能购买当地人都能买的养老保险，针对移民的养老保险，当地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比如可以免缴之前的余额，每个老人只需要花1万多块钱就能办好，可以在60岁之后开始拿“工资”。之前哥哥钟厚生拿出一万多块钱，让弟弟去江西给父母办养老保险，但发现根本办不了，他们被告知不同地方政策不同。

    这个时候钟厚运就想不通了，他不明白有什么不同。

    不久前，钟厚运又托人去问，户口能不能迁回来，他在云阳已有房产，房产证上也是自己的名字。

    在得到否定的答案后，他又失望了一次。孩子和他一样是江西户口，将来读中学，会多交一笔为数不少的补充学费，麻烦的事还很多，比如孩子将来高考是不是还要去江西找个中学。

    经济上，重庆市政府出台的针对移民的优惠政策，钟厚运的家庭户口既然已经外迁到江西，自然一条都享受不到。

    虽然同样是移民，但他的所有户籍关系已经离开重庆。而事实上，他的所有社会关系还在云阳。

    钟厚运时常忧虑，自己的未来怎么办。他研究了劳动法，发现外出打工企业可以帮忙缴纳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能不能十多年都在外面打工，退休了就能拿退休金，不成为儿子的负担。

    他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并和妻子讨论这个想法的可行性。

    他又思考，户籍制度将来有没有废除或者改变的可能。

    妻子没有考虑这些看起来异想天开的问题，她担心的是，会不会有人把他们遣送回江西去。

    在云阳县，类似新硐村这个院子这样的回迁村民，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群体，缺乏归属感成为这个群体普遍面临的问题。还有的从江西或者海南返回的移民，在新县城买了房子，却不敢用自己的名字登记。另一个买了几套房子的回迁移民则反复询问记者，未来是否有可能把户口迁回来。

    走和留的矛盾

    除了不谙世事的小孩，焦虑在这个群体中普遍存在。

    张丽也在云阳的这个院子里出生，说到自己的未来，她眼圈突然红了。其实她才20岁，无论年龄还是穿着打扮都像个女学生，应该还不到为归属感焦虑的年龄，未来还有无限的可能。

    但每次电视上放三峡移民的时候，她都会偷偷回避，她会哭，这是一种旁人很难理解的感情。虽然在搬离云阳的时候，她还是一个上初中的孩子，但她已下定决心，要回到云阳。

    她在上海务工，她会有机会遇到很多别的三峡移民。每次和别人谈这个话题，都会增加她的挫折感。比如迁到上海松江和崇明的移民，一般在当地就能找到工作，生活状态也更好，对迁入地比较有归属感。

    而她一点也不了解自己户口上标注的那个地名，峡江对她而言仍然只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她想回到云阳，但不知道如何回去。

    她的姐姐不久前刚做了“云阳人”的媳妇，但还是没有办法做回一个真正的云阳人。云阳民政部门告诉她，户口从江西迁不回来了，凡是外迁移民，户口都不能迁返。

    钟厚生钟厚运兄弟出钱，在新硐村山坡上为父母钟裕根、明平秀修的房子，已经成了无主房，原来是用他姐姐的宅基地修的，但现在姐姐户口也去了海南。老人住在里面，用儿子买的手机和外界保持联系。

    虽然搬迁已经八年，新硐村一组几十位移民仍没有真正安定下来。回迁造成了身份认同上的错位，而原地后靠的移民，则等待着新一轮以生态避让为主旨的搬迁。虽然何时搬迁、往何处搬迁还不确定，但在新硐村，已经有人来挨家挨户了解，登记村民意愿。

    对这样的登记，村民往往抱有矛盾的态度，未来充满了不可知性，但同时又是一种改变生活的机遇，比如陈朝庭的弟弟、老人陈朝志，他再也不愿意守着一亩地，每年在江水消退的库岸边上种菜。

    老云阳，放弃和留守

    有的人想回来，又有人想走出去。城市的历史不会因为废弃而荒芜，人们总是在寻找或者坚守最适合自己的地方，即使这里已不复当日风光。

    新硐村一组距离老城不过两三里路，曾经享受过老城带来的方便。但现在，云阳老城已经成为历史，或者说是废墟。坐在快艇上路过老城，那景象就像看到地震之后的遗址，你以为没有人居住了，但似乎还有车子在废墟中穿行。终于走到废墟了，才看清老城，废品被堆成一座小山，触目惊心地堆积在路旁，似乎这座城市昨天才萎缩。

    比库区里别的老县城幸运的是，云阳老城还有最顶上的一条街没被淹没，它现在变成了一个镇，其实还不如镇，没有专门的公共汽车到这里，只有在岔路口拦截经过别处的车子。有两三个小面馆，一个规模已不算小的农贸市场，一个派出所，承担着云硐乡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功能。

    老城已经被抛弃。如果问云阳人老城好还是新城好，大部分人会觉得这是个多余的问题，包括为移民身份发愁的钟厚运，因为答案实在太过明显。老城很狭小，云阳人夸张地说，抽根烟就能从城头走到城尾。

    而新城蔓延在长江边上，一眼望不到边，拥有最繁华的中环路，上面还有重百，有大型连锁家电超市，新房子，“随便哪一栋，最差的，也比老城好”。从雕花的路灯到宽阔的岸堤，一切都是按照一个中型城市的气派和档次来建设的。

    但老城还在，虽然只留下了冒在水面上的一段，仍然在忠实地履行它的社会功能。甚至它已经被废弃的老码头，也在发挥作用。虽然大段向水的阶梯已沉入水底，露出水面的部分，被瓦砾覆盖，令人很难想象当时的盛景。

    现在它显然退却了，人们却没有忘记它。还是在这里搭船，慢船在这里会停，从云阳老城到新城，足足要走三四个小时，船夫沿途带人装货，船装得很满，在从前，长江还是一条湍急滚动的河流时，这是不可想象的。

    留守移民：困窘谋生致富难

    罗兴安是这个世纪初，从奉节搬迁到万州的三峡移民，他用补助的移民款在移民安置区买了套房子，户口挪到万州，就这样进了城。但他却无法在城市里生存下去，城市不需要像他这样的人，除了种田之外，没有其他技能，又年届不惑，罗兴安很难找到工作。他不得已又和妻子一起回到了奉节，在农村租了间小房子，整日在奉节和云阳之间的乡镇游荡寻找卖苦力的机会。

    三峡移民中，只有十万去了外省市，还有近百万留在了库区。走出去的十多万移民，背井离乡，经历社会关系网络的断裂，自然痛苦，但更困难的，恐怕还是某些留下来的移民。通常，人们会更关注背井离乡的外迁移民状况，对库区内安置移民的关注则相对较少。

    南都记者在万州、奉节、云阳等地采访时，发现留守库区的移民返贫现象较为突出，其中部分移民难以适应城市生存环境，只能进入城市生活的最底层。

    移民之城万州

    “重庆三峡移民搬迁安置任务已全面完成”，今年1月，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在重庆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三峡移民累计完成移民投资540多亿元，搬迁安置移民113万人。他同时暗示了重庆的下一个目标，他说———“搬得出”已经实现，但“留得住，能致富”还没有全部实现，仍有超过两成的城镇移民要吃低保。

    在重庆，万州是最大的移民区，迁入移民26.3万人，三峡库区有1/5移民迁移到万州。在万州城区，五桥和龙宝是当地两个主要的移民聚居地。上世纪初，万州就是长江上的重要口岸，有“成渝万”的说法，万州紧随在成都和重庆之后。

    三峡移民搬迁以来，万州又因成为三峡移民的主要迁入地，规模急剧扩大，变成重庆第二大城。

    和同样沿江但空前局促狭长逼仄的奉节、云阳、巴东相比，万州地势更为开阔，更有发展和建设空间。在过去十年，随着移民的陆续迁入，大规模的安置房和商品房建设令万州日新月异，现在这座城市有机场，有几家四星级酒店，有宽阔的马路和优美的城市绿化。

    生活在夹缝里

    然而，这座库区城市的快速发展并未覆盖所有问题，虽然移民小区通常修得光鲜漂亮，却无法掩盖一些住户的困窘现状。

    周长兰就住在位于万州五桥的江东厂宿舍区，她来自奉节，40来岁，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只能帮人扫地，每个月可挣得200多元，她的丈夫外出打工，帮人弹棉花。按照万州区区长李世奎报告的人均G D P3000美元的成绩单，他们的收入实在是不足一提，还要供养父母，送孩子上学。周长兰也住在移民小区，踏进门便可看到暴露在外的水泥墙壁，没有任何装修，破布遮着窗子，没有什么成型的家具，是彻底的家徒四壁。

    虽然，作为户籍在城镇的低收入家庭，他们可以部分纳入城市的低保体系。但仍然难以满足家庭最基本的发展需要，比如孩子的教育就是个难题。同一个小区的杨仁礼情况和周长兰相似，最近他17岁的儿子也找不到了，家里太穷，小孩无法安心读书，最近一次联系上，杨仁礼才隐约知道他是在外面打工。

    40岁以上的移民，社会适应能力普遍不如年轻人，却有最重的家庭负担，上有老下有小，库区剩下为数不多的厂矿，一般都不招收40岁以上的工人。他们只能零散地寻找小工，当“棒棒”，生活在城市的夹缝中，或者像罗兴安一样，在别处找生计。

    流离的生活，更令年轻一代无力照顾双亲。罗兴安的父亲罗必贵，同样是从奉节移到万州，他住在移民小区一户非常狭窄的居室里，生活过得很艰难。老人身体不太好，难以吞咽食物，一天只吃两顿稀粥。

    产业空心化挑战

    75岁的罗必贵平时没什么消遣，他最喜欢去逛的地方是附近的富民花园。这是一个较大的移民小区，有中心花园，附近的老人都喜欢到那里晒太阳、聚集在一起闲聊。

    老人们聚集在一起，念念不忘的总是家乡的脐橙树，广柑树；不太满意的是，用移民款买安置房，不够还要倒贴钱；患得患失的则是，进城后，儿女能不能找到满意的工作。

    普遍的常识是，进城意味着更多发展的机会，不必固守一亩半分田靠天吃饭。但实际的情况是，在缺乏就业机会的城市里，若缺乏技术，除非有亲戚朋友照顾，否则很难在城市里寻找到生存空间。虽然针对移民的培训从未间断，但城市里厂矿很少，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相当有限，况且若没有政策补贴，工厂一般也不愿意招收大龄工人。

    知识的缺乏，则雪上加霜，令他们很难获得改变命运的途径。罗必贵说自己祖祖辈辈都穷，儿子稍微好些，自己则根本不识字。若是在农村，他们可以依靠土地生活下去，但在城市，他们就变成了需要依靠福利政策才能生存下去的人。

    产业空心化，几乎成为库区各城市面临的共同挑战。在三峡搬迁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大部分产业被消解。据统计，重庆库区在迁徙过程中共关破重组减少了千家企业。

    实际情况是，作为生态敏感区的三峡库区，以工业拉动G D P的传统方式，因为环境容量的限制，难以得到大规模发展，进一步拉低了新城的就业率。

    年轻人也很难找到工作，在当地，二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除了外出务工，留在城里的，若没有一技之长，常见的工作便是开摩的，或者当保安，后者往往还需要依靠一些社会关系。

    遗留问题的诉求

    虽然三峡自古是贫穷地区，但在移民搬迁，新城市兴建之后，一些移民生活仍然没有得到改善。

    某些奉节的老城镇居民则向记者反映，搬到新城后，门面生意反而不如以前。

    重庆市政协曾在去年的一份报告中如此描述库区社会的潜在矛盾：失业问题堪忧，就业岗位远远不足。按照最新统计数字，包括万州、奉节在内的八个重点区县，城镇调查失业率约为9%，高出重庆市平均水平约五个百分点。

    虽然沿街都是铺面，但商业仍不景气。重庆大学的移民研究专家雷亨顺说，原来以为摆摊就可以解决生计，谁知最后变成了你卖给我、我卖给你。最后大家都卖不掉。

    记者获得的一份奉节县永安镇镇政府移民安置文件里，总结了近几年商业不景气的另一项原因：“移民搬迁后，可以说，绝大多数移民将原来的积蓄都用于购房、房屋装修和购买家具等，导致购买力普遍下降”。

    经济矛盾加上部分移民安置中的矛盾，造成移民信访率居高不下，移民要求解决遗留问题的诉求强烈。

    让移民尽快转化为居民

    “万州的主要矛盾是就业问题”，重庆大学教授、重庆市政府参事雷亨顺说，在三峡库区，拼命发展工业不行，不发展工业也不行，所以现在它是限制开发、点状发展。

    若今后不能寻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就业率低的情况可能继续延续。

    雷亨顺被媒体誉为三峡专家，他今年已经83岁，最近又出了一本讨论三峡如何可持续发展的书。他认为，要解决移民问题，大思路应该调整，要尽量淡化移民这个概念，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尽快让移民转化为安置地的居民。他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思考三峡的历史定位，以及库区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他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非常理性地意识到，三峡库区存在的根本性约束。

    曾有学者提出能否在库区发展低污染的劳动密集型手工业，增加就业率。但这样的产业往往要依赖便捷的物流系统，在库区交通设施尚未发展好的情况下，这个建议很难实施。

    虽然按照三峡工程建设时的补偿标准，大多数移民人均拿到了2万-3万不等的补偿款，但这似乎仍并不足以支付他们的未来。

    “实际上未来的趋势，以后所有的水电开发，都要考虑到移民的长期生存，不能说一次补助就够了”，长江委水资源保护局原局长翁立达评价说，虽然我们国家从二滩、从小浪底开始，用世行贷款项目，给移民补助，但国内项目中，第一次把移民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也就是从三峡开始，三峡应该带个好头。

    数字

    重庆库区15个区县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8.1%，有21.9%的城镇移民吃低保。涪陵及其以下8个重点区县城镇调查失业率为8.95%，人均GDP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0%，全面小康实现程度只有25%。

    三峡库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354人，是全国平均数的2.1倍，是同类山地丘陵地区的4倍。后靠农业安置的15.57万移民中，有6.3万人均耕地不足0.5亩、2.8万人人均耕地不足0.3亩。